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风月无边

老祖宗说起那事儿的时候通常采用了比较含蓄而文雅的词来描述，比如说"风月"、"云雨"，怪不得别人说我们是一个诗的国度，就连提到和欲望最沾边的事情时都忘不了抒情。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学会了单刀直入和直奔主题，于是有的人说我们解放了，开化了，而这一切都是社会进步的明证。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觉得，事情要是不采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的话，很容易被假象所迷惑，比如说我们对"风月"的认识。我不赞同乐观主义者把时代和人性硬生生地联系起来"一锅炖"。要知道，时代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人性却不能简单地划归到和时代同步发展的行列。

如果说赵忠祥这样平常以憨厚、慈祥、正派示人的长者也能不留神惹上绯闻的话，我觉得全中国的男人都要当点心了。在这个"性"情泛滥的年代，我们自由到了可以在媒介上大谈绯闻的程度，而且毫不顾及绯闻对象的条件和受众的智商。假如这也称得上时代进步，我觉得在天堂上度假的弗洛伊德肯定会耻笑我们。他在《性学三论》里早就提过，为性而性，是罪的沉沦。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在世界里扮演的角色，原欲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我们的感官，我们在提到绯闻或者与性有关的事时，脑子里肯定想到了第三者、，就连老祖宗通常所说的"风月"这样含蓄的词都省略掉了。可以说，时代进步到了允许我们谈性的地步，但我们还没有教化到正确对待性的时代。

这个时代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自由地、撒欢地炮制着一出出风月好事，在网络上叫春，在词章里卖笑，在娱乐圈；另一方面，我们却冠冕堂皇地拒绝着性，上海的性文化博物馆被迫迁居同里，有关艺术的争论也在旷日持久地进行，某歌星的性别身份因为暧昧而带来沉重的社会压力。我有时不得不怀疑，我们在对一件事情的把握上有着太多不同的尺度，这些不同的尺度造成了我们审美的混乱。比如说时尚这东西，官员可以去看三点的泳衣秀，也不会封杀我们对名人绯闻的猎奇，为什么他就可以找出一万个理由拒绝一个性文化博物馆的存在，为什么他就可以蛮横地断送一部尺度并不过分的影片的前程？

还是原欲在作祟。换句话说，我们对名人绯闻的热衷和对性文化博物馆的敏感都源自弗洛伊德所说的这种"兽性"的原欲。前者让我们浮想联翩，情绪激动；后者弥散着一种欲盖弥彰的味道，我们压抑不住原欲的驱使，却还要找出无数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来为这种原欲做解释。在这种时候，我们连老祖宗如此含蓄的诗意表述都忘掉了。

蠢蠢欲动，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这就是性的审美混乱产生的根本原因。

有一阵子我很佩服那些十几岁就敢写情的人。我觉得这些上世纪80年代下的蛋蛋们真正领略到了什么叫自由，他们可以不上班，不应酬，可以自由地支配生活，也可以自由地阐述理想。他们简直就是那些拉家带口的中年人的梦想，可以接二连三地约会情人，更可以接二连三地在网络上炮制自己的情事。后来我觉得，这些人和那些热衷于绯闻的人一样，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可怕的欲望，这种欲望和崇高无关，和责任无关，却和物质与身体有关。他们玩了命地想把自己早早地推上舞台，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但他们没有资历，没有生活，怎么办？他们有欲望。

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用稚嫩的双手写出的文字。这些文字中没有关怀，没有对人性的思考，更别提福柯《性史》中所流露出的关于性与社会的思辩了。最可怕的是，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对这些少年大加赞赏，那么多同样充斥着欲望的出版商让这些文字流散于坊间，那么多欲望比他们还要强烈的人把这些事情爆炒一顿，见诸媒介。在这里，性简直成了道具，它在人们的操控下，把这个时代搅和得香软、暧昧、离奇、怪诞。

性在艺术中是一个古老到不能再古老的母题。毕加索对女人的嗜好和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大贪官收藏日记的嗜好是有本质不同的。前者对性有一种原始的、近乎宗教的崇拜，后者则和人性扭曲、欲望极端膨胀直接相连。那些所谓搞艺术的人和一些热衷于绯闻的人常常把毕加索作为自己的盟友，我觉得他们在利用性之前还不如想一想那位贪官，你究竟在风月，还是在？它们的区别就这么简单，关键在于你的初衷是什么。

吉登斯说过，现代文明是压抑的，但把性表达从其束缚中解脱出来，将会产生某种影响深远的解放。我觉得，这个预言在目前看来还不太适合我们。再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