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特性与节目风格

要问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视节目和电视风格的最大变化是什么？答案一定众说纷纭。比如节目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手法越来越复杂，技术越来越先进，不一而足。但我以为，电视节目的日益纪实化和人性化表达最能反映30年中国电视发展主流趋势。这不仅仅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逐渐融入到全球世界政治体系中，更重要的是它凸显了我国电视从业人员对电视媒介本质属性认知的深入和自觉，以及电视媒介属性的逐步回归。

一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电视事业虽起步于19世纪50年代末，但整个60、70年代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至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事业才急起直追，迅速发展。与大多数欧美国家的电视事业相比，我国电视事业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电视在西方各国甫出，便作为商业媒介而得到充分运用，电视首先作为资讯交流的工具而得到普遍认可。而在我国，电视一“出生”，和报纸、杂志以及广播等其他形式的媒体一样，便作为政治舆论宣传工具而存在，这承续了延安时期我党在政治工作上的传统。至“”，媒介的泛政治化被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媒介的过度政治化、说教化则导致媒介的神话化、仪式化，一定程度上也使媒介本质属性发生异化。在80年代初期，从中央到地方，电视台的栏目少、内容单一，政治内容比重大；更重要的是节目主持人千人一面，千人一腔，哪怕是内容活泼的文艺、娱乐和体育栏目主持人也深受央视新闻节目主持的影响，容貌上要求端庄大方，声音上讲究字正腔圆，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间要符合规定的程式与要求。这种电视主持风格实际是秉承了19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盛极一时的“高、大、全”式的“典型论”文艺思潮。电视媒介政治神话化的思维定势和电视大众传播的剧场化效应，则使电视媒介传播的接受过程在30年开放态势下的市场民主之路上，举步维艰。电视遥控器成为观众对抗这类“神化”和仪式化节目的有力武器，这也使电视从业人员不得不为电视市场的巩固与扩大而奔突。21世纪初，一个叫李宇春的少女和一个地方省级电视台――湖南卫视则成为这场奔突中耳熟能详的名字。李宇春登上了当年美国《时代》杂志封面，该杂志认为她是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时代隐喻；而湖南卫视这个地方电视台则在媒介批评家的视野里，被视作在影响力上公开挑战中央电视台的地位。

选秀类游戏节目《超级女声》出现的媒介意义是多重的，它是中国电视媒介历史发展进程中，媒介由“政治神话”和“剧场艺术”逐步回归资讯工具和平民娱乐之路的阶段性标志事件；它是中国电视媒介由讲究“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逐步走向现实主义甚至自然主义的审美转向；它具有中国电视媒介由高度“仪式化”和“符号化”逐渐回归事件的“真实性原则”和影像的“纪实性原则”的典型意义，它也成为挑战中国电视媒介格局变化的第一个推动者。

二

本文所说的“电视纪实化”倾向，并不特指电视纪录节目，而是看待电视媒介的一种总体认识和态度以及由众多电视节目内容，如主持人、节目主题、材料及其结构、表现手段和视角等诸多元素构成的叙事取向。

今天，从中央到地方，我国大部分电视台均已频道化、栏目化。除却电影、电视剧、戏剧和音乐这些转播其他虚构艺术门类的频道外，非虚构类原创节目成为电视台节目绝对主体。从频道名称看，电视作为资讯媒介的工具显而易见，而资讯所要求的纪实性、客观性、真实性原则对于媒介传播而言，则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这是一种表层意义的纪实性。

这种纪实化美学趋势与潮流虽不是特指如今盛行于各电视台的纪实频道和纪实节目，但这类节目对电视纪实化审美倾向的形成则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19世纪90年代引进的美国大型电视纪录节目“发现频道”（Discovery Channel）使我们对身外的自然世界有了全新的认知和体验，也使人们更进一步认识电视媒介在传播自然世界资讯上的优势和特长。而在社会领域节目内的纪实化探索也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是较早在新闻类节目中具备新闻纪实美学意识的两大节目，90年代初期甫一开播，便赢得满堂喝彩。尽管这两档节目是对《新闻30分》中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展开和延伸，但毕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对新闻真实性的渴望。随后，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节目，都从普通人物和人性的视角切入，打动受众，引起共鸣。今天，地方电视台的民生新闻、社会新闻节目，法制类节目、心理类节目、情感类节目大量涌现，电视媒介在反映社会的纪实特性层面上，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较之于改革开放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

大型电视新闻直播节目则把电视媒介的新闻传播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将媒介对事件的记录功能完全地展示出来。我国的直播节目也走了一条循序渐进之路，我国早期的电视直播受制于电视技术发展原因，节目在摄影棚内，内容是排演过的。录播技术发明后的直播主要是体育直播和文艺演出及晚会直播，然而一定程度上这仍是延时性可控性直播。真正意义的直播则是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的同步直播。如中央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对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直播、对北京奥运会的直播、对神舟7号发射的直播。

“电视真人秀”，是本世纪初从域外引进的另一形式的纪实节目。这种节目来到我国后，结合了最新的电讯移动技术，如手机电话、短信等，这种屏内与屏外的互动，使影像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融为一体，消弭了电视影像的虚拟边界。受众的互动性使屏内影像的虚拟真实产生溢出效应，也使电视媒介的纪实美学因现代媒介技术的进步，增添了新的含义。

在推动我国电视纪实化倾向的节目中，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上视纪实频道于2002年正式开播，是国内第一家专业化纪实频道，而它的前身则是1993年开播的上视《纪录片编辑室》。19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电视台推出了多部在国内有影响的纪录片，而无论是在艺术质量还是技术水平上，都堪称上乘。上视纪实频道开播的意义在于，这是国家在宣传体制层面上对电视媒介的纪实属性和纪实类节目予以政策和理论上的确认和重视，也是目前媒体开放情形下，面对国外电视节目体系中处于主流位置的纪实类节目（如美国的《发现频道》）的积极回应。

三

电视媒介的纪实属性一方面来自于电视媒介的技术本身，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媒介的传播接受方式。

电视技术应用之初，有个性的世界电影艺术家大都瞧不起电视这种媒介，这种情形在中国同样存在。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陈凯歌至今均未涉及电视剧或其他电视艺术题材的创作。据称，张艺谋曾告诫初出道的章子怡，不要匆忙涉入电视界，以免影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电影公众形象。尽管电影界这样的看法有些极端和偏颇，但却道出了电影和电视两种媒介的属性差异。在电影艺术家眼里，电影才是纯粹的艺术媒介，而电视则主要是一种“杂耍”，一种舆论宣传和传播资讯的工具。

从传播方式上来探讨电影和电视两种媒介属性和特点，中外影视理论家均有过深入阐述。伊芙特・皮洛在《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一书中谈到电影的神话性时，特意强调了巴特关于神话的解释。“神话不是由它的对象、素材或概念体系界定的，而是由它的表现形态界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它的信息内容，而是它的信息形式。简言之，神话是由它利用信息的方式（或是社会性的，或是其他方面）界定的。”①对此，笔者认为，影视艺术语言（特指电影）传播因其具有稳固、确定的观众群体、受众群体（尤其是电影，电影的票务制度可以将观众的数量精确到个人），以及封闭、固定的传播时间和空间特点，使其传播环境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仪式化、神话性和定向性特点。影视艺术语言传播的效果受传播环境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其传播的仪式化，使这种集体性的活动自动染上神话和梦幻色彩。②而电视语言的传播环境则恰恰相反，受众的不确定性、传播时空的生活化、散漫化，使其传播特征带有鲜明的非组织性和巨大的非定向性，甚至出现一种对抗信息传播的消极环境。电视语言这种生活化的传播状态，有些学者把它归结为电视的“自由性”特点，认为，“电视传播的自由性首先表现在接受方式上的随时随地。”“其次，电视传播自由性的另一体现，是其接受的家庭方式所带来的随意自在。电视接受形态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非社会性的个体性的接受，受众观看电影，往往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没有其他光线和随意谈笑的干扰，多少还保留了凝重的仪式色彩。而电视则把家庭这样的人类最自由宽舒的空间作为图像体验的场所，”③由此看来，电影类似于一种宗教布道的场所，而电视则是一种人来人往的茶馆。

电视的这种平民化身份和生活化传播接受方式，反过来对电视语言的生成、对信息的编码、对节目的风格，提出了特定的要求。因此，过于离开生活、虚假的信息和装腔作势的宣传都不利于电视资讯的正常传播，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对电视媒介的这一属性渐显理性的认识，电视媒介纪实化浪潮则是这种认识的具体反映。

这一倾向不仅仅表现在节目的题材与内容的选择上，更体现在节目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和沟通方式上。今天，我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风格与改革开放之初有了显著变化，与早年的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体的时期更有天壤之别。中央电视台在大胆启用如今成为央视名嘴的白岩松、崔永元、李咏、王志等深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时，显然开始突破“典型论”文艺美学的主持人选拔的那套程式，而是着眼于生活的真实美学。中央电视台的审美转向对地方电视台有着风向标的指示意义，如今，电视荧屏上主持人的“审丑”趋势也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风格对内地电视台的影响有标本意义。比如《鲁豫有约》的主持人鲁豫最早便是以“说新闻”而声名鹊起，她聊天式的轻松可人的新闻主持风格，一下拉近了媒介与受众的距离。而《锵锵三人行》更是一档开放式的茶座式的谈话类节目，其话题的自由度表现得无迹可寻，无章可考，乃至主持人和嘉宾的角色定位和界限也消弭殆尽。

综上，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电视节目呈现令人瞩目的纪实化美学思潮，既是对世界电视发展主流趋势作出的呼应，更是电视媒介改革回归本体化之路上积极探索的结晶。当然，我国电视媒介的纪实化倾向还与电视媒介的新闻特性、民族文化、政治和历史发展等因素相关，但非本文分析的用力所在。■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注释：

①伊夫特・皮洛：《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第13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

②何平华：《视觉饕餮的秘密》第108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③倪祥保等：《当代影视学》第4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