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生存的危机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提出了“数字化生存”这一概念，随着大众媒体的高速发展，人们也进入了“媒介化生存”的时代，即媒介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人们生存的环境，成为人们生存的方式和状态。但是，人们在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要对其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保持警惕。

通信方式的便捷造成了人际关系的淡漠

媒介技术的发展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以及与他人的联系，但也正是这些便捷的技术在将人们空间上一步步拉近的同时，也在将人们心灵的距离一步步地推远，有一种“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感觉。在通信技术不发达的年代，人们通过彼此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加深了相互间的联系和感情。

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0年的数据，中国电话用户数已经达到11.3亿，其中手机用户达到8.3亿。瑞典互联网监测机构Pingdom了2010年全球20大互联网国家排行，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为4.2亿。QQ、MSN、手机短信已经成为人们相互联系的主要手段，但是除了语言文字以外，表情、服饰、动作等都可以传播信息。因此，我们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与他人联系获得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信息，根本无法与他人进行充分的交流。罗温塔尔认为，“真正的交流需要心心相印，需要分享内心的经验，交流被非人性化的原因是受到现代化媒介的蚕食”。①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坐到一起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了，他们更愿意通过网络和电话进行联系。日本学者中野收提出了“容器人”这一概念来形容现代人的行为，即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好像一个罐装容器，为了摆脱孤独他们希望与别人交往，但是又不希望他人深入到自己的内心。著名作家张小娴说过，“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在你身边，你不知道我爱你”，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了。

无处不在的媒介导致对私人领域的僭越

媒介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可以让记者能够更快地采访报道；另一方面使得公民记者不断增多，每个人都可以像记者一样进行新闻采访活动。这些的确可以为人们提供充足的信息资源，也可以有效地监督社会的运行。但是这些技术设备在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损害人们自身利益的工具。

每个人都有不想被外人知道的私人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可以充分展示“本我”。但是，随着互联网等数字传播媒介的发展，公私领域之间的界限和平衡被打破。社会上一些不法之徒以及一些记者出于谋利或出名的目的，不顾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到处搜集别人的隐私，并将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大范围的传播，进而从中获取利益。一旦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模糊了，那么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就会失去安全感，这个社会必将会出现许多社会问题。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拟剧理论”中将社会情境界定为“前台”和“后台”，以此来为人们划定不同的活动范围。但是由于摄影、摄像技术的发展，个人隐私因为无处不在的偷拍和电子监视设备而变得形同虚设，“我们最后很有可能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电子全景监狱之中”。②长此以往，社会一定会发生信任危机，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会倒退到一种“我”与“他”的对立状态，很可能出现海德格尔所说的“他者”即“地狱”的可怕境地。是保护自己的隐私，还是通过放弃一些隐私来获得更好的服务，这正是目前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两难困境。

过分依赖媒介导致独立人格的丧失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能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和工作所必须的信息，还能够为人们提供娱乐，缓解因生活和工作而带来的压力。

为了调节世界的无限和人类活动范围有限之间的矛盾，人们越来越依靠媒介来获得行动的指导。但是人们对媒介的过分依赖已经将人类自身一步步地引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困境当中。媒介上每天报道的信息就是人们行动的方向，人们做每件事之前都希望从媒介上找到依据。日本学者林雄二郎在《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一书中提出了“电视人”概念，这些人过度地依赖于媒介，包括“过度沉湎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价值和行为选择一切必须从媒介中寻找依据”③。英语中有个词“couchpotato”，即是指以看电视或报纸来消磨时间的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mousepotato”被创造出来形容那些沉溺于互联网的人，美国心理学家称其为“病态使用互联网症”。这些人无节制地使用传播媒介，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媒介营造的虚拟环境中，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很容易让他们形成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双重人格。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就曾提出大众媒介具有使人失去思考能力、社交能力等“麻醉”功能。

媒介的风险报道加重社会运行成本

麦克卢汉当年预言的“地球村”在今天的媒介化时代已经变成现实。我们可以随时通过大众媒介获取想要的信息资源，掌握世界发展动态。正是由于人们对媒介依赖性的增大，媒介的不当报道所带来的破坏性也是巨大的。

现在的整个社会彼此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当一个地区发生一个小危机时，通过媒介的即时传播和放大以后，会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上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提出了风险社会这个概念，他认为自20世纪后半期人类就进入了风险社会。

由于风险的不可预测性和巨大的破坏性，人们必须依靠大众传媒的社会监督功能对社会的运行状态进行监视。但是，媒介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对社会风险的监视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由于新闻报道的时间压力，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另一方面由于记者自身知识结构的限制，使得他们对许多风险无法及时地做出判别。因此，一旦媒介的判断发生错误，就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由于媒介的放大、扭曲及不实报道、不当传播,使原来影响不大的事件被无限放大，从而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例如近年来对转基因产品、克隆技术的争论等，由于媒介的不当报道，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不安状态，人们不知该信谁。

结语

矛盾是对立统一的，技术发展在解决了信息传递缓慢这一难题的同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也随之而来。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说道，“当社会过于依赖信息高速公路时，可能导致它很容易就陷入困境”。因此，当前面临的困境就是：如何在充分利用媒介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服务的同时，尽量减少其对人们自身的伤害。

注释：

①【美】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②【美】威廉・J・米切尔著，吴启迪、乔非、俞晓译：《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