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关系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建立了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并对其进行了测算，进而对上海地区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间的结构优化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出了上海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其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存在良性互动，上海产业结构协调度的改善有助于其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未直接影响上海要素禀赋的调整等三个结论。

关键词：产业结构 贸易结构 结构优化关系

一、引言

H—O理论认为，对外贸易结构是由该国（地区）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而Trevor A. Reeve （2006）则在研究中发现，总体要素禀赋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关于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二者关系的研究不多见，且国外学者对此的专门研究更少。但是，国内学者对其研究中形成了几种主流的观点。

李春平（1992），王菲、郑先勇（2011）认为，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是一个体系中的两个子系统，而张亚斌（2000）则将两个结构视为两个独立的体系，不过他们均坚持产业结构决定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反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循环互动的关系。金哲松（2003）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中国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间存在一定的背离。尹翔硕（1997），武海峰，刘光彦（2004）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不协调是两个结构背离的主要原因。在张亚斌（2000）结构耦合的理论基础上，袁欣（2010）提出了“镜像”与“原像”的关系理论，认为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间的错位现象是影像投射发生扭曲而导致的。陈虹（2010）指出，贸易结构的超前错位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为验证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关系，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目前，实证方法主要有三种：（1）使用并改进钱纳里（1975）的经济结构半对数多元回归模型；（2）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建立进出口贸易技术进步模型（赵岩，范文祥，杨菁，2012）；（3）使用韩晶（2000）、蓝庆新、田海峰（2002）所设计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度量指标，运用协整工具、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工具进行的关系检验（陈建华，马晓逵，2009）。其中，第一、二种方法虽能较好的反映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各部分间的关系，但无法从整体上解释两个结构间的关系；第三种方法则在一定解释了两个结构的整体关系，但其只研究结构的成长问题，而忽略了许多重要信息，且该方法并未考虑结构优化问题。

王菲（2011）通过建立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并对两结构的优化指数进行OLS估计，以研究两个结构的综合效应。该方法兼顾了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评价的多维性，并依据比较优势理论确定了结构的优化目标，能从整体上解释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在结构优化过程中的活动关系。因此，本文借鉴该方法研究上海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关系。

根据上海实际可知，第一，上海在人力资本要素禀赋和物质资本要素禀赋、需求方面和口岸功能上有比较优势（李慧中，赵大平，2006），因而应着力发展一般贸易，并培育现代服务业为贸易方式结构优化的目标。第二，从统计数据来看，工业制成品在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这符合上海要素禀赋的特征。第三，产业结构软化驱使国际服务贸易的科技含金量不断提高，知识密集型国际劳务贸易比重增加，（施祥正，吴进红，2006）而服务贸易将直接带动该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高级化，并形成良性循环，因而服务贸易比重可反应贸易结构的高度化程度。第四，贸易区域结构则应保持一定程度的分散性。上述四个结构调整目标便构成了上海的贸易结构优化指标体系。本文进而运用灰靶理论将该指数体系转换为贸易结构综合指数。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选择指标应遵从科学性原则、全面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和稳定性原则（刘淑茹，2011）。产业结构受各种因素影响，指标体系庞大，但就其产业结构自身优化的指标而言，一个简单的指标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三次产业比重和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了更好体现产业结构整体优化状况，本文选用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和产业结构协调性指数两个指标。

建立两个结构指标体系后，本文运用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别检验上海的贸易结构综合指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产业结构协调性指数之间的关系。

二、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解释

（一）贸易结构优化指标解释

贸易结构主要由商品结构优化指数、贸易方式优化指数、贸易区域优化指数和贸易结构高度化指数构成贸易结构优化指数体系。

1、贸易商品结构优化指数

如上文所示，工业制成品在贸易总额的比重作为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指标。即：

■

公式1

如果该指标越高，则可反应出该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越高。

2、贸易方式优化指数

本文将一般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作为上海贸易方式结构优化的指标，公式为：

■

公式2

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贸易方式符合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则这种结构对其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越明显。

3、贸易区域优化指数

本文使用了王菲（2011）所使用的测度方法构成贸易区域优化指数：

■

公式3

其中：CR1表示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占整体贸易额的比重；CR2345表示第二至第五大贸易伙伴累积贸易额占整体贸易额的比重。该指标取值范围为（0，4），CN2345指数反应了该国（地区）对外贸易区域集中度，如果该指数越大，则表示贸易区域较为分散，反之则表示贸易区域较为集中。

4、贸易结构高度化指数

本文使用服务贸易占整体贸易总额的比重为贸易结构高度化指数，即：

■

公式4

如果该指数越高，表示该地区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越大。

（二）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解释

1、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产业产值高度化依据的是“配第—克拉克定理”，雷怀英（2009）用简单的加权赋值的方式构成了产值高度化的指标：

h=h1p1+h2p2+h3p3 公式5

公式中，h1、h2、h3为三次产业的高度化权重，雷怀英分别赋值为1、2、3； p1、p2、p3为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该指数越高，表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

2、产业结构协调度指数

短期在资源和技术状况既定下，均衡的产业结构唯一且稳定，其条件是经济结构之间各产业的相对劳动——收入比相等。（徐德云2011）产业结构偏离度（ELY）可测定短期内产业结构是否处于均衡状态。该指标的公式为：

■

公式6

其中，Yi表示第i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Li表示在第i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该指数越低，表示产业结构的协调性越好，当指数为零时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完全吻合，不存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失衡的现象。（雷怀英2009）

三、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指标测算

（一）贸易结构优化指标测算与综合指数计算

依据第2节中的定义，运用公式1至公式4计算获得贸易结构优化指标各指数（指标计算结果略）。继而，本文使用灰靶理论对贸易结构优化的综合效应进行评估。该理论以指定标准模式作为目标值，计算个模式的偏离程度。个模式与标准模式构成了灰靶，其中标准模式的目标值为靶心，而个模式的子命题则相对于靶心构成靶边。靶心与靶边之间的灰关联度称为靶心接近度，即为靶心度。

首先，将贸易结构各优化指数转变为影响空间（原始序列）@INU。

定义@INU={ωi|i∈I={2000…2010}}表示2000年至2010年样本期间的各年度贸易结构向量的集合；ωi={ωi（k）|k∈K={1，2，3，4}}表示第i年的贸易结构的集合。其中：ωiM（1）、ωiX（1）分别表示第i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ωiM（2）、ωiX（2）分别表示第i年目标贸易方式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ωiM（3）、ωiX（3）分别表示第i年进、出口贸易区域集中度；ωiM（4）、ωiX（4）分别表示第i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

之后，将模式序列ωi转换为指标序列ω（k）、确定标准模式序列ω0、灰靶转换、灰关联差异信息空间计算。其中，灰关联差异信息空间定义为：

Δ={Δ0i|i∈I={2000…2010}，Δ0i={Δ0i（1） Δ0i（2） Δ0i（3） Δ0i（4）}} 公式7

其中，Δ0i（k）=|x0（k）-xi（k）|=|1-xi（k）|。由此可以得出贸易结构的灰关联差异信息空间：ΔGR=（ΔξΔ0i（max）Δ0i（min）），Δ={Δ0i | i∈I={2000…2010}}；其中， ξ=0.5。

最后，计算灰关系系数γ（x0（k） xi（k））和靶心度γ（x0 xi）。其中，灰关联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

公式8

靶心度的计算公式为：

■

公式9

由于本文设定ξ=0.5，因此，如果靶心度小于0.3333是无意义的。

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灰关联性计算的过程。经计算，获得上海的贸易结构优化指数（靶心度）。

表1中的结果表明，2002年至2010年间，上海进、出口贸易综合指数均大于0.333，结果有效。按本文对贸易结构的优化目标，上海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综合指数从2002年起持续下降，到2006年达到低谷（0.5733），之后有所回升，其中，贸易商品结构、贸易结构高度化指数稳定上升，但贸易方式结构和贸易区域结构优化指数出现大幅下降。而上海的进口贸易结构优化综合指数则稳步上升，且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

（二）产业结构优化指标测算

依据第二节中的公式5和公式6，计算上海产业结构优化综合指标各指数。（限于篇幅，省略各指数计算结果）

结果表明，上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在2002年至2006年间震荡上升，从2007年后出现快速上升，但2010年再次出现下降。而产业结构协调度指数则在2002年至2006年出现一定程度上升，2008年后则出现大幅下降。

四、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关系实证分析

将上文所计算的各组靶心度作为对应的优化指标组成时间序列，其中，以SHIM、SHEX分别表示上海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标准指数时间序列。将上海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结构协调度指数分别表示为SHHIGD、SHDVD。

（一）ADF平稳性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各组时间序列的二阶差分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均拒绝原假设，即上海各组序列的二阶差分平稳I（2），从而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二）Johanson协整关系检验

对各组关系间进行Johanson协整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上海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SHHIGD）与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SHDVD）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将改变各种要素的分配比例，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偏离度。但是，上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却与偏离度的变化没有稳定的、长期的关系，则说明上海生产要素的配置并未受到产业结构自身变化的显著影响。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通过对各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SHHIGD、SHDVD、SHIM、SHEX四组序列均为二阶差分平稳I（2）；Johanson协整关系检验表明，SHIM分别与SHHIGD、SHDVD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而，使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进口贸易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使用SHHIGD、SHDVD、SHIM、SHEX各序列的二阶差分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上海的进口贸易结构综合指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协调度间并未检验出格兰杰因果关系。

2、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SHHIGD、SHDVD、SHEX三组序列均为一阶差分平稳I（1），因而，可以使用SHHIGD、SHDVD、SHEX三组序列的一阶差分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表2中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长度为1时，上海进口贸易结构综合指数与上海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互为格兰杰原因。在滞后长度为2时，上海产业结构协调度指数是出口贸易结构综合指数的格兰杰原因。进而，通过计算各相关序列间的协整方程，以确定其影响的方向。

SHHIGD对SHEX的协整方差如下（括号内为变量的标准差）：

SHEX=0.3536SHHIGD+μt

公式10

（0.5185）

SHHIGD=2.8280SHEX+μt

公式11

（0.6717）

公式10、公式11表明，上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每提高1%，将促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指数提高0.3536%；而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指数每提高1%，将帮助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提高2.8280个百分点。上海的产业结构与出口贸易结构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其中，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SHEX=-0.4705SHDVD+μt

公式12

（0.0260）

SHDVD对SHEX的协整方程（公式12）则表明，上海产业结构偏离度的下降将促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

五、主要结论

依据本文所设定的贸易结构优化调整目标，对上海产业结构各主要指标与进、出口贸易结构综合指数的实证检验，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一）上海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其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存在良性互动

上海的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决定了产业结构高度化，而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反作用于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且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这一结果与陈建华，马晓逵（2009）的研究结果相似，说明出口导向型战略在上海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中起到重要作用。

（二）上海产业结构协调度的改善有助于其出口贸易结构优化

随着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接近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出口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这也再次证明上海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符合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需要。

（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未直接影响上海要素禀赋的调整

在实证中，上海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协调性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这就表明，劳动力在上海三次产业间的流动并未显著受到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实证中，进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未能检验出有明显的关联性，这说明本文所设定的目标不能解释进口贸易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一般地，进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条件参照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条件，而进口贸易结构应该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因此，要全面理解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间的关系，应深入研究进口贸易结构优化问题。■

参考文献：

①赵岩，范文祥，杨菁.贸易结构对三次产业升级的作用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出版社，2012（4）：62—67

②王菲. 中国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综合效应关系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19）：132—135

③郑先勇，王菲.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文献综述[J]. 现代商贸工业，2011（3）：108—109

④徐德云. 产业结构均衡的决定及其测度：理论解释及验证[J].产业经济研究，2011（3）56—63

⑤刘淑茹. 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5）：66—69

⑥袁欣.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镜像”与“原像”的背离[J].经济学家，2010（6）：67—73

⑦陈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0

⑧雷怀英. 产业结构竞争力的测度指标体系研究[J].经济问题.2009（11）：29—30，38

⑨李慧中，赵大平.上海在区域分工中的比较竞争优势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6（2）：50—56

⑩Trevor A. Reeve.Factor Endowment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6（14-1）：30-53

（张斌，1967年生，上海人，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区域经济合作、国际贸易。耿昊裔，1983年生，上海人，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结构、贸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