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与现代政治

[摘 要]现代政治文明是以为核心的政治文明，是以正义、民主、权利为核心理念，以法治的载体的政治文明。公共理性作为理性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保障了公民的平等自由，同时也是构成制度的理性前提，是公共权力应用的理性基础。因此，公共理性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理性基础，政党政治也应该要有公共理性的向度。

[关键词]公共理性 政治文明 政党政治

罗尔斯说：“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1）P225公共理性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公共理性是与个人理性相区别的，个人理性是私人生活领域里的理性，是有关自己生活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如何实现的理性，而公共理性是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是关于公共的善及其实现的制度创设的理性；其次，公共理性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政治正义问题，是政治生活中的宪法的根本和基本制度的要求。最后，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是由社会的政治观念所表达的、并在这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现代政治文明是以为核心，以民主、法治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文明，包含了政治理念的文明、政治行为的文明以及政治制度的文明。公共理性是公民们在处理社会政治生活、决定他们基本的社会合作形式时，相互沟通、平等交谈所应用的理性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达成的最基本的共识和共有的价值系统，也是民主国家基本制度设计以及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强制力的应用的理性。公共理性深藏于公共政治文化中，是长期民主社会生活所形成的一种理性能力，是公民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应有的一种政治思维能力，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应用国家政权时所应有的理性因而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

一、公共理性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

首先，公共理性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理性的思想基础。公共理性首先是一种否定的理性，所认肯的政治价值是中立的互惠的共享的价值。公共理性的这种特征承认全体公民的平等思想自由的权利，有利于理性的公民平等对话与协商，从而为不同政治价值分享者创造出和平共处的和谐政治环境。

“理性的”与“合理的”是不同的概念，罗尔斯继承康德定言命令与假言命令的区别，明确区分了这一对概念。他说：“在平等的个人中间，当他们准备提出作为公平合作项目的原则和标准，并愿意遵守这些原则和标准时，假定我们可以确保其他人也将同样如此，则这些人在这一方面是理性的。”[1]P51理性是以普遍性原则为基础，寻求的是人与人之间互惠与合作，是平等公民处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所应有的心智能力。理性为公民相互合作的准则设定共享的正义的基础和公共证明的手段。“合理的”则是指单个的主体或联合的行为主体在追求目的时所具有的判断能力和慎思能力，是指主体对自己目标的认定以及对达到目标的手

段的选择，其指向是个体的偏好与兴趣。因而，“理性是公共的，而合理性却不是公共的。”[1]P55全整学说作为一种理论性的实践，是形而上学的。它以一种或多或少的一致而连贯的方式涵括了人类生活的主要宗教方面、哲学方面和道德方面，是与特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相联系的，是对特定的价值的偏好，与个人的特殊经历的反应和自我人生规划相一致。任何全整学说都是指向“自我的”而不是“交互的”，所以是“合理的”而不是“理性的”。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有理性的思想都有存在的权利，任何公民都不应该企图借助国家的权力对另一种思想进行压制，国家也不应该对任何一种思想给以偏重，而是应该对各种学说持有宽容的态度。除非某种论说达到了与公共理性及其民主基础不相匹配的程度，对任何一种全整论说，公共理性对其既不进行批判也不加以攻击。理性只存在于公共性之中，是主体间的理性。公共理性必须是中立的，不倚重于任何一种全整学说，而是通过平等公民之间的对话，寻求不同学说的重叠共识。公共理性这样一种否定性的思维为不同全整学说的支持者的共生提供了思想的基础，否定了一切对思想自由压制的野蛮行径。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野蛮的政治性的大屠杀，都与人类这种不宽容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远致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侵”、烧死异教徒、近到现代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十年浩劫，都是以一种全整学说作为至善，对其他思想进行野蛮的压制，甚至不惜以残酷的屠杀统一思想。托马斯•阿奎那对异教徒的迫害就是这样论证的：信仰是灵魂的生命，金钱是维持生命的手段，因此腐蚀一个人的信仰比制造伪币更严重。所以，如果处死制造伪币者或其他犯罪者是正当的话，那么处死异教徒更是正当的。一旦“‘政治的意志’是由‘这家伙是敌人。把敌人消灭。’这样一种‘最简单明了的可怕的格言’所表达出来。”[2]P89政治的迫害和野蛮的复仇就变得极合情理，政治学作为一门通向共同的“可能的生活的艺术”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一切依据。政治行为也就会变成纯粹的国家暴力压制，甚至是“原教旨主义”的可怕的野蛮行为。由公共理性思维而产生的社会宽容是现代民主社会和谐共生的思想基础，是不同价值观念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基础，也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使政治行为不致于演化成野蛮的暴力的思想基础。

其次，公共理性是正义宪法的理性基础。宪法作为“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一定要以正义作为基本的立法价值，体现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以专制为目标，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宪法不可以归结为良宪的范畴。宪法作为保障公民的权利的政治圣经，是以公共理性为基础，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

第一、立宪的过程就是公共理性的探究过程，公共理性探究的指南是制宪会议上各方代表论证的公共基础。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指出，因为宪法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因此一部正义的宪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满足自由要求的正义程序（2）它的构成应该是这样的，在所有可行的正义的安排中，它比任何其他安排更可能产生出一种正义的和有效的立法制度。第一个条件就是平等的自由原则在宪法所规定的政治程序中的应用。这一应用确立了参与原则，也即所有的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来参与制定公民将要服从的法律的立宪过程和决定其结果。要满足第二个条件，就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设计出一种正义的程序。任何可行的政治程序都可能产生出一种不正义的结果，任何程序规则的政治方案都不能保证不制定非正义的法则，完善的、最佳的方案只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这样就产生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从正义和、可行的程序安排中挑选出最能导致正义的、有效的立法的程序安排。这是一个代表各方就宪法根本的公共辩论的过程，根据参与原则，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宪法的讨论，对他们的要求作出申认。这就要求代表们在公共论坛中平等地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公共的论证，以获取公众的赞同。在民主的社会中，按照平等自由的原则，各种合理性的学说都有平等的存在的权利，理性多元论事实使得缺乏一致性成为了正义环境的一部分。各种完备性的宗教学说和哲学学说、个体或联合体成员视之为完整的真理以及那些苦心孤诣的普遍的经济理论都不可以作为代表们论证的手段，因为它们只是合理的而不是理性的，包含了丰富的个人情感体验，具有极强的个性化特征，不可以获得有理性的公民的全体认肯。公共证明“只诉求于现时为人们所接受的常识性普遍信念和推理形式，以及当下不存在争议的那些科学方法和结论，”[1]P238“各派在确保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个人利益之时，都坚持用可以理性地期待为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个人接受的判断和推论、理性和和证据，来指导实质性的原则的应用。”公共论坛只能坚持公共理性的原则，按照公共理性的探究指南将正义的原则应用于公共讨论，去决定宪法的根本，“任何公民或公民联合体，都没有理由享有这样的权力。在个人或联合体的完备性教义的指导下，运用国家权力去决定宪法的根本。”[1]P239只有政治正义的价值和公共理性的价值才能给所有的或者说差不多所有的涉及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提供一个合乎理性的公共答案。一种正义的程序必须满足这两种价值的要求，既要合乎正义的价值，又要合乎公共理性的价值。正义宪法的制定必须坚持公共理性探究为指南，满足各方正义的要求。

第二、宪法的根本应当充分体现公共理性的作用和精神。罗尔斯认为，“宪法”根本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指国家和政府的一般结构和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权利及其行使，等等。二是通过立法确定的为大多数人尊重的公民之平等的基本权利、公民自由，诸如选举的权利、参加政治的权利；良心自由、思想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法律规则的保护；等等。正义的原则是贯穿于宪法基本构成的基本政治理念。政治正义观念包涵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它具体规定着立宪民主政体的基本权利、自由和机会；（2）它赋予这些权利、自由和机会以一种特殊优先性；（3）它认肯各种确保着所有公民有效利用其基本自由和机会并适用于所有目的的手段。政治正义是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而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每一个公民都只能是生而入其内，死而出其外。因此，政治正义主题是作为社会合作图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平等公民在平等协商、就公共活动的原则、程序达成一致，并在行动中践履之的社会合作形式。政治正义包涵了两个方面，作为制度的正义与具体规定与各种政治问题相关的推理方式、检验原则，也即公共理性的探究指南。政治价值是由正义的价值与公共理性的价值二者组成，并且二者基本上具有同样的基础，是同一协定的诸配套问部分。政治正义价值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共同构成宪法的基本价值，前者是贯穿宪法根本的基本政治理念，后者是民主社会制定、认可、实行乃至修正宪法根本的基本方法。宪法要真正体现人民权利，宪法根本不可以运用国家强权去决定，而应该是平等公民在理性的公共辩论中逐步达成共识。以政府结构改变为例，政府结构是根据政治正义和普遍的善的要求而改变的，却不是服从某一政治竞选中占优势的党派或利益集团的特殊要求。如果是那样，政治势力的不断变化将会使得围绕政府结构所产生的争议无法达成一致，最终会导致政治社会的危机甚至于解体，由此削弱立府的根基。

最后，公共理性是政治权力应用的理性基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不同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需要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以平衡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确保二者朝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作为民主社会的政治权力不再是作为谋取一家之私的“私器”而是以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公器”，不是无限制的特权而是有理性的以公共领域之善为限度的公共权利。

政治权力之所以要符合公共理性，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必须从政治权力的本质着手解决。古典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人类所以要组志社会是因为自然状态的种种不便利。政治社会或者说国家，是基于人民同意的契约而建立起来的，目的是要保障人的自由与权利。卢梭认为：社会契约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服从其本人，并且仍像以前一样自由。”[3]P19最终解决了“人是生而自由的，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3]P4之悖论。在政治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P20这就是社会公约的本质，以政治自由换取自然自由，这是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所获得的文明成果。所以公意就是，国家是基于公意而成立的公共权力机构。公意要成为真正的公意，就必须从全体出发，才能对全体都适用，如果倾向于某种个别的特殊的目标时，它就丧失了它的天然的公正性。社会契约体现公意,而公意是人们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公意的运用,运用公意的组织是国家权力机构,而国家权力机构是人们缔结契约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人民天赋权利的产物,那么国家自然应该属于人民，政府只是者人民为了公共利益而建立的一个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卢梭的国家学说确立了“在民”这一基本政治原则。

卢梭的公意学说虽然确立了在民的政治原则，但公意是建立在全体意志基本之上，而忽视了作为个人的权利，因而也会产生出“朕即国家”的极权观念，其思想内涵着深刻的矛盾。以洛克为首的古典社会契约论的另一派却将人理解为原子式的独立的个体的存在，而不解社会合作之真义。现代民主社会的关键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国家的公共权力一方面要维护个人的权利不受到无限制的政治权力的侵犯，另一方面又要维护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应有的稳定性。罗尔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长期合作体系，政治社会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公民“生而入斯，死而出斯”。因而政治权力是一种集体的权力，“政治社会和每一个理性的和合理的行为主体——无论该行为主体是一个体，还是一个家庭或者联合体，甚或是多元政治社会的联邦——都具有一种将其计划公式化的方式，和将其目的置于优先地位并作出相应的决定的方式。”[1]P225因此，政治权力只有按照这样的方式行使才具有合法性，“只有当我们的行使符合宪法——宪法的根本内容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合乎理性地期待大家按照他们视之为理性而合理的、因而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原则和理念来认可的——时，行使政治权力才是恰当的，因之也才是正当有理的。”[1]P230政治权力是惟一的通过国家强制力实施的权力，是由宪法所赋予的国家权力，宪法的根本要受公共理性的检验与审查，政治权力无疑也要受到公共理性的检验和审查。国家权力必须受到公共理性的限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强权与压迫。

公共理性是如何对政府官员提出要求，这是一个与公共事务正当性证明相关的问题。“公共推理旨在证明公共事务的正当性”。[4]P23对公共事务的正当性证明不仅要求一种有根有据的推理过程，还要具有他人也能够接受的合理前提。公共事务必须服膺于公共理性，官员们不得按照自己的已有哲学的、道德的或宗教的全整学说作出决定。以是否允许堕胎这一问题为例。有宗教价值观念认为胎儿就是生命，有着神圣的权利，因此，堕胎就是谋杀。但是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婴儿是否拥有人的权利。这时公共官员，比如大法官，就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全整学说作出决定，哪怕他自己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只有诉诸宪法中妇女权利保护的原则，由妇女作出慎思的取舍。公共理性要求民主社会成员尊重各种全整的宗教、道德学说，但坚决拒绝用这种全整学说作出公共决定。

二、政党政治必须有公共理性的向度

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是相对于无政党政治时代而言的一种政治形式。政党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政党掌权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国家中政党的法律认可;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机制;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其存在和活动方式。”[5]P25政党政治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是与代议制民主政治相适应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也是民主政治发展不完全的结果。政党的政治决策必须具有公共理性的基础，政党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公共理性的指导和制约。

第一、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公共理性是政党政治内生的理性。正如前面所述，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兴起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壮大，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不断高涨的必然结果。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契约关系代替人身依附关系的历程，是一个权利取代义务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的历程。成熟的市民社会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高度分化的社会，也是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民主多元意味着“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许多相对自治的（独立的）组织（子系统）存在”，比如公民因相互利益一致而形成的公民社团和行业组织等各种自组织系统，这些组织或社团利用其经济的力量参与并影响政治，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为“组织可能得用这种机会增加不公正或使之永远存在而不是使之减少，利用这种机会助长其成员的狭隘个人主义而不是关心公共利益，甚至削弱或毁坏民主本身。”[6]P1利益集团政治就是一个实例。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性，各种利益团体和公民的不同政治主张的不可协调性，使得民主与效率相互矛盾。市民社会需要政治的自由，但又要将自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保持民主的适度平衡。一方面，为了保障民主、保护公民的权利，需要并允许公民有效地参与政治活动、表达政治见解；另一方面，为了确保政治活动的效率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又需要将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利益冲突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政党政治正是因此应用而生。政党作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7] P470是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是沟通政府与民众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强有力的通道，是民众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的主要组织方式，也是公民享有各项政治权利并依法行使其权利的有效途径。民众加入一个政党或支持其参与国家政权的竞选，是因为政党可以表达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国家权力的保障。政党在竞选过程中，为了和竞争的政党区别，他们可以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他们要成为执政党，并合法地行使国家权力，那么他们就要尽可能地代表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需要提出公共的善的理念，以取悦社会并获取自由公民的选票。只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才具有政治合法性，才可以在民主选举中获取竞选的胜利，才可以真正合法地拥有国家权力。执政的思维和革命的思维是不一样的，革命只是一个阶级利用暴力的形式夺取政权，革命的政党只是为了实现本阶级成员的利益而宣布与其对立的政党誓不共生，决一死斗，彻底消灭对立阶级的价值观念甚至是肉体。而执政却是通过公共决策，协调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因而执政党不可以单凭其一党的全整学说决定公共事务，也不可以将其自认为是真理的哲学和宗教价值强加与全体社会成员之上，而是要寻求社会的共识，实现公共的利益，保证社会基本秩序公平与公正。因此，政党政治必须要有公共理性的基础，其政治合法性受公共理性所检验。

第二、从政党政治的功能来看，公共理性是政党政治发挥规范民主政治的理性准则。国家、政党、人民三部分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体系。按照社会契约理论，国家是人民授权的产物，国家的功能在于利用公共权力机构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非法的侵害。国家在民，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决定宪法的基本内容及其根本原则，然后再依照宪法组织国家权力机构。宪法作为民意的集中表达，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产物。但是，在民主社会中，由于公民意志的不一致性，合理的价值冲突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因此，在决定宪法的过程中，完全的民主制是很难达成一致，即使可以达成其成本也是极高，极大地影响了政治活动的效率。代议制是实现民主与效率有效平衡的机制，现代民主国家多实行代议制度。政党政治就是代议制的产物。政党作为联系国家与人民的桥梁，它通过执掌国家权力，将其成员和其支持者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使国家政权真正服务于保障人民权利，实现政治民主化。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这种桥梁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集中民意，表达公民的政治要求和愿望，另一方面，又通过公意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领导与节制。这样，政党就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中介组织，起着沟通国家与社会的功能，通过将公民组织并纳入政治系统的方式，组织有序的政治生活。政党政治也正是通过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严格规定政党对国家权力的介入、影响、行使的程序和规范，明确规定各政党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以及对其进行监督和制裁的机制，从而使政治关系转变为法律关系，实现政治的法治而非人治。政党政治这种功能通过执政党对国空权力机关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并不是直接利用国家权力对社会进行调控，这样会导致以党代政，执政党承担了过多的不属于自己的职能，妨碍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行，也破坏了国家、政党与社会三者的平衡。执政党的领导必须通过政治决策来实现，也就是说执政党是通过将社会各个阶层、集团和个人的不同利益及其价值取向整合起来，形成社会公共利益，并作出公共的决策。从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关系来看，执政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就是提出公共决策并监督权力机关实现公共决策的过程。执政党拥有对国家权力机关领导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因而政党权力也是一种公共权力，必定是有限的权力，要受到公共理性的限制。另一方面，从政党权力与社会关系来看，政党权力也是一种派生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人民权利才是本源性的。执政党进行公共决策时，要以人民权利的保障作为根本旨归。政党虽然是特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的代表，但其执政要具有合法性，要获得人民的同意就必须真正体现人民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它就必须超越其自身的局限性，具有表达社会公共利益的能力，平等对待各党派、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全体公民的利益及其价值选择，并进行对话与交流，通过磋商在公民与公民团体之间达成共识，将全体社会成员合理的要求综合起来，整合成社会基本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和有序的运行。所以，政党政治功能的发挥必须坚持公共理性的准则。

第三、从政党治理角度而言，公共理性是有效的政党治理方式。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指出,治理是公域和私域、个体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一系列方式的总和。它是使多元或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整合并以此达成行动一致的过程。只要在存在权利委托与的组织之中，方与委托方就会存在利益的区别或冲突，双方就必须就利益配置的合理性与公正性进行不断滚动的谈判机制进行协商和调节。而每一次谈判都需要支付交易成本，因而导致了契约的非完整性，治理就是着眼与这种利益配置的协调，以确保合约的有效性与公平性。政党制度作为现代代议制度的产物，人们加入或支持某地政党参与选举并获取国家权力，就是要实现其利益。政党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 是各种利益的博弈场，是社会上意见表达和利益实现的工具,它与社会必然存在权力授受关系。在政党内部和政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利益不一致的可能性，政党也就适用于治理关系。政党治理就是“政党同市民社会就利益分配与发展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进行谈判与再谈判,在民意基础上完成社会整合、达成社会团结,并实现经济社会高效、有序的发展”[8]P22的全过程。因此，作为执政党要保持国家与社会的高效与稳定的发展，就必须理性地处理其价值理念，使其代表的利益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也就是说，执政党要从公共的善的观念提炼并不断修正其价值理念，以公共利益的创造和维护作为其活动的基本目标，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平衡党内外各种利益的冲突。总而言之，政党治理就是政党与社会就公共利益的分配的谈判与磋商过程，这一过程受公共理性的理想所规导。“每当法官、立法者、行政长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还有那些作为公共职位的候选人出于理性的动机并按照公共理性去行动的时候，当他们向其他公民解释他们用以支持根本性政治立场的理由的时候，而且这种解释又是在他们以为最合理的有关政治正义概念意义上作出的情况下，公共理性的理想就成为可以实现并能够达成的理想。”[4]P4由于民主社会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政党内部、政党与政府、以及政党与社会的利益时常会有不一致，如何就利益的分配进行谈判，这就要有一个各方可以达成共识的基础。公共理性的理想之所以可以成为各方利益协调的基础，是因为公共理性的理想为各方都设置了共同的谈判规则。政府官员以及各党派的竞选人都必须根据公共理性的要求，向他们所代表的选民论证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以及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合乎正义的，并且他们都履行对于其他公民的公民性责任。同时，公共理性的理想也指导着那些并非政府官员和政党候选人的公民的行为。在公共理性理想指导下，公民们将他们自己当作立法者、公共政策的决策者、政党候选人，并且要问他自己什么样的方案是能够获得互惠标准支持。这样公民也就有了和政府官员以及政党候选人一致的判断标准，并拒绝接受所有践踏公共理性的政府官员与政党候选人。只有当政府、政党以及公民三方都可以按照公共理性的指导，就利益和合理分配达成一致，国家、政党、社会才可以实现稳定的平衡，朝向良性互动的方向了展。相反，一个政党如果只是从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为一己之私利任意宰制社会利益的分配，就会成了一个凌架于社会之上的特权的政党，就会导致社会、国家、政党三者之间秩序的紊乱，破坏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也就会失去其政治合法性，最后失去其统治地位。政党治理必须坚持公共理性的指导，按照公共理性探究指南平衡各种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这是执政党治理的根本方法。

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论证是极有建树的，他的理论揭示了民主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就是理性在公共领域的应用，并对公共理性的形式作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解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尔斯的体系就是绝对的真理，他的论证方法就是完美无缺的。罗尔斯的体系既使在西方社会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这些批评也是极有见解的。哈贝马斯从商谈伦理学的立场批判罗尔斯原初状态的设置是一种信息强制，公共理性是主体间性的理性而不是一种独白的理性。迈克尔•桑德尔则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批评其“权利优先于善”的理念，并指出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慎思的理性。在此，我简单地提及哈贝马斯以及社会群主义者迈克尔•桑德尔对他的批评作为本文的结尾，以说明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理性不是惟一的理解民主公民所依赖的相互尊重的方法，公共理性可以有多种表达形式，政治文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同时更具有特殊性。各国因其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其政治文明也会有多种表现形式，我们相信这也和罗尔斯的观念是可以相容的。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著，万俊人译《政治自由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

[2] [日]加滕节著，唐士其译，政治与人[M]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3][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 [美] 约翰•罗尔斯著，时和兴译 公共理性观念再探[A]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5]王韶兴 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论•J•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

[6]罗伯特•达尔著，尤正明译：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M] 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7]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8] 徐锋现代政党治理刍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