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相似性与中泰关系

在中国与诸多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几乎没有其他关系能与中泰友好关系相提并论。正如泰国拉玛五世时期的王子、着名的历史学家Krompraya Dhamrong Rachanuphap所指出的,历史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可以像中泰一样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这是因为两国之间没有敌对关系,两国人民像兄弟姐妹一样,保持交流沟通和互相帮助达千年之久。[1]5

美国着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亨廷顿认为,文化决定人民彼此认同的差异。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盛行于各时代各文明中,是因为根植于人民认同的差异和认同受到威胁。他进一步说明,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因为人类的几千年历史证明,宗教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区别。[2]283、285本文认为,中泰以信仰和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的相似性,是中泰两国民间和官方彼此认同的基础,这种历史悠久的彼此认同,塑造了中泰千年的官方和民间的友好关系。

一 中泰千年友好关系回顾

1975年,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和中国总理签署协议,中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此后,政府首脑频繁的互访带动双方政治、经贸、军事、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友好互惠关系迅速发展。

中泰双边贸易数据的变化证明了双方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1975年,双边贸易额仅为2500万美元,而到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647.4亿美元,高出1975年的几千倍。

两国政府高层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历届泰国政府首脑和中国领导人均经常互访。2012年4月17-19日,泰国现任总理英拉访华,分别会见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和国家副主席。中泰双方宣布,将双边关系由此前的战略性合作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水平。[3]在所有双方高层互访活动中,诗琳通公主访华具有特别意义。公主殿下从1981年起,先后30多次访问中国,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所有的省份。她编纂的《踏访龙的国土》《平沙万里行》等,帮助泰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在泰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敬佩和尊重。这不仅是由于她对中国的善意,更因为她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加深了泰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比官方交流更重要的是两国民间的友好互动。在泰国,中国人得到在海外的最多善意。泰国已经成为中国最热门的境外游目的地。2012年,有270万人次中国人访问泰国,占泰国游客总量的12.1%。中国超过马来西亚,成为泰国最大的游客来源国。[4]中泰民间和官方的友好交往由来已久,可追溯到中国汉代。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国朝廷派出的官员和华商从广西的徐闻出发,沿着印支半岛的海岸线进入暹罗湾,再穿过克拉海峡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斯里兰卡。[5]37-38途中经过都元国、邑卢没国和谌离国等古国,可能分别在当今泰国巴真府摩诃梭古城、素攀府乌通古城和北碧府。[6]1公元3-14世纪之间,大量的商人、官方使节、僧侣往返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洋面上,他们中可能会有一些人出生或留居在现在的泰国领土上。 在这些旅行者中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印度或东南亚前往中国的僧侣,他们在4-9世纪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大量的中国史料记载4-13世纪间现在泰国境内存在的不同古国与中国交往的史实,如狼牙修、堕罗钵底、赤土、盘盘、丹流眉、真理富等。两国间持续的官方关系似自泰国素可泰王朝和中国元朝时就已建立。当时的暹罗人(即现今的泰族)控制了高棉帝国的西部领土,即便如此,罗斛王国还是遣使前往中国。史载:“暹,赤眉遗种。天历(1328-1330)初,尝遣使入贡。今天子嗣位,继进金字表章。”[7]163据中国官方文献记载,素可泰王国向中国派遣了9次使者,分别在1292年、1294年、1295年、1297年、1299年、1300年、1314年、1318年和1322年。元朝则在1293年、1294年和1295年3次遣使往素可泰王国。[8]自此,在密切的官方交往带动下,两国之间的商贸、文化及大规模移民不断发展,为中泰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固的基石。14世纪后半期的中泰关系受到两国国内政局的极大影响。当泰国的大城王朝统一全境之际,中国也正改朝换代,明朝取代元朝。此时,泰国向中国派出使者的数量较前代明显上升。1370-1643年间,暹罗(泰国)向中国派出了102位使者,使团也达19次之多。根据泰国历史学者仕盛·蓬汶博士研究,自1371年大城王朝开始派遣使团前往中国进行朝贡贸易至1766年最后一次朝贡,大城王朝所派出的官方进贡使团总共130次。[9]31这个时期中泰关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579年明廷成立了专门翻译暹语的机构——暹罗馆,其目的就是更为有效地处理对暹事务。从元至明,暹罗的官方文书须先译成阿拉伯文,再转译成中文。为了适应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明朝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翻译暹罗的官方文书,同时命令这个机构收集邻国信息以及培训官员掌握暹语。受明政府邀请,大城王朝也派出一些教师前往北京,在设于四夷馆之下的暹罗馆开班授课。据《万历起居注》载,万历六年十一月丁巳,明朝首辅张居正及张四维奏请:“据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萧廪呈奉内阁发下礼部手本为进贡事,内闻暹罗国王近年屡差进贡,所有金叶表文无从审译。看得翰林院四夷馆原未设有暹罗一馆,已经题奉,钦依行令该国起送通晓番字人员前来教习。今据广东布政司查取夷使握闷辣等三员起送到部,随该本部题准将握闷辣等三员送翰林院开馆教习译字等因到馆,窃照暹罗远在海南,是古越裳之地,由周室而后久为正朔不加之区,惟我朝声教远暨,时一来王,兹者圣明治化隆浃,乃数入贡,所据专差夷使来学恳愿同文增设译馆教习,诚为盛典。”[10]693-694万历皇帝不仅同意了该提议,同时诏令“以暹罗开馆事系创始,凡选择生徒、建修馆舍等项宜酌定成规,以便遵守”[11]3。随着对华贸易的发展,暹罗王室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经营和管理对华贸易。大城王朝专门负责管理对中国贸易的机构一般称为“左港厅”(华民政务司),由在暹华人为主任,厅内职员全属华人,通用华语。左港厅不仅负责对中国贸易,同时管理由对华贸易延伸而至的对琉球群岛和日本长崎以及越南港口等贸易。该机构还负责航行于苏门答腊及菲律宾间的帆船贸易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