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父之名”的“关爱”

“非自愿医疗制度的建立，本意是社会对病弱失能者行使‘国家父权’的一种关爱，是为了帮助维护患者自身(健康)利益而对其加以限制的措施。”

――谢斌

对于《精神卫生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及“衡平机构”等，代表着存疑和建议的一方。而也有一些专业人士持不同观点，认为《草案》“‘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促进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立法宗旨，被劈头盖脸的防止公民被精神病的叫好声淹没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谢斌，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常务副主任马弘，为此专门做出分析报告，论述了针对《草案》的“六个迷思”，“以此打破媒体对这部保护弱势群体法律的偏颇引导”。

CCN记者据谢斌、马弘的分析报告，对比做出整理，以供读者参阅。

关键点：精神医学

迷思一：罹患精神障碍――是医学原因还是道德品行原因?

社会同情、接纳、治疗精神障碍患者的历史，远远短于驱赶、囚禁、迫害他们的历史。但最近三十年来，精神医学已成为医学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各种精神障碍从病因探索到诊断工具和治疗预防，都已与百年前相去甚远，甚至与50年前也有天壤之别。

因此，可怕的不是患上这类疾病，而是内心的恐惧、排斥和否认。

关键点：社会耻辱

迷思二：精神障碍的诊断――是健康缺损还是耻辱烙印?

许多精神障碍方面的疾病属于慢性病，病程冗长迁延，患者生活劳动能力为此受损严重，一些患者甚至成为终身残疾。少数患者由于症状的困扰，还会表现出针对自身或他人的危险行为倾向。

精神障碍导致的社会负担也十分沉重，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6.07％。

其实科学发展到今天，绝大多数精神障碍只要能获得早期诊断、及时治疗，是能够痊愈或至少带病生活的。因此被诊断患有某种精神障碍，只意味着生命的伤痛、健康的受损，而不是个人或家庭的耻辱。

关键点：国家父权

迷思三：精神障碍的非自愿医疗――是善良救助还是恶意惩处?

非自愿医疗制度的建立，本意是社会对病弱失能者行使“国家父权”的一种关爱，是为了维护患者自身(健康)利益而对其加以限制的措施。

美国自1960年代以来，将非自愿医疗标准逐步缩窄为“已经或马上将要发生对自身或他人的危险”，同时设置了完全司法化的实施程序。但多年以后调查却显示，该国只有不到40％的严重精神病患者获得了稳定的治疗；无家可归者中1／4以上是重性精神病患者，他们大多从未得到任何治疗。

因此，非自愿医疗的利弊，并不在制度本身，甚至某种程度上也不在患者及其亲属的评价，而是完全在于社会的态度。

关键点：精神卫生机构

迷思四：精神卫生机构――是救死扶伤的场所还是羁押迫害的场所?

中国的精神科医生是推动患者权益保护和精神卫生立法的中坚力量。26年前，刘协和教授等精神科专家用铅笔拟就了中国大陆最早的精神卫生法草案；16年前，张明园教授等精神科专家提交了中国第一份开展精神卫生地方立法的人大提案。在上海地方立法讨论过程中，曾有人大委员动情地说，这是我审议立法至今第一次见到完全没有部门利益的法规草案。

因此，精神卫生机构本身并不阴暗，阴暗的是那段阴暗的历史。

关键点：患者家属

迷思五：精神障碍患者家属――是值得尊敬还是应受谴责?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40岁以下的患者主要由父母、40岁以上的患者主要由配偶、成年子女或兄弟姐妹承担看护职责；由家属或监护人护送入院治疗的患者比例达40.3％-59.5％。

因此，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大批精神病人流落街头或患者接二连三肇事肇祸的事件，广大重症精神病患者亲属功不可没。

关键点：弱势群体

迷思六：除了规范“被精神病”乱象，这部法律草案的最大看点?

由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症精神疾病免费治疗项目，自2004年开始实施，截至2011年4月，覆盖了中国的680个区县，自愿参加治疗的重症精神疾病患者达27.7万例，其中9.4万例患者有肇事肇祸行为，获得免费住院的患者1.24万人次，国家财政为此投入了2.2亿元。

在这些患者中，12.5万属于贫困人口，贫困率高达59.9％。按照中国目前的贫困线(1196元／人／年)，中国人口的平均贫困率为3％，精神病人的贫困率是一般人口贫困率的20倍。

因此，精神卫生法最大的看点应该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