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让公共理性主导中国的政治生活

政府要做减法，公民要做加法，一减一加，两个方向一齐用力，

理性和正义就会在一个社会慢慢成为现实。

总理在“两会”上谈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政改”迅速成为网络热词。以总理的身份在“两会”这种官方的场合公开淡政改，说明当前实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朝野已有初步共识，政治体制改革不应该再在改或不改的问题上迟疑不决。

就直观而言政治体制改革么，自然就是对过去的政治体制有所改变。这个话还可以说具体点，就是对从过去沿袭而来的政治体制中那些阻碍国家前进、妨碍人民利益和社会正义的部分加以改良，以使政治体制能与不断发展的经济、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相适应，避免政治体制成为社会国家发展的障碍。

从更深层次来说，改革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则是革去政治中那些非公共理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改革的目标，是要努力请公共理性来主导我国的政治生活。

所谓请公共理性来主导我国的政治生活，就是要争取使得所有的政治活动全部通过说理来进行，以正义、合理为原则。举凡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诉讼、监督、外交等一切政治活动，都必须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或以威权压人。

从制度层面讲，国家公共事务都应可以开放讨论，允许每一个公民自由发表意见，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种全国范围的平等的公共论辩中，分辨什么是正义，什么足不义，发现即将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的漏洞，消除隐藏在其中的歧视，防范垄断，预防和遏止法律、政策和国家机关等公器为少数人所把持或操纵，既预防少数人以多数人的痛苦为代价实现其目标或利益最大化，也预防多数人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追求其目标或利益最大化。兑现民众的立法权是实现立法正义，进而也是实现国家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根本保障。

社会公共论辩的成果，交给民意代表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议决。民间机关里公开辩论的程序有利于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代表人为本阶层或集团主张权利，驳斥对本集团利益构成侵害的立法设计，保障权利的同时，能促进各方利益得到均衡照顾。对每一条款以多数通过的程序设计是理性的杰作。这种程序会把只有少数获利的法案排除在外，保证每一次议决的结果都是多数获利，保证每一回合的公共博弈，社会和国家的总和为正数。否决和搁置法案的程序设计，表面上妨碍效率，实际上却是防范不义法律政策被强制推行，造成利益分配失衡导致国家社会分裂矛盾激化的堤坝――是一个巧妙的维稳设计。

公共理性主导政治的目的，就是实现社会制度设计和公民权利的一致性正义。

在某些人笔下，政治体制改革被描述得要么极为玄乎，要么极为恐怖。实际上，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说是简单的事情。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论近似于《老子》的方法论：无为而治。政府少作为，放手让公民多作为。政府在政改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扮好公正的“守夜人”的角色，使用好国民交给政府统一管理使用的资源，对社会博弈中出现的非理依法给予处罚，对公民一切理给予尊重和保护――对每个国民均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

从渐进的、防止社会失序，也就是维护稳定的角度说，就是要把少数人掌握的过多过大的权力归还给大多数人，实现国民间的博弈在平等的平台上公平进行。这些集中起来的权力是通过体制中的一些非理性设置、和一些显失理性的法律政策获得的。现在要进行改革，就必须从两个方向来实现平权，一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要逐步废止那些维护少数人特权的体制和法律法规政策，二是公民要起来主动增加在公共政治中的权重。也就是说，就是政府要做减法，公民要做加法，一减一加，两个方向一齐用力，理性和正义就会在一个社会慢慢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