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摘 要：缺位、错位以及假性等值等因素往往成为翻译的主要障碍。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的观点应该应用于翻译实践，以目的、通俗和文化保护作为叛逆的原则，从形式和内容方面贯彻创造性的方式方法，以减少翻译中的文化欠额，适应读者的认知需求，也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

关键词：跨文化； 创造性；叛逆； 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5-0086-06

翻译活动既联系着具有感性认知对象的原文作者，又联系着用自己的社会文化认知解读外来文化信息译文受体――读者，译者通过发现和利用两种语言之间的同质元，为原文和读者搭建起沟通的渠道――译文，其任务就是要处理好两种语言间存在的语义和文化障碍问题。“由于语言所表达的是某一社会的信念与行为，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特定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文化”[1]，因此，翻译必然涉及文化。从实践来看，翻译实质上就是文化的符号阐释。“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2]因此，要准确地传递原文的内涵信息，译者不仅要注重语言的语义信息载荷，还要注重语言的文化信息载荷，只有通过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处理手段，才能使语义信息和文化信息完整而深刻地得到再现。

一、跨文化翻译中影响因素

跨文化翻译通常会涉及到语言和文化层面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差异，另一方面表现为译者的翻译原则和主体性的表现。

（一）客观因素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具有反映民族文化特征的功能。由于地域环境、社会制度、历史沿革、思维视点等的差异，本民族与他民族间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往往呈现出非对应性关系。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存在很大差异，缺位、错位以及假性等值等现象不可避免地存在，这对翻译者来说既是影响和限制因素，也是一项具有极大挑战性的任务。

1.语际缺位现象。20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Charles Francis Hockett）在两种语言的语法模式进行对比时首次提出了缺位（random holes in patterns）[3]的概念，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JI.C.BapxyapoB）也采用了“无等值词汇”[4]的术语表述。到八十年代末，俄国学者索罗金等人提出，“存在于一种局域文化而缺省于另一种局域文化的东西”，真正意义上提出了缺位 （vacancy） 理论。

所谓缺位现象，是指在一种语言中存在的物质名称、概念和现象等在另一种语言中所出现对应缺位的情况。缺位现象主要是由不同民族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历史变迁、物质环境、风俗传统和思想意识乃至语言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独特性造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和时代属性特征。例如，汉语中的 “胡同”， “炕”， “秀才”，“气功”，“衙门”，“牌九”，“二胡”，“琵琶”，“道学”等，英语中的Cigar，Sauna，ballet，sandwich，sofa，Utopia等。

这种语言的非对应性缺位现象会给译者的翻译活动带来一定的障碍，然而译者面对这些障碍必须积极应对，找到像音译、转换、替代等适当的方法来进行处理。

2.语际错位现象。所谓错位现象是指人们对表达事物、现象和概念的文字符号所产生的认知联想和内涵解读存在着错位性差异的现象。错位现象主要是由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情感、观念认知方面的差异性决定的。例如，cowboy是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传奇色彩的美国社会特有的产物，与美国早期所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有关。在汉语中也有很多这样的田园牧歌式的人物形象词，如“牧童”、“羊倌”和“牧马人”。这就是一种错位现象。

在中国“茶坊”也叫“茶馆”、“茶楼”，是人们以喝茶的方式聊天消遣和进行交际的场所，是中国的一种特色文化形式。而在西方社会里，是以喝酒的方式聊天消遣和进行交际，这种场所叫做“bar（酒吧）”，可见，“茶坊”与英语的“bar”具有类似的功能。因此，英语里可以提供茶点和便餐的teahouse与汉语的“茶坊”或者“茶馆”就存在内涵上的错位，同样在中国可以提供茶点和便餐的“酒吧”又与英语里的“bar”存在内涵上的错位。

一方面是表达相同含义而指称事物不同。例如，汉语里常常用“鸳鸯”来表达爱情，因为人们羡慕“鸳鸯”的出双入对的生活方式，借以体现人们对“忠贞不渝”和“白头偕老”的夫妻情感的追求。而在英语里通常是用rose来表达爱情，体现的是爱情的鲜活特点。

另一方面是指称事物相同而表达的含义不同。例如，在汉语里，“羊”是温顺与软弱的代名词，而在英语里“goat”是“好色”的代名词。

对于这种错位现象带来的翻译障碍，要求译者必须谨慎应对，充分了解原语和译语中相应的词的内涵，通过合理的解读和适当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3.语际假性等值。早在1957年，萨瓦尔（Savory）就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假性等值”的概念。所谓假性等值（illusory correspondence）是指字面意思相同而内涵意义不同的词语，给人们留下词义的假性等值的现象。

词的内涵往往在两种不同语言中呈现非对称现象，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在本族语环境下，词的内涵大于外族语的内涵；二是在本族语环境下，词的内涵小于外族语的文化内涵。例如，汉语中的“知识分子”和英语中的intellectual在中美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含义也不相同。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般包括大学教师、大学生以及医生、工程师、翻译人员等一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但在美国和欧洲，intellectual只包括大学教授等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的人，而不包括普通大学生，所以这个词所指的人的范围要小得多。

词的假性等值主要表现在词的指称内涵，引申内涵和联想内涵等几个方面的差异。

首先，词的指称内涵不同。所谓指称内涵是指在语言中用以指代与其环境、习俗等相关联的事物的名称、概念等所存在的内涵意义。人们往往习惯用具有某种熟知特征的名称或者概念来指称某种事物，因而，不同文化群体的语言中词语的指称内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例如，汉语“玉兔东升”中的“玉兔”实借指月亮（the Moon），与字面的Jade Rabbit相距甚远；“旗袍”是中国女性所喜爱的一种漂亮的侧面开叉的袍裙（Female Side-Furcal Robe）”，也与字面的Banner Gown不符。同样，“英语Lazy Susan 实指Food turn-plate（盛食品的自动转盘），而非‘懒惰的苏珊’； Merry-widows实指Female straitjacket（女用的紧身衣），而非‘快乐寡妇’；Cheesecake 实指Female bonny photo（女性健美照），而非‘奶酪蛋糕’”等等[5]。

其次，词的引申内涵不同。人们习惯于借用现实生产和生活中的实物来表述某种事物、现象或者概念的含义，即词语意义的引申。然而，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说，借指物和借指的方式存在差异，因而会导致其引申的意义的差异性。例如，汉语 “他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 的句中，由于“墨水”是用来写作的工具媒介，此处借指 “文化水平”，因此该表达不能简单地译作“There isn’t much ink in his stomach.”而应该译作“He was not well educated.”或者“He is almost illiterate.”或者“He hasn’t received much education.”等才能传递出原文的确切引申内涵。

再次，词的联想内涵不同。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民族习俗和历史沿革等因素无不对语言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人们通过对与生活相关的环境和事物的密切接触、仔细观察与深入了解，便建立了与自然和事物之间的情感联系，并吸收应用于语言当中而达到丰富语汇的作用，并衍生出相关的情感联想，但由于不同民族的情感联想事物、方式和倾向性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因而，其语言表意也明显不同。例如，英语民族对pig（swine）的情感印象是“贪婪”，而汉语民族对“猪”的情感印象是“笨拙”、“慵懒”。因而各自衍生出与之相当的情感表达，如“He made a real pig of himself at the restaurant. （在餐厅里吃饭时，他摆出一副贪婪的吃像。）”；“他笨得像头猪。（He is as stupid as an ass.）”

面对这种假性等值现象，要求译者必须透过字面，找出词语的深层内涵，采用适当的对应表达来展示其内涵意义。

综上所述，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通常会遇到诸如缺位、错位以及假性等值现象所带来的困扰和障碍，要应对和克服这些障碍，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最佳的处理方式是有效应用创造性叛逆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二）主观因素

影响跨文化翻译的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译者的翻译原则和主体性的表现。译者的翻译活动往往受到译者所持观念的影响，观念通常对译者所采用的翻译原则、翻译方法乃至主体性发挥的方式、程度等产生直接影响，进而移植到译文的表现形式。

例如，汉语中称“八十八岁”生日为“米寿”，译者可以根据各自的观念来应用翻译原则，分别译成“Mi Birthday”，“Rice Birthday”，“Eighty-eighth Birthday”，“Eleven-times-eighth Birthday”，或者“Eighty-plus-eighth Birthday”，或者“parallel Eight Birthday”等等。音译 “Mi Birthday”和字面意译“Rice Birthday”对于缺乏汉语文化认知的外国读者根本不会理解其涵义，意译为“Eighty-eighth Birthday”虽然内涵意思相同，却未能传递出利用汉字构成的拆字相加所传递出的巧妙寓意。利用英语的连字构词法则译为“Eleven-times-eighth Birthday”，或者“Eighty-plus-eighth Birthday”，或者形象地译为“Parallel Eight Birthday”则巧妙地传递了涵义。

当然，译者要充分发挥主体性，不但受主观观念影响，还与译者所具备的语言文化素养密不可分，只有对两种语言和文化都有良好的理解和感悟，才能充分发挥主体意识，使相应的观念得到有效发挥。

二、跨文化翻译中的叛逆与创造性

霍米・巴巴指出：“语言的‘异质性’是不可译的核心，超越了主题的透明度。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意义传递不可能是完整的”[6]314。跨文化翻译需要充分展示翻译的延伸性和调节作用，需要借助于译者的深度介入，将语义信息和文化信息的阐释具体化，过滤化，甚至叛逆化。

交际信息是语义信息与文化信息的融合与统一，而文化包括文化环境下形成的言语符号和物质、规制以及观念等，是影响交际信息的传递的最大障碍。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卜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创造性叛逆”[7]的概念。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因为译文具有与原文不一样的参照系（语言、文化），其创造性在于译文往往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或者负载着崭新的内涵。但源语文本固有的特质及内涵仍难让译者割舍。

创造性叛逆翻译是指译者在两种语言系统下所完成的过滤性释码和创造性再编码的翻译转换过程，即过滤性地完成从原文本符号的信息解读到词语意义的阐释，再从词语意义的阐释到译文信息的文本符号再构，创造性地完成信息的输出性符号再编码的转换过程。译者的介入是解决因语言文化的差异性所带来的翻译困难和问题，实现语义和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

跨文化翻译既依赖于语言，但又超脱于语言。说它依附于语言是指文化必须依赖于语言的载体，说它超脱于语言是指文化内涵有时超出语言的字面含义。笔者认为，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把跨文化翻译与语码转换划上等号，应强调在内涵与形式的矛盾和冲突之间进行叛逆性过滤，做出灵活变通，既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又要强调一定呈现方式。叛逆是跨文化翻译应该遵循的原则，处于宏观的理论统领层面，而创造性则是执行的具体方式，属于微观的语言表现层面。原则决定方式，并对方式产生引领作用，方式则是原则的具体体现，对原则产生解释作用。坚持以叛逆作为跨文化翻译的处理原则，以创造性作为跨文化翻译的处理方式，实现文字符号背后的内涵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

在西方文化中，信仰天主教的人将纪念已故朋友和亲人的节日（11月2日）称作All Soul’s Day （万灵节），其功能与中国的清明节很类似。若将中国的“清明节”译成英语“Tomb-sweeping Day”，往往会导致读者有“打扫墓地”的误解，若采用替换性译法译作“All Soul’s Day”，虽容易让外国读者理解，但失去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如果创造性地表达为“The Sacrificing Day”就能起到文化保护的目的，也易于让读者理解。

（二）跨文化翻译中的创造性方式

跨文化翻译不仅需要以叛逆性原则作为导向，还需要有恰当的创造性方式作为支撑。创造性方式可以表现在微观的词句层面，也可以表现在宏观的思想观念层面，可以是形式，也可以是内涵。

1.形式变更。形式上的创造是指为了使语义更加贴切而不受原文字面形式的约束，着眼于意思内涵所做出的叛逆性调整的转换方式。例如，“节约用水”，若从字面形式来看，应该译作“save water”，而“save water”的涵义是经过节省积聚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显然与原文的内涵意思存在差异，若采用反面的表达形式，译作“Don’t waste water.”虽然在形式上不够忠实，但内涵上确实对等的。

1）新词创设。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有关物质、规制和观念等方面语汇缺位，或者在译语中虽然有类似的语汇，但存在明显的内涵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意准确，可以通过创设译语的新词来达到目的。

例如，1946年，在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对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当时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译员当时使用了英语的Scarecrow（稻草人）来表达“纸老虎”的意思，当得知了将“纸老虎”译成了“Scarecrow”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原来用“纸老虎”来表述的意思是：看起来凶猛，其实并没有威力。从此，新创的“纸老虎”的英文表达“Paper-tiger”传遍了世界，成为经典。

近年来，汉语中出现很多新词汇，翻译时可以根据意思创设英语新词，如“留守儿童”可以译作“self-care children”；“高富帅”可以译作“tall-rich-handsome guy”，“月光族”可以译作“semi-month-elite”，“空嫂”译作married airline stewardess，等等。

2）替代转换。中西方民族对事物的审视角度、方式、习惯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例如，汉语的“红茶”是以茶泡出的汤色来命名指称的，而西方人则以此物品本身的颜色来命名，称之为“black tea”，类似的还有“红糖”与“brown sugar”等。

替换性改写是指在译语中虽然存在字面意思相似的语汇，但与原文所表达的意思内涵存在一定的差距而采用的跳过字面词汇的对应而寻求其它替换性的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翻译是一种改写。

例如，中国古代女子出嫁时盖在头上的“红盖头”，其字面意思是“盖在头上的红色布饰”与英语中的“Red head veil”相当，然而，“红盖头”所具有的文化含义是“结婚时专用的红色披盖头饰”，其他时间所戴的相同或者类似的红色披盖头饰都不能称作“红盖头”，因此，用英语中的“Wedding veil”[12]来表示才能将其文化内涵信息传递给译文读者。

2.内容改写。内容的改写是指为了达到文化保护或者便于让读者理解和接受的目的而在语义内涵上做出叛逆性调整的转换方式。由于语言间存在规制、观念和审美、思维等方面的差异，为了维护本族文化的纯洁性，或者便于让读者顺应其观念、审美等认知水平以达到理解的目的，对内容进行叛逆性改写成为部分译者的追求。内容的改写包括细节的转换和观念的更替两种情形。

1）细节转换。为了消除文化壁垒或者维护本族文化的纯洁性，以及审美情趣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有些译者在叛逆原则指导下，对原作中的部分细节内容进行转换性改写。

在小说The Adventure of Naval Treaty中对失窃案主人翁的未婚妻Ann Harrison有这样的描写：She was a striking looking woman， a little short and thick for symmetry， but with a beautiful olive complexion， large dark Italian eyes， and a wealth of deep black hair. 1896年刊登在《时务报》的译文：“身矮而壮，面如橄榄，眼黑如意大利人，发如漆色。”1916年中华版的译本：“貌颇y丽，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双眸点漆，似意大利种，斜波流媚，轻盈动人，而鬈发压额，厥色深墨，状尤美观。形体略短削，微显美中不足。”[13]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以肤白和窈窕为外形美，而在西方文化中，女性以金发和健硕为外形美。第二个译文按照中国传统描写美女的词汇重塑了一个美女形象，虽在细节上没有忠实于原文，却向译文读者传递了美人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既是叛逆，又是忠实，是一种主动性的“创造性叛逆”。

再例如，与西方社会里长期实行的一夫一妻制社会不同的是，在中国传统的多妻制社会里，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普通百姓也可以妻妾成群，“妃”与“妾”都是通过明媒正取的妻室，只是在长幼有序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在皇宫或者家庭中的地位存在差别，如果译成“concubine”（无合法婚姻关系而同居者），相当于汉语中的“姘头”、“二奶”、“小三”，这就与原来的涵义存在很大的距离，影响到文化内涵的传递，甚至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妃”与“妾”应该译作“Junior wife”或者“Junior wives”，通过细节性地改写，使其文化内涵更加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