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与乡土文化自觉

摘要：乡村旅游发展前后的乡土文化变化对比的分析表明，正是乡村旅游的发展敲开了乡村封闭的大门。而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作为弱势文化的乡土文化的自觉，使其开始了从结构到解构的过程，最终达到“和而不同”的城乡文化一体。

关键词：乡村旅游；文化自觉；旅游人类学；结构；解构

中图分类号：C912.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1-0044-07

Rustic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in the View of Tourism Anthropology

GUO Ling

（Tourism Schoo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analysis on the variation and contrast of rustic culture fore-and-aft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 tourism，indicates that the isolationof the village is just broken by the country tourism.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 tourism urges the celf-consciousness of rustic culture as a weak one, drives it from construction to deconstruction, and reach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as harmonious dissimilarity finally.

Keywords: country tourism；cultural celf-consciousness；tourism anthropology；construction；deconstruc-tion

旅游人类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那时的美国旅游业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已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1]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历程不长，在短短的10余年中，中国旅游人类学者不但专注于引入外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先进思想，也将眼光放在了中国旅游发展的本土文化（特别是民族旅游文化）上，并且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必须结合本国旅游发展的现实”这一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乡村旅游是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因此，在乡村旅游的人类学研究中，同样也必须立足于乡土文化之上。本文以费孝通先生的人类社会学研究为基本知识背景，试图通过对乡村旅游发展前后乡土文化的变化对比分析，论证正是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乡土文化的自觉，使其开始了从结构到解构的过程。

一、乡村旅游与中国的乡土文化

（一）乡村旅游

根据欧洲联盟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乡村旅游即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Laned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诠释，认为纯粹形式的乡村旅游是：（1）位于乡村地区的；（2）旅游活动是乡村的；（3）规模是乡村的；（4）社会结构与文化具有传统特征、变化较为缓慢、旅游活动常与当地居民家庭相联系并且乡村旅游很大程度上受当地控制；（5）乡村旅游具有不同的类型。大规模的乡村旅游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发达国家，至今已有相当的规模。欧美发达国家的旅游爱好者最喜欢的旅游方式是度假，他们称乡村旅游为“旅游度假”。乡村旅游发展之初，旅游者开展乡村旅游的方式主要有休闲观光式度假于参与各种农业劳动度假（即务农度假）两种，休闲观光式度假形式表现为居住在农民家里，吃着原汁原味的农家菜，学习农家制作面包、果酱等手艺来感受农家生活，并以此增加自己对农村的认识；务农度假在欧洲也是颇受欢迎的度假方式，以匈牙利为代表，务农度假的特点在于将乡村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使游人在领略风景如画的田园风光中还能够体味到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2]旅游本身就是一种体验，由上文西方国家开展乡村旅游的形式可以总结出这些国家乡村旅游的一些共性规律，那就是旅游者选择乡村旅游不仅仅是为了体验乡村优美的田园风光，更是为了体验在高度工业化城市中已经失落的净化空间与在乡村中尚存的醇厚传统文化氛围。

中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发展历程只有短短的十余年。中国乡村旅游起源于发达国家发展乡村旅游的影响以及我国特殊的旅游扶贫政策。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程度显然达不到发达国家水平，然而作为开展旅游的一种形式，它的发展却与西方国家具有相同的共性规律，那就是旅游参与者对观察体验乡土文化的渴求。中国的乡村旅游已经以全新的文化互动模式介入到农村的传统生活中，乡土文化也同时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根基。

（二）中国的乡土文化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人类学的概念里，‘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者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体系总称，而民族或者群体的范围是可大可小的”。[3]他还认为“文化是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并高度认同的民族经验，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准则、生活理想等等”。[4]根据费先生对文化的概念，笔者在本文中将乡土文化界定为“在乡村中的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乡村独有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系统。”乡土文化范围很广，包括思维意识、例如信仰、宗教、文学艺术、价值、审美、思维意识等，也包括各种哲学思想，如自然观、社会思想、宗族伦理等，还包括长久生活积淀下来的物质文化，诸如生产生活用具、建筑、服饰、家具等。乡土文化形成了独有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和知识系统，维系着乡村这一个固定族群自身的发展。

乡土文化对于乡村旅游的意义可类比于文化对旅游的意义，詹姆斯・克里福德在1997年出版的《路线：20世纪晚期的旅游和迁移》里开宗明义，把出现在20世纪晚期的旅游和社会迁移现象概括为“旅行文化（traveling cultures）”，并把这种旅行文化置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克雷克在探寻旅游与文化关系时，将“旅游文化”（the culture of tourism）界定为“最大限度的获取旅游的文化影响，适用旅游产业的文化变化”；[5]对于当代“旅游文化”中的“文化旅游”（culture traveling），她是这样定义的：“通过习惯性的旅行，使游客进入到其它文化和其它地方去了解当地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方式，遗产与艺术；以直接的方式真正了解这些文化以及他们在历史语境中的表现”。[6]因此，旅游与文化之间的边界并非泾渭分明。[7]在具体乡村旅游中，乡土文化是开展乡村旅游所依托的资源，它不是先人遗留下来的、死气沉沉的、被称为凝固乐章的静态景观，不是依靠单纯的恢复、模仿而再现的景观，二十世代伴随人类繁衍、进化、充满生气与兴旺的景象，这些景象能够将游人融入乡村的环境、气氛与活动中，而这些氛围、活动与环境就是我们乡土文化的真切展现。

二、传统乡土文化结构――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形态

（一）结构与解构

结构（construction）与解构(deconstruction) 是本文研究中用到的两个关键词汇。“结构”与“解构”二词经常被使用于文化以及政治学研究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它经常用以分析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趋势。[8]在本文中笔者借此概念以分析乡村旅游发展前后乡土文化的变迁过程。在政治学研究中，“结构”即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秩序；“解构”顾名思义是针对“结构”而发的，指的是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变迁过程。[9]“结构”代表的是一种相互联系作用中或者后所形成的稳定的“形态”，是一个“同质化”过程；而“解构”代表的则是一个“同质异化”的“质态”过程。

本文中的乡土文化的结构表述的是费先生笔下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稳定形态，而乡土文化的解构则意味着在原有的文化“形态”之上，不断变化实现质态的转变。从“结构”到“解构”再到“结构”则展现了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传统乡土文化结构的演变动态过程――传统的乡土文化逐步瓦解，新的文化逐渐形成并趋于阶段性稳定。

（二）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结构――乡村旅游发展前的乡土中国

“对任何现实的理解与认识，都有它无法摆脱的先行结构，这就是传统”。[10]乡土文化的“结构”就是中国传统乡村所共同具有的、相对稳定的“传统”。

费先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就把中国乡村的传统文化形象的表述为“五谷文化”。“几千年来，汉族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通过种植业的收获取得食物，种庄稼的历史培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他认为“‘五谷文化’的特点之一，是人和土之间存在着特有的亲缘关系。”[11]费老的“五谷文化”从根本上表现为人和土地之间特有的亲缘关系，即“守土”。美国农业学家金(King)，在《五十个世纪的农民》一书中，就是以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表述了同样的观念，他在书中叙述了人们怎样在农业社会里把人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生于斯，死与斯。归根结底，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特性与农业技术生产力的地下引发了传统乡村中农民与土地的特殊感情，“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12]

“守土”是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五谷文化”的表现形式，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具体诠释。第一，农民生活范围（即地域）的封闭性。“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不太有变动。以农业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3]正是人和土地的紧密联系导致了乡土社会生活富于地域性，人的活动不会距离自己的土地太远，不同的村落之间缺乏常规联系，各自保留着相对孤立的生活与界限。第二，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没有陌生人的概念，往往同乡、邻里也是同宗、同姓，正所谓“一表三千里”、“一村唯两姓，世世位婚姻；亲疏居有数，少长游有群”以及“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第三，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维持力量是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表现为宗族的伦理、乡村的“村规”，表现为乡土社会千百年所积淀的经验，这种传统的推行不是依靠外来的权力，而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14]

以上三个方面相互作为，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稳定的维护着以“守土”为表现形式的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五谷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结构”。

三、乡土文化结构的“解构”――旅游发展后中国的乡土文化形态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家柯恩（Cohen）从旅游者与当地人的互动来理解文化的变迁时认为“旅游是一种涵化的过程，随着旅游与其它新的文化因子被引入目的地社会，引发当地人民生活方式变迁的力量也开始形成……文化的‘乘数效应’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即游客与东道主之间产生了相互的文化影响，而这种文化上的接触导致了社会的变迁，……不管这种变迁是不是人们想要的，变迁总会发生”，[15]而涵化则“是由两个或多个文化体系接触、交流引发的文化变化”。[16]乡村旅游发展敲开了封闭乡村的大门，城市文化作为新的文化形态与传统乡土文化发生了相互影响、交流，乡土文化也开始了其“涵化”，而这样的“涵化”正是乡土文化的“解构”过程。

乡村旅游发展后的传统乡土文化的“解构”根本上表现为传统五谷文化的“守土”的逐步瓦解。乡村旅游开发要求集乡村的原真性与商业开发为一体，因此乡村旅游景区需要一定量的商业用地。现阶段乡村旅游发展中解决商业化用地的主要方法有农村土地置换与土地整理等，农村土地置换即经过发包方（即农村集体）将部分或全部承包地块相互调换经营的方式；农村土地整理即通过对农用地与集体建设用地的整理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解决乡村旅游发展商业用地问题时，土地置换、土地整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两种手段，它们往往配合使用，甚至形成“一条龙”。土地整理置换后，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方式包括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并且还能够以入股、招标、拍卖、公开协商、折股与抵押等方式合法转移。[17]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土地资源的运用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以成都三圣乡红砂村乡村旅游发展为例，三圣乡是国家4A级风景区，是成都近郊乡村观光旅游的首选之地。在红砂村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农村土地如何利用成为了旅游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流转则较好的解决了此问题――红砂村采用农民土地集体入股，由政府统一经营的方式对外租赁，通过向寸旅游的发展，土地资源利用形式多样化带来了农民受益的提高，但农民与土地却暂时的分离了――土地被政府统一经营并且依照合同被租赁到了承租人手中发展二、三产业，乡村失去了对土地的实际占有与控制权。

与上文对“守土”的诠释相对应，“守土”的逐步瓦解也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乡村地域的封闭性被打破了，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乡村，体验当地的田园风光与生活情趣，乡村逐步走向开放；第二，与封闭乡村相对应的是熟人社会，而与开放乡村所对应的是陌生人社会，不同地区、民族甚至国家的游客走进了乡村，逐渐形成了新的乡村社会，农村不再是以前的“一村唯两姓”“生者不远别、嫁娶选近邻”的状态。上述两点，也可以从乡村旅游发展后游客流动量进行侧面说明（见下表）。

第三，维持乡村的“传统”也逐渐与法律相调和，共同维持着乡村的秩序，并成为东道主与游客沟通的桥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障的，因为传统的维持是基于乡村宗族伦理等养成的个人敬畏，受到这种传统而产生敬畏的主体也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而非接受现代法治教育的外来游客。在寻找游客与村民“团体合作”所共同遵循的准则时，“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的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这其实就是法律。”[18]

四、乡土文化解构的动因――发展乡村旅游带来的文化自觉

人类学通常认为，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各因素都是相关的，其中某些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另一些因素的改变。另一方面，为了阐明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人类学者从经济学中引入“连锁反应”概念，比如说，旅游部门的活动如饭店和机场的建立，又引发了另外的活动，如出现为工人服务的商业等等。乡土文化的解构，也是基于此类的“连锁反应”，旅游发展引发了乡土文化的文化自觉，成为乡土文化结构的根本原因。

（一）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是在1997年，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与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非全盘西化。”[19]费先生的“文化自觉”应该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以确立我们族群的主体意识，增强文化的认同感；另一个方面就是如何更新传统的文化，在不同的文化中找到自己文化的位置与坐标。费先生用十六字深化了“文化自觉”，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对各自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传统、特色，并且欣赏自己的文化传统；“美人之美”则是以开阔的视角，超越自己的文化；“美人之美，天下大同”代表着不同人群、多种文化互相接触，在人文价值观上取得共识，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与发展，达到“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一体。[20]

文化自觉是乡土文化解构的动力与直接因素，那时因为自觉的文化来自乡村内部，通过传统乡土文化的重新认识，在乡村内部产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自豪感，这样的自豪感不但引发了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更加促使了乡村主动更新乡土文化，找到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共存之道。然而，文化自觉不是产生的，乡土文化解构源自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地的动因就是乡村旅游。

（二）乡村旅游――文化自觉的导因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经济的发展本身就会推动文化的变迁，但是在一般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国家、政府的助力，乡土文化不但会维持原有的稳定，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地稳定。因为经济发展带动的人口、资本流动仅仅是从贫困落后地区向富裕先进地区的单项流动，人口与资本不是从城市流入农村而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流动，比如像进城务工的农民再也不情愿再回到落后的农村一样，这样的流动结果就是，随着城乡贫富差距的分化加大，乡村越来越封闭落后，农民和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乡土文化也越稳定。

然而，乡村旅游的发展却能够成为改变这一现象的重大导因。正是因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才推动了人口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双向流动以及资金从城市向农村的流动，外来资本也投入到乡村旅游发展中，推动了乡村经济与外部市场市场经济渐渐联系在一起，乡村逐渐被整合到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共同体中，从而引发了文化的自觉的“连锁反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乡村重新审视传统的乡土文化，通过发掘乡土文化的文化价值获取了对乡土文化的集体文化自豪感，达到了“各美其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几乎是大多贫穷的中国农村的发展目标，如果没有乡村旅游，乡村也会随着城镇化的进程逐渐失去原有的特色，成为工业化城市的一部分，村民也会视传统的生活方式为落后、贫穷的代表，不会去主动、重新挖掘乡土文化的经济价值。以成都五朵金花的“江家菜地”为代表，“江家菜地”景区位于三圣街道办事处江家堰村，江家堰村是城市蔬菜种植基地，规划面积5000亩，涉及江家堰村、驸马村、幸福村等区域。当地的村民长期从事蔬菜种植，经验非常丰富，“江家绿色蔬菜”品牌知名度极高，成都许多超市均设有专柜销售，特别是江家堰村的生姜享誉全国，畅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江家菜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以自身“绿色菜地”资源为依托，以合作社为主体统一代表农民与游客签订土地认种协议，游客根据协议自主选择地块大小认种土地，成为认种人，认种人可以自主决定土地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村民为认种人提供蔬菜种子、苗、肥料、农药、农用工具并负责日常耕种和管护。闲暇时，游客在农户的指导下，亲自耕作播种，体现种植和收获的喜悦，体验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住农家房的田园生活，享受收获喜悦，体验深厚的农耕文化带来的喜悦。如果没有乡村旅游，对当地的农民而言，耕种也仅仅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乡村也不会重新认识、发掘乡土文化的商品价值，更不会收获游客蜂拥而至而带来给他们的对乡土文化的信心与荣誉感。2005年底，西部首个展示农业文明的乡村博物馆――农业文明记忆馆在江家菜地落成并开门迎客，成为江家菜地乡村旅游的又一道风景线。

第二，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农民以开阔的视角，超越自己文化固有的思想模式，领悟与接受其他文化的表现模式。其中，有代表意义的就是农民对传统“守土”理解的变迁。一定意义上，乡村旅游其实是农民“守土”的新形式。旅游的确推动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与传统的工业化以及土地征收相比，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分离是短暂的，乡村旅游的发展凸现了农村土地资源的相对优势。因此，乡村旅游“成为一条更能让主人们接受的道理，并且只有这种建立在土地和自身资源基础上的旅游业才能为农村带来长效的发展。”[21]从人与土地的紧密相联系，到接受与土地的暂时分离，旅游的发展带动了农民超越传统的乡土文化，并主动探索、接受其他文化的发展方式，实现文化的价值。

第三，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达到“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一体。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并且乡土文化是弱势文化，在传统的观念中代表着“愚昧、贫穷与落后”，城市文化则是强势文化，代表着“进步、富裕与先进”，当弱势文化遭遇强势文化，弱势文化会产生一种的文化羞耻感，伴随着对自我文化的否定与对不安，这样的弱势文化往往不能够避免被强势文化的侵蚀与吞噬，更不要说两种文化“和平共处、和而不同”了。然而，乡村旅游的发展却真正达到了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共处，实现了两者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一体化。在保持文化集体自豪感的前提下，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必须以“分享”为前提，这样的分享首先是对对方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即前文提到的参与乡村旅游是基于对乡村文化的“体验”，而非在纯粹落后的乡村中寻求一种先进文化的“骄傲”，这样的分享也体现在经济上，在城市文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也要承认乡村有权享受先进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当然这种享受也要基于对乡土文化的尊重是二者有机的调和――当发展乡村旅游成功激发乡村的集体文化自豪感后，农民也会自觉的寻求保持乡村原真性与享受先进文明的自我调和。以成都“五朵金花”之红砂村为例，通过土地置换――将农户分散的住宅（宅基地）、耕地依据占补平衡的原则进行迁移，以置换的方式为其重新配置面积相当的耕地或宅基地。被置换后的农户土地不仅能满足农户生产、生活，由于是为旅游经营要求而配置土地，更有利于旅游投资者介入。并且置换后的农民新居经过统一建设，在保持传统农居的“符号”――青砖白瓦的川西民居的基础上，新居住环境与配套设施得到改观，集中起的农民以聚居村落开展旅游接待，发展餐饮、娱乐以及旅游商店。在经济上，红砂村与城市也实现了分享：2005年，180万客人在红砂村消费了5000万元，红砂村人的人均收入7060元，几乎比2002年(3850元)翻了一番。2006年，红砂村的人均收入达到7850元，而这一年，成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925元，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2730元。[22]红砂村人与城里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真正实现了费先生笔下的“美人之美，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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