文化江南的历史追怀

这些天来,我一直都在很认真地阅读荣会先生的一批散文,先是以两三天的时间集中通读,后又将其中最为喜爱和会心最多的篇什反复细读,深深地沉浸在对江南的体悟、追怀与缅想中。更有意思的是,我还因为其激发与感染,带着孩子,冒着酷暑登临了他在一篇散文作品中所写到的南京阅江楼,领略了“一江奔海万千里”的壮阔与浩荡。许久以来,由于从事着所谓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职业,某种意义上,我的阅读已经“养成”了某些职业性的毛病,似乎很难有陶然其中、欲罢不能的时候了,但通过对荣会散文的阅读,却很强烈地体验到了自己的这种久已消失了的经验,唤醒或找回了那种阅读时的陶醉与沉迷。

余自客居金陵,忽忽焉已逾十五、六载,虽然颇受江南的润泽,但对江南,根本上却又是相当隔膜的,荣会的散文,却通过对文化江南的历史追怀和诗意盎然的书写,满足了我对江南的进一步接近或深入的渴望。

在他的一批散文作品中,无论是那些占尽名诗的江南名山(《江南名山诗占尽》),还是那些“穿越时空”的江南名楼(《穿越时空的辉煌》);无论是玄武湖和西湖这样两个形貌虽似其命各异的江南名湖(《姊妹命不同》),还是南京的乌衣巷、马府街和乌龙潭这样一些历史文化内涵实际上相当丰厚的“小地方”(《大都市中的几个小地方》);无论是流传甚广的梁祝传说(《江南的传说与传说的江南》),还是紫砂陶艺(《乾坤一壶》)和被称为是“百戏之祖”的昆曲(《飘散的笛声》;无论是名臣范蠡(《悲壮的逃离》,还是乾隆皇帝(《皇恩浩荡下江南》);无论是宋时的周邦彦(《两个周邦彦》)、文天祥(《从零丁洋到金陵驿》)和清时的金圣叹(《一声叹息》),还是后来的胡适之(《他从山中来》)、徐志摩(《徐志摩的1921》)、黄宾虹(《在潭渡看见一道彩虹》)和瞎子阿炳(《月夜永罩的城市》);无论是一场革命(《深入东王府》),还是一场情事(《徐志摩的1921》、《他从山中来》)・・・・・・有关江南的众多物事、人物和这些江南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着相当丰富的书写。正如著名散文家王充闾先生在谈到荣会的散文创作时所说的,诸荣会所描绘的,实际上是一幅“源远流长、意蕴深厚、独具特色的江南文化图谱”,循此“图谱”,我们正可以非常深入地了解江南、进一步地接近或亲近江南。

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意义却绝不仅止于“文化图谱”的意义。诸荣会的散文相当深刻。他对江南历史文化图谱的描绘实际上是有着相当深刻的文化关怀与价值立场的。他的散文,经常会有令人耳目一新和令人击节的独特之处。比如现在的玄武湖,它的吸引力已经远逊于西湖,而在《姊妹命不同》这篇作品中,他通过对二者的历史考古和比较分析,发现了西湖“对人们的吸引力并非来自于它本身,而是来自于与它有关的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远远近近的传说、故事和人物”,“来自于附着在它身上的文化”,很精辟地指出了这两个“姊妹湖”命有不同的根本原因,也很充分地说明了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最近南京正在准备重新“打造”玄武湖,打造的方案也正在征求人们的意见,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真的应该听听荣会先生的想法。我举出这个例子,并不是因为这篇散文在诸荣会的这批作品中最为优异,而是因为南京这些天恰好正在忙着这样的事情,让我格外体会到诸荣会深刻的文化敏感及其散文的文化现实意义。实际上,此外的他对梁祝传说、昆曲的命运和对宋词与江南之间关系的梳理与揭示,对从范蠡到朱元璋到乾隆到洪秀全到周邦彦到金圣叹到胡适之与徐志摩等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评判,都有很多令人叹服的见解。而在其中,我以为最为深刻的还是《深入东王府》,它从被誉为“金陵第一园”的南京瞻园入手,通过追溯其作为太平天国东王府的前身,再进一步深入到以天王洪秀全为中心的太平天国的内部,在对太平天国运动近乎荒诞的历史悲剧的书写中,从而揭示出所谓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周而复始的血腥报复这样一种“潜伏在中国历史的一个暗角”里的独特的政治文化,这和他的《皇恩浩荡下江南》、《贡院的那些事儿》等篇什一起,非常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文化散文的基本内涵,超越了以往的很多作品。

我一直以为,在当代中国的散文历史上,文化散文的勃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散文史现象,它的题材取向、精神内涵、体制规模和文体特征虽然正在走向成熟,但其强健和勃郁的生命力量,在诸荣会散文创作中又一次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当代中国的文化散文自余秋雨、王充闾和夏坚勇等人之后,诸荣会的散文也已经以其相当突出的成就而引人注目、蔚为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