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活动综述

2008年9月21日至24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颁奖大会在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胜利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音乐史学会主办，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承办，苏州明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资助。

本届年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9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工作以及在会议开幕式上举行的颁奖活动。这次论文评选活动由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江苏省常熟市文化局全额资助并承办。学会上届副会长兼秘书长戴嘉枋先生在开幕式上代表论文评选委员会，向大会介绍了本届论文评选的过程，并对论文新的评选方式和操作过程，向会员做了详细说明。本届论文评选共收到参评论文91篇，其中，本科组19篇，硕士组55篇，博士组17篇。经评委会秘书处审核，有4篇文章不符合参评条件，因此实际参评论文为87篇。本届论文评选设初评和终评，初评评委原则上以本会理事吸收部分学术界知名专家组成。终评评委11人，主要以本会常务理事会成员吸收部分学术界知名专家组成。为保持本届论文评选活动更加合理与公正，评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更为严密的评选计分标准、工作细则及避嫌制度，如初评和终评二级评委会各自独立工作，评委不得兼任，评委的分数是唯一的评定标准；论文评选全程采取盲审制度，评委会秘书处在整理参赛论文时，一律删去作者姓名和导师姓名等相关信息；为了真正地贯彻导师回避制度，评委会秘书处在把参评论文交给每位评委之前，已经将该评委学生的论文删除，从而在源头上把好关；终评计分时，还要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文化部教育科技司陈迎宪处长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举办这类论文评选活动的重要意义。她指出，本届论文评选，无论从程序方面还是评委组成方面都充分体现了主办单位的权威性与公正性。经过评审，最终获奖论文有36篇。最后，由学会副秘书长王清雷宣布了本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的获奖名单，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戴嘉枋先生和修海林教授还分别对本届论文评选的近现代和古代部分进行了点评。

戴嘉枋先生的点评分为三个部分：参评论文总体情况、参评论文的优点、参评论文的缺点。他认为，从总的来看，参评论文的水平在逐年提高，表现在选题比往届有较大开拓，有的选题不仅新颖，论得也深入细致；史料的开掘上达到了小而精，工作做得扎实细致，有的史料本身就纠正了很多错误认识，尤其是当代音乐研究领域，越来越重视民族音乐学的田野方法，从而把文献的概念做了拓展；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得以拓展，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紧密结合。参评论文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有的选题比较粗浅，也没有发掘出新的材料；应注意选题的大小问题，尽量选择一些对音乐史进程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小题目，做透做精；有的文章内容与音乐联系不够，甚至没有关系；在一些文章中，对音乐本体的分析尚不够到位。

修海林教授对古代音乐史的参评论文进行了点评。他指出，在方法论层面，一些文章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用于音乐史学领域，如逆向考察、历时与共时等。一些作者对二重证据法有意识去掌握和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如再加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就成了三重证据法，彰显了一些论文作者对方法论的重视。总的来看，论文水平在逐年提高，但是尚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文章史料发掘较为深入，但是缺乏理论总结；有的文章对中文摘要和结论重视不够，没有把自己研究成果的创新性体现出来；有的文章题目与内容不是很吻合，不能完全涵盖所述内容；有的文章则选题过大，做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还有的文章，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积淀不够，课题研究的历史定位尚需要进一步斟酌等。

本届年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研讨，主要围绕中国音乐史的学科建设、中国音乐史教学及研究、世界视野的中国音乐史三个议题展开。

在音乐考古学方面，有关编钟研究的文章依然较多，尤其是今年适逢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青铜音乐的辉煌――写在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之际》(王子初)一文对曾侯乙编钟的考古发掘、编钟的造型与工艺成就、双音钟的科学原理、编钟的乐律铭文、编钟的研究成果以及乐钟的发展简史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同时，王子初先生还主编、出品了《曾侯乙编钟》，力图全面、立体、生动直观地介绍这一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音乐科技成就。《曾侯乙编钟的“套数…‘编列”及其件数隐意》(田可文、李虎)提出应该统一曾侯乙编钟“编列”问题，并对曾侯乙编钟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及其所反映的礼乐关系进行新的阐释。认为曾侯乙编钟的64件，其背后似乎隐含着“八佾”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东周的“礼崩乐坏”的历史局面。对于甬钟的起源，学界有三种观点：编铙起源说、大铙起源说、折衷起源说(或日编铙改良起源说)。《再谈甬钟的起源》(王清雷)一文提出了第四种观点，即中原西周甬钟的形成应该主要是以南方大铙为基础，又吸收殷商编铙的某些因素而成，可名之为大铙改良起源说；《春秋中期甬钟的转制》(王友华)指出，春秋中期，随着周王室的日益衰微，甬钟的用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甬钟编列突破了8件成编之常制；甬钟的音列也不再恪守“羽、宫、角、徵”四声规范，这些变化是我们探讨“礼崩乐坏”的重要依据。另外有两篇关于音乐图像学的文章，《汉画乐舞艺术研究起步阶段的回顾与展望――兼回李玫女士》(李荣有)对步入汉画乐舞艺术研究起步阶段以来的工作，进行一次系统总结回顾，指出这种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北朝佛教遗址中的乐舞壁画研究》(乔晴)一文在佛教文化传播的大背景下，通过北朝佛教遗址中遗存的乐舞壁画来考察西域音乐东传的历史进程。

本届年会，乐律学方面的文章较多，且富创见性与突破性。康熙十四律原载于《御制律吕正义》，杨荫浏、黄翔鹏等先生基本上是给以否定的，认为它是没有规律而“紊乱无序”的。台湾学者陈万鼐先生则认同刘锦藻在《清朝续文献通考》提出的“清制平均十四律”的观点，并对后来者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郑荣达先生有不同看法，他在《康熙三分损益十四律解――兼与陈万鼐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康熙主张的是七声全音音阶是解读上的失误。而康熙十四平均律的观点，主要源自于七声全音说思路的进一步推绎，而不是根据《律吕正义》提供的十四律数进行的具体律学分析。从对《御制律吕正义》原文的全面解读以及弦度诸数据来看，康熙主张的十四律，是有序而规范的“三分损益十四律”；工尺谱是目前民间尚在使用的一种古代记谱法。《中国古代工尺谱的变迁》(郑荣达)一文对工尺谱的产生、发展、记叙方式、移调记谱等诸多方面均有深入浅出的详细论述，且附有一些图 表，对一些想学习了解工尺谱的学者大有裨益；三分损益律的计算方式究竟是“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天水放马滩秦简《律书》中的有关内容发表后，这一课题有了新的突破。《先秦三分损益律生律方法的再认识――谈“先益后损…‘先损后益”两种生律方法的并存》(修海林)一文指出，《管子・地员》由于明确提供了生律次序和计算所得律数，故是确凿的“先益后损”生律计算方式。《吕氏春秋・音律》由于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生律次序和计算所得律数，造成了两种解释结果的可能。因此，仅仅从传世文献本身看，并不能对“先益后损”和“先损后益”、做一个明确的取舍。而放马滩秦简《律书》中记录的“公约数”表明，先秦十二律三分损益计算方法，应该具有“先益后损”、“先损后益”两种计算方式。这一突破再次彰显了音乐考古学在当今史学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价值；《文选・宋玉对楚王问》有“引商刻羽杂以流徵”之说，近代学者对此多有研究。1996年郑祖襄发表了《关于“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史料问题》一文，引据汉刘向《新序》，指出此文原始文献是“引商刻角”，使学术界认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研究已经“确解”。现《“引商刻羽、清角流徵”研究》(丁承运)一文提出新见。该文通过对“引商刻角”与“引商刻羽”两个不同的传本的分别考索、比较，找出二者之间都有引商与流徵的共有音程，这两个特有的小音程决定了二者之间有着相同的音阶结构，即都是一个角调式的音阶框架。而刻角、刻羽，刚好形成一个完整的角调五声音阶。因而“引商刻角”材料的出现并未能根本动摇从“引商刻羽”引出的研究结果，相反却能使二者互补而相得益彰。同时，该文还提出了一种史料与古代音乐实践相结合的新的研究途径。指出，这种角调音阶早已见诸晋《荀勖笛律》笛上三调的音乐实践；而古琴“楚商调”则恰是引商刻角刻羽应用的具体范例；而今天的湖北天门民歌《车水情歌》也表明，这种古代曲高和寡的高级调式音阶形式还活在楚地的民间音乐实践中；《关于中国古代应用律学理论研究的思考》(郭树群)一文，对目前音乐音响学、律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宏观上构建了中国乐律学史上应用律学理论系统的框架，包括：中国古代应用乐律学系统的渊源，笛律音律系统，笙律音律系统，钟律音律系统，琴律音律系统，笛律、笙律、钟律、琴律的融通，三分损益律、纯律、十二平均律观念在音乐实践中的基础地位和融通七大部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很高的指导与现实意义；元代燕南芝庵在《唱论》中提出“宫调声情”理论，后世多有阐释。《明清以来“宫调声情”理论的阐发与实践》(吴志武)一文认为，明清时期的宫调声情只是一种大体的归类，它与音乐密切相关，并一直运用于实践中。这时期的“声情”实际上是由文体要素与乐体要素综合而成；唱赚是宋代一种重要的说唱艺术，《事林广记》所载《愿成双》谱，是现存所知年代最早的一套宋代唱赚谱，也是目前所知唯一留存的唱赚谱，吴钊、郑祖襄等先生曾对其译解。《宋代唱赚(愿成双)谱一个谱字的解释》(杨善武)一文通过对西安鼓乐等资料的考证提出新见，厘定《愿成双》谱一个谱字“刂”为“上”字。其他乐律学方面的文章还有《平调考》(成军)等。

音乐文献学方面的文章有6篇，有的具有开创意义。刘蓝先生在《关于(二十五史音乐志)辑著的汇报》一文中介绍了他的成果《二十五史音乐志》，该著作将分散的音乐志书集中编辑在一起，附注释、解读和点评，2009年出版，是一部音乐文献方面的工具书；宋代是中国古琴艺术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琴学著述丰富而驳杂，给琴学研究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宋代古琴音乐研究暨宋代古琴文献史料汇编》(章华英)一文对零乱的宋代古琴文献史料进行系统搜集、整理、辑佚、校注，包括两宋时期琴人、琴曲、琴谱等诸多内容，对两宋时期古琴艺术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音乐文献学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是清代乾隆年间北京地区世态民情的一部“小百科全书”，其中涉及很多音乐的内容，《珍贵的清代音乐史料――李声振的之(乐记>非(礼记>之(乐记)》(聂麟枭)一文认为《汉书・艺文志》之《乐记》与《礼记》之《乐记》分属两种不同类别，前者属乐类文献，后者属礼类文献，是两种不同的书。今传《乐记》的作者为战国初期的公孙尼子，是《荀子・乐论》引用了《乐记》的文字而不是刘德杂抄了《荀子・乐论》的文字，今传《乐记》并没有所谓十二篇佚文。

有关音乐断代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之探微》(丁同俊)一文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官署机构的沿革做了初步的考察。音乐自然观，简单地说，就是建立在自然观基础上的音乐观念，《先秦音乐自然观的若干问题探索》(刘宇统)一文对音乐自然观的起源、分期以及现实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元代的乐器丰富多彩，为中国的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北京宫廷音乐之元代宫廷乐器简述》(崔竞源)一文对元代诸多乐器的发展史、形制以及组合等进行了梳理。唐诗作为唐文化中的重要文学形式，历来是史学家、文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谁家玉笛暗飞声――从唐代诗歌对笛子的描述鸟瞰唐代笛子艺术的发展》(王瑜)一文就对唐诗中(略涉及宋代)涉及有关笛的史料进行研究，包括笛的材料、名称、笛曲、笛的传播范围、内容以及演奏水平等几个方面，对唐代的笛子艺术做出了初步探索。《古乐复兴之余波――汉宋之争与清代音乐史学思想之嬗变》(黄敏学)一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清代经学汉宋之争背景下的音乐史学思想之时代特征与嬗变之迹进行深入研究。《清代西传时调小曲初探》(李冉)一文主要通过清代欧人关于中国音乐的著述，从多种角度分析、研究清代小曲在欧洲传播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明清欧人的中国音乐观。

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部分，有关音乐家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汪毓和先生在大会发言，畅谈《对编印出版作曲家“全集”的认识和工作体会》，内容包括：过去有关工作概括和开展此项工作的意义，作曲家“全集”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的，对“全集”的“全”如何理解和掌握，开展这项工程的几个基本环节，如何正确灵活理解和掌握“全集”的“齐、清、定”等等。汪先生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认 同，对诸多学者的史学研究工作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在开拓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伟大事业中，陈洪先生无疑是一位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个案研究――以陈洪为例》(李岩)一文对陈洪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近现代音乐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文章高度评价陈洪先生为“一个在颠簸的时代始终没有迷失方位的音乐大家”；《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王光祈音乐观下的后学反思》(陈其射)一文试图通过王光祈的进化、唯物、比较音乐观念，在弘扬其学术精神的同时，促进后学返观自照，深刻思考，在前进中不断反思，受益解惑，求实问是，免走弯路，以此促进我国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健康和快速发展；中国京剧艺术诞生以来，涌现出了众多的艺术家，但是有关的研究专著却为数不多，特别是对于当代京剧音乐家们的研究著作，还未有见。《中国当代京剧音乐家研究》(李晓天)一文对当代(1949～2008年)京剧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京剧音乐家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中国当代京剧音乐史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对于从事京剧艺术实践者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具有填补空白之意义；提起杨荫浏先生，都知道他是中国当代著名音乐史学家、民族音乐学家，而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宗教音乐家”却鲜为人知。刘廷芳、杨荫浏先生曾经主编的《圣歌与圣乐》，是民国时期《真理与生命》(月刊)中的音乐专栏，属讨论教会圣歌与音乐的刊物。其中，杨荫浏先生独立及与他人合作撰写、翻译的共有16篇文章。《重识杨荫浏的基督教音乐实践观――对中杨荫浏16篇文论的择评》(林苗)一文对这些文论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解读，透过对《圣歌与圣乐》中杨荫浏16篇文论的择评重识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的基督教音乐实践观，并对那个年代里诞生的第一本“表现中国全体基督徒教会赞美与最高尚的热诚之诗本”――《普天颂赞》中杨荫浏翻译、修订的赞美诗有一定程度的把握。贯穿杨荫浏先生人生历程始终的基督教音乐事业，毫无疑问地在中国基督教音乐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俞逊发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二代演奏家的领头人，是集南北风格为一身、水平最高的演奏家之一，更是将中国笛子在世界传播和传承的积极倡导者。《俞逊发笛子音乐艺术研究》(张平、纪维剑)一文通过对俞逊发有关史料的深入发掘，对俞逊发在演奏、创作、发明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考察与研究。香港回归之后，有关香港音乐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一些相关课题立项且进展迅速。《移居香港的大陆作曲家研究――“二十世纪港澳台音乐创作研究”课题进展情况汇报》(高洪波)一文介绍了该课题的选题定位、重大意义以及前期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截止2008年5月底，图书馆收集到的香港音乐文献超过52，000项，其中包括音乐作品、歌词或戏曲剧本等手稿、影音资料、照片、音乐演出的场刊、单张、海报以及剪报资料等。这些藏品经过一般修复处理及编目后，收藏于中央图书馆的艺术资源中心的“香港音乐特藏”内，在此提供读者在馆内参阅或作研究用途，为香港音乐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资料保障。有关近现代音乐家的研究文章还有《吕骥战争时期的传统音乐理论实践活动》(魏艳)、《赵松庭笛子艺术研究》(寇永春)等。

关于近现代音乐组织和教育机构的研究文章，本届年会有两篇，均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春蜂乐会”诞生于杭州，是一个在近现代音乐史上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进步组织，但是在诸多近现代专著中均只有只言片语。《“春蜂乐会”考》(杨和平)一文对该组织进行了详细考证。这个以宣扬新文化、新思想、致力于抒情歌曲、儿童歌曲和儿童歌舞剧创作的进步组织，为当时低迷不振、青黄不接的音乐创作，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有力地抵制了低俗、萎靡歌曲的影响；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最早的女子高等教育院校之一，由萧友梅创办。《由全新解读女高师音乐系》(祁斌斌)一文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女高师的校级报刊这一首次发现的珍贵史料入手，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与丰满。这套《周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民国期刊阅览室，出版于1922～1924年间。其中汇集了音乐系的诸多史料，为首次发现，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女子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概貌，具有着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该文通过对这些新史料的考证指出，萧友梅的《别校辞》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的第一首大型Cantina；中国近代史上早期的第一部歌剧剧本应该由伦灵飞创作(在1924年5月前)，凸显了文献史料建设的重要意义。

李淑琴(《从近年发表在国内音乐杂志上的文章看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陈勇(《谈“燕京学报”上的中国音乐史学论文》)分别对期刊上发表的近现代学术论文进行梳理、总结，希冀进一步推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科的建设。前者对2004年至2008年上半年这四年半中，发表在国内17家音乐杂志上的几乎所有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领域的学术论文进行了剖析，指出近几年的近现代、当代音乐的研究，在旧的领域有很多突破，挖掘出一些新的史料，尤以人物研究为甚。同时，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如“”音乐研究、基督教传教士与学校音乐教育研究等。并指出一些不足与问题，提倡借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提倡科学、严谨、实证精神，提倡学术资源共享。呼吁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采用新观念、新视野、新方法，使学科的整体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后者梳理分析了《燕京学报》(1927～1950)上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论文共28篇，认为如果以学科方向而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没有古代史那样成熟，在学科学术观念、研究方法和文献积累等诸方面，都尚在摸索踌躇过程之中。冯文慈先生的“古今衔接”论作为一种学科研究观念，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代音乐文献的分类整理，可以作为一种工作过程或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中国近代音乐史学资料建设内容之一。其他近代、现当代史部分的研究文章还有：《民族管弦乐在香港的传承与流变》(彭丽)、《角色转化／双向同构――试析地方艺术科研机构与属地高校艺术院系共建关系》(裴小松)、《古琴文化群体差异及其变迁――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上海古琴发展为例》(胡斌)、《20世纪早期哈尔滨音乐活动的俄文资料考究》(胡雪丽)等等。

本届年会，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方面的文章较少，需要引起关注。《研究生“配餐式”教学的利和弊》(郑祖襄)一文对研究生的教育方式提出反思。认为“配餐式”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灌输式教学，它以掌握基础为目的，有强制性的特点。这种教育方式有利有弊。其有利之处是保证研究生在知识结构达到这个层次的知识广度和深度。而弊端则更为明显，一是使学生缺乏主动性；二是使学 生缺乏个性。这就导致研究生缺乏创新精神，在论文写作方面没有新意。建议把“配餐式”教学调整为“引导式”教学，对于提高研究生的主动性与独创性，是至关重要的；李方元在《传统与现代：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教与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音乐是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上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随着叶伯和《中国音乐史》(上册)的发表，新一代的音乐史写作由此诞生，这给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带来了全新气象。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出现了另一些问题，尤其是与传统学术的疏离，音乐史研究的历史基础有所削弱。因此，今天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一方面应继续借鉴现代学术的成就，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与传统学术的联系，这样才能使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宽广和坚实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要关注学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与研究，教师要加强对传统学术的学习，使学校的教学与研究成为发展该学科的重要的支持；在古代音乐史的教学中，古代音乐文献因其文言文的形式给很多学生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王洪军在《古乐史教学中的“注”“译”“记”――以与先秦琴之演奏相关的三段文献为例》一文中介绍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即采用一“注”、二“译”、三“记”的步骤。所谓“注”指注释，注解，对文中重要的字词用今天惯用的白话进行解释；所谓“译”指翻译，在注释的基础上，运用白话将原文贯通表达；所谓“记”指札记，是在理解原文基础上产生的启发与心得。这种教学方式，对学界同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时空观念的统一：有关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的几点思考》(康瑞军)一文认为，学界现有的中国音乐史教学和研究，主要是由音乐史实的历时呈现来展开历史内容的叙述，而对历时截面中的共时音乐文化发展差异关注不足，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均未得到普遍而充分的发扬利用。强化音乐史教学与研究之时空观念的统一，不只对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具体手法有所促进，对中国音乐史学术视域的拓宽也会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其他有关音乐史教学的文章还有《有关师范院校中(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意见》(国华)、《地方院校音乐学专业的中国音乐史本科教学几点谈――以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为例》(潘林紫)、《关于地方高等师范院校(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思考》(高志利)等。

本届年会，还有几篇专题史的研究文章，使中国音乐史的研究领域有较大拓展。郑锦扬在《中外音乐关系史研究的若干进展与特点――当代音乐专门史笔记》一文中指出，近二十年来，中外音乐关系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中外音乐关系史的综合性与国别音乐关系史研究、中外音乐关系史的断代性研究与分段性研究、中外音乐关系史的专题性研究等方面各有进展，并且出版了一批著作；从而使中外音乐关系史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领域中逐渐兴盛的一种专门史。就总体而言，学术研究的选题最好广泛涉及“大、中、小”各类题目。大、中题目的研究也是学科建设所需要的；《台湾祭孔音乐巡礼》(赵广晖)一文介绍了台湾的祭孔音乐，内容涉及台湾祭孔音乐沿革及台湾在四百年来对祭孔礼乐之实施概况。尤其是在本年(2008)之初，两岸在停滞将近六十年后春季祭孔礼乐同时恢复与实施，其变革与创新值得一提；《一个新学科的崛起――中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发展史研究》(冯兰芳、孟维平)一文概括地介绍了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同时还就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学科的定位、目的、研究对象及主要课题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提起流行音乐，一般认为就是所谓在19世纪上半叶，随着欧洲近代工业文明和工业化城市的兴起而发展起来大众流行音乐形式，也就是“popular music”。徐元勇在《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一文中认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文中把“流行音乐”一词作为汉语固有名词并予以界定，从历史的视角加以学术的界定和梳理。“流行”一词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使用的例子。自古至今我国一直存在当今所谓流行音乐这种性质的音乐形式和种类。中国流行音乐史隶属中国音乐史，属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范畴。因此，其研究的史观、史料、史实等，都可以参照中国音乐史学学科发展的标准。该课题在我国音乐学术界而言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近两年，学术批评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这对于学术界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何掌握批评的原则与尺度，应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回忆我的一次学术批评》(刘勇)一文以作者曾经的一次学术批评为鉴，进行了深刻地自我批评和反思，阐述了应该如何正确地进行学术批评，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文中写到：当年，国内一位学者写了一篇有关朱载忠炀豆苈傻牟┦柯畚摹T诖肆煊蛏钣性煲璧淖髡吆芸旆⑾至苏馕谎д叩囊恍┦杪，于是便写了一篇充满讥讽味道的文章。面对作者的批评，这位学者没有拍案而起著文反击作者有什么企图，而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主动找到作者表示感谢，诚恳地进行学术交流，后来竟然成了好朋友。作者在深刻检讨自己的同时指出，我们面对别人的批评，有时不愿意首先检查一下别人指出的问题是否存在，别人的批评是否在理，而是首先考虑别人的口气是否和蔼，话语是否入耳。更有甚者，一看到批评，就首先认定批评者有什么企图，有什么不良用意等。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批评者用心是好的，毕竟通过批评别人来出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当我们面对批评时，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好，首先看看批评的内容是什么，先把学术问题搞清楚，或作反批评，或者以某种形式承认错误，或者感谢批评者。在此，笔者首先对该文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这种敢于在年会上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以己为鉴的行动令我钦佩。至于如何进行学术批评，我想从这位以己为鉴的文章中应该会受到很多启发。

中国音乐史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有的学者对当前的音乐史学理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新的认识。洛秦在《新历史主义与区域音乐社会研究――论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上海音乐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指出，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历史学的研究也逐渐开始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在强调对史料收集、考据的同时，更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时性研究。这些方法是传统史学所不具备的，从而实现了史学和人类学的转向，即史学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史学化。对于音乐学领域，尤其是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音乐人类学和音乐史学也应转向，即音乐人类学历史化，音乐史学人类学化，实现学科思想的重构和方法的整合，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内容聚焦和区域选择，对于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科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创新是各行各业永恒的主题。《谈音乐史学的创新》(王誉声)一文从多方面谈了音乐史学研究如何创新的问题。史学的创新，第一在于史学工作者要有创新精神；第二是新材料的发掘；第三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等等。

按照学会章程，本届年会还选举出了新一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鉴于目前史学会会员已经近500人，经上一届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新一届理事会名额由原来的29名增加到35名，常务理事会名额由原来的7名增加到9名。新一届理事会名单如下(按姓氏笔划排名)：丁承运、王子初、王清雷、方建军、田可文、冯长春、刘勇、刘再生、刘镇钰、刘明澜、孙晓辉、张静蔚、李方元、李岩、李玫、李幼平、杨善武、陈荃有、陈其射、陈秉义、孟维平、郑锦扬、郑祖襄、项阳、赵维平、赵为民、洛秦、郭树群、修海林、高兴、陶亚兵、梁茂春、章华英、喻意志、戴嘉枋。新一届常务理事会名单如下(按姓氏笔划排名)：会长：戴嘉枋；副会长兼秘书长：修海林；副会长兼副秘书长：王清雷、陈荃有；副会长：王子初、郑祖襄、郑锦扬、洛秦、梁茂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