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范文

中医学范文第1篇

《美中医学》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季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美中医学》是一本主要刊登美国和中国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的英文学术期刊，旨在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医学交流和合作，本刊内容涉及中医理论研究、西医基础研究、中西医临床研究、中医及西医综述、名家论坛、医学会议信息等领域，发表有关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医学免疫学等领域的原创性、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该期刊出版内容涵盖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医学病理学、医学影像学、医学免疫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医学的各个方面。主要目标读者为医学和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者、医学专家、医学教育工作者、学生等。

总之，《美中医学》是一本较为重要的医学学术期刊，是中美两国医学研究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促进中美两国医学交流、学术合作及专业知识分享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广大医学工作者提供了一次展示他们研究成果的机会,在该杂志上可让作者的研究成果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促进国际间的医学交流、学术合作及专业知识分享。

中医学范文第2篇

丹红注射液和川芎嗪注射液在治疗心绞痛中的疗效比较王刚

高龄腰椎管狭窄症患者手术治疗23例疗效探讨华中医学杂志 彭松明，黄奎，张记恩，何小兵，祝立平，叶晓健

三种镇痛方法在绝经妇女取环中的应用比较姚蕾，鲍先范，吴妍，黄建平

慢性硬膜下血肿127例治疗体会王光明，朱春雷，成毅

急性重症胰腺炎治疗方法的探讨(附52例报告)冯正勇

免疫抗体阳性的不孕妇女510例治疗效果分析吴小虎，郑小平

不同麻醉方法用于妊高征剖宫产术对循环系统的影响周进军，尹仙芳，孙青海

微波治疗仪治疗宫颈糜烂121例临床分析郑小平，吴小虎

武汉公交系统已婚妇女宫颈涂片检查结果分析周致敢，王小薇

洛美沙星致过敏性休克1例黄建华，谢志强，陆桂英

胸腰椎骨折并脊髓损伤122例临床分析李新志，郑之和，李霏霰，曾勇，董军峰

磷酸肌酸钠治疗小儿心肌受损的疗效观察习力，熊学琴，孙继明

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搭桥术后上消化道穿孔1例报道戴安林，陈俊，朱贤鑫

小剂量布比卡因腰硬联合麻醉在剖宫产术中的应用张武，黄德樱，王光辉，刘艳霞

小红细胞对ABXPENTRA60血细胞仪血小板计数的影响观察赵亚娟，屈跃军，付亚玲，李荔

乳腺肿块针吸细胞学检查682例临床分析丁飞，赵进容，刘昌明，冯远奇

高频超声与低频超声在急性阑尾炎诊断中的价值比较薛前海，王泽恩，XUEQianhai，WANGZeen

HBsAgELISA试剂动态质量评价张志安，张颖，ZHANGZhian，ZHANGYing

实时三维超声在胎儿唇裂诊断中的价值黄启平，谭敏，马育局，郑宝群，王楚彬，吕海云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血液系统疾病许京淑，吴献华

丙泊酚复合瑞芬太尼用于人工流产的麻醉效果观察刘建英，王贵，孔宪寿

复合妊娠合并感染性休克、失血性休克1例报告吴中华，冯东红

布托啡诺在剖宫产术后硬膜外镇痛中的效果观察华中医学杂志 尹仙芳，周进军，孙青海

人EGFP-TERT-VEGF-Bcl-xlshRNA重组腺病毒的构建与鉴定陈晨，陶泽璋，陈始明，肖伯奎，王燕，陈伟

转化生长因子-β1的表达与斑秃发病关系的研究黄卫宁，黄卓辉，侯显曾，卢浩锵，徐霞

转化生长因子-β1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对兔退变髓核细胞生物学活性的影响伊友明，陶凤华，杜静，潘峰，李锋

一期前后路手术治疗胸腰椎结核的临床研究周宏斌，杜远义，李久鸿，秦小容，袁青，张友，望开健

创伤性膈疝的诊断及手术治疗杜巍，周伟，李伟阳，辛军，王厚强，周建平

静脉腔内激光治疗大隐静脉曲张的疗效分析刘梦璋，邹育才，姚伟，赵资坚，杜建业

502例非淋菌性尿道炎中衣原体、支原体感染的检测与耐药性分析顾本宏，卫丽，徐瑞云，吴满香，侯宗立

神经生长因子在颅脑损伤救治中的应用韩宗利，王诚，刘胜，吴涛，陈国昌

C型钠尿肽对博莱霉素介导的小鼠肺纤维化的保护作用杨畅，冯燕，YANGChang，FENGYan

胸腺肽α1联合拉米夫定治疗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疗效观察余辉，杨利华，YUHui，YANGLihua

肝硬化合并肝源性糖尿病56例临床分析张荣文，ZHANGRongwen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男性乳腺增生的诊断价值袁俊虹，孙友刚，YUANJunhong，SUNYougang

腹腔镜手术治疗良性卵巢肿瘤121例临床分析程娜，CHENGNa

胎心监护基线静止型的临床意义朱峻峰，刘正香，ZHUJunfeng，LIUZhengxiang

三氧化二砷对肝癌细胞系HepG2生长及核基质蛋白的影响于鼎，蔡志明，朱立元，王子慧，邱殷庆

术中胆道造影在小切口胆囊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罗开元，杨镛，李波，毛文源

羊水胎粪污染对围产儿的影响贡丽霞

动脉插管区域性高浓度化疗治疗不能切除的晚期胰腺癌

脾大网膜肺固定术治疗门脉高压症212例疗效观察华中医学杂志 马秀现，冯留顺，许培钦，叶学祥，秦保明

蜜蜂螫伤眼角膜1例报告杨汉清

101例颈部淋巴结活检的临床分析刘海，杨作衡，王国雄

急性会厌炎72例临床分析田渡芳HtTp://

P型空肠代胃Y型瓣式吻合术37例临床观察刘建华，陈瑜，黄洪月，刘应贵，闫建平

MEGX试验对大鼠肝损伤时肝贮备功能的评估钱国军，陈汉，姚晓平，杨甲梅，蒋平珍

性激素诱发兔胆囊结石的实验研究王成友，张敏杰，倪勇

口服氟哌酸与穴位注射胎盘组织液治疗复发性尿路感染42例疗效观察南慕程

脾切除对肝再生及肝细胞凋亡影响的实验研究李绍森，韦录

一氧化氮在梗阻性黄疸大鼠门静脉高压中的作用邬善敏，赵竞生，熊成龙，严际慎

原位肝移植动物实验研究孟翔凌，耿小平，熊奇如，余宏铸，张宗耀

活力碘局部注入治疗外阴阴道囊肿周启华

胆管损伤的防治李哲夫，陈孝平

白血病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并发症及复发的防治近况乔振华，苏丽萍，马梁明

造血系统恶性疾病并发深部真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杨国元

肺循环阻抗图、肺阻抗微分环对风心瓣膜病患者换瓣手术前后的监测潘铁成，陈夏丰，鲁昌珍，张希彤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对呼吸循环功能的影响华中医学杂志 董庆龙，欧阳葆怡

胃癌穿孔13例误诊分析吴隽，周立新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组织摄氧量测定张蕾，黎怀碧，颜浩，罗炎杰

自血光量子疗法与阿昔洛韦治疗带状疱疹的疗效比较杨平安，刘菡，刘广仁

肝硬变患者血清一氧化氮和肿瘤坏死因子水平的变化汪明涛，陈范嵘，楼大达，李晓迅，刘德琮，朱晴晖

开博通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心率变异性分析李静明

基底细胞癌30例临床病理分析刘寿全，路玉环，路红，路秀珍，陈惠阳

硬膜外输注不同配伍布比卡因用于儿童术后镇痛的比较童建成，陈步辉，杜中东

静脉注射心律平治疗顽固性室性早搏的疗效观察杜于茜，郑文远

子宫颈癌错误手术35例分析闫福华，彭玲，杨秀华，蒋兆香

糖尿病并多发性脑梗死52例诊断分析张坚洪，谢琳富，陈兴活

烦渴、多尿、乏力、左下肢水肿冯向飞，刘秀云，王英明

粘多糖病并癫痫持续状态1例报告范开华

健康新生儿血清酶活性正常参考值确定孙月庭，刘斌剑

急性香蕉水中毒14例报告张保房，王龙

膈肌肌电图频谱分析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膈肌功能检测中的应用李增煌

小剂量尿激酶、肝素联合抗凝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疗效观察宗立庚，郑云香，王胜云

前列腺摘除术后顽固性膀胱痉挛治疗体会李国宏，李保林，杨彩浮，徐贻斋

心肌缺血预适应对老年急性心肌梗死的影响鲁广肃，王燕

胃肠道肿瘤术后腹腔化疗的临床疗效观察华中医学杂志 胡汉平，俞立民，杨传永

人工流产术不同麻醉的镇痛效果比较姚利英，徐萍

糖尿病足低温烫伤12例临床分析王宏业

20％甘露醇静滴治疗四肢闭合性骨折后肿痛77例体会蔡卫东，范春明，吴兆勇

玻璃体切除术治疗儿童外伤性眼内炎28例疗效观察巩丽青，张云成，杨安怀

髌骨骨折治疗方法探讨(附502例疗效分析)方小飞，林俊涛，姚志保，伍先林

48例原发性纵隔肿瘤的诊断和外科治疗曹祥，罗贵清，刘燕

过期妊娠高危程度探讨钱朝阳，全惠芬

尖锐湿疣综合治疗效果观察刘永珍，曹树军，邓子英

复方芦荟胶囊致大肠黑变病14例分析邵伟彪，杨国胜

后巩膜加固术治疗高度近视疗效观察岳军

中医学范文第3篇

《中华现代中医学》（CN:98-0026/R）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中华现代中医学》杂志是一本由国际激光医学交流培训开发中心主管，中华临床医药学会主办的部级学术期刊。该杂志以传承发扬中医药学为己任，以集中展现现代中医药发展成果为宗旨，以中医学革新为关注焦点，为中医学科紧扣时展展现出删除高水平地贡献着力。该杂志重视原创性、实用性、前瞻性及科学性，广泛涉及中医内、外、妇、儿、骨伤、针灸与推拿等领域，旨在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杂志在国内外具有很高影响力和威望，是中国中医药界的重要学术期刊。此外，该杂志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医药学术媒体进行交流互动，为中医药学在全球传播推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历史荣誉方面，曾多次获得中国中医药学会科技奖等多项荣誉，是中国中医药界的一张响亮的名片。

中医学范文第4篇

《中医学报》（CN：41-1411/R）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中医学报》先后被中国优秀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等多家数据库收录。被中国优秀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数据库（CNKI）、美国化学文摘（CAS）、美国乌里希期刊指南（UPD）等中外数十家著名数据库收录。

中医学范文第5篇

中医药学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古代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药理论，浓缩了整个中医学术体系的精华，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一直指导着中医的临床、科研各个方面。

作为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护理学，它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结合预防、保健、康复等医疗活动，对病人及老、弱、幼、残加以照料，并施以独立的护理技术，以保护人类健康的一门应用学科，几千年来在保障我国人民健康事业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医护理学综合运用中医的阴阳五行、四诊八纲、脏象经络及病因、病机、中药基础知识、预防学等内容，结合西医学、护理学的基本理论，形成了中医护理的独特理论体系。综观中医护理学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中医护理理论的形成、发展与中医临床的关系非常密切，与中医临床的治疗相辅相成，中医的临床的治疗离不开中医的护理，即治护一体。从浩如烟海的古典医籍和历代医家的治疗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问题。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医学巨著。它总结了古代的医学成就和治疗经验，运用古代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系统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及护理等问题，如《素问·藏气法时论篇》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强调了在治疗疾病用药的同时，附以饮食护理，以提高治疗效果。

汉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有影响的一部临床医学巨著，该书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也为临床辨证施护开了先河。张仲景极为重视治疗中的护理，如桂枝汤方后，注明要“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服令一时许”，使病人微微汗出。强调饮食护理在治疗中的重要性。指出了五脏病食忌、四时食忌及合食禁忌等，明确指出饮食也应辨证。

隋朝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关于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症状的医学巨著，其中还大量论述了各种疾病在治疗时的护理。如外科肠吻合术后，“当作研米粥饮之，二十余日，稍做强糜食之，百日后乃可进饭耳。饱食者，令人肠痛决漏”。

宋、金、元时期涌现了大批重视情志护理及心理调护的医家。如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还记载：“脱肛，大肠热甚也，用酸浆水煎三五沸，稍热涤洗三五度，次以苦剂坚之，则愈”。吴有性的《温疫论》的“疠气”说，反映了当时防治急性热病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论食”“论饮”“调理法”三篇专论中，详细论述了温疫病的治疗护理要求，如“时疫有首尾能食者，此邪不传胃，切不可绝其饮食，但不宜过食耳”，对如何及时补充津液，提出了重要的护理方法，如“大渴思饮冰水及冷饮，无论四时，嗜可量与”，但“能饮一升，止与半升，宁使少倾再饮”，而对内热烦渴者，应给“梨汁、藕汁、蔗浆、西瓜可备不时之需”。是温病治疗护理极其宝贵的经验。由此可见，历代医家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必辅以相应的护理，以提高治疗的效果。新晨

随着医学治疗技术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临床治疗中的护理作用更加突出，已经成为治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如麻疹治疗中，勿使病人受风、受寒;疮疡病人禁食辛辣鱼腥之物;阳气虚弱阴寒内盛的病人治疗中要注意保温，住朝阳的房间;大多数的内伤疾病治疗中都要注意精神情志因素，防止大喜大怒大悲等等。民间亦有“三分治，七分养”之说，足见治疗离不开护理，护理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肺癌；中医证候；综述

1 临床研究1.1 肺癌中医证候分布规律 目前,肺癌中医辨证分型尚无统一标准,多以医者的临床经验分型。刘嘉湘[1]将肺癌辨证分为4型：阴虚内热、气血两虚、阴阳两虚、气滞血瘀。周氏[2]分为肺郁痰瘀、脾虚痰湿、阴虚痰热、气阴两虚4个证型。郁氏[3]分为4型：阴虚毒热、痰湿蕴肺、气血瘀滞、肺肾两虚。朴氏[4]分为肺气不足、阴虚内热、气阴两虚、气滞血瘀、痰湿瘀阻。徐振晔[5]分为肺肾阴虚、脾虚痰湿、阴阳两虚、精气亏虚。张氏等[6]分为阴虚毒热、脾肺两虚、痰湿蕴肺、气血瘀滞、肺肾两虚。唐氏等[7]将肺癌分为4型：肺脾气虚、肺阴虚、气阴两虚、痰湿瘀阻。张氏[8]将老年晚期原发性肺癌分为4型：气虚、阴虚、气阴两虚、痰热瘀毒。周维顺[9]分为痰湿蕴肺、阴虚热毒、气滞血瘀、肝肾两虚。 左氏等[10]探讨了85例晚期肺癌患者的主要中医证候,晚期肺癌的中医证候以血瘀证、气虚证、痰证、阴虚证为主。陈氏[11]等对有关肺癌临床中医辨证分型的17篇文章作了统计,发现肺癌证候分型有31种之多,但基本病理因素发现只有气虚、痰结、阴虚、血瘀、气滞、热毒、阳虚、血虚等8种,31种证型只是各种病理因素不同组合罢了。孙氏等[12]对30例原发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前后证候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化疗前中医证候以实证为主,亦见虚实夹杂之证。实证以痰证为主,占70%,血瘀证占13.3%；虚证以气虚阴虚常见,占33.3%。化疗后痰证明显减轻,而血瘀证和虚证明显加重。说明化疗可改善中医临床证候,也可导致临床证候的加重与转化。1.2 肺癌中医证型与疗效肺癌的不同证型反映了不同的病理状态和特点,不同证型间的疗效存在差异,探求肺癌中医证型与疗效的关系,对肺癌的治疗及预后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张氏等[13]分析了411例原发性肺癌临床中医分型与近期疗效的关系,发现在化疗组68例有效病例中,肺癌气虚型对化疗相对较为敏感,有效率占57.35%,痰湿阻滞型对化疗相对敏感性较差,有效率仅占5.88%。而化疗组85例恶化病例之中,痰湿瘀阻型所占比例最大,而气虚型和阴虚型的比例则较小。唐氏等[14]观察了319例晚期原发性肺癌患者,分析了中医证型与疗效的关系,肺脾气虚型1、2、3、4、5年生存率分别是49.66%、19.2%、10.28%、2.20%、1.2%,中位生存期为12个月,平均生存期15.3个月；肺阴虚型1、2、3、4、5年生存率分别是48.57%、15.52%、11.63%、7.69%、8.57%,中位生存期11个月,平均生存期16.1个月；气阴两虚型1、2、3、4、5年生存率分别是44.83%、16.3%、12.7%、5.88%、0%,中位生存期10个月,平均生存期13.7个月；痰湿瘀阻型1、2、3、4、5年生存率分别是37.93%、10.42%、3.30%、0%、0%,中位生存期10个月,平均生存期11.8个月。认为肺癌气虚型化疗相对敏感,而痰湿瘀阻型对化疗最不敏感,疗效最差。319例中60岁以上的老年肺癌100例,无1例生存5年以上,各中医分型的1、2、3年生存率分别为：肺脾气虚型44%、18%、7%；肺阴虚型47%、6%、6%；气阴两虚型40%、10%、0%；痰湿瘀阻型无1例生存1年以上,这可能与老年患者的体质较差,全身状况不佳有关。1.3 晚期肺癌中医证候与生存质量 将生存质量纳入中医疗效评价标准目前多数专家已达成共识,生存质量在疗效评价中占有重要地位。肺癌各中医证候有着不同的临床表现和特点,生存质量方面存在差异,它们之间的关系临床也有报道。王氏等[15]探讨了62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中医证候与生存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卡氏评分分值组之间的中医证候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卡氏评分为80～90分者没有虚证,实证以血瘀证与痰证为主；卡氏评分为70分以下者开始出现虚证,虚证以气虚与阴虚证为主；卡氏评分40分以下者气血阴阳虚证都可以出现,仍以气虚与阴虚证为主,实证仍以痰证与血瘀证为主。认为随着卡氏评分的降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虚证、实证逐渐加重。王氏等[16]还研究了23例晚期小细胞肺癌的中医证候与生存质量的关系。结果显示,随着生存质量的下降,虚证、实证逐渐加重。1.4 肺癌中医证型与国际TNM分期 国际TNM分期反映肿瘤患者不同阶段的病情程度,可较准确地估计病情。肺癌患者不同中医证型反映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病理概括,如邪正关系等。故肺癌中医证型与国际TNM分期应存在一定关系。顾氏[17]研究了480例原发性肺癌中医辨证分型与国际TNM分期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肺癌的无中医证候型、局部瘀阻型、气血瘀滞型、气虚痰湿型多出现在TNMⅠ期、TNMⅡ期之中；而肺肾两虚型、阴阳两虚型、瘀毒内阻型多出现于TNMⅢ期、TNMⅣ期之中；肺虚痰热型则多出现在TNMⅡ期、TNMⅢ、Ⅳ期之中。并认为肺癌Ⅰ、Ⅱ期多以实证为主,正虚表现不明显；Ⅲ、Ⅳ期肺癌患者虚证渐多,实证渐少。施氏[18]探讨了368例原发支气管肺癌患者中医证型与国际TNM分期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医证型在西医分期的各期分布中有极显著差异(P<0.005),气虚型以Ⅱ期为多,气阴两虚型以Ⅲ期为多,阴虚及阴阳两虚以Ⅳ期为多,并认为原发性肺癌随着病期由早到晚发展、病邪由浅入深,其虚证由气虚向气阴两虚、阴虚阴阳两虚发展,这有助于对原发支气管肺癌预后的判断。1.5 肺癌证型与临床病理 吴氏等[19]研究了肺癌的中医辨证分型与临床病理分型的关系,观察了100例原发性肺癌患者。结果表明,气血瘀滞型多为肺癌早期证型(Ⅰ期),肺阴亏虚型多为肺癌中期证型(Ⅱ期),而肺虚痰热型、脾肾两虚型多为肺癌晚期证型(Ⅲ、Ⅳ期)。并注意到中心型肺癌以肺虚痰热型、脾肾两虚型较多,而周围型肺癌以气血瘀滞型、肺阴亏虚型较多。瞿氏等[20]也研究了肺癌的中医辨证分型与临床病理分型的关系,观察了420例原发性肺癌患者。结果表明气虚型为周围型肺癌较早期的表现,气滞血瘀型、阴虚内热型多为肺癌中期的证型,气阴两虚型、脾虚痰湿型多为肺癌晚期的证型；鳞状细胞癌以阴虚内热型为多；气滞血瘀型和阴虚内热型多为Ⅱ、Ⅲ期。1.6 肺癌中医证型与影像学 随着胸片和CT在原发性肺癌的诊断和疗效评价中的普遍运用,肺癌在胸片和CT上的征象与肺癌中医证型的关系也常有报道。田氏等[21]分析了86例中央型肺癌中医证型与螺旋CT的表现,中医辨证分型：痰浊壅肺型、气滞血瘀型、肺气虚型、肺阴虚型、气阴两虚型和肺肾两虚型,采用双盲法对其螺旋CT表现与各证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阻塞性肺气肿在肺气虚型中多见；阻塞性肺炎在痰浊壅肺型中明显多见于其他证型；阻塞性肺不张在肺气虚型中明显多见于其他证型；胸水在肺气虚型中多见。田氏等[22]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56例周围型肺癌中医证型与高分辨率CT表现的关系。发现6种证型中以肺阴虚型、气阴两虚型和肺肾两虚型多见,且多伴有胸水；血管集束征在气阴两虚型和肺肾两虚型中多见；胸膜凹陷征在气滞血瘀型中明显多见于其他证型；空洞形成在肺气虚型中明显多见于其他证型。贾氏等[23]分析了80例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的X线征象与中医证型的关系,发现阴虚内热型在X线征象中以肺不张多见,痰湿阻肺型可有多种X线征象,而气血瘀滞型则以阻塞性肺炎多见,肺肾两虚型亦以肺内孤立性阴影多见。2 实验研究 肺癌每一证型都是由一组内在联系的症状和体征所组成,是从患者的宏观信息而获得的对疾病特点的认识,探求肺癌证型与微观信息之间的联系,有利于中医对肺癌的认识与现代科技知识相结合,更好地指导临床。2.1 肺癌中医证型与免疫指标、肿瘤标志物 房氏等[24]检测了56例肺癌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及癌胚抗原值,并探讨了其与中医证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肺癌患者OKT3、OKT4、OKT4/OKT8比值低于健康人,OKT8高于健康人,并依阴虚内热型、气滞血瘀型、痰湿阻肺型、气阴两虚型依次减低或增高；癌胚抗原(CEA)则以气滞血瘀型为最高,各证型间及与健康人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认为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及CEA可作为反映肺癌患者本虚及标实状况的参考指标,可为中医治疗肺癌提供客观依据。房氏等[25]检测了40例肺癌患者血清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IL-2R)水平和红细胞免疫功能,并阐述了其与各中医证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肺癌患者与健康人比较,SIL-2R升高差异显著,各证型间SIL-2R按阴虚内热型、气滞血瘀型、痰湿阻肺型、气阴两虚型依次升高。各证型间RBC-C3bRR按阴虚内热型、气滞血瘀型、痰湿阻肺型、气阴两虚型依次降低。而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RBC-ICR)在各证型间未见显著差异。张氏[26]分析了107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医证型(分为气虚痰湿、阴虚毒热、气阴两虚、气滞血瘀、热毒炽盛)与细胞免疫功能、肿瘤血清标志物之间的关系,发现各证型间CD3+值比较无显著差异；CD4+值以气虚痰湿型为最高,气阴两虚型为最低；CD8+值以气阴两虚型为最高；CD4+/CD8+以气阴两虚型为最低,气虚痰湿型为最高。CEA、组织多肽抗原(TPA)、糖原125(CA125)均以热毒炽盛型为最高,并认为CEA、TPA值愈高,热毒炽盛型的可能性愈大。 刘氏等[27]测定了虚证肺癌患者血清中微量元素铜、锌及细胞免疫功能,研究其含量变化,以探讨其与虚症的关系。认为对癌症患者进行血清中某些微量元素的含量及细胞免疫功能的测定,可以探讨中医虚证理论的研究及其物质基础,对临床辨证分型治疗和预后的判断有重要意义。王氏等[28]研究了肺癌患者3种虚证(阴虚、气虚、气阴两虚)与血浆环核苷酸水平的关系。结果三种虚证在血浆环核苷酸含量上显示出不同的水平,治疗效果也相应不同。2.2 肺癌中医证型与微量元素 米氏等[29]通过对95例原发性肺癌患者血清铜、锌、铜/锌比值与中医辨证分型进行了研究,发现肺癌各证型之间血清铜/锌比值较之血清铜、锌含量更有实用价值,铜/锌比值的高低反映了邪正消长。铜/锌比值可作为中医辨证分型转换的参考指标,与中医辨证相结合对判断肺癌的轻重、转归、估计预后、指导中医治疗有临床意义。米氏等[30]通过观察原发性肺癌中医辨证分型与血清硒变化关系,发现血清硒含量多少反映了肺癌患者邪正消长,随正虚邪盛程度加重,血清硒含量顺序递减,对判断肺癌的中医证型的转换有临床意义。2.3 肺癌中医证型与血液流变学及甲襞微循环 中医学认为,肺癌的发生发展与阴阳失衡、气血失和有关。现代研究发现肺癌中医证型与血液流变学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刘氏等[31]观测了31例各型肺癌患者,发现不同中医证型间在血液流变学与甲襞微循环改变方面存在差异。认为血液流变学与甲襞微循环检验可作为临床区分痰瘀交结型与气阴两虚型的客观指标之一。王氏等[32]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气虚血瘀证进行了研究,认为存在气虚血瘀证的患者免疫功能低下且有血液高凝倾向。T细胞亚群、血栓素B2、6-酮-前列腺素F1α、纤维蛋白原及纤维蛋白溶解酶等免疫学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异常改变是气虚血瘀证重要的病理生理基础。3 评述与展望 从近年来有关肺癌证候的文献来看,诸多专家学者对肺癌中医证候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有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有：①目前肺癌中医辨证分型比较分散,而且多是以个人经验来划分证候类型,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如此带来的结果是：以个人经验划分证候类型,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肺癌证候的分布规律,但不免会掺杂个人主观因素,且个人观察的病人数量有限,很难代表和反映总体情况,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影响了学术间的交流；影响了肺癌规范化诊疗的制定。②在临床科研方面,研究往往局限在一个单位或少数几个单位内进行,样本含量不足,样本选取缺乏随机性,造成研究结果说服力不强,无法代表群体情况。③尽管中医治疗肺癌临床资料繁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医病理、药理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来说,缺乏肺癌的中医病理、病理生理变化的深入研究。④在实验研究方面,不论是免疫指标、微量元素还是血液流变学改变,对肺癌中医证候的分型和对证候本质的研究都不具有特异性。 笔者建议：①应在有关部门的牵头组织下,进行大样本量、多中心的临床观察研究,尽快制定出一套统一、规范的肺癌中医证型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肺癌规范化的诊疗措施。②在临床科研设计方面,应注重采用随机、多中心协作的科研设计方法进行研究,以期得出可靠的研究结果,为临床提供更好的参考。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医药治疗肺癌临床医学文献的系统评述和Meta分析得出综合结论,促使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的转变。③在统一中医分型论证标准和疗效标准的基础上,加强肺癌中医证型的病理、病理生理研究,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中医药预防治疗肺癌的理论和方法。④在实验研究方面,可利用前沿生物医学知识,采用先进仪器和实验技术、方法,探索出与肺癌证候具有特异性联系的微观指标,为中医治疗肺癌提供服务。【参考文献】 [1]孙钢.刘嘉湘辨治肺癌的特色[J].中医杂志,2000,4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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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范文第7篇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nbsp;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sp;“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sp;“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⑵形而中论是以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而对人类的哲学所作出的哲学概括,这使之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的本质性在主体的形而中性──即形而中者之谓人的明题使主体的存在方式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统一中得到证明。这也为中医学的哲学思维找到了根据。有关形而中论的论述,请参考拙作:“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载段长三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599页。另可参考拙作:“易医相通和生命哲学论略”一文,载于《亚州医药》杂志,1996年10月增刊第19页。及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杂志1998年第2期第15页。

中医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医学；辨证论治；唯物主义

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基本理论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历代中国人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但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中医本来的诊治疾病病种及就诊人群逐渐被“蚕食”，中医原有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那么中医学如何应对目前既成事实的局面？中医学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从中医学现在所处的境遇分析，发展要重于继承，在发展中求生存，本文试图从中医学亟待发展的几个领域谈谈笔者的一点点薄见，以飧同仁。

1中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亟待性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基石是《黄帝内经》，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成就和医疗经验，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尽管距今历时近两千年，其基本理论对当今中医学的发展仍旧起重要的指导和导向作用，其吸纳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气象等多方面科学成就，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以气血为物质基础，以经络沟通内外，配以六腑、形体诸窍，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辅以“天人相应”，“自身统一”的辨证法思想，来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同时突兀“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诊疗体系，其理论博大精深，堪为当时的医学奇迹。后世中医学临床实践证明，《黄帝内经》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中医理论体系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就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讲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其间活人无数，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但中医学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影响，以“阴阳学说”来概括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矛盾双方的对立，以“五行学说”来阐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关系，进而拓展到人体的“五脏”“六腑”“五官”、形体、情志等的关系，因而在思维逻辑上难以摆脱表面性、直观性、机械性和猜测性，并且对人体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变化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随意化，同时理论又抽象、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称“华盖之脏”，那么就有了“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的“肺为首当其冲”之说；又因肺叶娇嫩，不耐寒热，故易被外邪侵袭，故肺又为“娇脏”，至于肺叶何以“娇嫩”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无以说明。再者，如果对只有大脑才有情志活动这个常识不曾持否定意见的话，那么肝、心、脾、肺、肾的在志归属分别为怒、喜、思、悲、恐的观点，就不能不让当代之人费解不已。中医学对很多组织、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为六腑之一，对于它的位置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是这样定义的：“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这种定义未免有些牵强。又如，最具中医学特色的经络理论，它是人体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质实体至今无从定论，尽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达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为藉口，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医学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测性之所在。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发展都是建立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之上，从那时至明清时期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应该承认中医学理论一直在逐渐发展和完善，其间著名医者层出不穷，医学典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从本质上讲中医学基本理论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内经》范畴。真理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发展的，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中医学亦然。毕竟《黄帝内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法色彩，那么时至21世纪的今天应该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继承采取“扬弃”的态度，只有如此中医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2中医诊断手段的局限性

中医学诊断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闻、问、切”，简称“四诊”，就是通过医生的感觉系统来察知就诊者的正常和异常表现，收集病情资料，通过医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中医学辨证思维的运用，获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材料，力求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给出正确诊断，其诊断疾病的重要理论支撑就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知常衡变”。“司外揣内”就是通过审察患者外部的表现来推测机体内在的病变，此与现行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论；“知常衡变”也是现代哲学认识事物及现代医学诊断鉴别疾病常用方法。同时，中医学在疾病诊断过程中重视整体审察，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资料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诸多外在表现在反应疾病内在本质的作用和地位，综合权衡，防止以面盖全；疾病诊断力求“病症结合”，既注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又不忽视疾病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医学在病情资料的采集及诊断思维过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资料的客观性（依赖患者的客观表现）、思维逻辑的合理性、诊断结果的正确性等等积极因素，这正是中医学历经两千余年一直被视为人类健康保护神的有力保证。

尽管中医诊与断的科学性毋容质疑，但其局限性也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而日益凸显。首先中医诊断学诊断手段的落后性。中医学自其诞生之日至今的漫长岁月里，诊断手段几乎无任何革命性变化，即望、闻、问、切。在科学发展仍处于落后、萌芽时期的古代，用望、闻、问、切尚可理解，且在当时应该说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在科学已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病情资料的采集手段还墨守陈规、对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仍无动于衷，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与科学同步，势必被科学所淘汰；可作对比的现在医学主流――西医，在其发展之初，医生耳朵贴近患者皮肤来了解患者体内的声音的变化，接着改良为听筒、听诊器，乃至发展为X线透视、CT、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可见西医的诊断技术紧紧跟随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术手段来延伸医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医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医诊疗手段与其产生发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的中医，仿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净土”，因此其诊断手段自其始至今无突破性进展，那么其相对于西医的落后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中医以“四诊”为主要手段的“诊”法，以中医辨证思维为逻辑方式的“断”法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中医诊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就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表明中医诊断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临床表现而揣摩机体内部病变的本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医生的感官系统去体会疾病的外在表现，那么感觉器官对疾病外在表现的感受往往因人而异，医生的心态、临床经验、身体健康状况、感觉的偏差、环境变化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均可影响，因此在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资料很难确保是基于客观、疾病本质的检查所得。而且，中医学的“断”就是在中医逻辑思维的指导下的“辨证”，寓于其中的主导因素仍难以摆脱主观因素的羁绊，也就是说中医学整个诊断过程过多地依赖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而客观因素的制约度很少，其结果势必导致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增加。

给疾病诊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质，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但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往往也过于表面化、肤浅化。因为其诊断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个临床症状或病位，如水肿、内伤发热、癃闭、眩晕、黄疸、泄泻、不寐、肺痈、心悸、腹痛、胃痛、头痛等等，故此这些诊断很难反映疾病的本质，因而对制定治疗方案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医学就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个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疗方案，那么这样的诊断还有多大的价值？

3中医治疗措施的保守性

中医学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证基础之上，其治法涵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对于具体方药讲究“君、臣、佐、使”，既可针对主证进行治疗，同时又兼顾次要表现或兼证，并且在同一方剂中可以运用药性完全相反的药物，达到“佐制”作用，这是西医治疗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些方面的优势，使得中医药有时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治愈了许多西医界颇感棘手的疾病，这也是中医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佐证。而且，中医药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就是中药（除少数外）基本都是天然药物，副作用少，这也是中医药为许多患者青睐的重要原因。

中药不是一点毒性都没有，这个观点慢慢为医患双方所共识，但比起化学药物，其毒副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少数剧毒中药除外），因而中药比西药要更安全，除了中医药可靠的疗效外，正是由于这方面的优势，中医药是许多患者就诊的重要选择。但中药汤剂入口太苦，使许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年轻患者，虽然中药剂型还包括片剂、针剂等等，可目前中药主要给药途径仍就是汤剂，这也是中医药就诊人群逐渐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药方剂剂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市场上能购得的中药丸剂、片剂、膏剂、散剂、丹剂、针剂等也不少，但仍没有形成中药给药的主流，而且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能打入国际市场的中药丸、片、针剂更是凤毛麟角，严重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进程。

众所周知，与西医比较中医药在治疗急性疾病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药可选择针剂太少，因为水针剂在体内作用时间要比口服药要快，口服药通过胃肠道的吸收、肝脏首过作用，达到血液循环至少需要20min的时间，而且中药的煎煮又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往往是争分夺秒，20min或更多时间的耗费往往为病情不能容许；另一方面，中药方剂所含成分复杂，因而作用效果较为广泛，所以又被称为中药的“散弹效应”，但“散弹效应”带来负面代价就是疾病治疗的针对性不强，中医药理论中本来就有“力专则效洪”的说法，作用面广泛就无异于“无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药方剂作用“靶点”的准确性和缩短单次用药的起效时间，是中医药治疗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针。

4中医人要迫切加强创新思维

纵观中医药两千来的发展历程，中医药一直没有摆脱《内经》的思维模式。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现代科学知识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势发展，人们形容为“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而中医药的发展似乎永远处于“量变”之中，而且这种量变的步伐过于缓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医人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封闭性、排他性。

中医药的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的创新中医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导致中医的灭亡；但没有创新的继承中医学就会固步自封、泥古复古，知识渐老，最后为时代所淘汰，渐渐消亡。因此，中医学的发展之路在于继承和创新双管齐下，缺一不可，但从目前中医的发展来看，是创新不足，继承有余。其实中医学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太注重经典及考证，如《内经》《伤寒论》等的注者达数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学术渊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汉代医学宗师张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至今为许多中医人视为座右铭，因而绝大多数历代中医人对于“古训”，敬若天命而不敢轻易“篡改”，现在依然。目前，在中医论文或理论探讨文章中，动辄“《内经》云……”或“仲景云……”等，从古代医家古籍中寻章择句，断章取义，寻求理论依据，仿佛《内经》就是终极真理，与《内经》不同“政见者”，就值得怀疑或否定。“中医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办；西医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进展”［1］，这句话是目前中西医思维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西医逐渐“蚕食”中医就诊人群和治疗病种的重要原因。

现在又有人倡议加强中医学人文因素的研究。诚然，中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医学是在悠悠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医学的人文因素对于揭示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如果把中医学归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无异议的话，那么其发展就应该遵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单从中医学文化层面去咀嚼、挖掘，很难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医学的“突破”来；另一方面，中医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课题、新思路，自古有之，从某个角度说中医学发展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多少年来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够透彻、够详尽了，还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陆”？

以上是笔者对中医发展存在问题的一点点拙见，但不意味着否定中医，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局限性，提出中医的不足，目的是希望中医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总之，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只有不断的创新、发展，才能渐近完善，西医亦然，中医亦然。

【参考文献】

中医学范文第9篇

1.1学生对该课程态度比较积极，超出预想结果超过60%的同学对中医课程对待态度认真，少部分甚至认为中医课程较西医专业课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所以尤其重视。在翻阅往期文献研究可见，或因中国经济硬实力的崛起和中医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改革，西医学生对于中医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尤其课程中充满传奇色彩和传统智慧的中医药小典故，在抓住学生好奇心的同时也将中医学博大精深的知识灌输给了同学，但由于学校对于中医学的重视程度较弱，导致考试内容较为简单，对同学的约束力减弱，使部分同学对该课程缺乏认真的态度。

1.2同学对中医的发展前景比较乐观，多数认为中医现状是由于政府宣传不力造成中医经过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演进积淀，早已成为每个中华儿女心中生病求医的主要方式之一，虽然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不断侵袭影响，以及中国暂时的经济落后，政府对于中医宣传形式单一和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共同导致中医的发展近况大不如前，但随着21世纪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进一步加剧，政府的扶植以及国人对中医的认同和不懈传扬，中医在当代医学领域的发展前景定会更加光明。

1.3学生对中医了解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从调查中对于该课程核心的抽查结果来看，仅极少数同学可以几乎全部掌握，大部分同学只掌握中医的部分基础常识。造成此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授课老师教授内容大部分还是停留在书本内容，极少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学习心得方法，导致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同学学习热情不高，对中医知识了解不足以致学生对中医态度不够认真，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对中医课程重视不足，考试内容轻松简单，课堂要求不够严格，导致学生放松对自己中医知识的提高。

1.4学生对于中医学的应用不足从学生对于中医学的应用情况来看，虽然大多数同学对中医的治疗效果在心里表示认同，但由于中医传承方式繁复，中医师数量稀少又水平参差不齐，大量非专业中医学者为个人利益，在中医知识并未掌握完全情况下就开业行医，导致中医口碑丧失，以及中医地位下降之后随之而来的中医院建设资金不足，再加上中医自古以来管理经营理念的落后和国家并没有相应的支持措施等种种原因，造成中医的应用范围急剧缩减，但由于学生在学校对中医学了解的过程中，逐步开始认同这种传统的医学形式，而使同学们都有意向尝试中医技术。

2解决措施

虽然学生对于中医学课程态度较为认真，但增加该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态度的进一步改善更有益处。

2.1适当提高考核标准在不增加学生实际负担的基础上达到促进学生掌握知识的目的，首先要减少基础知识的考查，增加对学生观点态度的考查;其次可以在课堂中增加一些分组讨论，锻炼同学的创造力，便于同学对当堂内容的消化吸收和加深对于知识的领会程度，并将讨论表现以一定比例计入最后的总成绩。基础知识考查量不变的基础上，增加同学们对于中医临床知识的考查，避免同学们由于机械性的死记硬背而忘记真正中医应用时所需的知识，同时增加中医学科的趣味性。将分组讨论的表现计入总成绩也可以约束学生的课堂行为，对课堂效果的提高有较大作用，增加课堂的多样化。

2.2丰富课堂形式虽然目前的教学形式已不再是完全以老师的讲解为主，但还是存在形式过于单调的问题，其中在老师为主导的切脉针灸等活动中，虽然有些革新但也被指出效果不够明显，并不能真正使学生对这方面内容掌握得更加透彻。以老师和学生互相交替教学和讨论安排课堂内容更为合理，教室在大致教授一部分主要理论知识内容后，其余的时间则交给学生自由讨论或由老师提问，最大限度地调动同学的主动性，由被动的学习方式逐渐过渡为以学生为主导的自主学习。最后，由于中医学药方玄妙，药物的相生相克各有不同，所以可以由老师提出病症，留给学生自己编写药方，在编写药方的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对于特地病症的理解，还使学生对各味中药的原理属性了解更深刻，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2.3对课堂教授内容的建设在平时教课内容中，应尽量增加一些老师在中医临床中的所遇到的病例，在病例中，每种病症生动具体，老师由于亲身接触病例，对其印象更加深刻，教授起来也更得心应手，在回忆的过程中，一些小的细节自然映入眼帘，一来避免了教学中的遗漏，二来病例的真实性更能吸引同学们的眼球，增加课堂效率，活跃课堂气氛，同学们从枯燥乏味的课堂学习中脱离出来，仿佛身为一名中医师，增加同学的职业认同感，真正从心里接纳中医这门学科。

3结论

在现今社会对于中医学的不断重视，中医学不仅作为一门医学更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标签，代表着古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随着西医学生对中医态度的转变，科学合理地完善课程设置，可以更有效地增加中医在医学界的认同度，相信中医崛起就在不远的将来。

中医学范文第10篇

1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学术思想

为什么在低下的科学知识和科技水平条件下，成书于东周和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就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并有着较高的医学水平，而且还具有自然科学的深厚内涵?关键就是先祖们从生活和生产劳动等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人的健康、疾病发生和药物治疗等也离不开自然界，而了解二者之间关系的最简单、易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人和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研究，从中认识医学问题。

众所周知，人如果没有支撑其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不能存活的。人要和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才能成长，才能摄取到食物营养，自身废物才能排出。显而易见，环境应列入到生命之中，即环境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细胞和细胞液，它们都是生命。因此，中医学的医学思维，具有现代医学科学意义。

由上可见，中医学的医学学术思想是从人与环境是一个整体，生命是环境的组成部分，环境也是生命的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研究医学、研究人类健康、疾病和治疗等医学问题。这也就是中医学的“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应”的医学整体论。这种医学学术思想表明中医学是一门整体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医学，因此才有《中医学》这门课程，西医学就没有这门课程。所以解剖学、生理学和全科医学不能等同于西医学，西医学是多门类医学学科的综合。

由中医学的这种医学学术思想出发，从而建立了以阴(月)阳(日)为“和”(即平衡)的中医阴阳学说、以木火土金水所表征多种医学含义的横向相互关系、纵向系统联系和总体连结的中医五行脏腑体系学说，以及以经、络、穴之气液为形实的经络学说等。相应地，也就有了辨证论治、四诊八纲、病因病机、治则、药食药理和养生等临床医学规则。

需要注意的是，中医学的医学整体论还包括药食和药理在内，因而凸显了中医学使用天然药物的医学意义和绿色意义，更体现出了中医学在防治疾病上的科学观:大自然就是一个极好的医生。当然，恶劣和污染的环境也是非常厉害的杀手。

2中医学医学整体论的主要学术思想内容

阐述中医学学术思想内容的论著颇多，本文则着重从医学科学角度来阐明它的医学科学学术思想内容。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人与时间的统一建立在天干地支的中医五运六气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文时间”与疾病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素问·六节脏象论》中亦有述及。故“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四气调神论》和《素问·脏气法时论》中论述了季节对人体健康状况的专属影响，故“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人亦应之”。《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论述了昼夜与疾病的关系:“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经络学说论述卫气的运行具体到时辰。《素问·上古天真论》、《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论述了人的年龄与身体健康状况和生育等的关系。《素问·热论篇》讲到了疾病与时间的关系。《素问·脉要精微论》阐明了痈疽致人死亡的时间。中医学还阐明了疾病发生阶段的治则，因而出现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临床治法。其实，中医学在许多方面，如脉学、治病、养生、药食等都有时间观念，特别表现在采药和用药上:如《温病条辩》曰:“凡夏日所生之物皆可去暑，尤以扁豆花最”;《本草纲目·四时用药》的用药规则和用药方法。所以，中医学“时间医学”的学术思想是非常突出的。恽树珏先生言:脏腑乃“时序的脏腑耳”，“五行为四时之代名词”，“医学不讲四时、寒暑……即属荒谬”。

2．2人与环境的统一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一方人”，“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可见自然环境对人的生命多么重要。故《黄帝内经》曰:“人以天地之气生”、“人与天地相参也”。自然环境与人的健康、疾病和防治关系十分密切，四季和健康、疾病的关系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地区或地理环境和人的形体、体质、生理、性格、声音、治疗、生育、寿命、疾病和保健方法等都有密切联系。中医五行学说所述五方与人体等各方面的联系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关系。人是社会的一员，所以必然会参与到社会生活、工作和活动中去。这时由于个人的各种原因，如贫富、地位、性格、爱好等，常会引起心理和心态的反应，从而影响身体。《素问·上古天真论》和《素问·疏五过论》等多有阐述，在此从略。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中医学的人与生物环境的统一。人也是生物中的一种，当我们阐述人与时间、环境以及下文所说物质性的关系时，其实，细菌和病毒等也与这几个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当中医学用病因六淫和病机病症等来说明人的健康、疾病和防治时，其实是间接地反映了细菌和病毒等的作用。当然，这是非常不够的。中医学应该按照自己的学术思想去研究细菌和病毒等，建立自己相应的分科。中医学“环境医学”的学术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值得进一步专门研究。

2．3人与物质的统一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防治疾病的用药等也主要靠自然物质(气、水、动植物和岩石矿物土壤等)。所以《素问·六节脏象论》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神乃自生”。中医学十分重视人的物质性。不论脑、心多么重要，如果没有营养物质供需，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树、无米之炊。故《素问·平人气象论》曰:“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千金要方》曰:“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本草纲目》曰:“饮食者，人之命脉也”。中医学的人与物质的统一性，特别表现在对食、味、色的研究观察和总结上。味与人体健康、疾病、防治、养生等的关系尤为丰富，有味入、味生、味合、味宜、味食、味走、味多、味过、味禁、味伤、味病等。

人的物质性表现有二个方面:无机性和有机性，从环境角度来看，则是人与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或生物环境)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物质演变和生物进化的结果，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人必然与无机物质与有机物质具有统一性。现代(微量)元素医学研究就表明了这种关系:地壳的、有机体的、人的各自平均化学成分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地壳的多种元素、有机体的大量元素、人的主要组成元素中都有氧、氢、碳、钙、钠、钾，后二者中还都有氮、氯、磷、硫、镁。此外，人体中60种元素的丰度曲线与地壳中相应元素的丰度曲线相一致，也是极好的证明。有趣的是，上述的11种元素成分亦是人体细胞的主要成分，它们占细胞全重99%。

人是一个客观实体，物质是第一性的。中药也是具体的物质。那么运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来研究中医学，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随着这些研究的深入，将会使人更深刻的认识中医学的深厚理论和临床疗效的有效性，并将促进中医学的发展。

2．4人与自然变化的统一俗语“不服水土”即是很好的说明。随着时间的前进，无机环境(气圈、水圈、土壤、地质地理等的物理环境和化学环境)、有机(生物)环境和社会环境会发生变化，从而会影响人的健康以及疾病的防治，并发生相应变化。例如，季节的变化、不同方位地区、社会处境的变化和不同体质等的人的健康以及疾病的防治等状况，就反映出这种统一性。

2．5人体构造结构与自然的统一人生活在地球上，受到它物理场，特别是重力场的控制。有趣的是地球构造具有三层:地壳、地幔和地核，而人体也具有三层:皮肤、肌肉和骨骼，人体细胞一般也具“三部结构”:细胞膜、细胞液和细胞核，其中细胞膜亦为三层:内、外疏水区和中间亲水区，间期细胞核也为三部:核膜、核基质(和染色质)和核仁。又如把双手向上举直，如果手掌和脚掌相当于两极，头胸部相当于赤道，那么手三阴经和足三阳经的流注是由赤道向两极，而手三阳经和足三阴经的流注则是由两极向赤道，真类似于大洋中的冷、暖洋流的流动。这种流动显示出调节整体的平衡作用。中医学的“援物比类”研究方法和全息性观察(局部看全体)均反映出这种统一性、一致性。所以中医学有面诊、舌诊、目诊、耳诊、手诊、足诊、骨诊和脉诊等。

2．6人体本身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以阴阳平衡、五脏为首，通过经络体系而把全身相互联结起来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对环境既有顺从适应性的一面，又有主动适应(或对抗)性的一面，人体的自愈能力、通过治疗恢复健康和通过养生保健而长寿等，就说明了这一点。人体脏腑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仅有生克乘侮和相及关系，而且还有相聚、劳补、相济相助、互藏、别通和相通等的关系。这些关系至少表明二点:①人的生命不是放在“一个蓝子”里面的。所以才有“脑死亡”和“心死亡”之争，所以保存好的古尸之肌肉皮肤还具有生物学特征。故人的生命是顽强的;②人体切除脾、或人工心脏、或去一肺、去一肾、或去部分肝、部分胃，并不能说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不能成立，相反，却更体现出中医学的医学整体论和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医学认知。

3中医学的医学模式

简言之，医学模式就是人们对医疗实践和医学理论概括后对医学问题的一个总体医学观点，它是医学学术思想的一种简洁表达方式。那么中医学是什么样的医学模式呢?首先，我们要认真考中医学的医学特色是什么。由上可知，中医学的学术思想和内容有以下独有和突出的医学观念:①它的学术思想和基础理论基本上是从“五脏为首”的角度去阐明的;②特别突出时间与人体健康、疾病、防治和养生保健的关系;③在与环境的关系上，重点突出与生物环境的统一性，这反映在中医学的药食上。所以中医用药基本上都是天然药物。中药是“长命之药”，数千年至今仍然使用;④中医学把中药药理和用药理论以及养生保健也纳入到了学术思想和基础理论之中，例如中药的性味、归经和配伍等。所以中医学的“医”和“药”是不能分开的，“药”是包含在“医”中。否则，就是西医学的“生药学”了。

由上看来，中医学医学模式应反映四点:①时间;②环境(无机环境，如大气、地质地理环境、有机环境和社会环境);③人体(五脏为首，包括心理);④药食和养生。可以简洁表达为:时空———人———药食的四维医学模式。这个把人的健康、疾病、防治、养生和保健有机地联接为“一条龙”的医学模式，完整地反映了中医学的整体医学观。人们在论述西医学的医学模式时，却忽视了这种具有深厚科学内涵的中医学医学模式。这种模式反映了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高度一致性，并表明中医学存在着理论上的特色优势。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