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优化及其尺度

〔摘要〕　文化优化作为一个崭新的时代命题，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它是对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和难题的回应，倾注了人类理性的自觉、智慧的设计、美好的意愿、自我的反省，对人及人的文化世界具有十分积极的效应。文化优化不是主观臆想，它由可能到现实，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作为来自文化主体的一项客观的、自觉的文化实践活动，文化优化主要受到客体、主体和实践三重尺度的规约。

〔关键词〕　文化优化，文化自觉，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实践尺度

〔中图分类号〕B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3-0019-05

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升和文化作用的不断显现，文化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文化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天，文化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更多地被看作是人类实践的原因，有基于此，越来越多的主动地、自觉地、系统地对待文化，我们会意识到，人在文化面前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于是，一个崭新的文化哲学命题——文化优化，呼之欲出。

一、文化优化：人类理性的文化自觉

文化优化这一概念是笔者在《文化优化：一种自觉的文化管理》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所谓的文化优化，是指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要求，对文化所进行的控制、管理、规划、设计等的文化实践活动。” 〔1 〕 之所以提出文化优化这个命题，基于笔者对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困境的哲学思考。

当今世界，人类深处文化转型的过渡阶段，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存在着深刻危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之间的文化冲突日趋激烈，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金钱至上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信奉，为了攫取物质利益，人们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甚至不惜以人的健康、生命为代价。而吊诡的是，人类在取得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并没有实现精神文明的巨大进步，道德滑坡相当严重，违法乱纪现象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各种新的文化形态丛生，文化业态林立，给人类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的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生态，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面对诸多社会、文化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回应，就会威胁到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因而，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对文化的根本性治理，进而让人类的文化发展与人类的文化理想相符合，是人类面临的一项迫切课题。

文化优化不同于一般性的人类文化实践和文化观念。作为一种文化主张，文化优化倡导一种对待文化的积极的、主动的态度。在文化优化视域下，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并不会自在发生，需要人类自觉的努力，这与文化进化论将文化看成与人无关的客观进化过程的立场大相径庭。作为一种文化理念，文化优化基于文化需要优化、能够优化这一前提，通过优化文化能够实现文化优化的信念，要求人们树立一种文化优化意识，因而文化优化与应景性、临时性的文化管理、文化控制有着严格区别。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文化优化并不停留于对文化的理解、解释、说明，它更是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为，是对文化本身的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这主要包括对文化的内容、形式、程序、取向、关系等的优化。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文化优化是对文化现实的批判、反思和超越，它内蕴着一种对文化发展的美好的期许、憧憬和构想，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事业。

就基本内容而言，文化优化有三个层次，器物技术层面的优化、制度程序层面的优化、精神理念层面的优化。器物技术层面的优化，是对物质文化的优化，追求的是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提升，以及科学技术的拓展和进步，也就是物质文化的繁荣。制度程序层面的优化，是对制度文化的优化，追求制度规范的人性化、合法化，以及组织程序的高效性、合理性，也就是制度文化的进步。精神理念层面的优化，是对精神文化的优化，追求的是思想、理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合理，也就是精神文化的先进。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其实是想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物质文化，“师夷长技”来优化民族文化，以此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是要从制度层面进行优化，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来改革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精神文化层面对文化进行优化，这也是最深层次的优化。

文化优化的意义十分深远。从文化本身看，提出文化优化的理念、策略、机制、方法，有助于解决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文化问题，化解文化的危机，解决文化的矛盾，优化文化的环境，使文化更加趋于和谐、合理、完善。从主体人的角度看，通过文化优化，会自觉克服人的异化，促进人的文化水平、水准、品味的提升，使人逐渐摆脱各种低级趣味，从而更加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从人与文化关系的角度看，文化优化可以积极推动人与文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能够让文化发挥其最大的人文教化、陶冶心灵、丰富生活的作用，让人更好地担当起文化创作者、管理者、建设者、保护者的责任。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文化优化日益凸显为人类共同的事业，清理文化庸俗、低俗、媚俗的现象，扭转形形的反文化、非文化、无文化的力量，矫正文化中出现的退化、弱化、劣化的颓势，促进文化的进步、发展、繁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文化优化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迫切需要，急需我们思考文化优化的核心问题，即文化优化如何衡量，也就是文化优化的尺度问题。因为只有确立文化优化的尺度，我们才能区分优化与劣化、进化与退化、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才能实现文化优化从理论走向实践。文化优化的尺度能否确立，关系到文化优化能否成立，关系到文化优化问题的真伪，关系到文化优化的发生，关系到文化优化与否的评判。

二、文化优化的客体尺度：合规律性

规律是天然的尺度，文化优化首先要以规律作为衡量的依据、标准和法则。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论是自然界、社会还是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只有在文化认识与文化创造中，严格地遵循、把握和运用这些规律，才能实现人的世界合目的性的发展。规律是文化优化的客观标准，也就是文化优化要最大限度地合规律性。在这里，规律主要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及文化自身规律。

首先，文化优化要遵循自然规律。人类天然地生活在自然界中，人及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人类文化创造的资料要取之于自然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要依赖于自然界。自然是人类文化的母体，相对于社会规律和文化规律而言，自然规律是一切规律中最原始、最根本的规律，文化虽然是对自然的超越，但文化创造并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发生，自然规律对文化发展和演化具有终极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文化优化违背自然规律就会变成谬误，永动机就是一个例子，就其追求的目标而言，永动机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创意，但因违背自然规律，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结果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在文化创造和优化过程中，一旦违背自然规律，必然导致自然对人的惩罚，造成文化创造的浪费和文明的退步，使文化陷入恶化、劣化、退化，甚至危机之中。因而，人类要进行文化优化，创造和实现文化优化目的，就必须研究认识自然规律，从而正确掌握自然规律，自觉运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文化生活、文化实践服务。只有以此为尺度和法则，文化优化才能实现人及其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

其次，文化优化要服从社会历史规律。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启了社会历史之旅。人类的文化与社会历史如影随形，其发展和演化必然受到社会历史规律的影响和制约。文化优化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文化活动，并不是超脱于人类社会历史之外的人的主观臆想和抽象思辨，而是内在于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活动之中，因而必须遵循社会历史规律，接受社会历史规律的检验。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原理，当然也是文化发展、文化优化的根本原理和一般规律。只有正确掌握社会历史规律，才能从根本上把握文化发展和演变的整体面貌，并大体预见其未来，从而对文化进行自觉的优化。而违背社会历史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破坏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化运动”，以及后来的“”，无不因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最终导致失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正确掌握和认识社会历史规律，才能了解文化发展的过程、趋势、方向，才能认清推动文化进步的原因和动力，才能厘清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关系。如果离开这一切，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使人无法捉摸，文化优化就会“无法可依”，失去合法性。

最后，文化优化要依据文化特律。所谓“文化特律”，也就是文化自身所特有的规律。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现象，必然有其独特的发生机制和原理，在其发展、传承、创新等演进过程中，必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由于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体系，又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因此，文化规律需要长期的总结、归纳和探索，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针对不同面向，概括出各种各样的文化特律，如从文化结构角度总结出的“三大文化协调发展规律”，从文化发展角度得出的“文化继承和超越规律”，从文化演化角度提出的“文化积累和渐进规律”，从不同文化间关系角度概括出的“文化间协同共进的规律”，从文化的主客体关系角度提出的“文化主体性和选择规律”和“文化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规律”，以及有的学者提出文化创造活动特律，包括文化创造系统整体与诸层次间的关系特律，文化创造的极场同构共振关系特律，文化创造主体及其间性关系特律，等等。〔2 〕 文化特律是文化优化最切近的依据、标准和尺度，文化是文化优化的主要对象，文化优化必须参照文化规律来操作和运行。

文化优化除了要严格遵循自然演化的基本规律、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文化自身特有的规律，还应统筹协调自然环境、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确保文化优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长效性，为文化的科学发展提供实践的指导。

三、文化优化的主体尺度：合目的性

文化优化的主体尺度，即人的尺度，也就是文化优化要反映主体的本性、需要、利益、目的、意愿和理想，一句话，文化优化要合乎目的性。在诸多的文化发展的可能性中如何进行文化选择，人自有其合理性的、合目的性的标准，使人的行为符合人的道理、原则、人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指出：“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 〔3 〕 （P166 ）人在文化的进步、管理、创新，也就是文化的自觉优化中，起着核心的作用，而且随着文化自觉的生成，人的自觉控制、管理、创造的行动将在文化良性循环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今天世界文化中的矛盾已达到极限的程度，文化自身的存在已受到威胁。那些思考着文化的未来命运的人们发出惊慌的呼叫。一些人预言文化必然毁灭，另一些人则相信它‘会得到改善’，会得到拯救。可是对人们行动的‘控制’这个词似乎更多地团结了那些对人文主义文化的进步真正感到兴趣的人们。能够拯救文化的不是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的停滞，尤其不是返回到过去时代的文化，无论这个和那个都不可能。但也不是轻率的‘一味前进’，只有从任何发现、任何发明中可以吸取最大限度的东西才能拯救文化。人道应当成为一切进步的尺度，而不只是进步成为人道的尺度。” 〔4 〕 （P270 ）人及其发展状态本身就具有检验文化发展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否有利于人的需要和自身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维护整体的人的利益，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衡量文化优化的重要尺度。

文化优化是实现文化创造的理想追求，是文化发展前进的一个方面、一种手段、一种动力，文化优化的尺度也从属于文化的尺度。但文化优化尺度的要求要高于一般文化尺度，它不像进化论维度下的文化尺度只关注文化现实，而是指向文化理想的存在，诉诸一种超越现实的追求，奔向真善美的状态即文化自由的境界。“文化超越的对象就是现状。这个现状包括现有的自然状况和现存状态。超越现存的自然状况，从而使自然更加人性化，更好地为我所用；超越现存的文化，祛除现存文化中的糟粕，革除那些限制人、压抑人的东西，使之成为更适合人的自由发展的文化；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它超越的指向必然是真、善、美的状态，即自由的境界。” 〔5 〕 （P10 ）文化优化是文化主体对不断实现文化超越的高度自觉，文化优化使文化更加积极主动地趋向主体的需要、利益、目的，向有利于主体理想意愿的方向发展。人优化文化的目的、原则或出发点是，寻找更好、更优、更有意义、更合理的生存方式，以这一原则为标尺，对文化加以改造、管理、规划和设计。

文化优化的主体尺度应是客观的。主体不等于主观，文化优化的标准就是指作为主体的人之客观需要和利益。它本身来自主体的本质、存在和内在结构规定性，来自人同整个世界的联系。作为主体的内在尺度，文化优化标准本身与主体存在直接同一，它本身就是客观的。换句话说，主体的客观存在本身，在人的文化活动中，就具有尺度的性质和功能。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文化给人的任何影响，都会同人的客观需要和利益之间形成一种效应关系，积极的、消极的或中性的效应，这些效应不是文化本身的属性，也不以人们是否意识到它们为转移，而是以作为主体的人的结构规定、需要、利益为尺度。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6 〕 （P33 ）文化优化标准不以人们的主观评价为标准，而是人的一种主体性尺度，它必须通过对主体及其客观活动过程的考察来把握。

文化优化的尺度应是一个积极的、正向的尺度。文化优化的评价根据与判断标准，只能是文化对人类发展与人性完善的文明意义与价值。只有那些合理的、健康的、有益的主体需要才能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动力，也才能提升为衡量文化优化与否的尺度。因为主体需要有健康与不健康、合理与不合理、有益与有害、消极和积极、正向和负向之分，以主体需要作为主体内在尺度必然产生混乱，必然会导致满足不健康的需要也有价值的结论，与社会文明进步相悖的、、、吸毒、贩毒等腐朽丑恶需要的满足与否，就不能成为文化的尺度，更不能成为文化优化的判断标准。恩格斯在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说，应“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 〔7 〕 （P124 ）可见，应当满足人们的是“一切合理的需要”，而不是任何需要。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也认为：“善被定义为合理欲望的满足。” 〔8 〕 （P385 ）即善是合理要求的满足。实际上，也正是由于正向价值取向的引领，才使人类以文化的方式逐步消除弊端，完善自身，逐步趋向文化自由的境界。

文化优化的主体尺度应是一个全面的尺度。文化是进步还是退步，是先进还是落后，如果以物质需要的满足、物质发达为标准，可以说今天的文化世界无疑是进步了，但如果以人的安全需要、精神需要、爱的需要的满足程度来衡量的话，很难说今天的文化世界比过去进步。“人们对文化价值的理解不同，而对文化目的设定存在着领域和方面的偏好。有的人视物质财富为文化中重要的东西，因而把进步目标主要地设定为财富的经济增长；有的人把秩序和交往规则及道德规范视为基本价值，因而把文化进步主要地看作制度、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建设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道德本体的建设；有的人把精神自由及其创造性活动视为基本价值，故而把文化进步的最高要求设定为人的自我精神修养和艺术境界的提高。所以可见，由于人们对作为进步概念的基础的价值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侧重，所以，对进步的实行就发生分歧。” 〔9 〕 （P393 ）因此，文化优化的主体尺度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全方位地反映人不同层次需要的尺度。

文化优化的主体尺度应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主体是多元的，文化优化也决不能以某一个人、某个民族作为唯一尺度，必须承认多元文化的合理性，反对用一种文化模式为标尺，来品评、框定其它文化样式，只有这样才能解放人的创造力，实现文化的优化。“面对人类辉煌的历史和不可预知的未来，发展再也不能被看作一个单一的、整齐划一的、直线型的路径。如果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将会忽略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和不同的文化经验，从而限制人类的创造力。” 〔10 〕 （P1 ）但是，这也绝不意味着不承认一些公认的标准和尺度，因为只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同样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消极效应。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主张可能会产生新的极端的文化相对论，那就是认为人们的任何做法都是合理的。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无异于文化上的无政府主义，无异于我们丧失了对文化行为鉴别和比较的标准。可见，文化优化的主体尺度只能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

四、文化优化的实践尺度：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人类文化纷繁多样，文化环境千变万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更是具有不确定性，这决定了要把文化优化看成一个不断演进和修缮的过程，在文化优化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墨守陈规，更不能急于求成。因为文化优化的结果不可能和文化优化的目标完全一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甚至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 〔11 〕 （P274 ）因此，文化优化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与修正，在不断反复推进的过程中，与实践共同发展。文化优化的客体尺度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按照客体尺度的要求，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既有促进文化主体人发展的一面，又有限制、阻碍甚至牺牲文化主体发展的一面。文化优化的主体尺度也并不总是合乎规律的，仅以主体尺度作为衡量标准，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既有遵循、维护文化规律的一面，也有违背、破坏文化规律的一面。文化优化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达致主客体的统一与一致，而实现两种尺度统一的只能是实践。实践既是客体尺度形成的过程，也是主体尺度创造的过程。

实践是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的汇聚，是人们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思维方式的统合，是人们把握文化世界的最终尺度。实践在文化世界形成和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文化世界不是单纯的物体组合，也不是单纯的思维集合，文化世界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文化世界的存在方式。实践既是客观世界的尺度，同时也是主观世界的尺度。“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12 〕 （P55 ）离开实践，就不能正确地和有效地测度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世界的问题。

实践尺度内蕴着一种历史的视野。实践在无限发展过程中，展现为一个历史过程，这使文化优化的尺度有了纵向比较的可能和持续发展的逻辑依据。实践尺度使文化优化尺度获得了持续变化发展的动力支撑，有了实践尺度，文化优化的衡量标准就不再是僵死的教条，而应随着时代要求和文明进步不断提升和调整。实践尺度还包含着一种价值维度。因为实践是人的实践，反映着人的价值取向、价值诉求、价值理念和价值维度，实践尺度是映射出人性光辉的人的尺度。在价值维度观照下，判断文化优化与否，也就不仅仅要诉诸客观规律，而是更要看其是否能够维护主体的利益、需求、理想，也即是否有利于主体的价值生成、创造和实现。

实践尺度表明，在现实生活中，评价文化的方式极其多样。从无意识、不自觉的反应，到有意识、自觉的论证，从难以名状的感受，到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人的一切活动形式，都在一定情况下成为评价的形式。而作为自觉的实践文化评价，则是在最高水平上表达着人对文化及其发展的评价。这是一种自觉的、系统的、物化的评价活动，是把对文化肯定和否定、正价值和负价值区别开来，把可能价值变为现实价值，使评价获得外部现实性的活动。通过实践的文化评价，该否定的价值现实地否定，该肯定的价值现实地肯定。因此，实践的文化评价是真正彻底的、完整的评价，更能反映出人对文化的一种进步的诉求。总之，实践是判别文化优化与否的根本标准，实践尺度是文化优化的最终尺度和衡量标准。

文化优化的过程就是合规律性的“求真”，合目的性的“向善”，以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达美”的过程，是人对自身的本体性存在进行的一种主体性的建构，它反映的是真、善、美，是人的美好的心灵。文化优化并不只是一种理念、一种方法，它蕴含在现实的人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之中。在人类的一切文化实践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向更好、更优、最好、最优的方向发展和努力，这是人性和文化性的叠合，是人类文化的天然的志趣，如果将这种努力和志趣上升到一种自觉的理念和实践，真正的文化优化便发生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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