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标尺不容制度漏洞

“虽然这份《草案》看上去很美，但其实存在三大制度漏洞，即非自愿诊断和收治的实体标准问题；滥用监护权、近亲属之间侵权问题；患者住院期间的司法救济机会问题。”

――黄雪涛

一份承载着特殊意义的建议信，于2011年6月23日上午，寄往了国务院法制办。

2011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精神卫生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深圳衡平机构指出《草案》存在三大制度漏洞，并提出了六方面的修改意见。

关键点：扰乱公共秩序

建议一：删除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诊断和收治的标准

“扰乱公共秩序”不是一个确定的罪名，也不是一个确定的罪行，而仅仅是法理和学术上的归纳，内容相当宽泛。《刑法》中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包含“妨害公务罪”、“招摇撞骗罪”等28个罪名，《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包含“破坏选举”、“追逐、拦截他人”等20个行为。

如果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诊断和收治的标准，无疑会大大增加滥用的可能。过去几年中，轰动全国的“徐林东被精神病案”、“徐武被精神病案”都是被精神病当事人因“扰乱公共秩序”而被强制收治的典型。如此，越级上访、投诉检举不实、网络发言等都有可能被定为扰乱公共秩序，后果将不堪设想。

关键点：非自愿住院

建议二：将“知情同意”作为精神障碍体格检查的基本原则

据《草案》第23条规定，“自愿”是精神障碍诊断的原则性条件，“非自愿”诊断是例外情况。但《草案》中对“自愿”的表述为“不得违背他人意志”，模糊了这一立法本意。实践中，不排除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精神障碍鉴定之后主动接受这一结果，这也是“不违背他人意志”的一种，但这种事后承认的方式无法普遍适用。

事实上，很多“被精神病”案当事人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益相关人邀请的精神科医生悄悄做了精神病诊断，并导致了严重后果。

针对以上情况，《建议信》建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未经知情人同意不得对他人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陪同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关键点：监护人

建议三：保障非自愿住院人员的特定委托权限

《草案》对非自愿住院制度设计了监护人主导的原则，导致“监护人”权力过大。一旦进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亲属就自动被视为“监护人”行使监护权。这种亲权对成年公民自决权的侵犯，不仅构成法理上的严重漏洞，现实中也出现恶劣的社会后果。

如“深圳邹宜均案”、“广州何锦荣案”、“南通朱金红案”和“福建邵武陈国明案”都因家庭财产纠纷，被近亲属以绑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强制送诊。此类案件中，邹宜均、何锦荣、朱金红等非自愿住院，“患者”均有能力自主委托人，却因“监护人”阻拦，权被粗暴否定，使其自救措施不断激化成为公共事件。

因此建议：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本人，有权委托监护人以外的人，行使其诉讼及异议的权利。

关键点：公民自决权

建议四：监护人资格应在紧急收治后经法院确认

《草案》中，精神障碍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仍然由精神科医生诊断确定。那么，在确定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民事行为能力、设定监护人环节上，《草案》就采取了去司法程序化的制度设计。

这实际上是变相废除了成年公民自决权的司法保护机制，使我国公民的自决权，可因近亲属的主观判断和医生诊断，而遭受否定，事实上形成由医生替代法官宣告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限制。

现实中，如果先通过司法认定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再确认监护人资格，将拖延很长时间。在这段期间内，精神病患可能发生危害自身、他人和社会的严重后果。

为解决这一尴尬，司法追认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监护人资格应在非自愿住院之日起15天内申请法院宣告，并确认监护人资格。

关键点：强制诊断

建议五：重罪犯罪嫌疑人须做“强制精神障碍诊断”

刑事案件中，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是“精神病人”直接影响到量刑；而在故意杀人案中则事关生死。在现有精神病司法鉴定体制下，如果侦查机关、公诉人、法院不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不搜集证据，被告人及其家人、辩护人提出的精神病鉴定请求和申请往往得不到采纳。

所以建议对死刑犯进行强制精神病鉴定，且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八种重罪的无监护人及近亲属的犯罪嫌疑人，也必须进行强制精神病鉴定，才能还原司法公正。

此外，现实中存在很多触犯刑法的精神病患，由于无人收治而再次伤人的情况。故建议：经司法核实，犯罪嫌疑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一律进行强制医疗。

关键点：行政职责

建议六：无监护人，近亲属的疑似精神病人非自愿住院由民政行政部门首长批准决定

现有《草案》第28条第2款(“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近亲属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由送诊的民政等行政部门办理住院手续”)确定了民政部门对无人监护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责任。

但无监护人、近亲属的非自愿住院是对个人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做出的限制，需要特别慎重。如果任意一级的民政部门都可以做出强制收治的决定，则同样会造成滥用精神病强制收治权，因此，对行政部门行使强制收治权进行合理且审慎的限定是必要的。

实践中也常常发生该收治的人得不到收治的情况，因此也需要加强行政部门的管理责任。从世界范围来看，由市一级行政首长决定病人入院治疗是多个国家的通行做法。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情况，直接由市长决定病人入院治疗不太现实，但可由民政部门负责人决定。强化行政部门负责人的个人责任，更有助于非自愿住院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