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小说背景下的另一种声音

摘 要: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占据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坛的主流地位。其实验性的特点,造成小说晦涩难懂,无确定意义。在此背景下,约翰・加德纳提出了他的道德小说观作为对实验小说的反拨。文章拟以《救赎》为例,评析加德纳在个人创作中对其小说观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加德纳 《救赎》 创作观

二十世纪后半叶,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牢牢占据了美国文坛的主流地位。后现代小说家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小说结构模式,关注形式甚于内容,借用拼贴、剪切与堆砌等手法,打破叙事的逻辑性,时序混乱,空间漂浮不定,造成作品破碎、混乱、与现实错位。戏仿、反讽等写作手段的运用,更是“消解了现实主义文本的价值和意义”,[1]颠覆了传统的道德观。在此背景下,约翰・加德纳发表了《论道德小说》,对美国文学界提出了直率的批评,认为当代小说“内容空洞”、“道德败坏”。[2]

加德纳是美国当代最多产、最富才华与争议的作家之一。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现代小说大行其道之时,他就写出了《论道德小说》。由于他在书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一些名作家,直到1978年,该书才得以出版,成为加德纳的批评宣言,也由此引发了美国文坛的一场笔战。

加德纳对后现代小说家大加抨击,指责“约翰・巴斯、唐纳德・巴塞尔姆、威廉・格斯、斯坦莱・埃尔金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们,只对新奇玩艺儿有兴趣,着重用字的推敲,但忽视他们书中角色的道德与感情问题”。[3]有人质疑他的创作是否达到自己所定的标准。他的朋友威廉・格斯也认为其作品流于嗦和说教。为此,本文拟以《救赎》为例,评析加德纳在具体创作中,对自己小说观的实践,说明该小说正是其创作观的阐释。

在《论道德小说》这一论著中,加德纳批评了“朝向形式、虚构和自身反映”[4]的实验小说。他反对小说家将艺术视为游戏和供人观赏的“文学雕塑”,从而只注重语言形式;提倡“艺术首要是道德的”、“生活应追随艺术”,主张艺术家的任务是“寻求积极的道德观念,提供善的榜样”,加德纳认为:“道德和爱是密不可分的,真正伟大作家的创作动因是爱,而读者阅读的动机也是出于爱。”[2]

加德纳的短篇小说《救赎》发表在1977年5月的《大西洋月刊》,1981年收录在短篇小说集《生活的艺术》中,是最能体现他创作思想的作品之一。文中主人公杰克・霍桑一家以务农为生,生活平静而幸福。十二岁那年,杰克驾驶拖拉机,意外地碾死了七岁的弟弟戴维。这一惨剧彻底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戴尔从一个洁身自好的信徒沦落为浪荡汉,经常离家出走,试图在酒色中忘却痛苦;母亲性情愉快,痛失孩子之后,坚强地支撑着这个家庭,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暗自饮泣;杰克一蹶不振,自责和愧疚似两个恶魔紧紧追随着他。

事实上,杰克的悲剧正是加德纳少年生活的翻版。1947年,十四岁的约翰在自家农场不慎轧死了弟弟吉尔伯特;1982年,加德纳横遭车祸身亡后,被埋在了家乡弟弟的墓地旁。可以说,他生前的个人悲剧成为他日后写作的重要动因。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加德纳坦言写《救赎》就是为了“驱魔”(exorcism)。他说:“过去,我脑子里每天都会把那次意外回放四五次。有时我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却看不清前方,因为又有记忆闪过。自从写了这部小说,这种事再也没有发生过。”由此可见,他的作家身份正是他驱除心魔、实现自我救赎的重要途径。他笔耕不辍的人生也映证了自己“生活追随艺术”的创作主张,在自由的抒写中,他开掘了辽阔的叙事空间,拯救了自己备受煎熬和挣扎的灵魂。

小说中,弟弟惨死的情景如噩梦般挥之不去,在地里干活时,杰克“有足够的时间在头脑中回放事故的发生过程,当时的一幕被清晰地重演……他不由地呼喊起来,仿佛喊声能把记忆驱走”。[5](P364)他告诉自己,“他生来就很坏,精神上有缺陷,他是邪恶的家伙”。[5](P365)在地里开拖拉机时,他幻想着自己能够赎罪,通过自我牺牲挽救其他更有意义的生命。他疏远大家,把自己封闭在自我强加的孤立环境中,任由痛苦摧残着生命。终于,在师从俄国老师叶古德金学吹法国号的过程中,老师的一曲用生命演绎的吹奏,“感情化为各种鸟类的鸣声,化为昏暗的天空”,[5](P377)深深震撼了他。由此,杰克获得了顿悟,也看到了自己的精神救赎之路,从音乐中找到了生命的慰藉。离开老师家时,他泪流满面,但能够“更自由地呼吸了”。[5](P378)通过追随艺术,杰克重新拥抱了生活,获得了心灵的重生。

从《救赎》中另一位主要人物杰克的父亲戴尔身上,则折射出加德纳“真正的艺术是道德的”[2]的创作理念。在加德纳看来,道德并非说教,而是用来检验人类的价值判断,帮助人们理解如何实现自我,提升个人价值。戴尔生性敏感而富有智慧,经常在公众场合朗诵诗歌和诵读经文,“就他那个时代来说,在纽约州西部人们的眼光里,他算得上一个名人和浪漫派诗人英雄”。[5](P379)失去孩子之后,他在极度的幻灭感中开始了自我毁灭:驾车狂奔,吸烟酗酒,与人调情。“戴尔・霍桑的思想动摇得厉害,从对上帝的绝对信任慢慢变为凶残的、黑心的无神论者”,“他无法作出决定,一时充满了对上帝不公正的愤怒,下一刻又因为怀疑上帝的存在而几近崩溃”。为了摆脱痛苦,他不时地“放弃理智和家庭责任而去谈情说爱”,[5](P362)留下年幼的孩子料理农场繁重的事务,任由妻子在黑夜中独自咀嚼痛苦。但是放纵的生活并没有使戴尔得到解脱,在一次离家出走三个星期之后,他终于在爱和责任的感召下回到家人身边,孩子般地哭起来,在泪水中荡涤着自己的灵魂。在加德纳的笔下,道德来自“澄清生活、反对混乱的过程”。[6](P82)戴尔一度怀疑上帝,在经历了心灵的变迁、沉浮和挣扎之后,他看清了生命的意义,选择了爱与道德,重又担起家庭的责任,恢复了在学校、教堂等公众场合为人们朗诵诗歌、诵读经文的有序生活,在艺术和宗教中找到了豁达与平和,在对家庭和上帝之爱中完成了道德的重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从文体风格上,《救赎》摒弃了“实验主义作家远离现实生活,专注于小说形式的革新和语言游戏”[7](P126)的做法,避免使用空洞、晦涩的语言,文字洗练,多用短句。文章开篇,作者即以客观、冷静的笔调写道:“四月的一天,晴空万里,藏红花盛开着,杰克碾死了弟弟戴维。”[5](P361)而后围绕一家人对这一悲剧的不同反映展开叙述,遣词具体,行文流畅、质朴,对人物心理描绘细腻生动。作者善用意象,文中三次提到头骨:杰克开拖拉机耕地时,地里的石块在他眼前幻化成一个个头盖骨;为了摆脱困扰,他又想象这一切不过是父亲讲的故事:拜伦曾欲以雪莱的头骨盛酒(诗人拜伦对头骨似乎有一种嗜好,曾用头盖骨做成一只骷髅酒杯,并以骷髅的口气吟诗一首);第三次是记忆的真实回放,弟弟的头盖骨被作物打包机压扁了。庞德说:“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8]这一系列描写,使读者感受到文字的张力,加深了对陷入心魔泥淖的杰克的同情。

此外,文中多次出现关键词的重复,如描述父子俩的绝望心情时都用了“自杀”一词,强化了惨剧之后生者的悲哀。另一处重复表现在对杰克伤心流泪的描述上,有痛悔的泪、自责的泪、委屈的泪,直至小说结尾,主人公得到精神救赎后,流下释然的泪水。这样的描写,使全文前后照应,脉络清晰。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实验小说大行其道,“一批前卫作家力图突破传统小说人物、情节、线性叙述的程序”,[7](P139)对小说形式进行实验。面对这一现状,加德纳对小说创作进行了严肃思考。他反对自我反映式的元小说的不可阅读性,关注读者需求,认为生活应该追随艺术,而真正的艺术是“表现理想、矢志维护和阐明真、善、美的”。[6](P84)在后现代语境下,人类对世纪末的现实悲观、绝望,在光怪陆离的荒诞世界中放弃了对信仰和理想的追求。加德纳笔下的人物,则在现实的悲剧中不甘沉沦,在爱与道德的引领下重塑自我。在他的小说《救赎》中,加德纳用平实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艺术作为安慰、赎罪和转化的力量,主人公杰克从与音乐的结合中获得精神救赎,他的父亲从追求关于上帝、关于自我的本真认识中获得道德提升;而小说简洁、质朴的语言风格,更让我们看出了他对实验小说过于陶醉于文字游戏的反拨。综上所述,我认为《救赎》充分反映了加德纳在他的批评论文集《论道德小说》中提出的创作观。

参考文献:

[1]李德恩.我眼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学[J].译林,2004,(2):202.

[2]Gardner,John.On Moral Fiction[M].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8:1.

[3]董鼎山.美国文学界的一场大笔战[J].读书,1979,(9):130.

[4]Bradbury,Malcolm.The Novel Today:Comtemporary Writers on Modern Fiction[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8.

[5]美国短篇小说选读(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6]周汶.约翰・加德纳:一位有争议的道德小说家[J].外国文学,2000,(2).

[7]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8]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