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 第16期

无论是《蜗居》的热议，还是《蚁族》的冷峻，在中国，置业的梦想既遥远又现实，既美好又残酷。有人自嘲说，“因为‘房’，父母累了，对象没了，我病了。我得了蜗牛的病，却无法实现房子的梦。” 当然，房子的问题纷繁复杂，与政策改革、房地产市场的无序、收入分配制度等有关，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人在置业消费方面的观念。让我们看一下中外的差别。

住房投资与住房消费

中国人自古就有买房置地的观念，即“房”是一种家业、产业，一种祖辈延续传承的物质和财富。如西汉司马迁所言，大凡在工商业中赚了钱的，马上转身去购买土地，是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要留给子孙一份祖房家产就是积了阴德。反之，卖祖产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如今，不仅各地“炒房团”是这一观念的身体力行者，同时，相对富裕的人，甚至只要能想办法付得起首付的人，都把购房置业放在首位。大家都把投资房产作为一种财富积聚的手段和途径，兄弟之间分家，大多分的就是房产，离婚的双方，往往也是为房产所有权闹得不可开交。 在西方很多国家，炒房、住房投资只是少数富人才有的行为。通常只有在经济形势极不稳定时，房价才会大起大落。西方普通老百姓并不愿投资房产，对于他们来说，住房只是一个生活的居所。尽管大家都需要住房，“为今天活”的美国人却不愿意为一套所谓的产权房而降低日常生活的水准。拥有自己的房产，就要支付大笔的持有费用，包括地税、维修费等等，如果是贷款，一旦遇到失业，只要几个月不能及时还款，银行就会将房子拍卖，警察会来撵你出门。同时，还常常因为是“有产阶级”而得不到政府的各类补贴。相反，如果住房是租来的，在失业等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向政府申请多种福利补贴，包括帮你支付房租。很显然，注重现世享受的普通西方人不会愿意因为所谓产权而被贷款和各类费用压得喘不过气来，多数人会选择花掉自己的钱，做个能享受政府福利的“穷人”。

买房养老与卖房养老

近些年，中国的房价一路攀升甚至“暴涨”，有些人甚至打算“买房养老”，这似乎是对传统“养儿防老”思维的一种转换，也是中国老百姓应对老龄化的策略。从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小型调查来看，专为养老换购房产的比例大约为12％，购房者中的银发族日益明显。买房者既有为当今养老的人，也有为自己未来养老的。殊不知，在房价居高不下，并不稳定的时期，“买房养老”的投资未必可靠。

在西方，人们往往是在一生中收入最高的中年时期，才考虑拥有宽敞的大房子。等到进入老年，随着收入的减少，大房子高额的持有费用会成为一种负担，这时他们往往会卖掉自己的大房子，另外租住小房子，用卖大房子的钱来“养老”。比如，一对子女已经成年的德国夫妇，可能会把自己带花园和泳池的大房子提前卖给城市的房产部门，从而每年得到一笔分期付款，到夫妇俩去世时房子就归房产部门了，不会留给子女，也不指望子女养老，子女也并不因此抱怨父母。

追求稳定与适应流动

中国人对稳定生活的理解，主要是与房子相联系的。在一个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即便是有固定工作，且已经工作多年，仍会感觉自己是“北(南)漂一族”，相反，如果在一个城市买了房，即使工作还不够稳定，也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租住别人的房子，总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心里不舒服。再加上租房市场的不稳定、不规范，房东随意涨价，租户往往不得不频繁地搬家，也会让人觉得“生活不稳定”。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嫁个有房人”成了很多女性重要的择偶标准。不少深陷爱河的青年男女，在走向婚姻殿堂的道路上，却出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男方被要求“先买房后结婚”，“没有房别想结婚”。嫁个有房人，不只是现代都市女性的观点，即使是在相对较为传统的农村，有房也是择偶的必备条件之一。目前，随着房价的非理性涌动，这种对房的渴望更为凸显。最近流行的《非诚勿扰》电视真人秀相亲节目中，男性有房者成为相当“优越”的条件，最为炫富的是一位自称“我在上海有三套房”的男性。有房不仅仅象征财富，更象征着安全和稳定，尤其是在动荡的大城市。在竞争激烈、日新月异的大都市，住房是一颗定心丸，犹如农民的土地、军人的武器。

然而，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换工作、换城市的流动是经常性的，一辈子不流动的情况很少见。美国人换工作是家常便饭：德国人一般和公司也就签2～3年的合同，合同期满就有可能换工作或者走人。“流动”是很多西方国家普通人的实际生活状态。既然很难稳定下来，那么租房更方便，说走便走，没有任何牵挂。如果房子是买来的，不仅有巨额的贷款压力，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而且房子买来容易卖时难，一旦成为流动(迁居)的障碍，那就成大问题了。

对于西方的年轻人来说，有能力流动，说明他追求上进，工资收入往往会随着工作的变换而不断增加。反之，则说明他安于现状，不求上进，或者是没有能力“跳槽”到更好的单位。在日本，有房的年轻男子反而不被姑娘们看好，因为他已经“稳定”下来，不打算再继续奋斗了。换句话说，他已经没有“未来”了，嫁给这样的人是没有希望的。

城里有房与多村别墅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今时代，这句话几乎可以简单地被“富往城里走，穷也不愿往农村流”换成。尽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有条件的农村人还是愿意移居到城市里生活，而购房就是他们成为城市人的重要标志之一。“有条件”的父母，即使自己并不到城里生活，也会考虑为在城里求学或者就业的子女购买房产，使子女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一些“先富起来”的有钱人，会在城里购买多套房产，对这些人来说，城里有房绝对是“富有”的象征，哪怕房子空着也行。其中固然有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城乡配置不平衡的原因，但传统观念的作用不可小觑。

在西方，由于城乡资源配置差异较小，有钱人都更愿意住在有着良好自然环境的郊区甚至农村的大房子里，而不愿意挤在城市中心的“鸽子笼”里。而且，在西方国家，有能力到城郊或者农村居住，说明有不错的私家车，能负担油费等开支。最重要的，这些人不用担心上班迟到，说明他们是老板、高级管理阶层或者其他高收入者，这是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无法做到的。所以，西方真正的有钱人，往往并不在城市中心买房。大多数住在城市中心的，反而是相对贫穷的租房一族。购买城市中心房屋的，也往往是为了出租而不是自住。

贷款买房与攒钱买房，

中国人消费往往是“量入为出”，购买物品之前先要看看自己的口袋里有多少钱。购买大件商品如汽车、房产，则是尽量多攒钱，少贷款，为了攒够大笔钱，不惜“节衣缩食”，“勒着肚

皮过日子”。没有成家、没有孩子的年轻人可能还会“有一个花一个”，一旦有了家和孩子，就变成“能省则省”了。同样，在房子的问题上，没有孩子的年轻人能接受租住他人房子的现实，而一旦为人父母，就不能让孩子住“别人的房子”。有孩子的年轻人往往指望父母，甚至动员整个家族，不惜举债购买房产。据调查，有七成年轻夫妇买房靠父母全部或部分资助。“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父母买房也是为子女，为子女买房自己掏出积蓄甚至卖掉自己的房子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但西方父母很少会帮子女买房，他们通常“自己管自己”，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一个60岁的澳洲人会说：“吗要买房子，我死了以后又带不走”，他根本不会想房子可以留给子女。西方人往往不会攒足了钱再买房，如果要买房，他们更愿意贷款，因为一旦出了问题，比如经济危机，政府会出台政策帮助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就出台政策帮助一些符合条件的业主降低贷款利率，甚至减少还款总额和月还款额。

有一个经典故事反映了中美两国人不同的消费观。美国老太太在自己买的房子里住了30年，后半生都在还款；而中国老太太后半生一直在存款攒钱，刚攒够了买房的钱，却去了天堂，无福享受自己买的新房。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又出现另外一个版本：美国老太太在人生的最后几天，因为还不起房贷，差点被赶出了家门，幸亏政府出面减免贷款才让她终老在那栋住了30年的房子里；中国老太太因为房价暴涨，付了订金的房子又被房地产商收回，她虽然得到了双倍订金的赔偿，攒了30年的钱却不够再买一套房子，辛辛苦苦30年，不仅自己没有住上新房，也没给子女挣下一套房。

购置新房与维护旧房

中国人愿买新房不愿买二手房，所以相同地段的二手房往往比新房便宜，这里面有房屋质量和二手房缺少维护的差异，更有政策和观念上的原因。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的，建房屋的土地通常只有70年的使用权。有人戏称，中国老百姓倾其所有买到的房子，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不到70年的水泥盒子。何况，新中国是建立在极为贫弱的基础上的，几十年来建设的民居房屋，大多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居住需要，在质量上缺乏高标准、严要求。很多房子才30年左右就已经严重老化，很难作为遗产世代相传。 此外，中国人对“二手货”总有抵触情绪。即使是新产品，只要一出商家的门，就成了不值钱的旧货，即所谓“荒货一半价”，房子也一样，所以在国内各个城市都有大片热闹的新房建筑工地。老城区改造，大片还能住人的房子被推倒，成了当下中国特有的城市景观。 在西方国家，因为人口和其他各方面社会因素相对稳定，新建房屋数量并不多，如前文所述，因为西方社会的流动性强，多数房子里住的是租客，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当然无关紧要，房屋要经常维修才是关键的。美国90％的房子是二手房，价格不一定比新房便宜。德国的房子看起来总是很新，那是因为他们几乎每年都维修，房屋持有者必须经常维修房屋，并因此从政府那里获取维修补助。在意大利，也能见到和中国差不多的景象，到处是建筑工地和脚手架，但他们不是建新房，主要是维修旧房。

总之，同一片蓝天下的不同国度，演绎着不同的关于房子的故事，而贯穿其中的正是人们的置业消费观。 (文章代码：1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