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内容摘要：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进入了消费社会。由于现性主义的影响，消费被异化，产生了消费主义。消费主义重身体消费轻精神消费、重商品的符号价值轻商品的使用价值、重个体占有轻自然生态，加剧了现代社会人的精神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在全球化的今天，消费主义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而，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目的维度和方式维度建构生态消费范式，是克服西式消费主义的理论尝试，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消费范式也是有所裨益的。

关键词：消费主义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异化 批判 超越 生态消费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消费日益取代生产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主导性作用，它被经济学家们誉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始就相继步入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即消费社会。与之呼应，消费主义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的盛行给现代文明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消费主义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批判消费主义、规避其影响、建构一种崭新的有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态消费观，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当下中国都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理性主义：消费主义的哲学基础

（一）消费主义产生的根源

消费主义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既是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作为个体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作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消费主义旨在“把个人的幸福、个体的自由等同于消费，把无限占有物质财富、贪婪追求过度或无度消费作为人生理想”（王治河等，2011）。作为意识形态，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将消费主义作为维护政治统治地位的手段，认为消费即是平等和民主。鲍德里亚曾深刻地指出，消费社会里的所有政治游戏就在于“通过增加财富的总量，从总量上达到自动平等和最终平衡的水平，即所有人的福利的一般水平，以此来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2008）。在消费主义的日益影响和作用下，西方社会尤其是当今美国业已形成“高生产—高消费—高浪费”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那么，消费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呢？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消费主义根源于西方现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黑格尔语）认为，为了追求真理，必须对一切都尽可能地怀疑，“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笛卡尔著，庞景仁译，1986）。这种怀疑不同于否定一切知识的不可知论，而是以怀疑为手段，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所以被称为“方法论的怀疑”。笛卡尔相信理性的权威，把怀疑看成积极的理性活动，指出一切事物唯有通过理性的内在证明才能获得真实的存在。

（二）现代消费主义的表现

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现性主义，一方面作为启蒙的思想大旗，推动了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性的进程，带来了科技和工业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祛魅了自然，强调人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笛卡尔语），对现代消费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带来了生态危机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中指出现性主义导致了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工具理性主义猖獗、温和的专制主义。其对现代消费主义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现性主义以主体-客体“二元论”来认识世界，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人当作最高存在的主体，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人为自然立法”（康德语），以对自然的不断开发和对人的欲望的不断满足作为人生存和发展的理念。格里芬指出，二元论宣称灵魂本质上独立于身体，就此而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是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大卫·格里芬著，王成兵译，2011）。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极端重要性，容易导致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消费主义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认为消费是个人的自由，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其本质上就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表现和结果。

第二，现性主义日益单向化为技术理性，制造着物欲。理性可以分为技术理性（也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而，科学技术逐渐成为现代人的唯一信仰，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于是，技术理性充斥着人们的头脑，占据统治性地位，而理性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方面价值理性被人们遗忘。在技术理性的推动下，社会生产率不断提高，产品日益丰盛、琳琅满目，但商品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人的消费需求而生产。这样，生产日益沦为满足人们消费欲望的工具，加之价值理性的失落，消费背离了需求的本质，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感官的享乐。

第三，现性主义主张理性至上，驱逐了人的感性、精神等非理性因素。人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物，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存在物，所以非理性因素的感性、精神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也至关重要。没有非理性因素的参与，工具化生存、机械化生活、工程化思维使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怀疑、孤独和忧虑之中。那么，此时的人们“对满意感的寻求也越来越多地借助于‘人工’手段，借助于对技术产品的占有”（大卫·格里芬著，王成兵译，2011），即是说，只能寄托于异己的、有形的“物”的力量，将消费、不断的消费有形的“物”作为驱赶怀疑、孤独和犹豫的最好的方法。因而，“物”已经成为控制人的最好手段。

自启蒙运动之后，现性思维方式已构成了现代性的最为重要的本质规定，恩格斯曾对此评价道，“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毫无疑问，现性主义对于西方世界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完成现代化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但西方发达国家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殖民掠夺，在完成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发展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理性主义的消极影响也日趋突出。正是在后一层意义上，柯布（2007）指出“现性已经把我们带入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异化：消费主义的批判

建立在现性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消费主义，已经背离了人的消费的本质，成为一种异化的消费观和意识形态。为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消费主义进行了批判，概括起来，其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重身体消费的消费方式、重符号价值的价值异化、重占有的生存方式。

（一）重身体消费，轻精神消费

身体作为人的存在的物质载体，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立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因此，只有拥有肉体组织即人的身体，才能产生人的意识、才能从事社会生产活动以及其他活动。若要维持身体的存在，必须进行身体消费。这里的身体消费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生命的角度讲，指要维护身体作为生命的存在必须满足吃、穿、住、行等商品；二是从审美的角度讲，为了维护身体之美所购买相关商品。

然而，在消费主义那里身体消费业已被异化，成为消费异化的重要表征。身体的消费，无论从生命的角度还是审美的角度，其主要目的本应是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但在消费社会，身体却不再满足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是狂热地追求着享乐和享受，尤其是物质的享受，认为只有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感望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

身体还不断被市场化，“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康实践和包裹它的神话”（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2008）。身体消费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消费成为市场开发的重点和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从时装模特到汽车模特，从足球宝贝到篮球宝贝及其他各种宝贝，从选美比赛到各式选秀活动，从减肥、美体到整形、整容的盛行，身体消费的开发可谓无处不在。我们的身体已被市场主导着，有着灵魂的身体已经变成了物化的身体。有学者指出，对于身体的近乎变态的呵护与自恋，以及变态的近乎苛刻的控制（特别是身体的外观）正是现代性遗留下来的一个症候（陶东风、朱国华，2011）。

因而，在消费主义那里，身体已不仅仅是私人的，也是社会的、市场的。消费主义只注重肉体的满足，实质上已经把身体异化为满足物欲的机器。由此，身体的“虚假需求”满足了，却“忽视了人的深度的精神需求”（Jay McDaniel，2000）。

（二）重商品的符号价值，轻商品的使用价值

在消费社会，商品具有“符号价值”，消费不再是吃、穿、住、用、行之类的活动，而是它所标识的符号意义。鲍德里亚认为，“物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组成。几乎所有的服装、电器等都提供了一系列能够相互称呼、相互对应和相互否定的不同商品”（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2008），形成了一系列的符号系统。符号系统构建一种意义关系，是人的身份、地位和名望的标识。因而，符号价值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了物的使用价值，消费所注重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所代表的符号价值。譬如，人们热衷于奢侈品的消费，不是因为这些奢侈品较一般物品更美观、质量更好、技术含量更高（即使用价值更高），而主要是因为它更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经济实力以及能满足其虚荣心。

铺天盖地的广告以其独有的编码方式对符号系统进行解读，鲍德里亚指出，“每一幅画面、每一则广告都强加给人一种一致性，即所有个体都可能被要求对它进行编码，就是说，通过对信息的解码而自动依附于那种在其中被编码的编码规则”（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2008）。在这里，鲍德里亚揭露了广告的目的，即它借助符号意义制造了一个消费群体，它透过每一个消费者而瞄准了所有其他消费者，又透过所有其他消费者瞄准每一个消费者。因而，广告对于符号消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心理暗示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人们被告知要像代言广告的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和其他知名人士那样去消费，因为他们代表着成功、名望和时尚，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去模仿他们，无论是吃、穿、住、用、行都应如此。

消费主义者希冀于通过对符号的消费来展示其生活风格、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权力等，但这却发展到近乎变态的地步，有人甚至自豪地宣称“我所丢弃的东西也代表我的身份与地位”。所以，当下有些人（如郭美美之流）以各种形式的炫富为傲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在消费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所谓的幸福只是一种幻觉，所谓的富裕、富有也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而不是真正的富裕和富有。

（三）重个体占有，轻自然生态

消费是无止境的，消费的欲望更是无法克制的。因为，消费主义奉行的是“你的消费决定了你的存在和价值”。这样，理性主义的“我思故我在”便发展为消费主义的“我消费故我在”。这实质上是个人主义重占有生存方式的反映。这种生存方式认为，人类生存的唯一理由就是“把物据为己有和可以将获得的东西保存下去的无限权利”（弗洛姆著，关山译，1989）。那么，“作为主语的我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所有物所体现出来的我。我所占有的财产是对我的特性的解释和说明”（弗洛姆著，关山译，1989）。也就是说，占有的财富越多就越能证明自我的价值，而不管这些财富能不能带来幸福。

在占有欲望的驱使下，“人们越来越不是通过与自然的律动保持和谐的方式，而是通过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来寻找这种意义”（大卫·格里芬著，王成兵译，2011）.人们把自然看作满足自身欲望的工具，从而肆意掠夺自然、破坏自然，但是，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Jay McDaniel，2000）。杜宁断言，“从全球变暖到物种灭绝，消费都应当对地球遭受的不幸承担巨大的责任”（艾伦·杜宁著，毕聿译，1997）。

综上所述，异化的消费具有重身体消费轻精神消费、重商品的符号价值轻商品的使用价值、重个体占有轻自然生态等特征和价值倾向，这更加剧了现代社会业已存在的三大危机，即个体的精神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

第一，消费主义造成了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加剧人的精神危机。在消费社会，资本的目的仍然在于不断追逐利润而且更为强烈。为了扩大生产、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利用大众传媒尽其所能地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使人相信“幸福就是消费更新和更好的商品”（弗洛姆著，欧阳谦译，1988），人们误以为生产的发展和消费的物品都是永无止境的，科学技术可以无所不能，因此，贪婪地消费一切，人成为消费的机器，并且把自己的全部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都寄托在对“物”的拥有和对“物”的消费之上。

然而，消费主义者忽略了这样的前提：我们所居住的星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增长也是有限的。如柯布所指出的，“无论是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自然资源还是从技术所能吸收的废物的限度来看，这种无限制的增长都是不可能的。技术能够提高利用资源的效率和减少废物的产生， 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除这些限制”（柯布等，2009）。而且，“物”的存在是有限的、易逝的，它可以给我们的感性神经带来一时的不同程度的刺激，但不会使我们的内心获得真正的快乐。如此，一种没有真正快乐的生活又会促使人去追求更新的、越来越富有刺激的享乐。最终，只能陷入物物循环的怪圈，而欲望是永难满足的，只能带来无尽的痛苦。

第二，消费主义造成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加剧社会危机。在消费主义者看来，个人的本质就是消费和占有，消费即是其存在的理由与方式。因而，自然地把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当作建构人的身份的标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根据。这种建立在消费关系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物与物的关系，极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疏远。譬如，在如今城市的社区，富人区和平民窟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富人和穷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甚至出现个别人仇富的现象。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人们将人生的终极目的集中在对“物”的追求上，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物对人的统治”，“物”成为衡量人的惟一标准，人对物的关心超过了对“人”的关心，这就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远、虚伪和怀疑（李海鸥，2013）。

第三，消费主义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加剧生态危机。理性主义的传统导致了“世界的祛魅”（韦伯语），自然被认为是满足人的欲望的工具。人类在发展的旗号下，对自然采取涸泽而渔的掠夺方式。如今，各种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各种矿物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同时由于掠夺的速度、程度远远超出自然的自我调节限度，一些可再生资源，如土地、森林等，也开始变得不可再生。消费主义则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无度的消费欲望直接制造了大量的生活污染。作为消费主义大国，美国不到世界5%的人口却消耗着世界40%的资源。然而，世界上还有许多贫困的国家和贫困人口甚至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因而，这种建立在“高生产—高消费—高浪费”的基础之上的美式发展模式、消费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地球无法承受的。

超越：后现代生态消费范式的建构

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奠基人怀特海以关系-过程观点解释世界，视万物为一有机体，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自然和生命的分开是不能被理解的，只有两者的融合才构成真正的实在，即构成宇宙。当代世界著名的后现代思想家柯布进一步发展了怀特海的理论，批判了笛卡尔及其现代哲学从“我思故我在”出发，视主体、主观、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提出以群体或“共同体中的人”为中心。这个共同体不仅包括人类社会，而且也包括大自然。

换言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有机哲学”为基础，克服了“二元分裂”与“人类中心主义”，建构了人类与自然的新的关系模式，为我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现代消费主义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由于理性主义的遮蔽没有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包括物）、人与人的关系。因而，面对现代消费主义所造成的种种危机，我们必须反思现代性消费范式，建构一种基于人与自然有机联系基础之上的后现代生态消费范式。这一消费范式内在地蕴含着两个维度，即目的维度和方式维度。

（一）后现代生态消费的目的维度

目的维度主要指涉“消费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消费主义重身体消费、个体占有、重物质消费，其问题在于没有明晰或者不愿明晰消费的真正目的。从人的生命存续看，消费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前提，但是，消费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全部。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看，生产是消费的前提，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能够促进生产。但是，消费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生产。因而，消费的最终目的是要超越现实社会的既有条件，即超越人的生存和社会的生产，追求更高层次的意义世界，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现阶段要做到：

一是超越重占有意识，确立重生存意识。重占有是人的自然欲望的一种体现，对于物的态度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它使整个的人—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消费的机器，或者甚至只是一部机器的一部分，不是积极地，而是消极地；不是生产性的，而是接受性的”（马尔库塞等著，任立译，1982）。而重生存则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一种体现，它更注重人的精神、意义世界，期望通过人的劳动过程而不是消费过程，自由地、欢愉地、创造性地发挥自我的能力。而且，在这种主体的创造性劳动中，人能体验到自我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并不是仅仅作为工具而为我们存在，它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人只有尊重其存在，它才与人类融为一体。

二是超越物质消费、符号消费，提倡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相协调。按照格里芬的理解，人们的消费受各式各样价值的驱动，对此他做出了区分，包括接受性价值、成就价值或自我实现价值和奉献价值（大卫·格里芬著，王成兵译，2011）。这一分析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强调，在满足了生理需要等基本需要之后，人应当追求更高级的需要即精神需要。从消费的构成来看，人的消费包括物质产品的消费和精神产品的消费，即是说，消费活动不单指对食品、服装、住房、汽车等物的消费，还包括服务、教育、娱乐、艺术等精神消费。而且，人的消费内容反映了人的审美智慧，消费山珍野味的人必定不懂得欣赏自然之美；炫富之流也必定审美低俗。如弗洛姆所说，“消费活动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活动，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和审美趣味应该参与这一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费活动中应该是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情感的和有判断力的人；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有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弗洛姆著，欧阳谦译，1988）。

（二）后现代生态消费的方式维度

方式维度主义指涉的是“如何消费”、“怎样消费”的问题。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相信“人是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我们的生态系统繁荣了，我们才会繁荣”（冯俊、柯布，2012）。因而，在消费的方式上提倡健康、科学的消费观；坚持适度消费的原则；践行“低碳”生活。

一是倡导健康、科学的消费观。健康与不健康相对，在现实生活中，不健康的消费观与生活方式普遍存在。在美国，成年居民中有三分之二属于肥胖或者超重。50年前符合肥胖症医学定义的美国民众占全美人口的13%，如今已高达34%。随着肥胖症引发的各种健康问题，医疗系统所承受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如今美国每年用在治疗因肥胖症所引发的各种疾病，总共花费高达1900亿美元。在中国，各种大吃大喝、酗酒等现象仍然存在，各种因饮食引起的疾病，如“三高”人群等不断增加。科学与愚昧、迷信相对，在我国看风水、造庙宇、算命占卜、“气功大师”仍大量存在，如“王林事件”，政界高管、商界精英、歌星、影星等都是王林的座上宾，造就王林的“大师”神话、财富神话。因而，为了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一种健康、科学的消费观很有必要。

二是坚持适度消费原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适度消费是指与国情及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消费；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适度消费是指与收入水平及社会风尚相适应的消费。适度消费与不足消费、过度消费相对应，是消费的“德性”。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和家庭来说，不足消费或压抑消费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而过度消费，也必然造成对自然生态的极大破坏。而且，“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对自然的剥夺也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环境恶化也是人类关系的恶化”（福斯特著，耿建新等译，2006）。坚持适度消费要求，消费在满足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时不能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要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要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小污染。也就是说，人类的消费行为不能危及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更不能危及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

三是践行“低碳”生活。低碳，是指较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低碳生活倡导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降低碳排放量，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和对臭氧层的破坏，减缓生态恶化。在日趋现代化的今天，雾霾、PM2.5等问题的凸显，让我们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应当要科学发展、科学消费。低碳生活就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和消费观，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的生活，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低代价的生活方式。当然，提倡低碳生活并不是否定现代文明的成果、排除一切现代化的工具、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是在利用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减少使用一些不必要现代器物的使用。

简言之，生态消费范式是建立在人与自然有机联系基础之上，追求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同时，诗意地生活，也是一种创造美的生活。这种创造性的美体现在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消解、对人类精神生活的颂扬，以及人与自然的融合即“天人合一”。

结论

中国是一个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国梦”的必然选择。然而，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加之全球化的影响，西方的消费主义在当代中国业已产生广泛的影响。当然，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现代化拥有的后发优势正在于对西式现代化历程中的经验借鉴和教训克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关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深度契合，所以，建设性后现代生态消费范式对于当代中国超越西式消费主义，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范式以及实现生态文明是有所裨益的。也正因此，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布等非常看好中国，认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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