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摘 要:国外理论界对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达成基本一致的看法。在进行定性研究的实证文献中,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公共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有分析显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负的影响,或至少其作用是不明朗的;此外,有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相关;还有学者认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公共投资的水平。定量研究中学者们的分歧在于不同研究结果得出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一致;同时有的学者认为,基础设施的构成或种类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

关键词:公共投资 经济增长 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17-03

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迅速扩张,公路、机场、给排水、电力等公共品被大量投资建设,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多地得到肯定,有关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本文即是对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进行述评。

一、国外关于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状况

在理论界,随着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对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达成基本一致的看法。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对政府忽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导致的危险发出警告,但在关于他社会性均衡(social balance)的争论之后,人们逐渐淡忘并远离了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们提出公共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在一般产业投资之前,一个社会应具备相当规模的公共资本积累。许多学者认识到区分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重要意义,从而把公共投资从总投资中独立出来,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试图通过建立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回答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关于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争论。在这一阶段,理论界对公共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日趋成熟。

W.W.Rosto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可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他指出:“基础设施是众多部门和职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条件。”Rosto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由早期阶段进入起飞阶段、中期阶段的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旦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投资的重点将从基础设施转向教育、保健与福利的支出。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美国经济学家R.A.Musgrave(1969)和W.W.Rosto(1971)等人用经济发展的阶段来解释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Musgrave(1969)认为,一定的公共投资(例如交通、教育和科学研究等)从本质上看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公共资本形成是尤其重要的。为了开发国家、并使自然资源与市场相联结,就必须提供基础设施,所有这些类型的投资,其受益基本上是外在的,因而必须由公共部门即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来提供。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储蓄的增加,私人工农业的资本存量必定会增加。目前社会一般资本(指公共投资)的基本存量已经得到创立,但增加速度较慢。”到经济发达阶段,在互补性投资推动下,公共投资仍应保持稳定的增长,只不过此时公共投资的重心是从注重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向教育、保健、社会保障等能够直接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向转移。

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运行的实践证明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公共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例如Arrow和Kurz、Aschauer、Barro、Holtzeakin等把基础设施投资(资本)从总投资(资本)中分离出来,单独估计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多数为生产函数法,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产出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正向的影响。Arrow和Kurz(1970)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古典的A-K模型,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总量生产函数,他们认为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对稀缺的资源进行竞争,同时提高了自己包括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能力。他们还从公共产品的特性考察公共投资,认为公共投资对于消费者的总效用存在正面影响,私人投资也可以从中受益,因为这个变量具有双重作用。根据上述效应,他们提出最优社会选择,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收入总是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分配,总资本存量也是在公共和私人部分之间进行分配。

在他们之后,许多学者使用生产函数考察了基础设施资本对总产出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其中大多使用C-D生产函数来建立模型,尤数对美国的研究成果最多,还有一些分国家层次、地州(市)层次以及关于国际比较的研究。

Barro(1990)采纳了公共服务对经济中的生产机会具有正效应的思想,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将政府支出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中,根据Arrow和Kurz(1970)提出的A-K模型,建立了分析政府活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模型。Barro模型中公共投资提供的公共品范围比较宽,除交通等基础设施外,还包括法院、国防等公共服务。与Arrow和Kurz不同的是,Barro假定公共投资的流量可直接进入宏观生产函数,而公共资本存量则不可以,从而认为内生经济增长的原因是由于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具有正效应的存在,避免了物质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Barro和Sala.I.Martin(1992)对该模型进行了拓展,他们主要利用公共品和拥挤模型来分析政府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政府提供具有拥挤特征的公共品,征收所得税优于征收一次性总付税,这是因为这时所得税类似于向使用者收费。

自Aschauer等学者将美国20世纪70年代生产率下降归因为基础产业投资不足后,公共投资在生产中的作用引发了广泛的研究,许多学者纷纷建立实证模型来检验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但是,经济学对公共投资作用的理论认识又并非是单一的。与基本、主流认识并存的也有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对公共投资持否认态度的观点。例如,宏观经济分析中经常提到的挤出效应理论就认为,在全社会经济资源总量为一定的条件下,政府支出的增加必然导致非公共部门可运用资源的减少,从而会制约经济的增长。如果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以高税率为融资手段,则更会产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二、国外关于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状况

与理论认识的分歧相对应,在实证分析方面,由于采取不同的样本和分析方法,人们所得出的结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将学者们的研究按定性(即正负效应)和定量(即产出弹性)两大类来分别进行阐述。

(一)定性研究

在进行定性研究的实证文献中,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公共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例如David Alan Aschauer(1989)利用美国1949-1985年的数据,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从而得出公共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Etsuro Shioji(2001)对美国和日本的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在这两个国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地区人均产出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实证分析显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负的影响,或至少其作用是不明朗的。如Evans和Karras(1994)利用美国48个州1970-1986年的数据,检验了美国公共投资对私人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公共投资中的教育投资对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其他项目的公共投资对增长并无明显的效应,甚至有的公共投资(例如公路和供水以及污水处理系统等)对增长会出现负向的拉动作用。Garcia-Mila、Teresa、Therese McGuire和Robert Porter(1996)也利用美国48个州1970-1983年的数据建立经验模型,检验了高速公路、供水和污水处理、其他公共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其结果显示,不论是否考虑区域状态差异,上述三项公共投资均没有体现出任何显著的正效应。

此外,有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相关,如Evans和Karras(1994)、Holtz-eakin(1995)、Moonaw Mullen和Willams(1995)、Garcia-Mila和McGuire以及Porter(1996)都依据Munnel(1992)有关基础设施的数据,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过分析,但是他们的结论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不显著。Boarnet、Chandra和Thompson(2000)的研究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只对经济活动进行分配,而不产生净产出的增加。Picci(2001)利用意大利20个地区1970-1991年的面板数据,得到的结果介于0.08-0.43,而且其效应短期内明显,长期效应并不显著。

还有学者认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公共投资的水平。如Barro(1990)提出生产性政府服务的公共品模型,将公共投资支出流量直接纳入企业生产函数,得出了一个最大化经济增长的最优公共投资额(growth-maximizing spending share):当公共投资低于最优投资额时,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当公共投资高于最优投资额时,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因此,只有在公共投资低于最优公共投资额时,才能促进经济增长。Sébastien Dessus和Rémy Herrera在2000年以28个发展中国家1981-1991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建立联立方程,使用固定效应方法估计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公共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当公共投资过度时,公共投资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二)定量研究

在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研究的同时,许多学者对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学者们的分歧在于不同研究结果得出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一致,即公共投资产出弹性的大小不同。Ratner(1983)在总量生产函数框架下,利用美国1949-1973年的年度数据,估计了公共设施对总产出的影响,经过估算后发现产出关于公共资本(不包括军用设施和设备)的产出弹性为0.06。Duffy.Deno和Eberts(1989)利用28个标准都市统计区1980-1984年的数据,估计了公共资本对标准都市统计区制造业产出的影响,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结果是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08。而Aschauer(1989)把公共投资作为一项独立的投入要素引入C-D生产函数,使用美国1945-1985年宏观经济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总生产率和政府支出(不包括国防支出)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生产率的提高和政府用于公共设施的支出资本高度相关,尤其是核心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机场、运输、水、电等对生产率提高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他的研究发现了政府公共部门的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总产出有着巨大的贡献,估计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等于0.39,表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收益有重要影响,公共投资的边际生产率是私人投资的2-4倍,政府公共投资的减少是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Munnel(1990)延续了这一研究,其结果显示基础设施对生产率的提高不仅重要,而且作用非常强烈。他利用美国1948-1987年的数据,算出的公共资本产出弹性介于0.34-0.41之间。1969年以后美国劳动生产率下降的78%,是由于公共资本/劳动比率下降造成的;Munnel(1990)利用美国48个州1970-1986年的宏观国民经济和多个区域经济的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在投资、劳动力和产出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估计公共资本产出弹性大约为0.1;如果对地区进行回归,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介于东北地区的0.07到南部地区的0.36之间。Merriman(1990)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日本9个地区1954-1963年数据,发现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在0.43-0.58之间。Munnel(1992)对美国的研究显示,如果将公共投资的范围做不同的界定,则产出弹性有所不同:如果公共投资只包括交通和街道等基础设施,其弹性为0.06;如果公共资本包括供水和排水系统,弹性为0.12。Ford和Poret(1991)利用11个OECD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发现公共资本在比利时、加拿大、德国和瑞典有显著的弹性;利用美国1957-1989年数据得到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在0.39-0.54之间。Cazzavillan1993年利用欧洲12个国家1957-1987年的数据,估计出公共投资的平均产出弹性为0.25,从而认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2000年,David Alan Aschauer建立了一个扩展了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验证政府介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其结论显示公共投资每增长10%,单位资本的产出在未来两年内增长2.9%。

从上述论述中,不难看出不同学者所得出的弹性差异较大,因此,学者们开始对上述研究结果提出质疑。例如Aschauer和Munnel的研究结论类似,即公共资本的积累不足是普遍、经常情况。但是,人们也批评他们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高达60%的论断,而且认为其研究结果反映了基础设施与总产出的相关关系,而没有反映因果关系。尤其是Tatom(1991)指出Aschauer的经济分析中忽略了数据的时间序列特性,所以得出的结论异乎寻常地高。Tatom采用一阶差分重新回归后得出基础设施不再具有如此高的弹性,而只有0.14。于是,许多学者纷纷重新建立模型对公共投资产出弹性进行估计。Holtz.Eakin(1995)模型回归得到的θ为0.2,这与Munnell和Costa、Ellson和Martin(1987)的估计接近。Cazzavillan(1993)利用欧洲12个国家1957-1987年的数据,发现公共资本的平均产出弹性为0.25。Lynde Richmond(1993)考虑了数据的非平稳性,在估计中包括中间品(石油)价格的影响,回归的结果是θ为0.2,指出美国1973年以来生产率下降的40%可以用公共资本和劳动比率的变化来解释,他们利用英国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Finn(1994)估计了公共提供的、具有拥挤性、作为私人交通资本补充投入的生产性高速公路资本模型,发现高速公路资本的生产力系数是0.16。Bajo.Rubio和Sosvilla.Reivero(1993)利用西班牙1964-1988年的数据,得到公共资本产出弹性为0.19。Otto和Voss(1996)利用澳大利亚1959-1992年数据,得到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17。Wylie(1996)对加拿大1946-1991年估计,全部的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是0.517,其中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是0.407,把后者分为政府部门、学校、医院两部分,弹性分别是0.299和0.112。

有的学者认为,基础设施的构成或种类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Aaron(1990)、Hulten和Schwab(1991)发现公共资本的效应不强,基础设施资本对美国制造业分不同地区的TFP作用不明显;Stephan(2001)利用德国大城市1980、1986、198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发现相对与其他公共投资品而言,基础设施资本对城市经济产出的效应较弱,弹性只有0.082。Fay(1993) 和Canning(1999)的研究均显示核心基础设施比非核心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Fay通过对57个国家1960-1990年的数据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交通设施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电力和电讯,同样设施对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弹性差异很大。但有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基础设施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显著,如Eisner(1991)对美国的研究分析,发现公共资本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Evans和Karras(1994)对7个OECD国家的分析结果也不显著。

三、国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通过对西方关于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理论及实证文献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传统上理论界大都是从总量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展开研究的,很少将公共投资独立出来。即便将公共投资从总投资中独立出来,在研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无论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如何,大多数的研究者也是将公共投资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忽略了公共投资构成的差异性。另外由于对公共投资包含内容的不同界定,在现有的文献中,尽管是同一作者相距很近的研究,也可能得出不一致甚至相左的结论。

2.西方学者研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运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都基于市场有效性这一基本的假定,主流的观点均肯定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充分信任市场效率的前提下,有的学者即使认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应,也只是将公共投资作为私人投资的补充和为私人投资提供服务,即公共投资是为私人资本竞争创造好的环境基础而存在的,没有考虑到其自身所具备的投资乘数效应。

[本文受2008年度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Albert petitive Governments: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2.Arrow K,Kurz M.Public Investment,the Rate of Return, 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 The John Hopkins Press,Baltimore, 1970.

3.Barro Robert J,Sala-I-Martin.Xavier Converge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2):223-51.

4.Charles M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416-424.

5.David Alan Aschauer.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ssues of Quantity,Finance,and Efficien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8,No. 2.January 2000:391-406.

6.Musgrave RA.1969,Fiscal Systems,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7.Oates W.Fiscal Federalism.B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1972:35.

8.Sébastien Dessus,Rémy Herrera. Public Capital and Growth Revisited:A Panel Data Assess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48, No.2. January,2000:407-418.

(作者单位:上海金融学院 上海 201209)(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