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1篇

1．1数据来源

以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除人均绿地面积为市辖区数据外，其它都为市域数据。

1．2研究方法

1．2．1熵值法可以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所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有更高的可信度，计算过程如下:

1．2．2Moran＇sI指数通过对GlobalMoran＇sI的全局自相关统计量的估计，分析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度和空间差异程度，文中通过Arcgis9．0软件的SpatialAutocorrelation(GlobalMoran＇sI)模块实现。

1．3指标体系建立

在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可量可比性的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产业发展四要素及两个附加要素)和产业周期理论(产业初级阶段的要素投入)，依据数据的典型性、可获得性和代表性，从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支撑、科技创新支撑、政策体制支撑四个方面选取35个三级指标，构建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条件评价指标体系(表1)。

2结果与分析

2．1资源环境支撑条件首先，对2010年资源环境支撑条件6项指标的286个城市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利用熵值法计算出286个城市资源环境支撑条件优越度，将所得数值录入ArcGIS9．0软件，通过自然断点法按四级分类得到如图1a，同样按照上述过程得出社会经济、科技创新及政策体制支撑条件的空间分异。资源环境支撑条件优越度最高的十个城市分别是鄂尔多斯、河源、嘉峪关、威海、石嘴山、许昌、十堰、伊春、黄山和金昌。最低的十个城市分别是宜宾、晋中、南平、临汾、吕梁、宿州、孝感、茂名、内江、贵港，十个最高值地区和十个最低值的均值相差3倍之多。从我国整体区域来看，资源环境支撑条件较好的城市较为分散，且很少是大城市，而条件较差的城市大部分位于成渝地区、秦岭淮河一带和广西西南部。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因素主要是人均建成区面积，权重约0．443，其次是人均绿地面积0．377、未达标工业废水排放量0．028、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0．014、工业烟尘排放量0．04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0．093。战略性新兴产业趋向拥有优良环境、宽松工业园区用地的城市布局，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具有宽松的用地条件和优良的城市环境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建设基础，为从业人员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而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向外拓展受限，人口又相对集中，人均用地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相对较小。

2．2社会经济支撑条件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主要有交通与通讯，权重约为0．477，金融环境0．286，经济基础0．119，市场环境0．117，可以看出支撑一个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大的社会经济因素是交通通信条件和金融环境。从图1b中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支撑条件较好的城市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西部的省会或重要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苏州、天津、广州、东莞、重庆、宁波和大连，大部分都处在东部发达地区的核心区，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较好，有着沿海及沿江便利的交通通信条件，也是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及次金融中心，人口众多，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较高，市场较为成熟，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对外交流条件、金融环境和产品市场。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如平凉、白银、固原、思茅、丽江、武威、昭通、临沧、定西和陇南，处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南偏远地区，这些地区交通通讯设施较为落后，金融环境及招商引资的条件相对较差，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及消费能力较低，十个最高值地区和十个最低值地区的均值相差31倍之多。

2．3科技创新支撑条件科技创新因素主要有科技支撑，权重系数为0．582(普通高等学校个数0．141、专利申请量0．28、国家重点实验室个数0．161)，人才支撑权重系数为0．418(科学研究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0．059、信息传输及计算机软件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0．046、文化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0．027、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0．286)。科技创新支撑条件较好的城市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京津地区、广州、深圳及中西部省会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北京、重庆、上海、苏州、广州、武汉、西安、成都、杭州和南京，这些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及从事计算机软件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有关创新和高科技行业的公司数量众多，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较多，专利成果数量占国内比重较大，如2010年北京高校89所，两院(科学院、工程院)科研院所60家、科技创新从业人员102．72万人，专利授权量3．4万件在全国都居首位。排名后十位的城市有白银、石嘴山、鹤壁、防城港、黑河、双鸭山、中卫、鹤岗、克拉玛依和金昌，这些地区大多是中西部的资源型城市，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少，从事科研、计算机软件及文化创意产业的人员也相对较少，城市创新环境欠佳。排名靠前的十个城市和排名最后十个城市均值相差25倍之多。另外，图1c中科技创新条件较好的一、二级优势区范围较小，286个城市的平均创新支撑条件优度为0．055(资源环境支撑条件0．25、社会经济支撑条件0．072、政策体制支撑条件0．158)，我国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2．4政策体制支撑条件政策体制因素主要是科学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权重系数约为0．616，政策环境0．384。支撑条件较好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及京津地区。十个最高值城市分别是深圳、北京、上海、广州、中山、苏州、佛山、合肥、杭州和珠海，十个最低值城市为广安、武威、钦州、防城港、阜新、广元、七台河、贵港、陇南和松原，十个最高值城市和十个最低值城市均值相差43倍之多。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和京津地区的产业环境及对外开放程度决定了这些城市对新技术及新产品的重视程度较高，政府层面上分配较大部分的财政支持新技术及新产品项目的研发，可以及时察觉到国内和世界范围产业发展动态，为实现产业结构快速转型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2．5综合支撑条件的空间分异

综合支撑条件测度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看作一个底面是正方形，四条棱(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支撑、科技创新支撑及政策体制支撑)都垂直于底面，长棱和短棱顶端相连的不规则物体，其条件优越度为这个不规则物体的体积(图2)，则体积计算公式为。其中，Imax为资源环境支撑、社会经济支撑、科技创新支撑及政策体制支撑中值最大的，Imin为四方面支撑中值最小的，Ia和Ib为其余两个方面的支撑，R是底面正方形的边长，这里假设为1，由此得到286个城市综合支撑条件的值(表2)。基于模型测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条件优越度属于无量纲且取值范围在0～1之间，经过Arcgis9．3软件空间可视化并将综合支撑条件的值与其均值、四分位点值进行比较，参照自然断点法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图3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综合支撑条件差异Fig．3RegionaldifferentiationofcomprehensivesupportconditionforthedevelopmentofstrategicemergingindustryinChina件分为:优势突出区域(≥0．18)、优势良好区域(0．18～0．13)、优势一般区域(0．13～0．08)和优势不显著区域(0．08～0)四个等级(图3)。采用Moran＇sI指数，在Arc-GIS9．3中调用SpatialAutocorrelation(GlobalMoran＇sI)，计算得到Moran＇sI=0．25，Z=18．89。正态分布99%置信区间双侧检验阈值为2．58。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I，说明286个城市综合支撑条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存在发展支撑条件好的地区相互邻接，发展支撑条件差的地区相互邻接的现象。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优势突出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的津京地区、山东半岛临海区、珠三角核心地区、长三角核心区、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辽东半岛、福建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会或重要城市。这些区域的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科技创新和政策体制支撑等都有较好的基础，综合支撑条件得分较高。优势良好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区、山东半岛西部、长三角扩展区、珠三角扩展区及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会或重要城市。优势一般区域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及东部的部分地区。优势不显著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中部和南部、四川北部和南部、广西西南部地区。

3讨论

(1)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处在产业发展初期阶段的产业，具有高技术和资金投入的特点，决定了在四个支撑条件中，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支撑是基础。政策体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起着关键作用，新产业发展初期阶段力量十分薄弱，需要依靠政府的指引和资金投入促使其逐渐进入成熟阶段。资源环境可以更加突显一个地区的优势或劣势，但并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是巨大的，技术可以促使产业发展呈现成长、淘汰和稳定的过程，因此，科技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我国科技创新条件较好的一、二级优势区范围较小，286个城市的平均创新支撑条件优度为0．055，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采用不均衡发展战略，在同时具备四个支撑条件的地区优先重点发展，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心，再向地区梯度推移。因此，在辽东半岛、京津地区、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及省会城市优先重点发展，再向地区推移、辐射，形成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心结构。(2)结合实证讨论，如《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全面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较为合理。因此，广州市等优势突出区域应利用其综合优势全方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多元化、层次化和高端化，利用优惠的政策环境、发达经济基础、强劲科技创新活力加强与世界各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作和竞争，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和国际市场占有率。《石家庄市"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建立以生物产业为优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特色，建立全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但该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存在较多问题如:高端人才缺乏、产业外向度低、相应的基础设施等还不太完善以及面临着京津发达地区产业重构和竞争的挑战。因此，如石家庄市这样的优势良好区域应避免基础设施、人才队伍等某一方面的掉队，全方位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建立起从设计到生产、从城市到重点乡镇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运行体系，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应发挥本区特色避免与优势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趋同，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作用，引导和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化发展。《玉林市"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作为发展的重点领域，而本地区最具优势的是以柴油机为重点的动力机械制造业和现代中药产业，其他行业优势不足。因此，如玉林这样的优势一般区域应充分发挥本地优势，集中财力、物力、人力，重点建立一两套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体系，其他行业的新兴产业应以配合优势区域和优势良好区域为主。优势不明显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很大阻力，而根据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生产本地区具有优势的产品再通过贸易来获得不具备优势的产品。所以，优势不明显区域应以提高人民福祉和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任务，通过市场贸易来满足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的需求，只有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交通便利的主要城市发展一定量如生物质液体燃料制取、天然生物制品医药和现代中药等不需要高投资、高科技的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3)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I说明286个城市综合支撑条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存在综合支撑条件好的地区与综合支撑条件好的地区相邻接、综合支撑条件差的地区与综合支撑条件差的地区相邻接的现象。因此，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采用集群发展模式，形成两个一级产业集群［20］即:长株潭－珠三角－闽南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赣北－皖中－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五个二级产业集群［21］即:哈大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辽东半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山东半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呼包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集群内部要协同发展，避免产业选择趋同和重复建设。

4结论

文中基于地级城市相关数据，利用熵值法计算出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科技创新、政策体制支撑条件的值，通过体积模型计算出综合得分，采用Moran＇sI指数分析出286个城市空间集聚状态，并将我国划分为优势突出区域、优势良好区域、优势一般区域和优势不显著区域，最后得出各区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1)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发展支撑条件空间差异巨大，各地区应利用好优势条件发展本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采用不均衡发展战略，在辽东半岛、京津地区、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及省会城市等同时具备四个支撑条件的地区优先重点发展，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心，再向地区梯度推移。(2)综合支撑条件的优越度表明了地区承载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力的大小。因此，在优势突出区域优势全方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良好区域应弥补某一方面的不足，建立完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体系，避免与优势突出区域重复建设和竞争。中西部和一些东部的优势一般区域挑选适合本地区的一两种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和发展。优势不明显地区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在中心城市区域适当发展一些对资金、科技要求不高的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通过市场贸易来满足其它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的需求。(3)综合支撑条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结合该特征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采用集群发展模式。在集群内部要协同发展，避免产业选择趋同和重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1)文中指标体系虽然全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如何构建更为科学的评价框架体系是今后研究的难点。2)文中只是较为宏观的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撑条件，而细分到每个区域适合发展的具体行业较少涉及，更为微观的行业研究是今后所致力于的重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2篇

1.1国家战略定位

模糊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对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定位。在《“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扶持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只对包括海洋油气开发装备、海洋风能利用装备、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等装备在内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提出了具体的产业化配套政策，其他包括海洋生物技术、海洋新型能源仅有所提及，其产业开发重点和扶持导向不明确，特别是缺乏权威的产业发展评估和路线图，也没有明确的国家产业发展定位。尽管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海洋局、能源局等国家职能部门，最近针对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水淡化、海上风电等海洋战略性产业发展相继出台了一些专项规划和产业扶持意见，但与国家沿海区域发展和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战略协调不足，且受到政策和资金成本的制约，地方政府贯彻落实的成效并不明显，缺乏针对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属性的政策创新，未能构建海陆统筹的全局发展战略框架和产业发展定位。

1.2政策措施协调不足

近年来，国家相继启动实施了沿海经济带、蓝色经济区及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等一系列涉海开发战略，也通过国家财政专项资金及海域使用金等对海洋生物、海洋装备制造、海水淡化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重点扶持，但基本以国家财政资金和行业专项资金为主，国家专项综合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不足，资金扶持力度和覆盖面远不能满足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需要，且政策创新力度明显不足，陆海产业扶持政策之间缺乏协调。国家缺乏有针对性的产业培育引导政策，特别是针对涉海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的引导政策，涉海小微科技创新企业“死亡谷”问题突出。现有的产业扶持政策多出自海洋职能部门，实施中缺乏部门协调，地方又以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为主，难以突破国家政策框架，政策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1.3行业低端竞争激烈

鉴于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潜力，沿海各地都出台了发展定位趋同的产业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区域恶性竞争，形成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遍地开花，但产业化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对于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等少数几个已初步实现产业化发展的产业，各地普遍加大招商和投资力度，将有限的政策资金投入其中，并给予最大限度的土地、融资、税收等优惠，在短期内扭曲了其市场要素价格，降低了投资主体的投资风险和成本，引发了投资热潮和地区间的重复建设，导致了国内部分低端船舶配套装备、海洋工程装备、海水淡化装备及风电装备制造能力短期内得到极大提升，但产业链高端装备设计制造能力不足，出现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影响到国内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健康发展。

1.4海洋技术创新薄弱

随着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的不断加大，我国在海水种苗繁育、海洋生物医药、海工装备制造、海水综合利用等诸多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在一些关键技术环节和创新能力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产业培育与发展受制于技术创新的局面仍未得到有效改善。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依赖进口，相关产品成本过高、竞争力弱，制约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如在海水淡化装备制造领域，海水膜组件、能量回收装置和海水高压泵等反渗透关键设备仍需进口，海水淡化工程关键设备国产化率不足50％。国内756项与海水淡化相关的专利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占15％［9］。关键核心技术未实现突破，再加上海洋科技创新机构的行政壁垒，科技成果转化与专业配套能力不足，造成部分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技术瓶颈比较突出。

2政策导向与路径设计

2.1加强海洋战略顶层设计，完善海洋产业政策

扶持体系尽快制定《全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发展行动计划》，统筹陆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合理布局沿海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架构，减少地方政府的无序竞争。搭建国家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协调框架和信息交流平台，引导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开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形成区域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空间发展格局。制订国家海洋重点产业投资目录，优先选择具有重大产业开发潜力的产业进行重点支持。落实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关优惠政策，推动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向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倾斜。完善国家产业扶持政策，对重点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进行专项扶持，加快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开拓进程。

2.2推进区域示范工程建设，创新海洋新兴产业培育机制

实施重点产业领域示范工程建设，积极推进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基地和产业联盟建设。制订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试点和示范工程建设方案，积极鼓励和引导重点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行业联盟，打造3～5个国家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基地。制定国家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线图，建立面向创新型企业和市场化科研机构的政策扶持机制。整合与协调国家及地方海洋科技创新资金，建立科技创新市场化评价机制，减少行政干预和重复投入问题。

2.3实施海洋科技创新工程，推进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实施国家海洋科技创新工程，建立国家海洋科技创新基金和重大海洋科技专项基金专家咨询委员会，统筹国家海洋科技创新基金投入。依托青岛国家海洋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组建国家海洋科技创新联盟和深远海科技研发平台，打造国际海洋科技论坛，强化重大技术和装备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培育涉海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和创新型企业建设。鼓励重点企业与科技机构联合建立海洋工程技术中心，支持企业申报和承建省级、部级重点实验室，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进程。

2.4推动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加快海洋产业集聚发展进程

结合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试点工作，推进海洋特色产业园区建设，鼓励和引导相关企业逐步向特定的产业园区转移，同时调整各类产业园区的发展特色及核心定位，建设一批现代海洋特色产业园区，构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集聚平台。鼓励涉海大中型企业及各类优势涉海企业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培育一批以海洋新兴产业为主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涉海企业集团，并通过其辐射带动及配套需求，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完善和配套中小型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集聚发展。

2.5创新海洋产业投资模式，建立和完善专业海洋产业服务体系统

筹协调国家财政扶持资金、社会资金、风险资本和金融资本，创新国家财政补贴和风险规避机制，推进国家“蓝色投资基金”和公私合作经营的“蓝色投资银行”发展，构建符合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市场投融资体系。鼓励沿海地方政府围绕海洋科技孵化和产业培育平台建设，提升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业服务能力，利用大数据和电商服务网络，构建面向小微型创新企业培育的专业化海洋中介服务网络，逐步完善区域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体系。

3结束语

我国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而海洋科技的突破和国家政策的合理引导是推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壮大的关键要素。提升海洋危机意识，明确国家战略顶层设计，以海洋科技创新为动力，强化政策扶持和市场引导，创新产业培育机制，重点突破海洋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水综合利用及海洋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关键技术，形成比较完善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政策体系，是顺利实现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转型，推动海洋经济强国建设的基本战略导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3篇

首先，交通一体化建设为京津冀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助推器”。天津将规划建设天津至石家庄城际铁路、津承铁路、环渤海铁路，推进京唐客运专线、蓟港快铁等项目的前期工作。同时，加快施工，确保京津城际延伸线2015年上半年建成通车，机场引入线2016年完成主体工程。积极推进G104、G205、G112等国省干线的提级改造，打通区域断头路，加快推进京秦、塘承二期、唐廊、唐津改扩建等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交通路网的进一步完善无疑将更好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其次，人才集聚为京津冀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蓄水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人才是关键。京津冀汇集了全国1/4以上的著名高校、1/3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2/3以上的两院院士，拥有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14家部级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智力资源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以已经签署协议，由京津两地共建的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为例，高端科技人才的相互交流、合力发展正在成为常态，这必将有力推动京津冀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同发展。再次，逐步在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协同管理机制将为京津冀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提供“催化剂”。在产业对接的条件下，如能让被承接的相关企业及人员更快更好地适应承接地的生活无疑将极大加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甚至起到“招鸾引凤、竞相来投”的良性循环。当前，天津正在加快建设京津冀智能交通网络，推进京津“一卡通”互联互通，实现在公交、地铁、轻轨、出租车领域，以及京津城际列车进出站刷卡支付；推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方面的务实合作，研究实行医疗保险异地结算，职工养老保险互联，居民养老保险互通，河北也在着力研究廊坊、保定等环京津热点城市承接北京发展的大问题，一些具体政策措施陆续将会出台。上述举措，将从协同这一“大处”着眼，从民生这一“小处”着手，更好地促进京津冀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最后，京津走廊高新技术发展带将为京津冀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提供“发动机”。高技术性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本质特征之一，京津冀聚集了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高新区、武清、宝坻、东丽、北辰等重点园区以及河北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要的高科技园区。这些园区机制好、活力强，创新资源十分丰富。借力北京研发优势，用好天津、河北孵化、转化、产业化空间和载体，将会带动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和电子商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培育出一批参与国际竞争的创新型领军者企业。

二、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首先，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天津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12年天津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23427.5亿元，增长14.9%，位居全国前列。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轻工纺织和国防科技等优势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1006.6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的89.7%，以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健康、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2012年实现产值7075.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30.2%，高端高质高新的产业结构体系初步形成。其次，人才引进战略的实施为天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天津近三年引进两院院士、“863”“973”首席科学家、“”人选等海内外高层次人才753名，重点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领域。再次，全社会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为天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塑造了坚实基础。2012年，天津全社会R&D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7%，科技进步水平连续十年位居全国第三位。全年专利申请达到4.15万件、专利授权2万件，增速保持40%以上，建成部级（含部委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126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410个，覆盖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重点领域。建成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和研发转化基地，启动了863成果转化交易平台和国家中医药研发中心建设，引进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光电研究院、中国直升机研究所等多家部级科研院所，建成了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性能计算机等一批高端研发制造基地。

三、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产业核心技术瓶颈有待突破。如在石油化工产业链方面，按照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经济规模是2000万吨/炼油配套100万吨/年烯烃和100万吨/年芳烃，可适应不同品种的原油，宜烯则烯，宜芳则芳，实现资源和能源的充分利用。天津石化虽然炼油、烯烃、芳烃的装置都有，但不太匹配，没有足够的石脑油供应乙烯生产，而产出的混苯则无力全部进行分离。二是产业链条层次不合理，长期处于垂直分工体系低端。根据现代产业价值链理论，产业链利润呈“V”字形，即所谓的“微笑曲线”。曲线的左端是研发、设计，右端是销售、服务，中间是加工制造。在利润分布上，曲线的两端产业利润率在20％至25％之间，中间弧底的加工制造环节的利润只有5％。目前，在装备制造产业链方面，天津的发展重心虽然已基本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的转移，但产业链条层次，仍主要集中在依附于国外企业的生产制造环节，而不是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在生产环节上，仍然处于下游生产（终端的加工组装，如大型飞机、船舶、汽车的组装），而不是上游生产（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如飞机、船舶、汽车核心控制部件的制造），距现代制造业研发转化基地的目标仍有较大的距离。三是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培育不完善。天津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产业规模较小，占GDP的比重还不高，一些领域产业配套能力弱，集群效应并不明显，产学研各个环节之间尚未形成有效合力。如在生物医药产业链的发展上，天津还未形成诸如国际上著名的波士顿产业集群、旧金山产业集群、华盛顿产业集群等集科研院所、医院、高校于一体的集群化发展模式。四是个别产业发展影响力仍然较弱，产业链相关配套环节还存在缺位。如在滨海新区，节能环保产业尽管已具备一定发展基础，但仍存在一些明显掣肘因素制约其进一步壮大：首先，滨海新区尚未形成一批能够提供全面节能环保服务的龙头企业，市场运行效率不高；其次，新区对各种示范推广方式集成不足，制约了新区对我国推广节能环保产业示范作用的发挥；最后，该领域的企业总体规模较小，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和服务附加值低，尚未形成上下游配套企业的规模化聚集。

四、发展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与原则

（一）产业链的配置总体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壮大性发展的战略要求，按照产业集群化、土地集约化的原则，以产业布局规划为引导，促进功能区优势互补、产业联动发展，构建合理、高效、可持续的产业空间布局。以“产业链”为视角，把握“重点产业链———核心项目———产业集群”的研究思路，通过理清产业链条来明确产业发展重点、指出发展路径和规划产业高地。通过资源“进产”、技术“进链”、企业“进群”、产业“进带”、园区“进圈、进团”的主线，结合“缺链补链、短链拉链、弱链强链、同链错链、长链细链”的思路，形成“自主研发设计至终端消费产品”完整产业链的整体优势；围绕优势支柱产业，创新化发展，着力产业链高端化；围绕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式发展，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围绕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着力培育壮大规模；围绕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带动作用显著的优势产业链，积极实施“专业化生产包装，提升产品档次；外向化拓展，壮大产业规模，全方位地产业开放，提升生机和活力；集团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园区化配套，推进产业集群；集群化发展，形成产业品牌；集约化发展，推进生态可持续”。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重点吸引相关的大项目好项目，延长产业链，培育更多的经济增长点，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发展环境，着力发展低碳化循环经济。

（二）产业链配置的基本原则结合天津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状，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实践，本文认为应重点把握以下产业链配置原则：一是布局完善。突出产业优势和发展潜力，突出产业链发展的前瞻性、成长性和带动性。以公共交通为导向，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优化新区功能布局。二是龙头带动。以主机成套设备和龙头企业为重点，经过产业链横向融合、纵向延伸、提升企业群体集聚优势，形成专业化分工、上下游产品衔接配套、有影响力的优势产业体系。三是项目支撑。以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明确支撑项目在产业链延伸和壮大方面的关键作用。四是生态环保。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通过环保示范项目，清洁生产，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完善新型环保产业链。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五是创意融合。制造业与生产业互动融合，推动产业集聚，产业链高端化，营造不同于老工业城市的现代化的、高速发展的、具有时代感的新区文化特色。

五、发展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对策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天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既不能再进行简单的“腾笼换鸟”，也不能再进行“闭门造车”，而要服务大局，有所侧重。结合我市发展现状，本文建议当前应优先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完善：在石油化工领域，建议天津依托大港石化、南港工业区等重大石化项目，加快发展精细化工等石化下游产业，积极向石化专用设备等高端产业方向发展。随着产业成本提高，逐渐向曹妃甸、黄骅扩散石化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津冀合作。在航空航天产业链方面，天津应继续吸引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加快发展干线飞机、支线飞机、通用飞机等整机、零部件研发生产等。加强京津的产、学、研合作，进一步加强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合作，努力使天津成为继上海、西安之后的第三个部级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积极将最新航天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用产业技术，带动天津的电子信息、汽车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结合航空产业链的价值分布特征，积极发展航空金融、航空租赁、航空维修等航空服务业，构建服务环渤海地区的航空产业服务体系。在新能源领域，加强京津两地风电产业的科研合作，加快研发大容量风电机组和适应海上作业的产品，重点进行叶片、齿轮箱、发电机、风塔、控制系统等核心部件的研发制造；同时也要加强京津两市太阳能产业的科研交流活动，研制高效率、低成本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逐步将光伏发电产业化，形成国内领先的光伏发电研发和制造基地。随着产业技术不断成熟，可逐步将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型的光伏组件制造业扩散到河北。天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政策是抓手，产业是保障，人才是关键。天津要努力创造“招之能来、来之能用、用之能留”的人才使用机制，“不拘一格降人才”，既欢迎北京高端科技人才来津发展，也要对河北高级产业技术工人敞开大门。同时，要着力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创业资助和融资平台，制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人才吸引政策，完善薪酬、医疗保障、住房、子女入学等各项人才引进配套政策。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4篇

尽管我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因此必须进一步调整产业发展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我国各级政府启动了跨越式的战略性新技术和新产业革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级政府选定了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做出了相应的战略规划。如深圳市政府宣布，生物、新能源、互联网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要形成6500亿元规模。武汉市计划力争在6年时间内，新能源、生物产业、激光、新材料、节能环保等15大新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并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立了产业振兴工作组。从2009年起，市政府各部门用于产业发展的基金，统筹60％投向新兴产业；投向新兴产业的社会资本投资额度超过500万元的，按2%实行贷款贴息和补贴。我国政府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迫切需要理论界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政策指导。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述评

鉴于我国目前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迫切需求，理论界对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对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障碍。

（1）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能力较薄弱，关键或核心的技术或设备仍依赖从国外引进。

例如，我国在光伏电池核心技术、生物医药研发和制造的关键设备等关键技术上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

（2）我国的基础配套政策存在缺陷，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之间的鸿沟还没有完全消除，科技成果转化率还相当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

（3）我国目前在资金投入力度上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并且没有建立健全的融资体系。

我国缺乏专业化的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力度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技术的培育和商业化。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申俊喜认为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与传统产业存在本质区别，核心在于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对策就在于构建基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方式。宋宗宏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经验的情况下，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建立“官产学用”的联合发展机制，构建有利于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王镝和黄成明也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认为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建立一支能够支撑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人才队伍。邹辉霞和姜棱炜在进一步强调政府作用的条件下，认为战略新兴产业应朝着产业集群的方向发展。吕铁和余剑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应该通过金融创新来改造传统的融资模式，为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段世德和徐璇进一步指出，金融创新的方向应朝着科技金融的方向发展，实现科技与金融的高度融合。从已有研究来看，尽管学者们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指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扶持、加大投入、人才培养、金融支持等角度给出了相应的对策，但缺乏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同时已有政策性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鲜有学者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来回答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思路。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

创新生态系统是在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而提出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战略性新兴技术的突破创新，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不同意一般产业，需要产业内企业的深度协作和创业型大学的深度参与，同时要为产业的发展营造一个利于创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创新生态系统内的创新要素通过深度的竞争和合作，共生共存、共同学习、共同进化，进而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实现整个系统的演化升级。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具有极强的政策启示，鼓励通过创新产业集群、产学研协同创新和创新环境营造来推动产业的快速、和谐发展。

1.创新系统理论的本质。

创新系统理论是用来解释发达国家间创新绩效的差异。Freeman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一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机构网络，其活动或行为激发、引入、改变和扩散新技术，系统主体包括政府、企业、教育培训机构。Lundvall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生产、扩散和使用知识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和要素，要素包括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教育部门、政府。柳卸林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大学和科研院所、企业、教育培训机构、政府等组成的知识生产和流动体系。国家创新系统强调了系统的组成元素及其相互关系。Cooke将国家创新系统的思想运用到区域层面，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框架。Malerba将国家创新系统的思想运用到产业层面，提出了产业创新系统的概念框架，并且在产业创新系统理论框架内强调了产业内的交互作用和非正式网络对于产业发展演化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创新系统理论主要强调系统元素及其互动，组成元素主要是公私部门的组织和制度。

2.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

尽管创新系统理论将学习和创新置于分析的中心，强调元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制度的重要作用，但创新系统的分析方法是静态的，没有剖析出系统内部主体间以及主体与环境的具体交互过程。鉴于此，理论界在原有创新系统的分析框架内引入了生态系统的思想，发展出了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生态系统是指在一个特定环境内所有生物和环境的统称。此特定环境里的非生物因子（例如空气、水及土壤等）与其间的生物之间具有交互作用，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因此，创新生态系统在原有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深度交互和协同创新，强调系统环境（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环境）对于创新主体参与创新的鼓励和推动作用。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创新系统，系统创新主体在生态系统内部集群而生、协同竞争、互惠共生，共同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转型升级。创新生态系统包含两个子系统：创新主体系统和创新环境系统。创新主体系统主要包括参与创新的产业、创业型大学、科研院所、政府机构和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各类创新主体通过深度合作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产业内部通过优化布局形成供应商、核心企业、顾客深度交互的一体化产业创新链。创新环境系统是创新主体系统的支撑系统，通过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环境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创新系统理论所指的创新政策环境，还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这些微环境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也会产生细微但深刻的影响。创新生态系统是创新研究的一次范式转变，由关注系统中要素的构成向关注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间的动态作用过程。

四、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思路

1.加强产业集群规划，规范集群管理体系。

（1）加强产业链与创新链的集群规划。

产业集群发展是推动产业内部和产业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与交流的重要途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能够有效促进高新技术的深入交叉与融合，利于突破性创新成果的产生。在具体的集群发展过程中，应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进行科学规划，构造有利于核心企业创新的产业链和科研链。在规划过程中不仅要保证产业内企业在地理上相近，同时使得核心企业的供应商和用户在就近区域内布局，打造供应商、核心企业和顾客一体化的产业格局。此外，在集群内部引进高端智力资源聚集区，筑巢引凤，引进一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匹配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利于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2）建立并完善创新集群的运营秩序。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支持。一方面，集群园区应从着眼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大局出发，加快促进园区行政管理和服务创新。同时围绕园区建设方案的有关任务，不断完善创新配套政策，积极对接国家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的支持政策。另一方面，构建多层次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化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导向和管理，把自主知识产权获取作为科技计划项目资助、科技奖励的重要导向，建立相应的科技创新诚信档案，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管理意识和动力。

2.建设产业共性技术平台，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1）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

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性研发平台可以通过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整体突破，促进产业的整体快速发展。首先，针对实力强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采取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模式，联合相关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上下游企业，建立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并提供财税优惠和补贴。其次，对于一些实力较弱的主导产业，政府牵头组建共性研发平台，整合园区内科研机构，重点解决产业共性问题。最后，为平台提供服务支持以保障其有效运转，包括组织开展调研，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协助组建专家咨询机构；引进人才；协助解决研发资源缺乏等困难；提供信息支持和良好的基础设施。

（2）搭建产学研协调平台。

首先，高新区应牵线搭桥搭建协同创新平台。通过搭建产学研网上对接平台，定期、不定期收集企业技术创新和专利产业化难题，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的解决方案，实现产学研的远程对接。同时，定期举行产学研对接洽谈会，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式，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园区指导，或者企业走出去与外地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其次，实施“区校一体化战略”，与毗邻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联盟，发挥区校双方各自优势，在科技创新、产业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实现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优势叠加”。最后，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同组建区域科技创新联盟，加强行业协会建设，从根本上扭转产学研合作的体制缺失问题。

3.建立有利于创新快速发展的生态环境体系。

（1）建立健全的融资体系。

应建立和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逐步支持科技型企业通过担保融资、信用贷款、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融资。建立专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的投资银行，对一些风险高、投资大、有战略影响的新兴产业实施政策引导。尝试开办专门支持科技型创业企业的中小型银行，通过发展和应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探索开展多种贷款形式，降低对企业的信贷风险。允许商业银行适度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由政府担保，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低息贷款或是由风险投资公司以债券或股权的形式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2）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工程技术人才。

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人才往往是当地以往忽略培养的人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往往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产业的发展既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精深的专才，也需要通晓经营管理、法律、人文等的通才，这对于我国的教育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在这种二元性人才方面还很欠缺。我国学科专业划分过细，导致工程科技人才知识面狭窄，难以快速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迅猛需求。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紧密与创业型高校联合，在高校内实施教学体制改革，面向产业发展实行多学科交叉融合，培育产业发展所需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多学科混合型人才。

（3）创造鼓励和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中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资金支持、产业共性平台建设等方面，还可以通过社会资源配置、社会文化建设等影响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法律等机制工具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住房价格控制、社会犯罪率控制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而这也是创新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4）完善创新中介服务体系。

通过完善创新中介服务体系，构建有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良性环境。首先，努力探索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的孵化模式。通过构建社会企业孵化器、大学孵化器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大学和社会科研力量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其次，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展科技法律咨询、投资顾问、质量检测、人员培训等服务。最后，加快科技创新信息网络建设，促进技术网上交易和成果转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5篇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集群发展2013年，山东省信息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1.2万亿元，增长约20%。此外，山东省以建设“智慧山东”为目标，认定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威海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济宁市物联网产业核心区(曲阜)、日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首批物联网产业基地，基本形成了以青岛为龙头，以胶东半岛和济南都市圈为基地，沿胶济铁路沿线铺开并向两翼拓展的信息产业带。未来，新一代信息技术必将成为新兴产业的重要增长极，加快山东物联网产业集聚“破题”，已是大势所趋。

（二）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随着山东经济快速发展，加快新能源产业开发利用，既有利于缓解经济快速发展和健康发展“两难”，也有助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认为，山东应立足区位优势，着重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地热能、海洋能五大新能源产业，拉长太阳能产业链，建设大型风电场，拓展核能、地热能、海洋能三大新能源领域。太阳能方面，除已形成“世界太阳能利用看中国，中国看山东，山东看济南”的格局之外，德州“世界太阳城”建设也如日中天，山东同时还助推淄博、东营、潍坊、威海等特色太阳能产业集群加速发展。风能方面，山东重点在烟台、青岛、威海、滨州、东营、潍坊等地区建设大型风电场，并逐步向浅近海域发展。核能方面，烟台海阳、威海荣成核电项目正在稳妥推进。

（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作为制造类产品的“高端工作母机”，技术要求高、产品附加值大、辐射范围广，是推动整个工业转型升级的引擎，是产业链拓展延伸的关键。在自2011年山东省经信委陆续下发的“三批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园区）名单”中，先后认定济南、烟台、潍坊、淄博、东营等5大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乐陵、临沂经济开发区、威海南海新区等38个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近年来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基地（园区）数量逐渐增多。但是，从总体布局来看，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主要集聚在潍坊、东营、德州、烟台、滨州，产业布局较为分散，集聚效应有待加强。图2是根据上述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现状整理所得。21世纪山东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的打造。山东省立足发展低碳经济，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大大促进了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由图2可以看出，目前，山东省已基本形成了鲁西北、鲁中、半岛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鲁南地区新医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其他产业也正逐步发展。但是，山东省的战略性新兴的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这阻碍了山东省取得更大的规模效益。

二、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布局分散，集聚效应难以发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山东省抢占新一轮经济制高点的主要驱动力，山东省各地区在充分利用本地区资源禀赋、发挥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加以贯彻落实应当积极鼓励。但一些地区不计区位条件、技术基础、产业环境，一哄而上式的发展不仅适得其反，而且可能导致各城市间产业定位雷同、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甚至恶性竞争的后果。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例，山东省陆续认定5个产业基地、38个产业园区，是出于“全省一盘棋”的大局考虑，但新兴产业发展耗资巨大且需后期持续投入，再加上一些地方之间缺乏全局配合，这样很容易造成一大批“小、散、弱”的企业纷纷建立，即使存在一定地域上的企业集聚，也难以实现企业协同配合、资源优势共享、集群效应带动的产业体系。

（二）产业层次偏低，创新能力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广、带动系数大、综合效益好，山东各地都将其作为新一轮产业投资重点。然而很多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都是体现在企业数量不断增多，设备安装不断增加，产能、产量不断增长，这就导致新兴产业核心竞争力缺失，高端领军人才不足，同质建设普遍存在。以风电产业为例，东营、潍坊、烟台、威海、青岛等地的风电项目陆续开展，风电装机容量成倍增长，但是核心风机专利还牢牢掌握在外国大企业手中。我们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离成为“领导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发展环境有待完善，有效市场需求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无到有，既需要政府“有形的手”的大力扶持，也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激励功能。在新兴产业发展之初，政府通过规划引导来吸引企业和资本进入这个广阔的潜在市场。但新兴产业的产品被大众普遍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在面临市场需求快速回落的成长放缓阶段，产能过剩、产品滞销，加之后期投入持续增加，政府财政吃紧，银行借贷和社会资本对新兴产业投资热情不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会面临发展瓶颈。

三、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建议

（一）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促进产业整体协同山东省各地区在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领域时，应结合本地产业布局和战略定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忌“一窝蜂”式的重复性建设。以新兴产业的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为载体，逐步形成整体协同的专业化产业网络，鼓励发展为大企业提供专业化供应配套的中小企业，力求在集群内形成高品质的新兴产业企业长廊。

（二）构建集群创新体系，培养高端领军人才山东新兴产业定位应着眼“微笑曲线”的两端。一方面，要整合优势资源集中力量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瓶颈，大力增强对具有成长潜力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研究。另一方面，构筑高技能实用型人才队伍、努力放大对人才的“磁吸效应”。山东省应注重促进产学研三位一体，支持高校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例如，中国海洋大学的海洋生物专业，济南大学的材料专业都可以在优化设置的基础上输出“定制型”人才。

（三）加大财政和融资扶持，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起步阶段，面临着市场前景广阔、市场开拓艰难的普遍问题。一方面，我们要通过鼓励绿色消费、循环消费、信息消费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山东省每年都拿出不少于10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此外，山东进一步完善创业板市场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尚不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在场外交易市场挂牌融资。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6篇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高风险、高投入且收益不确定性较强的产业，具有正外部性以及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其产生的社会收益要大于自身收益，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与激励。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基金扶持和政府采购等政策。财政政策要有效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明确并突破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要素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财政政策也需要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实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目的。

第一，财政政策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现有财政政策支持的主要手段为财政补贴，包括直接补贴、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研究与开发委托费和财政基金等形式。政府部门通过财政补贴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金融部门对其技术创新项目的投入。通过财政补贴来满足金融部门盈利的需求，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通过金融融资来满足其技术创新项目的资金需求。除财政补贴外，税收也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税收优惠来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成本，降低创新风险，促进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第二，财政政策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普遍存在成本较高而消费市场认同度低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也相应地成为其自身发展的瓶颈。通过财政政策中的政府采购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需求，有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市场。

第三，财政政策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利用。资源的利用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内的现有资源能耗、设备利用等，同时还包括对于人力资源的利用。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等手段促进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流动，有利于发挥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功能。第四，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成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是其发展过程中各组成要素在某一点上发展程度的集合，包括技术要素、创新路径、主导设计、产业规模和市场环境五个方面。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各种政策工具组合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投入和产业市场形成，从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进一步成熟。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均有推动作用，而这四个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果。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果的四个要素需要多个指标描述，利用多指标讨论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可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实现:财政政策ξ为本模型的外源潜变量，x表示外源指标组成的向量，Λx表示外源指标与外源变量之间的关系，δ表示内源指标x的误差项。η表示内生潜变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果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四个内生潜变量进行度量，y表示内生指标组成的向量，Λy表示内生指标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ε表示内生指标y的误差项。B表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Γ表示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表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η在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二、模型效果测度与实证检验

1.模型观测变量的设计、收集与效果测度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缺乏现成的二手数据，因此，本文的数据收集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文献阅读及专家多次讨论的方式，针对潜变量最后确定了21个观测指标。采用Likert的7点量表法通过直面企业、相关会议论坛和网络形式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主要针对企业层面管理人员、部分经济科技部门的政府官员和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根据收集的数据，利用AMOS6.0和SPSS16.0对每一组潜变量与相对应的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个别指标的信度评估中，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负荷绝大多数大于0.6，建构信度C.R.大于0.6。各潜变量的Alpha值大于0.7。因此，对潜变量的测量表现出了良好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对于建构效度，如表1所示，潜变量因子负荷均大于0.5的接受门槛值，显示本研究量表潜变量聚合效度良好。而且，通过计算潜变量的AVE值，达到0.5的门槛值，这表明测量指标的解释力超过其误差方差，达到足够的效度。表2对各个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绝对拟合指标来看，χ2/df最大为3.247，小于5，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各个指标的GFI、AGFI、NFI、CFI和IFI绝大多数大于0.9，虽然个别小于0.9，但也在0.8以上，接近于0.9;RMSEA均小于0.08，达到要求。从整体上看，各个因子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可以接受。2.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本部分将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初步拟合与求解，并针对结构方程模型初步拟合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正，最后对其假设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在初步得到因子分析的结果以后，我们将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因子进行验证，并求出因子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模型包含5个潜变量，其中21个观测变量分别与5个潜变量之间存在关联。财政政策是外源变量，技术创新、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发展阶段是内生变量，使用AMOS6.0软件对结构方程进行初步拟合检验，结果如表3—表5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对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初步拟合后，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除发展阶段中的y45略低于门槛值0.5以外，其他各项指标均大于门槛值，达到可接受程度。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中存在统计不显著即t值比较小的路径，如财政政策市场培育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49(t=0.235)。因此，模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剔除统计不显著的路径。从表5可以看出，χ2/df=2.754，该值小于5，表示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理论模型拟合可以接受;GFI=0.936、AGFI=0.910和IFI=0.908均大于0.9，拟合参数较好;NFI=0.814和CFI=0.827均接近0.9;RMSEA=0.074略低于门槛值0.08，因此，该模型拟合参数还不是很理想。

总之，从财政政策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初步拟合情况来看，该模型初步拟合不是很理想，需要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初始模型不能非常精确地反映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理，因此，本文对其进行逐步的改进，从M1到M3共进行了两次修正，最终得到了一个较为理想的作用机制模型，具体改进如表6所示。在模型拟合过程中，根据修正系数MI(ModificationIndex)，发现最大修正因子存在误差相关，因而转向最大的修正因子，发现观测指标y45对于潜变量市场培育和资源利用的修正因子分别为12.090和10.900，为了保持各描述指标的单因子属性并保持模型的精简，决定删除这一指标以替代增加该标识路径，模型被修正为M2。在M2中，NFI=0.903，CFI=0.914，RMSEA=0.063，不显著，因此，支持删除财政政策市场培育路径，模型被修正为M3。在M3中各自有估计参数均显著，虽然还存在几个误差相关对应的MI较大，但是因为缺乏依据可以让这些误差相关自有估计，因此，M3为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果的最终模型，各拟合优度指标也比较理想，如表7所示。从表7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结构方程初始模型修正后，各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均达大于门槛值0.5，达到可接受程度。

三、结果与建议

本文通过资料搜集和问卷调查进行相关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并通过逐步修正模型，模拟测度了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果。从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终模型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完全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216;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利用具有促进作用，完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04;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阶段具有促进作用，完全标准化路径为0.343;而财政政策对于市场的培育层面则没有显著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运用财政政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营造产业发展氛围，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得到社会各个领域的认同与共识，以实现对产品推广和市场培育的目标。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购买、相应的补贴措施和通过对商品税收的优惠引导消费者等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市场对于产品的认同与共识也需要一个过程，且财政政策促进市场培育的政策设计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使得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培育效果往往并不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技术创新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支持，政府的财政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资源利用和产业成长等方面也至关重要，有利于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风险，实现产业成长的目标。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构建财政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通过财政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来培育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财政政策需要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紧密结合，突出政策导向与重点，集中有限的政策资源并发挥作用。第二，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方式。财政政策支持方式要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根据产业特点给予合理配套的财政政策支持，以充分实现财政政策效益最大化。第三，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最优政策手段。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更多地采用直接补助或投资支持关键技术的研发方式;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阶段，则更多地采取引导方式，如风险投资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投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应用阶段，应采用事后奖励和消费者补助等方式加强市场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7篇

（一）过于集权、门槛过高的金融支持体制一是金融体系主导权过度向大型机构倾斜。建国以来的相当长时期，我国企业的性质多为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这样的经济主体需要的是由国家绝对控制的银行来提供融资支持。这样的融资体系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银行仍然作为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这显然不是成熟金融市场的表现。银行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但也能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3]必须明确的是，银行并不是非盈利组织，而是需要自负盈亏的企业。而产业发展的主体，也是企业。因此，不能指望银行放弃自己的盈利方式而完全转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前的金融体系主导权仍牢牢掌握在国有银行等国家机构的手中，即使在证券市场出现了中小板和创业板等融资新渠道，但这些“副板”的作用远远不及主板。二是存在资本使用者歧视。战略性新兴产业最为活跃的创新主体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一般属于初级发展阶段，亟需大量资金但往往面临严重的融资瓶颈。目前已经存在由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资金、社会资本联合组成的创业投资基金，旨在为新兴企业在初创期和扩张期提供金融支持。虽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间接金融仍然是主导性融资体制。间接金融占据主导地位是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使然，这也导致了我国金融信贷存在着国资偏好和规模偏好。金融支持国资偏好使得大量信贷资金流向国企或者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同时也会流向规模较大的企业。这样的选择虽然是金融机构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为了克服融资风险的理性选择，但却造成了金融环境的人为歧视。众多存在资金饥渴的战略性新兴企业难以进一步发展，规模受限的企业仍难以获得发展资金；有国资背景的企业或者大企业则容易获得资金，但其资金利用率一般较低，甚至部分出现二次放贷现象。这种间接金融体制引致资本使用者歧视，进而造成资金流向上的“马太效应”，不仅难以发挥资金的外部溢出效应，更造成大量战略性新兴企业求贷无门。三是信用评估建设滞后。我国银行等融资机构更倾向于以土地或房产为抵押物，因而企业以无形资产获取资金的可能性一般较低。即使企业掌握的无形资产能够获得认可成为抵押物，其昂贵的担保成本和复杂的抵押程序也成为限制企业大规模融资的障碍。信用担保技术和理念的落后使得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迟迟不能得以体现，这造成战略性新兴企业“以己之短，搏人之长”，难以获得可靠稳定的金融支持。

（二）过度干预及资源整合不利的科技支持体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发展多为战略上的宏观考虑，而微观和战术层面考虑过少。且科技管理存在过重的行政干预色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层面虽然是国家层面，但产业链及生态圈的二次划分却由各地方政府决定。由于缺乏沟通以及存在利益纷争，地方政府选择进行人才引进和技术支持的产业门类出现重复，这导致科技资源的重复利用和资源浪费。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组织架构仍沿用传统工业的科技体系布局，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导致出现科技倒挂现象。[4]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科技支持绝大多数还来自于政府控制的研究院所，企业掌握的民间智库和研究团队稀少且能力薄弱。这样的组织架构固然能将一些尖端技术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对于民资新兴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针对性的研究，科技成果难以满足不同领域的企业的具体要求，有时必须进行二次研发，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更浪费资源。除此之外，多头共管、层级冗杂的组织架构导致科技组织内部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技术研发和流转成为政府控制力下的权利。科技立项、批准及资源调配的整个技术研发链条都受制于复杂低效的体制限制。科技人才的缺失也是科技体制落后带来的又一大弊端。科学技术的演进离不开人，尤其是具有高附加值创造力的科技研发人员。当下的科技体制缺乏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全周期培养，过分重视末端培养，而没有将培养链向前延伸，导致尖端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始终不能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

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

（一）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体制改革一是建立顺应周期的分层次、结构性税收体系。对推动指定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和并购投资等资本运作行为进行减免税收的优惠，以此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税收优惠，鼓励更多在针对性领域活跃的企业进行深入开拓；对于传统能源集约型、资源集约型和不符合“两型社会”要求的企业开征更高的环境税和资源税，以此逼迫传统企业实现转型，将市场更多让与新兴企业；进一步分层次地推广“营改增”，以满足各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对于处于不同周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根据其发展特点对财税优惠政策进行微观调整，以适应其演化需求。二是对购置无形资产和更新固定资产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目前，对于企业为了快速掌握技术优势而购置的专利、版权和技术使用权等无形资产，尚缺乏相应的财政补贴。所以应当建立无形资产购置补贴专项资金，给予能够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产业环境具有改观作用的技术等无形资产专款专用、一款多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新固定资产，应鼓励其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并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其更新固定资产。[5]三是均衡利用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稳定市场尚未形成、原始积累尚未完成的初期至关重要，能够盘活企业的资金流，并为新产品的市场化运作和及时修正提供便利。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采购本土研发生产的、具有战略性特征的新兴产品，出台强制性的政府采购保护性清单，突破过往仅对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进行政府采购的限制，利用政府掌握的工程建设项目充分向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一代通信产业倾斜，利用民生项目向生物医药产业倾斜，利用公务用车向新能源汽车产业倾斜。

（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体制改革一是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国外机构对企业进行贷款审查主要通过5C评估机制，即品格（Character）、能力（Capacity）、抵押（Collateral）、资本（Capital）、状况（Condition）。这比我国仅基于企业实体资本规模确定借贷规模更为科学。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无形资产一般多于实体资产，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对于拓展融资渠道显得格外重要。由于战略性新兴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只能以预期现金流为担保，所以对于资金供应方来说风险相对较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应借助政府主导的政策投资银行的金融协助，建立类似日本“信用补充制度”的协同担保体系，整合政府、信用保险公司、信贷协会等方面的力量以分化风险。同时，除了直接与政策银行发生借贷关系外，应加强知识产权流转管理机制及其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进行市场化操作，以利资金良性循环使用。二是建立健全政府先导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其高风险性导致融资市场接受度较低，而政府先导基金作为政府设立的按照市场化运行的非盈利基金，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了小企业投资促进计划（SBIC），经过严格筛选挑出具有发展潜力和市场占据能力的企业进行种子期和成长期的扶助，相继培养出Intel和苹果等著名企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可以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等部委联合牵头，以国家政策性银行为纽带推进政府先导基金发展。政府先导基金不是直接在市场运行的基金，并不直接作用于具体项目，而是创投基金的投资基金，主要功能是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政府先导基金应注意对金融市场的培育，杜绝过度的行政干预和寻租行为，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基金退出机制。三是进一步引导民间资本，活化金融市场。以民间资本为主的金融环境最能适应以民资中小企业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当进一步开放垄断领域，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降低民资市场准入门槛。同时引导民间资本专注稳定投资，减少短期行为，树立长期投资的思想。

（三）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一是整合资源以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需求。中小企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绝对主体，而最迫切需要科技体制支持的也正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政府应进一步加强针对性和更细化的政策支持。对于有能力自主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应做好相关辅支持，例如开放部级实验室和相关基础性研究资源；对于尚无能力完成自主研发的企业，政府应当担任科技研发项目牵头人，整合包括政府、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和各企业在内的诸方资源，以项目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提供全程科技支持。二是革新自主创新机制。包括两个维度，即内在革新与外在吸纳。具体来说，包括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机制、技术逆向突破及再创新机制、国际分工合作机制、集成创新机制和联合攻关机制。政府应当引导建立一种主体以民资企业为核心，机构以研发机构为关键的自主创新体系，充分发挥民资、外资等诸方面的作用，根本上增加科技实力。三是加大高等院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学科的设置，重点培养交叉学科的关键人才，在具备条件的院校、非营利组织等机构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实验室。同时将培养链向前延伸，建立起中学、大学到继续教育的全过程培育，着重培养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科技型人才，避免人才二次塑造。四是建立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研发相关保护性法律法规，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重点维护；将对科技成果的保护放在未来一段时间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位置上。同时，支撑起保护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风险防范机制，在设备引进、人才吸纳、专利保护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三、结论与展望

经济体制改革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呈螺旋状循环往复发展。包括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科技体制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于进一步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活力至关重要。同时，这些经济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倒逼而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充分发挥市场因素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作用。而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改革正是要松绑、激活、释放市场因素，实现行政因素与市场因素的有效结合。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源整合或者说是资源重新配置，而整合后的财税资源、资本资源和技术资源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力培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8篇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杂志是一本专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综合性经济类期刊，目标读者是关心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管理者、学者、政府官员等人士，以及对相关领域感兴趣的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主要通过数据、分析、评估等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深度解读和评估，旨在为读者提供权威资讯和参考意见。

该杂志内容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产业新闻、舆论参考、政策解读、企业案例、专业评论等方面。它以系统、深入、前瞻的报道方式，全面反映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并以市场层面、政策层面、技术层面、管理层面等多个视角进行剖析和透视，为读者提供更加全面、深入、准确的信息，使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状和未来趋势。

该杂志对具有代表性的战略新兴产业企业进行深入报道，介绍其发展历程、经验和成功案例。这些报道展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对于其他企业在同行业中的学习和借鉴具有重要意义。杂志提供了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学术论文和技术交流的平台，促进技术创新和经验分享。它组织各种学术会议和研讨会，激发创新活力和科研成果的转化。

该杂志作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要媒体，通过深度的报道和专业的解读帮助读者了解行业状况和市场趋势，为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和指导，并推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进行专业解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政策的目的和实施方向。报道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情况，包括企业创新技术、市场战略、供应链管控等方面的信息，旨在帮助读者了解企业的实践和经验。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内研究 总结和评析

引言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提出的一个新概念。2009年9月，总理首次提出要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2010年9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现阶段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加快推进。自此，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各级政府部门研究的重要课题。可以说，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刚起步而已被较广泛研究的领域。为系统深入地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必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从中找出研究脉络，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文献回顾方面，有两位学者已经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的文献回顾研究。欧阳 （2010）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战略性产业、主导产业等概念的描述，科技革命、国际金融危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联系分析。冯春林（2011）总结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及发展对策方面的研究。但这些回顾都只是从某种角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进行归纳，而且并未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设想和总结。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方兴未艾，短时间内成果不断涌现，对于文献的回顾也须更新。本文的创新之处即在于此，通过5个分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内研究进行相对全面地整理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文献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国际发展经验、产业选择与评价、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对策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关系，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和内涵的界定

当前国内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并无统一认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看法：从“战略性”和“新兴”双重内涵来界定和侧重“战略性”内涵的界定。持前一种看法的学者较多。

总理（2009）指出，“战略性”是必不可少的，“新兴”则是指市场尚未形成规模。华文（2010）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战略性”指这些产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国家安全具有全局性影响和极强的拉动效应；“新”是相对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些产业的产品服务或组织形式是以前没有的；而“兴”就是指刚刚崭露头角，未来可能会高速增长、规模扩大，对经济发展有主导作用的产业。骆祖春（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属于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其中，“战略性”是针对结构调整而言的，“新兴”则主要在于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科技部部长万钢（2010）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是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和长远影响；其次，这些产业必须具有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可能性。朱瑞博（2010）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牛立超（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那些利用先进科技成果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对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国际发展经验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发展经验的研究，现阶段较少，主要集中于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政策支持和发展现状特点的总结。骆祖春（2011）分别研究了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态势、特点与经验，提出了对我国政府的建议：尊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资金支持为主向政策支持为主转变等。陈文锋（2011）从产业规模、产业技术方面描述了国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并总结了三大关键发展措施：提升战略地位、加大科研创新力度和扩大开放程度。刘铁（2011）概括了美、日、欧、韩等发达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措施，指出重要经验在于：政府的规划、调控、引导是新兴产业崛起的关键，实施财税优惠、构建政策支持体系是保障。邹辉霞（2011）从复杂科学管理整合论视角，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对策。程郁（2011）以风能产业为例，比较了其国际政策经验，提出了我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选择。

产业选择与评价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及内涵并无统一说法，导致它所涵盖的产业领域并无一致认识，这就引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产业选择的同时又需借助一定的评价标准，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与评价的研究往往结合在一起进行。现有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与评价。

（一）国家层面

高友才（2010）认为要根据产业创新力、产业引领力、产业持续力、产业聚集力、产业碳减力五力特征，正确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刘洪昌（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应遵循国家意志原则、市场需求原则、技术创新原则、产业关联原则、就业吸纳能力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贺正楚（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应体现产业全局性、产业先导性、产业关联性、产业动态性这四个特征，在此基础上选取了13个评价指标，利用Weaver-Thomas模型来选取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区域层面

胡振华（2011）分析了层次分析法（AHP）、信息熵法（IE）和主成分分析法（PCA）等现有产业选择与评价方法应用到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不足，根据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与评价的特殊性，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尝试性地提出了基于”AHP-IE-PCA”组合赋权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郝明丽（2011）提出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四大原则：比较优势、市场需求、技术自主、生态化，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胡莺（2011）用因子分析法，处理辽宁省19个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含量和研发效益、产业规模、产业生产效率的分数以及产业的综合评价分数，得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结果。臧学英（2011）、欧阳佳妮（2011）分别从非粮生物质能源领域和生态学视角研究了京津冀、武汉城市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

此外，少部分学者专注于已被选择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评价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张良桥（2010）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生物医药产业进行了评价；樊茗 （2011）结合波特钻石理论，构建了以产业资源潜力、产业联动效应、产业需求能力和产业竞争能力为一级指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评价模型。

产业培育和发展对策

作为应用研究的热点，国内众多学者从多角度、多层次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对策，文献非常丰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定位，财税、金融等政策的支撑，产业集群建设，产业创新以及区域单一产业的发展路径、发展模式等。

朱瑞博（2011）认为政府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应由创新链整合机制、产业链整合机制、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机制、社会系统配套机制四部分构成。于新东、牛少凤（2011）、剧锦文（2011）认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一定要围绕市场，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市场主导下的内生发展路径。在发展初期属于幼稚产业，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外力扶持，但政府仍然属于外生性因素，市场调节才是其发展的内生变量。

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政策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金融和财税政策。袁青松（2011）提出了商业银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信贷策略：明确方向、创新思路、创新产品、综合服务。顾海峰（2011）以生命周期理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业态演进为切入点，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并分别从政策性直接金融、政策性间接金融层面设计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金融支持政策。李波（2010）认为应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税收政策的衔接，并提出了具体的税收政策内容。童汝根（2010）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邓保生（2011）认为，应明确完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税收政策支持的基本思路，通过具体税种的优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良性发展。

刘志阳和程海狮（2010）探索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培育模式，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实质上是战略性新兴企业创业扩散的过程。衍生式、裂变式和复制模仿式创业扩散分别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龙头型集群、核心企业型集群和横向产业集群的形成。李扬（2010）在阐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三种典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进行了比较。孟玉静（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加速器”。

刘辉锋（2011）认为当前我国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质在于抓住国际上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的“机会窗口”，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实力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邓龙安（2011）根据产业技术范式转移下的一般创新理论，得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进行模块组合和构架组合的产品创新管理、模块网络的组织创新管理和综合开发的市场创新管理的结论。陆国庆（2011）、吴福象（2011）用不同的模型和实证分析进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绩效研究。

李赶顺（2011）、王薇（2011）、薛艳杰（2011）、吴先满（2011）、陈蕊（2011）、杜丹（2011）、黄先海（2010）等学者分别探讨了河北、江西、长三角、江苏、云南、广东、浙江等区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对策与趋势。张雄（2010）、张吉吉（2011）、仲雯雯（2011）等学者分别探讨了现代中药、光伏、海洋产业的发展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

熊勇清（2010）提出了战略性新型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的解决思路，对两类产业间的耦合关系和耦合内容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就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的主要阶段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具体研究。刘嘉宁（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强烈的耦合关系，二者之间耦合通过产业内部网络系统实现，耦合点包括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着眼点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段炼和赵德海（2011）、裴长洪（2010）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制造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即制造业服务化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总结和评析

近两年来，国内学者们就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短时间内形成了大量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理论研究也必将不断发展，目前研究中的主要不足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内涵、特征界定不清晰

学者们在实际选择和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往往更加重视“战略性”特征，忽视“新兴”特征，导致选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与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产业没有区别，使得选择失去意义。同时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确定应在抓住“战略性”和“新兴”两大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应具有自己的区域特色，不可能与中央政府制定的七大产业完全一致。

（二）理论基础薄弱

由于这一概念提出较新，缺乏理论积累，现阶段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量研究集中于应用层面，如发展现状、发展对策等，却忽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机制、作用机理、替代机制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看出，各组织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研究报告或期刊论文的形式出现，相关专著和学位论文较少，也反映了理论研究的相对薄弱。

（三）定量研究、实证分析较少

目前少量的定量研究仅集中于产业的选择与评价、产业绩效的创新方面，缺乏其余环节如国内外发展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的定量研究。此外，实证分析较少，仅有少数文献利用区域性单一产业方面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四）对策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针对各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的对策普遍相似。实际上每一个产业都有自己的产业特性，使得其培育和发展的对策不可能相同。这是因为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学者大部分都是产业经济方面的专家，并非某一个产业的专家。同时，现有的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对策的研究，大都注重宏观的思想性材料的列举，比如提到产业引导、科技支撑、优化环境等，都是一些比较宏大的、抽象的策略与建议，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

可见，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不论从理论上、实践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存在不足。这需要广大学者在产学研合作、跨学科整合的基础上，研究和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及内涵，根据区域特色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基准，并更多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了解其发展现状、关联效应、发展绩效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针对性和操作性更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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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慧蓉，女，江苏技术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商管理。

战略性新兴产业论文范文第10篇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略微调低，主要是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

2012年的宏观调控基调定位为稳中求进。稳中求进的“进”是什么？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亮出了观点：“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从这个层面上说，流淌着“自主创新”血液、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一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站在了历史上最重要的关口。

尽管如此，今年的两会，信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有点“冷”。去年、前年，关于自主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记者集体采访总是早早地提上日程，今年却一直未做安排；以前常挂在代表委员嘴上的“云计算”、“物联网”今年也甚少提起。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遇冷”绝不意味着产业方向出现了摇摆，恰恰相反，经历了去年火热的概念“洗脑”后，中国信息产业正在开始新一轮的再思考，这种思考，决定着中国自主创新的未来，也决定着增长放缓的中国经济何时拥抱下一次辉煌。

新兴产业“遇冷”

3月5日，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部署2012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这样提到：“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相比之下，去年“十二五”规划中最抓人眼球的云计算、物联网则明显“降温”。本报记者根据新闻中心陈列的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粗略统计了一下，云计算、物联网出现的频率比去年明显下降。

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对此也有同感。其实，早在去年两会的议案中，孙丕恕就提到，他在对全国数十个云计算中心调查时发现，很多中心投巨资建成了所谓“云”系统，但资源利用效率却不足20%；很多地方的云计算中心被打造成硬件设备机房，实现的云应用却很少。

面对蜂拥而至的云计算和物联网热潮，面对持续升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总理也亲自撰文泼了“冷水”。去年11月，总理在《求是》杂志发署名文章《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文章说，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实施进展情况看，问题还比较突出。一是无序发展，一些地方热衷于铺摊子，重复投入、重复建设；二是缺乏核心技术，许多领域还处于起步和跟踪模仿外国技术阶段；三是条块分割，科技资源分散，产学研脱节。具体到一些领域或产品，技术路线、发展方向还不十分清楚。

有专业人士指出，总理撰文指出这些问题是很罕见的，除了进展不快，更多是因为效果不佳，没有落到实处。其实，云计算、物联网的冷却，绝对不是对这些产业的否定，也绝不意味着云计算、物联网的技术发展方向是错的，而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的反思――战略性新兴产业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究竟怎样选择和发展才是最符合客观规律的？

纵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落地，有两个主体比较突出，一是以区域为载体的地方经济，一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产业。

对区域经济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绝不是房地产项目，更不是政府一时兴起的“科技秀”，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邹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提到，物联网、云计算是当前信息化发展的新方向，这是不应该怀疑的；问题在于如何发展好，不盲目跟风很重要。区域需要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冷静的思考和判断。

而对于企业而言，在采访中，孙丕恕和全国人大代表、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应该承担重任。2010年，用友了云计算战略，也是在这一年，浪潮宣布整体向云计算转型。通过两年来的摸索，孙丕恕认为，我国企业在云计算的技术装备上并不落后于国外，在商业模式上的考虑却还不成熟――究竟如何把“卖软件”转变成“卖服务”，服务的模式又是什么，中国企业还需要多加思考。王文京将云计算的特点概括为“多快好省”，他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最为关键的是落地，企业需要在实实在在的产品开发和服务案例中经受历练。

自主创新“新打法”

除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也是两会历来关注的热点。全国人大代表、龙芯总设计师胡伟武在研读这一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发现，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支持企业加强研发中心建设，承担国家和地区重大科技项目。”

“中国芯”历来是自主创新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信息产业说不出来的痛。回首计算机产业发展30年的历史，中国芯片的市场处境一直比较尴尬。2011年，“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将集成电路的发展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蛰伏已久的“中国芯”开始加速度发力。

“科技创新不是写在论文上，而是写在市场上的，只有接受了市场的实战考验，科技创新才能真正落地。”胡伟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出路――与市场紧紧结合，选择自己的突破口。

从中科院计算所走出来的胡伟武也是著名的科学家、博士生导师，在他看来，实验室里孵化出来的科技创新和市场中打拼出来的科技创新绝对是两回事。“如果你只抓住一点，论文就能写得非常漂亮；产品研发却要经受木桶理论，一个环节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就前功尽弃。”

2011年，继浪潮2009年并购德国奇梦达研发中心后，我国首条高端集成电路存储器封装测试生产线在济南上线投产。以1亿元人民币并购价值5亿元的封装测试生产线，显示了浪潮做全集成电路存储器产业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它健全了浪潮在云计算时代贯穿上下游产业链的实力，为浪潮自身在云计算核心装备――服务器、存储、云端产品实现芯片级的研发、制造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从“Inside”视野走向“Outside”，这是中国芯的一大转折。“以前，我们认为只要有了‘Inside’，就能超过国外。其实，对产业的主导控制权并不仅仅在于主频有多高，而在于全产业链的视野和高度，从整条产业链上实现主导权。”胡伟武这样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