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女性主义探析

摘要：女性主义的发展受到多方制约，其中自身的理论缺陷是关键因素。作为与传统女性主义有着根本区别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能否帮助其走出原有的困境?本文拟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基础的反思，凸显差异性，重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三个方面，说明后现代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救赎。

关键词：后现代；女性主义；困境；救赎

中图分类号：D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163―03

一、批判传统哲学基础，彻底摆脱父权意识

传统女性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坚持本质主义，认可理性，确定二元对立，承认对于男女不同特质的界定。后现代女性主义则不同，它已经意识到要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现代思想的根本，在女性主义的批判活动中，“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比批削恶化摧毁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基础来得重要”。

(一)理性与性别歧视之间

“后现代主义认为理性并不是性别中立的，它是基于克服本性、情感和特殊性而确立的。……把理性看成是人类最根本的原则是错误的，理性肯定不适用于生活的一切领域。”福柯认为，理性总是充当着评判一切的标准，然而理性自身从未被拷问。

后现代女性主义集中批判了理性，认为理性是性别歧视的根源。如果理性是“人类思维能力的全部，代表人类思维能力中最好的部分”，那么被理性所“克服”的对象必然是低级和次要的，不幸的是“本性，情感，特殊性”常常被认为是女性的特质。

人们常说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即女性不擅长于任何理性的认识。后现代女性主义所质疑的不是女人缺乏还是不缺乏，或者这种缺乏是有利还是有害，它的矛头直接指向参照物，即“宏大的法则和原理”本身的合法性。如果法则和原理是值得怀疑的，那么缺乏与否就无关紧要，那么女性的低下就不过是理性的专制与阴谋。如果不曾动摇父权制的这一基础，任何女性主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如果理性对应于男性，非理性对应于女性，那么理性并不具有最高价值，男性也就不会高于女性，女性具备或是否应该具备理性便成为一个不值得争论的问题。

后现代女性主义除了反对理性还在批判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巧妙地颠覆父权制。启蒙主义将世界划分为代表理性、主体、文化、心灵的男性世界和代表情感、客体、自然、肉体的女性世界两大领域，并赋予前者高于后者的价值，由此为男性对妇女的统治提供了借口，从而把妇女束缚于家务劳役之中、排除在公共生活和理性客观性声音之外。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二元对立：没有等级，只有差异；没有二元，只有每一个个体。

综上，后现代女性主义“两面夹击式”地摧毁了男女不平等的根基。首先对二元对立的批判意味着根本没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差别，也不存在男女不同特质的概括；其次，即使二元分立存在，由于理性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非理性的所谓女性特质并非低级。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贡献不止于此，在批判之后还呈现出宽容和前瞻性。具有较强颠覆性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期望建立一个兼容并包、平等和谐的社会，它没有男性统治后登上女皇宝座的野心，而是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以重视女性利益为切入点关注所谓弱势群体的权利，以对异己者的包容提升整个社会的宽容度。它所思考的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及其文化结构，“女性主义的职责是朝向普遍性(towards universality)，她必须超出和揭示不单纯关怀女人而已的现实性。”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再重复传统女性主义以“女性主体化”取代“男性主体化”的理论思考模式，而是从普遍化的角度，试图通过“去中心”的理论思考程序，彻底取代作为男性父权主义和整个传统文化的哲学理论基础的“二元对立主客体模式”。

(二)“女性缺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因此其社会批判力反而弱于传统女性主义，而传统女性主义的社会批判力较强，却又常常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从而无法彻底实现女性的自由与解放。这也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两难困境。但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毕竟为女性的解放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思路，它追根问底的勇气和智慧，揭开了长期以来性别歧视的根源所在，尽管由于它对“后现代”的依附消解了女性主义特有的政治性，但是它的发问在方法论上却是颇具颠覆性的。

在男女差异问题上，传统女性主义中的前提是可确定的男性和女性的存在。女性的既有形象已经被确定，剩下的问题只是怎么样改变这种形象和提高女性的价值。

然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并未纠缠在该问题中，它的探索向上追溯，它要质疑的是：“女性”存在吗?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所有的分类都过于概括。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在它看来，就连“女性”、“男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根本不存在男人和女人之分，没有永恒的男人和女人。“人只是多种文本的集合，是一种没有最终所指的能指符号。它认为，无论男人或女人，只是一种能指符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乃至在不同的场合中，这一符号会发生变化，具有不同的指向。除了生物指标以外，人们对某一个体或群体进行性别识别时，往往依据某一文化对性别的角色行为的规定。而现在性别划分的标准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没有确定的“女性”和“男性”，因此也没有必要谈论男女差异。后现代女性主义以“后现代”的幽默方式回答了女性主义中最棘手的问题。

二、强调个体差异，化解传统理论论争

在去中心、反对二元对立以及本质主义后，后现代女性主义确立了强调差异、提倡多元化的理论攮调。

女性主义困惑于两个“差异”问题：一是男女之间的差异，二是女性内部的差异。前者所需解决的是，男女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那么差异点何在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差异。后现代女性主义从反本质主义出发消解了“女性”本身，因此也就彻底否定了男女差异的前提，以较为独特的方式化解了这一问题。女性内部的差异之争所引发的是女性主义能否一劳永逸地制定出适合于所有女性的解放纲领。后现代女性主义从强调差异、提倡多元的角度确立了自己的立场。

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自然、人性，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具有很大不同。人的特质既不能划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大类，也没有统一的女性特征，真实存在的是来自种族、阶级、经济地位各有差异的女性个体。

斯佩尔曼曾敦促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抗拒掩盖妇女差异的倾向，不要以为似乎存在着某种“妇女”，所有经历了各自不同生活道路的妇女都将自动融汇到这个“妇女”类别中，在其中彼此的差异都被消解。一个有效的女性主义理论必须认真对待妇 女之间的差异，它不能宣称所有的妇女都“正如我一样”。

巴特勒的结论是：“这样一个总体概念的建立，所付出的代价只能是产生新的、更进一步的‘排除’。所以，要想不事先放弃未来对包容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将‘普遍性’一词视为永久开放性的、永久论争性的和永久暂时性的。”

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拒绝发展出一个无所不包的解释和解决方法，这对女性主义理论提出了重要问题；她们的拒绝态度推动了女性主义去发展多重性、多元性和差异。

对女性之间的差异问题，后现代女性主义解决的功效如何?当争议存在时，解决的路径有两个：一是，彼此妥协，达成共同的行动纲领；二是，彼此之间不调和，不对话，各自为政，分别解决各自认为重要的问题。前者无疑是最理想的，然而后现代女性主义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法，它对该问题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女性主义中争论存在的合理性，即超乎想象的女性之间的差异。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传统女性主义论争所开出的处方正是：承认差异，拒绝理论的统一，不提出一致的行动纲领。后现代女性主义由女性之间的差异客观存在而容忍了理论上的各种分歧，此种解决无疑是极为独特的。

三、从重视事实到关注话语，树立女性主义新的批判武器

福柯在他的权力――知识形成学说中表明：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话语是权力的产物，在话语的实践中潜藏着权力的运作。话语即权力。话语的争夺实际上即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权力的拥有。但话语并不仅仅是权力的附庸，话语一旦由权力生产出来，其本身又具有能动地生产权力的功能。因此话语与权力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福柯指出，标准化或正常化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正常化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

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福柯关于标准化、正常化的思想，说明女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由于社会对于女性特征的认识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女性自身亦不加怀疑，女性不自觉地按照社会既有的定位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这种自律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对女性的认识，如此循环女性便不断陷入对自己的约束之中，不会再对自己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产生怀疑。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

因此，女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改变男性制定的“标准化、正常化”的模式，摆脱“惩戒凝视”，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话语去获取权力。女性的知识由于打断了属于男性的绝对真理的形成史，而被排除在正式的权力历史之外的，现在该是复出水面的时候了。

如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家伊丽加莱所做：打破男性气质与理性、普适性的联系；发出“女性”的声音，创造出一套女性的符号，号召女性以自己的语言写作自己的故事，倡导女性写作自我表现的文本；将个人的经验与政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写作，她的主张就是写自己。

拉康也说过，女性有进入线性思维领域的特殊能力，男性富有技术的目的性的理性，在与他人的对比中确定自己的地位。他建议女性创造不同于男性的文化，避免线性思维和男性的科学样式，提倡“圆形写作”，并认为它是女性身体圆形线条的反映。

但是女性主义者也清醒地看到女性话语的产生只能是在社会结构性(包括男性霸权)的压迫下进行巧妙地“解构”；在“微观”层次对男权话语实行“抵抗”，正如女性主义者格洛兹指出的那样，要改变男性霸权话语，不是通过改革主义，而是对权力话语最脆弱的地方，进行策略性的、局部的打击。只有在这种多元化话语并存的情况下，才能够动摇男性话语的霸权地位，也有利于女性话语的创造与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