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武:回家之后没有“生活”

就在《精神卫生法(草案)》公布的2011年6月10日，湖北省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公布，经精神疾病专家组鉴定，徐武“患有偏执型精神障碍，建议监护治疗，定期临床评估”。

在徐武父亲徐桂斌的要求下，武钢炼铁厂和武钢二医院同意徐武回家，徐武的监护责任由徐桂斌承担。

终于，徐武“出院”。

但是，麻烦接踵而至。

“接徐父电话，武钢第二职工医院、武汉第一医院和同济医院先后确诊，徐武属晚期梅毒。武钢和政府说是在广州传染的，可是梅毒的临床表现是‘早期梅毒的病期在感染后两年以内，包括一期梅毒和二期梅毒，晚期梅毒的病期在感染后两年以上，即三期梅毒。’是在武钢医院精神科传染。”

2011年6月27日，袁裕来律师在微博上的这条消息，让徐武“被精神病”事件再次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徐桂斌向记者表示，武钢和政府随后又放弃了徐武是在广州感染梅毒的说法，改称徐武是在一年前，自己感染了该病的。

目前，让徐桂斌最担心的是，“徐武很生气，说不搞清楚在哪里感染的，就不去治病。”

与此同时，徐家与政府的“谈判”艰难进行。政府开出的“救助”条件，让徐武一家难以接受。

愤怒与无奈下，徐桂斌找到了袁裕来律师，袁律师在致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中表示，“申请人(徐武)不仅失去人身自由4年多，并在精神病院染上了梅毒。为弄清楚事实真相，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申请公开：你分局3次限制申请人人身自由时出具的执法文书，以及采取行动前后收集的证据材料。”

在向记者提及这些时，电话那头，可清晰地听见一旁徐母龚莲芳的抽泣声。

出门都有人跟着

CON：发生了这些事情，徐武现在状态如何?

徐桂斌：孩子不是得了病吗，现在基本就在家待着。状态很不好，对于“他们”的说法，徐武非常生气，说要是不搞清楚是在哪儿感染，不给一个说法，就不去治疗。

CON：这样对病情不是十分不利?

徐桂斌：我们也没有法子，一直在劝他，和他说了无数次，他就是不愿意去治疗。

CON：那武钢和政府现在如何表态?

徐桂斌：他们就是不承认徐武是在武钢医院住院期间感染了这个病，前段时间说徐武是在广州时感染的，现在又不说了，改口说是一年前徐武自己感染的。

CON：作为家人，你们很痛苦。

徐桂斌：是啊!现在家里是被“三面包围”，楼梯内、楼道口，大门外，都是人。

CON：什么人?

徐桂斌：武钢和政府派来的人，我们知道。

CON：等于说，即使是现在，你们行动都不自由?

徐桂斌：家里人还好，徐武就不行了，每次出门都有六七个人跟着他。

难以接受的“救助”

CCN：徐武出院后，武钢和政府进行了补偿吗?

徐桂斌：没有“补偿”，他们说给予“救助”。

CON：有何“救助”措施?

徐桂斌：说给徐武一套房子，是50多平方米的旧房，半年或一年后给。

CON：“半年或一年后给”是什么意思?

徐桂斌：对啊，什么意思?对此我很愤怒，政府也太不严肃了!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内有很大变数吧?我怎么能确认半年或一年后这房子是徐武的?所以我不接受他们的“救助”，那就得和他们继续谈判，最后说救助10万块钱，10万块钱能做什么?给徐武治病都不够!

CON：现在还在继续和政府谈判吗?

徐桂斌：是的，现在我们提出了新条件，和政府还在继续谈判中。

CON：您觉得再进行谈判，有希望吗?

徐桂斌：说实话，本来我是想接受和政府谈判的，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力气了，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能尽快得到治疗。只要他们对徐武给出合理赔偿，我想就这样算了吧。

CON：所以您委托了袁裕来律师。

徐桂斌：对，现在的问题，一个是救助得不到合理解决，还有就是孩子的病，他们一直不承认是在武钢医院里被感染的。

“黄律师是个好人”

CON：曾徐武案的黄雪涛律师，在谈到徐武和你们时，很无奈。

徐桂斌：是的，很多事我们都无法制止，黄律师是个好人。

CON：最后为何解除了对她的委托?

徐桂斌：因为他们告诉我如果有黄律师，就没有谈判，徐武就出不来。

CON：他们?

徐桂斌：省政府委托了一个区代表，和我说的。但现在我不方便说出来。

CON：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类似的事情?

徐桂斌：对于徐武的精神病鉴定，也是如此。

CON：官方定论的“偏执型精神障碍”?

徐桂斌：对，这个我们家属是一直不承认的。对徐武的精神病鉴定，他们说是我要求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他们欺骗我。2006年12月，厂前派出所一个姓彭的所长说，只要我写个对徐武的精神鉴定申请，那么3到6个月，他就能出来。我说我不会写，他就写好，让我照抄了一份，在上面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