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旅游业投资效益探索

文化旅游与投资效率

文化旅游学术界关于文化旅游的定义十分模糊，定义角度和概念外延都不一致，这阻碍了文化旅游业的评估研究，而若想展开相关研究必须明确文化旅游的概念及其范围。从动机上讲，文化旅游是指在寻求和参与全新或更深文化体验基础上的一种特别兴趣旅游，与一般的旅游活动区别甚微，因为任何一次旅游经历都可以说是一次对新文化的体验。故而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所提供的历年《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03～2011)中，文化旅游业的行业运行状况均被旅游业整体行业发展状况所替代，报告中没有对文化旅游业行业范围进行清晰界定［11］。出于统计研究的便利性，《文化产业年鉴》(2010)将文化旅游定义为“泛指以鉴赏异国异地传统文化、追寻文化名人遗踪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为目的的旅游”，借此希望将文化旅游与其他旅游形式相区别。同时，年鉴中也紧扣文化主题展开文化旅游业发展状况分析，为文化旅游业的专题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但从统计结果的分析来看，《年鉴》中关于区域文化旅游业的统计资料仍然不能形成统一口径［12，13］。由此可见，文化旅游业行业边界及其统计研究工作至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其专项研究学界正在做积极尝试。本文比较了各种有关文化旅游的定义以及对于文化旅游业产业范围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效率评估的研究目的，笔者认为应选取文化旅游的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definition)，即人们离开常住地，到文化吸引物所在地，如遗产遗迹、艺术与文化表演、艺术与歌剧等的一切移动。这一定义将文化旅游活动的范围界定为对下列文化遗产资产的使用:考古遗址、宫殿、历史建筑、著名建筑物、废墟、博物馆、雕塑等［14，15］。这里明确了文化遗产景区是文化旅游的主要吸引物，也构成了地区文化旅游业的核心动力源。因此，本文将借助区域文化遗产景区的投资效率评估结果展开地区文化旅游业的投资效率分析，对文化旅游业的经济分析做初探性研究。投资效率及其评价指标投资效率是指投资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和所消耗的资源之间的对比关系，无论是宏观层面的产业还是微观层面的企业，都需要在给定的投入和技术条件下，对经济资源的利用做出衡量。从静态来看，投资总效率是总体衡量指标，由于它是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之积，因此，可以通过观察这两个分解指标的分值，获得提高投资效率的管理启示。规模效率是指用于发展的资源要素投入满足发展对资源需求的程度。当资源投入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发展的能力不能达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规模上讲，该时期发展是没有效率的，通过增加资源要素投入，发展便可获得更大的收益。技术效率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对现有技术水平发挥的程度。即指在既定的技术和环境条件下，用特定的投入生产最大可能产出的能力和意愿。如果一个企业在既定投入的条件下能够实现最大的潜在生产力，它就具有技术效率。从动态来看，全要素生产力指数是总体衡量指标，衡量单位总投入下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常被视为科学技术进步的指标。在动态DEA中，全要素生产力指数为技术效率变化与技术进步之积，若其大于1，则生产率提高;小于1，则生产率下降;等于1则不变。技术效率变化衡量由技术效率引起的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或降低，若其大于1，说明潜在生产力提高;若其小于1，潜在生产力降低;等于1则不变。技术进步是指生产前沿面向前移动，它意味着由于某项工具、技能、技术的发明使得整个生产能力的增加，即科学技术使生产能力提高。因此，该项指标大于1，则说明技术增长;小于1则说明技术下降;等于1则不变。

研究方法及模型构建

数据包络分析法目前，在国内旅游绩效和评价研究中，学者们采用最多的方法是数据包络分析法、随机前沿函数法和平均值的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是一种线性规划方法，由查恩斯(Charnes)、库珀(Cooper)和罗兹(Rhodes)［16］在法雷尔(Farell)［17］关于生产效率评价的工作基础上提出的，是一种新的以效率前沿面技术代替一般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专门用于效率评价的系统分析方法。在传统的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中，估计的生产函数并没有表现出实际的前沿面，因为生产函数的估计是将有效单元与非有效单元混合，所得到的生产函数是非有效的，但是DEA模型利用有效前沿面可以判断决策单元是否位于有效前沿面上。同时，DEA在解决多输入多输出的问题时具有绝对优势，例如:DEA方法是以决策单元的输入输出的权重作为变量，模型应用最优化方法来内定权重，从而避免了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所带来的主观性;DEA方法处理经济学生产函数与规模经济的问题时有其特有优势，其评估效率的结果为一综合性指标。由于DEA方法无需设定投入与产出变量的权重和生产函数形式，特别在样本容量较小，研究问题是多投入、多产出的情况下显示其特有的优势。基于DEA方法在评价旅游效率的较大优势，本文将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文化旅游投资效率进行评价。DEA的评价原则是当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unit，DMU)落在效率前沿面上时，DEA认为此时的投入产出组合是最有效率的，且其效率值定为1;其他的决策单元则以有效单元为基准，赋予介于0和1之间的相对效率值。模型构建确定文化旅游业适用的效率评价模型DEA效率模型在估计效率前沿时可以采用两种导向，一种是投入导向(inputorientated)，另一种是产出导向(outputorientated)。投入导向模型是指在不减少产出的情况下，衡量投入要素减少的比例;产出导向模型则是指在既定的要素投入下，衡量产出增加的比例。DEA方法中的CCR模型和BCC模型是衡量同类生产个体效率常用的两种基本模型。CCR模型是在固定规模报酬(constantreturnstoscale，CRS)下生产，但实际上生产个体往往存在规模报酬变动，所以导致规模效率混杂在效率测度中。BCC模型考虑到规模报酬改变(variablereturnstoscale，VRS)，将CCR模型中的CRS假设剔除，衡量处于不同规模报酬生产个体的相对效率值。本文认为文化旅游业属于产出主导型的产业，即文化旅游业的主要投入在一定时期内，投入总量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要达到提高投资效率的目的，就需要增加产出。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基于产出导向型的CCR模型和BCC模型来刻画文化旅游业投资的总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合文化旅游业的现实发展状况和数据可得性，确定DMU决策单元选择DMU就是确定参考集，一个DMU就是一个将一定“输入”转化成一定“输出”的实体。许多情况下，由于DEA方法是在同一类型的DMU之间进行相对有效性的评价，就文化旅游业而言，可以将选取不同省份的文化旅游业作为DMU决策单元。但本文认为所谓同类型的DMU，是指同时具有以下3个特征的DMU集合:相同的目标和任务;相同的外部环境;相同的输入和输出指标。对于不同省份的文化旅游业来讲，显然它们不具备相同的目标和任务，落后地区的文化旅游业对经济功能的追求要远远大于发达省份;而发达省份对文化旅游教育功能的追求始终是位于其他功能之上。正由于此，本文认为，文化旅游业投资效率的衡量可以选择本地区人文类景区作为DMU决策单元，因为它们不仅是严格意义上的同类型决策单元，而且基于上述对文化旅游的定义，它们的整体评价结果足可代表观察地区文化旅游投资效率的评价结果。

实证结果

评价对象的选择依据本文对文化旅游所使用的技术性定义及模型构建对DMU决策单元的要求，选取山西省18个历史文化景区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将山西省作为文化旅游投资效率的评价对象，是因为山西省是文化资源大省，近些年文化旅游业被称为与煤炭业并举发展的“双翼”产业，但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却不尽如人意。本文拟通过选取山西省所属的晋祠旅游区(Dmu1)、云冈石窟(Dmu2)、恒山旅游区(Dmu3)、藏山景区(Dmu4)、皇城相府景区(Dmu5)、应县木塔(Dmu6)、五台山旅游区(Dmu7)、绵山风景区(Dmu8)、平遥古城(Dmu9)、乔家大院(Dmu10)、王家大院(Dmu11)、常家庄园(Dmu12)、榆次老城(Dmu13)、洪洞大槐树(Dmu14)、临汾尧庙(Dmu15)、解州关帝庙(Dmu16)、永济普救寺(Dmu17)、鹳雀楼景区(Dmu18)来观测山西文化旅游业的投资效率整体状况。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借鉴《中国文化遗产发展事业报告》中对遗产事业评估指标的选取方法，特别是考虑到文化遗产的经济、教育以及科研的多功能要求，同时考虑DEA方法对指标与决策单元数量的相对关系，本文选取两个投入指标即资金投入总量﹑从业人数，两个产出指标即旅游收入﹑参观人次。选取资金投入总量作为景区财力投入的反映;从业人数作为景区人力资源投入的描述。以上两项投入指标对于一个景区来说是最稳定也是最重要的投入，而且数据的相对可得性也较高。出于文化遗产景区功能的多元性考虑，从产出指标的选择上讲，文化旅游首先是旅游活动，所以其产出的衡量主要突出表现在是否发挥经济功能，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因此选取旅游收入指标反映文化旅游经济功能的实现程度;其次文化旅游又是以文化教育为主要特征的旅游活动，所以选取参观人次指标反映文化旅游教育功能的实现程度。评价所需数据主要是通过《山西省旅游局统计信息》(2008～2011)以及实地走访搜集获得。在此基础上建立数据库，基于对数据资料的保护性，本文只针对最终的效率测度结果进行研究分析，不再对原始数据进行直接引用。文化旅游业投资效率评价结果及解析本文建立了2008～2010年山西省文化旅游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库，分别计算得到各年度山西省18个景区的静态效率值及其分解效率值(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和动态全要素生产力指数及其分解效率值(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研究过程不仅通过静态效率值关注了各景区投资效率在同一时段运行状况的好坏，也采用动态DEA方法刻画各景区效率值的变化特征，关注了多个景区在不同时段的整体运行状态。2009年山西省技术效率的情况与上一年基本一致，平均值略微有所降低。这是因为行政资源配置水平与管理水平在短时间内难以有大幅度提高，个别景区的技术效率甚至有所下降，管理水平仍不稳定。这说明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文化旅游产出仍不足，改进行政资源利用方式，完善管理，提高既定投入下的产出，仍然是未来工作的重点。2009年山西省规模效率的情况有所改善，比上年增加了两个有效的人文景区，分别是藏山景区和绵山景区;规模效率平均值也从0.375提高到了0.573。这不仅是由于藏山和绵山的规模效率大幅提高所致，也是由于大部分景区规模效率整体上有所提高。规模报酬不变的景区个数增加，但仍然有15个景区规模报酬递减。这说明只要景区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扩大产出效果，短期内规模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从而提高山西省整体文化旅游业投资效率。其次，规模效率之所以不高的原因还在于，某些景区的投资规模过大，规模报酬递减，所以提高规模效率的手段也可从合理计划投资规模入手。

结论

文化旅游业的评价研究应采用文化旅游业的技术性定义。文化旅游业近年来成为旅游业的热点研究方向，由于旅游业的统计口径问题和文化旅游本身的宽泛涵义，使得研究者无法展开对这一“热门”行业的分析，从而不利于行业的正确评价和管理。本文认为，以旅游者到访文化吸引物(主要是人文景区)为文化旅游的主要表现形式展开相应数据收集将解决目前对文化旅游业的评价问题。本文将人文景区作为效率评价决策单元，虽然不能涵盖文化旅游业的全部，但它的操作性极强，而且可以基本反映地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全貌。例如，本文在案例地区———山西文化旅游业的分析中，通过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将18个人文景区作为决策单元代表文化旅游业。研究结果表明，山西省文化旅游业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偏低，资源配置能力以及规模与投入产出匹配能力均偏低。短期来讲，山西省文化旅游业主要通过提高规模与投入产出匹配能力，缩减规模来提高总效率;长期来看，其更要注重提高行政资源配置能力与管理水平来提高总效率。但是从动态分析结果可以看到，2008～2010年期间，山西省文化旅游业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力指数均大于1，这些表明山西文化旅游业的潜在生产能力、资源配置水平、科学技术应用和生产率都有显著提高。因此，合理配置投入或者提高行政资源利用率以增加产出应该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从而为山西省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提供动力。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就现状而言，仅仅依靠景区门票收入不能解决文化旅游业持续有效的发展问题。文化旅游地应制定符合文化旅游业发展特点的优惠政策，鼓励文化产品的创新，扶持文化产业基金的创建，培育文化旅游业组织的创意环境，从而实现文化旅游的快速产业化，提高文化旅游业整体投资效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对文化旅游业评价研究的初步尝试。由于DEA方法在计算效率时统计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或为了分析个别指标对整体有效性的影响等原因，使得评价过程仅仅选取了其中一部分主要指标作为分析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一部分DEA评价效率的有效性。同时，鉴于产出主导型的假设以及文化旅游业考核指标的拓展，特别是文化旅游业中除文化遗产景区之外的民俗活动、文化演出等活动的投资效率分析都是未来研究中应深入考虑的内容。

作者：刘改芳 杨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