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行政论文范文

医院行政论文范文第1篇

一个月后,胡兰成的葬礼在福生市清岩院举行。前来吊丧的人都收到了一份赠礼,上有胡兰成手书“江山如梦”四个字。胡兰成的最后一任太太佘爱珍写了一段深情的说明:“内附的‘江山如梦’是亡夫多年来萦绕于怀的感慨,在晚春的一个夜晚忽然吟出的。所谓江山,是指故国的山河、扬子江和泰山。不,就我看来,是指故国本身。所谓梦,就是空、是色、是善、是美、是真、是遥、是永久的理想。敬请收下,以追忆胡人。”

如果不了解胡兰成的背景,很可能被这一段深情款款的言辞所感动,这分明是身在异域心怀故国的一位爱国者最后的怅惘,系怀父母之邦,念兹在兹。

但四十多年前他为自己挣得的一顶“汉奸”的帽子,却非轻易可以抛掷一旁。人们记得才子胡兰成,津津乐道他和女作家张爱玲的一段倾城之恋,同样不会忘怀他曾经进入集团,官拜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中央执行委员、汪伪集团机关报《南华日报》总主笔等。

投身汪伪

胡兰成介入集团,亦是因文而起的“恶缘”。

1937年,31岁的胡兰成在广西小试牛刀,在《柳州日报》发表社论文章,说“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惹怒了地方诸侯,被关了33天。出狱后,他回到故乡浙江嵊县下北乡胡村探望久别的家人。这个无学历无背景的年轻人面临着这个年龄的普遍窘境:身无长物,却要赡养父母抚育儿女,他需要一个有“钱途”的事业。胡兰成在《今生今世・天下兵起》记述自己的这段经历:却说我从广西回来时路过上海,见了古泳今,他今在中华日报,要我撰稿试试,到胡村后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手工业,又一篇分析该年的关税数字,寄去发表了,都当即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且被转载于经济学论文拔萃月刊。中华日报以为有了面子,就请我当主笔。本来是当总主笔,因我谢绝林柏生,说不想加入汪派,故总主笔让给了古泳今。

对日本,他则全无恶感,甚或目为亲戚。“我对日本,总是共患难之情”,又说“我在日本,好像是在亲戚家做客”,以致见到南京机场沿途的日本兵,也觉得“着实有一种大气”,就连恶名远扬的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他也觉得有梁山泊的“阳气”。他的这些糊涂话,偏要用“民国世界”、“一统河山”一类的大言装点。

上海沦陷后,胡兰成调任香港《南华日报》当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同时还在汪派控制的蔚蓝书店兼事,研究战时国际情势,与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等分担按月写一篇报告。真正令胡兰成声名鹊起,是他为《南华日报》所写的一系列社论,为集团进行舆论造势和新闻宣传,由此得到了太太陈璧君的赏识,进入了汪伪集团的核心。

张爱玲曾说胡兰成“对人易生感激,却难得满足”,的知遇之恩一时让胡兰成感激万分。他成了汪的“文胆”,每月有不菲的收入,还有巨额机密费。但汪伪政府成立时,重心已经从宣传工作转移到政府组建上,摇笔杆子的胡兰成无缘各个热门职位,做了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乱世才子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他身陷囹圄之际,同为苏青主办的《天地》月刊作者的张爱玲,动了怜才之念,还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请代向求情。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张胡“初见”──胡兰成一腔热情去拜访才女,吃了闭门羹,留了名片,然后是张回访胡。

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挫败,颓势已显。而汪政权的首脑也在日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不治身死。陈公博就任“主席”,事实上汪政权已经日暮途穷。闲置已久的胡兰成却有了“不受束缚、大干一场”的机会。这一年11月,由池田陪同,胡兰成带着沈启无、关永吉西飞武汉,去接收《大楚报》。

办报是他的老本行,这次挟日人之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先以言论吸引读者,然后整顿内务,并从日本人、朝鲜人手中收回了报纸的发行权。报社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日本人对他亦多所照应。日本在华军的三品报导部长,武汉当地的福本宪兵队长、远藤联络课长和汉口中野总领事等,都和他交往密切。有这样的背景,一切都好办,即便偶有所谓“反日”言论,亦可标榜报纸的独立性,符合日本的更高利益。

1944年末,盟军对武汉的空袭愈来愈密,日军日渐衰微。“空袭使我直见性命,晓得了什么是苦,什么是喜,什么是本色,什么是繁华,又什么是骨力。”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如是说。他把才结婚的张爱玲抛在一边,又和17岁的护士周训德谈起战时恋爱。

1945 年日本败局已定、投降在即,时任大楚报社的胡兰成出版了《中国人的声音》一书。书中收有31篇政论文章,写于1945年1月中旬至3月初。胡兰成以一身而指陈“中国人”,为日本人张目:“日本战胜比美国战胜好。日本倘使战胜……她将不能不让步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这篇《日美战胜对于中国》写于1945年2月21日,离日本宣布投降不到半年。胡兰成仍可以如此这般自欺欺人。此时,就连周佛海在2月9日的日记中也承认:“时局无法转圜,颇致感慨。”

他以士自诩,却是典型的“策士”心态,为个人的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凭借机谋智慧、口才文章,四处奔走;流亡日本之后,经岁寂寞,晚年曾回台湾重弹旧调,在台湾中华文化学院教书。不久汉奸身份暴露,被台湾一帮文化人驱逐回日,几年后命丧异国。

医院行政论文范文第2篇

简介

周太玄于1895年1月20 日（农历）生于四川省新都县 ，原名周焯号朗宣， 后改名周无，号太玄，赴法留学时即用号不用名了。他出身于一个汉族 的诗书世家。祖籍江西金溪，先祖周亮工（合市栎树下人），字符亮，一字缄斋，又号栎园，人称“栎下先生”，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学者，学识渊博，有大量著作，但多被“奏请查毁”，留传下来的仅有《赖古堂诗钞》、《书影》等。周太玄的父亲周域，号朴臣曾在新都、峨眉等县作过小小典吏。

1949年后，相继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常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编译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1955年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在腔肠动物尤其是对水母的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填补了我国水母研究的空白。一生著述颇丰，重要的有《Chrysaora生活史之研究》、《动物心理学》等7部生物学专著，《古动物学》等11部译著。

生平

周太玄在学前即开始学习中国古代的诗词和典籍，8岁在峨眉进小学，除语文和科学课外，还是以读经、史、诗和"试取策论"为主要课程。因成绩优异，1909年（清宣统元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辛亥后该校并入府中学堂，即现在的石室中学。郭沫若（鼎堂）曾这样写道："王光祈（润舆）、魏嗣銮（时珍）、李家祥）周太玄诸人都是我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佼佼者。太玄在诸人中最年青，他低我们一班。他是偏偏出世的一位佳公子。他有一位胞兄周光煦（晓和）和我在嘉定府中学堂同过学。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对周太玄的成长影响较深的有他的小学校长林玉峰和石室中学校长刘士志两先生。他曾这样记述刘先生："我们关于国学方面的教习都是一时之选。同时也含 有人格感化的作用，内中尤以我们同学至今同声感念的校长兼历史教员刘士志（行道）先生为最好。他待我们如子弟，与他相处如家人；赏罚不拘形式，教导注重感化。他是一个抱民族思想的人，在他的庇护之下，当时学校中颇能读到许多海外寄来的革命刊物。1911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专门部。1916年毕业后在《民信报》任编辑、翻译。后又赴北京，任职于《京华日报》、《中华新报》、中华通讯社。1918年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创办《旅欧周刊》并任主编。此后又同李立三、赵世炎创办了《华工周刊》（后改名《华工旬刊》）。1921年出任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书记。同年考入蒙彼利埃大学学习博物学，1924年获教育硕士学位。后进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从事细胞学与腔肠动物的研究，1930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后，先后任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曾任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生物系主任。1934年前往国立北平研究院，出任特约研究员。1940年任西康经济研究所所长。1943年回到川大，并当选教授会主席。1946年起，先后受聘为上海《大公报》与香港《大公报》顾问，并曾任香港《大公报》编辑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太玄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与文教委员会委员。1951年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长）。1952年任重庆大学校长。1953年调往中国科学院，历任编译局副局长、局长。同年加入中国农工。1954年出任中国科学出版社首任社长、总编辑。1955年起兼任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是中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此外，他还曾任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贡 献

周太玄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在青年时代即曾着译过十多篇有关教育的文章，在川大任教后曾教授过无脊锥动物学、胚胎学、细胞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生物学概论、进化论等，不论学生多少应开的课都开出来，凡无人教的课程他都承担。他基础深厚，学识渊博，教学内容充实精当，教学态度严肃认真，又谙熟教学方法，学生赞誉说："听周先生授课可说是一种艺术享受"。

1935年王耀群病逝给他打击很大。从此他肩负起养育一个女儿五个儿子的责任。1936年他重游欧陆考察，曾着文揭露和抨击旧的制度，并指出在这样的制度下文化学术都带有一定的病态。这时，他开始暗暗的研究马列主义著作和学习俄语。1937年8月抗日战争已兴起，周太玄由欧洲回到上海，节衣缩食在法国为学校买的生物学实验用品和书籍运到上海时，被"八。一三"的炮火全部毁掉，他支身于八月十五日随难民逃离上海。

1939年他因反对程天放出任四川大学校长和实行"以党治校"而愤然罢教离职。这时，他开始为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和文化教育方面的社评，是年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为重要成员。1940年他又任西康经济研究所所长，继续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和当时的民主人士叶圣陶、张友渔、沈志远、黄药眠等经常集会，与叶圣陶共同创办了具有进步倾向的"新世纪学会"。1943年，他再回四川大学任教，这时他思想已非常活跃，经常在一些学会和大、中学校作学术报告和形势报告，有时公开指责反动当局，被称为"红色教授"，因深孚众望被选为教授会主席。

1946年和在重庆宴请民主人士，周太玄三次被请。询及能否恢复"少年中国学会"，周太玄就当时情况认真作了回答。在和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接触中，他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和启迪。以后在上海又和、邓颖超、李等同志多有接触。

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之后，物理学科取得辉煌成功的时候，作为生物学家的周太玄，由于对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了宏观的把握，同时对东、西方哲学也有较深的造诣。基于以上条件，他对人类未来作了引起了人们注目的科学预测，以长篇专论《瞻望人类的未来》连载发表于1946年10月的重庆《大公报》上。他预言的在物理科学世代之后将出现以研究人类本身的生物学世代，现在已逐步在实现了。

1948年周太玄在的白色恐怖下，已在成都很难立足，于是先到上海再至香港，这两年间是旧《大公报》的新生时期，周太玄曾致函王芸生对《大公报》的方向前途、大政方针发表了意见，希望《大公报》能以新的姿态出现。他到香港后和杨东莼一起，以《大公报》顾问的名义做了《大公报》新生的推动者。在香港期间，他作为一个左派文化人在团结民主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方面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这时，他和著名女律师，喻培伦烈士的堂妹喻培厚结婚。

1950年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文教委员会委员，并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此后继任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直至去世。1951年9月，他出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调北京，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局长，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自1955年开始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

周太玄于1953年加入中国农工，曾任该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

周太玄填补了国内水母研究的空白，被称为我国研究腔肠动物的鼻祖。他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后，曾组织和带领人员从鸭绿江口到北海市对我国沿海地区水母分布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前后花了两年的时间，采集了大量的标本。此外，还参加了国际合作的调查。仅在他和他的学生共同撰写的《烟台水螅水母的研究》（载《动物学报》1958年10卷2期）一文中，提出的水螅水母类就有25种是我国第一次记载，4种是太平洋地区第一次记载。他为我国此项研究工作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周太玄是中国科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在党的领导下曾为建立新中国的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出版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他治学谨严，工作深入，有远见，有抱负，主张编辑工作和科研工作相结合，努力培养高素质的编辑队伍。他曾主持编辑出版了《世界科学译丛》，在建国初期对我国科技事业很有参考价值。他还主编了《中国动物图谱》，出版了《动物志》和《建国十年科学成就丛书》等，这些都是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大影响的科技书籍。他为我国科技出版事业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周太玄一生在担任教学、科学研究和行政领导职务的同时，还勤于著述，孜孜不倦，并十分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他为我们留下的生物学著作很多，重要的有《Chrysaora生活史之研究》（由法国大学出版处印刷发行）、《动物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等共7部。译着共有11部，重要的有、《古动物学》（1922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达尔文以后生物学上诸大问题》（1927年北京朴社出版）、《人的研究》（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人的科学》（1945年中华书局出版）、《物种》（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科学论文、科普书籍及教育、文学等方面的评论和大量的政论文章。由于晚年多病常住医院，在此期间常写诗填词，从1964-1968年的5本日记中共有诗1300余首，词420余首.

医院行政论文范文第3篇

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马克思理解和研究中国的开山之作，在其“论中国”思想史与传播史上具有源头活水的地位。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对中、英等国的经济社会分析，预见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两极相联。160年来，该文以多种文字、多重主题、多个版本在世界上传播了中国形象。作为首篇译为汉语的马克思专论中国的文章，它促进了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觉醒。这也使得马克思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率先垂范者，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应从马克思的中国研究中汲取营养。

〔关键词〕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研究；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D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5-0058-07

马克思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和他所主导创立的科学理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老祖宗”。“老祖宗”不仅留下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一“寻矿图”，而且留下了在这一“寻矿图”指引下探到的“初矿”，即对中国本身的论述和研究。《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就是160年前马克思化①中国的第一篇经典之作。

一、在“马克思化中国”思想史上的源头活水地位

马克思虽未生在中国、未到过中国、未用过汉语，作品也并未专为中国人而写，但他却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论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就是马克思中国研究史的“源头活水”，在马克思学术史上也具有重要价值。

1848年秋，后任当时美国最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总编辑的查理・安德森・德纳（Charles Anderson Dana）访问了同年6月1日出刊的《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编辑部，而马克思担任这一定位于不含地方性内容的国家报纸和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自己独特无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派大型对开日报的总编辑。1848至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被全面禁止，德国革命年代最著名的这份报纸也在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一期，该期发行了约20000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52年11月也解散了。

1850年夏，德纳从马克思的美国朋友处获知其极为贫困，又知马克思有很强的办报和撰稿能力。正如《纽约每日论坛报》后来评价说：“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①马克思也需要在缺少工人报刊的情况下进行革命宣传。经书信往来，他最终答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且后来英文水平提高，不再由恩格斯代劳。1852年8月21日为该报亲自撰文起至年底就达11篇之多，同年马克思被聘为该报十年任期的欧洲通讯记者（European correspondent），所发内容主要涉及国际政治议题。〔1〕1853年起在该报发表的第21篇文章即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以“中国”为标题的长文。原英文字数近3000字，各版本汉译文在5000字左右。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1842年起至1852年5月前有22篇作品（除《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等4篇文章和1封书信外，其余要么是恩格斯独自著述，要么为两人合写）零星论及过“中国”及其中国的事物，较详细的一篇是1850年1月底至2月底之间两人合著发表于《新莱茵报》的《时评・1850年1―2月》，提到了“华人”“广州”，特别是有3段文字专门论述中国，谈及“”“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哲学”“万里长城”“中华共和国”等，但这多是对德国在华传教士郭世立（德文名Karl Friedrich Aaugust Gütglaff，英文名Charles Gutzlaff）所带来“新鲜奇闻”的改写和感想。〔2〕事实上，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撰的稿件，也有以其他报纸的文章为基础进行改写的，“但其中大多数文章是经过认真研究后写成的”。〔3〕《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就是他第一次独自专论中国的文章，是长期积累和认真研究的结果。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以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a leading article）未署名而发表，〔4〕其写于5月中下旬。②这一政论文运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结合当时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现实问题，通过生动的语言，运用历史与阶级分析方法，以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科学预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互动作用的“两极相联”（contact of extremes），是马克思化中国的初次尝试。〔5〕

从英国等国的欧洲革命引起中国革命看，为了转嫁本国危机和扭转中国对外贸易上的出超等，英国用大炮强迫给中国输入鸦片，并采取一系列手段输入棉织品、毛织品等工业品。这使得政治上中国官员纵容和私贩鸦片导致了官吏、行政机关贪污腐化；经济上对外赔款、大量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金银外流、外国竞争等对中国工业产生了破坏；社会与文化上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摧毁人的精神和身体）、社会风尚退化。于是，旧税更重更难负担且加新税；被击毁迷梦的皇权既要排外又被迫与世界打交道。因此，反对封建主义等的连绵不断以宗教的、王朝的、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起义，由于资本主义殖民国家的入侵带来的灾难与觉醒而引起了中国革命――太平天国革命。

这一革命也将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而影响整个欧洲。中国革命使得商人在革命动荡期非付现金不进行茶与丝的交易，新皇帝（咸丰帝）也有意在本土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在英国方面，国内出现了各种投机行为；各舰队不能提供收购茶叶所需的现金；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或皇权政府又怕切断一切贸易；因错误预期出台的降低茶叶税政策使中国茶商抬高了中国国内茶价；中国的棉毛织品重要市场也大大缩小；“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6〕

18世纪欧洲革命的经验显示，每次革命事先都有普遍的商业和金融危机的尖锐化和长期化，而现时称雄世界的英、法、美、俄等列强之间冲突愈加直接，其内部的臣民之间、各阶级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也逐渐严重。“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7〕显然，英国正遭受着危机，这将带来欧洲革命。

从马克思的论证方法来看，先由思辨哲学家黑格尔所谓“两极相联”（extremes meet）〔8〕这一人类发展的原理引出，将其姑且应用到东西方革命。“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9〕他考察了太平天国起义的起因与经过，中国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经济政治等国情，以及各列强内部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与对华策略；并通过1853年4月30日、5月14日和21日作为大工业资产阶级喉舌的《经济学家》上发表的数据和通信等报道，引用了19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与中国商业贸易的数额、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不难看出，严谨的分析使得马克思对中国整体局势已较为了解。虽然也有一些不尽精准的表述，如“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10〕应为湖南、湖北两省的总督与巡抚。马克思在20年后的1873年《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对这种方法论总结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11〕如文中所述的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在侵略与被侵略上的对立，以及在太平天国起义上又由于利益关系而存在一致性，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也折射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

在语言使用上，马克思运用了类比（analogy）、隐喻（metaphor）等审美方法，以及设问、排比等修辞手段，使得政论文生动有力。如“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12〕；并将中国输出的银币比作流出的血液，天朝帝国也被当作庞大的国家机器而来分析其各部分间的关系〔13〕；因同为封闭落后国家，马克思常把东方的中国与欧洲的奥地利相比，该文就称奥地利为“日耳曼人的中国”〔14〕；他还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5〕；“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16〕。

就情感态度来说，马克思同情中国人民的境遇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由此带来的人类解放充满信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17〕但他对命运多舛的中国前途深情关注并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18〕在论“中国”的后续著述中，马克思仍对太平天国革命评价较高，对世界革命前景过于乐观，但随着掌握到的材料日渐丰富和理论愈加完备，预测也更为客观。不过，正是这些基于道义和理性的鼓动，才激发了无产阶级对未来解放的追求。

包括《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在内，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 “中国”专题文章约19篇，还有《中国记事》（Chinesisches）一文刊于1862年维也纳出版的《新闻报》（Die Presse）。《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所论述的内容、运用的方法和饱含的情感，在马克思随后发表的《英中冲突》、《俄国的对华贸易》等18篇文章和百余处①著述（含通信、注释、词条、演讲记录、手稿、笔记等）片段中继续得以深化。尤其是对太平天国起义、鸦片战争、东西方贸易、中国与他国关系以及中国独特性等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这些中国研究著述奠定了内容主题、论证方法、最初素材、研究方向和评价基调。

就马克思整体思想发展而言，以《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为肇始的文章通过鸦片、茶与丝、毛棉制品等商品国际贸易推导出的资本主义全面危机，为其后来的《资本论》等研究提供了思想基因，已包含了马克思的主要思想元素。而由此构成的系列中国研究，为其晚年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研究东方社会问题扩展了视野。正如马克思1859年所说：“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19〕

二、在“马克思化中国”传播史上的源头活水地位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马克思专论中国传播和影响最为广泛的文章。6月14日一经刊出，便被2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周报》（New York Weekly Tribune）转载。20世纪以后，该文以英、德、俄、中、意、日、西等语言在全球传播，以历史考证版、选集版、学习版呈现，被广泛收录于全集、著作集、选集、汇编文集、学习集，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了典范。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体翻译传播的汉文版和少数民族文字版，更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在中国的大众化。

晚年的恩格斯准备再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作品。1895年1月他与德国社会主义者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ng Kugelmann）的通信中论及了对马克思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一些早期作品的收集工作，并获知了在美国等地他人收藏《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载他们文章的情况。1897年马克思的三女儿艾琳娜・艾威林（Eleanor Marx Aveling）和丈夫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Bibbens Aveling）粗糙所编的马克思在50年代所写文章集《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 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出版。梁赞诺夫为将这一英文报刊文章集编译为德文，对证了大英博物馆所藏《纽约每日论坛报》后认为，原文章集问题太多，而马克思在该报上的文章数量和意义都超过了预期。〔20〕他后来便终止对《东方问题》的译介而在1917年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部分卷次，并逐步筹划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主要讨论了东方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在7月7日的第三十次会议上，里亚赞诺夫作了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报告，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也将被编入。①不久，他便发文谈到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②1937年4月，方乃宜根据各种俄文版的马恩作品，编译了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封面为此名，扉页为《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其中《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由俄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译出，同年该书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以大32开硬皮精装初版。1951年英共创始党员道娜・陶尔（托尔，Dona Ruth Anne Torr）编纂出版了《马克思论中国》，并加了导论和注释，所收首篇文章即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该书在1968年再版，1973年还由高山林太郎译为日文在刀江书院出版。1955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Marx-Engels-Lenin-Stalin-Institut beim ZK der SED）编译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论中国》（ber China： Das Eindringen des englischen Kapitalismus in China）收录了该文（Die Revolution in China und in Europa），后其还被纳入1961年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Werke，直译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第9卷和1984年的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eausgabe）第Ⅰ部分第12卷。它也被翻译收录于法语、日语等外国语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以及1960年的米兰IL Saggiatore出版社和1975年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意大利文与西班牙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集。关于马克思革命、战争、殖民地、军事、现代化、民族、新闻、东方问题、国际关系等理论以及19世纪50年代著作、《纽约每日论坛报》时期著作等的选编亦大都收录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并将其作为这方面马克思的名篇（famous essay）。如多次再版颇有影响的“马克思政论文选”，在第2卷《流亡综览》（Marx’s Political Writings： Surveys from Exile）专论印度和中国的论文（Articles on India and China，论印度的四篇）中仅选了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即《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在中国，该文至少有1926（27）年版、1930年版、1934年版、1937（38）―1950年版、1957年版、19（61）72年版、1993―2012年版7种汉译本和蒙、藏、维、哈、朝5种少数民族文字本，最初的几种汉译本就有较高质量。里亚赞诺夫在1925年8月15日3集124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的《马克思与中国》一文（译者署名“超麟”，即郑超麟），首次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述，其中说：“马克思为《纽约论坛》著了一篇论文，发表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马克思也很高兴致敬于远东革命运动之开始。欧洲之停滞及几个世纪沉寂的中国之觉醒，这个相反状态是人人都可看见的。”之后，“猎夫”（）发表在中共北京地委和北方区委机关报的《政治生活》1926年5月第76期（红色五月特刊）的《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提及“马克思《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一文”，并根据美国《工人月刊》①对其进行了译述，这是该文的第一个汉文全译本，也是首篇被译至中国的马克思专论中国的文章。1939年4月上海的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行的《守常全集》（很快被“租界”当局没收）和1949年7月由北新书局更名重印的《守常文集（上卷）》都含该文，以后各版本作品集多收录了这篇文章。1927年4月广州新青年社初版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1929年5月上海新青年出版社重印了此文集，编译（译者不详）了包括《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一文在内的15篇文章，此文是收录的唯一一篇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曾用封面绿底黑字的《民族革命论》伪装出版，署名唐杰编辑，译者和出版者未署名，但在1930年8月遭查禁。该书1930年1月还以《民族革命原理》为书名，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唐杰编辑重印。1930年2月李一氓译，乜乜（郭沫若）校的《马克思论文选译（第一集）》由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9篇文章中第7篇为《中国革命与欧洲》。原译本为李一氓在上海南京路外文书店“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 Company）所买，美国共产党办的国际书店出版的该英文本（或许是Karl Marx： Selected Essays）则是由俄文翻出的。1934年7月21日第68期的《斗争》翻译了署名为“马克斯”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但译者不详。《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期发行量约为2.7万份，战火环境中较精准所译的这两文发表于红军“长征”前夕，鼓舞了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士气。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由于1937年在莫斯科出版难以运送到中国，1938年3月21日，由汉口的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含《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的《马・恩论中国》（扉页为《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并在11月又重印。该出版社与新知书店内部是一套机构，对外挂两块牌子。当时新知书店在广州、南阳、常德、丽水、襄阳、衡阳等地都有分店，这些分店、办事处或门市部拓宽了图书的出版发行，甚至向港澳和新加坡等东南亚传播销售图书，还经常开展流动供应活动。因国统区的中国出版社和延安的解放社保持着单线联系，像抗战期间两社几乎同时出版同一译者、同一版本的其他马恩著作一样，《马克斯・恩格斯论中国》（扉页为《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在1938年5月由解放社再版。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江局撤销，中国出版社归南方局领导。1938年9月迁往桂林的新知书店总店在11月成立了重庆办事处，1939年11月又改建为重庆分店。桂林新知总店和重庆新知分店接受南方局出版任务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分别在两地又出版了此书。1938年4月12日汉口的火炬出版社出版了由李铁冰编译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收录的马克思唯一一篇著作也是第一篇文章即为《中国及欧洲的革命》①。1938年5月1日，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2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90周年，凯丰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马克思与中国》注明引用了“《中国与欧洲的革命》”中的论述，该文还发表在《新华日报》1938年5月5日第4版，并被《群众》1938年5月1卷22期转载。1938年11月由上海珠林出版社出版、杨克斋编译发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专论中国文章所组成的《中国问题评论集》（与《马・恩论中国》第二章所选篇目相同）也收录了《中国和欧洲的革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3月解放社又重印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950年12月1日，曾于1921年9月1日上海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在北京重新设立，在此之前用“解放社”名义出版的图书及其出版业务全部转由人民出版社办理。1957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经多人重新增补校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2版，且是横排。1957年第10期《读书月报》在“新书述评”栏目下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二版》对此作了推介。1963年《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7次印刷该文仍为“《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1953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1961年12月，该局根据俄文版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译出了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将原《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改译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该局编校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又在1993年4月和1997年8月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2、3版，均以该文开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还被编入196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1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的该文还被译成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文字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在少数民族群众和地区中传播，甚至还销往周边国家。

另外，仅有个别研究者专门研究该文，如1963年3月19日第19期《羊城晚报》刊发了陈华新的《马克思一篇论文的故事（“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后期为了工农兵学员学习中国近代史，1973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近代中国（试用本）》，收录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后，1974年10月湖南师范学院史地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选编的《中国近代史学习文献参考资料》、1974年11月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述》、1975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稿》编写组选编的《中国近代史学习文献》、1978年开封师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发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近代史》、1979年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选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近代中国》等多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收为首篇文章。一些经典作家论述经济危机、殖民地、民族问题、自然科学、军事理论的选编，也节选或收录了该文。1999年4月，在致信白寿彝先生祝贺其《中国通史》全部出版时指出：“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青少年等要注意学习中国历史。〔21〕为此，200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中国近代史》编委会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作为第6篇文章再次被编选。2005年以来，随着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包括该文在内的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再受重视，如石云霞主编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大学生新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原著导读》和周向军主编的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阅读文献导读》就对此文进行了导读。可见，《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在各国各时段被收入各类书籍被各群体广泛阅读。

读到英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原文后，立即在1926年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等3篇文章中加以引述，并翻译了全文号召：“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从此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们更可以看出他怎样的应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裸的历史事实，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22〕马克思的这些“中国”论文也曾影响了拉狄克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者从事东方民族革命工作。1938年抗战之际的到培养既有理论水平又具实践经验德才兼备干部的中共中央党校讲课时更是指出：“讲到马克思……他的先生黑格尔是唯心论，马克思是唯物论，他们两个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学校外面学的，是在德国、法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并且学了中国革命。后来写了许多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太上老君、开山老祖。”〔23〕可见，他很早就阅读了马克思“论中国”等经典作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关联的作品。1964年国务院图书馆移交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革命文献中，一本《马克斯・恩格斯论中国》的白色封面下方和扉页中间位置均有钢笔字迹，分别题写“，一九四四、一、六，延安”和“曾在1939年冬在莫斯科皇宫医院中读过”。一些回忆录也显示当时的革命工作者相互借阅多次精读此书。《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观察中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塑造了中国形象，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名篇，如曾收录于德文版的《德国思想家论中国》（Deutsche Denker über China）。这对于当代中国研究有理论联系实际、世界联系中国、用世界话语传递中国声音、改善文风等启示。由此可以说，马克思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开拓奠基者或率先垂范者。而只有寻找到“源头活水”，才能修好渠，使“渠水清澈”，滋润“半亩方塘”，即实现马克思化（话）中国到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跃迁，推动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Adam-Max Tuchinsky. Horace Greeley’s New-York Tribune： Civil WarCEra Socialism and the Crisis of Free Labor〔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 人民出版社，1998. 276-278.

〔3〕〔德〕曼弗雷德・克利姆. 马克思文献传记〔M〕. 李成毅，等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256.

〔4〕Dona Torr ed. Marx on China， 1853C1860： Articles from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C〕.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1. 1.

〔5〕〔6〕〔7〕〔8〕〔9〕〔10〕〔12〕〔13〕〔14〕〔15〕〔16〕〔17〕〔18〕〔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人民出版社，2009. 607，611-612，614，607，607，609，607，608，609，609，613，608，612，594.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人民出版社，2009. 21-22.

〔20〕N. Rjasanoff.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A〕.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von 1852 bis 1862〔C〕. 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GmbH， 1920. Ⅹ.

〔21〕. 中共中央总书记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J〕. 史学史研究，1999，（3）.

〔22〕中国研究会. 全集：第5卷（修订本）〔M〕. 人民出版社，2013. 135.

医院行政论文范文第4篇

申论考试大纲中写道：“申论主要通过应试者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应试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是考核的最后一种能力，是其他能力得以体现的媒介，因为申论成绩的评定方法是阅卷老师通过考生答题的文章给予分数。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申论写作立意需高、视角需广、内容需实、语言需精与用词需专五个核心要素。

一、立意需高

立意，即确定文章的主旨、中心论点，重视立意是中国文人写作的传统。“千古文章意为高”，王夫之先生指出“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渔在其《姜斋诗话》中强调“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立意直接关系到文章的选材布局乃至深度，它制约着文章内容的展开和表达形式的选择，也决定着申论文章得分的档次。

首先，申论写作立意高，要求主题鲜明，善于升华。通过公务员考试选拔出的人才都要代表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需要考生具有公务人员的“角色”意识，具有一双“慧眼”，能通过日常工作中极其普通、极其细小的事物或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并升华为主题。如××省招录公务员考试中，2008年（甲卷）给定资料为出租车司机自救基金（一元基金）的问题，2003年（B卷）给定资料为治理城市非法小广告的问题，都是在人们眼中极其普通的事情。出题者希望考生能通过这些细小的事物或现象，发现并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理论联系实际，把有关政策、理论原则同申论试题所反映的现实和考生自己的工作、生活、思想实际联系起来，针对要求认识、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提出符合实际且合理可行的见解。

其次，申论写作要站得高、看得远，着眼长远利益，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问题的关键。当材料所反映的问题比较复杂时，便应审视遴选，根据身份抓住要害，抓住关键，切忌面面俱到或舍本逐末。例如，2000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反映的问题很多：企业在环保与生产效益上的两难，法院在断案时不得不考虑连锁反应，公安干警对企业生产扰民事件的无能为力等，但这都不是“本”，很难针对这些情况提出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只有从加强环保立法、执法和改造城市建设规划入手，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噪声污染等扰民问题。

二、视角需广

申论考试的材料中往往要涉及某一问题及相关的系列问题，考生在阅读给定资料时脑袋里要装着问题，每一段材料都是有用的，绝不是摆设，要认真思考这些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在写作时要有广阔的视角，尽量全面把握关键的信息点，学会多角度分析问题。答题的角度、方式应具有灵活性、机动性和多变性，需要运用发散性的思维来进行答题，防止以偏概全的思维。构思立意要站在具体政府部门的角度，分析原因时要想到经济、政治的原因，还要想到社会、文化的原因，才能写出顶天（与宪法、党中央国务院的路线方针政策一致）立地（紧密结合材料和地方工作实际）的文章。如针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政府与社会全体公民均需参与才能取得实效，考生在提出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时就需要有多角度：一是抓紧制定并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二是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三是要完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政策措施;四是要在全社会提高知识产权意识，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五是要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合作;六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把知识产权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完善和落实责任制。此措施的提出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具体性和可行性，思维缜密，视角广阔，能获得较高成绩。

三、内容需实

申论写作要“高”“大”“全”，绝对不能“假”而“空”，要实实在在做文章。部分考生不是靠自己思考、论证来提出见解和对策，而是迷信考前辅导班等总结的申论写作之“万能八条”，把大段大段的现成的流行的言论和观点塞进文章中，从而使考官无法从文章中读出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也无法判断考生是否有能力、会办事，考生的高分也就无从谈起。

首先内容要“充实”。高大全搭的是骨架，除了骨架，还需要血肉来支撑。如针对安全生产问题，某考生以《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为题，开篇引用给定材料中概括而来的事实材料：

黑龙江七台河矿难教训还在总结，又闻河北唐山刘官屯矿难，再传河南寺沟煤矿透水事故;吉林辽源医院大火刚灭不久，广东中山酒吧火灾接踵而来;震惊全国的松花江水污染仍在处理，广东北江又出现令人惊忧的污染事件。（过渡）血淋淋的矿难、逝者家属的悲痛、城市大停水的不便、火烧医院的惨烈。

用事实材料引申出论点：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刻不容缓。较之于以空对空的政策提出更能打动人心。

其次内容要“真实”。内容要符合材料的实际和社会的实际。如2006年××省申论试题（五）要求：请依据给定材料，以“证人保护亟须制度跟进”为题，写一篇不少于1200字的文章。要求“数字对比”、“瞬间回眸”、“畅想未来”;观点明确，论述虚实结合，有说服力，思路清晰。针对这类有具体、明确要求的题目，考生绝对不能对策空洞、言辞泛泛，必须结合真实材料。材料是“根”，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夯实基础，方能稳如泰山。

四、语言需精

申论作文要求考生写作的文章篇幅在1000～1200字之间，要结合给定材料，提出自己的见解、看法、措施等。显而易见，是要求考生写作短小精练、观点鲜明的政论文。有个别考生作文时为展示自己较强的文字功底，爱使用结构复杂、词语较多的长句，有时反而弄巧成拙。仔细研读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就会发现，报告喜欢使用结构简单、词语精练的短句，句子最长不过20个字。因此，申论写作在通顺的基础上，切忌嗦，语言需精练。

五、用词需专

申论写作语言要求具有专业性的特点：首先，是一种工作语言。申论作为一种应用文体，用于模仿公务员身份来完成工作，所以其语言表达应符合完成工作任务的需求，即简洁、实用、冷静、理性。简洁、实用：即语言要言简意赅，一方面不要说多余的话，另一方面每一句话都有特定的作用。冷静、理性：即用语不要包含情绪，不让情绪影响工作。在语言上就是要少用或不用抒情、描写。其次，是一种公文语言。公务员工作与一般公司、企业不同，所使用的语言应尽量符合公文语言的要求，要使用官方、正式的语言，含义准确不要模糊，通俗易懂不要生僻，在写作的过程中不要用方言俚语，不乱用缩略简化语。第三，忌用文艺腔，即不能使用类似于散文、诗歌、杂文、小说等的文学化语言，而要用议论型、说明型和实用型语体，文风简洁平实即可。但是公务员也表达感情，那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同样表达出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第四，忌用学生腔。申论考试经常要求考生以某种假定的身份来提出对策，所以考生应站在具体的政府职能部门的角度写对策。假如有考生作文写到“我妈妈说……”，这是典型的学生腔。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往往一个词就透露出你的水平。

申论作为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必考科目已经很成熟，教师在申论写作教学时所清晰表述申论写作立意需高、视角需广、内容需实、语言需精与用词需专五个要素对提高考生申论写作水平大有裨益。除此以外，参加申论考试的考生还应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保持理性、逻辑的思维，积极、乐观的心态，在反复练习中提高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提高文字表达能力，这样方能在公务员考试中脱颖而出、马到功成。

医院行政论文范文第5篇

韩国时间8月18日下午1点42分，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首尔Severance医院病逝，享年85岁。

“没有感到太突然，因为他患病的时间很长。而且，一个多月前就住院了，病情不断恶化，媒体都做了报道。”在韩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工作的李承敏(化名)对记者说，“使馆明天准备设灵堂，安排吊唁。”

今年对韩国而言似乎是不章的一年，卢武铉尸骨未寒，民主化的先驱、德高望重的金大中也去了。

三个月前，卢武铉的去世曾令病魔缠身的金大中悲叹“我生命的一半已经死去”。如今，这位曾两次被判死刑、3次死里逃生、4次竞选总统失败的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其生命的另一半也已随风而逝。

虽然2004年时，金大中为了平息争论，表态说：“我认为韩国没有左派，我们目前进行的是实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福利社会以及南北韩的和平共处，对此，国民没有任何异议。”但金大中作为韩国首位左派总统，历史地位是任何人――包括他的追随者卢武铉所不能撼动的。

著名的失败者

金大中真正的出生日期是1924年1月6日，父亲金云植为延缓他应征入伍时间而将生日变更为1925年12月3日。

金云植曾领导过村里的抗租运动，是当地贫苦农民的“主心骨”。作为三兄弟中的老大，金大中受家庭影响，自幼表现出对政治的兴趣。村里人回忆说，金大中爱读书，喜欢听老人讲政治故事，“听到大人们谈论村里的事和国家的事，他走过来，安静地听，也不插嘴”。

母亲的影响是深远的。金大中常说，“我的善良、勇气、坚持的品质，都来自母亲。”

一个故事在当地流传：金大中七八岁时，和一群大孩子外出游玩，碰到一个醉倒在路边的贩货郎。大孩子们将货物抢光，还给了金大中一个烟斗。金大中想把它送给父亲，带回家，挨了母亲一顿痛打。母亲逼着他将烟斗还了回去。

村里学校的教育水平有限，为了能让孩子继续读书，在母亲坚持下，全家变卖祖产，搬到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木浦市。

1943年，金大中考进木浦商业学校。“爱看报，特别是那些政论文章，他都收藏起来；他还总是参加一些辩论会，不服输，口才很好”。金大中同学李成日曾对韩国媒体说。演讲特长在从政后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曾持续演讲5小时19分钟而滴水未进。

韩国光复后，金大中在木浦日报社找到用武之地。从见习记者做起，直至升为报社社长，只用了3年时间。“很怀念那段时间，没有争斗，没有抱怨，只有勤奋写稿、发稿。年轻人的所有活力在那时进发。”2006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金大中说。

1951年，年轻有为的金大中出任木浦海运社社长，同年担当大洋造船工业(株)社长。金家的境况随着他社会地位上升而得到很大改变；财富积累也为他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但目睹朝鲜战争带给国家和人民的灾难，深谙李承晚政权“治园无能、独裁有术”种种弊政，金大中的政治热情被激发出来，决定弃商从政。1955年他出任“韩国劳动问题研究所”主管，由此步入政坛。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至70年代，金大中活跃在韩国政治舞台。和前总统金泳三、前国务总理金钟泌并成为‘三金’。”韩联社记者郑颖爱对记者说，“在大选成功前，他先后6次当选国会议员。不过，从政初期，金大中是有名的失败将军。”

金大中曾连续4次竞选国会议员均告失败。1961年5月，他参加补缺选举，终于如愿以偿。而此时政局突变：陆军少将朴正熙发动，夺取了政权。宣誓仪式还未举行，金大中便被剥夺了议员资格。

“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的幸运和不幸”

屡败屡战的金大中得到家人支持，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家财耗尽，原配夫人车容爱也在1960年因操劳过度去世，留下金弘壹、金弘业两个幼子。

金大中第一次成为总统候选人是在1971年，作为国会议员和新民党代表人，他提出韩国社会民主化、南北交流以及和平统一的政治纲领，站在了朴正熙的对立面。当年，一举获得540万张选票，险些将以大规模舞弊手段谋求连任的朴正熙拉下马。有评论认为，“如果进行公正监督，正确计算选票，金大中肯定有戏。” 韩国媒体报道称，也正从那次大选开始，朴正熙政权决心除掉金大中。当年8月，金大中在前往光州参加选举途中，被精心制造的车祸撞成重伤，骨关节感染留下后遗症，造成一只脚跛行。1973年8月8日，流亡东京的金大中，又遭朴正熙政权中央情报局特工绑架，险遭碎尸沉海。3天后，他被蒙住双眼，带回汉城，软禁起来。

“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的幸运和不幸。”金大中没有屈服。1973年他同其他民主人士《民主救国宣言》，被判处5年监禁。1978年12月提前出狱后，仍生活在监视中。

一年后的10月，执政18年的独裁者朴正熙因统治集团内部争斗被杀，由崔圭夏继任总统。后来，全斗焕发动军事，逼崔圭夏下台，自任总统。

政局变幻，但金大中的春天远远没有到来。1980年5月，他被控策划民众运动遭到逮捕，以“阴谋内乱”等罪名判死刑。在美国的压力下，被改判为无期徒刑、20年徒刑。他于1982年被允许到美国“就医”，开始了人生第二次流亡。

1962年走进金大中生活的第二任妻子李姬镐，给了他极大安慰。“没有她，我不能想象我的生活和存在。”金大中曾动情地说。

流亡美国两年时间里，李姬镐几乎每天都给丈夫写信，前后总计600余封，“我写信是为了帮助他不丧失勇气、信心和希望。”

1983年的冬天，寒流袭来时，她在信中说：“在别人面前，我尽可能忍住眼泪，吞下泪水。特别怕你难过，发誓在你的面前不流泪，可我今天却不能控制眼泪。不是因为我的心变软了，而是因为很多受苦受难的人出现在我的眼前。”

金大中也毫不掩饰对妻子的爱恋，他曾说，“我今天这把年纪，仍可自豪地说，我们依旧是热恋的情侣，绝不比任何一对年轻人逊色。”金大中主张男女平等。他多次搬家，但自家门牌上始终并排写上自己和夫人的名字。这在以男性地位为重心的韩国社会中并不多见。李姬镐则评价金大中是“懂得尊重妻子的男人”。

1985年，金大中返回汉城即遭软禁，“邮件检查、电话窃听，随时受到盘问。”韩联社记者郑颖爱向记者介绍说，“金大中总统一生不屈服，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是他毕生的信念。这也是最令韩国民众感佩的地方。”

短暂的隐退

作为韩国最有名的“反对者”，上世纪80年代末，金大中等来了机会。

那时，经历1987年的民主化斗争，韩

国国内引入总统直选制。这为金大中、金泳三和金钟泌――“三金”政治鼎盛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前总统朴正熙的叔父金钟泌1961年参与朴正熙发动的“5・16”军事，由此踏入政坛。而金大中和金泳三在1967年的新民党国会总务竞选中，提出“40多岁当最高领导论”之后，作为在野党新一代领导人，开始长期的相互竞争与合作。

“多年来，他们在政坛上互有胜负，也都遭到过黑暗政治的迫害。”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对记者说。

1985年3月，金大中与新民党前总裁金泳三共同担任推进民主化协议会主席。后来，在候选人单一化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金大中另建和平(平民党)，和金泳三于1987年双双竞选第13届总统，金钟泌也以忠清道地区为根据地参选。由于在野党分裂，执政党候选人卢泰愚赢得大选。

而在1992年的大选中，金泳三作为执政党总统候选人成功当选；金大中认输。宣布“引退”。同年9月，他在莫斯科俄罗斯外交学院通过了政治学博士论文答辩。

金大中的政治遗产

许多人认为他将就此淡出政坛。没料到几年后，金大中卷土重来，以72岁高龄击败所有对手大获全胜。韩国政治权杖第一次从执政党手中转移到在野党手中，真正意义上宣告了韩国长期军事独裁政权的结束和民主政治的开始。

1998年2月25日，金大中宣誓就任韩国第15届总统，执掌青瓦台直至2003年。

晚年终掌国家权柄，但金大中的运气并不好。执政之初，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国家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发动民众共赴国难，成了当务之急。

金大中夫妇带头献出了家中珍藏的金首饰。

“良知和宽容，是总统留给我最大教育。”在首尔明洞商业区开服装店的李嫒爱对记者说，“我参加过总统亲自指挥的‘献金’活动，我忘不了他的笑容。”

金大中还自告奋勇，为韩国旅游业做宣传。于是全世界在“欢迎来韩国”的乐声中看到了那个著名的韩国旅游公益广告，也记住了金大中坚毅而充满自信的神情。

与此同时，金大中还对韩国经济结构进行改革。通过对金融、企业、公共部门和劳资等领域的改革，韩国完成了从低级产品出口型经济向以信息为中心的高科技型经济的转变，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克服金融危机的“优等生”。

“要说金大中最令世界瞩目的政绩，恐怕还要算是‘阳光政策’的提出和实行了。”韩国驻华记者张世政对记者说，“不过，也有报道称金大中把大量美元直接打到的账户上，引起争议。”

无论如何，金大中对朝和解政策，推动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半岛局势的缓和。2000年6月，金大中亲赴平壤与举行首脑会晤。实现南北分裂50年来首次南北峰会，双方发表“共同宣言”。“金大中执政5年来，南北关系取得引人注目的改善和发展。”美联社说。

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琏瑰并不认可“阳光政策”，“从历史发展来看，太理想主义了。所以，2007年大选，李明博放弃了‘阳光’，也赢得了民众支持。”

韩国《东亚日报》对金大中政治遗产也进行了一次民意评价：克服金融危机被列为最大成果，获得最高级别5个红星。在南北交流与合作、韩国企业民营化、改善国民年薪制度、提高妇女地位等6个领域获得4个红星。在改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纳税体系、稳定市民房价等7个领域赢得3个红星。

世界杯足球赛和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是金大中执政的另一亮点。韩国国民在世界杯期间所体现的“红魔”精神，展现了团结向上、拼搏进取的民族之魂，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不过，金大中也并非没有遗憾，作为韩国第一位由在野党领袖当选的总统，金大中是打着“反腐、改革”大旗登上总统宝座的。执政期间，金大中尽管以身作则反腐倡廉，但在强大的传统势力围攻下，金大中政府的高官不断因权钱交易而锒铛入狱。他的两个儿子也因受贿被判刑，为此金大中先后5次向国民公开道歉。民意测验表明，33％的人认为金大中执政期间最大的失误是反腐不力，用人不当。

敬天爱人

金大中曾说：“我始终如一保持自己的良知，无论在监狱里，还是在死亡边缘，尽管对我来说这是艰苦的经历。哪怕对自己不利，哪怕生命受到威胁，或者利益受到损害时，也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良知来作出行动。”

金大中的宽容曾让反对者无地自容。赢得大选前后，反对派人曾预言，深受磨难的金大中掌权后必将进行报复。而金大中当选后第二日，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绝不进行政治报复。更令世界惊讶的是，两天后，因贪污渎职而坐监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被特赦。

金大中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两位前总统当年对韩国的经济起飞有过重大贡献，而且在产业界有广泛而深厚的联系。让他们获得自由有助于整合国家，集中力量挽救经济。

人们甚至在金大中正式就任总统的典礼上，看到了崔圭夏、全斗焕、卢泰愚和金泳三4位前总统在主席台上就座，这在韩国是史无前例的。

“敬天爱人”是金大中一生的座右铭。2004年10月，他曾用汉语书法把这四个字写下来，赠送给天津南开中学，作为建校百年的贺礼。

“要憎恨的不是人，而是罪恶本身。”金大中的这句名言令人难忘。

如今，昔日的战友、对手和“敌人”也纷纷对金大中的去世表示哀悼。

“14日去探望他，没想到会这么快离开人世。过去的数十年故人走过了坎坷的政治历程，希望他在天主的怀抱中安息。”全斗焕说。

“感到非常遗憾。我认为国家的一棵大树倒下了。”金泳三也通过秘书表示。

8月19日上午，韩国政府将在首尔广场设置悼念金大中的总灵堂。接受民众吊唁。

医院行政论文范文第6篇

一年来，在市纪委和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自己圆满完成了年度各项工作任务，较好地履行了纪委书记职责。现将一年来履行岗位职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自律规定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思想作风方面

1、认真贯彻十精神，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积极参加市委和局党委组织的党员学习教育活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

2、保持了政治上的坚定性，能不断改造世界观，严格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带头遵守党的各项纪律，尤其是作为纪委书记在廉洁自律方面能严格要求自己，起到表率作用。

3、有大局意识、服从领导，维护领导班子团结，全力支持一把手的工作，保持了进取向上的精神。

4.较好地履行了职责，完成了市纪委、局党委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在工作实践中提高了能力和水平。

二、业务工作方面

1、按照局党委分工，2015年我主要分管局党办和纪检监察室、工会、宣传、计生及省级文明单位创建等工作，已于3月份分别与党办和纪检监察室签订了领导干部分管科室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3月底向市纪委签订了领导干部廉政建设承诺书。随后我们还组织局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党委多次开会研究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带头学习党风党纪和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学习两个《条例》和廉政准则，认真履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并按第六条之规定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到重大事情及时向组织报告，时刻置于党组织的关心与监督之下。观看反腐倡廉教育录像片，做好内务政务公开工作，及时传达贯彻市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精神，落实公车使用，集资住房等项规定工作，把市委、市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2、今年，局主要工作重点是省级文明单位的创建工作，这是一项民心工作，作为此项工作的负责人，我深感责任重大，全力以赴投入工作，首先进行了办公楼的硬件建设，各楼道建起了文化长廊，增添了创建文化氛围;大厅等布设了花草;所有的门牌标识都进行了重新制作;对局三室一校一办内部全部进行了重新布设、装饰、增添了运动器材。软件建设方面，到相关单位参观学习、回到局里，同文明办的同志加班加点，补充完善了2015年、2015年的全部档案资料以及影像资料，同时高质量的完成了2015年创建工作的所有材料。在全局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汗水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我局顺利了通过了省级文明单位的审查。

3、为了加强黄金系统的沟通和交流，活跃干部职工文化生活，我局举办了黄金系统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局党委安排由我主抓这项工作，运动会的筹备是一个具体而繁琐的工作，从前期的准备到整个运动会的运行，历时二个多月，完满完成了预定目标，胜利闭幕。

4、在七一前夕开展了局优秀党员、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评选活动。严格按照程序和标准，按期转正了党员一名，发展了预备党员三名，并按规定及时办理了手续，保证了组织的健全运转和发展党员的质量，给党组织输入了新的血液。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召开了市黄金局庆祝建党88周年暨先进表彰会。

5、是搞好爱心捐助活动：七一前夕，我局积极响应市直工委和市总工会的号召，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和黄金大酒店的中层干部举行了七一爱心捐助活动，广大干部职工共捐款665元。

6、认真作好各项活动的筹备及宣传工作，三月份，局十名女职工组队参加了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的登南山活动;局工会组织全局职工开展了关心健康，亲近自然为主题的登山活动。四月份，我局组成二十余人的运动员代表队参加了三门峡市直机关庆五一、迎五四全民健身趣味运动会;8月8日全民健身活动日，组织全体干部职工积极投入此项活动中，使大家在身心愉悦的的活动中达到锻炼体质的目的。

三、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方面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被市委抽出主抓第十二督导组的工作，学习实践活动自2015年3月中旬开始，到2015年8月下旬结束，历时近6个月。自活动启动以来，始终坚持组织领导到位、动员部署到位、工作措施到位，找准学习实践载体，坚持群众路线，较好地完成了学习调研、分析检查和整改落实三个阶段的工作。作为组长，率领市委第十二督导组，在三门峡市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指导检查工作中，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集体智慧结晶的论文《提高认识、强化指导、不辱使命》，荣获三门峡市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优秀论文一等奖。

四、个人在廉政建设方面

亦能按照市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要求，做好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规划，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层层责任目标制，按照《廉政准则》和制止奢侈浪费八项规定，管好自己和家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认真参加各项学习活动和民-主生活会，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参加各种公-款消费和娱乐活动，没接受有价证券和实物，在交通和通讯工具管理方面均能按市规定标准执行，时刻保持清正廉洁。

回顾今年工作，总的来讲，自己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能按照上级要求，严以律己，自觉履行工作职责。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方面的信心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自觉做好沟通汇报，充分发挥行业职能作用。

今后工作中，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和盛市委关于反腐倡廉工作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要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慎用职权，勤政为民，坚持标本兼治，关口前移，防患未然的方针，从思想上构筑拒腐防变的防线。按照市委和局党委要求，做到自警、自慎、自励，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努力踏实工作，本份做人，全面完成各项责任目标而努力工作。

纪委书记个人年终述职报告二

光阴流水须努力，又到一年述职时。2015年，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院系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立足岗位，加强学习，踏实工作，开拓进取，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做到了学习有成效、工作有成就、廉政得巩固，个人素质和领导能力有提高。现就一年来的德、能、勤、绩、廉情况，总结述职如下：

一、认真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增强工作能力

如今，我们生活在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知识、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涌现，只有不断学习，有了丰富的知识积累，才能顺应时展的需要。作为学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既是决策的参与者，又是工作的执行者和推动者，我深知肩上担子的份量。要履行好这个职责，不仅要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还需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纪检监察业务知识。为此，我把学习当作一种政治责任，当作提高自身素养的必修课。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和方针政策，学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知识和经验，不断汲取政治、行政、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我利用开会和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的机会，认真听取领导讲话、学习有关文件;利用支部学习和到院系、部门调研的机会认真听取老师们好的想法和建议，从中汲取知识和经验;我每天挤出时间认真阅读报刊书籍，及时掌握时事动态。通过不同渠道、不同场合的用心学习，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基本做到了敏锐观察，准确判断，思想观念始终保持与时代合拍，增强了工作能力和应对各种局面的能力。

二、调查研究、勤于思考，为学校科学发展献计出力

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因此在工作中，我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和缜密的思考。经常到所联系的院系、分管部门、校园走访，以及通过同老师们谈心的方式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情况，防止工作中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勤于思考，注重正确理解、合理把握政策尺度，防止工作失当。坚持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原则，重大事项及时汇报，做到到位不越位。对待分管工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注意沟通和协调，既出主意，扮演好领导角色，又充分发扬民主，发挥集体力量，充分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做群众的一分子。对于学校决策的执行和推动，能从学校整体和长远利益角度加强对部门的指导，积极为学校的科学发展献计出力。

三、扎实工作，强化指导协调，切实做好分管工作

2015年，根据党委分工，我主持纪委工作，分管监察审计处、继续教育学院、保卫处和校医院(2015年1月归入总务处)工作。一年来，在部门领导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进年活动为契机，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

去年是全省反腐倡廉制度推进年，学校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我担任副组长，负责具体推进事宜。根据省委省政府《批转关于开展反腐倡廉制度推进年活动的意见的通知》精神，学校及时制定了《黄山学院反腐倡廉制度推进年活动实施方案》，对涉及管权、管人、管财、管物、管事等重点部门和关键环节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部门、各院系陆续制定了活动计划。为更好地贯彻落实省教工委、教育厅《关于切实做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进年活动健全制度阶段工作的意见》，及时印发反腐倡廉制度健全阶段立、改、废计划表，指导各有关部门按照统一部署，对 2015年前出台的制度进行全面清理。全年共清理出校党政制度153项，其中保57项、废13项、改21项、待改34项，2015年新立制度28项。年底，省教工委制度建设推进年活动检查小组对我校的制度建设进行了认真地检查并给予了好评。为贯彻省纪委《关于举办纪念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3周年活动的通知》，校纪委开展了以撰写论文和书画创作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各院系、部门踊跃参加。校纪委向省教育纪工委选送了书画作品、廉政论文共19件。9月，开展了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廉政勤政、促进科学发展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召开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进年主题教育活动讨论会;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员集中观看《警示与反思》、《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警示录》等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校第一次党代会全体党代表集中观看《居安思危续集警惕》电视专题片。活动的深入开展，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系统的反腐倡廉教育，强化了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

2015年进一步规范招投标监督，加强审计工作，共完成基建、修缮工程审计93项，审计金额4437.5万元，审减金额484.43万元，切实维护了学校的经济利益。在方面，全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及组织转办来信7件，及时按规定程序进行了办理。对1名有一般问题的处级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对1名科级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为1名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了问题。12月下旬，纪委对新任处级干部进行了集体廉政谈话。还清理纠正了个人小灵通捆绑办公电话11部。

2.调整发展战略，促进继续教育健康发展

2015年是我校成教工作全方位调整的一年，对过去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调整思路，改进工作方法，严格规范办学。上半年，对各函授站进行了全面工作检查并对学籍、教学管理进行规范指导。拆除了不适应办学要求的淮南函授站和滁州函授站，整改亳州站，规范新东方站，新设广德、马鞍山函授站。充分利用网络快捷优势，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提高效能。有效发挥继续教育学院网页作用，及时转载省厅乃至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让学生及时了解相关政策，大大减少了先前咨询电话应接不暇的状况。结合制度建设推荐年活动和学校三定工作，制定了《函授站管理规定》和岗位工作职责。积极做好大自考、二学历自考、计算机国考、导游考试的报名、考务等组考工作，全年参考总量达7人次。我校的继续教育工作迈上了一条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月，成教处更名为继续教育学院。

3.加强保卫工作，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始终把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当作保卫工作的核心来抓，确保良好的校园治安秩序和育人环境。要求保卫处平时注意收集信息情报，掌握师生员工的思想动态，对校园内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及时汇报，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治安防范工作和规范化管理，落实制度，严格机动车辆进出，对教工的私家车发放通行证，对出租车进校园进行严格控制，对进出校门的大件贵重物品检查登记。不断改进工作方式，针对校园内出现的治安新情况，加大了两校区的治安巡逻、门卫管理力度，加强夜间值班。重视队伍建设，提高保卫人员的综合素质。既严格执纪，又热情服务，树立良好的校园卫士形象。保卫处还承担着学校综治办公室的工作，与全校3个责任书签约单位密切联系，加强指导，防患于未然。2015年，第四届徽商大会在屯溪召开，其中的人才论坛在我校举行，更具重大历史意义的奥运火炬在黄山传递，保卫处积极根据学校统一部署，在各部门、院系通力合作下，较好地完成了所承担的安全保卫任务，保证了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

4.抓监管重预防，做好医疗保健工作

2015年，校医院建立了以卫生预防为主的健康指导、卫生监督的工作机制。加强预防保健的工作力度，加大对食品卫生的管理力度.在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多次对食堂卫生、饮食、大学生超市、饮食人员工作资格，持健康证上岗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了万人大学的食品安全。及时出板报、挂横幅，大力宣传卫生知识。开展了教职工体检、妇科检查和新进人员入校身体复查工作。根据校医院的医疗条件和技术力量，克服了人手不足和设备落后的困难，认真开展日常门诊治疗工作，确保医疗安全。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了学生医疗保险招标机制，严把质量关，保证药品安全。通过三公开药品招标方式，保证药品的可信度，也为学校节约了不必要的开支。

四、加强党性修养，率先廉洁自律，塑造良好品格

大思想家孔子说，为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不以纪委书记搞特殊化，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做到率先廉洁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主动参加民主生活会，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接受他人监督。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经常了解师生员工的诉求，认真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因客观条件限制解决不了，也耐心加以解释，并积极向党委建议，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以中纪委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八条规定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为配偶、子女、亲友谋取私利。工作中勇于承担任务和承受压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能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坚持国家、学校利益高于一切，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识大体、顾大局。能自觉维护领导班子团结，形成战斗力，有话当面讲，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工作有责任感，对事业有使命感，对学校有呵护感，讲责任，讲贡献，讲关爱。

五、不足之处和努力方向

医院行政论文范文第7篇

末代秀才，辛亥革命“布雷鸣”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浙江慈溪宫桥。慈溪古称句章，因后汉有董黯者，事母至孝，常于溪中汲水奉母，人称董孝子故改县名为慈溪。慈溪地处浙东宁绍平原，濒临杭州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与上海隔海相望，交通便利得风气之先。

陈布雷祖父陈克乔，为当地茶商，晚年以盈余渐置田产。陈父依仁承父业继续经营茶叶生意。陈布雷5岁时，由父亲启蒙，教他识字。第二年开始从堂兄训正居家读书。训正为大房独子，字屺怀，长陈布雷18岁，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陈屺怀思想激进，鼓吹革命，曾任上海《天铎报》社长。他对陈布雷爱如亲弟，亲自教导，督课极严陈布雷10岁已读完《春秋》、《左传》、《书经》。13岁离家到三七市董氏学馆就读。馆主董子咸、董子宜兄弟俩是慈溪有志改革之士，提倡新学。董氏兄弟与陈山己怀等人在上海经营出版事业，所以董氏书斋摆满各种新书和报刊杂志，陈布雷常去翻阅，尤喜《新民丛报》、《新小说》、《浙江潮》等报刊。陈布雷数理基础较差，对《几何》等课程总是茫然不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依仁制L子应童子试。陈布雷不乐意，但

不敢违抗父命，只得勉强随父到慈溪县城应试，敷衍了事，草草完卷。榜发，应试151名，陈布雷上榜为第151名。陈依仁大怒：“花钱让你读书，竟然全县倒数第一，丢尽了陈家

脸面!”回到家里，母亲也不高兴。董氏学馆是不再去丁，关在家里，闭门思过。陈布雷心想，生为人子，不能为家族增光，却也不该给家人丢脸，对不起父母，于是读书更为勤奋。县试过后，府试临近，陈布雷请求前往――试，经母亲说隋，陈父总算勉强同意，乘船到宁波府试。

府试共考五场，四书、史论、策问、时务、经义，陈布雷均名列前70尤其史论是陈布雷的拿手好戏，考了个第一名，时务考了个第二名，最后总榜公布，排名第一。主考官于内室设宴款待，以示嘉奖，父亲陈依仁脸上也雨过天晴，笑逐颜爪

光绪三十年(1904年)，陈布雷勃口院试，录取为第五名，为慈溪县生员，习惯上称为秀才。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因此陈布雷为名副其实的末代秀才。

1904年，陈布雷进慈溪县中学堂伶慈湖中学）读书。国文教师冯君木先生十分赏识陈布雷的作文，但指出他的文章‘条畅而凝谧不足，’，必须加强修辞练句的训练。冯君木告诫说：“‘文从字顺各率职’，知此七字，乃始可以学文。”冯对学生热情诚恳，知人善诱，弟子稍有长进，就赞不绝口。除陈山己怀外，陈布雷从冯君木先生处获益最多。后来陈布雷四姐嫁冯君木为继室，两人关系更为密切。

1906年，陈布雷转入宁波中学堂，同年经考试插班人浙江高等学校预科就读。杭州是浙江省会，浙江高等学校为省内最高学府，风气开通，名师云集，管理不严而考试严。第二年，陈布雷修完预科全部课程，升入正科第一类(文哲法政)。1910年，陈布雷以全校第四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其时21岁。

1911年，陈布雷应聘到上海《天铎报》任撰述记者，开始用“布雷”笔名写政论文章。“布雷”为英文bread的译音，意即“面包”。陈布雷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面颊圆满，胖乎乎的，同学戏称为“面包”孩儿。陈布雷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名字，至后来，原名训恩反而鲜为人知。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天择报》上发表文章近百篇，这些文章极力鼓吹革命，笔力雄健锋利，旗帜鲜明地与反清、反封建的民众站在一起，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拥有大量读者。《天铎报》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受欢迎的报刊。“陈布雷”之名也随之享誉一时。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孙大总统渺暄言书》由外交总长王宠惠带到上海发表，但当时苦于无人翻译。《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知道了这件事，便对王说：“我们报馆的陈君可任译事。”王始不信，叫陈布雷试译―段，觉得译文不失原意，相当不错，于是请他将全文译出，于1月6日在《天铎报》率先刊出。当时陈布雷二个几岁，年轻气盛，锋芒外露，渐被报社总编辑所嫉妒。陈布雷对总编辑也很看不惯，便辞职回归故乡。

陈训慈（前排左）、陈布雷（前排中）与家人

1912年，民国元年，陈布雷任教宁波效实中学，担任英文及外国史课程。因所任课程简易，不需多作准备，觉得空闲，于是接受上海《申报》之聘，兼任译述记者，后又兼任宁波《四明日报》撰述记者。在这段时间里，陈布雷每天上午在效实中学教书，下午去报社写短评一二则及随感录近千字，天天不断。冯君木先生最喜欢读他的“随感录”，说：“随感之笔墨与思想，均不多见。看来汝之陛情文字在于政论，不擅作诗文也。”

1920年6月，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聘去上海编译《韦氏大字典》。不久，《商报》成立，受聘为编辑部主任，负责撰写新闻评论工作。陈布雷的文章向以“敢言”著称，再加上他文笔犀利，议论透辟，人们争相传诵。当时，曹锟贿选，《商报》公开反对，陈布雷在第一版用大号铅字排印，下印曹锟照片，称之为“捐班总统”。后曹锟下台，段琪瑞人京执政，《商报》又对其政治措施严加抨击。这一时期，《商报》的政治态度实际上与广东的遥相呼应，如出一辙，所以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和肯定。中国共产党《向导》周刊也经常转载陈布雷主笔的《商报》社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经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陈屺怀等人的介绍，陈布雷赴南京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当时迫切希望有―幕僚会动动笔头，出出主意，又要有文采。不是说当时没有其他文人可用，人才多的是，但像陈布雷这样才思敏捷、文笔犀利而且温和谦恭、毫无野心、品行端正、忠心耿耿的确也不多，这是把陈布雷倚为左右手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此陈布雷依附，作为“文胆”位近中枢，历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处长、中央常务执行委员等高级职务，如影随形般追随左右约20年，深得蒋信赖。尊称下属为“先生”者仅陈布雷一人。多如牛毛的文告、讲词、命令，十有其九出自陈布雷之手，令人钦佩的“道德文章”遂为一人所用。

书坛圣手，原是同门师弟

“文学侍臣“，负责撰修家谱

1941年，陈布雷在重庆，跟着当侍从室二处主任。十几年来，他失眠严重，身体疲惫不堪，迫切想要找一个帮手。想来想去，想到了―个既是同乡又是同门的书法圣手沙文若。这个比他小十岁的同乡，颇有文才，秉性清高，特别是一手好书法早已扬名上海。可是他有几个弟弟曾经是共产党员，不过沙文若本人倒是不问政治，秉性善良端正。

沙文若就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沙孟海。1900年生于浙江鄞县大咸乡沙村，从小家里较穷，不像陈布雷那样出自望族，要供他这个长子读书相当艰难。沙父是个乡村中医，爱好书法，收藏了―些字帖，平时有暇，喜欢挥毫习字。沙孟海从小耳濡目染，也就爱上了书法。父亲见长子爱好书法就把家中所藏碑帖统统找出来，让儿子多多临摹。所以沙孟海自幼揣摩钟繇二王与明清名家墨迹，日复―日，大有长进。

1914年，沙父去世，15岁的沙孟海正在宁波慈溪锦堂师范读书(1984年，经宁波市政府批准，锦堂师范恢复校名，沙孟海老人亲笔题写校名)，小小年纪就挑起了生活重担，常常以字易粟，养活母亲和弟弟。此事引起在锦师讲学的冯君木先生的关注。冯先生是浙江著名的教育家，陈布雷的恩师。他让沙孟海与自己的侄子冯定一起学习，亲自教读古文，攻读史书。因此，沙孟海与陈布雷同属冯君木先生弟子。这就是同门的由来。

师范毕业后，经冯君木先生介绍，沙孟海到宁波富商蔡芹荪家做家庭教师。他一面“坐馆”，教蔡家子女课读，一面苦学，在书法、国学诸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0岁的人在浙东名城宁波已大著文名像吴公阜、朱鼎煦等名流都愿与他结交。他对书法情有独钟，终于融各家之所长，自出机杼，别有法度。1920年冯君木移居上海，主持钱业公会办的钱庄中学。这个学校重古文与书法，聘沙孟海为该校教师。

陈布雷手迹

离开故乡，来到人才荟萃的上海，是沙孟海一生的重要转折点。由冯君木介绍，年轻的沙孟海得以结识像康有为、吴昌硕、章太炎、沈尹默、徐悲鸿这样的一些文学泰斗。吴昌硕对他尤为青睐，经常为他作诗题词，对他的书法大加赞扬，常常以清代著名的篆刻家吴让之来比他。沙孟海于是更加勤奋，1928年发表《近三百年的书学》、《印学概论》等两部著作，被学术界认为是书法、治印领域的扛鼎之作，因而名声大噪，被称为上海名人。有意思的是，沙孟海的四个弟弟无一例外的都参加了革命，成了职业革命家。其实沙孟海本来也可能成为共产党员，早在1926年，冯定就曾介绍他参加共产党，但他考虑再三，一家老少经济得由他支撑，明白自己作为长者的责任。他对冯定说：“你们都有被捕的可能，我想留一条后路，必要时可以营救你们，还是不参加党派为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927年，陈屺怀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当时的农工厅厅长朱家骅要物色―位精通文墨的人当秘书。陈屺怀举荐了沙孟海。沙孟海征询了冯君木的意见，考虑到一家子的生活经费无着落，于是同意赴杭。作为朱家骅的私人秘书，沙孟海不问政治，任务只是写写应酬文字。好在他为人忠厚，又是陈屺怀、冯君木这样的人引荐，朱家骅虽然是中统的元老之―，“政治警惕性”不谓不高，对沙孟海兄弟的情况也不会一无所闻，但沙孟海这样的人品学问难得，因此对他还是非常信任。后来朱家骅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沙孟海也随之到了南京。

十年内战时期，设立侍从室，陈布雷为二处处长，兼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作为的“国策顾问”和政治秘书，除了起草文告、函电、命令等，还有许多如挽联等红白喜事需要应酬，也得有人。想来想去，想到了同日门同乡的沙孟海。

1941年的一天，侵华日军出动几十架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陈布雷在防空洞里碰见了朱家骅，说：“骝先兄，我想请我的同乡同门沙文若到侍从室来帮忙，委员长也很重视他这个人才。”“布雷兄，沙秘书不愿从政，他本人意愿……”“这点无妨，像沙君这样才气横溢之人，总是清高的。侍从室也不过是想请他搞些庆吊文字。请你回去告诉他，先到我家来一趟，我们同学面谈叙旧。”

朱家骅无法推阻，回去通知沙孟海说：“布雷先生要你到他家里去一趟，说有事找你商量。”提起陈布雷，沙孟海顿时想起了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时他四弟沙文威在宁波被捕，沙孟海先是通过朱家骅向浙江省政府说情，可是浙江省当局不买朱的账。无奈只得去找老同学陈布雷帮忙。当时陈布雷正忙得焦头烂额，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陈布雷胞弟陈训慈说：“救人如救火，我们先以布雷兄的名义发电给浙江省政府，事后再给他打声招呼。”后来沙文威是救出来了，可陈训慈却受到陈布雷的严厉批评：‘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打―声招呼?”对此，沙孟海心中耿耿于怀，以后―直与陈布雷没什么来往，疏远得很。此时，沙孟海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来到了陈布雷的寓所。

“孟海兄，布雷几次请你，你却借故推辞，你我之间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呢？”陈布雷很客气地说。

“哪能呢，孟海整日忙碌，无暇外出，布雷兄日理万机，我怎么好随便打扰。”

“见外，见外，你我同饮甬江之水，又同受冯君木先生教诲，同窗手足，何能一时忘怀。”沙孟海是个书生，听了陈布雷真挚的话语，也动了感情。陈布雷继续说道：“现在国事实忙，急需真才实学之人。今请孟海兄前来，实望仰仗你的大力，在侍从

室为我分担一些公务。”沙孟海一听，如坐针毡，急忙说：“从政，我是一窍不通的，我只会教书。”

陈布雷淡淡一笑：“孟海兄不必多虑，我请你来，并非让你插足政治，只希望你能替我搞些应酬文字，怎么样?老同学肯屈就帮忙吧。”

“布雷兄，你这里是机要重地，我来恐怕不行。”

陈布雷知道沙孟海会提到这个问题，笑笑说：“十年前为令弟之事，我说了训慈几句，无非是因为训慈这个人喜欢自作主张，对老兄你我深信不疑，书生意气，不问世事。怎么样，就这么决定了吧?”沙孟海只得应允。

沙孟海第一次见是在重庆黄山蒋氏官邸。“委座，他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沙文若先生。”“哦，”立刻想到了陈布雷向他提到过的书法圣手、宁波同乡。“我早就听说宁波出于―位书法高手。”“委座，我与沙文若君一同受业于冯君木先生。”陈布雷又特为介绍，“沙文若君不但书法好，而且精通文史。”“哎，布雷，上次跟你提到过的事，跟沙先生说过没有?”又问。“这个还没有。”陈布雷想了一会，对沙孟海说：“孟海，委员长想让您负责撰修《武岭蒋氏家谱》。你文史根底深，熟悉宁波文人学者，字又写得好，而且办事认真，年富力强。”对的器重，沙文若不置可否。但他拿定主意，只写一些庆吊应酬文章，写写家谱，绝不涉足政治和机密。

在侍从室，沙孟海待遇相当高，且多空闲时间，这样，他又可以钻研他的书法、篆刻，旁及文字、考古、古代史，更加渊博贯通。作为的“文学侍从’，他虽居要职，但平时深居简出，与权贵不相往来。他的四弟沙文威是中共地下党员，有―次问他：“最近行政院长张群说了些什么?”沙孟海竟瞠目无以对，无奈地说：“张群是干什么的?我不认识他!”使沙文威大失所望。

‘国策顾问’，石头城内自杀身亡书坛宗师，西子湖畔再领

陈布雷对他的这位同门师弟十分关照。他告诉沙孟海：“修家谱乃百年大计我力不胜任，有劳你了。这里有我于民国三十六年写的跋，供你参考。”沙孟海一看，陈布雷这样写着：三十四年夏，寇患犹炽，某日之夜，余侍蒋公于渝州郊外老鹰岩之别邸，明月照人。蒋公问余：“亦忆榭山(全祖望)先生有蒋紫金园庙碑之作乎?是我族之掌故也。”明日余检点此文以进，蒋公览之欣然色喜。抗战胜利，乃请吴稚晖先生书此碑，命公子经国精选苏州名手刻石以垂久远。三十五年夏刻为既戍……(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月后学慈溪陈布雷谨跋)

修家谱，沙孟海首先起草的是《先系考》一篇，他据《左传》指出蒋氏是周公之后。根据收集的各地蒋氏家谱，并参考地方志，逐步追查，最后由宁海龙山―支找到线索，至于宜兴、天台及其他，他倒并不采用。看后很高兴，陈布雷也连连说：“孟海，你这《先系考》查考得有根有据，比我强多丁。”

沙孟海修家谱修了3年多，到最后即将付印之时，指示，鉴定吴敬叵，即吴稚晖，这是蒋推崇的人，内外题签，长篇序文都是吴稚晖，总编纂定为陈布雷。沙孟海转告陈布雷，荆口拟了―个编纂和协纂名单，沙孟海自己只列四个编纂之一。

陈布雷看后说：“孟海，修谱之事，其实是你―个人奔走，我是总编纂，你应该是副总编纂。”沙孟海说：“哪里话，蒋族未与我联系之前，已邀请溪口夏老，虽未着笔，但乡党尚齿，如列我为副总编纂，便难以位置夏老。”名单报上去后，别无意见，只是在他亲笔写成的《先系考序》―文中写明：‘今岁戊子吾族重修宗谱，特聘武进吴先生为总裁，主其事，慈溪陈君布雷、鄞县沙君文若为编纂，襄其成。”历时三年，编纂的《溪口武岭蒋氏家谱》就由吴稚晖挂头牌，陈布雷、沙孟海为主，而实际上则是沙孟海一手编纂而成。

1948年11月上旬的一天，沙孟海得悉陈布雷身体不适，特地到湖南路陈的寓所去看望。室内光线昏暗，陈布雷脸色憔悴，讲话也显得有气无力。“布雷兄，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身体要保重啊，凡事想得开一些。”沙孟海有点吃惊，陈布雷怎么像个久病之人。“没什么，文若，近来神经衰弱，累月不痊，我十白是不行了。”“布雷兄，你身体不好，就请长假，不必再忧虑国事了。”沙孟海环顾四周问：“嫂夫人呢，怎么没见她?”“哦，她到上海参加我外甥女的婚礼去了。”陈布雷神思恍惚，长叹―声：“孟海，你我同门，又共事多年，想当初在老师君木先生门下，纵论天下，谈笑风生，如今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你也华发初生，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啊。”‘是呀，老了。”沙孟海也坦率地说：“布雷兄，我真有点弄不明白，抗战胜利时形势似火，不过三年，江河日下，怎么会这样?”

陈布雷又叹了―口气说：“―言难尽。二十多年前，我堂兄屺怀将我介绍给蒋先生，我开始不愿去。你是了解我的，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我是走错了路，搞政治非我所愿啊!”陈布雷很诚挚地说：“孟海，我也对不起你，把你也拉到官场来，幸亏还好，你只搞些庆吊文字，修修家谱。”沙孟海也有点动情了：“布雷兄，我正想跟你说呢，我想修谱事毕，回家卖字为生算了，内人已去了宁波，我是干不来官场这―套公务的。”这时，陈布雷已―声不响，如入梦中了。

“布雷兄，多多保重，我告辞了。”沙孟海告别陈布雷之后不久，突然听到陈布雷“心脏病突发身亡”的消息，他立刻意识到这是自绝，并非病故，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丁。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的沙文汉，是沙孟海的三弟，担心大哥被劫持去台湾，早已为大哥在上海安排了住处。1949年的旧历除夕，沙孟海在他的中央政府的宿舍里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三弟媳、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他惊喜交集，半天说不出话来。陈修良是冒着危险来与他商量他的去留问题的。沙孟海胸有成竹，不假思索地说：“留下来，我决不去台湾!”后来，根据安排，沙孟海借故回到上海，住进了沙文汉为他准备的亭子间，从此与脱离了关系，结束了他20多年的从政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沙孟海应聘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文字学。1952年担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调查组组长，领导全省的考古调查工作。1954年又兼任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但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书法，他的字气势宏伟，蕴藉沉雄，被誉为“真力弥满，吐气如虹”，无论篆隶楷草者呒比精美，尤以行书独步书坛。

由于沙孟海的书法名声赫赫，浙江省的名胜古迹无不请其挥毫，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就是他的手笔，当时署名“沙文若”。50年代，他当省长的三弟沙文汉被错划为“”，结果“沙文若”的署名也从匾上消失了。此事后来传到了总理那里，表示应当重新题名。如今的灵隐寺“大雄宝殿”这个横匾就是沙孟海重写的。在“”中，沙孟海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为了不牵涉亲友，他不得不把从20年代开始迄于“”前的几十年的日记付之―炬。对于史料研究、书法艺术来说，这―炬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沙孟海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他重新握管挥洒，八旬老翁既担任西泠印社社长，又在浙江美术学院重开书法课，带研究生，忙得像个年轻人。到了九旬高龄，他还是伏案写作，孜孜不倦。《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论书丛稿》、《沙孟海书写谱》都是他晚年的著作。这些经典之作，饮誉国内，流播海外。

医院行政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人文外交；外语人才；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1674-9324（2012）10-0113-03

一、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就“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指出今后我国“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积极扩大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和民间交流，进一步推进海外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加强同国外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智库和专家学者的交流，广交朋友，增进了解，消除误解。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社会最广泛的了解和支持。”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人文外交”是一种凸显人的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对外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人文外交是民间外交和文化外交的结合，以对外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基本形式开展。它既包含了普世性的价值理念，又有着传统中华文化的独特内涵。具体来说，人文外交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外交主体上，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潜力。例如，人文外交注重中外智库、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沟通交往，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其二，在外交方式上，强调将外交渗透到文化、体育、旅游等与普通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因而使当代中国外交方式具有更加广泛的参与性和普遍性。其三，在外交理念上，强调世界各种文化的共生并存、对等交流、求同存异。其四，在外交目的上，强调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促使“和谐世界”的构建。

总之，中国人文外交具有“国之近在于民之亲”、“民惟邦本”、“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独特的价值理念，依托多层次、多轨道、多领域的实施机制，肩负着将“和谐中国”呈现于世界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2009年7月20日，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要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致力于同世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实现共同繁荣。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外语人才肩负着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使命

人文外交的主体是中国人民，人文外交的资源寓于民众之中。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参与主体逐渐趋向多元化，中国企业、民间团体乃至网民群体与外交部门的互动急剧增加，外交的社会参与度日益增大。外语人才是中国外交多层次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支撑，实实在在地担当着外交、外贸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直接构成对外交流的窗口，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人文外交需要大批拥有相当宽广的知识面、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较强的交际能力和较好的综合素质、适应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的外语人才。因此，具有良好人文底蕴的综合性外语人才的培养迫切而关键。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和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浪潮的推动，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现有的千余所普通高校中，除了体育、艺术类院校、部分中医院校外，其它院校均设有外语专业，共讲授53种外国语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涉外性大批人才。

然而，目前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习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知识结构单一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一直被定位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被当做具有基础学科性质的专业教育，肩负的使命则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课程，培养从事教学、翻译、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外语专门高级人才”，这样的专业界定和学科分类明显将外语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单科教育模式。这种单科培养特征，使我国的外语专业本科教育多年来过多地强调了外语的基本技能训练，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安排中普遍忽略其他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内容，教学内容和教材知识结构单一，内容陈旧老化。由于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局限，外语专业的学生往往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语言知识的学习上，对人文和社科知识学习重视不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缺少文化底蕴的单向度外语人才难以适应社会要求。”

（二）实践和创新能力缺乏

外语专业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主要指能够从事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交际能力、协作能力、适应工作的能力、独立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知人处事的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等等。目前我国高校的教学和课程体系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还很不适应。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重视知识的传承，实践性教学环节欠缺，尤其不能主动利用涉外实践活动培养人才；教学过程以教师为主，课堂教学为主，教材为主，教师照本宣科地向学生灌输知识，不重视实际操作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训练；学生入学年龄、考试、评分等一切都是统一模式，不能因材施教；由于教学经费不足、相关单位不愿接受实习生等原因，实践教学活动实施难度大。各高校未能重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各种涉外交流活动，更是欠缺主动利用对外交流活动进行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开展人文外交对大批外语人才的需求。我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曾提出，外交外事人员应具备如下基本素质：一是爱国，要知道国家利益所在，并懂得时时刻刻为国家谋利益；二是要懂世界，外交就是与世界打交道，因此了解对方的文化、需求，发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三要懂中国，一名优秀的外交人员要能把发生巨变的中国对外界讲清楚；四要懂交流，交流的目的是相互沟通了解，对外国人讲中国，对中国人讲外国。他尤其强调外交人员懂得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懂得外部世界的人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不是懂几句外文就可以了，懂几句外文并不等于懂得全部世界。我在国外常驻期间，接待过来自国内的各类代表团，有官方的、有民间的、有从事商务活动的，也有进行外事访问的。我发现，我们在与外国人接触时常常不知如何交流。”

现任文化部长蔡武曾说过，“外语院校毕业的学生外语好，但专业知识不过关，要下基层锻炼才能适应，但又可能荒废外语。因此，应在学校解决。”

三、适应人文外交需要，加强外语院校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

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公民个人力量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培育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促使其掌握国际和外交知识，积极关注和热情参与中国外交事业的建设，共同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了。外语院校是培养我国外交人才的摇篮。加强对外语专业学生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借以提升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与素质，进而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人才，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大外交”、“总体外交”服务，成为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伴随着外语院校向多学科性大学的转型，外交学作为一门涉外学科，在许多外语院校先后建立起来。外交学学科的广泛建立，对于在外语院校开展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一）加强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课程学习

总理的“大外交”思想（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外交外语知识，还应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仅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为了使外语人才毕业后在各个岗位上充当人文外交的生力军，就要加强对其外交基本知识和素质的培养。李岚清同志曾经指出，外语教育“不能只靠外语，要加大内容，增加外交、外贸等方面的知识，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第一，加强外交学理论的学习。为了培养人文外交的人才，外语专业学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外交学理论知识。为此，可以增加外语类院校公共必修课，增加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内容，也可将以前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内容，改换成“外交学概论”课程内容。可适当增设当代中国外交、当代国际政治、中美关系、中法关系、苏俄研究、战后中日关系、中国与西亚非洲关系、战后中日关系、中国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美欧关系研究、联合国研究等一系列培养学生外交外事专业技能及理论知识的全校公选课程。第二，开设交流学课程。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总结到，在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通过对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观察对比，发现交流学是一门当前中国十分紧缺的学问。很多中国人不懂得交流，结果在对外交往中效果就大大地打了折扣。吴建民认为，我们的学校和家庭教育都过分重视考试成绩，而忽略了交流能力这一基本的素质，如北京一个名校的学生走丢了竟然连问路都不会。加上长期计划经济等原因，中国人的交流能力普遍落后，如果把交流当作一种生产力或者对生产力的解放，那么交流力的缺失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浪费。目前，外交学院率先在高校中开设了“交流学”课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其他外语院校借鉴。第三，加强对外礼仪等外交实务课程的教学。如开设外交谈判技巧、外交政策分析、外交外事调研、领事与侨务知识等课程，使学生了解外交工作中的具体知识。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避免因文化背景差异而带来的误解和隔阂。学习和了解世界主要国家的风俗禁忌、礼貌礼仪。第四，各高校外语院系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积极探索、敢于创新。外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可根据社会需求及个人兴趣通过双学位、辅修专业、精品课程等途径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选修经贸、管理、旅游、教育、法律等专业课程，以拓展其知识面，培养其综合能力。对于外语专业，学院课程授课内容可增加外交外事方面的知识，除了常规专业课程之外，还可以开设诸如外语政论文章选读、外交文献与外交研究、谈判与冲突处理、国际政治导读、国际经济文选等课程。

（二）加强外交实践教育

外交是一门交流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应该紧密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如果缺少实用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因而，加强对学生外交实践和创新能力的综合培养，使学生具备外交外事工作所需的“五种基本素质”（政治、专业、语言、交流、信息技术）和“五种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培养学生的外交实践能力可从以下两个环节着手：

第一，增加课堂实验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外，还可尝试增设与外交一线工作相关的模拟课。如就某一问题进行辩论，或就某一件事进行外交交涉，此外，开设外交政策演讲课、接受记者采访课等，以提高学生应答、应变、应急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还可以聘请专业人士对诸如宴会着装、桌次排列、餐桌礼仪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专门介绍示范，让学生们掌握一定的礼仪规范，以便工作后能从容应对各种交际场合，达成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目的。第二，增加课外实践活动。各外语院校要创造条件多举办模拟联合国、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模拟外交谈判、模拟新闻发言人等一系列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将学生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此外，学校还应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加诸如国际会议的翻译服务工作以及一系列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外语实际应用能力。还应加强校外联系，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将学生的课堂学习，和有关的企业外贸、行政事业单位结合，建立有效的外事实习生制度，为未来的外交外事活动积累经验和人才。动员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寒暑假社会实践，使学生贴近社会，接近实际，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视野和思路。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教师是关键。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就有如空中楼阁。因此，各高校需要建立一支外语能力过硬，专业知识扎实，人文素养深厚，复合型外语人才为主的教师梯队。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外交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依托的专门从事外交培养的教学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很多外语院校的师资队伍自身外交外事理论知识储备不足，更缺乏外交实践经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

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包括加强他们与外交一线工作者的交流。二是高校要为教师建立激励机制，提供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机会，挂职参加外交实践，借以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大教师海外研修的力度，优化知识结构，并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增加教师对外交流交际工作的能力。三是高校应积极引进具有外交外事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做专职或兼职教师，以加快外交外事人才培养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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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行政论文范文第9篇

1940年春，宋庆龄第一次到重庆。

这次她是应小妹宋美龄之邀，与大姐宋霭龄自香港飞抵山城重庆的。重庆因她出人预料的到来而轰动，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予以她高规格的接待和热忱欢迎。自此以后，宋氏三姊妹频繁联袂亮相，不仅成为战时首都重庆的一道亮丽风景，更成为中国团结抗战的一种政治象征。在3月31日至5月9日的40余天里，宋庆龄住在上清寺范庄孔祥熙和宋霭龄家。

宋庆龄赴重庆之时，正值日本以实施所谓“桐工作”加紧分化诱庆国民政府之际。3月29日，在日本的一手操纵下，在南京拼凑出刺刀下的“国民政府”，自任“行政院院长、政府主席”，且公然宣称对在重庆的林森“虚席以待”。与之呼应，日本一方面利用电台、报纸拼命宣传中国即将内战、分裂的谣言;一方面又于5月发动宜昌会战，并派飞机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企图以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的方式来动摇和摧毁中国抗战军民的意志，达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入伙”的目的。

为回应日本和汪伪集团的政治阴谋，宋庆龄在“登基”两天后，欣然接受宋美龄之邀赴渝，决心用“造成一个真实的家庭团圆”的方式，来公开表示宋氏姐妹捐弃前嫌、团结抗战，以激励国民共同奋斗。抵达重庆后，宋庆龄即在中央党部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发表讲话，重申国父遗教，痛斥汪逆“不知羞耻，投靠敌人，妄组伪府”的汉奸行径，激励国民“吾人首当坚定信念，然后能精诚团结，共救危亡”。

自1927年后的十年时间里，由于彼此政治立场不同，宋庆龄一直游离于政权核心和家族圈子之外，宋氏三姊妹私下鲜有接触，更少公共场合的活动。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宋氏三姊妹都感到有抛弃分歧、团结御辱的历史责任，姊妹关系在共赴国难的大目标下得以逐步缓和，重拾久违的骨肉亲情。为此，宋庆龄曾不无自豪地告诉美国老友阿莉：“我们全家都在为抗战而工作。”因此，此次宋氏三姊妹的和解之举，不仅受到广大国民的欢迎，也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纷纷赞誉“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无论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

抵达重庆后的宋庆龄多是与宋霭龄、宋美龄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她们一道携手到市郊巡视被日机轰炸的残迹、防空设施，视察工厂、学校、医院、保育院，慰问伤病员和难童，送去她们的关爱与问候……三姊妹所到之处，人们都深受鼓舞，倍受激励。4月18日上午7时，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宋庆龄与宋蔼龄、宋美龄共同走进播音室，通过美国NBC电台向全美民众发表演讲，以饱含激情的语言表达中国抗战必胜的坚定决心，向国际社会发出最强有力的援助呼吁。

出于政治和宣传上的需要，对宋庆龄在重庆的活动予以高度重视。3月21日，中常会便决定尊称孙中山为国父，以至宋庆龄此行得到了“国母”级厚遇。此间，宋庆龄除参观考察外，还经常出席各界大大小小欢迎会和宴会。每次重要活动三姊妹多是一同参加，也会尽量莅临并讲话。在一次重要的茶会上，居然“极其严肃地站在孙夫人下面的一个座位上”，“没有言语，没有动作”地达十几分钟之久，足见蒋在公开场合对宋庆龄的尊重与恭敬。王安娜曾这样描述宋庆龄在重庆的活动：“她的两个姊妹孔夫人和蒋夫人，竭尽全力夸示宋家难得的大和解。她们接待客人，进行参观，举行晚宴招待外国的外交官。姊妹三人在一起的罕见场面以及那些轰动社会的场面――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拼命照个不停。”

在重庆期间，一向不习惯“在公众之前出头露面”的宋庆龄，一反常态地“克服羞怯”，站在人前甘愿充当“展品”。宋庆龄以此向外界表明，尽管已卖国投敌，但宋氏三姊妹及仍能团结一致，且有带领国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当然，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宋庆龄也保持着警惕，以防止“试图把她留在重庆并用恭维谄媚的方法使她不再说话”。正因为此，身在重庆的宋庆龄并没有忘记对她来说“更有益的工作”。4月15日，她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主席身份，联合保盟会长宋子文联名发表了《致国外朋友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战事，谴责日军暴行，援助中国抗战。

40余天的时光一晃而过。5月9日晚，宋庆龄与大姐宋霭龄一同离开重庆飞往香港。20日，她在香港发表《渝行观感――自返港后对中外记者的谈话》，深深感佩重庆及大后方“最大多数之人民，对抗战信念甚为坚定”，严正指出“日寇汪逆宣传国内分裂在即，只能说是他们的梦想”！

至此，在日汪合谋破坏中国团结抗战背景下的宋庆龄重庆之行，最终以宋氏三姊妹为民族大义弃嫌和解的亲密亮相，以及各党派、各阶层展现的抗战团结意志而画上完美句号。 “一楼之中的自由”――迁居渝都

1941年12月10日，宋庆龄第二次到重庆。

此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香港却即将沦陷。宋庆龄的这次离港当属迫不得已。此前她与多数港人一样，相信日本与英国的谈判会有一个好结果，战争距离香港还很遥远，她甚至判断“未来几个月日本人肯定不会来袭，再早也要到中国农历新年以后”。然而，人们的美好幻想却被“一波又一波的敌机”投下的致命炸弹击得粉碎。

九龙被轰炸当天，宋庆龄明知自己已上日本人的黑名单，处境极为危险，却处变不惊，她在接到保盟工作人员贝特兰费尽周折打来的电话后，即向其口述了一份声明，并于次日在香港英文版的《南华早报》上发表。在此声明中，宋庆龄满怀愤怒地控诉了日军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相互援助，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战斗，直到夺取全面胜利。离港前她还表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来到重庆后，宋庆龄再次住进了大姐宋霭龄在上清寺范庄的寓所。12月14日，刚到重庆四天的宋庆龄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应邀出席了“陪都各届反侵略互援大会”，且向媒体表达了她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迅即“向日、德、意侵略国正式宣战，甚感欣慰”的心情。

皖南事变后，宋庆龄迅即联合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人致函、致电及中央，强烈谴责其背信弃义的行径，要求撤销剿共部署，保障各种抗日党派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她又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连续发表文章，以大量篇幅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严厉斥责等消极抗战、积极的各种行为，要求其“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并同时报道了中共提出的12条解决办法。宋庆龄此举极好地配合了中共在政治上的反击，使顽固派在国际国内陷入被动境地。

但此举无疑得罪了，之后宋子文也迫于压力提出辞去保盟会长一职，这让宋庆龄与保盟一度极为被动，进而导致她与兄弟姐妹间分歧的扩大。虽然，在生活方面他们仍互相关心帮助，但在政治上却渐行渐远。因而，此次来重庆住在大姐家的宋庆龄渐渐地感受到出入不方便，通讯不自由，工作无人手，且消息被封锁，行动受监视，这些反常情形使她的日常工作生活与思想情绪受到极大的干扰和影响。无奈之下，她有了另寻一处新址单独居住的打算。宋庆龄的困境引起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在发给和中央《关于对高潮的估计》的电文中曾提道：“孙夫人住孔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屋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每群众集会，故意推夫人为主席团，但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

1942年3月中下旬，通过兄弟宋子文的努力，为宋庆龄争取到外交部租用的一处新建楼房（即两路口新村三号）。待稍加整理后她旋即搬了进去，使之总算有了“一楼之中的自由”。此后，这处环境优雅的西洋式庭院便以“宋庆龄公馆”的面目见诸世人，它不仅成为宋庆龄的日常生活、会客接待之所在，也成为保卫中国同盟中央的实际办公地。

她在重庆的四年里，来自当局的冷遇、刁难和监视一直不曾停歇过。她的日常活动无时无刻不在别人的监视下，一举一动都被列入《情报辑要》送至过目。1944年2月14日，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曾这样描述：“美国一些救济团体邀请孙夫人访美，不予批准。”“我不能不得出这种印象：孙夫人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她比以前更像一个囚犯。”美国史学家费正清在其回忆中也曾记述，当年宋庆龄受到诸多限制，“甚至她想离开重庆到中国别处去换换空气也不行，更不用说到国外去了”。

但是，这一切没有吓倒宋庆龄，反而更加激发起她“雄狮”般的斗志。对此，谢伟思曾感叹“我应约拜访的孙夫人，同我前四五次碰到她时的情况相比，她是更加直言不讳，而且显然是近乎怒不可遏了”。面对十分艰难、复杂和险恶的环境，宋庆龄敏锐洞悉和抓住各种机会，巧妙营造与运用各种条件，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多方面工作，竭力突破的种种刁难和限制，从而为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争取抗战救援尽最大努力

为民族抗战奔走呼号，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社会的道义声援以及资金物资援助，是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的主要使命。为此，在重庆期间，她充分利用个人的特殊地位及影响，调动一切可借助的资源，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将中国抗战的艰难和民众的苦难，通过多种途径真实地告诉国际社会，以争取国际友人与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与援助，尽可能为坚持抗战提供物资保障。

保盟自皖南事变后，遇到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困难。一是作为会长的宋子文迫于的压力而退出;二是日军占领香港使人员失散、物资损失等;三是宋庆龄到重庆后，因对保盟政治倾向的不满而设置种种障碍，由此使其活动一度难以开展。为帮助宋庆龄走出困境，1942年5月，指示廖梦醒从澳门迅速来到重庆，协助宋庆龄进行保盟重建和活动恢复工作，且充当中共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人。保盟的恢复工作困难重重：没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员只得挤在两路口新村三号;工作时常受到干扰，邮件收发不畅，出版物无处承印，募捐款项接送受阻。但是，有了和南方局的大力相助，至8月中旬，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建立起来。

一批批国内国际各类精英聚集于保盟及其周围。国内有孙科、何香凝、冯玉祥、贺耀祖和夫人以及茅盾等官方高层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国外有史沫特莱、爱泼斯坦、马海德、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王安娜等一大批最真诚的朋友;还有美国总统罗斯福母亲安娜・罗斯福和夫人埃利诺・罗斯福，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思，女作家赛珍珠，著名歌唱家、黑人领袖保罗・罗伯逊，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法国的著名作家托玛斯・曼等一大批既同情中国抗战又富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士。而当年各国驻华的高级军政官员，譬如美国大使、英国大使、苏联大使、加拿大大使、澳大利亚大使以及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等，都成为保盟事业的积极参与者。

抗战时期，保盟争取国际救助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宋庆龄崇高威望的感召下，经过保盟对中国抗战及国际意义的广泛宣传和艰苦细致的工作，美国援华会，美国援华联合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伦敦医药援华会，旧金山援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美、英、法、印等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以及各种形式的援华组织或团体纷纷建立起来。同时，在保盟的联系下，一批批来自加拿大、印度、美国等国的援华医疗队以及白求恩、柯棣华、爱德华等优秀医务人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分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中国抗战将士救死扶伤。

抗战时期，宋庆龄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支持的另一重要平台，是1939年春，她与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陈翰笙等人在香港成立的工业合作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

工合一成立，宋庆龄即把“促进工合运动的发展，更有效地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将国外的援助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作为目标。在宋庆龄崇高声誉的感召下，此活动很快得到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广泛响应。正如路易・艾黎所说：“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由此美、英、加、澳、新等国纷纷成立工合运动推进委员会，迅速开展了资金、物资等募集活动，且通过不同途径及时将募集到的资金、物资输送到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处于困境中的民众、军队解了燃眉之急，为其生产自救和坚持抗战发挥了后援保障作用，曾被誉为“经济国防线”。1939年10月10日，叶挺曾专门致信宋庆龄，感谢工合对物资极度贫乏的新四军雪中送炭，赞誉工合的帮助是重要的，“难民参加了生产，得到了救济”，“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

对于保盟和工合的援助对象，宋庆龄始终坚持应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重点的态度。在重庆的四年中，她不时以发表对外演说及政论文章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全面系统地宣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赞誉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游击战争;她多次会见香港总督以及国外富商巨贾，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战形势，请求他们为中国抗战和人类正义伸出援手;她经常写信给各类援华团体等，用真诚与博爱呼唤正义，以争取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参与援助中国抗战的行列。

正是在具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的强有力的领导下，保盟、工合等机构的募捐、慈善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大量、多种形式的国际援助才能从五湖四海汇集而来，成为中华民族持久抗战的重要物质与精神支撑之一。它们对于抗战中国的支持之大，就是一贯谦逊的宋庆龄也不无自豪地宣称，这种支持“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在此过程中，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既是持续的也是相当庞大的。

这些资助除有指定对象外，绝大部分都在宋庆龄的巧妙安排下被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地帮助了中共的敌后抗战事业。宋庆龄甚至还通过史迪威用美军飞机给延安送去了大型X光机，这是当时敌后根据地第一台且仅有的一台X光机;她还通过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将成吨药品和器材等救济物资运送到边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至1948年，由保盟支持下在抗日根据地创办的国际和平医院，就形成了由8个中心医院，42个分院，一万多床位，几十个巡回医疗队组成的巨大医疗网，为拥有1.4亿人口的军民提供了医疗服务。1946年，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在写给宋庆龄的信中，就曾对其抗战以来为敌后根据地的援助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在重庆期间，对国内受灾地区和特殊人群的救济，也是宋庆龄和保盟等关注的重点。当时，她与各国驻华大使和国内知名人士一道，发起组织过各类规模的赈灾救济义赛、义演、义卖活动，譬如：赈济河南灾区的国际足球义赛，援助湖南灾区的书画义卖，中、美、英、苏音乐家救助贫困作家的同台义演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既募集到可观款项，且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在争取国际援助过程中，宋庆龄始终坚持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理念，强调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与国际社会休戚相关的关系。她一再向海外友人昭示：中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对黑暗的伟大斗争发展为公开战争的战场之一”，“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前卫”。为此，她反对把任何国际援助当作对中国人民的“恩赐”，“或用来作为政治影响的武器”，而是把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纳入应尽的国际义务的范畴，从而突破了救济工作传统的不平等的施舍含义，赋予了救济工作全新的重要的时代内涵和国际政治意义。正如她在1943年9月18日《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里所指出的：“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还是五年前说的话。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胜利。只有这样办，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自己。” 高扬抗战民主的旗帜

第二次到重庆后，身处沉闷压抑政治环境中的宋庆龄，真切地感到实现民主对于坚持抗战的必要性。在参加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的欢迎茶会上，她发表到重庆后的第一篇讲话，矛头直指的独裁制度。她针对发动第二次高潮后中国团结抗战局面出现的严重政治危机，发出了要求实行政治民主，结束的强烈呼喊。她指出：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各党派才能团结起来，共同一致对外。她还痛斥“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而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宋庆龄的这篇讲话切中时弊，锋芒直指和顽固派，表明她决不与专制独裁者妥协，决不与消极抗战、积极者合流的政治立场。宋庆龄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敢做敢为的不妥协态度，不仅很好地配合了中共发起的政治攻势，也给予了皖南事变后重庆及国统区沉寂一时的民主运动以有力的支持。

1942年春夏之交，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迫于美苏的压力开始寻求国共关系的缓和，两党之间的政治谈判再度开启。即便如此，宋庆龄对于坚持的独裁政策依然保持警惕和批评态度。7月，她撰写发表了《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再次猛烈抨击对民主力量的压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过去两年中，尤其是在最近数月中，我们统一战线的情况已经大大地恶化了。……那些在抗战开始以后消声敛迹的反动分子现在又能够抬起头，大肆活动来取消人民在四年战斗中所赢得的民主果实。”以此来告诫各阶层民众不能放松对抗战的坚持和对民主的争取。

1943年3月，当反法西斯同盟在欧洲、北非及太平洋战场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推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宣扬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谬论，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国民革命不变之最高原则”、“民族复兴唯一正确之路线”，企图以理论化的方式宣扬其独裁政治，为其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发动新的高潮做舆论准备。宋庆龄与中共等进步力量一道对其进行了即时回应和反击，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锋相对地指出：“应该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同等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给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

然而，国际风云变幻莫测。5月，当共产国际仓促解散的消息传来，准备借机派胡宗南的精锐之师闪击延安，以给中共中央致死一击。在中国抗战前途命运再次处于危机关头、内战一触即发之际，宋庆龄坚定地站在中共和人民的一边。9月18日，为让海外人士更加了解民主团结对于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她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明确指出：“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没有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民主，而这种积极性是建筑在对于大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这一基础上的。”

1944年2月8日，正值大后方群众性民主运动刚刚兴起之时，宋庆龄在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了《致美国工人们》一文。该文对“正在为战争而生产”的美国工人表示敬意的同时，向美国工人简要阐述了中国抗战与美国人民的关系，她写道：几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亚洲的伟大屏障，阻止了日本法西斯统治这个占世界人口半数的地方。今天，盟国的力量与中国自己的力量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击日本。中国战斗得越有力，对日战争就越会缩短，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越会减少。所以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休戚攸关”。之后，她话题一转，针对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及中国抗战面临的现实危机深刻指出：“凡是民主制度最强大的地方，凡是发挥了人民积极性的地方，凡是人民战争最不受掣肘的地方，中国的抗战在那里也就最伟大和最有力量。相反地，当反动势力公开投降，或者压制人民和人民的积极性，惧怕并破坏民主运动而给敌人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中国的抗战就摇摇欲坠，节节失利。”而现实是“中国的反动派和法西斯”还很嚣张，“有些人仍然把个人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为此，她希望美国工人关心中国民主进程，“要公开发表申明反对中国发生内战”，因为中国反动势力正在准备发动内战，“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些部分就是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她强烈呼吁：“美国工人要表示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关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求把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

《致美国工人们》可说是一篇战斗的檄文。这篇矛头直指独裁统治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的注意，更是十分恼怒，接二连三派出要员对宋庆龄大加责难，甚至一度传言要对其施以软禁。

事态的扩大难免引起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紧张。宋美龄曾气愤地给宋子文打电话，要他警告戴笠：“不准在阿姊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决不答应的。”孔祥熙也曾不无担忧地诘问宋庆龄：“如果你继续乱说一通，他们把你关起来怎么办？”宋庆龄淡然道：“我欢迎！”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佩服地感叹道：“除孙夫人外，没有任何中国人敢于公开揭露高压政策，即使含蓄地讲也不敢。”

尽管面临种种威胁，宋庆龄仍于3月12日，再次对美发表了题为《孙中山与中国民主》的广播演说，进一步直言其追求中国民主进步的政治主张，深刻指出“国际民主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同时每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一个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与自由表达意志的基础上的政府”。

1944年4月至12月初，随着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加之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国统区群众性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在此有利形势下，宋庆龄在重庆活动的条件有所好转，参加群众性的活动逐步多了起来。此间，她不仅与友人一起出席苏联大使馆、中苏文协的一些纪念日和庆祝活动，表达对苏联及其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还参加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以及一些已故爱国人士的纪念活动。特别是1944年9月，宋庆龄领衔举办和出席了老友邹韬奋先生的追悼会。当时，宋庆龄把筹备出席韬奋先生追悼会视为推动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举措，正如沈钧儒所云：我们哀悼韬奋先生就是“要为实现民主而奋斗”。

在重庆期间，宋庆龄为争取中国民主进步所做的一切，并不是想把民主作为工具与手段，而是始终将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基本思想的人民民主政治的实现作为其毕生的理想去追求，她当时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倍加赞赏，就是因为看到了真正的民主在那里的成功实践。而她的至高理想和宏大目标，则是抗战胜利真正实现建立起一个拥有人民民主制度的新中国。正如她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的“这种靠人民一致努力所赢得的胜利，将不允许任何不民主的制度存在下去”。而对美发表的《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广播讲话，正是她一生奋力跋涉于民主途中，甘于奉献、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的光辉写照。

宋庆龄在重庆的这四个春秋，是她光辉奋斗的一生中极为困难的时期，同时也是最能表达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民民主思想的时期。她高举民主、团结、抗战的旗帜，直接打击了顽固派专制独裁、反人民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维护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为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引向人民民主的全面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编辑 王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