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改建论文范文

住房改建论文范文第1篇

湖南大学位于长沙岳麓山下，其前身是房麓书院，湖南的高等学堂，改为湖南大学已有六十余年，是一所有“千年学府”之称的老学校，所以旧住宅占很大比重。现有住宅和教职工宿舍总建筑面积为130508平方米，面积可谓不少，但在三中全会以前所建的全是生活设施不配套的低层建筑，至于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大都是简陋的平房。1980年以来，逐年兴建5一8层设施齐全的新住宅，共729套43150平方米，初步缓和了严重缺房的矛盾。但由于教职工队伍的扩大，青年职工新家庭的增加，尽管年年建新房，住房缺口总是合拢不了。因此，学校在兴建新住宅同时，又拨资改建了一批质量较好的旧住宅。在改建过程中，得到了住户的积极配合。这说明，改建旧住房是住户欢迎的。实践证明，改建旧房对节约投资、满足紧迫需要、维护几十年来形成的和睦的邻里关系以及学校的原有风貌是有利的。下面介绍三个改建效果较好的实例。

一、南外扁住宅改建为大进深内天井住宅(图1)

这批旧住宅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二:其一是居住者需穿过居室入厨房，居室面向公用走廊，没有一间独立、安静的房间;其二是无卫生间。改建后，不仅较好地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并且还将南外廊分隔为每户一个大阳台。原厨房改建为小客厅，使居室比较安静，这为教师备课、子女复习功课提供了良好条件。此外，还改善了冬天厨房油烟气倒灌入住房的状况。住户反映良好，改建是成功的。内天井的固有弊病—噪声干扰虽仍存在，但订一些“公约”规定，也可适当解决。

二、两户合用厨厕改建为独门独户住宅.(图2)

这类旧住宅数量较多，它建造于50年代，当时建筑界流行“合理设计(指远期)、不合理使用(近期)”的论点，于是造成了两户合住一套、共用厨房厕所的平面布局，给职工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改建后的住宅解决了这个矛盾。本例的特点是设计人在加建厨厕时，巧妙地应用180厚砖墙插砌l形楼梯构件的装配式悬臂楼梯构造，不仅施工简便，并且造价较低。改建后，住户反映满意。不足之处是同一门牌号码，却分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宅，对邮件分送带来一些不便。

三、纵墙分隔的一梯四户单元式住宅改建为南北通风良好的联立式住宅(图3)

限于狭条地形，原设计成纵墙分隔的1梯4户，将朝北户加大开间尺寸，勉强开设了一个南向窗户。由于湖南地区夏季闷热，南北通风是夏季室内降温的重要条件。所以，该住宅最大的缺点是通风太差。其次是合用厕厂，_且位于户门之处，晚间使用尤为不便，改建后的住宅解决了上述缺点，住户很感满意。

住房改建论文范文第2篇

一、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过渡。在这个所谓“革命”的过程中，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都面临着改变、转型、创新，城镇居民住房制度也是其中之一。但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社会问题。城镇居民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如此，它在盘活住房市场、拉动消费、增加GDP 、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却对城镇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苦无良策，不仅如此，住房的市场化对城市化、城市建设、就业、社会分化、社会保障等方面又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为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解决城镇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住房福利政策，如1994年开始的安居工程（后演变成经济适用房政策）、1998年的廉租房政策等。

对于北京这个特大城市来说，虽然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等原因在全国处于比较特殊的位置，但它在住房市场化、城市建设及其他的改革措施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另外，北京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有相当部分居住在旧城区，而旧城区是北京城市建设过程中拆迁改建的对象。拆迁改建，既是房地产市场化、商品化以及城市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居民变换居住地、社会关系重组、社区生活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涉及到社会保障、福利住房、社会救助、社会排斥等一系列政策问题，又会涉及到社会变迁、社区重建、人群分化等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这成为此次调查研究选取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本项研究既是“社会保障课题组”在对整个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项国际合作研究。伦敦经济学院Hyun-bang SHIN博士与课题组成员一起，参与了研究的设计与执行的全程[2].同时，他还在韩国的汉城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作为北京研究的对照与参考。

二、假设、目标、方法、过程与主要概念界定

本次研究是一项针对特定社区的个案研究。在熟悉相关材料的前提下，本次研究提出如下假设性陈述：

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旧城区的拆迁改建总体上讲是与房地产的进一步市场化密切相关，同时，这个过程也受到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影响。进一步讲，住房制度改革又是在80年代中前期开始的引进外资、放开市场（包括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取消计划供应体制、企业改革等城镇改革过程中的一部分。

二、旧城区居民在拆迁改建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有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影响着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变动中的行为，同时，这种变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又改变了他们的原来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居民是能动的个体，在面对政府、市场等外部结构性压力下，他们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力图达到预期的目标。本研究将以居民户为单位，讨论这种能动性。

三、对旧城区的低收入群体来讲，拆迁改建既可能是改善生活、更好地融入社会的过程，也可能是丧失既有生计、更易受社会排斥的边缘化过程。无论是前者还后者，这个过程都不是被动的，而是动迁居民能动选择的结果。

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实地的调查研究及资料分析，讨论以上研究假设，同时挖掘出其他一些深层的问题与潜在的规则，以供同类研究之间的比较参考，以及为将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更为针对性的假设。

本研究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街道选取了两个社区作为具体观察点，这两个社区均处于部分已拆迁、部分待拆迁的变动过程，有利于观察到各种可能的现象。在访谈户的选取上，本次调查主要选取低收入户、困难户作为访谈对象，同时兼顾其他收入层次的户。

本研究从2002年9月起开始筹备设计；2003年8月5日进入东直门街道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历时一月左右，调查方法包括主要有召开座谈会、访谈官员及入户调查。

本文将涉及到以下主要概念，下面将逐一界定、解释。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由政府推动的、逐步改变原有城镇住房体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80年代的售房试点、提租补贴、优惠售房，以及90年代以来的以售带租、住房商品化、住房分配货币化等。

拆迁改建：指城镇化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拆除旧城区内的建筑，迁移拆除区内的居民，重新规划建设的过程。

居民户：本文的居民户不是指户口薄上登记的居住单位，而是指在一起居住、一起共灶吃饭的居住集体。由于居住条件及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住在一起的不一定属于同一户（家），而一户（家）也并不一定居住在一起。一般来说，居民户内成员间具有比较密切的亲缘关系，是家庭的扩大或缩小。为了方便，实地访谈中以居民户作为调查单位。

低收入群体：本研究按《2003年北京统计年鉴》的分类标准，其在对1000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调查中，将居民家庭5等分，即“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为6820.9元（第180页），中等偏下收入户为9666.5元，中等收入户为11347.2（第180页）。对住房消费来讲，低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收入户面临的压力是差不多的。本次调查将低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收入户统称为低收入群体，将人均年收入在10506.9元以下（人均月收入在875.6元以下）的户[3]定义为低收入户，生活在低收入户中的居民构成低收入群体。这样，以一个三口之家为例，如果夫妇都有工作，则他们的月收入应在1313.4元以下；如果一人下岗，则另一人的月收入应在2626.8元以下。

社会排斥：既指个人及家庭由于群体特点而享受不到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与机会，又指个人及家庭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的过程。

三、背景

1、建国后北京市拆迁改建的历史与政策过程

建国后北京市的拆迁改建一方面与北京作为全国首都这个特殊的位置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整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后来的市场化政策的相关。

建国以后，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市没有走在原内城之外再建新城的分散化城市发展道路，而是让内城继续承担了政治中心和部分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陆续在城市内布局了大量的公共建筑和民用住宅，又由于建国初到50年代后期的在城市内大办工业、大搞建设，城内的人口密度持续升高，致使1960年北京市的人均住房面积降到了3.24平方米，为建国后的最低点（丽凌，1998）。同时，在此期间，由于“十大建筑”及其他公共建筑的兴建，占用了大量的私人住宅，出现了一批拆迁居民。在本次调研的东直门街道，就仍然居住着当时从北京站、外交部、东单等地拆迁来的居民。

城市人口增加对当时的重工业化战略及城镇居民的计划供应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再加上“”时期大量农民进城搞建设，以及?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导致了劝退几百万农民回乡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逆城市化”过程。在这个大背景下，北京市在六十年代又兴建了一批新的住宅以及在70年代成片改建住宅区的政策，使得北京市市民的住房条件有一定改善，到1978年北京城市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55平方米。但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的知青返城又增加了北京市居住的压力，由于过于拥挤以及几代人共居一室的现象严重，很多平房的住户基本上都在原来房子前或旁边搭起了自建房，而当时的政策默许甚至鼓励这种做法。“自建房是自家拿钱，房管所来人帮你盖”（访谈户2）。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城市开始了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与此相一致，政府也在酝酿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正像农民有了钱先盖房一样，城市改革开始后政府与企业也加大对城镇住房建设的投资。

与此相一致，80年代是北京住房建设稳步增长的时期，年均住宅竣工量稳定在500万平米左右，虽然人口在不断增长，但人均居住面积也在稳步攀升。（见图1、表1）

概括地讲，80年代北京市住房建设主体仍以政府与单位为主，在危旧房改造上基本仍以政府投资为主，但建设的主体逐渐由政府向所属的开发公司转移（丽凌，1998）。90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国对外开放及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私人投资尤其是外资大量进入国内的投资市场，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注入房地产业，在宏观上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并在随后几年出现了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势头。大量私有资本的注入不仅构建了国内的资本市场，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房地产业、商品市场、国有企业改革、人口迁移以及本文所讨论的住房制度改革及城市拆迁改建（温铁军，2003）。

北京市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出售公房为突破口，1992年全市房改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其中包括出售公有住房，逐步提高房租，允许个人购买商品房等，住宅建设向市场化转轨。国发[1998]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了变实物分房为货币分房的政策精神。1999年9月1日，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颁布了《关于印发＜北京市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了“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加快住房商品化”的政策要求。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催生及深化了北京市的住房市场。

而90年代北京市的拆迁改建过程与宏观的政策环境及住房制度的改革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1990年北京市政府第八次常务会议做出了加快北京市危旧房改造步伐的决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大量外资进入北京房地产业，投向城区危改，突然增多的资金来源加大了危改进程。由于危改的部分权利下放到区县，区县的危改的工作以招商引资为重心，致使此后几年的危改鲜明地体现了资本逐利的特点，一方面大量的“黄金地段”被抢先开发，另一方面不合资本口味的但亟需改建的区域却迟迟得不到拆迁改建（张成，2000）。因而，危改的进程在1995年后处于下降的趋势，到达了不符合资本需要的困难期（图2）。但从上世纪末开始，一方面由于住房的市场化降低了开发商的成本与风险，另一方面，北京市“十五”将危旧改列入重点计划项目，再加上入世与申奥的成功，使得危旧改在近几年又加快了进程（周乐，2002）。

2、东城区与东直门街道的拆迁改建

东城区是北京的四大城区之一，平房多，老小区多，又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是北京市拆迁改建的重点区域之一。从1990年至1995年，东城区先后确定了三批危改项目，总计41片，其中旧城内27片，旧城外14片。但规划归规划，危改项目还受到资本的影响，到1996年，规划中的项目仅启动19片，未启动达22片（魏科，1996）。自2000年开始，东城区和其他城区一样，受市场化及建设现代城市、国际化大都市思想的影响，也加快了拆迁改建旧小区、建设现代商务居住区的进程。例如，东城区确定了从2000年开始建设以王府井为龙头向四周辐射、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首都“中央商业区”（2000年1月1日《北京晚报》）。

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办事处位于东城区东北部，因地处东直门而得名。辖区南北最长3114米，东西最宽1080米，总面积2.5平方公里，辖大街5条，有14个居住社区。

东直门在城市建设上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一、解放以后到50年代末。在这期间，建造了“十大建筑”之一的工人体育馆，同时也建造了一些“十大建筑”工人住的简易房。除这些工人外，一些拆迁来的居民也住在这些简易楼里；二、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主要建设了一些居住小区，如十字坡东里、十字坡西里等；三、90年代以来。由于东直门处在一个开发区的位置，能够吸引到较多的投资，所以这期间陆续建造了一些宾馆、饭店、写字楼，如保利大厦、港澳中心、亚洲酒店、东湖别墅等。但是，除了这些极具商业价值的地段外，一些比较拥挤、需要改造的地方由于拆迁成本高（主要是给拆迁居民的补偿高），又相对不具有商业价值的危旧小区虽然在改建的规划之内，但却由于迟迟不能吸引开发商的投资而得不到拆迁改建。本文所调查的两个社区就是这种情况。

由于宏观环境、北京市“十五”规划以及相关政策（尤其是住房政策）的影响，东直门街道在近几年来加快了拆迁改建的步伐。交通枢纽的建设，靠近CBD （核心商务圈）的优越位置，带动了一批高档公寓、写字楼开始动工建设，有名的如万国城、海晟、东方广场、聚龙花园等。而这些项目的建设使得原住居民绝大部分都迁走了，社会构成与人群特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文所调查的两个社区正是受到这个大背景的直接影响下，部分拆迁改建但又部分保留待拆的两个社区：新中街社区与香河园社区。

3、两个社区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以新中街社区为主。目前的新中街社区是由五个居委会合成（包括两个家委会）的，是一个以平房及简易楼房构成为主的社区。此次调查以已拆迁及待拆迁的新西街、新中街及新东街为主。

拆迁区域的房屋是1953年至1955年间由国家投资建造的。居住其内的居民有如下几类：一是解放前后在此居住的农民；二是解放后申请住到这里的无房户；三是参与五十年代“十大建筑”的工人；四是20世纪50-60年代北京市内搞建设从其他地方拆迁过来的居民，此次受访谈的居民户就有当时从北京站与东单等地拆迁来的；五是60年代以后单位分配或自愿调换而到此地居住的。

也许国家修建这片简易楼时并没有将这些房舍当成几十年的居所。

“我家是56年盖外交部时搬迁过来的。当时说这个房子就住5年，现在都快50年了。”（受访户2）

由于建筑质量不高，又经过近50年的使用，大多数房屋的墙片脱落，屋里阴暗潮湿，很多已是危房。同时，由于人口的迁移与自然增长，几乎每家每户都在门前屋旁搭起了自建房，这些房子大小不一，高低不齐，使得道路狭窄，交通不便。

“这里面没有路，有病了，救护车都进不来；着火了，救火车也进不来。”（受访户8）

即使如此，这里的住房仍旧非常紧张，大部分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都在10平方米以下，相当一部分的居民在5平方米以下。

新中街社区的总人口为4151人，由于拆迁及其他原因，现有的常住人口为3403人。从居民的职业构成来看，大部分居民以前都是国有企业的职工。据社区主任介绍，在国企业工作的占到80%以上。这些居民属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首当其冲的群体。

“国有企业、工厂，从95年以后，减员增效也好，旅游城市也好，企业慢慢就破产了，迁走了。企业迁到郊区之后，很多的工人（企业）就不要了，一是上班比较远，另外是很多都是岁数大了的，（企业）在当地就可以找农村的劳动力，这也比城里的劳动力便宜。”（社区干部访谈）

下岗失业之后，很多还处于劳动年龄的社区居民，或者靠打零工，或者依赖于北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度日。与此相关的是，居民的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各种文化程度人数的百分比为文盲4.5%、小学13.5%、初中37.7%、高中36.1%、大专及以上6.4%；居民中，在职人员占总人口的38.4%，离退人员占22.7%，失业人员占8.4%（表2）。

从1999年12月开始，新中街社区的一至四条被拆除，拆迁343户，动迁居民867人。拆迁完之后建造了高档公寓楼“阳光都市”，住房的销售均价在8000元以上。在343户拆迁居民中，绝大部分都外迁了，只有20多户回购[4]了阳光都市的房屋，但由于承担不起各种费用，现在居住在里面的原住户只有6户，他们将新房转租他人，自己另租比较便宜的住房。外迁居民户基本上迁到正东、东北、东南的新型小区内，绝大部分户都迁到四环以外，有的迁到五环以外（图3）。在此次调查研究中，在外迁户中选取了迁到东四环外的康家沟小区居民进行了访谈。

自从1999年12月一至四条拆迁之后，今年（2003年）东直门街道又启动了新一轮的拆迁，虽然拆迁工作人员已经丈量了房屋的面积，入户登记了拆迁区内的人数，但是具体的拆迁日期还没有定，老百姓都处于等待、议论、猜疑、四方打听的焦急状态中。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拆迁是了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此次入户调查访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香河园社区位于新中街社区的北面，邻近东直门地铁站。由于要在东直门附近建造北京市东北片的交通枢纽，使得香河园社区地段的商业价值上升。2001年4月开始，香河园社区拆迁了部分居民户，建造了涉外高档公寓“万国城”，拆迁户数为866户，动迁居民2116人。在香河园社区抽取了2户外迁到顺义区的居民户作为调查对象，以为参照（表3）。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无论是新中街还是香河园社区，都处于变动的状态中。表2与表3显示，两社区中的总户数与常住户数都相差甚大，人户分离的现象严重。可以想象，生活在变动的社区中，居民的心理及日常生活均会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中。

4、受访居民户的背景特征

由于本次调查是一项个案研究，与规模较大的抽样调查相比，它调查的针对性较强，选择调查对象时也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在受访居民户的选取上，我们将重点放在社区内的困难群体与低收群体上，同时兼顾到居住地点（楼房、平房）、房屋占有类型（私房、租用公房、自建房）、拆迁类型（待迁、回购、外迁）、就业状况（下岗、失业、买断、退休、在业）。但即使如此，此项个案研究在受访户的选取上仍存在某种缺憾。由于调查在白天进行，使得主要被访人为女性偏多，离退休者所占比例大。为了弥补访谈的局限，调查不限于“一对一”访谈，而是让所有在家的成员自由发表意见。以下将从户构成与社会关系、就业与经济状况、住房状况三个方面来讨论受访居民户的基本特征。

（1）户构成与社会关系

主要受访人多为女性，在16位主要受访人之中，男性只有3位。在年龄构成上，由于此次调查以选取困难户及低收入户为主，这些户表现出来的年龄特征较大，主要受访人最小年龄为41岁。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与小学程度。婚姻状况分为在婚与不在婚，不在婚又可分为未婚、离异、丧偶，本次调查的样本婚姻状况为在婚者居多。主要受访人的就业状况大多为退休或失业。户成员人数最少为1人，最多为5人，以3至4人为主。由于被调查者的年龄较大，而以前的家庭生育的子女较多，所以在社会关系，尤其是本次调点访问的亲属关系，相对复杂、丰富。

（2）就业与经济状况

在新中街社区，总的来讲，居民的就业与经济状况较差，由于多数居民以前在国企就业，在1995年后下岗失业的非常多。所以，他们面临着再就业、下岗、失业、买断等多方面的压力。在再就业成功的人中，他们的工作很多也是临时的、不稳定的、低工资的。根据调研时的观察及对社区干部的访谈，新中街待迁区域中70-80%的居民属于本研究界定的低收入群体。在受访的8户待迁居民户中，7户属于本研究界定的低收入户，其中有5户低保户。他们在生活中的困难、处于困难状况中的心理特征以及在解决困难时的能动性，在低收入群体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在回购户中，他们都具有相对较高的收入。由于访谈的户基本上属于中低入收群体，但在耐用品的拥有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区分特征，一般来说都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等常用物品，只是购买的年份不一样。在大笔开支上，看病和子女教育占多数。具有较多负债的家庭不多，表现出不愿借钱、不敢借钱或借不到钱的特征。

（3）住房状况

待迁户的人均居住面积一般在10平方米以下，有的甚至在5平方米以下（这样的情况有3户），而已拆迁的户的人均居住面积一般在20平方米以上。总体来讲，待迁户的的住房条件比外迁户、回购户要差，无论在人均居住面积、住房质量，还是在小区环境、社区内部的硬件设施上。但是，待迁区域由于处于市中心的位置，所以，待迁户比外迁户在交通、购物、去医院、子女上学等方面要方便得多。而且，居住在楼房里的成本相应地比较居住在平房里成本要高，如在楼房里要交物业管理费、取暖费，同时水电气花费也比较在平房中要高。这对中低收家庭，尤其是享受低保的家庭来讲，无疑是一笔较大的负担。

四、分析与讨论

1、拆迁补偿政策的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

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变实物分房为货币分房的政策性指导文件，北京市1999年出台了取消了实物分房的政策。耐人寻味的是，1998年北京市就在向拆迁补偿的货币化迈进。1998年10月15日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拆迁补偿方式，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确定，可以货币补偿，也可以房屋补偿。”而在此前的补偿办法中，一直是实物安置，而且与房屋内居住的成员及成员的年龄、性别结构相关联。这种政策变化是与此前北京市危旧改的思路是密不可分的。由于从1990年开始，危旧改采取了吸引开发商的投资的方式，这在随后几年加速了危旧改的进程，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好地”已开发殆尽，新地的开发成本过高，需要拆迁改建的小区难以吸纳开发商投资，而成本过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原住居民安置，很多小区的开发成本的一半以上用于拆迁安置（方可，2000）。为了吸引投资，迫切需要颁布新的政策降低拆迁的安置费用，1998年的房改为其提供了一个契机。

而在1998年新的补偿标准出台以后，北京市又分别在2000年及2001年重新修订了拆迁的补偿标准（见表4）。从兼顾被拆房屋的居住人群与居住面积到只考虑居住面积；从补偿平房的附属面积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低，到取消附属面积的补偿；从考虑平房的居住特点来补偿到只按平房本身的价格进行补偿。毋庸置疑，这些变化对于绝大多数平房住户特别是住房困难户来说，是越来越不利的变化，而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拆迁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而且，尤为对困难居民户不利的是，几乎在拆迁业内成为惯例的“拆迁最低保障”（“对经区、县房地局按照本市有关规定认定的住房困难户，拆迁人应当按照原人均房屋建筑面积6平方米的标准计算补偿款”）在2001年北京市的新规定中也被取消了，而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开发商的慈善行为：“房屋承租人搬出确有困难的，拆迁人可以给予资助或者提供房屋临时安置”。

而此次调查的新中街与香河园社区的拆迁改建恰好跨越了1998年以来的政策“动荡期”。从对基层官员及居民的访谈中，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如下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拆迁补偿越来越低，使得缺乏储蓄的低收入户利用补偿难以购买到合适的房屋。虽然政策上对低保户有廉租房等优惠政策，但是低收入户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低保户。购买住房与购买普通商品不同，它属于特大宗消费。在花费十几万甚至二三十万去买房上，人均月收入低于875.6元的低收入户与低于290元的低保户相比，所面临的困难没有多大区别。在新中街，受访户大多数的可补偿住房面积（自建房无补偿）一般在12至18平米，据说按新的政策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只能补偿14万至20万左右，低收入户用这笔钱是很难买到房子的。而据社区干部估计，这样的户占到新中街常住户的一半左右。如果买房的压力没有其他渠道来缓解，很容易在拆迁的过程中造成政府、开发商与拆迁户间的冲突。如受访户1表示，

“我听说拆迁后国家只能给我7万，7万我能干什么用？到时候不行我就在这呆着呗，那你说怎么办？”。（受访户1）

第二个挑战源于政策变化太快以及不同区域间实行不同的危改政策（主要体现在“危改带房改”区域的优惠政策），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别造成了部分居民具有较强的剥夺感及反抗情绪，容易引发公开的冲突。

受访户8抱怨说，“拆迁一天比一天政策差，刚开始的时候给房子。”而受访户2说，“政府的补偿要达不到的话，……我们自己上市里、区里闹去。反正这里的补偿不够我买两个两居（室）的房，我绝对不走。”

第三个挑战是刚性的补偿政策不仅增加了在拆迁中的交易成本，而且促成了更多冲突的产生。由于取消了所谓的“拆迁最低保障”，但同时又没有出台针对特别住房困难户的有效办法。使得住房特困户与开发商之间容易产生“你拖我逼”的拉锯战。虽然最终有的开发商会对有的困难户提供一些慈善性的额外补偿，但这在大大增加了居民户及开发商的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容易产生其他居民户抵制拆迁的模仿效应。从而使得有些开发商雇佣拆迁公司采取比较极端的针对居民财产及人身的攻击手段，这一方面会破坏我们崇尚的和谐、稳定、安全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政府解决纠纷的成本[5].

第四个挑战会加剧拆迁改建区域内的社会分化。北京市1998年以前实物分配的拆迁补偿政策，由于考虑了拆迁区域内的居住特点及人群构成特点，可以说比较好地在住房上平衡了不同收入群体的住房分配，产生了相对公平的结果。但随着变实物分配为货币分配的补偿政策出台以及后来越改越低的补偿标准，是一种相对利于高收入群体而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政策。据社区干部介绍，新中街有一部分高收入居民已通过分配或市场购买的方式获得了新的住房。这样，仅针对房屋本身的货币补偿会使他们又额外获得一大笔补偿。而对在社区内居住的生活又比较贫困的居民来说，拆迁不仅不能获得足够现金收入，而且要额外补上一大笔钱来购房。这会使他们在经济上处于更加拮据的状态。所以，从这种政策来果来讲，是加大社会分化的。

在此有必要提到北京市2000年启动的“危改带房改”的政策（京政办发[2000]19号文件），这个政策与上文所分析的政策“不属于一个系列”（拆迁干部访谈）。此政策通过贷款、救助及廉租房等多项政策保证了危改区内居民的正常购房及高回迁率，例如最近改造的北新桥街道海运仓社区的回迁率就达到了80%以上。这项政策的初衷可理解为加快不具商业价值小区的危旧改进程，保证一定的回迁率。但是，这种对针对部分地段的制度创新也会带来负面作用。一是“危改带房改”区域与非“危改带房改”区域截然不同的政策带来了改建区域间的不平等，可能会使非“危改带房改”区内的居民产生了强烈的剥夺感。在此次访谈中，大多数新中街居民对本地不实行“危改带房改”的政策表示了不满；二是高回迁率可能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在损害他们的生活质量。据海运仓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干部介绍，海运仓社区内大多数居民户从银行贷了十几万至二十几万，分期10至20年还清。这给部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群体的生计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从而有可能在改善他们住房条件的同时，又会损害他们其他方面的生活质量，如教育、卫生、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等。

2、拆迁改建可能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边缘化

对动迁居民户补偿货币化使得动迁区域的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不得不选择购买价格比较低的房屋，而这造成的后果是他们的居住地由城市中心地带向远的城带转移，由相对社会经济的中心向社会经济的边缘转移，而这种边缘化过程是通过社会排斥来得到解释和体现的。

对社会排斥的理解，历来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是可追溯到涂尔干著作的法国传统，关注社会排斥的“关系内容”（relational issues ），将社会排斥视作社会与文化的排斥过程；另一个是安格鲁-撒克逊传统，这些国家的贫困研究者关注社会排斥的“分配内容”（distributional issues ），将社会排斥看作收入不平等与在物质方面的排斥（BERGHMANG.，1995）。

如果从分配的传统来看，低收入群体显然受到了社会排斥，而且，拆迁改建可能会加重这一过程，主要可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就业的规范化、向郊区迁移会导致这部分群体就业机会的减少；二、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享有上的排斥。拆迁改建之后，低收入群体向城外转移，这无形中增加了他们享有这些设施（如城区较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景观、医院、学校等）的成本，减少了他们享有的机会；三、拆迁补偿而造成的排斥。在货币补偿以前，政府不仅给动迁居民提供住房，而且按人口及家庭结构给予困难家庭给予照顾。实行货币补偿以后，由于低收入群体难以通过额外的填补来增加购房款（如动用存款、借贷等），导致了他们在购房时比高收群体具有更少的选择机会。

1995年前后开始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使得下岗失业的职工数量突增，构成了不同于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被一些学者称为“新贫困”（new-poverty ）。这个“新贫困”群体，具有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技术过时的特征，再就业面临较大的困难[6].

正如上文所述，以前新中街有80%的就业居民在国有企业工作，随着城市的拆迁改建以及企业破产改制，越来越多的职工下岗失业。据社区干部估计，这样的人员在社区里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表2显示新中街的失业人数为350人，据说这只是档案转到街道办理失业登记的人数，实际没有工作的人数还要高。拆迁改建对困难群体就业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困难生活群体就业的主要形式是非正式就业，如临时工、小时工或贩卖小百货等。一方面拆迁改建变为所谓的规范化以后，上述非正式就业的机会可能会急剧减少，例如，

“我丈夫失业后蹬三轮车。他身体不是太好。再加上现在二环内不让蹬了，二环外有时也不让，每月的收入只有400元左右。”（户5）

另一方面，困难群体如果迁到偏远的郊区，就会丧失这样的机会，而在处于社会经济边缘的郊区却找不到这样的就业机会。

“我妈现在住在昌平往北那，要是搬到那么远的地方，挣钱都挣不到，没有人呀。所以，我妈就告诉我千万别上她那去。”（户4）

拆迁除了在就业上对原住居民产生影响外，还会在看病、子女上学、交通、购物等生活方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例如，

“我家有残疾人，得特殊照顾我们，近一点好。给（房给）远了的话，如五环、六环，我们看病都看不了。”（户3）

“拆迁当然也是好事，把北京越变越好了，不好的是，就是把我们赶到远的地方去了，如到六环，一方面是孩子上学太远了，另外，交通费也很贵。”（户5）

“拆迁是好，但是给我们老百姓都‘发配’到五环以外去了。看病、交通也都方便，但是那边的医院质量太差，没法去。看病还得去大医院（户6）。”

“医院不近，在马路南，挺远的。比以前不方便多了，这里吃早点的地方都没有。买东西也不方便，还得骑自行车，十几分钟。”（户12）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仅仅在“分配内容”方面来强调拆迁改建可能带来或加重社会排斥是不够的，还应看到可能在社会关系层面引起的社会排斥。住房制度改革向市场化的迈进以后，人们的居住空间具有鲜明的按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与权力资源）占有量的多少进行“群分”的特征，在北京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富人俱乐部”、“城乡结合部”的居住地带，而居住其中的居民则被贴上了“三六九等”的标志。拆迁改建将原来居住在城内的居民纳入了这一“群分”过程，这种“群分”对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是值得研究的。这种负面影响可能会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低收入群体社会经济边缘地位的显性化，会加大对这个群体的社会歧视。所谓“五环六环住穷光蛋”（户8）的说法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二、社会交往中受到社会排斥的可能性增大。部分低收入群体在拆迁改建中迁到远郊区县以后，不仅在地理空间上拉大了与原有社会交往网络的距离，而且在心理距离也可能逐渐拉大，而距离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他们与原网络内其他主体间的互动（请参照第3部分的分析）。而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发现，主体间互动的频率与方式，既反映出网络内蕴含资源的多少，同时对维持网络的范围与强度也是极其重要的[7].所以，拆建改建会有使低收入群体缩小或失去原有社会网络的危险。而已有的研究及此次调查发现，这个社会交往网络不仅能够满足低收入群体及家庭的社会心理需求，而且能够提供一定量的资源，这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3、个人及家庭在社区生活变迁中的能动作用

社会理论研究在“结构－个体”（structure-individual）这对关系中一直存有张力，由此而带来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两个极端：社会决定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前者强调外部结构的决定作用，后者将社会化约为个体行为的聚合。本研究调查的出发点在于假定个人是能动的个体，居民户是能动的居民户，但又是在一定外部结构下发挥其能动性的，从而在这种互动的关系中形塑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变迁。对于拆迁的居民也是如此，在拆迁改建这个变动的过程中，一方面面临着动迁到远郊、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是改善居住条件、重新选择生活方式、化解原有生活压力的一次机会。在本次调查研究中无论是在待迁或是已拆迁的居民户中，都体现出了他们能动的选择，而这些能动的选择，处处又透着无奈。

“我现在没有工作，就是有的时候做点小时工。每月的收入没准，像‘非典’的时候还没活呢？”（问：一般正常的话一个月有多少钱？）“这小时工一点都正常不了！”（问：像去年的情况，一个月有四百元么？）“（语气非常肯定地）到不了！”（问：三百？）“到不了，偶尔能到。”

“丈夫也下岗了，98年就下岗了。他以前在电器修理厂。拿了两年的生活费以后就没有，现在是失业，在帮人看门，一个月就4百来块钱。丈夫比我大一岁。（你家里有什么人能借钱给你么？）就是我到我娘家去，有时我妈给一点，大姐给一点，二姐给一点，兄弟也给一点，老姨给一点。家里现在不欠钱，要说欠钱就是欠亲戚的人情债。92年到的这，以前住在延庆娘家。”

（问：丈夫的兄弟家里能帮什么忙吗？）

“帮不上，再说，谁帮谁呀！（注：意思是他家还不如我家呢？）说实话，都是表面上的事。平时一些小忙还是可以帮得上的，如借点小钱，十块二十块，一百二百，要说上千，那肯定不成。”

“我也想拆迁，但听说拆迁后我又买不起房子，我就担心了。平时我也去打听拆迁的事。要是借钱的话，我们这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我的想法是拿到钱到远处买一房子，远点也没关系，五环都可以。”（据户1的访谈录音整理）

户1是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的低保户。受访人原是北京延庆的农村居民，1982年结婚后由于城里没有房子仍在娘家住，1992年才搬到了新中街社区。由于生活经历以及其较强的社会关系都来自于延庆，所以，搬出北京市区迁到郊县是较理性的选择。

“他（注：受访人的丈夫）身体不好，哮喘。88年之前在工作，在工厂里干重活，88年后身体不行就不干了。以前在金属加工厂，单位早就没有了。88年后自己弄了辆（个）三轮车牌照，蹬三轮车。一直到最近，一个月（能挣）400多元钱。孩子上大学一年（要交）4800元，每月（生活费）至少也得三百多块。我们家的钱都花到孩子身上了。丈夫自己买药吃，也不瞧病，一年也要花1000多元钱，包括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手痛，也没治，耗着。看病看不起。”

（问：你家里现在欠别人钱么？）

“欠钱，欠的都是亲戚的，直接亲戚关系的，我妈，我姐，2弟弟，1个妹妹，欠3万多。基本上是借钱给孩子交学费。他们（注：指丈夫那边）兄弟好几个，都不来往，我们从八几年就不来往，他们家的情况我们都不大清楚。”

“现在也不知道能补多少钱，昨天我还看房子了。昨天的房子是通州区的产权，怕今后市规划又不承认了。但我们还是买不起。”（问：补的钱不够买房子呢？）“到时再说吧。我还去密云看过房子呢？借钱？借不了。贷款，也没人贷给你。买远点没关系，只要能买得起。回迁我们也回迁不起，因为听说自己还得掏十几万。因为现在家里欠人家的钱，想买房买远一点的，装修无所谓，省下来的钱来还家里的欠款。没办法，穷人有穷人的打算。”（据户5的访谈录音整理）

户5属于低保户。儿子上高中及大学时，借了大量的债务。他既是家里最大的负担，也是最大的希望。所以，为了供孩子上学，看病吃药的钱省下来，买房的钱的省下来，为了筹借学费所有的社会关系动员起来。拆迁改建，是这一户还清债务的一个机遇，即使这个机遇的获得是建立在损害生活质量的基础上的。

“老大老三在这住。老大的女儿还在这上学，住这，骑车上学。现在给老三另外租了一个房子。实在没法住了。”

“要按新政策算的话，我们这个房子能补40多万元。要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楼没人走。”

“我愿意在这住。我在这住了多少年了。这里健身什么的都挺方便的，有（工人）体育场。医院、活动都很方便，生活得也很习惯，都多少年了。作为老人来讲，住在城里好，看病什么的都比较方便，儿女比较近，但一考虑经济问题。例如我这三儿子还下岗呢，给我四十多万起码我得一分为二，但在城里哪买得起房子呀。”

“我的亲戚朋友不行，不是下岗失业的就是上大学的，都是穷得要死。”（问：有人向你借钱吗？）“有人向我借钱，我的侄女，双目失明，又吃低保，买房子向我借钱，我都没借。昌平还有一个在这上大学的，也向我们借钱，（大钱借不了，）但你多少得给点呀。”

“我希望能够在四环边上买房，三环到四环之间，买两套，因为老爷子（注：受访人的父亲，90多岁了）不愿意与年轻人一起住。房价一直在涨，早拆迁早便宜，现在拆迁还能来得及，往后买就更贵了。要钱给不够我们就在这呆着得了，反正环境也挺好。”（据户8的访谈录音整理）

受访户8老俩口都退休了，退休工资也较高，但是子女们的就业很不好，收入也低，他们其实想把房子留给子女，以尽到做父母的责任[8].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决策的例子。如果说这一户是理性的，那这种理性就是家庭理性，也就是受访人追求不是个人效益的最大化，而是整个家庭效益的最大化。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在拆迁改建中个体的行为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对这一个影响自己的生活的事件做出反应。同时，这种反应又是基于对现状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做出的，是一种理性的反应。但是，这种能动性可能导致意外的后果，这又是决策的主体无法控制的。这种后果既受结构的影响，也受其他行动者的影响。例如，户1在迁到郊县以后，他们的就业会怎样？收入会比较目前更高还是更低？居住地的安全如何，会不会发生失窃？会不会找到一个离家很远的但又不得不去干的工作，这样增加了交通的成本怎么办？另外，他们家的亲戚会不会、能不能继续提供帮助？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个人（或居民户）主体无法控制的。

另外，体现出中国特色的是，中国人的能动性大多体现为一种家庭决策，如以上的户5与户8，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理。很多研究也发现了这个特点。在社会变迁中，这种家庭理性会不会慢慢消失？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我们是否应考虑这种行为特点？则是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能动的方式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受访户对现有社会关系资源的维持与利用。无论是家庭困难的户1与户5，还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户8，他们都会在社会关系网中获得或出让一定的资源。这种资源有时表现为物质形式（如借钱、衣服、食品家电等的赠予），有时是劳务形式（如红白喜事来帮忙、帮亲戚朋友家里干点杂活之类）。正是这种配置资源的非市场机制，降低市场带来的风险，扮演了非正式保障机制的角色。

五、小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两个社区拆迁改建情况的分析，着重探讨了拆迁改建对动迁居民就业与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对这个事件的能动反应。本文通过假设及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以后，拆迁改建从单纯的政府行为过渡到政府引导下吸入商业资本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动迁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动迁居民的生活与就业同时面临着机会与风险。对动迁居民，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来讲，拆迁改建会使迫使他们向城市社会经济的边缘迁移从而遭受社会排斥，但这个过程不是被动的，而是动迁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做出能动选择的后果。

本文所讨论的拆迁改建，虽以北京市为例，却是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普遍情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拆迁改建既是城市建设的一部分，也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各种迹象表明，推进现代化、加快城市化进程日益成为当下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似乎忘了，在我们在前现代时期（明清两朝），正是通过将人口分布在大量的乡村及市镇来减轻人口压力并活跃经济的（迈耶斯，2001）；我们似乎也忘了，很多南亚及拉美国家也是在把现代化、城市化作为主要发展策略的过程中逐渐落入不发达或极不发达境地的。越来越多的人将城市化作为缓解人口压力、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时，他们似乎也忽略了，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在这种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经济及社会问题，以及这个过程对特定人群的负面影响。如果政府还没有能力来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如果国家还没有能力来保障在各种“××化”过程中数量巨大的弱势群体的正常生活（很多先发国家是通过向外掠夺资源及不平等贸易来实现的），那么，强调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对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本研究既讨论拆迁改建过程中的边缘化，又讨论个人及居民户能动性的出发点。同时，本研究也发现，这个边缘化过程中带来的剥夺及社会排斥也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及资源配置方式。

所以，问题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城市化，而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如果城市化的过程反而会降低生活水平、损害生活质量，我们就要反思现行的城市化方式与城市化道路。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应意识到，所谓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不是天然合理的，它们也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我们在讨论中国特色时，也要讨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BERGHMAN，G.（1995）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 ：policy context and analyticalframework ，in ：G.Roots （Ed.）Beyond the Threshold ，pp.10-28.Bristol：Policy Press.

吉登斯，1998，《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北京

丽凌，《北京市城区危旧房改造的沿革及政策建议》，《中国房地产》，1998

迈耶斯，拉蒙·H ，2001，《晚期中国帝国的习惯法、市场和资源交易》，天则内部文稿系列IIS.17.2001

魏科，1996，《北京危旧房改造的问题与建议》，《中国房地产》1996年第6期

温铁军，2003，《农民工问题和新时期的劳资关系》，《读书》2003年第7期

张成，2000，《北京市危旧房改造“攻坚”开发模式研究》，人民大学2000年硕士论文

张泓铭等，1998，《住宅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周乐，2002，《对北京当前大规模危旧房改造的思考》，《北京规划建设》2002年第4期

《世纪之交的北京人口》，北京统计信息网

国家统计局、北京市统计局，2003，《北京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附录：

住房改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棚户区改造；文献分析；CNKI数据库；中国国家书目中心

[中图分类号]G253；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2-0068-04

棚户区改造是我国政府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而推出的一项民心工程，难度极大，不仅涉及搬迁、改造等复杂工作，还面临着资金配套等压力。2005年起在东北三省实施振兴战略中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最为庞大的安居工程。从2009年开始，全国开始对国内煤炭采空区、林场、农垦及华侨农场中棚户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2013年改造各类棚户区320万户以上，但与全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2014]36号）的要求，各地区编制完成2015-2017年棚户区改造规划，应突出前瞻性、科学性。本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从文献来源、文献内容角度对棚户区改造主题进行分析，以期对棚户区改造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棚户区改造研究文献资源来源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清华同方公司开发研制的中国知网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为统计源，该数据库具有文献量大、收录全面、检索途径多等优点。检索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检索主题为“棚户区改造”，文献来源包括：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特色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共计文章13669篇。

（二）分析方法与指标内容

采用文献计量法，从数据库中设定主题，并设置发表时间、来源等字段内容，利用办公软件Excel对各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相关数据。

（三）统计结果分析

1.总量分析。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共收录13669篇主题为“棚户区改造”的文献，平均每年约2734篇，具体文献量见表1。

以上数据统计的这些文献资源主要涵盖社会科学、哲学与人文科学、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农业科技、工程技术、基础科学等。其中信息源来自于期刊的数量为2249篇，占总文献资源量的16.5%；来自于报纸的数量为11143篇，占总文献资源量的81.9%；来自于硕博论文的数量为169篇，占总文献资源量的1.24%；来自于中国会议论文集的数量为49篇，占总文献资源量的0.36%。可见，绝大部分的文献源来自于报纸。通过搜索引擎发现，发表量前十名的报纸为《中国建设报》《黑龙江日报》《吉林日报》《蚌埠日报》《陕西日报》《城市规划通讯》《金融时报》《韶关日报》《城乡建设》，其余为其他地方性日报。

2.基金资助。近5年，棚户区改造研究间涉及基金项目3项，刊发基金资助论文29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篇，占总量的6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篇，占总量的2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篇，占总量的7%。

国家科学基金项目都是经过各科学基金组织严格审查才批准的，只有达到较高研究水平，在当前处于科研前沿的课题和作者群体，才能得到基金资助。因此，由基金项目来源和比例可以看出课题和作者学术水平的高低。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分析得出：基金资助比例级别高，体现了政府重视棚户区改造的研究和发展，也表明我国有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在从事棚户区改造研究。同时，国家对棚户区改造的关注和大力支持，也会对棚户区改造的研究有巨大帮助。棚户区改造既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也是重大发展工程，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不断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

二、图书资源

（一）来源于CNKI scholar

通过CNKI scholar数据库，搜索主题为“棚户区改造”，检索出图书14册，出版时间为2007-2013年，见表2。

（二）来源于中国国家书目中心

通^中国国家书目中心（China nafional Bibhography Center），搜索条件设置为“棚户区”，检索出如下书目，见表3，与CNKI scholar数据库重复的不再录入。

三、文献内容分析

（一）时间性和地域性

通过以上数据和来源分析，棚户区改造专题研究具有时间性和地域性，时间多集中在2012年，以辽宁地区棚户区改造为主题的内容较多，从内容分析看，情况真实详尽，数据翔实可靠。

《莫地的变迁――内城贫困区整体改造与社区治理研究》（孟翔飞著），这是一位经济学者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城市住房问题”的新成果，提出了对中国城市化走向的独特思考。这本专著以莫地棚户区为个案，去厘清棚户区如何成为“贫困XN"的历史过程，让我们学习了一个城市社区的规划和变迁。棚户区改造工程对辽宁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目的是切实改善百姓住房条件。“棚改后的莫地新区，总面积35.2平方米，106栋楼，6329户，15723人。历时三年的棚户区改造，经过三期工程建设，莫地沟彻底改变了旧模样，现在是一座花园式的社区，环境清新、整洁、优雅。”

“棚改前，家庭收入最低为50元/月，这些家庭是低保户家庭，生活的来源主要依靠政府的救济，最高收入为4000元/月，家庭平均收入为711.01元/月；棚改后，家庭收入最高达6000元/月，家庭平均收入为1343.63元/月，比棚改前提高约1倍；但搬入楼房后，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棚改前，家庭平均消费为487.99元/月，棚改后为882.10元/月，提高了约1倍。虽然生活成本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但居民的生活质量总体上得到了提高。”“统计结果显示，从2005年到2011年底，辽宁省全省实现棚户区改造共计2910万平方米，共改善了70.6万户，211万棚户区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不足10平方米增加到人均20平方米左右。”

（二）理论性和系统性

通过数据调研、文献分析发现，2012年以前，关于棚户区改造问题的研究，理论方面还存在着欠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也缺乏研究，关于棚户区改造媒体报道较多，理论性、系统性研究专著少。但是在《莫地的变迁一一内城贫困区整体改造与社区治理研究》（孟翔飞著）一书中，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在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孟翔飞同志素以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城市化问题见长，当他接触到棚户区这一城市贫困区改造的实际困难，发现单纯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无法解决这个属于世界性的难题。于是他在攻读社会学博士后期间，到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就中、美内城贫困区的改造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尤其是他看到2005年始于辽宁的大规模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仅仅几年的时间，就解决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棚户区问题，破解了世界性的难题，深受震撼和启发。”

《莫地的变迁――内城贫困区整体改造与社区治理研究》作者认为：棚户区改造的巨大成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提出了中国内城贫困区整体改造与社区治理模式，这既是对辽宁棚户区改造经验的总结和“棚改精神”的理论升华，也是对中国内城贫困区整体改造与社区治理范式的理论探索。

（三）棚户区改造问题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文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几年来，国内学者专家聚焦棚户区改造问题，并进行了深刻系统的研究。

1.棚户区的形成问题。《城市化进程中低收入居民住区发展模式探索――中国辽宁棚户区改造的经验》（倪鹏飞等著）中这样阐释辽宁棚户区的形成：“辽宁省棚户区的形成与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辽宁省部分城市矿区初步形成连片工棚；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随着工矿企业数量的增加，当时的工矿企业兴建了大量的a业工人家属区，工棚规模迅速扩大，棚户区初步形成并不断扩大；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随着工矿企业的关、停、并、转，大量产业工人失去工作，居民自身无法改善住房需求，住房质量不断退化，加上市场的过滤机制，棚户区最终形成。”

2.棚户区改造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对国家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棚户区改造是惠民生与保增长相互促进的重要举措，对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棚户区改造是我国安居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快推进了我国城镇化进程，有效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矛盾，也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具体体现。

3.棚户区改造的外部环境。棚户区改造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人口、城镇化、土地资源、房地产、产业结构等。辽宁省的棚户区改造，在城市规划、融资、土地使用、社会参与、城市发展、社区管理等方面形成了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经验。这种模式的核心是政府主导，即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群众既是棚户区改造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棚户区改造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倪鹏飞认为辽宁在棚改中，采取土地划拨和出让相结合的土地供应方式，把土地出让所获土地收益用以支持棚户区改造项目，另外，在新建回迁小区内安排部分商业开发用地，完善棚改新区商业和公共服务功能，同时筹集资金反哺棚户区改造新区建设，以商补住。

棚户区改造可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提高了土地使用价值，盘活存量土地，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空间。不但可以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还可以增加住宅有效供给，缓解了住房供需矛盾，稳定住房价格。

4.棚户区改造的相关政策。棚户区改造的相关政策包括房改政策、优惠扶植政策、地方性房改政策、拆迁补偿政策等。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其中建设用地免税政策主要包括：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免征涉及的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免征或减半征收契税、个人所得税。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建设和通过收购筹集安置房源，执行经济适用住房的税收优惠政策。

5.棚户区改造与房地产市场

“2008年四季度以来，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新建商品住房成交面积大幅度增加，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度进一步加快，这对于提振信心、活跃市场、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促进住房消费和投资，实现保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6.棚户区改造模式。全国各省棚户区改造模式，包括辽宁模式、西安模式、陕西模式、山西模式等。棚户区改造的经典案例包括抚顺莫地棚改建设模式、房山新型城市化建设模式、南昌万寿宫改造模式、东北地区绿色发展模式等。辽宁省棚户区改造宏观上是对整个城市更新的过程，将城市原有的大面积低矮破旧区域拆除重建。在改造重建的过程中，尽最大可能保持城市文脉、有机秩序和城市机理，不但保留历史文化底蕴，也使城市焕发新的生机。

住房改建论文范文第4篇

这些人中，既有国家部委的公务员，也包括一些央企的职员。

住建部“新7号楼”

在与记者见面之前，住建部职工、52岁的康艺琳（化名）至少已洽谈过14位意向购房者。大多数人都因为担心产权过户问题，选择在最后一刻终止交易。

康艺琳的这套待售房产，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的住建部大院内。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黄金地段。

在周边商品房价格已突破4万元/平方米的情况下，康2010年8月时交付的购房成本是5625.86元/平方米。

这套面积67平方米的一居室小户型，在住建部大院内价值约30万元。大院外，这样一套一居室的价值约275万元，翻了9倍。

2010年10月，这座在原址4层筒子楼基础上翻建而成、内部人称“新7号楼”的高层住宅完工交房。其工程学名称为“建设部大院北区改造项目”。物业是北京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整座大楼共分4个单元，累计户数约为324户。

中国投标网上登记的一份资料显示，建设部大院7号住宅楼工程总建筑面积为39150平方米。其中，地上27818平方米；地下3层，11332平方米。

“新7号楼”在拆迁翻建后，除安置原有职工住户外，多出的约200多套房源，或按面积标准配售给首次分房的处级公务员，或为一些业已升迁的干部提供“以小换大、以旧换新”的调配性房源。

康艺琳之所以能分到房，恰是因为“在当年的筒子楼里有一间面积约为30平米的职工宿舍”。

但康还透露,她有两套住建部大院的房子。另一套“和这套差不多”。

目前，康的这套“新福利房”处于出租状态，月租金为4500元。而《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新7号楼”内，用于出租的房屋不在少数。

有关“新7号楼”买卖的信息，据康自己了解，目前“还无一成功案例”。

康艺琳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机关服务中心”印制的售房合同。第一条“房屋基本情况”中注明：房屋性质为“中央国家机关职工住宅”，“房屋产权登记地址以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为准”。之后，在长达10页的合同条款中，找不到允许或不允许房屋转让、交易的确切说明。

住建部“新7号楼”的竣工时间是2008年，交付时间为2010年。根据国家及北京市有关政策规定，已购经济适用房满5年后可上市交易。但康艺琳的房子究竟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回迁房，产权是央产还是私产，产权证最终能不能拿到，能不能自由交易，都让她感到一头雾水。

作为中国住房建设的具体推动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内部建房、分房 “自保”计划，始终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之下。

此前，曾有该部负责新闻宣传的官员向记者诉苦：“住建部已经10年没有分房了。在所有部委中是排在最后的。”

《财经国家周刊》曾发采访函给住建部办公厅新闻处。但至截稿时，对方仍未作任何回应。

一位在附近从事二手房交易的房产经纪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住建部大院内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央产房，如今大都已按照“房改售房”的相关政策流向了北京市的二手房交易市场。

据这位经纪人称：他的客户中曾有一位“高级别官员”，房改时有两套建设部大院内的房子，面积分别为53平方米和62平方米。“后来这两套房子共卖了近500万元。”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建设部大院”关键词，找到不少租房、售房信息。其他一些部委住宅小区的租售信息，在网上同样能搜索得到。

根据北京市一家大型房产中介公司的售房信息，记者联系到位于北京市东三环附近的一位经纪人温先生。他正在外交部“和谐雅园”住宅小区3号楼的一处房产租赁业务。房屋面积约为80平方米，月租金报价5500元。

随后记者以“看房”身份暗访。在与李姓业主的交流中获悉，该小区建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2010年刚刚将钥匙交到外交部公务员手上，部分房源信息就流向了二手房租售市场。

对于部委新住宅小区的“租售风”，某部委一位不便具名的房管处处长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根据现行政策，一些部委机关的老房子（已购公房）可以上市交易，但新房不允许上市，也不能出租，发现后就会被收回。“去年有关部门还专门下了一个文件，凡是按经济适用房配售的都不能出租”。

这位房管处处长还表示，在理论层面，中央国家机关的保障性住房“一不能上市，二不能继承，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这和北京市的经济适用房还略有区别，后者满5年后可以上市交易，但收益的70%要交给地方政府。

公务员住房“新通道”

在中国停止福利分房10余年后的今天，部委公务员是否还能享受到特殊的福利分房待遇？政策通道是什么？

实际上，机关部委在建房、分房问题上一向态度谨慎，目前大多数部委均能做到“有法可依”。

以稔熟住房政策的住建部为例。“新7号楼”的建设可以从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中找到支撑。199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建设部等单位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厅字[1999]10号文）中提出，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可以多渠道并存：

一是“在一定时期内，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可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

二是“有建房土地或相对产权有危旧住宅小区进行改建的单位，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经有关部门批准，近期可利用本单位现有土地自建住房，按不低于同等地段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向本单位职工出售”。

这项政策明确了部委公务员住房的两个出口：一是由“两局”统建统分，是为“主通道”；二是利用自有用地改扩建。

住建部的“新7号楼” 的依据显然是后者。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利用自有用地改扩建，正在成为“后福利分房时代”部委公务员的“新通道”。

“在‘后福利分房时代’，部委之间的强弱差别，就在于你有没有自己的大院。”一位对部委公务员住房现状比较了解的学者说。

据了解，与住建部在自有用地上拆宿舍、建高楼做法类似，同样以“危旧房改造”、“增加容积率”、“低层变高层”方式兴建福利房的部委还包括铁道部等单位。

铁道部在海淀区的羊坊店旧房改造工程，于2009年实现了竣工入住；交通部在2000年以后，陆续对东城区和平里中街10号院的宿舍进行了翻建。

按照相关政策，利用自有土地建房，“在报批时房源的10%要交给国管局，由国管局统一调整分配给部委公务员”；此外，在土地变性、更改规划和容积率过程中，部委还要与地方政府进行沟通。如果沟通不畅，则会给日后的产权证办理留下麻烦。

对于那些没有“大院”的部委，其福利房路径则通常是向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新划拨土地，打政策球、集资建房。

以“团购”的名义，分享城市公共住房保障资源也成为部分部委省地省力的做法。

一年多前，有内部人士发网帖爆料，称农业部团购“金隅景和园”限价房3栋楼，户型从60到95平方米不等，团购价在6400元~6700元/平方米，不及周边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一。随后，曾有消息传出农业部已暂停团购。但记者实地走访发现，3栋楼仍然属于农业部的定向团购房。

6月29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东五环外侧的“金隅景和园”。在施工现场，多位工人均表示知晓此事，并且向记者指出3栋楼所在的位置。其中一位甚至还表示：“刚才还有农业部的人来看房。他的房子在5层。”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科技部也已加入了“团购”福利房的行列。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东南部的经济适用房项目首科花园，“大部分房源都定向销售给了科技部员工”。

在这股“福利房回潮”的冲动中，央企的动机似乎更强烈一些。

有熟悉内部规则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央企属于经营性机构，可以不断产生企业利润。“这个利润怎么花？一是对外扩大投资，二是对内增加福利”。由于当前对央企红利上缴的问题还存在不同意见，现实中，难免倾向于“自肥”，提高员工住房福利即是一种主要表现。

2009年，中石油曾斥资20.6亿元团购北京市朝阳区“太阳星城”8栋住宅楼和2栋商用楼，外加2个地下停车场。

今年5月，国家审计署公告显示，在17家资源垄断型央企的财务审计结果中，发现了超发住房补贴、垫付住房集资款等诸多涉及部门住房福利的违规违纪问题。其中，三峡集团2007年曾为职工购买经济适用房垫款2.25亿元。

一位研究央企问题的学者认为，央企超发住房福利，比部委公务员分房更加体现不公平。据他调查，早在2007年，一家央企的中层管理人员年薪就已达20万元水平。“如此高的收入，还要给他分房，显然不够合理”。

部委公务员的住房苦恼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今年初，住建部会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下称“国管局”）启动了“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住房怎么解决”的相关课题研究。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研究结论披露。

一位曾在国家发改委任职的学者表示：目前部委公务员中，“科级以下的年轻公务员每月只能拿到3000元左右，租房都困难，根本承受不起买房的压力。如果不给这部分年轻人提供住房保障，他们会觉得没有希望”。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姜玲在论文中曾援引一组数据：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进行的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宅保障和需求水平调查和研究”报告显示，在京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无自有住房户的比例为21.1%，且主要集中在处级以下级别的公务员中。

其中，1999年1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比例占到了无房职工的73%。因为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结束福利分房和公房出售之后，新入职的公务员未能参加住房实物分配，其基本住房需求最为突出。

上述调查还显示，大多数公务员尤其是副处级以下的公务员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北京市商品房房价。2007年，由于房价高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对北京市商品住房的房价收入比甚至达到了12.74:1。（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国际上公认的房价收入比合理区间，是3：1到6：1之间。）

上述住房困难的部委公务员中，绝大多数又不符合北京市购买市属经济适用房的条件而无法购买。根据2008年的一项调查，当年购买了北京市的经济适用房人群中，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只占0.4%。

据了解，目前机关部委中的低级别年轻公务员的住房现状是，由单位提供含有租金补贴的宿舍。这种宿舍一般是老旧的公房，内部称为周转房，入住者每月缴纳几百元租金。如果单位宿舍紧张，年轻公务员可去市场上自己租房，单位提供一部分租金补贴。

年轻公务员获取住房的另一条渠道是“升职”。“比如处长升为司长了，他原来住的房子是90平方米的，现在要调整为120平方米的；那90平方米的就可以调配给继任者。”靠这种模式解决住房问题，“诀窍”只有一个：“慢慢排队”。

熟悉部委住房现状的学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据其观察，自1998年房改叫停福利分房以来，实际上各个部委零散的福利分房、建房活动仍在进行。但分房的对象仅限于“核心公务员团队”，部委附属的事业单位“基本没戏”。国土资源部某下属事业单位一位处长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住房改建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从历史发展规律、城市发展规律和人居环境科学角度，分析了旧城区改造的必然性。针对北京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将侍统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三类，即完全原样保护的区域、高档住宅区和旅游商业区的建议，并主张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侍统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改造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分别对这三类地区的具体改造方案做了初步探讨。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危房改造；思考

古都风貌保护和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始终是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总的情况是老房子拆的越来越多，文物专家和学者的意见也越来越强烈，例如从1990年到1998年底北京市已经拆除所谓“成片危旧房”420万平方米(II12)…，而呼吁保护旧城区的文章数量也伴随着每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工程与日俱增。对于旧城区的居民来说，由于多数居住条件较差，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对危旧房改造的态度一般是积极的。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的创造和破坏，这破坏包括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前人刨造成果的破坏，特别是改朝换代时对前朝都城的破坏。以北京为例：元大都是废弃了金中都之后另选址重建的，而且建筑材料是拆除南京(今开封)的金旧宫殿，运其石木北上；明代北京虽然地址基本与元大都差不多，但将元代皇宫完全毁掉另建，考查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正因为如此，留存至今的文物古迹已不多，我们应该加倍珍惜。但上述史实也说明了对文物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社会动荡时期。设想如果历朝都非常注意保护前朝旧物，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了。所有的破坏行为都出于政治需要，明代建都北京时，将元代宫城尽行拆毁，而且要在原有宫殿旧址上堆一座镇山。这虽然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其实也是政治需要。翻阅中国历史，凡改朝换代时，对前朝宫殿或拆毁或焚烧或废弃另建，只有清代沿用明朝宫殿，但也按照满族生活习惯改造了许多。

从城市发展规律看，在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一般地说会在经历了郊区化阶段之后，又出现高收人人群进人内城，他们替换原有的低收人群体，将旧城区改造为独户家庭或共同居住的区域．有人称这一现象为绅士化过程。绅士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尚未出现类似特征的现象，是否为普遍规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居住于城市中心区的居民应当是高收人群体。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中心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最终还会成为投资的热点，从而使这里的地价升值，因此在这里居住的人应该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破旧的平房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北京地区的民居以四台院为主，传统街区的砖木结构房屋多数有上百年历史，无论是市政公共设施或院落内部结构都不可能考虑现代化生活环境的需求。如果过分强调对原有格局和结构的保留，则会因为供电、供热、通信、交通和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问题而降低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样子，其前景是可悲的。伊理尔·沙里宁说：“城市能否免于毁灭取决于一个特别但却基本的问题是否可能被解决：提供舒适的设施和健康的环境来供人们工作和生活。”可见对原有住房进行适当的改造是必要的，事实上任何居住其中的人也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改善生活，尤其是富裕阶层，这样的情况在过去也是极平常的事情，例如山西乔家大院，为了摩托车的出人将大门地面改成坡道；为改善居室环境，在平房内铺设木地板取代砖地面；甚至十分讲究的廊檐木雕都出现了火车的图案，以显示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北京的大户人家的四合院过去也曾经出现过将前窗外推，或在檐柱一线建落地玻璃窗以改善居室环境的做法。所有这些都是较富裕人家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想像一户高收人家庭，为了保存自己住房的传统风格而宁可不去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因为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的思想也在不断更新，追求美好舒适的生活是人之常情。

从人居环境科学考虑。今天的居民家庭组成已非当年的情况，四合院格局形成时的居民家庭多数为三代或四代共同居住，院内房间很多，按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原则分配，一个院子十几口或几十口人是常见的。多数为一院一户，并非今天的“大杂院”。由于每个四合院都自成体系，所以都是独门独院，各家关起门来过日子，互不相扰，正所谓“闭门而生之具以足”。而今天的家庭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多数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即使与老人同住也不过四五口而已。也没有大量雇用仆人的情况。对于今天的家庭来说最小的一进院都嫌大，诺大一个院落仅住几口人，首先是缺乏安全感；其次朝向不好的东厢和倒座也不便居住，这更使得院落空旷，也增加了不安全的因素。再从交通方面分析，旧城区的街道宽度已经显然不适应今天的需求。多年来旧城区胡同的宽度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例如西四北一条至八条比较规整的胡同，建筑之间的距离为6米(m)左右，道路宽度只有2～3米(m)。这样的道路已经很不适应今天的交通，所以许多地区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维护交通秩序，例如设置单行线或按时段限制某种车辆通行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原有的街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生活方式，改造是必然趋势。

其实北京民居的基本形式四台院也是逐渐形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变化。例如根据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复原的民居，虽然已经是封闭的四合院形式，但与明清时期的四台院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时期的民居形式，必然与当时的家庭人口组成、生活习惯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分不开。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居的结构也会逐步调整。所以从提高生活质量角度看，不应该过分强调百分之百的原样保存，更何况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

从北京城市总体风貌的大环境来看，也在逐渐地变化，著名的“燕京八景”就是例证。最初的“燕京八景”是金代形成的，但明代以后所提到的“燕京八景”却并非完全是金代的风景，并更名为“北京八景”。如《日下旧闻考》引《胡广北京八景图诗序》：“昔之八景偏于一隅，犹且见于歌咏……。纵观神京(北京)郁葱佳丽，山川草木，衣被云汉昭回之光．昔与今又岂可同观哉?……遂命日北京八景。”今天的太液池、琼岛和蓟门甚至于不在原来的位置。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以为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应当以发展为本。但绝不是反对保护古都风貌，任何带有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标志性建筑和痕迹都应努力保护，否则将失去北京的特色。如何在建设和发展的同时保护好北京的古都风貌?我们的建议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三类，即完全原样保护的区域、高档住宅区和旅游商业区。以下分别论述具体的实施方案。

完全原样保护区是指传统的四合院格局尚未被破坏，而且周边环境基本完好的区域。这样的地区已经不多，其中的建筑应当完全原样保护，要整旧如旧，让历史凝冻在这里。按照古建筑标准整修过的四合院等建筑，不必用于居住，也不用于办公，可作为各类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人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就好像看见了过去的北京，这是极好的历史教科书，极好的乡土教材，当然也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王府和民宅都应保护，因为反映了不同阶层的居住环境。南锣鼓巷和西四北条至八条这两片区域内保存最好的四合院可按此方法。此外，故宫附近地区的较好古建筑也可以这样处理，以利于成片保护。完全原样保护的建筑不可能太多，因为需要很大的财力，不仅一次性投资大，而且后续的维修保养费用也不可低估，砖木结构的房屋每隔几年就必须维修。因此最好由市政府出资建设和管理。

所谓高档住宅区是指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的非商业地段，并且不是文物古迹的民居。在这些区可以将原有住房改造为高档商品房。如前所，这里的居民当属于富裕阶层，因此老房子必然做比较大的改革，以满足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环境的要求。但在改建时一定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不能改变旧的胡同格局：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古都总体风貌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不要改变其基本形式，以保护原有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考虑到交通问题，将胡同适当加宽是可以的但不必太宽，因为高档住宅区的人口密度不会太大，而且过宽的胡同会使古城风貌丢失第二，建筑高度也要控制，以维持保护区及城市总体面貌平缓开阔的形象，这样做会因降低容积率而提高成本，但这是必须的。其实早在1985年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就颁布过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关键是认真遵照执行。该地区的房屋可以是平房，也可以是二层或三层的楼房。如果建成高档四台院，也应以小型为主，这是从家庭人口组成的实际考虑的。为了维持胡同的基本模样，院子临街的房屋一定是平房，靠里边可建二三层的楼房，以站在胡同内看不到为准。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在维护总体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容积率，以提高开发商的积极性。

旅游商业区应有多种形式，因此可分别设计在胡同中旅游，最好要体验胡同风情，因此除了看传统建筑和风景外，还要了解居民生活。目前的什刹海胡同游就是这样安排的，也很受游客欢迎。但需要注意研究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旅游区居民的意愿，凡有接待任务的家庭必须是自愿，或愿意宣传北京而主动向游客介绍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或好客或希望借此有一些收入。因此作一次民意调查，摸清当地居民的想法是必要的。不同类型的居民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较富裕者除非特别好客是不一定欢迎游客光顾私宅的。其次，由于当地居民向旅游者展示的是当代北京人的真实生活，而不是过去的样子。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应当给以足够重视，比如能源供应、卫生条件和通信等设施要改造，院内私搭乱建的临时建筑要拆除，以改善总体形象。这里的民居应大体上维持原样，但应经常维修保养。

在以商业经营和旅游参观为目的的区域，建一些仿古建筑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里主要是突出传统文化氛围和提供优质购物环境，有些购物场所还起着展示的作用。所以用钢筋混凝土做主要结构亦无不可，只要建筑风格大体上遵循传统式样即可。这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建造文物陈列馆，因为展示的并不是建筑本身，不能统称为“假古董。事实上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如琉璃厂文化街我们认为基本是成功的，因为既然是用于商业目的，就没有必要恢复成一二百年前的样子。又如现在什刹海的汇通祠，比原来高出了大约两层楼房，下面完全是钢筋混凝土构造，四周仅以土石堆积并植树美化，效果也很不错，既恢复了原有风貌又可增加使用面积且与地铁互不相扰颐和园近年建成的文昌院，主要用于文物展览。从外表看是古典建筑，连地面铺设的方砖都很像旧物。其实是完全的现代作品，廊柱甚至斗拱都用现代建筑材料，地下室是很好的文物保存仓库。院内地面草坪中增加的照明设备与古代风格的建筑也很协调。

1950年代初，粱思成教授曾提出过保护北京城墙的设想，但没有被采纳。如今城墙的绝大部分已不存在，城内也兴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新建筑，要想将北京城整体作为古迹保护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新建筑的风格不要离传统风格太远，才能在总体上协调。

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几所教会学校。这是很好的中西结台的作品，外观看上去与周围的传统建筑风格一致，而内部在当时却是现代化的。正如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小洛克菲勒致词时所说：“在绘制医学院诸建筑及医院时，于室内必须要遵循西方设计和安排以便满足现代科学医学执业之要求。然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尽其可能在不增加花费之下，审慎地寻求室内机能性与中国建筑外貌之美丽线条及装饰，特别是其高度、屋顶和装饰相结台。

我们之所以如此做是想让使用如此设计建造之建筑的中国老百姓得以一种宾至如归之感觉，……并且也是我们对中国建筑之最好部分欣赏之最诚挚表现”"其他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建筑也都很好，80年的老房子今天依然很耐看。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旧馆并非明清建筑，但也与周围环境十分协调，其设计思想依然可以借鉴。在危旧房改造中也有很好的例子，如菊儿胡同改建就是成功的，我们赞成吴良镛教授所提倡的“有机更新的观点。

住房改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房地产业 投资政策 金融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的房地产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这里，笔者分别从投资政策与金融政策两个方面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业的影响。

一、投资政策与房地产业的发展

与其他类型投资活动相比，由于房地产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项目影响因素多，专业性、法律性的要求也比较突出，同时占用资金大，因而造成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大、回报率高、回收期长等特点，因此投资对房地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1.我国出台的投资政策与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

1987年随着国家出台了土地批租，扩大房地产发展的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投资较活跃，房地产市场处于较为繁荣的时期，198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达到了257亿元，同比增加了71.6%。1989年，由于受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规模减缓，同比的增长幅度大幅下跌至6.0%，房地产市场处于衰退与萧条阶段。

从1990年底，过后，全国房地产市场又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投资规模呈上升之势，其中1991年的开发规模达到336.2亿元，同比增长了32.7%。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量外资涌入国内，同时中央三年的“治理整顿”宣布结束，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在房地产市场方面，房地产价格，以及消费贷款的放开，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活跃，房地产投资大量增加，到1993年，全年的房地产开发规模更达到了1938亿元，同比上涨了165%，整个房地产市场进入了繁荣阶段的顶峰。

由于房地产投资规模的急速增长，导致市场供应量急剧庞大，房地产市场结构失衡，国家相继颁发了《增值税法》、《房地产管理法》并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通过宏观调控的办法抑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速度，到1994年房地产投资开始慢慢回落，1997年投资开发规模同比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此时，房地产周期处于萧条阶段。

1997年底随着我国国民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国家明确住宅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并对住房制度进行改革，相继出台取消福利分房、鼓励消费购房，减免相关税费等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房地产投资规模特稳步提升，房地产市场处于复苏与繁荣阶段。

2.投资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业的影响

通过对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对房地产投资主要决定了房地产项目及产品即房屋及建设用地的供给，因此国家的投资政策主要从供给方面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着房地产业的发展。

从直接影响来看，由于社会总投资进入某一行业的数量，与该行业预期利润率成正比，与资本市场的平均利率成反比。那么，在资本市场利率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房地产业的预期利润率越高，社会总投资中进入房地产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此过程中，房地产的供给也就必然随之相应变动。因此可见社会总投资与房地产业之间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社会总投资的规模越大，投入房地产业的社会投资也就越多，投资对房地产业供给的影响也就越大。其次，从间接影响来看，由于房地产业较强的产业关联性，社会总投资即使在投入其他行业后，也会通过房地产业与这些行业的相关性而对房地产业产生间接影响。

二、金融政策与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

1.我国出台的金融政策与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

1984年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建设银行从建筑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单独切出一块支持城市综合开发和商品房专项贷款。1984年底，建设银行累计发放商品房贷款17.6亿。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在1984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高潮。

1988年以后，为了配合各地的房改和房地产金融业务的发展，以建设银行为主的几家专业银行成立了房地产金融业务机构，建设银行开发了不同种类的贷款，有适合于短期、临时周转的流动资金贷款，有中长期、一次贷款分期归还的固定资产贷款，也有存贷挂钩的个人消费性贷款。上海于1991年建立并随后在全国推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和房改建立的住房基金，房地产金融分成自营性房地产业务和办理住房基金、住房公积金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可以运用闲置的政策性资金发放房地产贷款。这块资金的信贷安排1992年起由人民银行每年从社会信用计划单独安排一块规模下达给专业银行的房地产信贷部。20世纪90年代初建设银行江门市分行在全国第一个推出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当时全国掀起了园地热和开发区热，银行的绕规模贷款、拆借资金和自办公司的贷款助长了园地热和炒地热，1993我国房地产业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1993年国家开始整顿房地产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1993年人民银行规定专业银行的新增房地产贷款安排纳入当年的信用计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并开始清理绕规模贷款、违规拆借和自办经济实体，到1996年新增自营性开发类贷款控制很严，只能发放一部分委托贷款。1996年房地产周期达到第一个谷底。

1996年后货币政策开始松动，利率由高开始回落，1996年到2002年央行8次下调利率，利率水平处于下降的空间，银行可贷资金增加。从1996年开始，建设银行根据利率下调的信号，结合市场的需要，开始加大个人住房贷款的投放力度。1998年央行对商业银行实行的规模管理转变成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规定所有商业银行对购买自有普通住房都可以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打破了主要由建设银行垄断的房地产金融业务。个人住房贷款资产质量好、风险低，是商业银行降低整体不良贷款，吸引中、高端客户资源的优质信贷品种。房地产金融政策进入以争夺个人按揭业务的自由竞争时期。竞争的加剧，使商业银行之间必然会放宽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的贷款条件，加快了房地产市场的扩张，这一阶段正是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与繁荣时期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政策与房地产业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金融政策宽松，房地产业发展处于复苏与繁荣阶段；金融政策紧缩，房地产业发展处于衰退与萧条阶段。

2.金融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业的影响

对房地产业而言，由于所需资金投入规模较大，仅靠自有资金难以完成房地产的开发，因此金融政策直接影响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在这里，主要从货币供应变动和利率变动来分析金融政策与房地产业发展的关系。

（1)货币供应变动对房地产业发展的影响。货币供应变动对房地产业发展的影响如下：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利率下降，银行贷款可供量增加，投资和消费支出增加，开发商增加开发贷款需求，住房供应增加，购房者购房活跃，增加对抵押贷款的需求。随着房地产需求持续上涨，在短期房地产供给刚性的影响下，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交易量不断增加，结果推动房地产市场进入扩张期。由于价格上升导致货币贬值，在房地产保值升值效应带动下，结果都会加快房地产商品流通对货币的需求限度，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结果导致房地产商品积压，空置现象严重，房地产经济处于萎缩阶段;反之则反。

（2)利率变动对房地产业发展的影响。利率变动对房地产周期变动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从供给来看，由于长期利率反映了社会的投资利润率，同时也就反映了房地产投资的机会成本水平。如果长期利率越高(低），表明房地产投资的机会成本越大(小），因而房地产投资会受到抑制(刺激），房地产的供给就会减少(增加）。从需求来看，由于利率的高低反映了人们住房贷款成本的高低。如果利率越高(低），表明住房贷款的成本越高(低），因而房地产需求会受到抑制(刺激），房地产的需求就会减少(增加）。

由此可见，宏观经济政策与房地产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投资政策与金融政策调节房地产的供给与需求结构，使之合理的满足市场运行结构，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钟颖:房地产投资与房地产周期性的波动.《技术经济》，2003年2月

[2]谭刚:房地产周期波动研究――理论、实证与政策分析.深圳博士论文选，2000年

[3]郁文达:房地产周期与金融政策.《中国房地产金融》，2003年9月

[4]谭刚:《房地产周期波动》.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

[5]丁烈云:房地产周期波动成因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2月

[6]黄慧明左辉群:房地产业周期波动机制研究.《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4.3

住房改建论文范文第7篇

又是一年中秋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参加我县的中秋茶话会已经快有20次了，每年一次的茶话会，每次茶话会上的座谈与交流，程序不变形式有别，领导们职务没变但面孔有别。近20年来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在地户的老城里人，20年前的xx县城已是面目全非了。

20年前由于县城的改造，我的旧房被拆迁，我从一个城里人被迁到县城的边缘，成了一个城外人，可是20年后的今天，我现在的住房又被重重的房屋所包围，我又成了城里人了。可以说，xx是一年一个举措，一年一个变化。

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新一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带领下，我县的变化更大了，步伐更快了。今年是中国的大事之年，也是中国的大喜之年，同时也是我县的大事之年，今年我县的城市改造步伐加快，送暖，送气，送水全面启动。作为一个宗教界的老政协委员，今年在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下，我们也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去年xx危房改建中，为了为我县的教育事业做点贡献，当时虽然是政府和文物部门投资修复xx西屋房的，我们佛教界也毫不犹豫的投入了5万元，使工程得以顺利完工，今年元月，我们捐资一万余元，在xx广场举行了春节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2月份，还是在原地，我们又进行了支援南方的雨雪冰冻献爱心活动。5.12汶川大地震后，我们又组织全县佛教信众开展献爱心活动，3次活动下来，我们共捐款捐物达7万余元。现在我们又捐资5万元，给xx增添设施。作为一个宗教界的政协委员，我曾出席了山西省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的有关会议，参加了五台山和晋东南的有关论坛，并发表了论文，亲自主编出版了《晋城佛教》宗教期刊，本刊物还被国家图书馆永久收藏。我们又创办了古陵佛教网站，利用我们的特色向外宣传xx。我们还荣获了晋城市宗教界双五好星级评比的五好场所和五好个人。我们没有给xx的政府丢脸，我们为xx的宗教界赢得了荣誉，使上级领导与有关部门对我县的宗教工作给予了肯定。

在汇报成绩的同时，我心中也感到惭愧，因为我是xx佛教的带头人，92年县政府就出台了开放xx的文件，虽然我也带领信众在xx塑起佛像，使政府得以将其作为千年古刹对外开放做了一些成绩，但在开放至今十几年来，作为国家有这样好的政策和形势，作为有如此好的地理位置和建筑，作为xx是晋城地区最早的一座寺院，却一直是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院内坑坑洼洼，一片凄凉，其门票收入连一个卖门票的工资都不够。每当xx门前休闲的老干部们提起晋城开放看xx，xx开放看崇安的话题时，每当来旅游的外地游客说xx人是端着金饭碗在乞讨时，每当大家对我谈起外地的佛教寺院是怎样的局面时，我的脸上是一阵阵的发烧，所以，当上级领导和一些外地的知名人士上寺院参观时，我是躲在办公室里不敢露面，因为我有愧，我没有抓住机遇，将xx这一标志性的旅游窗口开发出来，没有让他对xx的旅游和经济建设发挥作用。我心中实感内疚。

当然，我们坚信，县委、县政府对xx的彻底开放会有好的举措和部署的。有人说，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一个地方的小金库。我们也坚信，将来的xx，也一定会像外地的佛教寺院一样，为xx的旅游事业和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

刚才听了茹县长的讲话，得知县委、县政府的决心和信心，我由衷的感到，xx的将来将会更好，由于今年我县的城市改造全面启动，有人埋怨，说把个好好的街道弄的支离破碎，我认为不破不立，不久的将来，我县又是一个崭新的街道。

对于我县的改革开放，对于我县的将来，对于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我自己有两种心态，一是理解`，我县与其他兄弟县相比，困难相应的要多，对于一些暂时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应该牢骚，也不应该骂娘，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二是感恩，对于为xx的将来而尽心竭力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与各级、各部门、各界的领导，对于为xx的将来而做着各种贡献的所有人士，我们要道一声辛苦，说一声谢谢。xx人民不会忘记你们，xx的历史不会没有你们。

住房改建论文范文第8篇

又是一年中秋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参加我县的中秋茶话会已经快有20次了，每年一次的茶话会，每次茶话会上的座谈与交流，程序不变形式有别，领导们职务没变但面孔有别。近20年来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在地户的老城里人，20年前的xx县城已是面目全非了。

20年前由于县城的改造，我的旧房被拆迁，我从一个城里人被迁到县城的边缘，成了一个城外人，可是20年后的今天，我现在的住房又被重重的房屋所包围，我又成了城里人了。可以说，xx是一年一个举措，一年一个变化。

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新一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带领下，我县的变化更大了，步伐更快了。今年是中国的大事之年，也是中国的大喜之年，同时也是我县的大事之年，今年我县的城市改造步伐加快，送暖，送气，送水全面启动。作为一个宗教界的老政协委员，今年在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下，我们也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去年xx危房改建中，为了为我县的教育事业做点贡献，当时虽然是政府和文物部门投资修复xx西屋房的，我们佛教界也毫不犹豫的投入了5万元，使工程得以顺利完工，今年元月，我们捐资一万余元，在xx广场举行了春节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2月份，还是在原地，我们又进行了支援南方的雨雪冰冻献爱心活动。5.12汶川大地震后，我们又组织全县佛教信众开展献爱心活动，3次活动下来，我们共捐款捐物达7万余元。现在我们又捐资5万元，给xx增添设施。作为一个宗教界的政协委员，我曾出席了山西省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的有关会议，参加了五台山和晋东南的有关论坛，并发表了论文，亲自主编出版了《晋城佛教》宗教期刊，本刊物还被国家图书馆永久收藏。我们又创办了古陵佛教网站，利用我们的特色向外宣传xx。我们还荣获了晋城市宗教界双五好星级评比的五好场所和五好个人。我们没有给xx的政府丢脸，我们为xx的宗教界赢得了荣誉，使上级领导与有关部门对我县的宗教工作给予了肯定。

在汇报成绩的同时，我心中也感到惭愧，因为我是xx佛教的带头人，92年县政府就出台了开放xx的文件，虽然我也带领信众在xx塑起佛像，使政府得以将其作为千年古刹对外开放做了一些成绩，但在开放至今十几年来，作为国家有这样好的政策和形势，作为有如此好的地理位置和建筑，作为xx是晋城地区最早的一座寺院，却一直是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院内坑坑洼洼，一片凄凉，其门票收入连一个卖门票的工资都不够。每当xx门前休闲的老干部们提起晋城开放看xx，xx开放看崇安的话题时，每当来旅游的外地游客说xx人是端着金饭碗在乞讨时，每当大家对我谈起外地的佛教寺院是怎样的局面时，我的脸上是一阵阵的发烧，所以，当上级领导和一些外地的知名人士上寺院参观时，我是躲在办公室里不敢露面，因为我有愧，我没有抓住机遇，将xx这一标志性的旅游窗口开发出来，没有让他对xx的旅游和经济建设发挥作用。我心中实感内疚。

当然，我们坚信，县委、县政府对xx的彻底开放会有好的举措和部署的。有人说，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一个地方的小金库。我们也坚信，将来的xx，也一定会像外地的佛教寺院一样，为xx的旅游事业和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

刚才听了茹县长的讲话，得知县委、县政府的决心和信心，我由衷的感到，xx的将来将会更好，由于今年我县的城市改造全面启动，有人埋怨，说把个好好的街道弄的支离破碎，我认为不破不立，不久的将来，我县又是一个崭新的街道。

对于我县的改革开放，对于我县的将来，对于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我自己有两种心态，一是理解`，我县与其他兄弟县相比，困难相应的要多，对于一些暂时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应该牢骚，也不应该骂娘，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二是感恩，对于为xx的将来而尽心竭力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与各级、各部门、各界的领导，对于为xx的将来而做着各种贡献的所有人士，我们要道一声辛苦，说一声谢谢。xx人民不会忘记你们，xx的历史不会没有你们。

住房改建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预制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住宅部品；市场分析

中图分类号： TU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建立和完善住宅技术保障体系、建筑和部品体系以及质量控制体系，同时要求积极发展通用部品，逐步形成系列开发、规模生产、配套供应的标准住宅部品体系。十多年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符合产业化方向的住宅部品体系，一大批建筑材料和部品部件实现了通用化设计和规模化生产，部品部件的开发能力和生产质量明显提高。

1 住宅部品的概念

住宅部品是具有相对独立功能的建筑产品，是由建筑材料、单项产品构成的部件、构件的总称，是构成成套技术和建筑体系的基础。部品体系按照住宅部位分为结构部品、护、内装、厨卫、设备、智能化、小区配套七大部品体系。

模数化和标准化住宅部品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住宅空间的使用效率，而且可以大幅度降低住宅建筑成本、减少现场湿作业，缩短施工周期，提高部品的加工和安装精度，减少材料浪费，保证施工质量并有利于住户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调换各种不同风格的住宅部品和住宅内部空间改造，有效提高住宅的使用寿命。对整合资源、集约经济、避免浪费以及共建和谐社会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2 住宅部品模数化和标准化应用的优势

预制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具有模块化、标准化的特点，适应工业化需求，且抗震性能优越、施工周期短、钢材可回收、综合技术经济指标好。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多高层住宅建筑中采用钢结构住宅的仅占了很小一部分，这其中既有人们传统观念难以接受的问题，也有预制装配式钢结构住宅自身的问题。

2.1 生产效率高

住宅部品模数化和标准化的应用易于将节能、防水、隔热的门窗等先进成品集合于一体，成套运用，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提高住宅产业化的水平。如果室内装饰工程如门窗、卫生洁具、厨房用品等全部采用标准化、系列化设计，工厂化生产，安装一栋200平米的独立住宅的结构只须5天。

2.2 施工难度小

传统施工的露天现场制造受客观、条件如施工人员素质、地形、水源、运输等的影响，控制建筑产品的质量就比较困难，也给建筑的验收带来很大的工作量。现浇钢筋混凝土需要连续施工，其结构产生强度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国北方严寒地区冬季气候寒冷，全年能进行湿作业的施工季节有限，以致影响施工的整体效率。而模数化和标准化的部品及构件出厂时，已达到使用强度，其不存在强度滞后性，建筑物的建造更多的具有“平行施工”的特点，其整体施工速度是同时进行的数个相关工种的速度之和，而不像传统建造方式受串联工序的制约，建造速度是由单一工序决定的。另外，模数化和标准化的部品及构件能够承受较大的吊装荷载，使用强度与运输安装强度容易协调，施工现场作业量小，减少了施工临时用地，与传统建筑材料相比，对周围环境污染小，提高了施工的机械化水平。

2.3 综合造价低

工厂化建造模式相对于传统建筑模式，可节水30%，节电30%，减少木材损耗80%，能耗下降了30%，用工量下降了35%，建筑垃圾减少了70%，建造成本相对较低。由于是工业化生产，产品的缺陷率会大大降低，产品的保温、节能和舒适性都有很大改善，施工周期缩短一半以上；住宅工业化已成为发达国家住宅建设的主流技术，新加坡、日本等国住宅建筑中预制构件率均达到了85%。

2.4 部品易于更换

具有齐全的住宅部品，并执行一套严密的通用标准，集成化程度很高，完全可以保证所有部品都能够方便地对接，达到各种部品的最佳组合，开发商在降低建设成本的同时，提高了住宅开发的附加值。消费者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完善的服务，又免了二次装修的麻烦和风险。

2.5 住宅品质提升

部品及构件的品质直接关系到住宅的品质和性能。由于采用现代机械化大生产的制造方式，其部品及构件的性能会更有保证，实现了传统建筑模式厘米级误差到部品及构件工厂化制造毫米级的误差的转变。通过对部品及构件的标准性、通用性、安全性、耐久性、经济性、节能性、环保性等性能评估认定，淘汰不符合产业政策和产业化技术要求的落后技术和产品，引导通用部品的生产和先进成套技术的推广，加快部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升住宅品质。

3 住宅部品模数化和标准化应用的适用市场分析

由于预制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其模数化标准化的部品部件生产工厂化、现场施工机械化、组织管理科学化，可以减少建筑垃圾，减少建筑施工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提高建筑质量，提高节能产品在建筑中的集成程度，节约劳动力、缩短建造周期。同时，模数化标准化的部品部件在后期改建和拆迁过程中容易进行材料回收和再生利用。因此可以预见，模数化标准化的部品部件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3.1 中国市场

据预测，今后10年我国城镇居民住房目标是“户均一套，人均一室”，人均居住面积将大幅增加。预计将新增住房面积55～60亿平方米，折合住宅7000万套，户均拥有住房面积从现在的70m2左右提高到90～120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由现在的20.4m2增加到35m2左右。若按照10％预制装配式钢结构住宅折算，今后10年建造的预制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将达700万套，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3.1.1 城市住宅市场

目前，我国每年竣工房屋面积大约在20亿平方米左右。中国建设部房产所公布的全国人均住房面积显示：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人均住房达到30—50平方米之前，会保持较旺盛的住房需求，2005年底我国人均住房面积20.4平方米。一般预测，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从现在到2020年，人均GDP接近一番，高速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释放出对城市住宅的巨大需求，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为满足需要，产品供应量必须实现几何级增长。

3.1.1.1 保障房市场

我国正面临保障房大规模快速建设期。同时，保障房具有政府主导并投资、户型简单或相对单一的特点，因此更容易在保障房中率先融入产业化的理念和内容。保障房与住宅产业化密切配合，互惠互利。在保障房建设中发展住宅产业化，不仅有利于提高保障房质量和性能，普惠于民，还有利于形成日趋完善的住宅建设结构体系和部品体系，通过生产工厂化、施工装配化、部品通用化、装修一体化、管理信息化等实践，推进住宅产业化向更高层次、更全面推广普及方向发展。

3.1.1.2 商品房市场

按照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每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都应该经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中国现在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应属于城市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工业、服务业和政府就业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并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地涌入城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世界制造业工厂所需要的巨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膨胀的政府机构，都直接推动着整个中国城市的扩大和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

如此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必然带来巨大的房屋需求量，同时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人均收入的增加，又同时带来城市人居住房需求面积的增加。因而仅从房屋的供求关系来讲，需求量持续上升也是必然的。

3.1.1.3 老年公寓

随着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养老方式逐渐从家庭走向社会。对于现阶段我国而言，“未富先老”使我们的发展遇到了一系列挑战。随着社会转型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传统的大家庭被小型家庭、核心家庭所代替。城市正面临急剧老龄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城市老龄人口，特别是“空巢”家庭老人的养老问题。发展滞后的老年公寓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老年公寓项目不同于一般房地产项目，它不仅包括住宅本身，还包括许多服务配套项目，并且在设施、设备设计、安装等方面都要结合老年人的特点，模数化和标准化的部品部件能够较好地应对老年公寓的建造特点以及无障碍设计的要求，既便于质量的控制，也便于未来的改造更换和部品升级。近年来，一些具有福利性质的老年公寓已在全国陆续出现，对于房地产商来说老年公寓将会是一项颇具开发价值和市场潜力的行业。

3.1.1.4 旧房改造

安居工程及危房改造也催生“住宅工业化”,在国务院不久前出台的有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中，“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被列为首位，建设部表示，未来3年将建设200万套廉租住房和400万套经济适用房。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如何加快建设速度，向市场提供大量质优价廉的保障性住房，成为摆在房地产业面前的艰巨任务。

3.1.2 农村住宅市场

农村城市化建设使得建筑量剧增。我国“十一五”期间，城镇化建设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全国将建立3万个小城镇，每个小城镇容纳1~2万人，共可容纳4亿人。由此，这批新增的城镇居民，对商品住房的需求量也相当大，估计以1.2亿平方米/年建筑面积的速度递增。

3.1.3 灾后重建市场

汶川地震重建，新增约万亿元的建筑市场容量，2013年的雅安地震重建估计又将新增约数千亿元的建筑市场容量，包括受灾群众安居房、拆迁安臵房和公建配套用房等。从成都市对集体建设用地的解冻，到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加之四川灾后重建中关于联建行为的许可，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市场。

3.1.4 集成房屋市场

根据调查结果和有关数据，经有关专家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后预测，我国对集成房屋的年需求量约为5000亿平方米建筑面积，占我国年度住宅面积的10%左右。集成房屋部品及构件的多样化导致了其必须是工业化、产业化大生产，才能更具有推广的价值和市场竞争力。由于高度的产业集成，带来的资源集约化和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也使得部品及构件模数化和标准化应用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

3.2 国际市场

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的商业、文化、医疗、宾馆与办公写字楼等用房的年建筑面积高达7.8亿平方米，而且每年仍以5.6%的比例递增。根据调查结果和有关数据，经过由关专家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后预测，全世界对“集成房屋”的年需求量约为2亿平方米建筑面积，占全世界年度住宅建设总面积的13%左右。在澳大利亚，每年约建造6亿美元的轻钢龙骨独立式集成住宅120000栋，约占澳大利亚所有建筑业务产值的24％；在美国，采用该体系建造的房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55000栋剧增为2000年的325000栋。

结语

在房地产行业紧缩的形势下，许多开发商都表示，房地产行业应对“过冬”的最好方式就是提高房屋品质，从以前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以产品质量为主导的增长方式。时至今日，依靠品牌、成本控制、产品品质的提升、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更高价值，才是房地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模数化和标准化的部品及构件的产业化。

参考文献：

[1] 羽柴义典．住宅部品集成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住宅部品怎样产业化、标准化[J]．住宅产业，2011（06）：54-58．

[2] 赵彬．公租房建设中推行住宅产业化的研究[J]．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12．

住房改建论文范文第10篇

又是一年中秋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参加我县的中秋茶话会已经快有20次了，每年一次的茶话会，每次茶话会上的座谈与交流，程序不变形式有别，领导们职务没变但面孔有别。近20年来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在地户的老城里人，20年前的陵川县城已是面目全非了。

20年前由于县城的改造，我的旧房被拆迁，我从一个城里人被迁到县城的边缘，成了一个城外人，可是20年后的今天，我现在的住房又被重重的房屋所包围，我又成了城里人了。可以说，陵川是一年一个举措，一年一个变化。

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新一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带领下，我县的变化更大了，步伐更快了。今年是中国的大事之年，也是中国的大喜之年，同时也是我县的大事之年，今年我县的城市改造步伐加快，送暖，送气，送水全面启动。作为一个宗教界的老政协委员，今年在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下，我们也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去年崇安寺危房改建中，为了为我县的教育事业做点贡献，当时虽然是政府和文物部门投资修复崇安寺西屋房的，我们佛教界也毫不犹豫的投入了5万元，使工程得以顺利完工，今年元月，我们捐资一万余元，在崇安寺广场举行了春节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2月份，还是在原地，我们又进行了支援南方的雨雪冰冻献爱心活动。5.12汶川大地震后，我们又组织全县佛教信众开展献爱心活动，3次活动下来，我们共捐款捐物达7万余元。现在我们又捐资5万元，给崇安寺增添设施。作为一个宗教界的政协委员，我曾出席了山西省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的有关会议，参加了五台山和晋东南的有关论坛，并发表了论文，亲自主编出版了《晋城佛教》宗教期刊，本刊物还被国家图书馆永久收藏。我们又创办了古陵佛教网站，利用我们的特色向外宣传陵川。我们还荣获了晋城市宗教界双五好星级评比的五好场所和五好个人。我们没有给陵川的政府丢脸，我们为陵川的宗教界赢得了荣誉，使上级领导与有关部门对我县的宗教工作给予了肯定。

在汇报成绩的同时，我心中也感到惭愧，因为我是陵川佛教的带头人，92年县政府就出台了开放崇安寺的文件，虽然我也带领信众在崇安寺塑起佛像，使政府得以将其作为千年古刹对外开放做了一些成绩，但在开放至今十几年来，作为国家有这样好的政策和形势，作为有如此好的地理位置和建筑，作为崇安寺是晋城地区最早的一座寺院，却一直是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院内坑坑洼洼，一片凄凉，其门票收入连一个卖门票的工资都不够。每当崇安寺门前休闲的老干部们提起晋城开放看陵川，陵川开放看崇安的话题时，每当来旅游的外地游客说陵川人是端着金饭碗在乞讨时，每当大家对我谈起外地的佛教寺院是怎样的局面时，我的脸上是一阵阵的发烧，所以，当上级领导和一些外地的知名人士上寺院参观时，我是躲在办公室里不敢露面，因为我有愧，我没有抓住机遇，将陵川这一标志性的旅游窗口开发出来，没有让他对陵川的旅游和经济建设发挥作用。我心中实感内疚。

当然，我们坚信，县委、县政府对崇安寺的彻底开放会有好的举措和部署的。有人说，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一个地方的小金库。我们也坚信，将来的崇安寺，也一定会像外地的佛教寺院一样，为陵川的旅游事业和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

刚才听了茹县长的讲话，得知县委、县政府的决心和信心，我由衷的感到，陵川的将来将会更好，由于今年我县的城市改造全面启动，有人埋怨，说把个好好的街道弄的支离破碎，我认为不破不立，不久的将来，我县又是一个崭新的街道。

对于我县的改革开放，对于我县的将来，对于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我自己有两种心态，一是理解，我县与其他兄弟县相比，困难相应的要多，对于一些暂时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应该牢骚，也不应该骂娘，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二是感恩，对于为陵川的将来而尽心竭力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与各级、各部门、各界的领导，对于为陵川的将来而做着各种贡献的所有人士，我们要道一声辛苦，说一声谢谢。陵川人民不会忘记你们，陵川的历史不会没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