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资源重组与农民工媒介素养研究

【摘要】新媒介带来了媒介资源的重组，从而推动了媒介素养内涵的演进。本文研究了农民工在新媒介情境中的资源分配和媒介素养情况，并通过调查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媒介资源；媒介素养；农民工

曾几何时，农民工的一个重要讨薪手段，不是跳楼自杀就是拦车罢工；而今，农民工“网络讨薪”、“微博讨薪”也时有所闻。从新闻传播视角来看，两者都是试图通过新闻媒体来制造新闻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从而达到目的；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主要通过引发传统媒体的关注来进行信息传播，而后者主要通过自媒体信息进入网络传播。我们研究的问题和焦点在于弄清楚是什么、以及如何导致了这种变化？通过基于对新闻学和传播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新媒介主要带来了中国的媒介资源重组和“中国社会的信息中下层”媒介素养的变化，媒介资源和媒介素养的改变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协同作用，从而影响和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新闻传播体系。

然而，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关注，正如美国科技评估署对国民的担忧“能够策略地运用信息和传播设施的群体与不能这样做的群体之间，差距将会加大。甚至最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恰恰是那些传播新科技被认为能改善他们生存境遇的人：穷人，教育程度低的人，与技术隔绝的人，以及挣扎着生存的小企业”。新媒介带来的媒介资源重组是否真的更有益于所有人？而中国社会的信息中下层等人群如何提升自身媒介素质从而提高媒养资源利用效率，这才是我们研究的中心所在。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的信息中下层中数量最为庞大的是中国农民，而农民工是其中为数众多而又颇为特殊的重要组成——他们来自农村而放弃土地，进入城市从事工业或服务业，他们同样使用信息社会的互联网和通讯工具，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对农民工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媒介资源以及如何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来寻求社会公正的研究，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以农民工为例举对象，以期更好阐释问题。

一、新媒介时代的资源重组

媒介资源是指新闻媒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利用的社会资源。新闻实践活动中已经将媒介资源分为4类，即Ⅰ类资源：媒介信息资源，包括新闻信息来源、渠道及相关产品（例如新闻线索、稿件、资料数据）等；Ⅱ类资源：媒介组织资源，指新闻媒介组织管理与运营活动形成的资源，包括人才、资金、管理、技术、品牌、公共关系等；Ⅲ类资源：媒介受众资源：主要指媒介所发行指向的特定受众，例如读者、听众、观众等，包括直接与间接的媒介消费者；Ⅳ类资源：媒介环境资源，指新闻媒介所处地理和政治环境所带来的资源，包括新闻政策资源、经济发展资源、文化与技术资源等。

新媒介基于信息技术革命，部分突破了传统媒介组织对媒介资源的掌控。例如，就信息容量而言，根据新闻洞（news holes）理论，传统媒体作为信息载体，其信息传播量是有限的，例如报纸的版面是有限的，电视的画面和播出时间也是有限的，但在网络及微博时代，不存在空间（版面）限制，也不存在时间限制，在网络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传播和检索信息。此外，在新媒介时代，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信息需求权利日益得到重视，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传播技术的变革，不断推动媒介环境资源更多倾向于普通大众。本质上，新媒介是基于人际关系的媒介，也称之为社会媒介，其信息传播模式可以简单表示为：新媒介接入（网络、手机等）社会资本社会网络。这种简化了的传播模式，同时带来了媒介渠道的革命，媒介信息不必经由专门媒介组织就可很便利地在网络。最为关键的是新媒介对媒介受众资源的颠覆性突破：受众需要的是受过筛选、加工、定向的信息并且不能表述自己意见的传统媒介，还是更需要充分的、原始的、完整的信息并且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的新媒介？答案不言而喻——正是抓住了这一要害和所有媒介问题的终点，新媒介从传统媒介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受众资源。

二、媒介素养及其时代演进

媒介资源重组及重新分配，其意义在于给广泛的社会公众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传播机会和可能，很多学者将之界定为新媒介带来的“赋权”。然而，公众如何合理使用“赋权”而不是滥用，如何充分和高效地使用媒介资源来实现所在群体及自身的利益诉求，则是紧随而来的一个关联主题，这个主题要解决的就是媒介素养问题，根据我们研究的对象，也就是农民工的媒介素养问题。

媒介素养，主要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包括对媒介选择、理解、评价、质疑、创造和批评的能力。媒介素养应当包括三个层面，即媒介能力、媒介知识和媒介理解。媒介能力侧重公民对于媒介和媒介工具的使用能力，包括信息的搜寻、思考、评价和传播的能力；媒介知识侧重信息知识的认知和信息传输的策略；媒介理解侧重媒介价值，即理解媒介如何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技术的协同发展。对个体来说，媒介素养的三个层面是递进的关系：媒介能力反映的是工具层面，即个体所能掌握的将信息送入大众传播体系的资源和渠道，例如传统媒介中的信函、电话方式（读者来函、读者来电）等、新媒介中的手机、联网计算机等，它解决的是方式问题，即“用什么传播”。媒介知识反映的是策略层面，即个体对信息正确性与有用性的筛选与掌握、信息传递速度与效率的掌握等，它解决的是技巧问题，即“如何传播”；而媒介理解反映的是价值与心理层面，即个体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健康良好的心理态度，能够明辨哪些信息可以传播而哪些不可以，它解决的是原则问题，即“传播什么”。

传统媒介时代中，大众的媒介素养是不完整的、处于初级阶段的。例如，在媒介能力层面，公民个体对于媒介和媒介工具的使用能力仅限于信息的搜寻和思考，而无法进行评价和传播；在媒介知识方面，仅限于对信息知识的认知，而无法进行信息传输；在媒介理解层面，则是被动地理解和接受媒介价值，但是无法参与媒介推动社会发展进程。而在新媒介时代中，基于媒介资源的重组，大众的媒介素养得到了改善和提升，媒介素养的三个层面能得到完整的实现和提升。

三、农民工媒介资源和媒介素养调查

在构建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和三农问题日益需要解决的情境中，了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中国信息中下层的媒介资源分配情况和媒介素养状况，教育和引导他们理性、正确地接受和处理媒介信息，并充分地、恰当地、合法地运用媒介进行传播来满足个人生活需求和实现社会价值，是促使他们获得社会认可，实现社会公正，享受改革成果的重要方面。

为更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农民工的媒介资源和媒介素养现状，我们于2011年春节期间，利用农民工返乡集中在一起的时机，在天津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长途客运公司等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地方，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经整理和分析后发现：

第一，天津市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手机和网络的普及率分别达到90%和70%以上，成为新媒体的活跃人群。较为明显的是，在农民工中，新媒体的普及率超过了电视，更是远远超过报刊。某种意义上说，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环境主要由网络和手机构成，这与他们在城乡流动中的通讯需求、情感诉求和关系持续等诉求非常相关。

第二，新媒体的普及在农民工内部也存在群体差异。农民工个体情况，例如婚姻、收入、性格等，以及所处行业、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等等都影响农民工对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使用频率。

第三，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使用网络新媒介的主要目的是网络游戏娱乐和人际交往，而手机工具的使用则主要是通讯、实用和娱乐为主。最常用的工具是百度，用来搜索和获得诸如求职、交友、购物等信息，QQ也是他们最常实用的社交媒介。但在其它媒介服务，例如定位、微博等，他们应用其实很少。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对新媒体的评价显著高于传统媒体，并且网民比非网民评价更高，说明新媒体的“赋权”功能得到该群体的感知与认同，新媒体成为他们可利用的、更具主体性的媒介资源。然而，新媒体在传播与农民工群体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与法规以及维权方面，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结语

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兴起，有人已经断言“中国的社会信息化过程已由90年代精英垄断的局面进入到更广社会内信息中下阶层和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紧密结合的新阶段”。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在媒介资源重组中获得更多的媒介资源，例如更高效、便捷和多样化的信息获取渠道，此外，网络和手机等信息传播工具的兴起、政府和社会对这个特殊群体的重视和媒介资源的倾斜，让信息不对等的状况有所缓解，特别是加强了这一群体的话语权，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媒介资源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就传播的影响力而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调查都一再证实，表现在网络媒体的影响仍远远没有达到如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水平，同样的信息，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介入，其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另一种不平等表现在意见领袖和普通公众之间的不平等。通常情况下，意见领袖的参与会大大加强传播影响力和加快传播速度。

因此，要让更广大的农民工获得更多媒介资源并提升该群体媒介素养，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继续进行。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社会公正视域下的农民工报道传播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2YJC860045）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邱林川，《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与反思》，《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3）

②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③周葆华、吕舒宁，《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11（2）

④郑素侠，《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现代传播》，2010（10）

（作者：天津外国语大学汉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