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政策论文范文

住房保障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政策；稳定发展；民生

中图分类号：D601

2007―2010年，是中国社会政策持续稳定发展的四年。要理解这四年中的中国社会政策的新发展，有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核心概念，即“全面小康”、“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全面小康”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目标，“社会和谐”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社会目标，而“科学发展”则是达到上述两个目标的手段或者路径。与此同时，还强调一个核心概念，即“民生”。如果说前30年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为中心”，但四年来，已经逐渐向“以民生为中心”转变。

在中央最高决策层面，上述新理念得到了完整的表述：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提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对“全面小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注重经济内涵，更要关注民生、文化和生态的内涵”，而“科学发展”则更是强调“根本”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上述新理念，使社会政策研究有了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教育、住房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最令人欣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在世纪工作中迅速转化为政策和法规，造福于人民大众。

在社会保障方面，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覆盖城乡居民”的政策目标，这是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学界多年来力图阐明的一个基本的政策理念。与此相关的议题，还有“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四年来，就上述观点发表过相应的论文和著作的有学者，也有官员。前者如郑功成、景天魁、丁元竹、王思斌、穆怀中、何平、何文炯、顾昕、唐钧、林闽钢、杨翠迎、褚福灵，等等，后者如尹蔚民、李学举、田成平、刘永富、胡晓义、路和平，等等。学者和政府部门领导针对同一议题发表意见，共同探讨，说明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其实践性尤其得到关注。因此，“十一五”期间，在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2007年，实现了城乡低保制度的全覆盖；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始试点；加上此前已经建立并在逐步完善中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蓝图已经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并且正在一步一步地付诸实施。与此同时，在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社会保险法》在2010年10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通过并将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另外，郑功成领衔，有数百名专家学者参加的，题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也已经完成。

四年来，在社会保障领域，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们争执不下的议题，譬如“延迟退休年龄”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于前者，一些人认为：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趋势下，应该延迟退休年龄，以减轻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另一些人认为：在就业形势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延长退休年龄会减少工作岗位，而社会政策的施行应该有轻重缓急的排序，现在提延长退休年龄并不适宜。对于后者，一些人认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制度应该与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另一些人则认为：本质问题是企业养老金偏低，应该提高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标准，而不是降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标准。这个争议后来把公务员也一并卷入，变成关于“养老金双轨制”的社会公众的争议。

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新医改方案”已经于2009年4月出台。在“新医改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形成了公众积极参与的“社会大讨论”，社会政策学界积极参与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及建言献策。在与新医改相关的“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和“改变‘看病贵、看病难’现状”等议题上，宋晓梧、葛延风、王延中、李玲、杨团、唐钧、顾昕、刘继同等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都积极参与，踊跃地发表意见，在圈内圈外对新医改作出了贡献。当然，在现实中，“新医改”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在这方面，社会政策学界还要继续努力。

社会组织与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是四年来比较活跃的社会政策热点之一，尤其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促使相关的社会政策研究和讨论日渐趋热，一个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大环境正在慢慢形成之中。在这个领域，比较活跃的专家学者有王振耀、王名、丁元竹、邓国胜、徐永光、杨团、卢德之、黄浩明，等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非常紧密，不少人本身就身处社会组织中亲力亲为。但是，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多难题亟待解决，这也是社会政策学界理应费心去破解的功课。

在就业政策方面，2007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就业促进法》。在这项法律的制定过程中，社会政策学界也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和讨论。此外，对与此相关的农民工问题，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等等，社会政策学界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涨。郑功成、杨宜勇、彭希哲、张峻峰、莫荣、王春光等，都发表了很有质量的论文和观点。就业是民生之本，这在中国似乎早有定论，问题在于如何实践，这又是摆在社会政策学界的专家学者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在教育改革和保障性住房政策方面，社会政策界的参与较少。追究原因，可能前者因为过于专业而且涉及内容比较庞杂，而后者则在中国一直被当作经济政策（房地产政策）在调整。但是，在这些领域无所作为，真是不无遗憾。

四年来，在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倒也有很大的进展，发表论著较多的专家学者，譬如关信平、张秀兰、彭华民、徐月宾、潘屹、林卡、岳经纶、杨伟民等，他们多持国际视野，注重介绍和引进国外的社会政策理论观点，并将其与本土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又如景天魁、王思斌、丁元竹、吴忠民、唐钧、毕天云等人也著作颇丰，而他们比较偏重总结国内经验并加以提升。

总而言之，2007年来，在社会政策领域，著作颇丰，以“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查询，共有相关的文章25342篇；在“人大资料中心网”上查询，共有相关的文章61篇。不过，其中大部分是社会保障领域的论文。

如今在中国，打出“社会政策”旗号的教育科研单位日渐增多。除了在上个世纪末就成立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以外，四年来，各著名高校和一些地方社科院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社会政策研究机构，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中山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东北财经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和江苏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广州社科院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等等。另外，直接以社会政策命名的教学机构，则有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等等。这说明，社会政策这一概念在学术理论界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但遗憾的是，在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中，社会政策尚且没有一席之地。

在社会政策科研和教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正式成立。专业委员会成立后，继续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了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系列讲座”，这已经成为社会政策学界年年要举办的“常设任务”之一。此外，社会政策学界还有一些民间学术活动，如“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中华慈善百人论坛”，等等，前者聚集了国内著名的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专家学者群体，后者则把合作的范围扩大到两岸四地（台湾、香港、澳门）乃至更广，已经在国内国外都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四年来，在社会政策领域，举办国际研讨会也非常踊跃。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至今，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举办的与社会政策相关的国际研讨会多达25个，平均每年超过6个。譬如：2007年，南京大学举办了“中日韩社会福利国际研讨会”，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与农户资产建设研讨会”；2008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办了“社会政策与发展：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国际研讨会；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金融危机中的社会政策国际研讨会”，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残障儿童社会政策国际研讨会”；2010年，上海行政学院举办了“城市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举办了“中国―东盟社会救助政策研讨会”和“国内与国际移民：比较的视角”国际研讨会，等等。

社会政策是一项实践性非常强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因此，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动员公众积极参与也是其重要功能之一。2010年，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所推出了2009年度“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评选活动，入选的社会政策领域“创新”包括：陕西神木首推全民免费医疗；廉租住房保障三年规划惠及747万城市住房困难家庭；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开展试点，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跨省转续；上海多举措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广东居住证制度力促流动人口享受“同城待遇”；深圳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采购；宁夏首创高龄老人津贴并大力推进多项公共服务；广西防城港强化孤儿救助，率先落实孤儿最低养育标准；江苏南京首创投资项目就业评估制度；安徽铜陵打造无择校城市，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2010年的评选活动仍将继续。

类似的活动还有中央编译局、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和一些大学及科研机构组织的“中国社会创新奖”的评选，2010年入选的项目有：“爱心包裹”（中国扶贫基金会）、“边远地区少数民族HIV感染者互助、生产自救网络”（云南省瑞丽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残疾人社会企业孵化”（广东省深圳市残友集团、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能力建设”（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公民社会园丁行动不”（江苏省南京市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淮河卫士”（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花溪乡农村社区生态健康促进”（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守护天使’临终心灵陪伴”（上海市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新老市民共建共享融合模式”（浙江省宁波市社会融合组织促进会）、“格桑花助学”（青海省西宁市格桑花教育救助会），等等。

在2007―2010年四年中，出版的与社会政策相关的论著或译著数量大增。有很多著作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的，如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丛书和“社会政策论丛”丛书，前者包括童星所著的《社会转型与社会保障》、林闽钢所著的《社会政策:全球本地化视角的研究》、林卡、陈梦雅所著的《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等等；后者包括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James Midgley）主编的《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徐月宾主编的《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沙琳（Sarah Cook）主编的《需要和权利资格：转型期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尚晓援所著的《中国社会保护体制改革研究》，等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社会政策研究十年专题报告集》和《当代社会政策研究》，也分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其他的社会政策著作，如丁宁宁、葛延风主编的《构建和谐社会：30年社会政策聚焦》，彭华民所著的《社会福利与需要满足》，邓伟志、范明林、张钟汝所著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葛道顺、商玉生、杨团所著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解析》，等等。

在译著中，李秉勤、贡森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政策译丛”继续有新书问世，如埃斯平―安德森（Costa Esping-Andeson）所著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多亚尔（Ryan Doyle）和高夫（Ian Gough）所著的《人的需要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前沿译丛》，包括德威尔（Peter Dwyer）所著的《理解社会公民身份》，鲍威尔（Martin Powell）所著的《理解福利混合经济》。其他还有迪安（Hartley Dean）所著的《社会政策学十讲》、哈尔（Anthony Hal）和梅志里所著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布莱克默（Ken Blakemore）所著的《社会政策导论（第二版）》。在高校教材方面，有关信平主编的《社会政策概论（第二版）》、岳经纶等编著的《中国社会政策》、杨伟民编著的《社会政策导论（第二版）》、丁建定主编著的《社会政策概论》、华峰、杨钰侠、王先进主编的《社会政策导论》，黄晨熹的《社会政策》，等等。

住房保障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 课程 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6-0016-02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之一，课程的政策性、实践性较强。其课程培养目标是：帮助学生理解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了解发达国家、中国的各项相关制度的演变历程、现状及改革等，使得学生能够从理论与实践、国外与国内、历史与现状等各种角度去解读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并对中国相关制度的特点有所把握。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社会救助基础理论、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

为满足“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课程教学活动的需要，目前所撰写的教材，教学内容的表述主要是以“史”和“制度”的形式呈现。所谓“史”，即对以往且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实践活动的简要回顾，是对发达国家、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制度的演变历程、现状及改革的回溯，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并加深对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的实践认识，从而更好地掌握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所谓“制度”，即对发达国家、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制度要点的概述，尤其是以编写教材“当下”的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政策要点的概要介绍，目的是解读政策，帮助学生把握“当下”政策精髓，从而更好地指导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工作（包括毕业论文撰写）实践。但是，在课程教学活动实践中，由于教学对象主要是出校门进校门，对社会生活缺少基本认知的90后大学生，且受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限制，运用传统的教学思路与方法，教学效果不甚理想：一是“史”展不开，学生难以对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实践形成深刻认识，影响到对基本概念和理论的认识、理解；二是“制度”滞后，教材编写者“当下”政策概括在教学时已成“过往”，难以对学生认识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工作（包括毕业论文撰写）实践起到指导作用。

如何在教学实践活动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是实现“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课程教学目标的关键。对此，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做了以下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重视学法指导，指导课程导读

教育学指出，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其特殊性表现在间接性与简捷性、交往性与实践性、教育性与发展性、引导性与指导性。由于学生具有不成熟性，学生的认识活动只有在教师的引导下，才能有效地达到认识的目的，因而，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尤其关注教学过程的引导性与指导性，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因此，在教学中要抓好学法指导。

所谓学法指导，是指教师通过一定的途径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传授、诱导、诊治，使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并且灵活地运用于学习之中，逐步形成较强的自学能力，即教会学生学会学习。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其发表的著名研究报告《学会生存》中指出，“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解决上述“‘史’展不开”问题的要点，就在于此，即让学生主动地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简单地说就是学生自己主动地学习，自己有主见地学习。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学“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使“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因此，对学生的学法指导，关键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让学生做到对某一问题有自己的理解、分析和判断，获得基本知识，学到基本技能。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核心是要抓住自主学习的研究性、开放性、能动性和过程性等特征，在课上要适时抛出问题，调动学生的研究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地开展研究。如在讲授社会救助的理论基础部分的贫困理论，提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淘宝众筹“凉山汉达公益网店”等公益组织，要求学生利用网络搜集社会公益组织的活动信息，并进行分析、归纳、整理、提炼，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进行其活动效果的研究，从而收到让学生置身于一种动态、开放、主动、多元学习环境中，以多样化的方式、方法和渠道去获取知识，积累一定的感性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效果，使学生清楚学习的着眼点不仅是对知识的加深和拓宽，更是将所学知识加以综合并运用到实践中。在该问题研究过程中，还要求学生关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公益组织的状况，促使学生了解、梳理中国社会公益组织的“史”。

学法指导的内容还包括学习计划的指导、阅读的指导、观察的指导、记忆的指导、独立思考的指导、学习程序的指导等。学生在学习期间取得知识的基本渠道与方法主要是阅读书本，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尤其要重视对学生的阅读指导。指导阅读，首先要指导学生明确阅读目的，制定好阅读计划，其中包括阅读的要求、范围、时间、步骤、方法等；其次要指导学生学会利用网络、图书馆查阅资料；最后要为学生提供一些阅读材料，引导学生根据课程目标有选择地进行阅读。阅读的计划安排，要有时间上的拓展，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期学习活动中，而要利用好寒暑假期。作为有效的时间拓展，就是在开课前的假期放假前，为学生提供课程的专业书目，如迪尼托《社会福利：政治与公共政策》、武川正吾《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全球化、个体化与社会政策》、迪肯《福利视角：思潮、意识形态与政策论争》、埃斯平・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家调整》、罗兰德《地球村的社会保障：全球化和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谢若登《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安东尼《发展型社会政策》、Hobart A.Burch《社会福利政策分析与选择》等，要求学生阅读3-5本，并完成读书心得。该读书心得计入平时成绩。为使学生能够深刻认识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的社会历史背景，了解其实践活动，提供阅读书目还要充分考虑学生的阅读兴趣，除专业书目外，还应提供一定的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如狄更斯《雾都孤儿》和《大卫・科波菲尔》、雨果《九三年》和《悲惨世界》、高尔基《童年》和《在人间》与《我的大学》、老舍《骆驼祥子》、茅盾《子夜》和《春蚕》与《林家铺子》、余华《活着》、苏童《红粉》等。

除前述阅读指导外，还应注重课前预读，要求学生课前要有计划的安排预读，并以章为单位，撰写预读心得。预读心得的内容主要是梳理出章节内容提纲、提炼出该章的主要概念，归纳预读重点等。预读心得计入平时成绩。

通过上述做法，尤其是预读指导，其主要目的就是活化教材中的“史”，让学生切实地感受社会现实，加深学生对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的现实意义的认识。

二、活用教材，辅以参考资料

教育学理论指出，教学活动是由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双边活动，教与学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在教学活动中要重视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动作用相结合的规律。这主要表现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组织者的地位，具有主导作用，要引导学生学习的方向、内容、进程、结果和质量，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学生是学习过程中的学习主体，具有主动作用，受学生本人的兴趣、需要、情感、意志和价值观，以及原有的知识经验、思维方式、能力水平等制约的影响，学生对外部信息的选择、内部加工具有能动性、自觉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这其中兴趣的影响力很强。而心理学告诉我们，对待大学生，调动学习兴趣的途径之一就是求新。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政策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历史时期，新的制度、政策不断出台，这就带来了教材内容滞后的新情况。其具体的表现主要是前述的“制度”滞后。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一是活用教材，要义就是紧密联系社会现实，与时俱进。“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作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其较强的政策性、实践性，要求教学内容应与国家的政策、制度保持高度一致性，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应不断做出内容的适时补充与调整。二是对新近颁布、修订、实施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以参考资料的形式，通过对教材内容进行增、简、改，做出适时的调整，保持所学知识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即所谓求新，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是根据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的发展变化，在教材中延伸与拓展或适当充实与课程培养目标关系密切的内容，尤其是补充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的热点、重点问题，补充新的法律法规、制度政策，以保证教学内容的现实性，使学生所学所知与社会现实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解决教材内容的滞后。如在老年人社会福利部分，补充了201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重点强调“常回家看看”已列入法律，即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再如随着中青年农民进城务工，以及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城，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不断引起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教学中补充介绍了各地有关“关爱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简，将教材中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已经删改的内容进行删减或简化，对已停用的政策规章进行简化处理，即将其作为“史”，只对其存在期限做简单的介绍。如城市住房救助部分，教材中主要重点介绍的是2007年《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但2011年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2011〕45号），提出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2014年住房城乡建设部、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做好住房救助有关工作的通知》（建保〔2014〕160号），提出了规范住房救助的方式，即对城镇住房救助对象，采取优先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发放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赁补贴实施住房救助。因此，对教材内容进行了适时调整，一方面补充了公共租赁住房的有关精髓内容，另一方面对《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的内容进行了简化处理。

改，是对教材的内容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重新进行逻辑编排，使其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保持高度一致性。如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扶贫理念，据此即需要对教材的原内容进行较大的修改，以求是网《关于“精准扶贫”，你需要了解的十个关键点》为蓝本，及时引入“精准扶贫”相关内容，以保证授课内容的常新常精。

三、案例分析，促进教学互动

教育学中有教学过程中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结合的规律告诉我们，教学活动中，学生主要是学习间接经验，并且是间接地去体验；但要使人类的知识经验转化为学生真正理解掌握的知识，必须以个人以往积累的或现实获得的感性经验为基础。因而，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结合，实际反映了对教学中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与丰富学生感性知识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的科学处理，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教学实践看，案例教学是实现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与手段。

案例分析，是指以教学案例为基本教学素材，将学生引入实践情景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分析的过程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而是以学生之间的讨论和辩论为主，能有效促进教学互动。案例分析是让学生通过案例把握获得知识的更有效方式与运用的思路、方法，而不仅仅是获得知识本身，将培养能力放在比获得知识更重要的位置。

案例分析的实施，首先在于选取案例。选择案例是案例分析的首要条件和关键，即要讲求真实性、针对性、时效性、典型性，要紧紧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围绕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案例，从而起到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的作用。其次在于分析讨论案例。教师的引导性分析，对学生的讨论走向直观重要，这是案例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需要教师课前的精心准备。讨论时，教师可以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以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每组可指派代表向全体回报案例分析的思路、方法和结论，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要扮演好导演、教练的重要角色，及时正确地引导学生，协调沟通，使讨论顺利得进行。最后是总结归纳案例。讨论结束后，由教师根据教学要求进行归纳总结，并给予学生必要的点评。但需要注意的是，归纳总结并非是简单地给出案例讨论的答案，而是指出案例讨论的思路、难点、重点、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切中要害地点评讨论的不足之处与成功之处。

选取案例，网络媒体是非常有效的渠道，当然，如果能有亲身经历的实践活动，学生的讨论兴趣或更加浓厚。因此，利用学校周边的街道、社区组织，建立实践基地十分重要。入介绍农村留守儿童救助时，可以2015年5月成都推出的“云课吧”关爱留守儿童计划作为案例，组织学生讨论。但在讨论前要注意引导学生关注该计划的核心，即计算机在线网络平台。探讨网络平台在这一计划中面对其扶助对象――留守儿童的利弊，在贫困地区实施的可行性。通过讨论，要使学生认识到扶助计划的可行性、针对性是不能脱离扶助对象及其生存环境的，在研究、制定扶助计划的过程中，切实可行是整个计划的核心与基础。

如此，案例分析才能真正发挥教学活动的积极作用，做到学生学有所得。

参考文献：

[1]孟迎辉.《行政管理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方法[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8（4）

住房保障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单独二孩”；低生育；原因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8-000-01

生育意愿是个人或家庭出于对子女的偏好、考虑到各种限制条件后生育愿望的表达，包括期望生育子女数量、性别、生育时间和间隔（顾宝昌，2011），是生育观念的反应，是预测人们生育行为最直接的变量。全国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于2014年正式实施，但近一年现实表明，二孩申请远低于预期，生育意愿低。

一、“单独二孩”生育政策

面对长期的低生育水平、日益突出的人口结构性问题、不断缩减的家庭规模、长期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速度加快的人口老龄化等严峻问题，我国政府早在2008年就开始筹备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工作。2013年3月，为进一步对调整政策进行研宄论证，国家卫计委开展多方案人口预测和全国性生育意愿调查。根据预测，政策调整后的近几年出生人口会有所增加，但相对于现阶段每年出生的1650万人口，每年多增加的100至200万人口不会对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造成大的负担。几经调研、论证、讨论、酝酿，该调整政策，即“单独二孩”政策，于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被提出。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提出后，为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单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30日《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出台，该意见给出了启动此次调整政策的总体思路，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规定了《有序推进这项工作要取的措施。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在中央精神的指示下，各省（区、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始逐步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现阶段，除、新疆外，29个省、区、市已依法启动实施了 “单独两孩”政策。其中，浙江省率先于2014年1月17日启动实施，是全国最早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省份。全国29个省、区、市2014年上半年都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他们出台政策的共同点基本上都是把原先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修改为“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己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二、“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政策实施前，按照一些专家和政府官员的预测，在经历长期的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的生育政策之后，育龄夫妇一旦获得拥有“生育二孩”的机会，长期积压的生育势能必然爆发，从而会出现申请高潮，继而引发一场人口出生的高潮。

在启动实施全国性的单独二孩政策之前，受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3年8月在全国大陆除新疆之外的29个省（市）对63000多名20-44岁已婚者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1.93，现有一孩单独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1。该调查做出推断，全国符合条件生育二胎的单独家庭有1100万对，预计五年内应该每年有200万左右的单独二孩出生。

但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单独二孩申请人数远低于此前的调查预期。在过去的大半年中，符合生育条件而又提出申请的人数大大低于先前预估的规模。截至12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仅有100万对，比例仅占符合条件单独二孩夫妇的9%，不到预计出生年出生200万的二分之一，与原先的预测相差甚远。也就是说，出现了单独二孩申请遇冷的现象。

三、低生育意愿产生深层原因分析

为了解“单独二孩”政策实施预冷的深层原因，与部分户籍被调查者进行了面对面的结构性访谈，进一步了解影响东城区居民生育意愿的因素，此次调查根据被访者的婚姻状况及家庭类型选取了20位访谈对象，其中未婚者共3人、已婚未育者共5人、单独家庭已生育一个子女者共4人、双独家庭已生育一个子女者共3人、非独家庭已生育一个子女者共1人、有二个孩子的被访者共2人，离婚者1人、再婚者1人。

（一）生活压力大

大部分被访者表示，他们自己以及身边的同事、邻居不愿意生育二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生活压力太大，养育一个子女需要高昂的费用，使得人们对生育第二个子女望而却步。为了不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所以一般不会选择要第二个孩子。被访者表示生育第二个子女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不仅需要考虑经济问题，还需要考虑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制约想生育二孩的却不愿生二胎的主要因素。

（二）更加注重子女质量

现代社会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大大提升，生育不再只是简单的把孩子生下来，还需要把孩子培养得有“出息”。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子女的教育更是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访谈中，笔者也发现教育费用以及教育资源也是被访者最关心的问题。如果自己的经济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生育第二个孩子，不仅新出生的子女教育难以保障，第一个子女的教育也会受到影响，反而达不到良好教育的目的。

（三）孩子照料问题难

如北京高昂的教育以及生活费用，都使得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夫妻双方都必须参加工作，才能支撑一个家庭养育一个子女的费用。但现实是，子女未上幼儿园之前的这段时期如果双方父母身体健康，且有空闲时间就可以帮忙照料，如果双方父母没有办法帮忙照顾则需要牺牲夫妻中的一人来照料。访谈中，被访者也表示如果单靠自己或夫妻双方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养孩子，孩子出生以后都需要父母帮衬、照顾，不然需要牺牲夫妻一方（一般是女方）来照料，由此生活压力也会更大。

四、结束语

当今人们再生育意愿普遍不高，未来生育政策的宽松与否可能不会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太大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可能会是我国政府鼓励生育的开端，我们需尽快认识到这一点，采取措施合理引导经济发达地区的满足条件的家庭再生育，这对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非常有必要。

参考文献：

[1]顾宝昌，李建新.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王广州，胡耀岭，张丽萍.中国生育政策调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住房保障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一分为二,看理论版的优势劣势

然而,呆板、可读性差,这是常听到的读者对报纸理论版的评价。理论版可读性差,理论版难办,也是编辑普遍感到头疼的问题。理论版真的是天生劣势、难有作为?对此,我们应辩证地看。综观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平面媒体,晚报、都市报、生活报一般没有理论版。在新闻竞争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理论版恰恰是党报区隔其它纸媒的特殊阵地,是“独门功夫”,没有做不好的理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惟一性,缺乏竞争性,没有压力就缺失改革创新的动力,也养懒了一些理论版编辑,致使有的理论版办报思路老化、宣传内容模式化、表达方式固定化、版面形式“老气横秋”。理论版的劣势与其说是先天的,不如说是编辑后天养成的。

时代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涵养。科学的理论,始终指导着社会的实践。回眸历史,正是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掀起了气势磅礴的改革开放,30年来,每一次实践的重大飞跃,每一次体制的重大突破,都是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结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宣传同样要起到先锋探路的作用。扛起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党报理论版责无旁贷。

业内有人说过,党报理论版从不缺少思想,缺少的是“思想的表情”。诚然,没有表情的理论宣传只能是一厢情愿,勾不起读者的悦读欲望,摆脱不了被一翻而过的窘境。笔者认为,理论版要主动站出来“吆喝”自己,吸引大众,关键是在“活”字上下功夫,练好“活”字功,做到“四活”,即“鲜活、活络、活气、活泼”。

鲜活,议题紧跟新闻注重时效

报纸作为新闻纸,时效性是对各个版的要求,理论版当然不能例外。但是,理论版一般以周刊的形式见报,其时效性不能与时政要闻拼快捷,而是拼新闻背后的理,把理说得深刻一点,说得精到一些,发人之所未发之言。2008年5月,国务院正式《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若干意见》,标志着海峡西岸经济区从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海西战略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对厦门而言,这是继上个世纪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后,迎来的又一次巨大的发展机遇。应该说,福建省委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5年来,厦门日报“理论探讨”版对这一地方发展策略已做了相应诠释和解读。如今,在海西战略“升格”的新闻背景下,应以新的视角说出更深刻的东西来。我们及时推出了“‘海西战略与厦门发展’策论”专栏,侧重点不再是海西战略对厦门发展的机遇、意义的务虚之论,而是务实地提出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举措。如:《离岛建港,建设大嶝厦金港》、《构建厦金特区:撬动“海西”先行先试的支点》、《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厦门产业升级》、《三层面推进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等,这些理论文章虽然只谈一个切面,但议深谈透,颇有启发性。去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理论版编辑迅速约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中青年学者,以“圆桌声音”的方式刊发了《华尔街风暴加剧中国经济周期震荡》、《美国老师倒下了,中国学生不会倒下》、《经济危机之中蕴含发展良机――厦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山路开发建设的现实启示》等文章,既理性阐释、预测国际金融危机对厦门的影响,又鼓励大家对厦门经济保持信心,还提出了不少适合厦门市情的应对之策,深受企业、读者好评。一期刊出后,读者就打电话询问下一期理论版何时刊出,是否还有这样的内容。

活络,接“地气”做足本土文章

区域性城市党报的理论宣传,要激活本地读者的悦读欲,活络与本地的关系,就要立足本土接“地气”,做足本土文章。相对于全国性报纸的理论版,要抓“点”放“面”、抓“小”放“大”。同样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也要从本地实际切入,以小见大。而且,“大”与“小”也是辩证的,对厦门日报而言,抓住厦门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也就是抓“大”。

近年来,厦门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破解发展难题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比如,针对征地拆迁难这一全国普遍性的难题,厦门首创了“金包银”工程的做法,“金”是指政府通过统一政策、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建设,在紧邻工业集中区、开发区的村庄,建设“底层店面、上部公寓”的商业用房,提供给村民作为经营性收入的来源;被征地农民通过享受征地拆迁政策和征地拆迁补偿款的投入,基本实现有“三个一”,即每户被征地农民有一套居住用房、一套公寓(用作出租)和一个店面(或一定量的经营性项目股份)。而“银”指的是就地改造的村庄。我们通过刊发系列理论文章,对这一做法进行深度解读和理论思考,提炼出:“金包银”工程探索了在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被征地农民根本利益的新途径,创造了在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模式。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厦门视察时评价道:“厦门‘金包银’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益探索!”

此外,厦门在破解“住房难”、“看病难”、“乘车难”等方面,率先开创出“保障性住房建设”、“医改的厦门蓝本”、“BRT快速公交系统”等做法,我们都及时进行理论层面地梳理和提炼,由此形成了科学发展的“厦门模式”。持续的理论宣传引起了高层的关注,2008年第13期《求是》杂志以“中共中央编译局和求是杂志社联合课题组”的名义,发表了《沿海开放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成功实践――厦门发展模式的理论思考》重头理论文章,“厦门发展模式”由此在全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活气,参与活动增强互动性

一个版面有没有可读性,体现在是否有人气上。理论版读者面过窄、人气不旺,是个老问题。而聚集人气,靠活动,靠互动。我们改变过去别人搞活动我们单纯做报道的做法,主动参与主办各种研讨会或沙龙。比如,与厦门市社科联共同主办各种研讨会,与厦门市社会发展研究会共同承办“名家讲坛”,与厦门总商会联办“民企沙龙”,与市委党校中青班合作课题调研,通过频繁“亮相”,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2007年,围绕上下关注的发展热点问题,通过实地考察研究,借鉴新加坡成功经验,就旅游会展业、陆路交通、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四个方面,推出了《打造世界旅游知名品牌》、《以公共交通为导向 发展快速路网》、《两个转变推进管理和服务创新》、《探索环保新模式 打造厦门生态城》等文章,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同时,不定期推出一些时鲜话题的理论征文,如“和谐厦门大家谈”、“特区精神纵横谈”、“‘改革开放与厦门发展’理论征文”。通过征文,不仅能发现、挖掘到优质作者,还会提升版面的影响力。征文结束后,我们又将优秀作品收集成册出版发行,进一步扩大影响。

此外,我们还通过专栏带动读者“秀观点”。去年,我们设置“观点橱窗”专栏,展示最新理论动态。先是由编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搜集最新鲜的理论观点,每期发3至4条,总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没想到,这个小板块起到活气的大作用,不少读者专门剪辑这个板块作为资料储存起来,更有读者也将自己提炼或搜集到别具一格的观点传给编辑,竞相上这个栏目。

活泼,版式力求用图简约时尚

传统理论版弊病在于条数少、文字多、用图少,即使用了,图也做得很小,黑压压的一大片文字,令人望而生畏。在厚报和浅阅读时代,这样的理论版注定是失败的。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取如下对策:

一是强调稿件条数。我们内部定下规矩,一个整版,一般不少于7条稿件。但是,这条“规矩”有时会被上级指定刊发的专版(通常是3或4篇大块文章)打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尽量避免原封不动地通篇排版,而是主动沟通,争取在保留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将大块文章按“背景、名词、数据、链接”等要素进行切割,化整为零,人为增加“条数”。

二是高度重视图片的运用。理论宣传是抽象思维,难以用图片的形象来表达,久而久之,传统理论版很少上图片,这是对理论版致命的一击。我们要求编辑在组版前,事先将拟刊用的主打稿发给摄影记者或漫画作者,请他们配图。组版时,务必要求做大一张新闻主打图,最好再配上一幅漫画,主打图增强版面的冲击力,漫画则达到美化版面的效果。除了图片,我们还注意图例、表格的综合运用。

三是非常注意细节包装。主打文章超过2500字的,一定要做核心提示,标出主题思想或最精采的论断;文中至少制作3个小插题,吸引读者深度阅读;主标题不做大而全的概括题,而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标出读者最感兴趣的“文眼”;版面整体风格追求简约,不乱套底色底纹,适当留白,让版面透气,让读者轻松阅读。

住房保障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47-02

近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逐渐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国际国内局势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空间。

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要义

1.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经过30多年的在改革开放，国力日渐强大，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一方面或单边或联手对我国进行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经济制裁，一方面加紧对我国实施文化价值观的渗透和侵略，叫嚷“为价值观而战”，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经济落后、科技落后就要挨打，哲学社会科学落后，没有正确的理想信念，就会不战而败。为此，我们不仅要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也要强调文化安全，争取国际话语权。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为人们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任，其作用和地位是其他任何科学都无法替代的。中共十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带来了新机遇。

2.解决国内各领域新生问题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环境、建设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教育公平、环境恶化、商品质量、诚信缺失、贫富分化、、地区差距、医疗保障、老龄社会等众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且不断变化。如何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解决社会公平，如何科学发展，这些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问题的正确解读和解决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引领、参谋、呐喊作用。

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并付诸行动

1.党中央和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措施。2003年2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不久，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文件阐述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指导方针和目标，对进一步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2006年，教育部出台了《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重新修订《普通高等教育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制定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实施办法（试行）》；2006年11月2日，教育部在京专门组织召开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副部长李卫红做了重要讲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介绍了经验，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创新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经验积淀；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

2.各地政府和职能部门也制定了相应政策，采取了相应措施。以河南省为例：第一，进一步加强了高校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制定查处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建立论文查真系统，提高结项和评奖质量。组织开展学风建设重点热点问题调研，发挥专家在学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改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工作。第二，打造社科管理平台，加强学术交流。成立了河南省高校社科管理研究会和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和学术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召开全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和青年论坛，打造社科交流平台，促进各高校社科管理部门的沟通合作，提升社科研究管理的水平和质量。第三，实施了新一轮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计划（2010―2014年），进一步丰富研修内容，提升研修质量，加强研修管理。第四，开展了高等学校社科研究优秀成果评奖工作，充分发挥奖励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制度，建立健全成果分类评价标准，探索建立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成果受益者参与的多元多方评价机制。第五，加强了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启动实施了高校人文社科智库建设，以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主要依托单位，在全省高校建设若干应用对策研究中心。通过课题资助的形式将高校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汇聚起来，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开展咨政策论的征集工作，编印《资政参考》，及时将高校社科界的声音传达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严谨的组织、大力的投入，使广大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及社科管理者深切体会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面临难得的机遇和良好的局面。

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住房保障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全县人才工作的领导，加快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建设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现就明确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各项人才政策，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在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整合人才工作力量和资源，充分发挥成员单位职能作用，不断强化观念创新、政策创新、机制创新和服务创新，努力形成统分结合、协调高效、优势互补、整体联动的人才工作运行机制，全面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为我县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

二、职责分工

（一）县委办、县府办

1、负责传达中央和省、市、县有关人才工作会议和文件精神。

2、协调安排需要提请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的人才工作重大事项和有关会议。

3、牵头组织或协调有关部门开展综合性的调查研究。

4、参与全县人才工作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

5、协助县委、县政府领导加强与优秀人才的联系，负责收集、反馈联系和督办有关问题。

6、组织专家咨询小组为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提供科学咨询服务，参与人才工作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

（二）县委组织部

1、指导协调人才工作，整合人才工作力量和资源。

2、牵头制定、完善全县人才政策和具体规定。

3、负责非公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和党员人才工程建设。

4、协助抓好“新台商”队伍建设。

5、负责或督促指导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

6、负责指导各类人才联谊会建设和管理。

7、组织高层次人才的学历教育、进修、送培工作，管理全县各类人才培训工作。

8、指导抓好创新型领军人才的选拔、培养和管理等工作。

9、健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加强对人才工作的指导、督促和考核。

10、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人才工作的基础性工作。

11、加强人才工作机构和人才工作队伍建设。

12、承担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管理职能，定期向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工作。

（三）县委宣传部

1、负责人才强县、人才工作政策和优秀人才先进事迹、人才工作先进单位典型经验的宣传，研究制定全县人才工作的宣传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协调和宏观管理全县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社会科学领域人才工作，指导和协调全县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3、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做好各类人才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职业道德宣传教育工作。

4、负责全县政工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

5、负责全县新闻系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

（四）县委统战部

1、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党外人才的培养选拔、教育培训和党外代表人士的安排和使用等工作。

2、宣传、贯彻党的人才政策，调查了解党与党外人才的合作共事情况，总结交流经验，调动党外人才的积极性。

3、了解和研究党外人才的思想动态，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做好党外人才引进、培养、使用的政策性意见和建议。

4、重点掌握和联系一批党外人才、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优秀人才。

5、参与制定有关党外人才政策，利用统战工作渠道做好人才引进及引智工作。

（五）县发展和改革局

1、参与研究制定与全县科技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规划、计划相适应的中长期人才规划和人才工作目标。

2、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对全县重大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

3、协同做好人才工作目标的落实和检查工作。

（六）县经贸局

1、牵头负责全县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综合管理，研究制定调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及专业技术人才积极性的政策措施。

2、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企业管理人才的培训工作，提出年度培训工作目标，落实年度培训计划。

3、配合做好全县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

4、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为企业引进人才和智力的牵线搭桥工作，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和合作。

5、负责研究建立和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全县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信息库。

（七）县教育局

1、负责做好教育系统人才工作，研究制定教育领军人才开发培养的规划和措施。

2、实施名师、名校长造就工程，做好名师、名校长等的选拔培养工作。

3、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子女的基础教育给予支持和帮助。

4、对各类人才的培训提供教学点、师资等教育资源。

（八）县科技局

1、协助做好全县科技人才队伍的培养和管理工作。

2、会同有关部门贯彻落实科技进步与人才工作责任制，并做好指导、检查、督促工作。

3、负责对科技进步奖的组织、评审工作。

4、组织重大科技攻关，促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九）县财政局

1、负责安排和核拨人才专项资金，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2、参与制定、修改、完善有关人才待遇的规定和办法。

（十）县人劳社保局

1、负责全县人才队伍的综合管理，研究制定全县人才开发培养的规划和政策措施。

2、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人才的培训培养和引进工作，建立健全全县人才信息库，负责全县各类人才宏观统计。

3、负责全县专业技术职称制度改革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定的综合管理；负责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管理工作。

4、负责全县职业技能鉴定和技师、高级技师的资格评审工作。

5、制定并组织实施人才流动开发、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和人力市场管理等政策；不断完善人力市场体系，拓宽人才服务领域，完善人才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6、管理全县公务员队伍，负责全县公务员队伍的培训、管理及宏观指导工作。

7、负责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151人才”等的推荐和服务工作，做好市“211”人才的选拔、奖励、培训和管理工作。

8、负责回国来玉留学人员和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管理服务工作；负责全县各类人才的引进工作，管理协调外国专家工作。

9、负责建立和完善各类人才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机制工作。

10、指导、协调全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十一）县建设规划局

1、负责做好城建系统人才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2、根据国家房改政策和我县实际情况，负责做好人才公寓建设工作。

3、制定出台外籍人才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有关政策。

（十二）县农业局

1、协调做好农业系统的人才工作，研究提出农业人才建设政策意见，调动人才队伍积极性，发挥人才的创造性。

2、牵头开展农民素质培训工作，开发农村人才资源。

3、牵头组织或参与全县农村人才建设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加强全县农村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

4、参与对农村人才规划、培养、引进工作的指导。

（十三）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负责做好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系统人才工作，研究制定人才开发培养的规划和措施。

2、负责推荐县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3、负责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系统高层次人才的联系、服务和管理工作。

4、加大文艺急需人才引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力度。

（十四）县卫生局

1、负责做好卫生系统人才工作，研究制定卫生领军人才开发培养的规划和措施。

2、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高级人才医疗保健措施，做好高级人才体检工作，建立高级人才健康档案

3、负责卫生系统高层次人才的联系、服务和管理工作。

（十五）县科协

1、发挥党委和政府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建好“科技工作者之家”，组织科技人员开展学术交流、科学普及、技术推广、咨询服务和国际民间科技交流等活动。

2、接受委托，承担科技项目评估与论证、科技成果鉴定等任务，组织科技专家、学者开展软课题研究和决策论证，办好“**科技讲坛”。

3、负责开展农函大培训、农民技术职称评定和农技协服务工作，培养农村实用型乡土人才。

4、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科普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科普工作者、自然科学优秀论文的评选、表彰和宣传工作。

5、建立科技人员合法权益维护组织，做好科技人员的维权工作。

三、工作要求

1、各成员单位要站在全县人才工作大局的高度，切实履行职责，落实各项措施，做到相互协调配合，确保全县人才工作运行机制协调高效，各项职责落到实处。

2、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和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的工作要点，制定本单位具体的工作计划，并认真抓好落实。要定期向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各自履行职责和人才工作进展情况，每年年底前向县委人才领导小组书面报告年度人才工作完成情况和下年度工作计划。

3、各成员单位出台涉及全局性的人才工作政策、规定，人才工作的重要会议、重要活动和重要事项，要及时报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

4、各成员单位要明确专门职能处室和人才工作联络员，负责本部门、本系统人才工作牵头组织、协调联络等工作。

5、遇到全局性工作，各成员单位要统筹安排，协调力量参与，共同完成任务。

住房保障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福利制度模式；普遍利；选择利；英国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133-05

福利制度模式有多种分类方法，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依据不同的标准对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模式加以划分，但其中所包括的内容和蕴涵的意义是不相同的。本文通过对英国福利制度模式多个角度的考察，了解英国福利制度模式转变所包含的深刻内涵，以及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改革过程中关于福利制度模式选择所带来的思考。

1.福利制度模式划分理论

1.1 普遍性与选择利制度

在福利国家的制度模式研究中，学者们通常将福利模式划分为普遍利制度和选择利制度。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著名的社会学家威伦斯基(Wilensky)和黎包克斯(Lebeaux)在研究工业化对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时，根据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中承担的职能，区别了两种主要的社会福利概念。一为“补缺型”（residual，国内一般翻译为“剩余”或“残余”、 “补救”）福利概念。这种概念认为国家的社会福利机构只有在其他“正常”的供给渠道如家庭和市场不能维持时，才应为遇到困难的人提供帮助，所以称为“补缺型”的福利。另一种是被称之为“制度型”（institutional,也称为“机制式”）的福利概念，这种概念把社会服务当作工业社会正常的和第一线的功能。第一种概念主张为弱势群体提供有限的、基于家计调查(means-tested)的服务①，而第二种概念则把促进社会福利和针对整个人口提供的服务制度化了，人们将其通称普遍性社会福利②。

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研究专家蒂特马斯(Titmuss)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使用了一个极为类似的理论框架：普遍利和选择利。按照蒂特马斯的解释，普遍性（universal）福利供给指的是以不使接受者丧失地位、尊严、自尊的方式，把物品和服务更有效地、更方便地提供给有关的全部人口。以这样的方式向有关的人提供物品或服务，能够使接受社会供给的人不产生劣等、贫困、羞愧、污名的意识。选择性(selective)福利供给指的是通过对个人或家庭的财产和收入状况的调查，界定出哪些人确实属于穷人，而后才给予减免费用的服务或现金补贴。

在以上两种分类中，普遍性模式在内涵上等同于制度型模式，而选择性模式相当于补缺型福利制度模式。两种福利制度模式之间的区别体现了政策层面上关于福利提供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福利制度化(institutiona1)观点的支持者认为获得福利服务应该是提供给每一个人的一种权利。所以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来享受社会福利服务；但其最大缺点是容易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导致缺乏工作与进取的激励。其另一个缺陷在于由于每个人都有享受福利服务的机会，所以很容易造成社会福利资源的浪费情形。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相当多的措施都采取这个模式，在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国民失业保险、家庭儿童津贴（Family Allowance）与退休保险等，以及国民健康服务均属这种模式。剩余论者(residualist)则认为福利只应该提供给不能满足自己的福利需求、真正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这种福利模式属于社会福利资源的再分配。它透过社会福利机构，分配给那些真正需要福利服务的低收入者，其服务的对象是有选择的而非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家庭补助、国民救助与住房政策中的公共住房供应等均属这种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在于能够避免社会福利资源无谓的浪费，同时可以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准而不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其缺陷在于容易使受益人由于接受财力调查而产生耻辱感（stigma）。两者的区分参见下表所列内容。在社会福利的供给中，补缺的（residual）、家计调查的(means-tested)、选择性的(selecting)和近十几年来流行的目标定位(targeting)方法，指的都是针对弱势群体的福利供给原则，属于选择利模式。

资料来源：十方译：“欧盟就业和社会保护政策协调之间问题研究”，《社会保险研究》第九期。

1.2 艾斯平―安德森关于福利体制的划分

当代关于福利国家体制的全面论述，当属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丹麦学者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1ism)(1990)一书是对福利国家理论的最新补充。安德森评价了福利的去商品化程度，即福利服务摆脱市场的程度。在一个高度去商品化的制度中，福利是由公共提供的，而且不以任何方式与个人的收入或经济资源相联系。而在商品化制度中，福利服务更类似于商品，也就是说与其他任何商品或服务一样可以在市场上出售。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养老金、失业以及收入支持方面的政策，艾斯平―安德森确认了下面三种福利国家的类型：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保守的合作主义模式以及自由主义模式，并将主要福利国家划归为其中的一种模式，这便是所谓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其中，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是高度去商品化的，福利服务由国家进行资助，所有公民都可以获得(普遍补助)。而自由主义福利模式是指高度商品化的并且大多数人期望通过市场来购买自己的福利。

在对福利国家的三个世界体系划分中，人们进一步从预算约束、高就业和社会平等三个方面加以归纳，得出了福利国家的三难困境。即福利国家在以上三个约束条件中，由于不能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而形成这个三难困境（见图1）。这实际上是对艾斯平―安德森理论的一个应用，同时也是表明一些国家福利体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面临转型的主要依据。

从理论上讲，在预算控制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需要在就业和社会保护之间进行权衡。有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不能够同时追求收入平等、就业增长和财政自律三个目标，而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目标，所以总有一个目标要被放弃。按照艾斯平―安德森的定义，根据优先目标的不同，建立了三个理想的福利国家模型③：第一个模型把财政自律和增加就业作为优先目标。这是新自由主义福利制度模型；第二个模型强调财政自律和收入平等。这是基督教民主主义福利模型；第三个模型把收入平等和增加就业作为优先目标。这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模型。

结合前面艾斯平―安德森关于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民主主义将追求社会平等和充分就业作为追求的首要目标，其福利制度是普享型的，社会保险的缴费与给付采取单一费率，既不与人们是否就业相联系，也不与人们不同的收入水平相挂钩。在这种模式中，作为确定和区别人们在福利受益资格方面的家计调查式津贴给付所占比例很小。但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在不考虑预算约束的情况下无法维持其持续发展。而新自由主义福利制度模式的最根本特点是缩减国家在福利提供方面的职责，强调私人和市场在福利提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新自由主义福利制度模式中，不仅福利开支规模小，而且福利项目相对较少，福利所覆盖的群体规模相对小，福利受益资格较为严格，而且福利给付并不是很慷慨。

2.英国福利国家体制与模式的划分

基于以上福利制度模式理论，我们结合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演变，来考察其福利制度模式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的内涵比社会保障的内涵宽，它是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在内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围绕着不同的目标对英国福利国家体制加以划分，反映出社会福利的多元化特征。在对英国福利体制进行划分的诸多依据中，既有按照国家职责、公民权利、福利资源的配置方式进行划分，也有按照国家政权类型、税收与福利支出的关联度等角度加以归类。从不同的文献中，笔者归纳出不同的学者对英国福利制度模式的界定有以下几种。

2.1 贝弗里奇模式

按照英国福利国家体制最初确立的情况看，英国福利国家体制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之初是按照贝弗里奇设计的蓝图建构的，通常被人们称之为贝弗里奇模式。这一模式比德国俾斯麦模式、美国的新政模式（New Deal）都要广泛④，它强调福利不应只与贫穷与饥饿连在一起，也不仅仅是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而是对个人福利是社会集体的责任理念的强调。贝弗里奇模型有四个主要的特征：（1）是将选择式的社会保险扩充到普享式(universal)，不只工人或就业人口才可以享有福利，只要是国民均有权利被涵盖在社会保险或社会安全制度内；（2）保险给付应是均一费率(flat rate)，保险费也是均等费率；（3）国家最低生活标准保障，不再只是给予有限的公共救助，而是维持国民最低基本生存；（4）以保险费支付为主，而非税收支付原则。

按照前文所述的模式划分理论，贝弗里奇的福利国家模式是一种制度型（institutional）模式，或称普享利，表现出的是“社会最低”（social minimum）原则，所有国民都被授权享有基本生存的权利，这也正体现了马歇尔所说的社会权利思想，这种权利是无条件的，不分贫富、性别、种族、有无工作等。制度型模式认为市场并不能扮演初级福利分配的功能，相反，主要的福利分配者应该是政府。贝弗里奇模式在英国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主要归因于战后英国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就贝弗里奇报告的实践而言，最典型的是1948年的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NHS)，号称是英国福利国家“皇冠上的明珠”和重要象征⑤。由于贝弗里奇模式是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不断蔓延的条件下建立，又正是在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党执政时期建立，因此该模式在价值取向上与工党的意识形态相吻合，其实质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制度。

2.2 自由主义制度模式

在艾斯平―安德森的划分中，大多数北欧国家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美国属于自由主义福利模式，而对于产生最早、福利项目最多、福利政策体系最为成熟的英国福利制度模式也被划归为自由主义福利模式之中（见表2）。

对此，台湾学者林万亿的理解是，英国的福利国家体制兼具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只是从量化的分值上，自由主义倾向较为明显⑥。相反的，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是普享主义(universal)的，其具体表现是给付的水平不因职业类别有太大的差异⑦。自由主义福利政策的决定因素（或称参数）有三：一是资产调查式给付所占比率的多少，用社会救助占公共社会经费（排除公务员给付）的比率来衡量；二是私人部门年金的重要性，以私人部门年金占总年金支出的比率来计算；三是私人部门健康照顾的比重，采用私人部门占健康支出的比率来计量。就阶层化的角度来看，英国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是一种剩余主义(residual)，相对地依赖资产调查（means-tested）；在财政负担形式上，相对地依赖个别投保人的保险费；而且，相对地侧重志愿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福利。

2.3 对英国福利制度模式研究的进一步扩展

除以上两种主流的关于英国福利制度模式划分理论以外，英国社会政策学家霍华德•格林内斯特从税收能力和福利体制之间的关系对英美两国的福利体制进行了分析。从表3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国的福利制度模式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社会民主体制，80～90年代的自由主义体制和新世纪以来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下的工党选择主义（相对于普遍主义而言）体制的发展演变过程⑧。 结合福利国家的三难困境来看，英国自1976年工党政府被迫放弃无法实现的充分就业目标以后⑨，随着对福利开支约束的增强，英国福利国家体制逐渐开始由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向新自由主义模式转变，这个结论与上面的结果相吻合。

在撒切尔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布莱尔时期的工党选择主义之间，前者更强调收缩国家的职责，削减福利支出（尽管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甚至以牺牲公平来实现效率，而后者则更强调增强个人的责任与义务，提倡工作福利，在政府和社会实施“公助”的同时，增强公民的“自助”。

台湾学者吴老德对主要西方国家福利制度分析后认为，从取得福利的权威或受益资格角度，可以将福利制度分为以个人的工作地位为基础、按就业身份获得受保障资格的“工作地位模式”和以公民地位为基础、强调政府保障国民基本生活及提供平等经济机会的“公民地位模式”⑩。前者以德国和美国为代表，后者以瑞典和英国为代表。在公民地位模式下，政府提供普及全民的社会保险与社会津贴，因此，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通常较“工作地位”的国家为高。英国与瑞典虽属于公民地位模式，但英国由于只提供最低水平的普及性社会津贴，以及在预算控制的考虑下提供社会保险及救助，所以英国与美国一样同属于低福利支出国家，而与瑞典存有区别（参见图2）。

根据对英国福利国家体制模式的研究，笔者认为：

首先，按照艾斯平―安德森关于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划分，英国并不是明确地属于这三种“理想型”，或者不是三个世界中的某种典型形态。以前它更接近于社会民主模式，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福利改革，已使它更为接近具有较高商品化水平的自由主义福利制度。这也可以通过霍华德•格林内斯特（Howard Glennerster）关于税收能力与福利国家的关联性得到印证。

其次，撒切尔执政之前的英国就已有覆盖全体国民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国民健康服务”制度（NHS）和家庭津贴制度，表现出较多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特征。所以，英国同时兼有补缺型与制度型福利模式以及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某些特征，应该是“混合型”的模式。这也可以从前面关于福利国家政权倾向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强弱关系中得出这个结论。

第三，在福利制度模式的选择上，英国主要政党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起了决定作用。英国福利国家建成初期的贝弗里奇普享型福利模式中强调项目全面、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突出了工党信奉的社会民主主义关于社会公平的理念。然而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家计调查的作用日趋增大，所以贝弗里奇的蓝图在那个时代便已经被打了折扣。随着经济形势的日趋严峻，凯恩斯主义的失灵，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福利依赖人口所形成的压力，使英国普遍利模式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政府以削减开支为主要手段、以收缩国家职责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中，福利制度模式日趋选择性，走向剩余主义。无论是通过强调家计调查津贴的作用，还是加强目标定位机制的功能，抑或不断收缩或降低政府的职责，都体现出这种转变，这与保守党原本对福利国家的理解甚至敌视的观点相吻合。

第四，在公民权利赋予方面，日益呈现出相对剥夺的趋势。英国福利国家建立之初的基本理念强调公平和平等，强调个人的福利是社会集体的责任，主张所有国民都被授予享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即公民资格中的社会权利。这种权利是无条件的，不分贫富、性别、种族、有无工作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以后，不仅福利津贴水平降低，而且受益资格日趋严格、附加条件不断增加、准入门槛日益提高、受益群体越来越有选择性和针对性，使公民资格中的社会权利呈现出相对剥夺的趋势。

英国由普遍利向选择利转变意味着：首先，目前在许多国家，领取、接受保障福利金正从一种权利转变为必须满足一定条件的申领。这些条件包括：收入验证、财产验证、接受培训的可能性、中断低龄在校生福利金等，这些措施在政治和心理方面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观念的转变，意味着公助与自助相结合的理念在普及；其次，福利制度模式的转变是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兴起直接相关的。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者反对普享型福利国家，主张并致力于削减福利支出，重新确定个人、国家和家庭的责任，通过家庭里的后代或市场来满足自身需要。这一政治力量的兴起，与福利国家的改革浪潮和思潮形成互动，不仅使目标定位（targeting）成为逐步废除普享利模式的一种手段B11，也促使各主要国家的福利体制由普享性向选择性转变。

3.对中国福利制度模式选择的思考

福利制度的设计，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更要和公民社会的培育相联系。囿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出发点是与国有企业改革相配套，因而从取得福利的权利或受益资格角度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处于以个人的工作地位为基础、按就业身份获得受保障资格的“工作地位模式”的阶段，还没有达到以公民地位为基础、突出政府保障国民基本生活及提供平等经济机会的“公民地位模式”。由于数亿贫困农民没有享受社会保障，使社会保障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城乡分治，而且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导致同属于国有经济的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待遇存在较大差别。这既影响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又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效率。中国福利制度模式的选择不仅受制于追求社会平等和高就业目标下的预算约束，还要受制于我国几千年来的城乡分治格局、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充分和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错位与缺位。因此，不论从价值理念还是从现实制度上看，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模式一直是剩余模式。换言之，无论从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小、广大的农民和农民工尚未有效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还是从社会保障项目与社会福利的内涵与外延狭窄的角度看，抑或从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中所发挥的有限职能讲，我国的福利制度模式都是属于剩余型或者补缺型的，而且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多大改变。综合上述客观的制约因素和面临的诸多困境，对于中国福利制度模式的探讨，不论从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角度看，都应当结合中国目前具体的国情来进行。尽管如此，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民众迫切需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工业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风险。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而言，最迫切的是建构一种能满足大多数人生存需要的福利保障制度，而不是满足少部分人幸福需要的福利保障制度。首先，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对社会保障的强烈诉求条件下，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以及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客观条件下，应向剩余型福利制度模式倾斜。剩余模式的福利制度的基本取向在于社会上某些弱势群体有着特殊的需要，社会有责任发挥补救性的功能去安置他们，其理念是“只为最不能自助的人提供帮助”。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乃民生之基，而解决民生问题要首先着眼于生活困难群体。在中国城乡，生活困难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农民。有学者呼吁，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应从普遍目标转向选择目标，由“富人定向”到“穷人定向”B12，“社保制度应该坚持‘补救’模式”等B13，加强对数量庞大的农民和劳工的社会保护。

其次，政府应该充分承担起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的政策目标，采用通过利用最低的经济成本以保障社会安定的福利政策，从而确保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国家和政府的主要责任放在社会底层上，有限的福利资源也集中在社会底层上，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这是防止社会动荡的重要屏障，是真正发挥社会保障这个“安全网”功能的重要基础。

注 释：

①means-tested.在国内相关著述中经常被翻译为家计审查、资产测查、收入调查、资力审查等，意指在发放救济津贴前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如果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高于相关规定，则不能享受有关福利.

②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商务印书馆2000:90～91.

③参见 “欧盟就业和社会保护政策协调之间问题研究”［M］.社会保险研究,(9).

④俾斯麦模式是最早的福利国家模式，是人类最早以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来取代传统资产调查的济贫法体系的社会政策。1884年健康保险是俾斯麦的第一个立法，以强制性与工资有关的保险来保障工人的健康，这种模式是德国进入福利国家的开始，但属于以男性劳工为主的社会保险制度，有工作及有缴保费者才具有保障，所以也被批评为保守的福利国家模型。美国新政模式强调个人自由、独立的社会价值，强调经济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原则，国家只能保护每个人起点平等，因此着重从财政与货币层面来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充分就业。

⑤林万亿.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M］.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4:110,由于这个显著的标志，使得一些学者认为英国相比较而言是社会服务国家，而不是社会保险与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

⑥林万亿.同上，第141页.

⑦林万亿.同上，第140页.

⑧［英］霍华德•格林内斯特.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M］.商务印书馆，2003:145.

⑨1976年的经济危机打破了战后英国社会政策方面的连续性，迫使卡拉汉政府明确放弃充分就业的保证.

⑩ 吴老德.正义理论与福利国家［M］.台湾五南出版公司,2000:180.

B11 ISSA丛书.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全球发展趋势与展望［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155～156.

B12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M］.湖南出版社,1999.

住房保障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一、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简述

城乡二元结构转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很多学者从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主要有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换理论、拉尼斯—费景汉的二元经济转换模型和舒尔茨的二元经济转变理论。

（一）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换理论

1954年刘易斯在其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二元经济模型。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该模型一直被认为是解释劳动力剩余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1]。该理论以不变工资条件下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为前提假设，把国民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生产效率较高的现代化的工业生产部门，另一个是生产效率为零的传统的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不断的利用利润进行再投资，扩大工业部门的产量和实现就业增加。

城乡二元结构初期，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较高，具有相对于农业部门较高的工资，致使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在此吸引下不断的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这也是资本家可以以不变工资获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原因。在劳动力不断转移、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最终使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工农业趋向于均衡发展，这个过程的完成是自然进行的。

（二）拉尼斯—费景汉的二元经济转换模型

美国经济学教授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认为刘易斯的理论有两个缺点：一是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重要性，把它完全看成了被动部门。二是没有注意到农村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应该是农村中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先决条件[2]。他们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也就是拉尼斯—费景汉二元经济转换模型。

此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是期初只有农民，并且农民的工资是由制度规定的平均农产品。工业的出现使得资本家可以以不低于农民制度规定的工资招到工人，但是随着农民不断的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农民劳动的边际产品在不断的上升，由起初的等于零到大于零，最后大于制度工资。他们指出，由于农民的边际产品不断上升会导致劳动力的流动相对于刘易斯理论提前终止，由此城乡二元结构转换不能自然完成，在这时就需要利用工业利润对农业进行投资，以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三）舒尔茨的二元经济转变理论

舒尔茨反对以轻视和牺牲农业来发展经济的做法[3]。舒尔茨认为农民低收入的原因是低收入的路径依赖和缺乏高收入的经济刺激，因此，他主张采用市场方式对农民进行经济刺激，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另外，舒尔茨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认为改造农业生产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由于农民对于新生产要素的购买力较低，所以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资助。舒尔茨的理论对农业的分析非常透彻，但是他忽视了工业化发展对于农业发展的积极带动作用，这成为该理论的一大缺憾。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刘乃星，关变娜：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特色、民生绩效及对策分析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25卷第6期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特定的制度、政策密切相关，这也导致了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行政主导性浓厚。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严重挤压农民的利益

建国之初，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农民面临饥饿的困扰。鉴于此种情况，国家根据苏联的成功经验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路线[4]。但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严重缺乏发展重工业所需的资本，于是，国家就从农业着手，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通过行政命令制定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使二者之间出现“剪刀差”，以此为工业发展积累启动资本。这种农产品在交易中的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工业产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的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和农业的发展。

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明显，这使农民产生了向城市转移的动力。而此时城市工业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无法承载更多的人口，一旦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将会引起造成城市失业人口增加等社会问题。可以说，城市经济发展的不足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

（二）确立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自由流动

为了缓解农民进城给工业和城市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我国政府开始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于1958年1月9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将城乡有别的户口登记制度与限制迁徙制度固定下来[5]。

户籍制度的确立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这就使得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个矛盾的存在和加剧，严重影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出，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缓慢，农业发展严重受阻。户籍制度的确立不但影响了人口的流动，还影响了后来许多公共财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

（三）城乡二元的公共财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剧城乡二元结构

公共财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基本都以城市和农村或者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户籍）作为区分标准，形成了城乡不同的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制度。比如说，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教育和医疗制度一直以来都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性，城市的公共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这就拉大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再加上社会福利的刚性特点，使得城乡二元结构具有不可逆的性质。养老制度在城乡之间则是更加不同，农村一贯的是养儿防老，而城市则有退休金或养老金。

公共财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直接导致了城市和农村之间巨大的福利差距，促使更多的农村人口想方设法地成为城市人口。而农村籍的大学生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很多从贫困地区走出来的大学生都迫切希望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很少愿意再回老家。同时东中西三部在福利方面的巨大差异，也促使这些大学生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流动。人才的流失，导致农村形成一个越发贫困的恶性循环，而这个恶性循环的起因则是城市和农村之间巨大的福利差异。

（四）农村贫困的循环与累积因果分析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是由冈纳·缪尔达尔提出的，是斯密得的《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中制度状态的一种[6]。农村贫困的循环与累积因果分析是指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城乡二元福利结构的作用下，优质人力资本只有大量输出而缺乏输入，导致这些地区贫困的恶性循环。众所周知，教育是民生之基，国家为了全国教育的均衡发展，几乎在每一个省市都设有“211”工程院校。这些院校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但这其中愿意深入基层、扎根西部的人才却少之又少。人才的流动具有很强的趋利性，很多西部地区的高中毕业生希望到沿海大城市读大学，并且他们中很少有人再愿意毕业后回到农村老家。由此可见，这些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最终结果是优质人力资本离开，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继续贫困（见图1）。

图1循环与累积因果分析

根据循环累积分析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信息流、求学的学生流和留在城市的学生流三者组成一个循环，并且信息流强化学生流的流动。这种强化是潜移默化的，也是人们心中争强好胜的潜在要求。从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方面来讲循环是无可厚非，但是在我国现行的决策体制下，长期以来参政议政者主要为城市人口，在福利刚性前提下，他们势必努力保证自己利益优先得到满足。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循环的存在，真正适合参政议政的人选确实也集中在城市，但是他们却没法从根本上代表农民利益，由此自然造成我国现在民生问题凸显的现状，收入分配、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亟待解决。

三、城乡二元结构民生绩效的状态-结构-绩效（SSP）分析及对策

许多学者认识到体制机制是民生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但却忽略了城乡二元结构与体制机制的网状结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循环与累积因果关系。这致使他们提出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措施仅聚焦在点对点的针对性上，而忽视了产生民生问题的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很少有学者用SSP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在此，笔者结合以往研究的缺陷，本着创新的原则，运用SSP理论对与民生有关的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一）状态-结构-绩效（SSP）理论简述

状态-结构-绩效（SSP）理论由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阿兰·斯密得在其《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此理论用以分析制度、制度变迁以及制定制度的规则的变迁。状态是影响人们相互依赖性的环境与产品特性，制度的状态就是制度要调整的对象。结构是指人们选择的制度方案，以此确定由各种技术条件的状态决定的相互依赖性。制度的结构决定了谁的利益得到满足，同时谁的利益将受损失。绩效则是对制度进行比较的变量，绩效衡量要回答的问题是制度A与制度B的比较中谁的利益得到满足。斯密德根据物品的特性对状态进行了分类，他认为不同的物品特性会带来不同的状态，相同的制度或权利应用于具有不同特性的物品时，会带来不同的绩效。制度的绩效取决于竞争团体可表达的利益，而制度或权利选择是绩效变化的工具。这个范式在某种意义上讲，所要探究的绩效是既定状态下制度或权利选择的函数[6]。

（二）循环与累积因果关系的破解

缪尔达尔在分析美国黑人贫困、教育与期望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发现，黑人受到歧视，是他们接受教育少和收入低，结果导致黑人期望低且不可能进行他们所拥有的糟糕选择[6]。通过对比分析可知，城乡之间福利的巨大差距，使得农村人口产生了转移到城市享受较好福利的期望。与此同时，现实的因素又致使他们只能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这一种方法来实现进入城市的梦想。于是，很多农村学生奋发向上、刻苦学习，最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如愿进入大学并最终留在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使更多的农村学生强化了通过升学进入城市的期望。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造成农村人力资本短缺或者说农民受教育年限较短的恶性循环，这也是导致民生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见表1）。

表1循环与累积因果关系状态结构绩效福利差距，求学进城与享受福利之间的相互关系1.二元的福利制度

2.制度变迁1.循环继续

2.城乡一体化在此，笔者的分析之所以从循环与累积因果关系开始，是因为这一关系的破解属于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需要借助正式制度变迁来实现。实际上，在农民的认识里，这已不是城市与农村福利差距的问题，而是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性质不同的问题。他们认为农村人与城市人的性质不一样，城市人高农村人一等，农村人就应该享受低福利。这一错误的认识导致很多农村人忽视通过致富等合理渠道改变其福利低的局面，而是着力于通过改变其农村人的身份来扭转这一局面。改变这一认识，不仅需要真正缩小城市和农村福利差距，而且离不开多种制度的相互配合。在此，笔者就以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作为基础来分析破解循环与累积因果关系的制度优化与变迁。

1.户籍制度的改革

户籍制度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制度，影响到了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促进内需政策等多种制度与政策。城乡二元的公共财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人为的扩大。户籍制度最初确立的目的是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限制很难打破。（参见表2）

表2户籍制度状态结构绩效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稀缺性1.户籍制度阻止人口流动

2.人口自由流动1.农村人地矛盾、收入低迷

2.城市失业人口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上升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中期

大量农民工权益无法保障（现在）1.严格的户籍制度

2.户籍制度改革1.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不稳定因素增加

2.农民工合理定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户籍制度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状态的改变是对其进行改革的重要原因。户籍制度确立之初，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刚刚开始，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而阻止劳动力自由流动政策恰好能够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促进其发展。今天，我国的工业化已进行到中后期，城市化也进行到中期，大量的农村人口（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如若再对人口流动进行严格的限制已经没有必要，反而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城市内部又出现了复杂的二元结构，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实现全国统一的户籍制度和迁徙自由是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近期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城市落户制度改革，特别是普通城市的农民工与跟随子女进城的老人的落户政策改革。要求落户人员或其投奔人员是否具有合法固定住所可以成为能否落户的条件。部分省市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已经取消了城市与农村户口的限制，而统一称为居民户口，这是户籍制度改革中取得一大进步。

2.土地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农民收入的提高需要土地制度改革的配合。土地制度改革可以促进劳动力更多、更快的流动，以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到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便利。通过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可以带来农民土地规模化经营，实现规模经济，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土地经营权流出的农民就可以借助户籍改革所提供的便利条件转移到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地方，当然这还需要农村金融制度和基层政府的大力支持。

土地制度的改革可以包括耕地、宅基地和建筑用地三个方面。具体而言，农民承包耕地要强调农民权利的稳定性和收益性，完善征地环节的管理，同时要保证耕地性质不变；农民使用宅基地则可以给农民完全的权利，但是需要严格限制宅基地的面积；工业建筑用地需要在保证耕地的前提下进行合理规划。

3.共财政制度改革

公共财政制度改革主要指教育和医疗支出制度的改革。教育（除九年义务教育外）和医疗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个人在求学和就医的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国家财政和个人共同承担，而大量低收入者的存在造成许多孩子上学贵、许多病人看病难。此外，公共财政制度的二元结构又导致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农村低收入者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要求公共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变。

从总体上讲，公共财政要调整城市与农村的支出比重，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在教育方面，公共财政需要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改善农村中小学的硬件条件，合理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大力吸引更多师范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到农村从事教育工作[7]。在医疗方面，公共财政需要加大对县、乡、村三级基层卫生机构的投资，改善相应的硬件设施并引进高水平的卫生事业人才，控制基层卫生服务价格，扩大农村卫生服务的范围。

4.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是改革原有的制度，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或增加，进而形成体系，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增强社会保障的力度，实现城市和农村享受均等的社会保障。首先，要尽快实现城市和农村养老保险的接轨，改变农村现行的养儿防老的状况。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减缓了我国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但却导致了以人口老龄化为代表的一系列问题。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摆在80后面前的重要问题，这就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给以缓解。其次，要实现城市人口和农民工的公平就业。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放开了农民进城的条件，提高了农民收入，但也出现了农民工与城市人口同工不同酬等就业问题。这就需要就业制度的保障，一方面要规范企业的用工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其维权意识。

四、结语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对民生的消极影响，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既需要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自我努力，也离不开政府、市场以及第三部门的支持。不能简单的认为民生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发展的问题，民生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发展中完成；民生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农民要避免成为被动的接受者，而应主动努力，抓住国家重视“三农问题”的契机，加快自身发展；同时民生问题的解决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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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阿兰·斯密得.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77.

住房保障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发展模式 三大改革 大学智库

美国房产领域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席卷全球,撼动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建立于虚拟经济基础之上的美国金融大厦大有倾覆的危险,金融危机也使中国和世界加深了对美国、“华盛顿共识”以及美国所代表的所谓自由精神的怀疑,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出现大的调整,美国将可能会逐渐丧失其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对中国而言恰恰是战略机遇,中国依托强势的宏观政策、调控能力和高度的金融管制,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中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2009年全年GDP增长率8.7%,世界产生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热议,作为高等教育的大学如何应对和有所作为,大学智库应该拥有立言献策的话语权,建设高水平的大学智库成为当下课题。

一、中国智库型学者的建言献策推动了三大基础性改革,进而促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

美国知名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Beijing Consensus)。“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和核心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形成经济上的优势力量等特点。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是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以俞可平、程恩富为代表的国内智库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具备如下特点:1.经济发展处于优先地位,经济增长带动综合国力增强,推行增量的经济改革,在渐进改革中实现突破,逐步注重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人文素质、教育科技、社会安定等协调和谐发展。2.坚持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场为导向实施经济改革,辅之以强势的政府宏观调控和高密度的金融管制。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公共部门发挥作用,政府适度介入可以克服市场失灵。3.全面开放中学习先进的制度、文化、科技乃至观念,“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所利用。”妥善处理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展开良好的交流合作,吸收民间组织的建议,包括大学智库组织的建言献策。4.注重公平公正、效率与和谐,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追求地区、城乡、企业、社会的综合平衡和利益共享,力求国家对公民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5.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改善民主政治,推动法治、人权建设,在示范的力量作用下让具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同,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世价值,在同西文世界的博弈中彰显东方民主的魅力。

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源自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探索和积累,正如中外学者描述的一样,成功的经验很多。但从基础的方面来看,三十多年来一直不变的核心是:通过分配手段调节资源配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也成为现阶段调控的方向;通过对教育的投入和政策引导,全面提高全体国民的劳动素质,形成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民间教育相结合的国民教育体系,为社会培养各类劳动力资源;通过各种政策、办法、奖励措施、人才工程、人才战略,培养人才、吸引人才,为科技进步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体系。而人才战略的实施又为政府制订政策予以反哺,中国智库的出现和建言献策直接推动了三大改革的进程。解读1978年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可以探寻三大改革的政策沿革。

分配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显著特点是,强调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正是建国以来制约劳动者积极性的要素。党的十二大报告开始了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承认过去的盲目发展,造成了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有缺陷、经营管理混乱和生产技术落后,强调必须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制度,分配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初级阶段的概念,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企业经营中可以通过联合投资、相互参股等多种方式,促进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合理的流动与重新组合。在收入分配方式上出现重大转变,生产要素分配上的进行重大改革。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并且逐步建立起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积极建立待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府关注的分配焦点逐渐转向民生领域。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人本思想进一步体现出来。十六大报告提出,理顺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对平均主义,防止收入悬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确立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充分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分配制度的调控,在改革的初期国家集中全民力量加强重大项目的建设和投入,使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国家实力空前提高后,用分配手段实施惠民工程,国家在贫富趋势扩大的情况下,使用分配手段开始调控差距,强调公平与效益的结合,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进行更为全面的调节。

教育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表述简明扼要,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十二大报告认为现代化建设全面铺开,迫切需要发展全面的教育,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城乡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十三大报告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令人震撼,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坚持按照实际需要,改善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克服教育脱离实际倾向,使教育为国民经济服务。并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和在职继续教育。十四大报告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要优化教育结构,鼓励自学成才,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各级政府要增加教育投入,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扩大学校办学自,促进教育同经济、科技的密切结合,教育逐渐走下神坛。十五大报告明确了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尊师重教,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首次提到教育资源与办学效益的关系问题。十六大报告将教育描述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教育为创新提供发展动力。十七大报告将教育和人力资源一同表述,“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教育的支持,离不开对教育的投入,也离不开教育自身的不断改革,离不开教育在开放中与世界的接轨,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最显著的特点是:入学率和百人大学生比例的迅速提高,无疑教育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动机。

人才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思想方式的转变、技术革命的掀起,一切离不开对人才的重视。十二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改变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努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充分释放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人才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空前凸显。十三大报告要求进一步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继续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努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对为社会作出优异成绩的人才要给予奖励。全社会要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形成特色的管理方式和制度,使各种人才成批涌现并且迅速成长社会的骨干和中坚。鼓励人才合理流动,破除论资排辈观念。十四大报告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才培养。把人员精减同提高工作效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使大批人才转移到第三产业和其他需要的岗位上去,进一步加快了人事体制改革的进程,使人才队伍进一步得到优化。十五大报告鼓励创新、竞争和合作,实施保护知识产权制度。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积极引进国外智力,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社会主义繁荣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人才科技、经济、社会的作用得到全面的肯定。十六大报告把“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十七大报告提出,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贯彻人事人才方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统筹抓好以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对人才的重视和尊重,按照人才的贡献度参与分配,改革开放30年来显著特点是构筑了培养人才的平台,海外回国人员的增多,吸引了国际人才的加盟,人才国际化交流力度加大。

分配制度的完善与改革,空前释放和提高了生产力,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开放,为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推动力,人才人事制度的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第一要素,也为科技体制改革带来了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在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中,技术进步占2/3以上。”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2007年期间,中国大陆共约121.17万人出国留学,同期回国人员约有31.97万人,2007年回国约为4.4万人,逐渐超过出国留学人员,成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人才流动的效益在于:人才携带知识流动,携带技术扩散,携带思维冲击。三大改革推动的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飞速提升,更为重要的是让“中国发展模式”具备了经世济用的普世价值,具有典范意义,大学智库为代表的学者成为呼吁改革的弄潮儿。

二、大学智库适逢经济危机,建设”中国发展模式”下高水平大学智库成为机遇

智库是为政府的现代公共治理的科学决策、优化治理方案的专业智囊团队,智库以前沿理论做支撑、科学理念为指导、专业学术为基础,用合法的途径、科学的建议、客观的数据、真实的信息和舆论的阵地,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智库有官方和民间之分,大学智库介乎两者之间。

美国智库(Think Tanks)分为两种,体制内的智库大多属于官方智库,体制外的属于民间智库。“民间智库的思想自由度,立场相对客观。”美国具有大学背景的智库主要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等,英国查塔姆大厦、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海外发展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等智库具有国际影响,德国智库“德国系统工程与技术革新研究所(ISI)“是最有影响的咨询公司。“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酝酿、研究、制定、评估等整个形成机制时,发现一些专门为政策制定者出谋划策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或称智库,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智库影响美国政策形成有自身的运作方式,甚至参与总统大选。技术经济证、政府决策咨询、投资科技协作、技术成果转让、产品开发盈利等功能是德国智库的主要特点。

多元需求的决策主体、错综复杂的决策因素、规范公正的决策程式是当下趋势,推动着智库型组织的发展。有影响智库型组织,应在学术研究、政策咨询、数据信息、传播知识、价值取舍、服务公众等领域有所建树,为促进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立论、传知、建言、献策,要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客观公允的咨询服务,要进行社会科学的方法变革,理论创新,进而影响政府行为、服务于社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的10大知名智库,影响很大,但属于官方性质,仅有官方智库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民间智库的有效补充。“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的不同,在于其独立性。民间智库的公信力,取决于独立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的水准和品性。民间智库专家的研究和基于研究的政策建议,应有畅通的发表渠道,政策建议的公开发表,是公众和决策层都能知晓的最好方式。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需要民间智库参与公共决策, (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民间智库参与决策的机制保障》),民间智库参与公共决策既是便益的方法,也是民主和社会和谐的体现,同时也是政府科学决策的形成机制,是政治生态的深层次表现,可以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从2006年11月的首届智库论坛到2008年经济50人横岛论坛、到中国10大知名智库神秘面纱的揭开,随着对经济问题的研讨,中国智库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走向前台。向前追溯茅于轼、光等所在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于1993年7月创立,李凡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自1994年开始了民间咨询活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源于对中国智库的了解和中国智库的宣传甚少。国内学者做过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数与美国相近,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3.5万人,但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中国智库包括社科院、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所,大学的研究中心等;私人出资资助的小型专业性民间智库,近两年来也出现萌芽;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是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依靠福特基金会投资建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资料,各类高等教育经过教育部注册的科研机构317个,在地方注册或者大学内部设立的研究机构也不在少数,这其中属于智库性质的超过三成,大学智库已经初具规模。目前国内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咨询公司、包括部分社团学术组织都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地开展着决策咨询工作,其影响力也大有差别。

大学智库在走向公众视野的过程中,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发展一样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经济危机的出现使大学智库走向前台,同时为也大学智库的发展带来了无限机遇。

大学智库与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样:投入少、成本低,政府可以清晰地顶见到大学智库发展带来的预期收益,国家、政府、社会、“中国发展模式”需要大学智库的快速成长。争取政府在法律上对大学智库主体地位的承认,根据其基金来源既可附属于大学,也可取得法人资格。政府通过立法或制订政策,确保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平台。政府与大学智库、官方、民间与大学智库、媒体与大学智库、企业与大学智库、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之间均有良好的沟通。加强对中国智库的研究,尤其是大学自身可以积极利用学报等学术刊物作为研究平台,对国内的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大学智库做深入研究,对其人员结构、地域分布、行业背景、政策水平、贡献程度、资金来源、学术交流进行定性定量研究。大学智库利用政府财政的部分资金支持,做好大学智库自身的研究,抓住全球经济危机的有利因素加强自身建设和人员培训,“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定不能放弃对核心、关键人才的培训”,优化人员结构。利用高等学府的有利阵地,吸纳确保其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社会公共支持基金,与企业互惠就是获取基金的重要来源,“大学的角色应该是主动的、自主的、独立的…适当放宽对企业的限制条件,更多地吸引资金和资源,”当然也要制订大学智库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利用学者的身份进行科学研究,优选研究课题,发表真知灼见,为社会提供独立客观公正的视野观点,主动与社会互动;利用大学良好的社会声誉,获取广泛真实的信息;利用大学与主流媒体的互动关系,借助政府的认可,争取合法的信息渠道,同时加强自身宣传;利用大学这一有利平台,积极参与政府的决策中去,使大学智库的策论与政府的决策权接轨,把民间的声音传递给政府,李凡所在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就成功地参与到基层民主选举中。利用大学的智力平台吸引海外人才加盟,“跨国公司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共计2000万的就业岗位。仅摩托罗拉一家,就雇佣员工12000名,通用电气也拥有中国员工8000多名,并且摩托罗拉已把人才本地化定为其“四大业务方针”,人才争夺战不可避免。经济危机后出现了留学人员回流现象,大学可以利用国家“青年基金”、“国家杰出科学基金”、“”、“长江学者”、“春晖计划”等诸多人才工程和地方政府、大学自设的配套人才工程吸引优秀人才知名学者的加盟,有资料称近十几年来回国留学人员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占51.6%,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的67%、国家技术发明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40%以上、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30%以上均是留学归国人员;挖角国外高层次“失业”“待业”人才,召唤优秀留学“海归”,力求大学智库建设措施得力、资金充裕、人才济济。拓展大学智库的影响力,主支参与或召开各种形式的智库峰会和论坛,利用专著、期刊、丛书、媒体、网络展开系列宣传攻势,为智库自身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与和谐发展宣传造势。积极开展对外服务,尤其是海外咨询、信息调研、决策服务,走出校门、国门,为大学和国家争取国际话语权,彰显和推销“中国发展模式”下东方民主的深度和普世价值。大学智库有了好的思想和产品,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宣传,智库的专业形象和信誉才会提高,大学智库的品牌才能树立,智库的客户源才能拓展,生存空间才会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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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一、问题的提起

在近些年来中国宪法学理论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对“违宪”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研究兴趣，他们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对“违宪”概念作出了界定，并在“违宪”与“违法”、“违宪”与“违宪行为”、广义的“违宪”与狭义的“违宪”等方面作出区分与演绎。在有人别出心裁地提出“良性违宪”与“恶性违宪”的概念之后，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一时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1]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宪法学理论确实在发展、在进步。

笔者在1988年12月出版的《民主新潮——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中，并没有专门对“违宪”的概念进行研究和论述，这是有原因的。首先，就笔者个人的研究风格来说，由于认为政治、宪法和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对象往往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适应性，特别不容易准确地加以把握，尤其很难用简短的语言使之概念化。事实上，学术史的研究也表明，尽管万千的学者在概念的界定方面作过认真的努力，但成效甚微，流传下来真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经典定义则更是少之又少。有鉴于此，笔者自知学识肤浅，故每遇重大概念需要界定的场合，都会踌躇不前，畏缩而退，不愿登此大雅之堂。其次，尽管笔者对“下定义”之类的学术工夫持消极的态度，但决不意味着对前人或同仁所下的定义也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相反，笔者极愿以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各样的定义，并能做到博采众长而纳之。在认真进行综合、比较之后，每每都会受益匪浅。再次，笔者不愿做“概念化”研究，更不意味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不重视，相反，我们更愿意对有关的问题从多方面加以深入的考察，力求从深层次的相关因素上对其进行把握，从而发现其本质上的、规律性的内在关联。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在有关研究对象的全面认识上和本质把握上多有收获，并自认为这种结果要强于对有关概念在文字上的演绎，以及徒引发没有结果的争议，尽管有关的争议在学术上并非全无意义，甚至大有裨益。在“违宪”的概念上，我们就采取这种学术立场和态度的，认为目前学术界对“违宪”概念的界定，基本上还停留在文字的演绎上，我们认为，离开宪法原则和程序植根于其中的环境抽象地讨论“违宪”，徒引发没有结果的争议，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在西方宪法学研究中，就我们涉猎的学术著述的范围来看，似乎并没有发现有哪个或哪些痴心的学者在脱离宪法诉讼或宪法具体争议之外，抽象地研究或界定“违宪”的概念，一切都以具体的宪法诉讼或宪法争议而定。即使是事关普通法院或在其宪法裁决中，也不是每每都用“违宪”的概念下判决，而是用不符合宪法或违背宪法之类的词语加以表达。一般来说，英文中的“违宪”（unconstitution）应该是有特殊含义的，但这种含义似乎从来没有人严格界定过，更不是普通法院或特别专用的词语。

基于以上关于“违宪”的学术现状和个人的态度，这里就不再介入有关“违宪” 定义的争论，宁愿新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一下看来本质上是与“违宪”同一或类似的“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

二、反宪法规则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的由来：理论与实践

之所以说“反宪法规则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是宪法学中一个古老而又未被彻底研究过的问题，是因为它关涉到宪法学中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只是没有被单独立项，集中地加以梳理。我们认为，关涉到这个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宪治发达国家创造出来的成熟的宪法发展机制

在较早建立、宪治的西方国家中，对于推动、宪治稳固和持久发挥效能的最初构想，至少在美国等国家中，是寄希望于以繁难的程序形式阻碍对宪法可能发生的频繁修改，希图以一个经久耐用的宪法为依托建立稳固的和宪治。但是，这一最初的构想很快就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可行的。因为随着人们的社会观念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和国家变革、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社会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这种情势导致对宪法本身的功能和社会适应性的期望和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宪法被期望和要求常用常新，在不触动宪法所确立的社会、政治、法律根基和原则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恰当的调整，以适应社会和国家不断变革的需要。在这种情势下，原初设计的着眼于稳定不变的“刚性宪法”，因其繁难的修改程序使其无法满足这一对宪法的社会适应性的新期望和要求。于是，一些新的宪法发展机制便被创造和发展起来了。其中就包括在保持宪法所确定的社会关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不用频繁修改宪法的文本的方式，而是以司法审查和判决的形式来不断修改、补充和丰富宪法，以适应、宪治的新要求、新需要。这种方式后来被社会和国家的各方面所承认，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宪法发展机制。在宪法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客观地看待和评价具有违宪审查权的普通法院和以判决的形式修改、补充和发展宪法文本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现已史不绝书。当然，这种对宪法文本的修改、补充和发展往往是通过先前早已得到确认的原则判决来实现的，如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对有色人种“平等保护”的判决了19世纪下半叶曾作出的对有色人种作出的“隔离但平等”的判决；也有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德国联邦通过对文本或宪法所体现的“基本原则”、“基本价值”的引申解释，而在事实上对宪法文本作出修改或补充。总的说来，普通法院或联邦的这种做法不仅得到政治界和社会各界的最终承认或宽容，而且在学术界也最终得到肯定或赞许，尽管在当时或其后多少会招致激烈的批评或反对。至关重要的是，在西方的宪法和史上，这种修改、补充和发展宪法的形式最终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以其节约立宪和修宪的资源、稳定宪法和、通过将政治斗争转化为宪法问题的辩论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或社会冲突、经常保持宪法的活力和生命力等优点和长处，而倍受推崇。举世公认，美国宪法是200年前制定的，至今只做过27次文字修改，期间曾有几十年未对宪法作过任何修改，但美国宪法仍保持其国家和社会的适应性且充满活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具有宪法影响力的判决使其不断得到修改、补充和发展。难怪有不少的学者感叹，假如美国的“制宪之父”们有知，看见今日之美国，必定感叹时事的变迁，早已使美国宪法物是人非了，或者简直会相见不相识了。如果说，美国是在200年的漫长历史时期才以此种方式显现其行宪的功力的话，那么，在德国和法国则在短短的一、二十年，便以、院的宪法判决或类似宪法判决的形式，以被学术界称之为“宪法革命”的激昂步伐，将各该国宪法从条文规定到其所蕴涵的“基本原则”或“基本价值”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通过宪法文本修改的方式推动宪法进步的作用就显得不那么突出和强烈，尽管这些修改也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不是通过宪法文本以法定程序进行的修改，而是通过司法审查或宪法判决的形式修改、补充、完善宪法，在逻辑上就提出了有权的司法机关或依据什么准则或标准作出审查和判决的问题。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派学者或法官强烈主张应以“制宪之父”们的原初立宪本意进行审查和判决，但这样做显然有悖于新机制创制的初衷，最终难以实行。新机制实施过程中大量的实例证明，法官通常是以其敏锐的职业素养，适应大众的社会心理要求，循着社会发展的脉动而作出适应时代要求和需要的审查和判决。不待说，这种审查和判决既出，往往具有违背原来宪法规定或原则的性质或因素。从广义上说，这也是“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一部分。当然，这类“反宪法规则的决定”常常会引起各方面的巨大分歧和争议。事实上，这种机制就其时期来说，确实是功过互见，不能一概而论。但从长期的、宪治的发展来看，在差不多所有的西方、宪治发达国家，它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宪法、、宪治的进步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此机制至今仍在不断地被应用，以致我们说它是成熟了的宪法发展机制。

（二）新兴国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的、社会环境的局限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体系逐渐解体，亚、非、拉美等世界各地的许多殖民国家纷纷独立，于是在世界各地涌现出一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便构成了后来被统称为“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 的主体。由于这些国家的建立正处于世界范围内民主发展的高潮时期，潮流所及，这些国家便纷纷制定自己的宪法，以便作为自己国家诞生的证明，从而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这些国家的宪法通常都是在获得独立或建国后仓促制定的，更有些是受前宗主国的重大影响甚至是强加的。这样的宪法由于不是从成熟的市民社会中自然成长出来的，其他的一些历史的、社会环境的因素，就使得“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现象势必变得格外突出。 新兴国家缺乏坚实的原本使立宪主义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众所周知，立宪主义是在西方社会市民革命过程中滥觞而发展起来的，它最初以世俗化的社会契约，即成文或不成文宪法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主要包含了对民族化国家的政治权力的划分、配置、相互关系的调适，以及世俗化的公民与民族化的国家的相互关系等内容，体现了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统治集团的建国理想，以及从反封建到建立民主制度、实行法治等一系列的治国战略方针。这样的立宪根基在新兴的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刚刚摆脱宗主国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是不存在的，至少是不坚实的。不仅在观念上缺乏，即使是在宪法上设置了有关的分权与制衡制度，由于缺乏其实施的社会基础，也很难得到贯彻实施。除此之外，西方立宪主义还满足了发展所需要的非人格化的、中立的、以及具有普适性、规范性、可预测性、强制性的法律和实现法律治理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对于那些新兴国家来说，这些要求要么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要么就不用那么迫切。

在新兴的国家，人们在立国之初，原本对从西方引进的宪法和抱有很大的期望和信心，以期解决他们在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等问题。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宪法没有像西方宪法那样构筑于已经确立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以及对社会价值的广泛认同的基础之上，即使宪法自身也没有创造这些条件，也没有在短时期内形成这种认同。宪法只是简单地对革命成果的肯定，是对取得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的合法性确认，而这些统治阶级或集团所取得的统治权通常是用暴力方式取得的，而维持其统治权又势必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沿用暴力、压迫和剥削的形式。因此，在这些国家通常把政治因素看得特别重要，以致常常把维护政治上的稳定和重要性推至无以复加的高度。

除了政治上维护统治权的需要外，在经济上也需要用强大的政治统治权，即以公共权力名义统制经济。不像西方国家，国家只是经济的反映，公共权力的设置和行使本质上是适应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而在新兴国家，正好相反，由于原来的社会经济的历史限定，国家不是在社会和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自然的或通过革命建立的，而是外来强加的或是革命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因此，国家不仅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总控制器。重建和发展经济的沉重和繁难的任务最终落在了国家的肩上，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不得不担负起组织、指挥、管理、资源配置等经济职能。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权力的集中、扩张、专断的现象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愈演愈烈，以至像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所经历的那样，通过高度的政治集权或独裁做发动机，最终实现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就这样，在行使高度集中或专断的政治权力的过程中，为了不断适应组织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反宪法规则的决定”就不仅不是偶然的现象，而且是经常可见的客观事实了。 新兴国家的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社会力量的重组，也使得“反宪法规则的决定”势不可免。由于新兴国家是在原封建社会或宗主国统治的基础上建立的，原本的社会力量和个人自治的观念和机制极为薄弱，独立或建国后的急剧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社会力量的重组，不仅使社会力量及公民个人感到无所适从，而且使国家的统治阶级或集团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按照西方模式制定的宪法和建立的，本质上是以国家和社会二元分离的原则为基础的，在西方社会和体制下，承认和尊重社会的多元性，以及鼓励社会力量及个人的自治权的享受和发展，作为国家公共管理机关的政治权力，不仅要容忍社会多元利益和多元群体的存在，而且还要在它们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而新兴国家繁荣政治权力，在急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力量重组过程中，按照宪法所确立的范式往往不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甚至与统治阶级或集团的意志和利益相左。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往往置宪法于不顾，而另去其他方面寻找自己统治权的合法性根据，甚至径直采取高压的政策，以防止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按照宪法规定的自治权的充分享受和行使，对统治阶级或集团的统治可能造成的危害。这就是为什么在新兴的国家人们常常感到宪法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正确的实施的根本原因之一。政治决策层需要不断地作政治决策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公民个人的权利关系，特别是选举、集会、结社等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关系。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反宪法规则的决定”就势不可免了。在保证社会力量和个人服从所谓“国家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的过程中，国家统治阶级或集团往往不在乎选择什么样的形式或程序，不管是合法的、还是法外的，也不顾是否得到民众的同意或愤懑，就以专断的政治决策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了。 新兴国家还存在不断地制造政治领袖人物的个人政治权威乃至个人迷信和神化崇拜的温床。由于阶级关系的不断变化和统治阶级或集团缺乏一致性，导致要求出现一个享有高度权威性的，甚至专制性的政治领袖人物。他被在急剧变革、潜伏各种社会、政治危机、又满怀幸福憧憬期盼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状况的人们，视为救世、强国富民的大救星，社会各方面对他寄予特别高度期待的同时，也赋予他实现其抱负的无上尊严、权威，及至各项重大的、最高的政治权力。他的个人权威和感召力在民众的推崇和信奉、各级官员的阿姨奉承和献媚、新闻媒体持续的颂扬中，不断得到强化乃至神化，使他变成具有超凡个人人格魅力的伟大领袖人物；而他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也随着他的个人威望的极大提升而不断得到强化，以致使他俨然像封建时代的君主那样，使自己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他差不多到了言出法随的地步，他的每一句话、每个指示、每个决定都视为最高的法律来加以贯彻执行。他甚至自己都认为自己可以不顾国家宪法和法律，所作所为无所顾忌。就这样，庄严、神圣的国家宪法和法律被他乃至全社会所漠视、淡忘，乃至被抛弃。他个人的威望、权威和无上的政治权力，是以牺牲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效力为代价取得的。在这样的新兴国家，领导人物的个人感召力往往极大地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效力。 新兴国家的政治领袖人物神话般的造就，是这些国家社会转型时期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如上所述，是源于这些国家和社会寄盼的自立、稳定、自强和发展的深层次的政治需要，他虽然是人为地在历史中偶然地造出来的，但实际上由于源于国家和社会的深层次需要，使这一现象带有某种历史上的必然性。从广义的政治学上说，这一独特的政治现象也属于政治学上政治精英理论所包括的范围。涉及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复杂的多相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情况下，政治精英特别是其具有极大权威政治领袖精英所起到的定国安邦、强国富民的政治作用是巨大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代表着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斗争中传奇领袖的延续，并以新的民族象征的面目出现和超越于民族、种族和社会组织、派别之上，在整合社会多元群体和实现国家一体化方面，有时能起到非凡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精英政治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起到（并非全都如此）良好的统摄作用的同时，也往往，甚至可以说必然会造成即时的、长远的潜在的政治弊端。即时的政治弊端主要表现在，政治精英领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民众的期望，往往需要广泛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以及能够实施大量的恩赐。广泛而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往往造成权力过于集中和专断的行使，相伴的是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派别和哪怕以和平的方式所进行的反抗，以稳定、团结一致的名义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对社会的高压政策，是这类新兴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和特点。这些新兴国家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之所以盛行人治，法治不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治是与个人专断性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不相容的，前者对后者构成了限制，所以法治受到漠视甚至被弃用。而以大量的恩赐的形式形成的对专断的个人政治权力的支持，比如会造成一个享有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每个官僚的升迁和奖赏主要是他的上司而不是由他名义所服务的民众来决定的，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官僚集团中献媚、唯命是从，欺上瞒下、虚报政绩成为一种风气，而不是简单地由个人品质决定的偶然现象，又由于主要依靠上司的赏识和恩赐而获得超额的现时利益，得之容易，所付成本又低，所以官僚集团中的成员不惜采取各种合法的、违法的手段讨上司的欢心，而他的上司也往往从他对下属的赏赐中得到丰厚的回报，于是逐渐形成盘根错节式的权力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可以保证在日常运作中使其中每个成员都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形成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旦暴露于外，便又官官相护，形成强大的权力保护伞，使问题的查处层层受阻，实在捂不下去的，也往往找出个把的替罪羊作为牺牲品，而其所在的权力关系网，通常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种可预见的极低的风险成本，最终导致了贪污、贿赂成风、愈演愈烈，使严重的政治腐败成为新兴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常常不理解，在一些新兴国家对腐败行为和现象的打击不能说不力，杀也杀了，关也关了，撤也撤了，可又为什么愈演愈烈呢？大案、要案、窝案、串案层出不穷，这又是为什么？归根到底，这是官僚体制上的弊端所致，精英领袖政治就是这种现象最初的发动机。 从长远的或潜在的政治弊端来说，由于长期的人治盛行，法治怠慢，作为公共权力的非人格化的特征从根本上缺乏赖以形成的根基，逐渐导致国家政治生活的非民主化，政治上缺乏了民主机制，国家就会脱离本来就没有深厚根基的民主轨迹，造成政治权力交替、道德标准认同、政治公信力等方面的危机，是国家长期处于混乱、无序、呆滞、缺乏生气和活力的状态，可以说，精英政治和官僚政治从长远来说，最大的弊害是对国家民主制度的损害。虽然国家宣称以民主立国，宪法也规定了人民的原则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民主制度，但这种民主理念和制度与精英政治是格格不入的。政治精英自身及其核心集团包括他们掌握或控制的理论、宣传和机构、组织、专家，以及大众媒体，都宁愿或热衷于从其他方面，而不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制之中寻求其统治的合法性。政治精英自身及追随他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在从其他方面寻求其统治的合法性方面通常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智慧，一套套的主义、理论、思想等等常被经典式地概括提出，再经过持续不断的大力宣传，使其具有极大的政治感召力，久而久之，这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即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端赖于政治精英个人的卓越政治才能和领导能力，以及相关的思想、观念、理论体系的影响力。至于宪法和法律及其所体现的现代社会和国家的普遍价值，尽管这些是建设现代社会和国家必不可少的观念体系和任何其他的政治口号和政治纲领所不可替代的，但通常受到普遍的忽视，即使宪法和法律作为治国的工具性价值，也只有在服从于超出宪法和法律上的政治意志所允许的范围内才可以考虑予以适用，当然，这种适用只是针对民众和反对势力的，极不情愿用宪法和法律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宪法和法律在治国方略上就不认为是重要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自然就不会被看重。极而言之，在一些新兴国家，即使没有宪法和法律，社会和国家生活照样可以运转。当然，这种状况就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步履艰难，甚至空有其名，而无其实。其结果，恰与西方的发展轨迹相反，即不是由传统的感召权威向现代法律权威过度和发展，而是颠倒了这一顺序，由现代的法律权威回复到传统感召权威。 长远的和潜在的政治弊端更主要地表现在家长式和世袭式的统治和权力交接的方式有着长期的顽强表现，即使不是必然的归宿。前已指出，精英政治一方面对民众特别是反对势力经常保持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靠拉拢、庇护和恩赐来吸引和组织能为自己效忠的官僚阶层。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新兴国家总是普遍存在着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政治现象。不过，由于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任人唯亲的现象在表现形态上可能存在着差异，例如，在中国，古代政治上的传统乃至社会的治理，主要实行的是家长式统治，人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乃至个人的幸福、前程等全凭皇帝、各级父母官、族长、家长来规范和管理，臣民和社会成员只要对上效忠，安于自己的本分就认为是良善的臣民了。在个人的社会活动方面，一个人一旦离开自己的家族和家庭范围，就会立即感到自己的孤独和无依无靠，需要迅速寻找新的依靠作为家族、家庭的替代物，便是认同乡、投亲友，更多是结交江湖上的兄弟。由于同乡、亲友毕竟有限，所以主要依靠结交江湖上的兄弟。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历来盛行“江湖文化”的根本原因，人一旦步入江湖，总是要结交几个江湖上兄弟的，“江湖义气”便成为这种结交的精神纽带，于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士为知己者死”等“江湖文化”便盛行起来。这样的江湖文化必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地反映到政治领域和政府部门中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新兴国家一般都存在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现象。每有新的政治领袖出现，必然会大幅度提升自己亲朋、好友以及过去的下属，而原来政治领袖班子里的人，即使再有才干，也往往不被留任。更有一奇特的政治现象，在不少的新兴国家中，政党领袖或政府首脑在政治权力交接中经常会看到子继父业、女继母业或妻继夫业等事例，这与现代国家通过民主程序进行的权力交接的理念和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即使是政府部门或地方的政府大员乃至更低级层次的政府首长，每有新任通常也是随调或提升一大批自己亲信圈子里的人，乃至原来的秘书、司机都可能包括在内。即使对那些不能随自己调走的亲信，也会在他离任之前“突击”提拔一大批，使那些亲众各得其所以作为过去对他们的效忠的一种特殊赏赐。即使在一些非政府部门，例如在企事业单位，包括一些教育和学术研究部门，我们也会经常看到江湖式人事关系的深刻影响，一个人那怕真的是不学无术或俗不可耐的庸人，一旦得到领导的赏识，他也会荣登领导岗位，而他一旦升任，就会以各种方式“报答”提拔他的先任，即使他的先任同他一样是不学无术或俗不可耐的庸人，凡是利益所及的东西，如安排住房、出国考察、重大项目、各种荣誉衔、奖赏等无一不细致关照于他。至于真正的人才、高品质的业绩、合乎规范的组织活动等等都放在其后考虑，甚至漠不关心了。就这样，宝贵的人力、智力甚至财力资源都消耗在这种为自己的铁哥们争取地位和利益的苦心经营中了，不出高效的业绩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而言之，精英政治的长远的或潜在的政治弊端就主要表现在这种把本应建设成为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和国家转变成了具有某种世袭色彩和制度的社会和国家。这种转变有些是通过对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正式修改而实现的，但是，大多数转变则是通过操纵、贬低和忽视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方式实现的。毫无疑问，对这一转变过程中所包涵的“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应当予以深入的研究，这有助于我们对宪法和法律的本质有更深入的理解。然而，不管怎样，这一转变无疑是民主和法治进程中的一个倒退，它对现代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和国家的危害是巨大而深远的。待到人们在日后意识到这种危害时，早已积重难返，再行改革更是难上加难。有些势必要采取剧烈变革的方式以达到弃旧图新的目的，像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经历的那样。倘若如此，社会和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所付出的代价之高，显然是不可欲的。 上述所有关于新兴国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的、社会环境的局限性，从政治上需要以稳定的名义强化统治权，经济上则需要严格的控制，到为了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社会力量重组所需要的另找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再到精英政治感召力的强化、领袖个人人格的神化所必然会形成的从民主制、法治国到政治世袭制的倒置，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滋生、助长、强化国家统治集团甚至领袖个人的“反宪法规则决定”的经常和大量的出现。自然，这对于这些“反宪法规则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就必须面对而不能回避了。[2]

（三）政治权力限制与反限制的悖论

前面对于新兴国家的有关实施方面的局限性的讨论，绝不意味着诸如此类的“反宪法规则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只是在新兴国家才有的独特或奇异的现象，而在发达的国家根本就不会发生这类“反宪法规则的决定”。事实上，即使在发达国家同样也会存在这类现象，只不过由于发达国家的“反宪法规则的决定”并非是出于这些社会和国家的实施的历史的和社会环境的局限，而是部分地出于政治权力限制与反限制的悖论，源于自身内在相关的政治权力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悖论，是政治权力运作中可选择的调节机制。在任何体制下，政治权力行使中偶然出现“红杏出墙”的现象，实在难以避免。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宪法的修改、补充和发展存在着其他的，有些更为重要的渠道和途径。事实上，说到底，宪法除了作为基本制度和基本正义观念的价值外，只不过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一个调节器和控制器，尽管是极其重要的调节器和控制器。一个不容置疑和辩驳的事实是：宪法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政治和法律性工具。工具性价值和功能是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功能之一，尽管宪法同时也具备其他的价值和功能，例如教育的，甚至是信仰上的价值和功能。而社会和国家是由压倒一切社会的集团和力量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和力量所控制的。因而宪法往往成为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手中的治国安邦的重要政治和法律工具，尽管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有些是真诚利用和使用宪法工具，而有些则假以宪法的名义而行本政治集团私利之实。不管怎样，至关重要的是，宪法已经成为所有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集团手中可资利用的政治和法律工具，宪法也被证明能为所有的政治体制所利用，不管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甚至是极权的。了解和认识宪法的这一政治工具的价值和职能，以及它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和力量的从属关系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使人们破除对宪法种种迷信或神话，使我们对宪法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保持一份清醒的认识；而且还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宪法本质、对宪法实施的机制以及对宪法监督的方式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在本质上是一场征服敌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斗争，许多时候都演化成为你死我活的战斗，尽管在一场政治战斗中常常以妥协而结束。不仅在政治斗争过程中的双方或各方，而且得到胜利的一方，都容不得任何规范包括宪法规范的约束。本质说来，任何宪法和法律都构成对占统治地位的政权集团和力量的约束。宪法和法律越精密，执行的越严谨，对统治者的约束越紧密。而民主政治和宪法理论的一个恒久不变的悖论，恰恰就是社会和国家的统治者越是不想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宪法和法律内在的无形的力量越是要对统治者加紧约束；反之也是一样，宪法和法律越是要加紧对统治者加以约束，统治者越是希望并设法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和掌握在手中的决策机制来摆脱或减轻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效力问题”就因此而引起。

（四） 强国论和决策论影响下的政治权力运作

在西方法律学、政治学和宪法学的研究中，除了占主流地位的个人自由主义的法律学、政治学和立宪主义之外，还相应发展出与之密切联系而又判然有别的权力法律学、权力政治学和权力立宪主义的思潮。反（法律、政治、宪法）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的提出和阐释，就是这一思潮引出的相应的成果，以及重要的理论特色之一。

自18世纪以来，美国和西欧那种以成文宪法形式所确立的体制，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上的。其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将国家和社会分离对待的二元论。在社会方面：认为个人自由本于天赋，在原则上是无限的。自由的个人不应该受其他人的统治，而只能受理性的统治。理性最终会引导人们明白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限度，教导他们适应社会的需要以及关照与他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其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了避免个人相互间在争斗中同归于尽，全体社会成员便同意订立社会契约，把个人自由和权利共同托付给一个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于是社会和国家权力便予以建立。不过，国家的仍然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这就是“在民”的理论的由来。在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家权力的存在是消极的存在，即不允许它侵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宪法制定和实施的根本宗旨，就是要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首要的是在体制上把国家权力分解成各个（通常是三个）不同的职能部门，确立它们的基本权能，然后使之相互制约并保持平衡。自由立宪主义认为这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变得权力过于集中和专制。除此而外，自由立宪主义还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机制，政府要“根据法律”或“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统治。要求政府的每项决策和行为都要合乎法律的规范要求。而法律是通过人民选举的代议机关所制定的，因而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这样，“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最终目标还是集中在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会受国家权力即政府的侵害，这就是自由立宪主义的基本宗旨和主要内容。表面看来，该学说是为了建构“强个人，弱政府”或“重自由，轻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格局，然而在不经意间，这种自由立宪主义却陷入了一个难以冲破的悖论怪圈，即“弱政府”或“有效政府”理念恰恰是建立在“强政府”或“国家权力无限”的“强权国”的现实之上的，按照西方政治哲学的教导，国家权力如同孟德斯鸠所描绘的那样，人性卑鄙，有权必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不过，在对待这种强大的、容易受到滥用的国家权力的态度上，在政治哲学和立宪主义方面，至少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分野。在一方，就是上述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或立宪主义，他们以消极的态度，通过政治上的精心设计来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而另一方，则是反其道而用之，主张顺其自然，既然国家权力是强大的，就承认和尊重这个现实，约束和限制它不仅做不到，也是无益的，倒是可以在这个现实基础上另辟蹊径加以引导。于是“强国论”、“决策论”等理论便应运而生。尽管如此，这两种理论流派并不是水火不容的，有些政治哲学家和立宪主义者则从中开展沟通并作出妥协。

启蒙学者马其雅维里和霍布斯最先在宪法传统中确立了“国家权力垄断”的基本政治概念。马基雅维里把政治概念解释为不受规范约束的争夺权力的权力政治，在获得国家权力之后权力斗争就转移到政治领域的“决策主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决定是这样的结果，它是不能通过合理的共识来证明其正当性的。在法律和权利的问题上，也是决策主义的结果和产物。

霍布斯是把自己的政治理论建立在对自然状态的恐惧的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要实现由国家保障的和平与安全。在霍氏看来，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国家来消除由于封建的、地方的或宗教的抵抗权而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相应的内战的危险；鉴于中世纪的多元政治以及教会对统治权和其他“间接的”权力的渴求，他反对一个明确的、有相当保护效能的、其运作是可以预测的法制体系的合理统一，而主张赋予国家以绝对的权力，并实现国家权力对政治决策的垄断。不过，他又认为国家不能恣意地行使其垄断权力，而是应当实现对权力垄断的制度化，使国家变成在特定社会里为和平解决冲突而制度化的垄断机构，其政治权力的行使应当受到约束，并积极地、有效地实施政治决策。在霍氏看来，这样的国家应当有一种独特的权威。按照霍氏在其代表作《利维坦》中的申明，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从其定义来看，就是不受法律约束和限制的权力。这就是霍布斯心目中的“强权国”的理想。在这个“强权国”的理想中，一切权利，一切规范和法律，一切法律解释，一切命令和制度的安排，霍氏都把它们看做实质上的的决策，权利就是法律，而法律就是解决有关什么是权利的争端的命令。在他看来，权利不是真理，而只是颁布的法律而已。这就是霍布斯从绝对的国家权力为开端，到者有权作出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决策的必然结果，即从“强权国”到“决策论”的必然结果。[4]

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hegel ,1770-1831）也是一个国家权力的狂热鼓吹者，他认为国家是客观的精神，而个人仅以他是国家的成员而论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国家的真意和目的便在于这种结合。当他谈到国家权力时，竞有时放弃了他的哲学空谈，转而拿自然状态和霍布斯讲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作为后盾。他极为推崇国家的民族性、独立和。在国内，他认为公民的义务完全限于维持本国家的实质的个体性，即独立和；对外则主张用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因为他认为国家彼此之间处于自然状态，它们的关系既不是法的关系，也不是道德关系。每个国家的利益就是它自己的最高法律。道德与政治不成比例，因为国家是不受平常道德法律约束的。[5]

尼采（1844—1900）的哲学就是“唯意志论”。他否认客观规律性，认为意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他用这样的哲学观念考察国家时，便生出了“权力意志”的国家观。他崇拜“超人”或“金发野兽”，鼓吹肆无忌惮的、漠视一切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兽略，对“强力”的颂扬达到了极点。 德国的卡尔·施米特在颂扬国家权力方面，也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1928年出版的《宪法论》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宪法观和国家观。他被认为是一个“双面”的理论家。一方面他是一位自由立宪主义方面最重要的专家之一，另一方面又是一位自由立宪主义的最为激烈的批评者之一。是他对自由立宪主义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自由立宪主义的观点过时了；又是他从霍布斯的著作中发现了“决策论”。他遵从霍布斯的观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首先否定了自由立宪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即国家和社会的二元论，认为这种区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以为以前的国家和社会的具体功能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并导致自由的、中立的国家变成了“潜在的总体”的国家。在施米特的国家观中，他极力维护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观点。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两位都信奉冷冰冰的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政治是一场征服和获得权力的战斗，容不得任何规范的约束；相信强权国家会压倒法治国。在紧急状态下，法治国必须让步：“紧急状态清楚地揭示了国家政权的本性。在这里，使自己脱离了法律规范和（看似矛盾）权威的决定表明，它创制法律，但是不必守法。”紧急状态应当被视为“一种对于政治知识来说是关键性、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对紧急状态的控制，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决策的权力”。在一定意义上，紧急状态不是一种混乱或无政府状态，而是一种秩序——由纯粹的权力而不是由正义所施加的秩序：“国家的存在证明它比法律规范的效力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决策不受任何规范的约束，并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绝对的。”[6]这种“绝对的”或“最终的”决策被施米特定义为：“决策垄断”而不是“武力或支配权的垄断”，这是“国家的实质”。他由此进一步阐明了他称之为“决策论”的理论：一项政治决策的效力的确立“与其内容无关”；该项决策“从规范主义的观点来看，不需要任何根据”。一项决策的作出，既无需讨论，也不必要得到推理支持。在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是作出了决策，而不是怎样作出决策。按照施米特的决策论理论，政治决策者既不受来自下面的公民全体的要求的约束，也不受来自上面的法律规范的约束。以此为立足点，他进一步申明了他的关于法律效力的异乎寻常的观点：“一切法律价值和法律效力的最终法律根据，都存在于意志行为（the act of will）——决定——之中，这些作为决定的意志行为通常先创造recht（法），而且其法律效力（rechtskraft）并不来源于决定规则的法律效力，因为一项决定即使不符合律令，也是正当的。反规范的决定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7]至此，施米特将他的关于法律效力的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中不难看出，基于“意志论”的哲学和他本人的“决策论”，他排除了一切基于法律价值、法律规范或法律规则自身所产生的法律效力，法律效力真正的根据或来源于社会和国家的当权者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的决定，而不论有关的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反规则决定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 施米特在1932年以后，又把他的“决策论”发展成为他称之为“具体的秩序观”的新理论，该理论是指与现已存在的情境相对应的一种秩序论，鼓吹以“国家、运动、人民”为内容的“领袖国家”，领袖也变成了“法的监护人”。到此，施米特完全拒绝了一般的理论与实践，堕落成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8]

马克斯·韦伯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官僚机构不可遏止的膨胀和政治上面临难以操纵的风险，故此他在政治上和宪法上主要关注官僚统治的问题。他认为官僚统治是理性法治的最纯粹的形式，这种形式围绕一组特定的权能组织起来的具有工具合理性的等级制度有助于进行极为有效的统治；另一方面，韦伯为了同他所谓的政治上的铁笼作斗争，他宁愿付出专制主义的代价，即让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中实现极端个人化和非理性化。韦伯还遵循马基雅维里的教诲，把政治概念界定为一种不受规范约束的争夺权力的权力政治。由于他在著作中系统地、反复地强调马氏的政治观点，即强调政治领域的决策主义，他因此也被认为是德国帝国主义的理论家。[9]

综上所述，自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始，中经黑格尔、尼采，降至20世纪初的施米特和马克斯·韦伯，高举反自由立宪主义的大旗，倡导了以“强国论”、“决策论”、“国家和独立”、“唯意志论”、“具体的秩序观”等我们姑且称之为“强权立宪主义”的理论与原则。如果从政治价值上看，这种理论确实会受到强力统治者、极权统治者，甚至法西斯统治者的青睐和利用，尽管这些理论的创立和弘扬者并非全是有意为这种“反民主”的统治利益服务。毕竟，既然这些理论已经在事实上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理论，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指责为极权主义理论家甚至希特勒理论家，当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这派理论及其创立和弘扬者的政治评价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故不再论列。我们感兴趣的是，如果纯从学理——这可能会受到质疑或非难——上看，是否可能会发现其中至少部分是合理的因素，或者至少反映了立宪主义中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即国家政权事实上并非全部按照自由立宪主义所确立的建构原则和方式建立起来的。自由立宪主义无论怎样殚精竭虑地要通过建构“有限政府”而实现其“人民”和“保护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社会理想，但国家权力和人民、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相互关系配置，终究要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各自被确定在适当的位置上，尽管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国家情境的不同，在国家发展的历程中，难免有所倾斜或侧重某一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新兴的国家，倾斜或侧重一方往往放在国家权力方面，即以克减或牺牲民主和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方面来强化国家的公权力。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国家发展的一般趋势以及最终的归宿上看，人类追求安宁、和谐、幸福的愿望以及能从两种或多种极端中寻求妥协和达到在某种框架内的一致的社会能力和政治智慧，终究能在民主与国家、自由和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实施方面形成基本的和谐一致，至少不致发生长期的、永久性的对抗或张力。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民主氛围浓厚的社会和国家内，人们并未放松对国家公权力有可能变得腐化、集权或专制的警惕；同样情况是，在一个国家公权力严重腐化、集权或专制的社会和国家中，人们从来也没有放弃争取和实现自由、权利和民主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强国论”等立宪主义或许有其存在的根据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至少不应该被视为与自由立宪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对抗政体。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综观世界各国的史，包括最近三、四十年间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确实出现过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公权力的集权甚至专制的杠杆，撬动了社会经济腾飞的阀门并以超常的速度实现了社会的转型，而转型后的社会反过来对国家的公权力的集权或专制予以反制，使其逐渐实现向国家政治的多元化和民主化方向转变；即使从消极的意义上看，“强权立宪主义”在消弭“自由立宪主义”内在相关的“绝对自由化”、“权利人社会”等等社会和政治弊端方面，也是不容否认的社会和政治副产品。说到底，强国、强权并不必然意味压制、克减社会和国家的民主和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世界上不是也有许多国家的集权或专制政体及它们的独裁者曾经和正在打着“民主”的旗号来实现自己的集权、专制的野心和私利，乃至世界霸权吗？这样看来，强国立宪主义并非没有反映出某些国家公权力的本质和政治现实，大概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如果我们对上述“强国立宪主义”的分析和把握被认为有可取之处的话，那么，“强国论”或“决策论”者们关于“反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的观点，也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反宪法和法律传统的论调，或是毫无可取之处的宪法和法律的效力观。确实，从宪法和法律的传统上看，它一直被视为一个规范的总体，是国家公权力和人们的社会和国家行为为准则。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特点是具有可预测性、强制性。反宪法和法律规则的决定，即使是由最高政治决策层作出的，在法理上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零效力”或“无效力”，不仅如此，有关的决定还被视为或由有权机关正式宣布无效或予以撤销，而有关的决定的制定者或执行者还要负起相应的法律、行政乃至政治上的责任。长久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宪法和法律界的人士就是在这样的教诲中成长起来的，一以贯之地流传下来以致于形成不容置疑、不可改易的宪法和法律传统。然而，宪法和法律本身以及它们的效力问题毕竟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似乎不应当也不可能只从单向的、表面的现象来认识其本质和把握其多向的、复杂的特性。说到底，宪法和法律终究是社会和国家的调节器中的一种，尽管是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种；也是社会和国家甚至就是其政治领导层手中可资利用并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我们应当永远不要忘记，宪法和法律只是社会和国家内部生成或造就之物，它们不可能来自天外或者神赐，更永远不是，也不可能又超然于社会和国家之外。这样的宪法和法律本质和特性决定了它们的工具性价值以及对社会和国家的从属地位。尽管有些人们把“宪法至上”、“法律至上”、“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高唱入云，但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纯依宪、依法而得到治理的社会和国家。诸如此类的有关宪法和法律治理方略终究是一种神话，充其量只是对它们的工具性价值的一种强调。事实上，即使在一些法治发达的社会和国家，宪法和法律因素也必须在掌握社会和国家最终决策权的政治统治层的统一安排和调度之下，与其他的社会和国家调节因素，诸如道德、经济、习俗等在互动中，才能更好地或充分地发挥工具性的价值功能。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或否认法律，特别是宪法的作为社会和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规范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在一切社会规范中当然是最高规格和品级的规范，是统驭其他规范的终极规范。但是，宪法的工具性价值和对政治统治权的从属地位，又决定了它不能成为最高的或最终的决策，特别是政治决策的力量或机制，事实上，宪法和法律本身也经常成为最高决策考虑的对象和范围。在正常的社会和国家的情势下，每遇社会和国家发生重大变革、转型之类的大事，往往都要对宪法和有关法律作出修改，以适应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当然宪法和法律也往往并非必然地以文字修改或更新的方式而被修改，只要最高的政治决策层认为必要，也往往采取宪法和法律之外的政治或行政“决策”形式，包括全民公决来实现和贯彻有关的社会和国家重大变革或转型的政策或纲领，事中或事后再采取相应的修宪行动或通过护宪机关以适当行为赋予先前的“决策”行为以合宪性或合法性。当这种情事发生的时候，往往突显了“反宪法和法律规则决定的法律效力”运行机理及这种“效力”何以应当被承认和接受的政治现实。

（五）理性的政治决策也会导致“反宪法规则的决定”

对于“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就上面所涉及的宪法、、宪治本身以及相关的社会、国家环境，政治权力的运作等方面进行探讨，显然是不全面、欠深刻的。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关涉到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哲学上的、政治决策科学上的等方面的问题。鉴于笔者在这方面缺乏深入的研究，不能对这些方面作出详尽的探讨和分析，但对有些方面作点提示，还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自从人类组建自己的政治社会和国家以来，如果从独立的政治科学上来看，政治决策无疑是政治行为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政治进程也无疑是不间断的政治决策中流变的。决策者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决策？当然是政治本身的需要。然而决策者究竟应当怎样进行政治决策？这其中就自然涉及到影响政治决策的种种因素，对这些因素的罗列、对比、分析、考查便构成了政治科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政治决策学，或简称决策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决策科学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术理论和流派。

最先出现的决策理论和流派是所谓的“理性决策模式”。该模式的主要观点是：1、决策者知道所有同具体问题有关的目标；2、所有有关问题的信息都是可获得的；3、决策者能辨别所有可能的选择；4、决策者能够就所有选择作出有意义的价值评估；5、最终的选择是在所有选择的价值作出衡量和比较后作出的；6、所作的选择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决策者对该选择价值的期望。这种“理性决策模式”是从决策规范的立场出发的，不无天真地认为，决策者不仅应当以理性的思辩作出决策，而且可能在实际上能够作出理性的决策。

然而，事实上，决策者往往并不是都作出理性决策，即使在主观上有进行理性决策的愿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于是另有一种关于决策理论和流派的出现，这就是由著名的行政学家赫伯特·西蒙所创立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这种理论和流派认为：1、决策者事实上并不能完全掌握有关决策所需要的所有信息；2、即使决策者掌握了所有与决策有关的信息，但他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3、决策者的决策通常不是在深思熟虑下作出的，很可能是匆忙作出的；4、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通常受到有关信息的实质和获取的先后次序，即先入为主的影响；5、决策者的决策能力在复杂的决策状况中受到限制；6、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受到他本人过去经历的影响；7、决策行为受决策者本人个性的影响。西蒙认为，政治决策者的理性决策是“有限的”，对政治决策结果的评判应以“满意”代替“最佳”

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政策分析”的创始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所创立“渐进决策摸式”，在当代的政治决策理论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该模式认为，决策过程只是决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对现行政策稍加修改而已，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看上去似乎行动缓慢，但积小变为大变，其实际速度要大于一次大的变革。他认为政策上大起大落的变化是不可取的，往往“欲速则不达”，它会危及社会的稳定。他主张在西方的民主体制中政府应推行渐进的政治，这主要应当体现在实行渐进的决策上。为此，他极为赞赏那些奉行渐进主义的决策者们。赞美之词跃然纸上：“按部就班、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的决策者或安于现状者或许看来不像个英雄人物，但他却是个正在同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他来说是硕大无朋的宇宙进行勇敢的角逐的足智多谋的问题解决者”。[10]

对以上三种政治决策科学的模式或流派作系统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显然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只就与我们讨论的主题有关的问题，作一个简括的分析。我们基本的倾向是：不论这三种模式或流派有何等或大或小的价值，也不论它们之间有多少相同或相异的方面，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对政治决策的重要性、独立性和决策本身、规范本身的重要性，都给以了高度的重视，如果从我们所研究的宪法学的立场上看，似乎这三种模式或流派都对于政治决策必须依循宪法的规范、原则、精神等方面都显得不大关心，至少在文字的表述上是如此。这不难想见，这种高度独立性的政治决策会自然地，更不用说自觉地要与国家的宪法的规范及其基本原则保持一致。换句话说，这种由政治决策者以其所掌握的信息、决策目标、个人能力、个性等为基础作出的独立色彩很浓的政治决策，虽非全部，但至少会有一部分是与宪法的规范及其基本原则相悖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反宪法规则的决定”。说到底，政治决策作为独立的政治行为，不论它怎样被多么睿智、理性的决策者理性地进行，总会出现一些“反宪法规则的决定”，可以说是势之使然，势所必然。于是为我们的主题研究增加了可资研究的素材。

（六）心理上非理性导致行为中的“反宪法规则的决定”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弗农·史密斯和研究心理经济学的丹尼尔·卡尼曼。后者本来不是研究经济学的。1979年，他与同事阿莫斯·特韦尔斯基一起，发表了运用心理学做决策的新的经济理论，被称为“预期理论”。卡尼曼通过这个理论，把人们在不确定下做出决定的非理性系统化，在感知心理学当中开辟了人们作出判断和决策的新途径。所谓“预期理论”，就是以实验分析生活在具有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人们，在多种可能性之间作出什么样选择的理论。以往经济活动中的决策理论都是以期待效用理论为基础。所谓“期待效用理论”，就是人们合理“把效用（满足程度）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这种思考方法是以人作出决定的理性为前提的。

但是，人们逐渐发现，用“期待效用理论”作出的最佳判断，往往同人们实际作出的决策之间有很大差别，最大的问题出在人们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理性”方面。以“理性”为前提的理论分析人的“理性”是有局限的，实际上他常常用作出非理性决定。这种“人的非理性”是预期理论作为实证理论诞生的背景。

有意义的是，这种新兴的心理经济学对我们的宪法学研究应当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价值。综观以往的宪法学，尽管在世界范围内也出现过一些不同的流派或研究层面，但基本上都是以宪法规范以及以这些规范为基础的延伸，如宪法的基本价值或基本原则等等，为宪法学的研究的基点。但较之经济学的总体理论体系来说，宪法学实在显得单一和薄弱，像心理宪法学之类的学科或理论完全是有必要性的，也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11]假如我们参考和借鉴“心理经济学”的理论，在宪法学中实际上也盛行所谓的“预期理论”。人们满怀期望以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所独具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律权威来达到建成法治国和宪治国的预期的目标和目的，才精心地制定宪法，然后用心呵护和努力实施宪法的各项规定，贯彻其所蕴涵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一旦发现违背宪法情事，就动用宪法保护机制加以纠正，甚至使违宪责任人负起相应的宪法责任。在宪法的贯彻实施过程中，同样存在把宪法的效用（满足程度）最大化的价值期望和诉求。为此，要求人们，特别是对宪法实施负有重要责任的公共权力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乃至对宪法看护的护宪机关及其人员，都期待和要求他们对宪法的贯彻实施作出理性的决定并采取合乎理性的行为，其基本原则是不违宪，不仅不违宪，还要最大化地有利于行宪。由此可见，现行宪法的力量与实施可以说完全是建立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的。然而，正如经济学中所关注的那样，问题出在人们，特别是对宪法实施和司法监督的公共机关和责任人员，他们的理性自觉是不充分的，其理更是有局限的，由于社会、国家、个人等各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使它（他）常常作出有关宪法实施和监督的“非理性决定”。这种“非理性决定”，即使不完全是，至少主要是我们这里所谓的“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由此可见，“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现象产生和存在，除了前面所探讨的各种社会、政治本身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心理上的根源和基础。这本身完全可以构成宪法学上的专门的研究领域。但限于我们这里研究的主题，这里只是提示一下，希望能引起学术上的关注。无论如何，这种心理上的因素是造成“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不容否认和置疑的。

（七）灵长目动物的共有特性导致了“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产生和存在

这个标题及其相关内容，是笔者踌躇再三才写下的。乍看之下，把灵长目动物的共有特性与“反宪法规则的决定”联系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更可能被人误解为笔者长年爬在书桌上写书，已经“走火入魔”或是“中了邪”，不然怎么能冒出这样的怪念头。然而，不管怎样，笔者自认为到目前为止头脑还是清醒的，并没有丧失理智。如果认为这一联想古怪或不可理喻的话，也不是笔者本人突发奇想的怪念头，而另有始作佣者，笔者只不过借花献佛，假以试用罢了。 据西班牙《趣味》杂志一篇题为：“领袖的思想”（作者为豪尔赫·阿尔卡尔德）的文章分析，杰出的领袖人物往往具有许多常人所不具备的素质。他们可以激发和鼓动起社会团体的情绪，带领大家取得成功。他们懂得在已建立起来的规则与大胆创新之间灵巧地保持平衡。在全文分析的决定领袖素质的多方面因素中，就包括了“灵长目共有特性”这方面的内容。作者指出，研究并了解领袖头脑中有什么奥秘的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是美国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他认为，解释人类领导人的本性的首要因素是灵长目动物的遗传因素。他说：“灵长目从幼年就辩识并观察他们的同类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之间为一种特定的等级位置而展开竞争，从而在同类之间形成统治与屈从这种特殊关系。神经学家罗伯特·萨波利斯基甚至研究了倭黑猩猩首领的某些生理变化现象。例如，倭黑猩猩中的雄性首领所产生的像血清素这样的神经传导物质，比它的同类要多。如果它在群体中的地位产生变化，它的生理指标也随着变化。这些生理特性也可以在人类领导人身上找到。 我们灵长目动物的另外一个特性是爱好模仿。我们从黑猩猩那里观察到了它们的首领强加给群体中其他猩猩的行为方式。这种统治倾向也在人们幼年时期明显体现出来。只要观察一下幼儿园里孩子们做的游戏就可以发觉，他们中的一个人起统治作用，其他孩子不可避免地仿效他的言谈举止。[12]

如果我们尊重这些严肃的科研成果的话，（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将它们视为异端学说！）那么不难想见，这些具有遗传性质的灵长目动物本性势必在政治领导人的政治生活中会有所反映。作为政治领袖，其基本的政治活动自然是不断地作出政治决定。在他所作出的政治决定中，自然不乏以现行的规则，包括宪法和法律规则作为作出决定的根据或基于相应的精神或原则。但同时也不容置疑的是，除了基于后来培养和训练出来的政治敏感或政治自觉之外，在潜意识中，灵长目动物上述的遗传本性会发挥影响和作用。为了保持其领袖地位、权威影响，他有时需要作出一些违反常规，包括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则的政治决定，以示自己与常人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和现实中，人们常常看到领袖人物作出的某些特殊的、反常规的，甚至有时是怪异的政治决定。其实，这可以至少从遗传本性得到部分解释。总而言之，我们倾向认为，如果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前述的科学研究和观察的成果的话，就应当承认灵长目动物的共同遗传特性在人类，特别是政治领袖的政治行为中，势不可免地会作出“反宪法规则的决定”来。这自然应被视为对我们这一命题的支持之一。尽管笔者充分意识到，这一并不是建立在严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遗传与人类政治行为的内在关联的主观判断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而可能受到质疑或非难。但不管怎样，这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还是可以的，它毕竟具有了潜在的理论研究价值，只是在目前，还没有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罢了。 通过上面背景性的介绍和理论分析，我们应当对“反宪法和法律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不过，下面还想进一步表明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几点看法：

第一，“反宪法和法律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提出，不是源于任何有关宪法和法律的法律效力理论和运行机制的逻辑推理，而是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本质、特点及实施机制中与国家者的“决定”或“决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现实，不论人们是接受它或是拒绝它，它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否认，也不能回避。 第二，不论“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是由任何有负面政治背景的学者提出或倡导的，它都是宪法学和法律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或学术问题；而且这种理论或学术问题还关系到宪法和法律的本质、实施机制，以及法律的效力等深层次或重大的理论或学术领域。在迄今为止的宪法学和法律学的理论或学术研究中，这一领域还没有被密切关注过，更不待说受到了彻底的研究。就理论或学术的立场上看，对它进行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实属必要，因为它最终无论是从积极的方面还是从消极的方面影响到宪法和法律的实施。随着的拓展和深入发展，这方面的理论或学术研究亟待受到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第三，“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理论在实践的运用中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其得到理智的、科学的、合理的和正当的实用的场合，确实弥补了宪法和法律滞后，宪法和法律修改的繁难、不便、延迟，以及可能因此而引发的政治斗争或社会动荡之类的缺陷或弱点，从而以一种便当的、直接的形式和途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以及提高人民的福祉。不待说，这是它的有利的方面。相反，在那些反宪法和法律规则的决定或决策行为得不到限制、控制，或者被恣意滥用的场合，它便公开地成为宪治、法治的对立物，成为裸地反民主的行为，甚至是专制或法西斯式的暴政。自不待说，这是它的不利，甚至祸国殃民的方面。正因为它具有这两种极端的利、害的双重性，所以对它的适用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极高的警惕性。应当牢牢地记住，对它的适用要慎之又慎，趋利避害应当成为任何作出反宪法和法律规则决定的理性选择，乃至金科玉律。当然，这是针对理智的政治决策者而言的，而对那些暴戾的统治者而言，他们决不会让自己决策权的行使受到任何限制，当然更谈不上理智地运用它。 第四，“反宪法和法律规则的决定”欲取得有利的预期，除了决策者自身要务必自警，理智地作出决策之外，也还需要建立或强化对这种决策行为的制度化制约机制，即这种决策的作出一定要增加透明度，有关的信息要公开，决策一定要以公开、合法的形式作出，即使当时做不到这一点，事后也应当予以补救，使其达到合法性的要求。

[4] 以上资料和观点介绍主要综述了挪威学者朗内·斯莱格斯塔德的论文：“自由立宪主义及其批评者：卡尔·施米特和马克斯·韦伯”。详细论述请参考[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边编：《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0月版，第119-145页。

[5] 参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6月版，第288-289页。

[6] 转引自[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0月版，第132-133页。

[7] 转引自[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0月版，第132-133页。

[8] 参见[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0月版，第134页。

[9] 参见[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0月版，第135-145页。

[10] 引自[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竺乾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12月版，译者的话、第4页。

[11] 笔者不揣鄙陋，已在几年前完成了一部100万字左右的“宪法人类学”，就是试图拓展宪法学的研究学科或理论，通过几年来的努力，现在终于可望找到出版社接纳和出版了。——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