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近年来，维特根斯坦fLudwigWittgenstein)的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研究，在Springerlink数据库我们发现2000—2013有关他的论文有2500多篇，论著120多部。国外语言学界对维特根斯坦相关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如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法任意性的对比研究、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的关于语境的对比研究、乔姆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规则的歧合、塞尔对维特根斯坦有关意向性思想的发挥、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等等。许多维特根斯坦研究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转向始于维特根斯坦。当前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后来轰轰烈烈的语用学发展就是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展开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改变了他的前期思想，有很多的思想虽然与前期思想有联系，但是有些思想是完全相反。在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中反复强调哲学研究是对活动的说明，但是到后期著作《哲学研究》就指出哲学是一个纯粹的描述活动，因此，后期维特根斯坦抛弃了早期的“图像说”。由于受弗雷格、罗素等的思想影响，前期维特根斯坦主要采用数理逻辑和推理的方式来进行哲学研究，而在后期他认为哲学研究的混乱就在于我们对语言及语言形式本身的错误理解和运用，总是用新的说明来说明久的问题，因此人类就陷入了语言的漩涡，因此要解决哲学的问题，首先要解决语言的问题，在这个假设前提下，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理论”，并提出了“意义使用观”。“意义使用观”指一个词在语言中的使用就是它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家族相似性”和“生活形式”两个概念，至此形成了维特根斯坦的完整语言哲学观。体验哲学主要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心智的体验性认为：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特别是由我们的感觉运动系统所形成。认知的无意识性是指对我们心智中的所思所想没有直接的知觉，我们即使理解一个简单的话语也需要涉及许多认知运作程序。“思维的隐喻性”观点是对这一传统哲学观点的一个巨大挑战。它认为隐喻是身体、大脑、心智和经验的产物，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不用隐喻来思考经验和推理是很难想象的，它们只能通过基于身体的经验而获得意义。

二、后期语言哲学形成的过程解释

(一)体验：后期语言哲学形成的开始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属于其后期哲学的组成部分，后期语言哲学的提出不是自动的，任意的，它来自于维特根斯坦的经验。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中的理论是维氏根据自己的亲身生活经验，通过语言中的现象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和常见的的活动相联系而显现出来的。后期语言哲学的提出是以其身心对现实生活实际的体验为基础的。体验性强调了“心身融合统一”的观念，人类通过自己身心的体验来获得经验和生活知识。而维特根斯坦就是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去体感和认知一些语言现象和哲学问题的。如：在维特根斯坦的《关于颜色的评论》中指出：“普通看见者和色盲者有相同的的色盲概念吗?一个色盲者不仅不能学习使用我们的颜色词汇，而且也不能够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学习使用‘色盲者’这个词。”“让我们以绿色这个颜色词为例。我们是怎样知道绿色一词的意思的。如果我们不用实指定义向一个对颜色一无所知的人解释说，橙色指带有黄色的红色，那么他就不得记住这个短语，以便将来理解它的意义。”f涂纪亮，这两个例子中都是说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的体验性特点，一个色盲者因为不能够体验一些颜色词汇，因此就不能很好的使用一些颜色词，更不能使用“色盲者”这个词。因此“意义即使用”首先用者要先能够体验这些词的使用和意义。在维特根斯坦的《蓝皮书》中说：“一位泥瓦匠向他的助手喊平板，那个助手就能很快地理解他的意思，而这时语言游戏已经开始”(涂纪亮，。这个例子说明了，体验性在“语言游戏”中的作用，“平板”对于语言哲学研究似乎没有丝毫的关系，但是维特根斯坦通过自己的个人体验，对这样一个事实进行感知，可以觉察到这样的对话活动，而形成一个不易理解的和比较抽象的“语言游戏”概念。“家族相似性”和“生活形式”更是在维特根斯坦从对家族成员和平时的生活中体验到了语言游戏的牦。所以，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和说明中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都是以平时的生活体验来获得一些哲学理论，哲学理论的形成都是以体验为基础。

(二)隐喻和范畴化：其产生方式隐喻不仅反映了语言的特征，还反映了人类的认知范式，是人类将某一领域的经验用于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方式，在人类组织概念结构方面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任何隐喻的运用都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的比较，旨在从两个事物之问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和属性中找到切入点(郭熙煌，2009)。而王寅(2002)更指出哲学是来自于概念隐喻的。我们注意到了哲学运用了相对少量的隐喻来形成中心理论的核心，这一中心理论包括从形而上学到认识论，到伦理学和政治理论。正是这些在哲学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隐喻，使得哲学理论不再是一个概念或假设的清单，而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这种隐喻映射将整个哲学家的推理论述限定成常见的几个推理类型。当我们能凭直感理解哲学理论，主要是理解其深深扎根于我们身体经验中的、无意识的、在一个文化中得到共享的隐喻。试想一下，如果不是隐喻，我们又怎能理解康德的道德论?在《哲学研究》中指出：①“哲学的任务是帮助苍蝇飞出它已经落人的瓶子”。维特根斯坦，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词来表达这些相似之处的特征，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性格等，以同样的方式交叉和重叠。”(维特根斯坦，“我们不难想象一种只是由战斗中的命令和报告组成的语言；或者一种只有问句和表示肯定或否定的答句组成的语言；以及其他无数种类的语言。

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这几个例子从不同方面来论证了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的概念，“苍蝇”、“家族”和“生活”他们传递的是一些比较复杂的概念内容，但只从字面来说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生活体验和理解。这些是概念隐喻中的一个从源域投射到目标域的过程，从具体的事物去表达抽象的概念，是隐喻的具体表现，维特根斯坦很好的使用了这一一手段方式。由此可知，隐喻特别是概念隐喻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中对其哲学概念的一种重要处理方式，是其认知语言和解释其思想的重要手段。其理论的产生不单单是描述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是通过使用隐喻的方式将源域映射到目标域来引出其深层思想。范畴化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只有对五彩缤纷的客观世界通过对比、概括和分类等方式进行范畴化，以范畴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被认识。可以想像，倘若人们没有范畴化和概念化的机制，不对客观世界进行类属划分，不确立存在和认知的类型差别，就根本无法识记大干世界中无限多的事体。因此范畴化是人类复杂认知活动中一种最基本的能力。范畴化主要分为两种方式，即传统的二分法范畴划分和原型范畴观。传统的范畴划分方法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指一个事物具有某些特定就属于某一范畴，不具有就不属于这一范畴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原型范畴观主要以维特根斯坦和Rosch为代表，指出范畴的划分主要通过家族成员的相似性来划分，同时也是原型理沦的主要部分。在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中可以找到很多范畴化的例子，首先，“家族相似性”就是现代范畴化的核心理论。其次，在其“语言游戏”理论和“生活形式”观中多次提到他们都是存在家族相似l生的。他指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做着不同的语言游戏，这些游戏有种或多或少的家族相似性，无论是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或者宣告式的语言游戏，他们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具有一定的差异。他还认为不同的民族可以相互交流就是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生活形式之中，但他们能够进行相互交流，这正说明了他们的生活形式直接存在一定的家族相似性，并把这些相似性称为：“人类的共同的行为方式”。维特根斯坦以语言研究为中心向外扩张研究，用“意义即使用”、“语言游戏”、“家族相似性”和“生活形式”来对语言分别进行解释，从不同方面来探讨语言，这些都属于同一范畴，构成了对语言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解释。

(三)认知的无意识性：产生状态对于认知有不同的定义，但是Lakof和Johnson的认知指：“对任何精神操作和结构的描述，他们包括语言、意义、注意、概念系统和推理”，认知的无意识性指，在我们的概念系统、意指、指称和语言中的所有无意识的思想运作(Lakof，G．&Johnson，1999：8)。它意味着大脑‍中的大多数思维活动是无法直接知道的，表明通过哲学思辨可达及人类思维与理解的深入只是一种幻想。思维的领域是直接的有意识的内省无法直接达及的。在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形成的过程和内容上都反映出了一种无意识性的认知，维特根斯坦无意识的以体验为出发点，然后又不自觉的使用隐喻性思维和范畴化的方法来解释一些语言现象，将简单的生活实例投射到要解释的哲学概念之中。我们知道他的“语言游戏”理论可能是因为他看了一场足球比赛；他在《哲学语法》中论述“家族相似性”时指出“我无法说明什么是家族相似性，但是我可以指出来他们的不同事物的相似之处”；他的“意义即使用”是他在乡下教学的时候在教学生识字的时候想到的；他的“生活形式”是他对自己生活形式和状态的一个描述。所有这些语言哲学理论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并不能找到他是如何形成这些理论和哲学观点的，这就本身说明了他认知的无意识性。

三、结语

后期语言哲学作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特根斯坦在不断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和语言问题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对语言的所有看法。体验哲学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和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也能够对其语言哲学思想进行重新阐释，具体表现为：体验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形成的开始，隐喻和范畴化是其形成的方式，他通过对一些简单的人类活动分析将其与语言哲学的深层的概念进行对比，通过源域对目标域的投射，最后在范畴化的作用下形成其基本的语言哲学理论，在形成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他的语言哲学形成和建构的过程和人们的认知过程相同的，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在大脑中进行隐喻性投射和范畴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任何一个部分都能找到认知的同类性。本文的研究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中，从形成到内容都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的萌芽，都是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证明了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基础不仅能够解释语言的形成，也能够解释一些概念、推理、定义及哲学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体验哲学。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哲学是所有学科的最高境界.语言本质上是人类感知世界、认识世界、通过心智活动将经验的外在现实加以概念化并将其编码的结果.语言哲学是试图对语言的某些普遍特征，如所指、真理、意义和必然性，从哲学上给以明晰的描写.20世纪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功能主义的意义观，把意义和使用联系在一起考虑，也把语词的意义和学习语词的过程联系在一起思考.学习语词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实指来学习，如“勇敢”，一是下定义，二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比如通过一场战斗或看一部电影，三是通过反义词“懦弱、懦怯”来解释，所以，通过实指学习语词不只是建立一个词和一个对象的关系，而且同时也是建立语词之间的联系.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样本来学习语词.但无论选用什么样本，教学的成功不在于建立了一种刺激—反应的关系.样本之间是通过训练、强化等因果联系来建立某种规范.维特根斯坦改变了语言学的研究方向，从而使语言学向语用学的方向发展，使语言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以便更好被理解.这在其作品《哲学研究》中多次强调.奥斯汀（Austin）和塞尔（Searle）则从言语行为角度对意向性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中认为，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都是同一个言语行为的抽象，它们在实际生活中是混合在一起的.换言之，说话就是采取一种行为，听话就是感受到这行为产生的效力.塞尔则出版了一系列的作品，如《言语行为》，《意向性》，《社会现实的构建》，《心智、语言和社会：现实世界的哲学》等等，把语言哲学和心理哲学结合起来，将意向性、语言行为和社会现实的理论统一起来探讨意识、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塞尔指出，表述对象和事态的言语能力是有机体与世界相联系的心智的普遍能力的部分，所以，任何全面地对言语和语言的解释都要求对心智/大脑与有机体和现实的关系给以解释.因此，实施言语行为时，存在双重层面的意向性：首先表达的是意向性，然后表达的是意图.语言基本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语言中的意向形式是社会形式.从上述的哲学观念得知，意义指的是在语用、语境中的意义.人们的语言交往不是直接通过语言所意指的外部对象本身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各人自己对语言所指的对象的解释来进行的.这些语言哲学理论对英语阅读教学很有启发意义.将意义理论所涉及到的言语交际必需的语用、语境、意向目的论应用到阅读教学设计中，创立情景、语境、交际、以及与社会现实相关的教学方式.这对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教学设计创新有重要意义.

2英语阅读教学设计的构想

2.1英语阅读教学设计应以语言哲学理论为依据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论，陈嘉映提出，学习语言是两个方向上的合作：语词/语句与情景的联系，笔者称作纵的联系；语词/语句和其他语词/语句的联系，笔者称横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构建英语阅读教学设计的理论框架。纵的联系：语境与现实，包括真实情景中的语句使用和社会现实的需要.而真实情景中的语句使用指阅读策略的训练，理解文章内容，英语手抄报的阅读问题设计等；社会现实的需要指英语考级的需要，职业岗位能力的需要（以英语教育专业为例），社交能力的需要等.横的联系：语词/语句与其它语词/语句的联系，包括英语解释词语/句子，特殊疑问句提问等.纵的联系与横的联系的结合状况是教学设计中极为重要的因素，包括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与教育所能提供的实际状况，这对需求性目标达成十分重要.需求性目标主要有当下的兴趣和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因为只有内在的动力才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考虑到他们将来职业岗位能力的需求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现在很多高校都取消了一定要过英语四、六级的硬性要求，但是社会上的很多招聘单位都要求有四、六级过关的证书.而在这些英语考级中，阅读占的分值比例比较高，阅读能力强的学生，过关率就高.同时英语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最主要的职业岗位就是中小学英语教师，要有较好的专业水平，教学技能和沟通能力去训练中小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等，所以毕业生的阅读能力，阅读策略是构成教学能力的重要因素.世界一体化也使国际交流增加进而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提出了要求，学生的阅读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英语社交能力的提高.所以，英语阅读课程教学设计中，从语境和现实需要的方向，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既是学生所需，也是社会所需.同时，根据塞尔和格莱斯的理论，在阅读教学中可多使用特殊疑问句，因为说话者在使用特殊疑问句过程中涉及“信”与“疑”的相互作用和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在阅读过程中，需要理解语词、语句和语篇等，引导学生使用特殊疑问句提问，或提供疑问词所要求回答信息，可以促使学生掌握文章大意，分析语篇结构，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和英语的沟通能力.不过，通过英语来分析解释英语会妨碍学生阅读理解的词汇和句子，鼓励学生采用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和简单的英语来解释，或者通过提问方式，促使学生以目的语为参照，激活他们原有的词汇，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所以，英语阅读课程教学设计中，充分利用学生已掌握的其它语词/语句，既可以帮助学生快速掌握文章大意，也可以了解学生对文章的掌握程度，从而做出教学调整，提高阅读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2.2立体化英语阅读教学设计，能将“教”与“学”有机结合

2.2.1通过职前教育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

首先，教师向学生展示英语教育专业的教学目标，同时引导学生分析招聘单位的用人要求，包括专业水平、教学能力、组织沟通能力等，明白提高英语阅读能力的重要性，树立个人的努力目标。其次，组织学生观摩全国优秀阅读课教学课例，引导学生了解作为中小学英语教师的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如流畅的英语课堂用语，准确有效的提问，阅读策略的训练，词汇策略，语篇理解策略，教与学的互动、沟通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内在动力，促使学生从被动的“要我学”变成了主动的“我要学”.

2.2.2采用多元化、多方位的教学模式以提高英语阅读能力。

教师可将课本单元进行组织，每个单元同一题材选两篇文章，第一篇学生不准预习，教师提问，专门用来做阅读策略训练，包括略读、跳读等；通过教师提问，训练学生的阅读技能，包括信息辨认能力、推断词义能力、含义理解能力、语篇逻辑的理解力、推理能力、主旨能力和文化意识等.同时，通过教师正确的语言输入和策略训练方法的示范，使学生掌握阅读技能并自觉训练.第二篇文章让每个学生预习，并让其完成相关的阅读理解作业.负责该单元汇报的小组还要对作业的答案进行分析讨论，确保答案正确并有充分的依据；然后再根据文章内容提出五个问题（特殊疑问句）并准备答案和相关的依据.在课堂上，每组选一位代表根据本组选出的问题向全班同学提问，其他小组的任何一个同学都可以回答问题，提问者应做出评价并阐明理由.教师则在一旁指导，并对学生的问题加以评价和信息反馈，同时记录学生每次提问的问题，并在课后分析这些问题所反映出的学生采用的阅读策略.负责单元汇报的小组在课后还需上网查找本单元题材的课后阅读材料，每个学生一篇，每篇设计两个特殊疑问句，找出答案和依据，负责这篇文章的答疑，小组的任务就是汇总文章做成手抄报，参与小组讨论，确定每篇文章的提问的合理性和答案的正确性及依据.在汇总好并经过教师审核后打印出来订成一本，再在逐个宿舍里传阅，以有效扩大全班学生的词汇量和阅读量.可见，教师提问和学生提问是整个阅读教学模式的核心；而教师指导下的学生提问和生生互动，则是创新的焦点.多元化、多方位的英语阅读教学模式是从课本到网络，从课内到课外，既有个人任务也有小组任务，既有师生互动也有生生互动，创建了教与学的开放式教学环境，便于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通过训练学生提问来培养学生的阅读技能的实践证明，课堂提问不但影响着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和整个课堂气氛，而且还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效果．（1）提问可以促进学生的英语阅读理解；（2）提问创造了学生思考的空间和思考的动力，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3）学生提问策略是可以训练的，验证了RostandRoss的研究；（4）也如Mcdonald,Stone,andYates的研究表明，提问－回答的次序训练有利于提高阅读技能考试的分数.（5）学生提问可以增加学生的自信，促进他们掌握阅读技能，提高阅读水平.所以，根据语言哲学的理论，构建纵与横两个方向合作的英语阅读教学设计，改变了沉闷的阅读教学现状，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3改革测试方式以增进所设计的英语阅读教学的效果

传统的阅读考试只是采用笔试的终结性考试，忽视了课程教学的过程成绩.为了有效地增进所设计的英语阅读教学的效果，笔者认为应采用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包括对以下项目的过程性和综合性考核：学生总评成绩=形成性考核成绩（40%）+终结性考试成绩（60%）由上表1可见：预习任务包括个人任务和小组任务（占7%）.个人任务是每人都必须在课前预习第二篇课文，完成阅读理解的作业.小组任务是除了完成阅读理解的作业，还要根据文章的内容提五个特殊疑问句，并找出答案和依据.小组把各位成员找出的问题和答案汇总，通过小组讨论选出合理的问题，并审议答案和依据的正确性.小组可以每人负责部分内容汇报或者派代表汇报，即是扮演教师的角色，引导全部同学参与文章的分析讨论（占10%）.课堂回答问题就是每人都要积极回答教师提问和学生提问（占5%）.手抄报是每个人都要参与的项目，包括个人任务和小组任务（占5%）.书面考试除了常规性的词汇、阅读理解题外，还要设一大题，为开放式的，让学生参与设计.也就是说，学生阅读完特定的两篇文章后，每篇文章设计五个特殊疑问句，并做出正确的答案（占60%）.整个评价体系紧扣教学设计，让每一个实践环节都有严谨的检验，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保证了立体化英语阅读教学设计的有效实施，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3结语

总之，以语言哲学的理论为指导，设计多元化、多方位、纵横交错的立体化英语阅读教学模式，可以有机地结合“教”与“学”.这种学生主体化的教学模式可实现个人活动与小组活动的有机融合，使课内与课外一体化，课本与网络相衔接，口头交际与书面活动相结合；同时教师提问和学生提问的深度融合，能创建英语阅读教与学的开放式新环境，满足现实与语境的需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最终能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作者：周光庆

我渐渐培养起一种追问自己撰写某种论著之“理由”的习惯。由于“文化热潮”的激荡，由于初步尝试的领引，我对于研究汉语词汇与中华文化的互动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兴趣。于是邀集四五位有志于此的学友，请出我们的老师邢福义先生挂帅，主办了武汉地区的首次语言与文化研讨会，进而吸收更多的同仁，共同撰写了全国第二部《文化语言学》，并于十年后再版。1989年以后，中国的“文化热潮”带着无限的遗憾逐渐消退，而我对于汉语词汇与中华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却更加执着，也有所深入，跟妻子刘伟教授合著并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一书，以及个人先后在《语言文字应用》上发表的《成语中介符号论》、《汉语命名造词的哲学意蕴——兼论任意性与可论证性的争议》两文，可以算是标志。正是在此基础上，我构拟了“汉语词汇研究的文化学视角”的理念，并且进行了具体的论证和自觉的实践。由于上述研究有所拓展，我又对中国的古典解释学（经典解释学）产生了新的兴趣。这一则因为解释活动原本就是典型的文化活动，二则因为训诂学原本就是典范的古典解释学，三则因为创造一个语词便是对于它所指称的事物所作出解释，运用一个语词便是表达对于它所指称的事物所作出的解释，流传的语词能为后人解释所指事物提供思考模式，我们本来就应该从解释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词，只是以前未能发现罢了。1993年，我在第2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同时发表了《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刍议》和《朱熹经典解释方法论初探》两篇论文，打破了同期学报只限刊登同一作者一篇论文的惯例，开始了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研究尝试。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我的《王弼〈老子〉解释方法论》一文，为我带来了若干现实的益处；其实我自己倒是觉得，随后在《孔子研究》上发表的《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一文，相比较而言要更为成熟一点。2002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在其《绪论》中，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现在，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大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态势在转型、在发展；大都要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重新筹划着社会生活、建构着人类理想。那么，在现在，在将来，文化经典是否仍然还有其伟大的历史价值？文化经典的解释是否仍然还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文化经典解释活动的研究是否仍然还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认为，即使是在新的时代里，文化经典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典型文化，也必将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构成人类生存结构的一部分或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其“历史性”也由此而具有了“现实性”的意义。而不断地立足现实以解释文化经典，在解释中对自身各种可能性进行自我筹划，获取关于新的历史进程的启示，同时也使文化经典在解释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也就必将是各个民族以及全人类的永恒事业。因此，文化经典、文化经典的解释以及对文化经典解释的研究，在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进程里，都永远是富有魅力的重大课题；对于肩负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开拓现代化艰难进程的中华民族，更是永远具有特别的意义。

词汇研究者应该充满并且表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有鉴于此，我试图建构的研究理念，是观照人的生存，着眼于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以考察作为中介符号的语词；我试图确立的研究目标，是以“人”为最高目标，逐步探究汉语词汇在民族人认识世界、创造文化、发展自己的活动中可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结构、意义、价值与规律，进而从人的活动揭示人的语言，以人的语言彰显语言的人；我试图设立的研究视角，却有认知学的、解释学的、文化学的和哲学的，并且力图以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为中心，结合成“认知——解释——文化——哲学”的视角联域。而这本书，大体就是这一整合性的研究理念的实践产物。行进在学术之途中，有时就像漫步在旅游之路上，峰回路转、豁然开朗、柳暗花明的情景总能使人兴奋，催人奋进，而无暇顾及前方是否有艰难险阻。我被语言哲学所吸引的情景就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哲学的主题就是致力于理解他人、理解自己、理解人与生存空间（世界）的关系；因此哲学的基本问题被认为是“人如何活”、“为什么活”、“活得怎样”。而我们已经论证，人既是通过语言而与他人开展互动的，也是通过语言而与其生存空间（世界）开展互动进而认识和拥有生存空间（世界）的，又是运用语言并通过语言而在其生存空间创造文化的；人类最能体现其本性和本质的行为，作为人的独特存在方式的行为，能够“规定和划定‘人性’的圆周”的行为，能够激发人的“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的行为，都是符号化行为，主要都是语词符号化行为。这正如中国上古哲人创立的一系列命题所显示的，“以名举实”、“循名现实”、“名定而实辨”、“物谓之而然”、“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

那么由此可以推知，语言哲学的主题应该就是致力于探究人又是如何通过语言而与他人开展互动的，而与其生存空间（世界）开展互动进而认识和拥有生存空间（世界）并在其中创造文化的，而塑造自己的“人性”并激发自己的“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的。因此，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归为“人如何通过语言而存在”、“人如何成为语言的动物”、“语言如何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这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最高目标！这一认识使我豁然开朗：以往，我们观照人的生存，着眼于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以研究词汇学和训诂学，研究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古典解释学，不就是探讨人是如何通过语言而与他人开展互动的、而与其生存空间（世界）开展互动的吗？不就是探讨人是如何通过语言而认识和解释生存空间（世界）并在其中创造文化的吗？虽然理论的自觉还很不够，但在实际上，不是已经踏上了通往语言哲学的一条小路吗！我“整合”思路，不就是要“整合”到通往语言哲学的小路上吗！我不由兴奋起来，似乎真的登上了语言哲学领域的一处小山，回望我所走过的崎岖道路，仿佛都有一种新的呈现！再往前方的高峰上看，又见到几位身影飘然的中国古代哲人在向我招手，好像是在告诫我：中国早已有了自己的语言哲学理论与实践，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发出了奇异的光芒，只是在千百年后又被专制社会的沙石所掩盖！而重新发掘和整理中国自己的语言哲学理论，正是你们这辈后学的责任！你们能有春秋战国时代哲人学者那样的人格风采，能为此而开展真正自主、自由的百家争鸣吗？我从兴奋中冷静下来。我应该怎样诚挚地回应中华先哲呢？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被自己的思想境遇、为学经历所触发，被社会的信仰危机、改革期待所触发，被一位作家发出的“到将来文化崩溃的时候，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将被追究罪责”的呼喊所触发，我就起而追随时贤探讨过“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应该如何增强读书人的使命意识，应该怎样激励读书人的独立人格”等问题，出版了《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一书。我也曾提出：读书人亦即“知识分子”，在充满矛盾和疑虑的社会里，“应该以创造文化、阐释文化、传播文化、应用文化为职守，以追求真理、评判社会、校正现有价值观念、创建科学理论思想为己任，具有独立品格和原创能力，具有超越精神和人文关怀，能够为实现真正的自我、为推进人类的文明而不懈努力！”理想人格的探讨，确实激励了我，我也为此而一直在真诚地努力；只是能力小，成果少，未能达到一定的境界。但是，我现在虽然未满六十八岁，却已退休两年，还要继续努力吗？当我从兴奋中冷静下来时，我想起了朱光潜先生的见解：人的生活应该“就是艺术作品”，最好具有两个“美点”：一是完整，“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二是本色，“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情趣，便现出怎样的言行风采”。当然，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艺术化的人生还应该具有创造性，“创造之中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还记得王船山在《七十自定稿》自序中说过：“秋未尽，蝉不得不鸣！”西方哲人伊壁鸠鲁也曾指出：追求审美人生的贤者，“享受时间也不是单单度量它是否长远，而是度量它是否最合意。”所有这些，都使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与启发！现在，我衣食无忧，家庭和乐，子、媳自立，孙孙聪明活泼，我理所当然应该一如既往地追求一种完整的、本色的、创造的、合意的人生，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必须继续努力探索，直到不可预测的永远！或许，这样才能真正有益于身心的健康呢。尽管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尚未彰显，然而非常幸运的是，我并非孤独的寻路者。即使是在家庭里，也有妻子刘伟相伴随。我俩傍晚在校园漫步时曾经笑谈：在人生的长路上，过去已经是、将来也要是“并肩地行进着，行进中快乐着”！果然如此，我将来可能还有新的学术成果，回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推选我们编撰《自选集》、筹划“教授文库”的盛情雅意，回报所有的教我者、知我者、励我者，回报我们民族的光辉文化！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1.认知无意识性

每个人的认知侧重点不同，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心理结构上，人翻译语言、运用语言、总结语言的方法各不相同。与其他感知觉一样，语言对视觉、听觉、触觉的影响力也相当大，在没有特殊命题的环境下，语言往往会通过环境传递给人潜意识。潜意识强烈，则说明人的行为会向着某种惯性而发展，并不会捋顺思想规律、行为规范而行。同时，认知意义下的语言发展，是依附于人本思想基础、社会外部环境来拟定的，认知语言学需根据哲学思想来创建自己的心智结构、判定自身感知能力。

2.心智体验性

体验是认知语言学的中心思想，与传统科学不同，体验是一种直观的感性认识，可以直接主导人的思想，而不需要后天教育。又如人一出生便对世上所有事物好奇一样，体验是人的精神特质，是人思想不同的根本原因。从唯心主义角度看，心智的体验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形式上的语言计算、装饰、总结、统计都是对情感体验的亵渎。从本质思想上看，社会经验、行为要求、语言规范都是限制思想自由飞翔的障碍，但是它们的影响能力有限，真实体验是可以弱化认知语言障碍的。综上分析，“体验”犹如贯穿人身体的血液，感知犹如人的肌肉，它们是建立人思想外观景象的组成要素，也是促进思想与现实发生景象反应的助推力。

3.思维隐喻性

经上文可知，认知是不需要思维逻辑处理的情感，传统哲学对这个情感是排斥的，认为它映射了所有人类的本质执念，让人失去了约束范围，回到了思想自由、思维自由的时代。但是，从理解经验上看，认识语言学是具有一定思维形态的，并非全然忽略逻辑价值。人在社会大环境中，他的思想、行为大多在规范内很少会出现“越轨”行为，所以认识是人行为的感性冲动点，虽然它非常关键，直接能够影响语言体系的建立，但是隐喻的地位却是这个感性冲动点的节点，它能够让正向思维影响人，进而潜移默化干扰人的认知。长此以往，人的体验会自动排解掉思维定性部分，变成体验语言内容。

二、从体验哲学得到的认知语言启示

人的心智是通过认知、学习、实践得来的，从客观角度分析，身体、思想在特定环境、特定事物的化学影响下，它们的空间能动性、情绪感知能力、思维辩证想法都有所提高。由此可见，认知语言是人经历的特写，是生活经验的真实写照。从体验哲学身上，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构想，如语言将思维和思想分开，转换成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在人理解、思索、概括的基础上完成语言交流，这种交流模式是具有一定认知功能的，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层次地了解事物。除此之外，体验哲学还能带给认知语言丰富的精神养料、具有主导效果的启示。具体内容如下：

1.语言符号象似性

认知语言经历两论相持、索绪尔、后索绪尔三个时期，其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征逐渐明朗。早期认知语言的词汇是平面的，语音、语义的解释范围单一，只作为供人们交流的工具。而如今在体验哲学的帮助下，认知语言的词汇逐渐变得立体化、多面化，句法、语法、语言篇幅都可以在格式、语句、词汇的变化下体现语言美。因此，体验哲学的基础学说丰富了认知语言的体裁，使认知语言在大多文学作品中广泛引用、备受关注。同时，认知情感会改变语言符号，让语言脱离自身语义，与环境结合，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经验之言”。这一特征，让认知语言符号失去了理据性，而更偏重于情感的宣泄和情绪的抒发。

2.思维隐喻的制动能力

（1）使认知语言的体验价值升高

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深受情感、社会关系、身体疾病等情绪波动因素影响，在大脑中产生一种冲动基因，这个基因会帮助认知语言扩大情感侵扰范围，成为占据人思维主体的语言要素。由此可见，无论是情感趋势，还是感觉运动，理性思维都可以将这些互不相关的体验组合在一起，变成集合型的认知语言，升华体验价值。

（2）认知语言“思维模式”的构建

体验哲学中将感性体验和理性思维融合在了一起，认为它们同为人的潜意识。从这个角度考虑，认知语言是完全可以构建符合自身语言风格、语言体系的思维模式，如“时间与金钱”。从概念上看，二者是两种不同特性的事物，但是隐喻思维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时间是人最根本的资源，如自然资源一样，它们的概念是共通的，金钱是人最看重的资源，如生命一样，在潜意识思维中，二者虽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它们完全可以在认知语言中使用。综上可知，认知语言的思维模式较为抽象，语言结构黏合范围非常大，可以囊括众多性质不同的词语。

（3）拓展抽象思维在认知语言中的应用

认知语言与科学论证不同，其体现的体验哲学是一种自由形式的情感和思想，如“理解是看见”，笛卡尔运用视觉域映射人心理情绪变化，让人的心智思维和直观触觉相互联系、相互解释。依靠抽象本体，转换直观事物，这是认知语言今后发展的主要路径，无论是“存在是数”，还是“珍爱是眼睛”，认知在这些语言中的引导能力丝毫没有减弱，反而能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语言情感，发人深思。

3.体验情感对认知语言中心意义的影响

认知语言中的符号、顺序、动作与体验情感是具有一定关联性的，形式上的中心意义并不占主导，语言认知效果是在大背景下完成的。体验哲学将认知语言划分成了若干个点，以点带面，将思想倾注到认知语言中，这样情感会成为语言的添加剂，形成较为多元、饱满的中心意义。如同象似性语言一样，认知语言也是有自治系统的，在这个系统中，人在社会上的现实经验、情感认知、生理基础都会干扰中心意义判定。所以，通常情况下，认知语言的解释能力和说服能力并不强，因为体验虽是深刻感悟，但是它们的语言结构对人类真实生活的影响并不大，只存在客观意义，并不具备主观价值。

三、基于体验哲学研究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认知语言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体验哲学的丰富和融入下，其语言体系的创建效果显著，在当代语言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下一个阶段，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仍会围绕心智、思维、认知策略等方面依附体验哲学，创建符合自身语言隐喻思维模式的认知体系。

1.体验哲学的主导地位

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发展的根本，从思想、思维、情感等多个角度影响着其语言体系的发展，因此，体验哲学的心智主义可以连通认知语言与其他语言科学，让它们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同时，在体验哲学的主导作用下，认知语言将摒弃掉传统自治体系，采用创新方式，客观、直接地体现情感，让语言更具描述功能，以提升语言的解释能力和说明能力。

2.与客观世界互动

人类是认知语言的使用者，所以认知语言应学会帮助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让心智、思维、情绪帮助人类在社会中处于和谐发展地位，不被孤立、不被遗弃。情感在转换生成语言的途中，势必会经历客观世界的打磨，这种打磨不完全是正面的，也不完全是负面的，认知语言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情况可以改变这个影响趋向。由此可见，认知语言要想长远发展、被社会大众广泛使用，不仅要提高其认知功能、体验效果和理性思维，还需让其融入客观世界，与世界互动，形成自我语言影响，让认知语言影响人的客观情绪，引领人的社会行为。

四、结语

通过上文对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进行系统分析可知，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的内核，是认知语言走向未来社会，走向普罗大众的必然选择。体验哲学的精髓———认知的无意识性、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隐喻性，给认知语言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让它联通了自我认知、认知语言、哲学语言等研究领域，呈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价值。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传统的语言哲学把语言看成是对逻辑的并非完美无缺的表达。因为哲学是用语言来表达并对语言有依赖性的，它的很多分支为了在进行哲学描述时使语言更接近完美无瑕都对语言有过思考。认识论领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我们认识某事物的能力与我们对该事物的表达或描述之关系。后来，语言哲学越来越倾向于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出发来分析概念。也就是说，哲学家们不再去寻找与概念（如道德、正义、因果等）相对应的现象或假设概念的理想境界，而是更多地探索表述一个概念、给确指概念的术语下定义等意味着什么，他们对在处理概念时发生的语义问题更加敏感。于是早期的“语言哲学”主要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关注和解释语言形成中的句法和语义的特征与规则，而后期由于句法学和语义学不能解释实际语言使用的全部问题，哲学家们开始关注使用中的语言即采用语用分析的方法，“语言哲学”内部实现了由语义到语用的转向。作为西方中世纪人文三学科之一的修辞学与哲学的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自柏拉图以来，修辞学被认为是有别于纯粹逻辑和真理的，具有“或然性”的诡辩特征，这样修辞学就与追求真理的哲学在一开始就分道扬镳了，造成修辞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一直处于与哲学“对立”的一面。随着“语言哲学”的语用转向，使修辞学与哲学出现了融合。而此时的修辞学在受到语言哲学特别是日常语言学派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也开始转向语言意义、语言与人、世界的关系的考察。这样，哲学与修辞学具有了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如语词的意义、语言、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研究方法中语言辩证法思想的应用等。“语言哲学”修复了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使修辞学在历经过长期的低谷期后在当代得以复兴，进而找到了自我发展的新路标。JohnMuckelbauer就哲学和修辞学的关系曾指出：哲学或许已经修辞学化，具有知识、历史及政治内涵；修辞学内蕴哲学并与语言及其使用相关；哲学从来没有停止修辞学化，修辞学也未停止哲学化，两者之间的界限渐现模糊。这样，当代西方修辞学以“语言哲学”为突破口，超越了对劝说进行心理描写的传统修辞学研究范式，开始涉及到关于人类使用语言的本体论假说问题，体现了对“语言、人、世界”的本体论特征，其特点是“从认识论、方法论、人的社会本质等角度上来思考修辞现象”。温科学认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修辞学的哲学转向或者准确地说，哲学家的修辞学转向建构了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理论基础，而其核心就是修辞哲学。换言之，现代西方修辞学的开端是建立在对语词意义的哲学描写的基础上的，并成为一门“将语言作为社会行为，把目的和阐释作为确定意义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正是对语言使用问题的关注使修辞学闪现着“语言哲学”的“灵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以来的修辞学理论是以“语言哲学”为基石，重新丰富作为语言使用理论的修辞学内容。这样就产生了研究修辞学理论的修辞哲学，即关于语言及其含义之间的关系，思维及思维对象之间的关系；知识与其学科之间的关系；意识与其不同内容之间的关系等。因此，修辞学的具体对象不再是交谈或劝说或评判的技巧，而是这些行为本身的意义。“语言”、“意义”及“思维”等成为当代西方修辞学研究的要素。

二、语言意义：哲学与修辞学的核心命题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本体论主要是古希腊哲学的思想。这时的哲学家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敬畏，试图以统一来概括杂多，从现象中找到本质，他们研究“存在是什么？”“构成世界的根本要素是什么？”。近代，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从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体转向研究认识的起源、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认识方法等等。作为哲学的第二次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样，二十世纪初“语言哲学”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出现了。Sluga认为“语言哲学”是其他一切哲学的基础。“语言哲学”认为哲学的混乱源于语言使用的混乱，所以其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阐明语词和语句的意义，解决语言使用中的混乱现象。当代西方修辞学的开端是建立在对语言意义的哲学思考基础上的，这与当代哲学关于语言的观点有着直接的关系。“语言转向”的西方哲学为人们重新认识语言提供了机会，20世纪早期的语言哲学家，如皮尔斯（C.S.Pierce）、莫里斯（C.Morris）、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巴赫金（MikhailBakhtin）、理查兹（I.A.Richards）等人试图阐述系统的规律并明确其运作过程，他们的理论（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层次”理论、维氏的“语言游戏”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理查兹的“语义三角”理论）都涉及到当代修辞学的本质问题，即语言与意义问题。例如语言哲学中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在解构传统哲学以及消解哲学与修辞学隔阂的同时，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上蕴涵着浓厚的修辞哲学基础，对当代修辞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维氏的“语言游戏”说强调语言是人们活动的组成部分。语言是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人们用语词作为工具相互之间传递信息。其实，“语言游戏”的提出是维氏后期在对语言和意义作出重新思考后提出的一种意义观。正是看到传统形而上学对意义和指称阐释的“困难”，他把意义归结为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这体现了“语言游戏”对意义的动态阐释。在维氏看来，对语词的考察必须把其和语境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理解其意义，掌握其用法。语词没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维氏认为语言的意思是一种动态的考察，语词的生命是由语境给予的，或者说是通过使用获得的。脱离了语境，无法进入交流，语词也就失去了意义，只剩下抽象的、没有任何生命的符号了。“语言游戏”动态特征说明维氏语言无本质的思想。以维氏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思想说明：“语言哲学”研究把把意义构建视为动态的、有目的的与受规则规定的、语境化的社会实践；人们动态地解释语言意义，按照规则从事“语言游戏”，对客观世界作出反应。

英国的修辞学家理查兹（I.A.Richards）的《修辞哲学》一书明显地继承了英美语言哲学的基本假说，清楚地体现了语言哲学的特征，将修辞学概念拓展到了劝说之外的需要和可能。在与奥格登（C.K.Ogden）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中讨论了皮尔斯、索绪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用一个表示交际的三角形来说明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在这个三角形中，语言符号直接地表示了大脑的示意或所指物体，但只是间接地表示了在世界上大脑外和语言外的“所指意义”。他们也赞同索绪尔关于符号任意性的原则，但索绪尔回避了意义的问题，而这正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认为，符号为了要有意义需要阐释。他们的结论是，符号阐释取决于要被阐释符号的环境，因此意义不是存在于词语的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阐释者记忆中的情景之中。理查兹的语义三角阐释了其意义理论，认为意义和符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符号要有意义就必须阐释，而符号的阐释受到符号所经验的情景的制约，因此，意义不是由词语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词语所处的环境（语境）决定的，这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观点相一致。理查兹的意义阐释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并构建了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理论基础。与理查兹及其他同时代的语言研究者一样，语言哲学家及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也受到了皮尔斯和索绪尔的巨大影响。巴赫金也接受了符号学的基本原理，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符号本身又是任意的，符号只是符号，并不指语言之外的实体。但巴赫金摈弃了皮尔斯和索绪尔认为话语意义在于对符号心里处理过程之中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中，他认为语言只能作为对话被理解。诸如结构语言学或文体学等体系并没有能够说明目的、阐释、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在产生意义时所起的作用。他还认为，意识的逻辑学是思想交流的逻辑学，是某一社团使用的符号的相互作用，所有的话语形式都是在特定环境中产生效果的策略法，并提出该把修辞学分析扩大到对每一种言语形式，强调语言意义的阐释不仅取决于符号本身而且还取决于语境和反应。虽然巴赫金并不明显地借助修辞学传统，但他评论说，样式是在文学和修辞学中都很有用的范畴，对修辞学样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所以，他建议把修辞分析扩展到对每一种话语的研究。他认为，样式是使语言使用适合复杂环境（包括以往话语交流的历史环境和处于具体社会环境里的使用者的直接环境）的工具。巴赫金的哲学思想现在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说，语言哲学是当代西方修辞学形成和发展的哲学基础，而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构筑了当代西方修辞学与“语言哲学”研究的桥梁。

三、语言：人类生存的关键

关于“语言、人（思维）、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哲学历来关注的核心。当代“语言哲学”认为，人类通过语言去把握实在；世界或实在通过进入我们的语言而进入我们的认知；语言是人类公共交流、相互理解的平台，人们运用语言去表达思想，提出诉求，相互沟通，达成相互理解，构建有序的社会生活；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人类的交际，没有交际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因而就不能有人。因此，语言与世界、与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以及与人类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去谈论这个世界，同时也表达人类的思想，而思想也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语言、人（思维）与世界构成了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三者处于同一本体论范畴。例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哲学思想就体现着“语言、人（思维）、世界”的哲学思考。在这三位一体中，“语言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总是处于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交互过程中；人是最关键的环节”。在“语言游戏”中维氏把人的因素带入在语言意义构建之内，认为语言是对世界的反应，强调了人在反应中的作用，因为“语言哲学的目的在于语言之外的世界，准确地说，是人及人的世界，而非自在的世界”。“语言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对修辞学研究有着直接的联系。“语言哲学”为人们认识语言提供了机会，体现了语言与人类的关系。这样，语言意义的讨论必须把人的因素考虑在内，人离不开语言。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其对语言的使用。“人创造了语言，同时，也创造了自己。因为，人有了语言，才有了人的价值观、动机和行动，才有了社会与政治”。语言是世界、人与人发生关系的媒介，不存在脱离人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哲学”本体论思想体现在修辞学中就是主体化的语言建构活动。修辞学认为人的知识是通过主体化的语言建构活动（修辞活动）而产生的，真理是人们努力获取的东西，而不是先验存在的东西。修辞以“主体间”的方式起作用，是一门深入研究人类知识的性质、根据、标准以及合法性的学科。现代修辞学认为，修辞就是人们运用各种符号诱发行动的象征行为。人对世界的体验不能不受他的语言模式的制约，不能不经过他的语言过滤，人按照自己的语言方式来观察整个世界，他的语言方式不是机械化的、逻辑化的，而是修辞化的。

人们通过语言来构筑或接近现实的时候，不断借助超越逻辑语言的修辞方式，修辞成为人抵达认识彼岸的“舟筏”。所以，从修辞学的视角来看，“语言哲学”体现了修辞主体人的哲学观点，把修辞的范围从单纯的论辩或文学作品扩大到语言、人和世界的关系上，人的特性就是修辞性，这就预示着修辞学的发展出现了哲学化的倾向。美国新修辞学的奠基人物伯克（KennethBurke）重新定义并拓宽了修辞学和修辞分析的范围。伯克认为，人是修辞的动物，修辞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核心”，即使用符号（或象征）去影响他人的学问，是阐释人类行为及关系的学科。人离不开修辞，人的生存依赖于修辞。修辞学关于人的观点对修辞本体论有重要的意义。伯克认为，人类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对一个有等级秩序的世界的构建和保持上。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这种世界。而修辞学是人类寻求或保持那种秩序的一种特殊的手段。不仅在个人头脑中的关系方面，而且在人类所有人际的、社会团体的和阶级之间关系方面，人类正在努力通过与内部自我和外部世界保持社会平衡的方法，寻求在一个公认秩序中的生存地位。对伯克来说，所有话语的使用都是为了使人产生某种程度的动机，因而，应该通过对意图和效果的研究来寻找语义。伯克用“戏剧”（伯克的“戏剧主义”理论）眼光来看语言意义，认为语言是有动机的，即是有修辞性的。他将修辞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美学融合在一起研究人类的行为，对语言意义的研究采用了宽阔的视域。综上所述，20世纪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和修辞学家逐渐突破了早期对意义的逻辑考察，开始探索语言意义外部的因素对语义形成影响，把语言意义的形成过程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认为语言意义的形成是复杂的过程。同时，修辞学在经历过长期的低谷期后，在语言哲学推动下找到了自身发展的动力，突破了传统对演说、写作、辞格、交谈等的研究，把一切话语形式包含在自己的研究范围，探寻语言意义形成的动因和效果。可以说，正是对语言意义、人与世界关系的关注使语言哲学和修辞学具有一种内在相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通过语言辩证法思想得以体现的。

四、语言辩证法：修辞学的重要基础

“语言辩证法是修辞学的重要基础”。因为，语言辩证法确立的不是现实性，而是可能性；修辞学所要做的则是运用任何通过辩证法而确立的立场来说明与行为世界之间的关系。要使修辞学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必须把修辞学与语言辩证法紧密结合起来。修辞学与语言辩证法的结合表明了修辞学回到辩证法上来，而辩证法又以哲学为基础，那么修辞学的范围就体现在哲学研究之中了。如果修辞学是与辩证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辩证法为基础，而辩证法有以哲学为基础，那么修辞学的范围就在哲学研究中得到了表达。韦弗（Weaver）的《修辞伦理学》也对辩证法和修辞学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修辞是关于言说的，辩证是关于真理的，但是两者都是研究“或然性”的，都是以常识性的“或然性”为依据，而不是表达必然真理的逻辑，修辞必须与辩证法结合才有意义；辩证是以获取真理和知识为目的，而修辞是获取听众；辩证是追求知识，修辞追求的是舆论”。正是对语言的辩证阐释使得语言哲学与修辞学在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同性特征。具体说来，“语言哲学”把对语言的研究从理想中回归到现实交往中，将语言与生活联系起来，注重使用者的作用，将语言的使用放在动态的修辞情景中观察，强调语境对交际活动的影响，着眼于辩证地研究语言、意义、使用者之间的修辞关系。如果修辞与语言辩证法有关联并且建立在辩证的基础上，那么，修辞学的范围就体现在语言哲学研究的基床上了。

五、结语

历史上，修辞学和哲学对立，修辞学与绝对真理无关，与知识更无关联，哲学优于“或然性”的修辞学，但是当哲学发生语言转向以及修辞学的哲学转向后，语言哲学弥合了哲学和修辞的对峙关系，构筑了二者“联姻”的基础。“语言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不仅使哲学和修辞学在关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上的趋同，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修辞学的本体化与哲学化，所以，当代西方修辞学在20世纪的复兴得益于语言哲学的发展，意义、人与社会的关系、语言辩证法思想等成为修辞学崛起的动因，当代西方修辞学把人、世界与语言意义关联在一起，发展成为人类话语行为的综合性研究理论。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王夫之；语言哲学；六经；道；辞

亲身经历了王朝更迭的王夫之，通过深入的哲学反思。将民族危亡的根源归咎于宋明以来理学家的理论失误，认为是他们背经离道的学术造成了“人道不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他说：“上古以还，典礼不修而天下大乱，皆此等启之也。可无辨哉!”因此，他倡导“当以王之政典为式，诛暴禁乱。惠此小民，使之和辑。”其意在即经求治国、除暴和安民之道。以扶民族之危难。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他提出了“六经之育有大义焉”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反对理学家的“凿空立说”。正是此种切时的思想使他与同时代的顾炎武、方以智等思想家一道。确立了“即经求道”的新哲学路向。

一、六经之言有大义焉

王夫之在训诂中注重发掘儒家经典之微言大义，他在《读通鉴论》(卷六)中说：“六经之盲有大义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韫于山，珠之函于渊。不可浅而获也。极之于小，而食息步趋之节，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扩之于大，经邦制远之猷，引伸之而立其诚也。所贵乎经义者，显其所藏，达其所推，辨其所异于异端，会其所同于百王，证其所得于常人之心，而验其所能于可为之事，斯焉尚矣。”在这段对六经及其所蕴含的“大义”的总论中，王夫之明确地阐述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六经之肓有大义焉”。这种“大义”就是儒家圣贤之道。道之于六经之言，如玉石之藏于山，如宝珠之蕴于深渊。不可简单获取，必须通过对语言的深度诠释才足以发掘“六经”之大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言道”关系在此又以新的方式得以重现。

基于上述的思想认识，王夫之在训诂中看重的是古经文字所蕴含的“大义”，他说：“《尚书》文义多难解了。然或错综成文，而有字则必有义。”他在《春秋家说》(卷中)中说：“善治《春秋》者，先大义后徽言。求诸大义而不得，于是求之于微盲：求之大义而得矣，抑舍而求之于微盲，则大义蚀。而党人之邪说进。故大义已昭，信圣人焉足矣，党人之言勿庸也。”这即是说，研究《春秋》首先应探求其中的“大义”，然后再求之微言，如此则邪说不起：如果舍却大义而求其微盲，必致圣人之“大义”失而邪说群起。明末柬书不观、不理时政的学风导致儒术衰微而空疏之学竞起，此即明证。

第二、六经之微盲大义，“不可浅而获也”。于六经之言明圣人之道，如于山中寻玉，于渊中取珠，何其难哉!王夫之提出读经要“反复讽诵，文义固有可通者。”除了反复诵经以会通“文义”的方法之外，王夫之还要求体道者应忘掉“成见”以显六经之道，他说：“万世不易之常经。通万变而随时得中，学者即未能至，而不恃其习成之见，知有未至之境，则可与适道，而所未至者，皆其可至者也。”不恃个人成见。乃知有未知之道。这段文字同时也说明了有“常经”但却无“常道”的道理，六经之道“与时偕变”，不可偏执。在王夫之看来，古经所涵之道是一个向后人敞开的无限的动态过程。读者要切合现实去理解其中的“大义”，做到“随时得中”，以切实用。

王夫之从道与器的关系上提出“尽器则道在其中”的体“道”方法，他在《思问录内篇》中说：“故尽器难矣，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尽器”以求“一贯”就是多识多学的归纳法，而“天下唯器”，故王夫之发出“尽器难矣”的感叹。他在评价程子读史时说：“程子自读史，一字不遗。见人读史。则斥为‘丧志’。‘丧志’者，以学识为学识，而俟一贯于他日者也。若程子之读史，则一以贯乎所学所识也。若不会向‘一以贯之’上求人处，则学识徒为。古人之学，日新有得。必如以前半截学识，后半截一贯，用功在学识。而取效在一贯。”程子之所以指责学生读史为“丧志”是因为学生读书“以学识为学识”。不求其中一贯之道。程子读史能将所学贯通起来。学识之所以能贯通，其中自有精神(道)在，识其精神即为读书之目的与效果，故日“用功在学识，而取效在一贯”。

第三、六经之微言大义有修德安身、经邦制远之用。于六经求“大义”目的在于致用：“极之于小，而食息步趋之节，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扩之于大，经邦制远之猷，引伸之而立其诚也。”小而言之，六经之道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大而言之，是国家长治久安之法。他说：“《易》曰：‘修辞立其诚’，立诚以修辞，修辞而后诚可立也。”王夫之将涵道之辞与个人的德性修养联系起来。他不仅远绍《易》“修辞立其诚”之说。肯定“修辞”对人的德性的提升作用。而且进一步发展为“立诚以修辞”。“立诚以修辞”旨在强调具有“诚”的境界才可做到读经、解经不悖圣人之道、才能保证“经正”。所谓“故必约之以礼，皆以肃然之心临之，一节一目、一字一句。皆引归身心。求合于所志之大者，则博可弗，而礼元不在矣。……有志者勿惑焉，斯可与于博文之学”，说的就是“立诚以修辞”这个道理。同样，这也是他注重六经“大义”的原因，他说：“圣人。人伦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已乱。尧舜之道，人皆可学。亦为之而已矣。”至于王者。除了个人的修德安身之外，还须治《春秋》，他说：“《春秋》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纲也。”意即《春秋》经中有经邦安国的王道在，是外王之所本。

尽管王夫之注重六经之言中蕴涵的“大义”，但并未因此而将语育简单地看作是经义的附庸。在文学理论中，他继承传统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以“文以言道”命题，将语言与形上之道连结起来。他在《读通鉴论》(卷十二)中说：“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违，下以尽己而不失，则其视文也莫有重焉。”君子之文所载即是天道。所言即是己之心志。是君子对天道的体认及其心志的统一。这里的“文”是指什么呢?他在《诗广传》(卷一)中说：“一色纯著之谓章，众色成采之谓文。章以同别，文以别同，道尽矣。”王夫之独拈一个“文”字，从其对“文”的定义可知“文”不限于六经。从他的著作来看，“文”也包括史类及前贤的涵道之作，经史并举是王夫之的一个特征。虽然王夫之称“众色成采之谓文”，但“文”决不包括佛、道之典籍。他说：“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可知王夫之所谓的“道”主要是指先儒之道统，而佛、道、法等不在其列。这一点与倡“三教合一”的方以智和偏重六经的顾炎武有很大不同。由于志趣相异。同时代的思想家所宗的典籍有所不一样。然其“六经之言有大义焉”及“文以言道”之说与顾炎武“经学即经学”和方以智“文章即性道”在即经求道、反对阳明及其后学之“凿空”学风方面却不谋而合。体现了一种时代的共通性。

二、“夫道者，有事之辞”与“不凿空以立说”

王弼认为“卦辞”难以述尽“卦意”，因而提出“言不尽意”说。其旨在得“意”，但也表达了“辞”在述“道”方面的局限性。与之不同，王夫之充分地肯定了“辞”的显器呈道作用。提出“夫道者，有事之辞”的观点，明确表明了道藉辞显的语言哲学观。

1、道因言而生

“天下惟器”是王夫之最根本的世界观。“尽器则道在其中”则是他识“道”的根本方法。然而他认为要通过“述器”的语言形式才能使“器”及“器之道”体现出来，他说：“故‘作者之谓圣’。作器也；‘述者之谓明’，述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明其器也。识其品式，辨其条理，善其用。定其体，则默而成之，不盲而信。皆有成器之在心而据之为德。呜呼!君子之道，尽夫器而已矣。辞。所以显器而鼓天下之动，使勉于治器也。”绎其文旨，大抵意谓：一、天下之器乃圣人所作，比如“弓矢”、“车马”、“牢醴”、“壁币”、“钟磐”和“管弦”等。同时也说明了王夫之所谓的“器”不但指具体的物件。而且包括六经等在内的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二、言辞的“述器”、“显器”作用。通过“述器”可以“识其品式”、“辨其条理”，从而使“器”及“器之道”“明”起来。即通过概念、判断等理性思维形式对“天下之器”进行抽象。使“道”得以呈现。这是就“辞”的“显器”功用。三、言辞的经世致用功能。人们通过言辞识器、显道达到“在心而据之为德”的道德修养目的，此乃“鼓天下之动”、成万民之德。促使人们勤于治器。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立诚以修辞”。总之，这段话表明这样的观点：圣人藉“辞”以“显器”、“明道”，藉“辞”以“鼓天下之动”、教化下民，使“道”获得普遍认可，并使“道”得以向“天下”彰明而流传不失；反过来。后人依圣贤的载道之“辞”可以指导礼乐、伦常等“器”的建构。这是王夫之借释《周易》之言通过对作器、述器、明器、成器、治器过程的描述。阐述其对“器”、“神明”、“道”、“辞”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以此来说明“辞”在“尽器则道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鉴于“辞”能够“述器”、“显器”作用，王夫之对王弼“得意而忘言”犹“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签”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并针锋相对的提出“道因言而生”的主张，肯定“言”的独立性地位，他说：“何居乎以为兔之蹄、鱼之筌也?夫蹄非兔也。筌非鱼也。鱼兔筌蹄，物异而象殊，故可执蹄签以获鱼兔，亦可舍筌蹄而别有得鱼兔之理。……故言未可忘。而奚况于象?……道抑因育而生。则言、象、意、道，固合而无畛。”(《周易外传》卷六)王夫之以“鱼兔筌蹄，物异而象殊。故可执蹄筌以获鱼兔。亦可舍签蹄而别有得鱼兔之理”来反驳王弼以“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筌”之喻“得意而忘言”具有深刻的道理。进而，他提出了“道抑因盲而生”的主张，并认为“言、象、意、道”四者之间，可以达到“固合而无畛”的相容程度，深刻地揭示了作为表意达道的“盲、象”之具本身的价值，与传统的重意以重道的本质主义语言哲学有显著的区别。王夫之在此处所说“道抑因言而生”的“生”。当然不能理解成“遭生万物”意义上的“派生”。而应当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理解成言辞能使隐藏在器中之道“彰显”出来。是从育辞的“显器”、“述器”功能而言的。如果没有言辞的“显器”作用。六经之“大义”是不会自己“明”起来的。这是就“道因育而生”的基本涵义。传统道家哲学与魏晋玄在讨论“言意之辩”的问题时。着重强调的是“意”的独立价值和“言”的工具性价值及其有限性。王夫之却突显了作为工具“盲”的自身不可或缺的价值及道对“言”的依存性。这是明末清初重器、重实的哲学思想在语言哲学方面的具体体现。

2、不凿空以立说

主张“道因育而生”的王夫之自然不满佛学“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种贬低言语、文字的“凿空”作法。他在《思问录内篇》中说：“言者，人之大用也，绍天有力而异乎物者也。子贡求尽人道，故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竖指摇拂，目击道存者，吾不知之矣。”在这段文字中，王夫之充分肯定了“盲”在接续天道、述尽人道方面的作用及其不同于一般万物的重要性。他认为言辞可以使生生不息的天德得以彰显。子贡“求尽人道”就在于“述”孔子之言而后成；这种依言传道、借述尽道、藉文继道的方式才使得儒家道统在天下流行，所谓“文之不备。渐至于无文，则前无与识，后无与传，是非无恒，取舍无据。……亦植立之兽”即是此理。“竖指摇拂，目击道存者”者主张以心传心、废除文字。其所谓“道”不是圣贤之道，不守教化。故被王夫之斥为“禽兽”和“异类”。针对类似的各种异端邪说。王夫之提出“斯不凿空立以说”的主张。

王夫之根据“夫道者，有事之辞”的求实精神提出“育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反对“凿空”的无实之论。他在《思问录内篇》中说：“言无者激于育有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元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言龟无毛，言犬也，非言龟也；言兔无角。盲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言“无”者乃是为了破除言“有”者，把“有”说成“无”，其实天下不存在“无”。“天下惟器而已”。“盲龟无毛”，意即犬有毛，实说犬；“言兔无角”，意即麋有角。实说麇。所以王夫之说“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这个“立”就是立事、立理、立实，与“空”相对，做到“有事之辞”而不“凿空”。当然所“立”之事、理，自然不包括佛家的“佛性”和道家不可捉摸的“道”。而是先儒圣人之道统。在批评佛道的“贵无”“贵空”的思想同时。他对理学家空谈性命的饽道之论也给予了切实的贬斥，他说：“盖《易》、《诗》、《书》、《乐》、《春秋》皆著其理，而《礼》则实见于事。则《五经》者《礼》之精义，而《礼》者《五经》之法象也。故不通于《五经》之微盲。不知《礼》之所自起；而非秉《礼》以为实，则虽达于性情之旨，审于治乱之故。而高者驰于玄虚，卑者趋于功利，此过不及者之所以鲜能知味而道不行也。”《五经》微盲大义以显“理”，《礼》则纪其事以见“实”，二者相资并用而致天道于中和。而袖手高谈心性者，无实玄空；趋予功利者，又不得其中之理。欲使天道流行，必须六经兼治，不可偏废，即要有“事”。也要见“理”。不可“凿空”立说。

在哲学方面。王夫之所言的“道”、“事”主要是指先儒的王道与政事，而排除佛道的异端之道与异端之事，因此，他对前人的写景、写物而不言圣人之道、不盲立身安邦之事的诗词也进行了批评，他说：“文不悖道者，亦唯唐以上人尔。杜甫、韩愈。稂莠不除。且屈赢谷以为其稂莠，支离汗漫。其害道也不更甚乎?”这些言论，一方面反映了王夫之美学思想自身的局限性，但亦体现了他重视文学艺术与人类根本精神的内在联系。使文学避免沉沦于个人的情感之中而缺乏应有的人性深度。王夫之的美学思想本身非常丰富，此处仅简单地从言与道的关系角度对其作一点分析。

三、“六经责我开生面”与“推故而别致其新”

王夫之虽然坚信“六经之言有大义焉”，道行而天下无忧，但决不墨守成规、固守古人之道。他强调“诚”于古经。旨在通六经之道，以防邪说诬道。“万世不易之常经。通万变而随时得中”，他相信只有深请常经，才能通万变，以求经世致用。在“奉常以处变”的思想指导下，他将古人之常道与现实的历史结合起来。在哲学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使圣人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天地之化日新”是王夫之关于世界发展的根本看法，这一法则之于六经的诠释，便是“考古者必以其时”之说。他在对儒家经典的考辨中发现沿用下来的一些名称的意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因时为上下，不可以今例古。若《礼记》所云‘建天官六大’之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天子五官’之司士。在殷则与大宰、司徒、司马、司空并列，而周则下大夫之职。殷周相踵。其异已然，况唐虞乎!”《礼记》所载官职至商而变、至周愈变，商周相沿如此，更不用说以后的各朝各代之变了。因此，王夫之要求不能固守古之礼义。他说：“天之所治，因而治之，天之所乱，因而乱之。则是无秉礼守义之经也。”所以，他反对在训诂求道时不加辨别地“以今例古”的做法，而主张在“古今语文迭变”的历史过程中。具备“考古者必以其时”的灵活性。他这种将过去与现实相结合的解释方法具有相当的自觉性。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提倡所“视域融合”的理论有可通之处。同时。“考古者必以其时”之说也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内容：圣贤们遗留下的经典文本是一个无限的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因之而具备了生生不息、万古长青的品质。

正是由于这种将圣贤之道与具体的历史时代结合的解释方法，使王夫之认识到“与时偕行”、“趋时应变”的重要性。但是“奉常以处变”还要做到“变不失其常”。故有“非富有不能日新”之说，他说：“盖道至其极而后可以变通，非富有不能日新。”又说：“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是以可以日新而不困。”在王夫之的视野中只有不变的“常经”，决没有不可变通的常道“欲通圣贤之道必以。道至其极”为条件。这种对六经之道的认识达到“至其极”的状态就是“富有”。所以又说“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这种“至其极”的理想状态就是上文所说的能够通过六经之辞而体认天理流行、物我一体的“中和”境界。王夫之的“中”与“至”是有一定关系的，他说：“无方无体之中者，至足也。”“至足”或“至其极”即是“中”，达至“中”或“至其极”便可应万物、万变而不惑，辅天地育万物而“日新”，用他的道器观来说就是“治器”，用其天人关系来说就是“造天”。从文化的继承上来说就是“推故而别致其薪”。这种“日新”观体现出王夫之对人类的创造能力充满极大信心以及通经致用的时代特征。

王夫之“日新”的思想在《周易外传》中说得更具体。他说：“道因时而万殊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元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我们这里要注意：王夫之坚持“道因时而万殊也”的理论与他所反对的“凿空”立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新”是在“诚”于六经之辞与道而“至其极”的条件下，使圣人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发新的生命力。体现了六经之辞是“道”之家的语育哲学的意蕴；“凿空”立说是背离六经之辞、圣人之道而空谈性理、自立新说，是诬圣之道。不是“诚”于六经之辞求道的路向。由此可见王夫之已经具有很自觉的语言哲学思想。

王夫之正是在对圣贤之道知“至其极”条件下建设自己新理论的。如在《周易外传?系辞上》提出“乾坤并建，以为大始。以为永成”的新理论；在论《大有》卦时，提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道器观；论《无妄》卦时，提出“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文化传承观等等。人性论方面，他在论《太甲二》“明后”时，提出“故曰性者。生也，日生则日成之也”的观点。王夫之还结合六经的诠释阐发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等著名认识论命题。以上这些思想都是在其“富有”的知识基础上创建的。是王夫之“推故而别致其新”理论的具体应用。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在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上，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语言神授论”和“语言天赋论”持否定态度，主张以历史的、发展的、进化的和唯物的观点来看待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韩礼德认为应借助神经语言学、生物科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来研究语言，并始终坚持进化的、历史的和唯物的观点。其中，进化观是“受到神经生物学家艾德尔曼(Edelman)‘神经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影响”⑨，历史观是“受到中国学者罗常培的影响”。韩礼德关于语言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唯物观可从语言的个体发生、种系发生和话语发生的相关讨论中得到具体阐释。关于个体发生，韩礼德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通过对他儿子奈杰尔(Nige1)的语言学习过程进行个案观察，他认为成人语言是由幼儿原型语言发展而成，语言发展过程即是以原型语言为中介语的生物进化过程。而原型语言起源于物质与意识这对矛盾的经验模式。原型语言最初表现为通过声音、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索取物品或支配他人的行为。随着需求和互动的增多，发音系统随之发生改变，可以用不同声音指代不同的意义，并以此切分大量精密的意义系统。个体语言发展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人际关系协商到经验的概念构建，再到语篇形成。依据贝尔法则，韩礼德将儿童个体语言的发生过程类比推知语言的种系发生，为种系发生提出假设。从种系发生看，有声语言的语序是从原始非语言交流进化而来，语言功能的扩展是为表达说话者的经验，语篇复杂性是为协商社会关系和构建经验服务的。结合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韩礼德指出人类的原型语言成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意义的有声语言形成于现代智人。

关于话语发生，韩礼德认为儿童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语法可言，语言是一个两层的系统，即声音与意义，这至少是儿童原型语言的组织方式。在真正掌握母语之前，他们通常会为自己构建一套符号系统。而在两岁左右的时候，这一系统被一个三层的系统(意义系统、词汇语法系统和表达系统)所替代，意义先被编码成为词汇，而词汇再被编码成为表达形式(即声音)。上述分析表明，韩礼德关注语言的进化和发展史，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这三个术语本身也说明要用历时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语言，因为种系发生指“语言的历史”，个体发生指“个人的历史”，话语发生指“语篇的历史”。同时，在语言起源问题上，韩礼德指出是幼儿交际互动和需要的增多促成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发展进化的唯物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观点一致。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恩格斯在谈到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时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增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⑨同时，他还指出语言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发展变化的，而非稳定的体系。虽然语言有其内在的约束机制，但依然会紧随历史的脚步，映射时代的影子，“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⑨。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即种系发生)两个维度研究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而韩礼德采用上述三个维度。其中，logogeny(语篇发生)一词是韩礼德自创的术语，前缀logo一表示“语言”、“逻辑”、或“语篇”等含义，后缀一geny则是“创造”或“进化”的意思。韩礼德关于语言起源的唯物论视角，还体现在有关意义产生的论述方面。韩礼德强调意义产生于语境，意义是语言系统与语言使用环境之间的关联产物，意义与行为相伴而生，都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这些论点和巴赫金的语境论和体裁理论都十分契合。

二、语言的本质属性论：社会实践论域下的社会语言观

韩礼德受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Bemstein)、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Minowski)和语言学家费斯(J．R．Fiah)、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以及拉波夫(W．Labov)等人影响，同时也深受20世纪70年代至8O年代风行一时的语言研究视角的影响，从社会的角度探索语言问题。在那个时代，人作为“社会人”的研究成了语言研究的主题，语言研究因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鉴于此，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这种本质属性观来源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和韩礼德都把语言当作是资源，而不是乔姆斯基所认为的一套规则。把语言当作资源时，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更多关注语言的社会性，从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韩礼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一书中做过详细阐释。在有关论述中，韩礼德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行为潜势(即社会行为)，儿童成长为社会人，必须以语言为媒介，在和各种社会群体(如家庭、社团等)建立起来的人际互动过程中，通过吸收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文化观，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人。简言之，是语言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一员，语言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重视语言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韩礼德有关语言社会性的论述，还体现在韩礼德有关集体语言构建观以及集体经验观，即强调语言的集体行为和互动关系。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语言。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述中也有所涉及。@马克思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语言观，反对语言神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符号系统，体现为一种社会性的交往活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语言的社会性和人的社会化密不可分”。他们认为，人们通过语言交流思想、相互理解、共同劳作，并在实践基础上获得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和描述，并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对象化实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语言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也不可能被个人凭空产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竞有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语言的此番论述与哈桑(R．Hasan)在访谈录音中有关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哈桑在访谈中针对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阐释补充说，“语言的社会属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人对此加以刁难，认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心智活动或思维活动。我们有大脑，我们肯定相信心智活动的存在。但心智活动离不开社会，否则，它会在半空中无所依托。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就像鲁滨逊一样)，心智活动也不会发展。人类必须融入社会。离开社会，人类无法生存。人类语言更是如此，离开社会，就成了一堆空壳。”⑩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也做过阐述，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语言也不同于上层建筑，不同于经济基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民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关于语言社会性的认识，沃洛西洛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也提到，语言是一项共享的实践活动。他还指出，语言研究应和文化研究相融合，对语言的考察不应只局限而应“超越”语言体系的各层次，进入话语领域。⑩沃洛西洛夫的超语言学见解受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重视。以上分析说明，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认识跟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的论述十分契合。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社会共同体的产物，离开了社会群体以及社会实践，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脱离实践的语言观是抽象的，这显然有别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语言观、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以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社会性的共同认识，促使他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彼此都认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反映和被反映的或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同时，韩礼德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建构论，语言与现实之间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反映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这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积极地表征社会现实或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语言与现实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或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与现实的这种关系认识建立在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规约和系统的认识基础之上。当把语言看作一套社会规约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但把语言看作是由语义、词汇语法和语音三个语言层次构成的系统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因为三个层级之间是一种实现的关系。具体来说，韩礼德认为，当把语言当作系统时，语义层是社会系统(如意识形态等)的意义潜势，语言是意义潜势编码的重要的手段之一，意义潜势是对社会系统的实现形式；词汇语法层是意义潜势的实现形式，而语音层则是词汇语法层的实现形式。这样，语言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一种构建与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不再被看作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意义能动地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韩礼德和麦蒂逊在《通过意义识解经验——基于语言认知》一书中并没有使用“社会现实”这一术语，而是使用“经验”这一术语。在韩礼德和麦蒂逊看来“经验就是人们用语言手段构建的现实”。语言形式如何通过意义潜势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具体来讲，概念意义构建社会现实或者说社会经验；人际意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经由协商和角色分配等手段构建社会关系；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通过语篇形式来构建，语篇形式是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桥梁。语言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构建关系的认识导致系统功能语言学者把意义当作是一种潜势，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体现，在任何语言层面(包括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上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选择。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是一种选择的关系，而语言形式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之间体现为一种示例的关系。

三、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辩证法

在批判索绪尔二元对立研究思想后，韩礼德承继了沃洛希洛夫((V．N．Volosinov)、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son)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辩证法思想，并有效适用于语言研究。韩礼德语言学研究的辩证法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三维度整体论语言学研究思想。韩礼德认为“研究语言应该把语言当作一个整体，从三维立体的视角研究语言，即从上位、下位和本位三个维度研究语言”。曾这种三维立体研究与语言的三个层次(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相对应。从语言研究层次的角度看，从语义层研究即是从上位研究，主要研究词汇语法范畴如何实现意义表达；从词汇语法层即是从本位研究，关注词汇语法主体及其与周围的关系；从音系层即是从下位研究，研究词汇和语法范畴如何在形态和语音层得以体现。韩礼德把这种整体观进一步运用到语言系统的具体分析。以小句研究为例，他认为应该从小句之上(小句复合体)、小句之下(词组和短语)和小句周围(小句、小句之旁和小句之外)研究语言。互补性语言学研究思维方式。除整体性研究思想外，韩礼德还主张用互补的视角研究语言，这一思想的成熟标志是2008年《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的出版。互补性思想显然有别于二元论思想。在韩礼德看来，互补思想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方法和原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韩礼德的互补性思想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互补性，二是语言系统研究的互补性。在韩礼德看来，语言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生物体之间的研究和生物体内部研究两种。生物体之间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把生物体当作整体，重视生物体的社会行为和环境的互动，从外部研究语言，这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功能观。

生物体内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重视生物体的生物属性，尤其是大脑的内部结构，从生物体内部研究语言。语言研究可从以这两种方法中任意一种方法人手，不同点在于生物体之间的研究方法常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行为，生物体内部的研究方法把语言当作知识。这两种研究方法，在韩礼德看来是互补的。把语言当作知识的研究方法试图回答生物个体大脑内部与语言表达和理解有关的运行机制，回答生物个体如何使用语言、理解语言和学习语言。然而，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离不开语境，人们并非把语言当作抽象的有声系统或语法规则加以理解，而是通过学会如何使用才能掌握语言。因而，韩礼德认为两种研究方法彼此互补，不可分割。另外，韩礼德和麦蒂逊主张应采用类型学和拓扑学相结合的互补研究视角研究意义系统，因为类型学关注线性的意义系统，而拓扑学关注意义的空间维度，二者对意义的研究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韩礼德还进一步把这种互补性的思想贯穿到整个语言系统的研究，认为“互补性是语言系统的一个根本属性”。在《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中，韩礼德认为语言系统中存在三种互补模式：词汇与语法的互补、语言作为系统与语言作为语篇的互补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的互补。除此之外，语言系统还存在及物与作格、创造与转换、肯定与否定、情态与意态、已知信息与未知信息、析取与合取、一致式与隐喻式，内部与外部等方面的互补性。根据语言使用来研究语言的实践论研究思想。在语言研究方法上，韩礼德还主张研究语言应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中保持中立的立场，是以解决语言问题为导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专门回答跟语言打交道的人们(如译者、病理学者、教师等)所提出的问题，用韩礼德的话说，就是“要根据语言的使用来研究语言”。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上已发展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应用上也十分广泛，比如在翻译研究、临床话语分析、教育教学、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文体学、语言类型学、人工智能、语料库、计算语言学和法律文本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广泛应用情况以及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看，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适用语言学”。韩礼德语言学研究思想体现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辩证研究方法，在门派林立、新颖语言理论层出不穷的现代语境下，韩礼德的语言学研究思想有助于促进语言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融式发展。

四、余论

通过上述韩礼德对语言哲学之核心问题的论述，我们发现，韩礼德有关语言起源和发展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韩礼德有关语言社会性和实践性的阐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实践论，同时也展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有关语言与社会关系在认识论上的拓展；而韩礼德有关语言的研究方法则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研究视角。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的认识和研究方法有如此的相似性，追踪溯源，马克思主义者和韩礼德沿袭了欧陆自两千多年前从柏拉图开始传承下来的研究路径，即采用人种学和修辞学的研究方法，除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沿袭这种研究方法之外，还有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只是由于关注语言的侧重点不同，彼此之间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相似程度有大小之分，这方面的研究也还有待深入。韩礼德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他从创立系统功能语言学之初就有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初衷，于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思想和方法研究语言，所以韩礼德对语言哲学所关注的几个核心问题的回答中所折射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即唯物历史观、辩证观和社会实践观就不足为怪了。韩礼德研究语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何在过去三十多年中能在中国语言学界得到很好的传播、验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并没有过时，仍在世界范围内无形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语言学家的思想和研究方法。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一、“药”与“荃蹄”———大相径庭的语言悖论

这就是德里达所批判的“语音中心主义。”他在《柏拉图的药》一文中，通过对作为文字的“药”这个意象的分析，对柏拉图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关于扬语音、贬文字的“语音中心主义”进行了分析和鞭挞。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关于文字的神话:埃及有个神叫图提,他发明了数目、算术、几何、天文、文字等许多东西。有一天图提想把他的这些发明献给国王,国王收下了数字、几何、天文、地理,却坚决谢绝了文字。尽管图提把自己发明的文字当作医治教育和记忆力一剂良药来看待，但国王却认为“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文字的发明并没有帮助我们记忆，相反却威胁和损害着我们的记忆。“如果人们学习书写，它就会在灵魂中助长遗忘。灵魂将不再回忆，因为它将依靠那写成文字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再从灵魂之内，相反却借助外在的标记来唤起对事物的记忆。”而记忆在柏拉图那里是有着特殊含义的。因为作为真理的理念只存在于彼岸世界，人们是无法靠认知抓住理念的。那么人如何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呢？柏拉图认为，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他的灵魂已经经历了无数个轮回，已经掌握了真理，一旦转生为人，就把真理遗忘了。因此，要重新获得真理，就必须努力去回忆自己的灵魂原来对于理念世界的认识。因而，通过助长遗忘，文字切断了通往真知的道路。所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虽然睿智，但述而不作。而柏拉图为了转述老师的思想，使用对话体形式，以尽可能透明和忠实的方式转述老师所说的话。而庄子的言意观是由其道无本体论所推导出来的。庄子的道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它不是神灵的产物，而是自然的产物，所谓“道法自然”，“天道自然无为”。“自然”即自然而然，顺应天地万物的规律。庄子眼中的“道”是宇宙之本体，万物之源头,无形无色，无始无终，是不可言说的，所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就在《天道》篇中，庄子又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成玄英疏：“随，从也。意之所出，从道而来，道既非色非声，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中轮扁对桓公说:“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对书写文字的不信任，也看到一个道———意———书的层级解构，因此,在庄子和柏拉图之间似乎有了相似性，但这是否意味如张隆溪先生所说的，“思想、言说和文字的形而上等级制度不仅存在于西方,同样也存在于东方；同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样，中国也有一个类似“书、言、意”的形上等级制，也存在着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事实上，庄子的有关言意关系的讨论的实质是“言”和“道”的关系，他意在说明作为表意工具的人为语言在“不期精粗”、超越了“形色声名”的最高层次的混沌之“道”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道既然是虚无、混沌的状态，那么任何人为的通过语言或思辨来悟道的努力都将是南辕北辙。他否定的是作为整个语言文字的“言”，其中也包括“书”，而并没有刻意地将作为口头言说的“言”和书写的“书”区分开来。在其他地方，庄子也同样使用了“言”字，如“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齐物论》），“言者所以在意”（《外物》），“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致，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言”和“意”是用来表达语言和思想的一对范畴。“言”并不对应于英语中的“speech”，而是代表包括言辞、名称、书、文等在内的语言的总体。如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就是围绕着“言”能否尽“意”展开的，又如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孔子的“吾欲无言”，或者陆机所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的“意翻空而易奇，言证实而难巧”，其中的言都没有仅指口头言说的意思。尽管庄子反复强调道不可言，然不可不言。事实上他也一直在言，《庄子》一书洋洋洒洒十万余字即是明证，这就是所谓的“道”与“言”的悖论。只不过他主张不可执著于日常人为语言的拘囿，所谓“不落言荃”，因为世人往往满足于浮华之词，执着于形名声色，“道”反而因为“言”而被遮蔽。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所以，他主张“无言”、“忘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语言本身不是目的，终极目的是体悟道，达至与道合一的大美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庄子的语言观带有强烈的工具论的色彩。“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论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魏晋的“言意之辩”将其引入文学理论，成为诗学“意在言外”的源头，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标准的原则，形成了中国古代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庄子的这种“自然”哲学也形成了崇尚天然、反对人为的艺术创作原则和审美标准。在文学创作上，庄子强调不要受语言文字的局限，而要“得意忘言”,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庄子和柏拉图都对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表示了怀疑，但在柏拉图这里，语言被分割为口说的语言和书写的文字，他否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恰恰相反，作为声音和意义结合体的口语在他看来是最完美的直接表达意义的理想语言。德里达在《书写学》中指出，这种语音中心主义从柏拉图开始，到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卢梭直到索绪尔，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传统。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只是肤浅的轻率的模仿者，对摹仿的对象一无所知，不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理解，而只有睿智的哲学家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达致真知，步入绝对美的殿堂。因此哲学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文学，文学需要哲学的指导、制约，文学只不过是哲学的婢女。而庄子否定的是整个语言系统，无所谓口说的言语和书写的文字之分。柏拉图贬抑文字是出于对文字自身缺陷的考虑，在拼音文字中，书面语不能单独承载意义，而只是语音的转录、摹本。庄子对语言的否定，是基于道“虚无”“混沌”的本性之考虑。汉语作为一种由图像演化而来的表意文字，并不被视为声音的符号，是一种直接表意的自足的语言，正因如此，德里达从汉语中发现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根据，“我们已经拥有在所有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强大运动的证据。文字并不削减言语，它是将言语纳入到某个系统。”

二.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柏拉图基于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分，认为书写语言是对口说的语言的摹仿，不能直接反映人的思想。而庄子的“道”则是一个以虚无、混沌为根本特征的本体，它“自本自根”，超越了“形色声名”的形下之域，但并不与感性世界截然分开，所谓“道不离器”；它不可言说，不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也不能被人的理性思维所认识，所以只能体悟。人们只有通过心斋、坐忘才能达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大明境界。所以与柏拉图的理性思辨哲学相比，庄子的哲学是一种诗意的存在哲学，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的“诗意地栖居”。它关乎一个人在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上如何安顿自己。

作者:王彦华杜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一）具体内容

受到CEFR的启发，国家汉办2007年颁布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改变了过去以掌握多少汉语知识来衡量汉语水平的评判标准，转为以能力为导向，以使用汉语“能做某事”作为衡量汉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重要依据。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外语学习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最终才能提高个人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实力，满足现代国家对知晓不同民族文化、熟悉专业知识、通识知识的外语复合式人才的需求。那么这样的客观认识就告知外语教学老师，在实际教学中，让学生用目的语言解决实际问题为语言学习的重要方式，在合理输入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最终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多元文化发展的需求，培养出真正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二）指导思想

实施5个C为标准的外语学习模式，就是在课堂上进行有目的、有意义、有组织的讨论交流。若要顺利有效地实现这一教学过程，还需要教师调整自己的角色。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要成为帮助学生探索知识的向导和同伴。教师要准备应对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指导学生成为真正的课堂中心。在教师正确的引导下，学生将逐步适应新的学习模式，从被动地死记硬背各种定义和概念变为主动地在语料海洋中去发现吸收自然语言。这就提示我们外语教学教师应以“功能”和“形式”两个要素来分析我们的外语教学。两个要素正如我们人的血肉和骨架。只单方面强调“形式”，也就是语法和词汇层面，就如一个人只有骨架而无血肉一样可怕，因此不可忽略“功能”的要素。中国教师对此指导思想并无异议，但是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却很难做到，这是由于我们教师自身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都是传统的应试教育。很多老师在实际教学中，遇到了力不从心的状况：试图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中心，改变一言堂的习惯，但效力颇低。教师一定要把学生看做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需要我们大学教师更多阅读现当代教学理论，借鉴西方有益的方法，开阔眼界，从而有效的进行外语教学，培养复合型的外语人才，解决实际工作需要。

（三）基本原则

外语人才的高效创新培养这一项目的实施应以全世界主要的语言教学目标为依托，优化大学对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辅助教学的原则；坚持以建构主义和任务型教学理论为指导，强调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

（四）以五C标准为原则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

1.五C标准之一：比较。

国内外学者就课堂活动的开发建设提出多种策略和方法，首先应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汲取国内外成功做法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利用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课堂活动设计，比较筛选出优化模式。课堂活动与“任务型”教学模式相配套，设计出可操作性强的各项“任务”。

2.五C标准之二：文化。

思维来自于语言。不同的语言背景下当然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意识形态。中西文化差异更容易在教学模式的差异中得以展现。在中国的传统课堂中，教师角色是需要进行转变的：教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策略的指导者。引导学生改变以往的“坐等”的学习习惯，使其意识到他们才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作用之一体现在“导”字上，在学习上给予指导，帮助学生获得知识，起到一个推动和帮助的作用。外语教师在学习新理论发扬自身长处的时候，更应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理论思想，正如Nieto&Bode所说：tounlearninordertolearn。也就是说进步的基础是不仅仅要学习新的内容，还要去掉头脑中陈旧的东西。苹果前总裁乔布斯也告诉过我们：Stayhungry，stayfoolish。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同孔子的“三人行必有吾师”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能海纳百川，得以全面提升自己，外语老师才能够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迎接挑战，把握机遇，成功培养真正能够实际作战的外语人才，才能得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吸收借鉴西方发达的经济技术成果。复合式外语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外语教育技能掌握及工具性一面。所以在文化的比较借鉴中，更需要我们利用西方优秀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提炼出有益于我们培养具有创新意识、能参与国际事务、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

3.五C标准之三：联结。

教师在教学中帮助学生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能力。选用较新教材资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与优化输入内容。其次，确保外语教学精读课授课地点为多媒体教室，均配备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另外，教师应熟练应用“任务型”教学方法，经验丰富，为设计出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任务提供必要保证。能够把课上所讲授内容与现实联结、国际联结。只有通过此种方式，才能实现我们新世纪的外语人才培养目标。

4.五C标准之四：交流。

经济技术的进步为学生的外语学习提供了最新最真实的语料环境。教师应对信息爆炸时代的信息内容进行加工选择，使学生的利用能够最大化高效化。外语学习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营造多元文化的校园环境，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与国际意识。那么交流就是一个锻炼学生在国际化环境下进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的重要有效方式。国内在这一领域已颇具规模的培养院校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西安利物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对培养外语技能基础扎实、知识结构合理、具有创新意识、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端外语人才摸索出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我们各大院校外语培养模式学习的一个内容。

5.五C标准之五：社区。

一段时间我们外语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的工具型人才，主要目的是培养能够进行书面翻译和进行文献阅读的外语人才。但是在时展到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人才培养目标早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我们要培养复合式的外语人才，并且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就需要我们培养出对社会具有责任感的外语人才。在培养中，同社区的联系、交流、比较这一环节必不可少。我们培养的人才是能够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解决问题，具有创新意识。这就更需要我们在课程设置的同时同社区发展相联结，让学生的专业能有用武之地，让学生懂得回报社会。

二、创新之处

课堂活动设计是外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改革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方法，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学生为中心组织课堂活动，逐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唯有如此，才能提高教学效益。那么以五个C为标准，进行有效率的课堂活动设计，将为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提高学生思辨能力，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与机会。在实际教学中，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在共同学习合作中，相互帮助，实现团结互助的学习风气。在组与组的竞争中，扬长弃短，实现共同进步的结果。但是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是对学生听之任之，而是在小组活动中，老师以指导者的身份出现。老师要尊重个体差异，兼顾大家，提高兴趣，明确目标。这些职责都是老师才能完成和必须完成的。在现实教学中，要以学生的生活、兴趣、语言水平、文化为中心，以学生想学的目标为教学目标，容许学生在课堂上拥有部分的主控权，课程设计上同样可以接受学生的意见和建议，随时调整，教学方式上允许并鼓励学生的创意创新能力，从教学方式上来提高学生的成就感。总之，从教学目标、评估方式、课程设计到学习材料都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老师要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学会合作，在合作中掌握自己可以掌握的知识，在学习过程中时刻不忘五个C的标准：交流、比较、联结、文化和社区。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作者：刘晓梅

哲学上的“直觉”范畴已在乔姆斯基语法学上有所表现。乔姆斯基认为，语法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依赖对素材的描述，更需要语言学家依据自己的直觉，本语族人的直觉来进行研究。对语法规则上是否可用，他并非以技术验证而是强调本语族人的直觉，并且认为直觉是语言素材的一部分。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乔姆斯基TG理论中短语结构与转换结构是如何运用“直觉”范畴的。1．短语结构与直觉。词与词之间组合成短语，在其组合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系统规则，系统规则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人们自身的直觉探索再分析，最终用语言来表达形成的一种体系。例如:Theboybrokethecap．为什么不能说成“Theboyhitthecap．”或“Capthebrokeboythe．”为什么冠词只能放在名词前面，为什么动词不能用hit?这是种语言直觉，洛克认为“直觉可以直接认识一件事物的正确本质而不致陷入于错误”。［4］于是，我们认识到了现实生活情境中一些动词的选择，也懂得了词与词之间的依赖关系和语句通顺即称为语感，这属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直觉”。根据“语言直觉”我们归纳出许多的短语结构规则。但是这时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完善，在80年代初，乔姆斯基意识到在词汇性范畴和短语性范畴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状态的范畴。例如:Thisverygoodidea．根据“语言直觉”我们可以了解到中间状态的存在，而没有其他的方式来验证，也无从说明。“语言直觉”提供前提，乔姆斯基把短语结构规则改用X价(Xbar)作为中间状态，在例子中isa就是那个中间状态。2．转换结构与直觉。转换结构规则更能够体现我们对语句的直觉。转换结构规则主要是主被动句之间的转换。转换是TG理论的特点之一，原是指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而在乔姆斯基的语法体系中却是指句子生成过程定阶段上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操作手段或规则。直觉在转换结构中并非用来解释转换规则而是在转换规则中运用直觉更具有解释力。例如:a．Theboybrokethecap．b．Thecaphasbeenbrokenbytheboy．这两句之间主被动转换的联系应如何解释呢?在乔姆斯基眼中，“简单性是一切科学理论的追求，也是他多年来从事生成语言学研究的追求，引入转换这一操作手法就是这种追求科学理论简单性的尝试”。［5］若用规则的“简单性”来解释其转换之间的联系是不够完全，也很难解释的。于是后来乔姆斯基更多强调它符合本语言人的直觉作用。

共相是现代哲学中的基本范畴。通俗点讲就是在个别与普遍的辩证关系中。“共相”就是代表与个别事物对立的那个“普遍”。一开始，“共相”代表的是普遍的事物，是与代表个别事物的“殊相”相对立的。到了现代罗素则提出“所有的真理都涉及到共相，而所有有关真理的知识也都涉及到对于共相的认识”。以下我们就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层面上来分析罗素在《哲学世界》中涉及到共相的两个方面。1．各种词类共相的存在。“共相存在于精神思维上”的观点就直接引发了证明共相存在的问题即共相是存在于现实中还是精神上。在语法学层面上来说就引发了名词、动词等词类共相是否存在的讨论。我们在说明名词的共相时就会涉及到名词的用法。我们就会先列出各种含有名词的句子，尽管句子在结构上有所不同，但是只有根据句子中相似的联系，才能总结出一些普遍的语法规则。例如:a．花瓶倒了———热水器坏了。b．我喜欢跳舞———我热爱祖国。这两组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只要是名词就存在这样的关系即可以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等这一语法共相的存在。在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热水器”“花瓶”是主语共相;“跳舞”与“祖国”是做宾语共相。由此，我们知道了名词的共相存在，实际上表现为名词在各句中联系的实际存在，名词在句中的用法有很多，但是在每一个殊相中却永远存在某一点相似且为彼此相似，那样就可以证明其共相是什么了，同时也证明了共相不仅存在于思维也存在于现实。因此，语法学上的“共相”世界是知识的世界。2．普遍语法中语言共相是共相的知识。从语言学层面上说普遍语法研究的是共相的知识即为“语言共相”。“语言共相”主要是各种语言都遵循的普遍原理。以下我们根据普遍语法来分析一下语言共相知识的一些方面。(1)每种语言不仅有名词、动词等词类分析，也有主谓结构之分。例如，在英语中“Theboybrokethecap”;在汉语中“那男孩打破那杯子”。首先，都有词类之分，男孩、boy为名词，打破、broken为动词;其次，都有结构上的“共相”即为主谓宾结构;最后指称代词都位于名词前面而不是“boythe”或“男孩那”。普遍语法研究的是其共相即语言中相同部分，特殊语法则反之可作为殊相看待。(2)许多命题是有关殊相的，却只有关共相。因此，在研究语言共相的时候也要关注殊相的重要性。我们研究语法上词类的用法，我们就必须列举多个殊相句子加以分析，通过经验得到“语言共相”。例如，在句式的变换中:a．Johnopenedthedoorwiththekey．b．Johnusedthekeytoopenedthedoor．c．Thedoorwasopenedbyjohnwiththekey．d．ItwasJohnthatopenedthedoorwiththekey．再如:a．我们去过天坛。b．天坛我们去过。c．我们天坛去过。在第一、二组的各个句子是作为殊相存在，但是它们都是由施事John和我们、受事thedoor和天坛、动作open和去过、工具thekey等共相组成的，都是通过词序与动词形态的变换来进行词义的同义转换。整体上看，每一句都不同，但从某个角度上看又显出它们的相同点，即表达意思相同只是结构不同。换句话说，实际上是验证了形式的特殊性与规则的普遍性哲学原理。因此，无论在英语学科还是中文学科中在进行句法词义转换时，都要涉及到列举不同句子为殊相，以上7句都为殊相，再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得到语言共相，即作为一种句法手段变换可以通过移动、添加、删除、替代等句法规则把语义同句式联系起来。

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和亚洲等地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学科上看，其学术影响远远超出语言学的专门领域，不仅在语言哲学上有所影响，也带来了在心理哲学上前所未有的冲击。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中引发的一些哲学思辨，既继承前代一些哲学范畴问题的探讨，又开创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虽然它不能完全扭转乾坤，但的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3］总之，对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是对以往传统语言学新的一种继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