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安徽矿业的发展

[摘 要]近代安徽矿业的发展历经坎坷，经历了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中期，抗战时期四个发展阶段。在政府的支持，商人的努力，外资的渗透下。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有着深刻的教训。

[关键词]近代安徽；矿业

作为我国华东地区矿产种类多、储量大的省份之一，安徽矿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宋时期，安徽采矿业和矿务冶金业就已十分繁荣。沿江当涂、南陵（今铜陵一繁昌一带）不少百姓参与开采铁矿，并筑炉炼铁。[1]近代安徽煤产地主要集中于沿江江南的池州、宣城、宁国、铜陵和淮河沿岸的宿县、怀远等地。其余包括马鞍山、太湖、怀宁等地也存在一批小煤矿。铁矿的开采主要分布在沿江一带，多集中于铜陵、繁昌、当涂等县。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安徽矿业几起几落，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民族资本的广泛参与与外资的不断渗入

洋务运动的开展之后，部分官僚、地主开始积极兴办实业。尽管近代安徽矿业的兴起始于1877年杨德创办池州煤矿，首次在安徽运用机器采矿。但真正促使安徽矿业的第一次发展则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彼时，清政府为了扩大财政收入，也为了抵制西方资本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发开了对民间投资实业的限制。受此影响。大量安徽官绅开始投资矿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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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者统计在辛亥革命前，“安徽民族资本创办的矿业公司有23家，领有矿区32区。其中绝大部分是煤矿，另有铁矿、锑矿各一处。这些公司不大，资本较少。”[3]而同时期外国资本因其雄厚的实力和不平等条约所给与的大量优厚条件，大力投资安徽矿业。

仅1900年以后，外商与安徽订立的大宗矿业投资合同就包括：“1901年8月，日商土仓鹤松与宣城煤矿公司订立合办宣城煤矿合同，1902年3月，英商伊德与安徽商务局签订在安庆、池州、太平、宁国、徽州五属勘矿合同；同年4月，英国伦敦巨商代表凯约翰与安徽商务局订立歙县、铜陵、潜山等处勘矿合同；同年5月，意大利公司与安徽商务局订立凤阳、山的采矿权，大通、宁国、广德、庐州二属勘矿合同；1905年，英国伦华公司用欺骗手段攫取铜陵铜官山的采矿权。”[4]

所辛的是，由于安徽本地的人民群众的广泛抵制，这些合同多数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西方资本更多以渗透手段为主。他们通过入股安徽中小型矿企，避开中国官方监管和舆论关注，以逐步蚕食中方股权和控制权为手段，最终使得这些中小型矿企，名为中国企业，实则外资控制。据统计“全省的东流、贵池、怀宁、青阳、宣城、繁昌、广德等13个县内20多处煤矿，就有17处和外商合开，各地独自开办的煤矿不多。”[5]

二、1910年代至1920年代：本地矿企的严重困境与日资的日益坐大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京政府在法令和政策上一度程度鼓励民族资本投资和兴办实业，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无暇东顾，给了近代安徽矿业的发展以“短暂的春天”。

“在这一阶段，在安徽注册领照的矿业公司有96家，领有矿区127个，面积达79268亩，为清末的4倍。其中，煤矿公司达81家，开采出煤的有宿县普益公司、贵池六合公司等24家，8年间共产煤32万吨，铁矿公司有15家，生产铁矿的有繁昌裕繁公司、当涂宝兴公司等4家，8年间共产铁矿31万吨。”[6]

尽管注册的矿业公司数量大增，但矿石产量的增长却十分有限。根据上文数据，“短暂的春天”里，注册的81家煤矿公司（企业）中，有近百分之七十的企业无法产出煤；注册的15家铁矿公司中，无法出矿的企业高达到百分之七十四。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重：

首先，从地质构造上来看，安徽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多数矿区地壳断层现象和褶皱现象过多，矿层深浅不一，加大了开采难度。而大批省内矿企事先未进行详细勘测，多数矿企技术仍停留在传统的土法作业中。技术上的不足直接导致了矿石产量低，品质不高。

其次，北洋时期，政局动荡。安徽本土缺乏强有力的军阀势力，使得安徽成为了周围省份各军阀相互争夺的对象。政局的不稳，给矿企正常运营带来负面影响。大小军阀在安徽普遍设立关卡，并对矿企进行各种名目的盘剥，苛捐杂税使得相当的小型矿企尚未开工就已经资金运转不灵，企业面临破产。

更为麻烦的是，省内各煤铁矿产区广泛存在小煤窑、小铁矿。正规的煤铁矿没有政府的许可，是无法通过关卡卖往上海等其他地区，而土法作业的小煤窑、小铁矿则通过走私等其他非法途径，大量贩往上海等地，不仅能够躲避政府的苛捐杂税，更比正规企业更方便快捷。“土煤既然能如此运销，机器开采的煤矿便无法与土法开采的煤窑相竞争。”[7]

因日本国内矿产资源贫乏，而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亟需大量的煤铁原料，而安徽又资源丰富，水路运输也极为便利，因而日本将安徽看成了其煤铁资源的重要产地。而日资深度介入，给近代安徽矿业发展带来严重阻碍。

尽管日本对于煤铁资源的需求量极大，但在安徽矿业销售区域来说，因国内钢铁行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不发达，相对于全国各地大量煤铁矿的开发，煤铁矿的产出与国内市场的需求并不成正比。安徽矿企的国内市场销路有限。“当时的办矿者，仅恃日本为唯一销路，甚至矿商非先与日人订立合同，不敢从事开采。”[8]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国内以军工业发展迅速，急需大量钢铁原料。而此时中国商人也看上了矿业发展的好时机，进一步投资矿业，以谋求更大的利润。苦于资金和技术不足，亟需向外商贷款，而此时的西方无暇东顾，日本资本几乎成了中国绅商唯一的选择。

1916年1月下旬，中日实业公司日方代表森格与裕繁公司代表霍守华签订《裕繁公司售卖铁质矿石合同》。规定：“裕繁公司在40年间应向日方供应品位50%以上的矿石1000吨；矿石价值俟交货时视成色议定。中日实业公司向裕繁公司提供年息6厘的贷款120万日元（先预付20万日元），并可提供其他经营资金的贷款等条款。”[9]裕繁公司握有省内著名的繁昌桃冲铁矿的控制权。日本资本通过此合同，不仅完全垄断了裕繁铁矿公司的矿石出口，控制着铁矿石出口价格，而且通过提供矿山经营所需费用，完全把持了裕繁公司几乎所有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从而在事实上控制了裕繁公司及所经营的繁昌桃冲铁矿。

此后日本资本家们故技重施，通过与省内缺乏资金和技术的铁矿企业先订立合同，高息贷款，将中国矿企套住；进而预付货款和定金，以严格要求规定相关合作的矿企产矿额、成品质量和违约处罚措施，给中国矿企带来生产上的巨大压力，日后假借中国矿产品质量不达标等多种因素来压低价格；此外以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为名，变相参股，尽可能直接并派遣人员参与生产管理，从而达到了控制中国矿企的目的。如此一来，一些被日本资本盯上的安徽矿企便越来越陷入负债的泥潭中，最终迫使他们将矿权出让给日本。

三、二十年代中后期至抗战前：政府对矿企的整顿与淮南煤矿的建立

二十年代中后期，政府认识到应把安徽省内的矿产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以发展经济。鉴于安徽省内矿企多为商办，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安徽省政府出面开展官办矿企。

1923年安徽官矿督办处在芜湖设立，北洋政府任命王达出任专员，主持工作。同年，督办处人员便深入皖南沿江一带矿区，相继建立贵池馒头山煤矿、宣城水东煤矿、贵池殷家汇煤矿、芜湖篙子山煤矿，同时督导其他矿企经行生产改进。在督办处的努力下，一批矿企的产量开始提高。

开工后没多久，官办企业的弊端开始越发尖锐。主管人员，管理流程繁杂，企业效率低下；加之政局动荡，省政府对待官矿的态度并不积极，官员无心管理企业，各官办矿企的亏损越来越大。贵池馒头山煤矿、贵池殷家汇煤矿、芜湖篙子山煤矿相继在1926年至1927年停办。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中多数领导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以建设委员会负责人张静江为代表的高层更是把兴办实业，特别是兴办那些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工矿企业，看成是对孙中山遗愿的继承。

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矿业发展上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根据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所公布的《中国矿业纪要》中记载，1928年仅上海一地全年的煤炭消费量中，日本煤占了百分之五十四，英国资本操控下的开滦煤矿煤炭供应占了百分之三十，中国资本掌控下的煤炭企业在上海的销售额不及总量百分之二十。以上海为代表，可以推测出，当时全国的煤炭生产与销售，外资比重之大。[10]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以张静江为代表的部分高层利用自身的权势和威望，以建设委员会为机构依托，力促中央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和才力全力怀远煤田，并定名为淮南煤矿。

1929年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德国专家凯尔特率领团队在怀远境内进行大规模勘测，最后确定为九龙岗、洞山、长山、上窑、新城口五个矿区，总面积近23万亩。1930年3月淮南煤矿局正式建立，由安徽省建设委员会管理，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实际上直接控制。

国民政府为淮南煤矿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从1929年建设之初建设委员会投资即拨30万元作为淮南煤矿的创办费。其后，建设委员会就不断对煤矿注资，到1937年6月底私营化改制前投资于煤矿和铁路两项已达1100万元。[10]在淮南煤矿资金短缺，而中央建设委员会也没有足够现金的情况下，张静江更是一度直接出面游说江浙财团，仅1934年就为淮南矿务局从上海银行团借款120万元。

不仅如此，建设委员会还支持淮南煤矿采取路矿一体化发展，由中央政府出面，修筑了淮南铁路。“全路自淮河之田家庵南达长江裕溪口，计正线二百十五公里，支线十公里，侧线约三十五公里……共约国币四百八十万元，以二百十五公里正线平均计算，每公里建筑费用约二万二千三百国币”，[11]铁路的建立不仅带动了从淮南到芜湖沿线的经济发展，更直接便利了淮南煤炭的运输。

此外，由于淮南煤矿产能毕竟有限，无法满足京沪杭地区的工商业发展。为此，中央政府还大力支持淮南煤矿和大同煤矿进行连联营合作，之1937年淮南煤矿改制前，两矿联营后的年总产额突破百万吨大关，盈利非常可观，是当时中国的著名大型煤矿。

而在这个时期，政府除了集中全力建设淮南煤矿以外。对于其他皖地商办矿企，更多的则是给予政策上的扶持。不过，因为已处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中央政府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已决心备战，政府对于商办矿企的关注度也随之下降。而日资对于皖地商办矿企的控制，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安徽铁矿的产出仍主要以日本市场为主，相当一部分铁矿企业已完全被日本控制，例如拥有桃冲铁矿的繁裕公司，尽管已歉日方巨额贷款，无力偿还，公司陷入绝境，但在日方资金的维系下，企业到抗战全面爆发时，仍在继续运作。

四、抗战时期：日本对安徽矿业的全面掠夺式开采

1937年11月底，日军攻入安徽。仅一年时间，安徽全省大部分县市沦陷。因日本需要大量的资源来维持其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安徽地区丰富的煤铁资源正是日本战争必备物资，因而日本军方和财阀都把目光盯在了安徽的矿产资源上。

在日本军部的许可下，为了控制安徽的矿企，日本政府成立了华中振兴公司和华中矿业公司，全面负责安徽日占区内的矿企。其中，华中矿业公司将总部设在当涂，直接管辖马鞍山铁矿区、铜陵铜官山矿区、繁昌桃冲铁矿、当涂太平矿区等多处矿区、矿企，主要从事沿江一线的铁矿、铜矿的掠夺。

日本对安徽地区煤炭资源的掠夺，主要还是通过大力开发淮南矿区的淮南煤矿、大通煤矿。1938年，6月日军占领淮南煤矿和大通煤矿，两煤矿分别由日本三井矿山会社、三菱矿业会社垄断经营。次年，为便于管理和扩大产煤量，两大煤矿被改组合并，成立所谓的“日华合办淮南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军事化管理。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后，日本资源捉襟见肘，日本加紧对中国沦陷区的煤炭资源的掠夺，其原定计划15年内在中国开采煤炭2亿吨。为此时任“淮南矿业所所长的川口忠制定了5增产五年计划，拟将淮南的煤炭产量从1939年的21.3万吨，增加到1946年的235.2万吨。短短7年，计划增加11倍。”[12]此后日军完全不顾中国劳工死活，不讲安全，一味增加劳动力，增加工作量，延长工时，强迫工人在有瓦斯爆炸、透水等危险的情况下，仍下井作业，造成事故频发，大批工人死于非命。“日伪时期淮南煤矿煤炭产量呈非正常增长状态：煤炭产量增长越快，资源的破坏就越严重，矿工伤亡人数也就越多。”[12]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民众的抵制，抗日团体和民众对矿区机器、道路的破坏。特别是矿区沦陷前，国民政府为避免企业为日本人服务，将一大批机器或是损毁，或是迁移，破坏了相当的生产设施，这给日本人恢复和扩大淮南煤矿的生产带来不小的阻力。使得淮南煤矿和大通煤矿的总产量一直都未能达到战前最高值。

日方在铁矿上的采掘更是破坏性的。以桃冲铁矿为例，日军占领后，强迫工人在危险地段作业，“因事故伤亡矿工日以百计，长龙山的四冲、金石墩、乱马营、裤档山等山凹里，抛尸露骨、乱石攒家。在南山矿区，则强制进行大爆破开采，年采矿最高达到过90万吨，铁矿床迭遭严重破坏。”[5]63

到了抗战后期，日军在已知失败的情况下，对其所占领的矿企，矿区进行了大肆的破坏，妄图增加中国人民恢复生产的难度，大量的机器或拆、或毁，一批涉及的企业生产的资料，或被带走，或被处理。日本的这些卑劣做法确实给抗战胜利后，安徽矿企的生产恢复带来了负面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战后，国民政府派遣人员开始全面接受安徽省内日伪时期的矿企，大批矿企被党、政、军高官强夺；或被称敌产而强行没收。此后，安徽矿企的生产尚未恢复，国共内战就已爆发，腐朽的国民政府被迅速，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安徽矿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参考文献：

[1]王文杰，安徽古代矿业史略[J].安徽地质，2000，1

[2]戴慧珍，王鹤鸣，杨雨润.安徽现代史[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24

[3]翁飞，安徽近代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250

[4]王鹤鸣.徽近代煤矿业三起三落[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86，3

[5]鲁燕冰，民国时期安徽矿业研究（1912―1949）[D].合肥：安徽大学，2011，10

[6]王鹤鸣，安徽近代工业发展过程及其特点[J]，江淮论坛，1987，12

[7]田胜，近代池州煤矿的兴衰探析[J].池州学院学报，2009，4

[8]马陵合，民国时期安徽繁裕公司与日本的债务纠纷[J].安徽史学，2010，9

[9]马陵合，北洋时期安徽三大外债剖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3

[10]孙多忠，官办淮南煤矿研究（1928―1937）[D].苏州：苏州科技学院，2011

[11]淮南煤矿六周年纪念特刊[M].淮南煤矿局，1936

[12]孙功，日伪时期淮南煤矿的经营管理[J].安徽史学，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