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预期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 [1]。对老年群体进行研究已非常必要，其中主观幸福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国外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水平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2]。因此，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至今已步入成熟的阶段，研究成果突飞猛进，这些成果为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且将有助于认识和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1.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定义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其中心旨意基本相同。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某个阶段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它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 [3]。

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情感成分又可分为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 [4]，从而我们得到衡量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1）认知评价：即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2）正性情感：包括诸如愉快、高兴、精神饱满、觉得生活有意义等情感体验；（3）负性情感：包括忧虑、抑郁、孤独、厌烦、难受等情感体验 [5]。

主观幸福感有以下三个特点：（1）主观性：指主观幸福感是根据个体的生活体验界定的，无法借助外部的标准来框定参照框架；（2）整体性：主观幸福感是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一种综合评价，包括上述三个维度 [6]；（3）稳定型：只有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的长时心境才能反映个体对生活是否感到满意的程度。

2.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按照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来源，将这些因素概括为四大类：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个体因素和其他因素。

2.1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中有多个因素被证实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有文化差异、社会支持等。

2.1.1 文化差异的影响

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会将所在社会特有的文化特征内化为自身观念，从而影响其评价和判断，主观幸福感也会因不同文化背景而产生差异 [6]。我国学者邹琼指出，主观幸福感的实现既有文化共性又有文化特殊性，国家之间的平均主观幸福感存在稳定差异 [7]。雷秀雅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自我肯定意识比日本老年人积极，她认为虽然日本老年人在物质生活上要优越与中国老年人，但在精神生活上中国老年人所享受的社会及家庭的尊重是日本老年人所不能及的，这可以说是中国老年人幸福的根基 [8]。

2.1.2 社会支持的影响

社会支持是指一个人通过社会互动关系所获得的，能够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支持与帮助 [9]。郑宏志等人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各指标与社会支持各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且社会支持各维度中除了主观支持外，均对主观幸福感各指标有显著预测作用 [10]，这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吴捷发现，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社交孤独和情绪孤独体验越少，主观幸福度越高 [11]。以上研究均证实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支持越多，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高。

2.2 家庭因素

我国学者对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家庭因素中的几个子因素进行过研究，其中包括亲子支持、婚姻状况、养老方式等。

2.2.1 亲子支持的影响

罗扬眉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亲子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2]。王大华等人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亲子支持通过影响老年人的自尊感、恩情感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12]。养老方式作为亲子支持的一个方面，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李德明等人的研究里，不同的养老方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不同，住养老院和家人同住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显著高于独居老年人 [13]。以上研究均表明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老年人若得到成年子女的支持将有助于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2.2.2 婚姻状况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婚姻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显著 [2]。郑宏志等人的研究表明婚姻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有配偶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好于无配偶的老年人 [10]。这些结论与梅锦荣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梅锦荣等人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社会强调家庭取向，尤其在退休后个体的活动中心由社会转向家庭，所以婚姻生活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婚姻生活是否幸福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高低 [14]。由此可见，婚姻状况是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中的重要成分，婚姻状况良好的老年人生活质量高，主观幸福感也高。

2.3 个体因素

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所影响的个体因素主要有人格特质、健康状况、控制感等。

2.3.1 人格特质的影响

个体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格因素。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尽管外在客观事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但是外在因素往往是通过内在主观因素而起作用的。Costa和McCrae总结了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不同的人格特质会导致不同的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及生活满意度 [15]。他们假设外向和神经质是影响幸福感的两个维度，其他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假设。有许多研究 [15]都证实了一个结论：外向（E）与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有关，因而能提高幸福感水平；神经质（N）则与消极情感稳定的相关，从而降低幸福感水平。因此，老年人应该注意培养自己有利于幸福生活的人格特质，从而促进和提高自身的幸福感水平。

2.3.2 健康状况的影响

唐丹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同时健康状况还通过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16]。国外的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均证实了在老年人生活状况诸因素中，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最为密

切 [16]。由此看来，健康状况这一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容忽视。人到老年往往会受到许多慢性疾病的侵袭进而会给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老年人应注意增强抗御疾病的信心，同时提高自己抵御疾病的能力，这样才有助于老年人保持较高的幸福感。

2.3.3 控制感的影响

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是指主体知觉到的自己能有意识的产生预期的结果、预防不好结果的程度。王大华、申继亮的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感各维度（人际环境控制感；物理环境控制感；假想环境控制感）与主观幸福感的正性情绪维度存在显著正相

关 [17]。沈烈荣、刘华山的研究也表明人际控制感同正性情绪有关 [18]。各研究结果证实，人际控制水平越高，则显示个体生活满意度越高，体验的正性情绪越多，相应的总体幸福感水平越高。

2.4 其他因素

包括文化程度、经济水平等都会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2.4.1 文化程度的影响

在文化程度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出现不一致结论。陈芬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对生活充满信心，自觉幸福感较高 [19]。而在吴吉惠的研究中显示，文化程度高，主观幸福感反而低 [20]。我们认为，总体来说，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高，因为受过教育的老年人思想较开明，对自身认识较充分，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能力，这可能有利于维持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2.4.2 经济水平的影响

经济状况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较大，经济富裕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经济困难老年人的11.5倍 [13]。而在吴吉惠的调查分析中，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经济收入相对较高的老年人 [20]。国外也有研究表明，经济收入仅在人们非常贫穷时对其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经济的影响就很小了 [21]。这些研究说明了经济收入的高低和主观幸福感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

3.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1980年以来，我国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和改进。

3.1 关于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界定

由于主观幸福感纯属于主观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幸福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目前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限于能“表达的幸福感”，用量表评定时更是如此。所以如何更准确的界定主观幸福感仍需要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以便能很好的促进其测评研究。

3.2 关于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在研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时，这些变量的概念、测量工具并不一致，以致出现一些相互矛盾的结果。另外，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很多，但目前对于有些因素的研究并没有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且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也较欠缺，对于各因素的影响力及有些因素是否还可以再分也未有相关研究。因此，在主观幸福感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建构解释模型，从而更加深入了解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仍是一个有待努力的方向。

3.3 有关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干预研究

目前，有关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虽已起步，但是有关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干预研究尚未展开，如何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无疑对老年人生活有这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这也是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亟待展开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陈可冀. 老龄化中国：问题与对策[M]. 北京：中国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

[2]罗扬眉，胡华，朱志红等. 湖南省老年人亲子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16（2）：173-175.

[3]王燕. 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J].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7（2）：9-12.

[4]苗元江. 幸福感：研究取向与未来趋势[J]. 社会科学，2002（2）：51-56.

[5]高晶.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SWB）综述[J]. 社会心理科学，2005，20（2）：19-37.

[6]李志，谢朝晖.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综述[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4）：83-88.

[7]邹琼.主观幸福感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5，28（3）：632-633.

[8]雷秀雅. 关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对中国及日本老年人幸福观的调查分析. 社会科学研究，2004，6：105-109.

[9]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y Bulletin， 1984， 95（3）：542-575.

[10]郑志宏，陈功香. 314名城市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德相关性研究[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4（9）：820-821.

[11]吴捷. 老年人社会支持、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 心理科学，2008，31（4）：984-986.

[12]王大华，佟雁，周丽清，申继亮.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J]. 心理学报，2004，36（1）：78-72.

[13]李德明，陈天勇，吴振云. 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22（7）：543-549.

[14]梅锦荣.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性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2）：53-55.

[15]Costa PT， McCrac RR. Influence of Extravers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Happy and unhappy peopl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eychology， 1980， 38（4）：668-678.

[16]唐丹，邹君，申继亮，张凌.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3）：160-162.

[17]王大华，申继亮. 老年人的日常环境控制感特点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 中国老年学杂志，25（10）：1145-1147.

[18]沈烈荣，刘华山.人际控制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增龄变化[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07，27（11）：2215-2217.

[19]陈芬，张庆豪.老年大学学员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5，13（2）：153-154.

[20]吴吉惠. 老年公寓60岁以上老年人幸福感与应对方式调查分析[J]. 社会心理科学， 2007，22（2）：194-199.

[21]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J] .心理学动态，1996（1）：35-36.

致 谢

首先，我要感谢指导我论文写作的曾荣侠老师，她不仅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很多帮助，而且耐心的帮我理顺思路，对论文进行修改，没有曾老师的帮助，这篇论文不会完成的这么顺利。

其次，要感谢给我讲授《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的许莹老师，是许老师教我查阅文献，以及论文写作的整个流程。最后要感谢给我讲授《发展心理学》的荆建华老师，是荆老师启发我早早关注老年人心理，并尝试写作。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室友、同学和朋友们，在这充实的大学四年生活中，他们与我共同成长，并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英语和文字编辑方面的帮助。

同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参阅、引用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在这里向有关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是初次写作，水平有限，还请对此感兴趣的学者不惜赐教。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2篇

记得在我读管理学研究生课程的时候，我的导师是劳伦教授，他的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的教诲则令我终身难忘，并让我获益匪浅。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第一次上劳伦教授的课时的情景。

那天，劳伦教授衣冠楚楚地站在讲台前，缓缓地踱着步子，左手拿着一支铅笔，说话的时候边说边用铅笔在右手上有节奏地轻敲着。“俗话说，‘商场如战场’，而作为经营管理者，有的就像是战场上的将军，而有的就像是海军上将，有的就像是陆军上尉，还有的则像是陆军中尉。但是，我的管理课只是为那些想做将军的人而开设的!记住，只为那些愿意深入思考，做事果断，并且能够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人而开设的。”说到这里，劳伦教授顿了一下，犀利而又敏锐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全班。此刻，班上所有同学的表情都非常严肃，全都默不作声地在聆听着。接着，这位三星中将满怀着教学的热忱详细为我们讲解了在领导能力这个战场上侵略性和决断力对于一名领导者的必要性。“领导能力并不是人人都具备的，而那些真正最杰出、最坚强、最坚决的将军将会从我的这个班级里毕业，并且将会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他充满信心地说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上劳伦教授的课不仅非常刺激，而且还极具挑战性，尤其是当你想从他那儿获得高分的话，这种感觉就愈发强烈。尽管我的研究生主要课程的平均得分是4分，但是，我仍旧希望这门功课能够等到一个“A”。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这门课的平均得分一直都没超过“B”。在距离这门功课结束的时间只剩下两个星期的时候，劳伦教授给我们布置了最后一篇论文。而这篇论文的成绩将占到我们所有课程平均成绩的50％。

因为我已经决定这篇论文一定要获得一个“A”，所以，两个星期以采，我几乎将我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论文的写作中去了。两个星期之后，我终于写完了论文，并且确信我的论文一定是非常完美的。于是，我满怀自信地将我的这篇具有博士水平而且完全可能获得好评的论文交给了劳伦教授。我深信它一定会给劳伦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就像它留给我的一样。

这门课程的最后一堂课到了，劳伦教授已经给每位同学的论文都评好了分。他捧着那一摞论文，沿着教室里的过道来来回回地穿梭着，将论文发到同学们的手中。我是最后一个拿到论文的。不知为什么，在他将论文发给我的时候，并没有像发给其他同学的那样，将论文放在我面前的课桌上，而是笨手笨脚地将它从后面塞到了我的胳膊底下，就像想把它藏起来一样。然后，他快步走到教室的前边，接着便宣布下课了。

当我从胳膊底下抽出论文，打开一看，顿时惊呆了。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劳伦教授在发给我论文的时候举止那么古怪的原因了。只见，在我的论文上，他没有给我下任何评语，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只是在论文封面的右上角处用红笔写着一个大写的“c”。“哦，上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看着那个醒目的“C”，我感到非常迷惑，也感到非常窘迫，于是，我默默地收拾好东西，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教室。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那个红色的“C”字仍旧不停地在我的眼前闪现，顿时，那种失败的感觉、那种丧气的念头以及那种对不公平的愤怒犹如潮水一样一起涌进我的脑海，令我久久无法平静。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

终于，我再也无法忍受那个红色的大写字母“C”给我带来的折磨了。于是，我来到了劳伦教授那里，决定要和他理论理论。

其时，劳伦教授正全神贯注地埋头于一堆文书之中。见到我的到来，他放下手中的钢笔，抬起头来注视着我。“对于你的到来，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温和地说，而他说话的声音则与他上课时的那种军人腔调有着天壤之别。“事实上，我早就已经料到你会来找我的。我猜你来是要问我为什么给你的论文打那个分数，并且还要对我说我那样做很不公平，对不对?”

“是的，教授，的确如此。”我坦然地答道。

“那好，请听我给你解释一下，”他说，“如果你认为我给你的成绩有失公允的话，那么，我完全可以如你所愿给你一个高分。不过，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所做的事情能够使你在以后晋升的时候更好地应对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你在以后必然会遇到的。”说到这儿，他顿了顿，似乎是在等待着我的回答。见我木然地沉默不语，他又补充说：“当然，我这样说，你可以认为是我在给自己脸上贴金。但是，你是一名将军。如果你渴望成为一名将军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像将军一样立身行事。”

“劳伦教授，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的论文在这个班里是非常优秀的，”我争辩道，“可以说我是不折不扣地、完完全全地按照您的要求来做的。难道还有其他什么地方我没有做到吗?”

“船儿停泊在海港里，固然非常安全，但是，船儿不是用来停在那里不用的，”他含蓄地答道，“所以，我想请问，对于在论文的选题上，我对你们提出的那些要求，你全都认同吗?”

“呃，不是。”我答道。

“那好，请你给我说说你的看法。”他用一种慈祥的口气命令道。

“好的，”我一边应承道，一边心想，“和他的意见不一致是不是不合礼节?”但是，我的嘴上却说：“我认为您关于威廉・詹姆士【注1】那一部分的论文选题带有一些局限性。”

“哦?你说给我听听。”他的目光直直地凝视着我，激励着我坦言相告。

“好。关于威廉・詹姆士，您要我们论述的只是他的能力学说，并没有涉及到他的动机学说。而威廉・詹姆士的机能心理学理论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揭示了作为一个领导者，其最大的能力就是动机，就是为他的员工们提供动机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员工们只发挥了他们能力的大约30％，如果能够有效地给予激励，那么他们将会有接近85％的能力被发挥出来。所以，如果领导者忽略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那么员工的表现就会很糟糕，就像他们的能力的确很差一样。”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是否可以对论文的选题进行修改呢?”劳伦教授问道。但是，还没等我回答，他就又接着问道，“那第二个论文选题呢，你有什么见解？”

“我认为关于泰勒的那个‘时间与动机的研究’的论文选题，一点研究的价值都没有。”

“哦?那你认为谁的学说有价值呢?”他问道。

“梅奥和效率专家们曾经到西方电气公司在市场行为研究领域里进行过调查，那是动机研究史上最令人兴奋和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我解释说，“尤为重要的是因为它促使了人际关系学的产生。不仅如此，梅奥的发现还为麦格雷戈、赫兹伯格、赫西以及布兰查德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听完我的长篇大论，劳伦教授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他和蔼地问我道：“既然你有不同的看法，那你为什么当时不来找我呢?”

“因为您曾经说过，您的这门课程是为那些愿意深入思考、做事果断，并且能够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人而开设的，”我为自己辩护道，“因此，我认为您并不打算

听取不同意见。”

“所以你就没来。”他推测道。然后，他又问我道：“难道你真的认为仅仅因为看见一座山你就得翻过去吗?难道‘正是因为那座山在那里’就成了你去勇攀高峰、冒险一试的最好、最充分的理由吗?”说到这儿，他顿了顿，犀利的目光直直地注视着我。片刻之后，他又接着说，“你不必仅仅因为这座山挡着你的路就非得翻过去。”他的言辞意味深长，并且中间夹杂着慎重的沉默，似乎是在暗示我要好好地领会他的话语。“如果你想要攀登的是另外一座山呢?比如，如果你想要攀登的那座山不是称为将军，而只是称为中尉或者是王后，那么结果又将会是怎样的呢?而且，你真的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去怀疑那些权威们的理论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希望你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能够拥有自己的声音，然后，你要去审视它们，完善它们，并且还要勇于表达它们。”他凝视着我的眼睛，继续说道，“我之所以给了你一个较低的分数，是希望能够向你传递一个信息，也就是说，我希望你能够正视这件事，否则，你将只能是一名士兵，就像你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始终充满着勇气，并且下定决心去设法完成你的论文最终却只能获得一个‘C’一样。我希望你一定要记住：作为一名领导者，不仅要善于行动，更要善于思考。当你面临着不得不考虑放弃底线、不计代价而去实现目标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为了眼前的成果放弃长远的目标吗?或者借着利害或方便的名义牺牲真理?你是选择勇敢地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呢，还是选择沉默呢?”

为了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他这番话的含义，增强对我的冲击力，说到这儿，劳伦教授停了下来，默默地注视着我。片刻之后，他又接着说道：“如果我教的学生只是在为了通过考试而学习的话，那么他根本就没有完全领会我‘攀登高山’的真正含义，那他也绝不会拥有自己的声音。那也就意味着我训练将军的计划失败了。”说到这儿，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你能到这儿来，我真的很高兴。因为，你的到来说明我对你实施的‘训练将军’的计划是正确的。”说完，劳伦教授打开了抽屉，取出一封打印好的信件，并填上日期，然后递给了我。这是一封寄往学校教务处的私人信件，在信中，劳伦教授请求教务处将我的论文成绩由“C”改为“A”。

就像父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会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子孙一样，劳伦教授的所言所行也一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以及他学生的学生。我的教授是一位坚定而且可以信赖的领导者，他教我懂得了在我们攀登一座山峰之前，最好先自问一下到底哪些山峰才是值得去攀登的。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我已经懂得了，将军其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来自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各行各业。有时候，我们把师傅、父母、朋友或者好老师称为将军，而有时候，我们则把经常使我们生气、经常带给我们烦恼的人称为将军。总之，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他们对高尚的价值观和理想的坚定都激励着我们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让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比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更高。而且，我们的信念给予了我们去超越的勇气和力量，使我们不会只躲避在安全的港湾里做一些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

正是像劳伦教授这样充满热情、堪称楷模的领导者教会了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不但要事先弄清楚我们要做些什么，而且还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去做。这样做会使我们逐步发现生活的真正意义和目的。就像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先生【注2】说的那样：“其实，我们要征服的不仅仅是高山，还有我们自己。”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才会成为一名将军。

【注1】威廉・詹姆士：即：William James，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的创始人。

下文提到的还有：

泰勒：即：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美国发明家，工程师，以创立科学管理制度泰勒制而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

梅奥：即：Elton Mayo，哈佛大学教授，受西方电器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邀请进行“霍桑实验”(Hawthorne study)，推动了管理心理学的产生。

麦格雷戈：即：Douglas McGregor，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管理教授，著有《企业的人性面》等。

赫兹伯格：即：Frederick Herzberg，美国管理学家，提出“动机的双因素模型”。

赫西：即：Paul Hersey，美国组织行为科学家，创立“情境领导”理论。

布兰查德：与Paul Hersey共同创立“情境领导”理论，著有《一分钟经理》等。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分析哲学家赖尔批判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否认了独立的心的存在，将心灵还原为行为，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同时也面临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困难。由于其包含了物理主义的本体论，故成为一种"无头脑"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如何对待精神存在的事实?这也正是唯物主义必需直面的问题。

身心关系历来是哲学界反思的对象,在解决自我认知和他心知问题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对心灵的认识范式不断发生转换,并在新的层次上有所迈进。笛卡尔范式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实体：物质和心灵。物质的本质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本质属性是思维，心灵状态只为个人所私有。对心灵的认知就是自我认知。笛卡尔范式引发的心灵认知问题上的唯我论和怀疑论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和批评。其中以赖尔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范式给予人们莫大的启发。豪无疑问,对身心问题的解答还没有理想的答案,也许问题是永恒的,答案是暂时的。文章试图从赖尔的行为主义身心观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以理清脉络促进新的认识。

一

在对心灵的不同方式的理解中,在行为主义学说中,赖尔是其主要代表。赖尔的心身学说主要集中在1949年出版的《心的概念》一书中。在该书中赖尔旨在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澄清有关心的问题的陈述和概念，以消除混乱。简言之，他的目的不是建设，而是批判或"治疗"。他在《心的概念》一书导言中开篇便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目的是想修正我们已经具备的关于心的知识的逻辑地图。他说："可以有所保留地说，本书提供了一种心的理论。不过，它并不给心的问题的研究添加新的信息……本书所做哲学论证的主旨并不在于添加我们对心的认识，而是想修正一下那张描给我们早已具备的种种知识的逻辑地图。"[1]

赖尔在驳斥其身心二元论时是借用逻辑范畴作出了有的放失的分析。他所及的范畴是指语句的逻辑类型--语言习惯。在一般情况下，范畴错误有两种表现，而心身二元论正是出现了范畴错误的两种表现，因而是错误的，这就是赖尔否定心的独立存在性的根本方法。

范畴错误的第一种表现是将某一逻辑范畴的语句误认为属于另一逻辑范畴，也即在表达中使用了不该使用的表达习惯。这种有范畴错误的陈述，从语法形式上看似乎是正确的。如：

（一）华盛顿既可指美国的一位总统，又可指美国的一座城市。

（二）克林顿既可指美国的一位总统，又可指美国的一座城市。

很显然，以上两个句子语法形式完全相同，但句子（二）实际上却是错误的。

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句子（二）犯的就是一个范畴错误，它被误作为句子（一）的同一范畴。同理，信奉"机器中的幽灵说"的人们相应于"身是什么，身在何处"，他们把不属于同一范畴的"心"归属于"物"并类推出了"心是什么，心在何处"的错误提法。笛卡尔的"心是什么，心在何处"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心的独立存在。

赖尔别出心裁的以范畴理论来反驳笛卡尔的二元论，显示出其高超的逻辑思维水平，虽然这只是其行为主义理论的第一步。

二

赖尔进一步分析了笛卡尔范式的错误根源。在他看来，笛卡尔的权威学说的错误是伽利略的机械论推广所导致的副机械论的结果。物理学发展到笛卡尔时代，正是所向无敌一路凯歌行进的时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物理学的机械论来说明、解释。这些解释都可以归于用"事物"、"属性"、"状态"、"变化"等概念概括而成的框架。于是，心是不同于身的事物，它的"属性"、"状态"、"变化"等属于与机械论概念框架不同，却相类似的另一个框架，它也有原因和结果，只是不同于躯体运动的原因和结果。"机械论的否定者把心说成是因果过程的另一个中心，它有点像机器，但与机器又有很大差别。" [2] 因此，赖尔认为这些人的理论是一种副机械论的假说。

这种副机械论的假说与伽利略的机械论是属于同一逻辑类型的。笛卡尔力图避免机械论的错误，即不能接受人也是机器，只在复杂程度上与钟表有所不同的观点。笛卡尔想表明，心理事物不是机械事物的一个种类，于是他只是用一些对应的词汇来描述心的状况。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使笛卡尔依然使用了机械论的词法，"他对心理活动的描述不过是描述身体的特定词语的否定。说他们不位于空间，不是运动，不是物质的变形，无法被公开观察到，心不是钟表的零件，而是非钟表的零件。" [3] 更进一步的考察，身受机械规律控制，相应的，心受非机械规律控制。"物理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系统，心理世界也必定是一个决定论的系统。" [4] 这无疑又把心纳入了机械论的决定论系统中。可见，身心二元论实则是落入了与机械论同逻辑范畴的副机械论。

三

赖尔借以上分析，是要阐明并不存在精神这种与身体相对立的东西，即无所谓独立的心灵的存在。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赖尔并没有直接回答"心是什么？"，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也就是用描述的方法回答"心是怎样的"。因此，他把出发点放在考察那些像"精明的"、"谨慎的"、"愚蠢的"的心理谓词语句，并详细研究了"记忆、知觉、想象、理智、意志"等许多表示心理属性的概念。他说："谈论一个人的精神……就是谈论这个人在做某些类事情时所表现的能力、倾向和爱好……" [5]。他要证明的观点就是：正是由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才使我们认为人们具有这些心理属性，这是并不涉及任何纯属个人世界的存在。

赖尔事实上是用"作出行为的人"取代了"精神"概念。同很多分析哲学家一样，他并没有明确的回答"是什么"，因为他认为，搞清楚相关概念的含义更为重要。因为，在他看来，心灵是什么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不存在独立存在的心，能观察到的，只有人的行为。

通过对描述心灵的相关词汇可以看出，对心灵的描述并没有说明别的，只是描述一种活动、功能，而不是描述实体。心灵不是第二剧场，"谈论一个人的心灵，……就是谈论人在做某类事情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倾向、爱好……实际上，认为可能有两个或者十一个世界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 [6] 因此在赖尔那里，真正存在的只有身体和物质，真正发生的只有物理事件和物理过程。他相信描述心理状态的句子等值于描述行为的句子，从而为消除他心知问题上的怀疑论和唯我论提供了一条途径。

四

赖尔的行为主义范式相对于笛卡尔范式无疑是一个突破，然而赖尔的观点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赖尔把心灵还原为行为。但这面临一个问题是，对行为倾向的认识为什么就是对心理能力的认识？其逻辑根据或基础是什么？赖尔认为：是归纳，即从所观察的行为和反应向类法则命题的归纳。然而众所周知，归纳法的可靠性是倍受质疑的。即使有一定的可靠性。

再者，赖尔把心灵还原为行为，虽然二者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不仅仅是外部可观察到的行为。有些心理状态与某种特定的外部行为并没有明确的关系。而且两个行为上完全相同的人很可能在心理上是根本不同。由行为推断心理过程也是很不可靠的的，而且人的行为也是可以隐藏的，如心怀痛苦却面无痛苦的表情，如此一来如何辨析之？所以行为主义者在解释自我的意识状态时碰到了巨大的难题。

行为主义作为一种温和的物理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从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对心进行理解的.在本体论上,它主张把心的本质理解为行为,但是科学发展已经证明,逻辑行为主义对心的词汇的物理分析是不可能的。

回首赖尔在批判笛卡尔的理论时说："每当一门新的科学首次获得一个重大的成就时，它的那些狂热的信徒们总是想入非非，认为只要将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广开来，那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 [7]然而，他有没有想过，他的行为主义心灵观是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参考文献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分析哲学家赖尔批判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否认了独立的心的存在，将心灵还原为行为，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同时也面临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困难。由于其包含了物理主义的本体论，故成为一种"无头脑"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如何对待精神存在的事实?这也正是唯物主义必需直面的问题。

身心关系历来是哲学界反思的对象,在解决自我认知和他心知问题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对心灵的认识范式不断发生转换,并在新的层次上有所迈进。笛卡尔范式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实体：物质和心灵。物质的本质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本质属性是思维，心灵状态只为个人所私有。对心灵的认知就是自我认知。笛卡尔范式引发的心灵认知问题上的唯我论和怀疑论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和批评。其中以赖尔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范式给予人们莫大的启发。豪无疑问,对身心问题的解答还没有理想的答案,也许问题是永恒的,答案是暂时的。文章试图从赖尔的行为主义身心观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以理清脉络促进新的认识。

一

在对心灵的不同方式的理解中,在行为主义学说中,赖尔是其主要代表。赖尔的心身学说主要集中在1949年出版的《心的概念》一书中。在该书中赖尔旨在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澄清有关心的问题的陈述和概念，以消除混乱。简言之，他的目的不是建设，而是批判或"治疗"。他在《心的概念》一书导言中开篇便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目的是想修正我们已经具备的关于心的知识的逻辑地图。他说："可以有所保留地说，本书提供了一种心的理论。不过，它并不给心的问题的研究添加新的信息……本书所做哲学论证的主旨并不在于添加我们对心的认识，而是想修正一下那张描给我们早已具备的种种知识的逻辑地图。"[1]

赖尔在驳斥其身心二元论时是借用逻辑范畴作出了有的放失的分析。他所及的范畴是指语句的逻辑类型--语言习惯。在一般情况下，范畴错误有两种表现，而心身二元论正是出现了范畴错误的两种表现，因而是错误的，这就是赖尔否定心的独立存在性的根本方法。

范畴错误的第一种表现是将某一逻辑范畴的语句误认为属于另一逻辑范畴，也即在表达中使用了不该使用的表达习惯。这种有范畴错误的陈述，从语法形式上看似乎是正确的。如：

（一）华盛顿既可指美国的一位总统，又可指美国的一座城市。

（二）克林顿既可指美国的一位总统，又可指美国的一座城市。

很显然，以上两个句子语法形式完全相同，但句子（二）实际上却是错误的。

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句子（二）犯的就是一个范畴错误，它被误作为句子（一）的同一范畴。同理，信奉"机器中的幽灵说"的人们相应于"身是什么，身在何处"，他们把不属于同一范畴的"心"归属于"物"并类推出了"心是什么，心在何处"的错误提法。笛卡尔的"心是什么，心在何处"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心的独立存在。

赖尔别出心裁的以范畴理论来反驳笛卡尔的二元论，显示出其高超的逻辑思维水平，虽然这只是其行为主义理论的第一步。

二

赖尔进一步分析了笛卡尔范式的错误根源。在他看来，笛卡尔的权威学说的错误是伽利略的机械论推广所导致的副机械论的结果。物理学发展到笛卡尔时代，正是所向无敌一路凯歌行进的时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物理学的机械论来说明、解释。这些解释都可以归于用"事物"、"属性"、"状态"、"变化"等概念概括而成的框架。于是，心是不同于身的事物，它的"属性"、"状态"、"变化"等属于与机械论概念框架不同，却相类似的另一个框架，它也有原因和结果，只是不同于躯体运动的原因和结果。"机械论的否定者把心说成是因果过程的另一个中心，它有点像机器，但与机器又有很大差别。"[2]因此，赖尔认为这些人的理论是一种副机械论的假说。

这种副机械论的假说与伽利略的机械论是属于同一逻辑类型的。笛卡尔力图避免机械论的错误，即不能接受人也是机器，只在复杂程度上与钟表有所不同的观点。笛卡尔想表明，心理事物不是机械事物的一个种类，于是他只是用一些对应的词汇来描述心的状况。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使笛卡尔依然使用了机械论的词法，"他对心理活动的描述不过是描述身体的特定词语的否定。说他们不位于空间，不是运动，不是物质的变形，无法被公开观察到，心不是钟表的零件，而是非钟表的零件。"[3]更进一步的考察，身受机械规律控制，相应的，心受非机械规律控制。"物理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系统，心理世界也必定是一个决定论的系统。"[4]这无疑又把心纳入了机械论的决定论系统中。可见，身心二元论实则是落入了与机械论同逻辑范畴的副机械论。三

赖尔借以上分析，是要阐明并不存在精神这种与身体相对立的东西，即无所谓独立的心灵的存在。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赖尔并没有直接回答"心是什么？"，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也就是用描述的方法回答"心是怎样的"。因此，他把出发点放在考察那些像"精明的"、"谨慎的"、"愚蠢的"的心理谓词语句，并详细研究了"记忆、知觉、想象、理智、意志"等许多表示心理属性的概念。他说："谈论一个人的精神……就是谈论这个人在做某些类事情时所表现的能力、倾向和爱好……"[5]。他要证明的观点就是：正是由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才使我们认为人们具有这些心理属性，这是并不涉及任何纯属个人世界的存在。

赖尔事实上是用"作出行为的人"取代了"精神"概念。同很多分析哲学家一样，他并没有明确的回答"是什么"，因为他认为，搞清楚相关概念的含义更为重要。因为，在他看来，心灵是什么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不存在独立存在的心，能观察到的，只有人的行为。

通过对描述心灵的相关词汇可以看出，对心灵的描述并没有说明别的，只是描述一种活动、功能，而不是描述实体。心灵不是第二剧场，"谈论一个人的心灵，……就是谈论人在做某类事情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倾向、爱好……实际上，认为可能有两个或者十一个世界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6]因此在赖尔那里，真正存在的只有身体和物质，真正发生的只有物理事件和物理过程。他相信描述心理状态的句子等值于描述行为的句子，从而为消除他心知问题上的怀疑论和唯我论提供了一条途径。

四

赖尔的行为主义范式相对于笛卡尔范式无疑是一个突破，然而赖尔的观点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赖尔把心灵还原为行为。但这面临一个问题是，对行为倾向的认识为什么就是对心理能力的认识？其逻辑根据或基础是什么？赖尔认为：是归纳，即从所观察的行为和反应向类法则命题的归纳。然而众所周知，归纳法的可靠性是倍受质疑的。即使有一定的可靠性。

再者，赖尔把心灵还原为行为，虽然二者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不仅仅是外部可观察到的行为。有些心理状态与某种特定的外部行为并没有明确的关系。而且两个行为上完全相同的人很可能在心理上是根本不同。由行为推断心理过程也是很不可靠的的，而且人的行为也是可以隐藏的，如心怀痛苦却面无痛苦的表情，如此一来如何辨析之？所以行为主义者在解释自我的意识状态时碰到了巨大的难题。

行为主义作为一种温和的物理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从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对心进行理解的.在本体论上,它主张把心的本质理解为行为,但是科学发展已经证明,逻辑行为主义对心的词汇的物理分析是不可能的。

回首赖尔在批判笛卡尔的理论时说："每当一门新的科学首次获得一个重大的成就时，它的那些狂热的信徒们总是想入非非，认为只要将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广开来，那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7]然而，他有没有想过，他的行为主义心灵观是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参考文献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逻辑经验主义　证实原则　科学哲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1－0001－06

一、导言：波普杀害了逻辑经验主义吗

在学术自传《没有终点的探索》中，波普首先引证了巴斯摩的一句话：“逻辑经验主义已经死亡，或者说，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它死亡了。”波普接下来有点得意地问：谁负责?谁是凶手?他回答说：“恐怕我必须负责任。但我不是故意的：我的唯一的意图是指出一些我看到的根本错误。”具体地说，波普认为他的《研究的逻辑》(德文版)或《科学发现的逻辑》(英文版)摧毁了逻辑实证主义(后来叫做逻辑经验主义)。本文要论证的是，首先，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被杀害；其次，即使逻辑经验主义被杀害了，主犯也不是波普。

波普哲学的核心，是用证伪主义来取代实证主义。他把可证伪性用作科学划界的标准，这个标准他后来自己也放弃了。在波普看来，归纳既不是科学理论创新的逻辑也不是理论检验的逻辑。真正的科学逻辑是证伪的逻辑。但是，证伪概念同样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个概念，并不是波普本人的发明。在《意义与证实》一文中，石里克多次谈到证伪：“陈述一个语句的意义等于陈述该语句的使用规则，这也就等于陈述它被证实(或证伪)的方式。”石里克谈到，一个语句必须符合逻辑语法的规则才有意义，“你不能证实或证伪一串单纯的字词。”

逻辑经验主义从它的证实原则引申出它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主张。语句有意义的标准是可证实性。观察命题是直接可证实的，而理论命题只有间接的证实。观察命题是单称命题，得到证实即为真。而理论命题的真假由它与观察命题的逻辑关系来决定，因而只能确定部分的真理性、验证度(degree of con-firmation)或概率。于是，逻辑经验主义致力于构造现代归纳逻辑。对于逻辑实证主义来说，命题被反驳即为假。但假并不是科学的目的，高概率或接近真理才是目的。它有理由忽略证伪问题，不是因为证伪不重要，而是因为证伪的逻辑相对来说明确得多，证伪的逻辑只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波普只是发展了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一个方面。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都主张可检验性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只不过是前者强调可证实性，后者强调可证伪性。现在回顾历史，不难理解，最初许多人把波普看作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一些维也纳学派的人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波普同逻辑经验主义者一样，主张科学的合理性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形式合理性，科学发现与科学评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哲学对于科学具有独特性，科学是逐步走向真理的过程。如果同后来的发展相比，显然，波普更接近逻辑实证主义而更远离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者，更不用说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了。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衰落了，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波普，而是因为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二、一个基本立场：证实原则

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受到许多批评。这条原则是一个意义标准，也是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还是清洗形而上学或玄学的有力武器。对这种原则的许多批判，有些是出于情绪上的反感，如形而上学家：有些是出于误解。其中一种误解是证实原则被理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产生这种误解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刘一斯(C.I.Lewis)。按石里克的引证，刘一斯批评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说它“对重要的哲学讨论施加了一些限定，这些限定有时使这种讨论完全不可能，有时使它局限到不可容忍的程度。”一些人感到，如果接受经验意义标准，那么很重要的问题就成为无意义的了。这里有两点必须强调。

第一，当逻辑经验主义者说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认识意义。当他们说形而上学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不表达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分并不是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分，而是知识与非知识的区分。我们知道，小说、诗歌、绘画、音乐、电影等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并不是一种求知活动。卡尔纳普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第七节标题是：“形而上学表达生活态度”。他说：“形而上学确实有内容，只不过不是理论内容。形而上学的(假冒[pseudo])陈述并不用于描述事态，既不描述存在的事态(如果这样它就会是真陈述)，也不描述不存在的事态(如果这样它至少是一个假陈述)。它们用于表达人对生活的总态度。”此文写于1932年。卡尔纳普在1957年写了一个附言，其中说：“今天我们区分多种意义，具体地说，一方面有认识的(指称的)意义，另一方面有非认识的(表达的)意义成分，即情感的和动机的意义。在此文中，

‘意义’一词始终是指‘认识意义’。因此，形而上学语句无意义这个论题应该被理解为，它们没有认识意义，没有断定性的内容。这里并不否认它们有表达性的意义这个明显的心理学事实：第7节清楚地陈述了这一点。”因此，当逻辑经验主义者断言形而上学无意义时，并不是说形而上学不重要，而是说它不是科学。当然，卡尔纳普的有些话的确令形而上学家不高兴。他说：“艺术是这种基本态度的恰当表达，而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表达。”“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

第二，为防止产生刘一斯那样的误解，石里克一方面强调可证实性不是已经证实，而是可能的证实；另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经验的可能性和逻辑的可能性。“经验可能性是指与自然律相容”，一切不违背自然律的事情都是经验上可能的。而“一个事实如果能够被描述，即如果用来描述那个事实的语句服从我们为语言规定的语法规则，那么它就是逻辑可能的。”然后，石里克指出“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可证实性，可证实性就是逻辑层次上的可能性。”经验可能性有程度的不同，而逻辑上要么可能要么不可能，没有程度的区别。因此，语句要么有意义，要么无意义，没有程度问题。如果一个语句中的名词指称可能的存在对象(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也许可观察也许不可观察)，谓词指称可能的性质和关系，而且语句的构造符合语法，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这样，所有的科学假说，不论多么抽象，不论它谈论的事物多么微小或者多么遥远，都是有意义的。石里克讨论的两个问题是“月球背面是什么样子”，“死后还有生存吗”。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问题。因此，证实原则并不对我们研究的问题做过多的限制。

证实原则作为一个意义标准，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凡是科学的问题，都是有可能回答的。凡是对科学问题的回答，都是可检验的。这条原则仍然在科学的发展中起作用。一些历史上专属于哲学领

域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用实验方法来研究的。仅举两例。由于对策论(game theory)和当代神经科学的发展，西方学者在利他主义等伦理学问题上的实验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费尔(Ernst Fehr)研究小组的实验研究。另一个事例是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实验研究，如李伯特(B.Libert)等人关于短程决策中的自由意志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短程决策中，从神经系统的潜在行动倾向(readiness potential)到肌肉运动开始的时间为550微秒。从潜在行动倾向开始到行动者意识到这种行动倾向需要350微秒，这时行动者可以有自由意志决定行动还是终止行动。但到肌肉运动发动前50微秒，已经不可能改变行动了，因此自由意志的时间是150微秒。这只是关于短程决策的研究，也许还有待继续深入，但它指示了一个方向，它有着从发现生物电到太阳能电池和核电一样的前景。单纯的摇椅思辨是不可能产生这些结果的。

石里克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论证是论证实原则不是一个唯我论的原则，而是反对唯物论的有力工具，从而使逻辑经验主义可以回答主观唯心主义的指责。他的论证采取了三个步骤。首先，石里克主张经验是无主体的经验。不是某个人的私人经验。这一点是一个事实性的论证。从神经科学提供的证据看，同样的神经组织和神经过程产生同样的经验。第二步是论证我的感觉经验取决于我的身体，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不具有必然性。

唯我论的论题可以细化为：

我只能感觉到我的疼痛。(Q)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一个经验命题，那么它陈述一个事实，即陈述了我们获得知觉的方式：当我的身体受到刺激时我产生感觉，当我的身体受伤时我感觉到疼痛。由于我们的身体的特殊构成。在这个经验世界中，只有当我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我才感觉到疼痛。由于这是一个经验事实，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所以事情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这之前，在论文的第三部分，石里克严格区分了逻辑可能性与经验可能性。这就是说，当我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我感觉到疼痛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偶然的事实，事情可能是别的样子，即当别人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我感觉到疼痛。我们可以设想，我们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这样一种机制，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别人的疼痛：由一个人的刺激信号接收系统获得的信息通过无线发射系统发送到一定距离内的每个人。因此，当别人睁着眼睛出现在奥巴马面前时我看见了奥巴马。如果人类进化中偶然获得了这种机制并且有利于生存，那么我们现在的知觉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在这个意义上，Q可以解释为：

只有当身体M受到伤害时我感觉到疼痛。(P)

由此可以推出：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也能感觉到别人的疼痛。(R)

这里的“能”是逻辑上的可能性。由于我只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这个事实是一个经验事实，就如同拿破仑碰巧矮小一样。因此，这里并没有自我中心的困境。

石里克论证的第三步指出：当唯我论者拒绝把Q解释为P的时候，他们违背了我们的语言的用法规则，因此使Q成为一句空话。

唯我论者主张，我感觉到的疼痛只能是我的疼痛，不可能是别人的疼痛。在这里，唯我论者一方面把“我不可能感觉到别人的疼痛”中的“不可能”规定为逻辑不可能。这样这句话就没有任何经验内容，也就是说没有做出任何断定。它只是对“疼痛”下了一个定义，但这个定义是不恰当的。在一个语句中，只有当“我的”可能被别的所有格代词替换，如“你的”、“他的”等，“我的”这一用法才有意义。但是，如果有可能被别的所有格代词替换，唯我论就消失了。唯我论者不允许用别的词来替换它。因此，在唯我论的语言中，“我的”并无意义。如果“我的”并无意义，那么，我们还是没有得到唯我论想要的那个自我中心的论题。

三、一种方法：逻辑分析

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简洁地概括为，采用基本的逻辑手段达到概念意义的清晰性、语句形式的正确性和逻辑推理的有效性。分析哲学发展已经超过100年，但是，分析的方法自维也纳学派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逻辑经验主义者、维特根斯坦、罗素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断定形而上学的命题没有认识意义，是空话(nonsense)；形而上学的问题是假冒问题(pseudo-question)。他们也指出了产生空话和假冒问题的根源，即语言的误用或滥用。形而上学是如何误用语言的?罗素在《论指称》一文中说明摹状词是语句的语法主语，但并不是逻辑主语。把语法主语误当作逻辑主语，产生了一系列的无意义的争论和空洞的假说，甚至导致逻辑矛盾。而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中，卡尔纳普则清晰地阐明，nothing一词，在语法上可以做主语，也可以做动词宾语，但在逻辑上，它既不能做主语也不能做宾语。卡尔纳普以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的话语为例，通过严谨的逻辑分析说明形而上学的混乱是如何产生的。卡尔纳普的意图不是论证海德格尔的学说没有任何价值，而是论证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命题或问题并不表达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自我知识。

逻辑经验主义者并没有忽视语言有多种功能。石里克讨论了疑问句和命令句，他说到，如果我们违背语言的逻辑语法规则，“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想要引入关于那些词语的新定义，或者我们不在意使用没有意义的词并乐于说空话。”在这段话后面的括号里的文字是，“我绝对没有不分场合地指责这种态度：在有些场合――例如在《艾丽丝奇遇记》里――这也许是唯一合适的态度，比起任何逻辑论述都要可爱得多了。”语言有表达知识的功能，也有表达情感的功能，海德格尔没有区分这两种功能，不仅误解being和nothing的逻辑形式，而且把一种单纯的语言表达手段当作事实陈述来对待。我们发现，只要超出德语(或英语)这种特殊的语言，海德格尔并没有讨论一个哲学问题，甚至不能说他讨论了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只是欧洲语言特有的语法现象产生的，并不具有哲学问题应该具有的普遍性。欧洲语言语法的一个特点，是S与P之间的那个“是”。作为主词与谓同之间的联系词，古代汉语没有系词(偶尔有例外)，日语也是一样，但西语一定要有。在英语或德语中，be或sein不仅是系词，而且也是表示时态、语气、语态等不可缺少的成分，并因语法功能的不同而有很多变化，还根据主词的单数复数之别而有不同的形式。总之，西方人要说话，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西方人对万事万物的描述，没有这个东西也是不行的。于是自然造成一种想法：这个东西比具体的事物更重要、更基本，海德格尔说，哲学的核心问题是Being的意义问题，只有知道了Being的意义，才能够理解事物。可惜的是他讲的都是这个问题多么多么重要，却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很显然，这样的问题在汉语中是无法提出来的。在后期，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是Why is there anything but rather nothing。汉语说，你看见什么了，你没有看见什么。但英国人会回答说，I see nothing。于是问题来了：这个nothing是不是某种东西呢?它与某种东西的关系是什么呢?它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人为什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呢?这也是西方语言的形式特点产生的，这样一些问题在汉语中是没有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只能是西方哲学，它不可能是中国的，也不可能是世界的。

卡尔纳普所引用的海德格尔的那几句话，给人的感觉是有点玩文字游戏的味道。其中一段现在的英文翻译是：What should be examined are beings Dnly，and besides that--nothing；being alone，and further－nothing；solely beings，and beyond that－nothing。What about this nothig?本来开始说的应该研究的东西是beings，此外没有什么要研究的了。但文字游戏玩过后，nothing变成了要研究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尝试同海德格尔玩一下，他说：Science wants to know nothing of the nothing。你瞧，关于这个noth-ing，科学还要知道并且可知道它的nothing，而形而上学关于nothing只知道something。这样，科学可就成了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了，它比形而上学可以高明得多。我们看到，在许多情况下，形而上学是自我反驳的。

四、一个学科体系：科学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建立了一门哲学学科。一个研究领域要能够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它有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特有的问题，它有一套专属的概念系统，它运用这些概念对专门问题提出解答。把许多领域拼凑起来并不能形成一个学科。

逻辑经验主义建立之初，它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科学逻辑，它的核心问题是把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并且以科学的评价为核心。它建立了一个特有概念系统：理论、假说、定律、证据、检验、证实、证伪、理论陈述、观察陈述、理论语言、观察语言、理论名词、观察名词、科学发现、科学辩护、说明、预测、科学变化、连续性等等。在这个学科里，出现了实在论、反实在论、工具主义、证实主义、证伪主义、可误论(可错论)、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逻辑主义、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后现代科学、女性主义科学等等多种多样的立场和学派。

科学哲学的建立维护了哲学的学科地位。逻辑经验主义所反对的是把形而上学看作科学，但并不取消哲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合法的。但是，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批判逻辑实证主义似乎一度成为时尚。在库恩之后，科学哲学向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和科学技术学(STS)发展。但是，这些发展对科学技术做实证研究，从总体上说已经不再是哲学。

我们以爱丁堡学派布洛尔的强纲领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个纲领的核心是四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因果性原则：根据导致某种信念或知识的各种社会因素来说明这种信念或知识产生的原因，而不加上我们自己关于“知识”和“真理”标准的任何外在判断。它所寻求的科学知识的因果性说明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人格化的自然观和自然化的世界观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二，经济、技术、工业发展与科学理论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三，非科学的文化形态(政治、宗教等思想体系)与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因果联系。第四，科学家所受科学训练的背景知识与他们的科学信念之间的因果联系。显然，这些研究都属于社会学而不属于哲学。第二个原则是无偏性原则：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等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加以说明。第三个原则是对称性原则：这些说明应该按同样的方式来进行，即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寻求对立双方的社会根源。第四个原则是自反性原则(reflexive)：说明的模式必须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在布洛尔的SSK中，实在、真理、合理性等科学哲学的关键概念完全失去了作用。他不相信预设实在论有助于说明各人信念的差异。“总的结论是，在所有各不相同的认识反应中，实在毕竟是一个共同的因素。作为一个共同因素，用它来说明那些差异，没有什么前途。”既然所有的人都面对同样的实在，而人与人之间的科学信念有极大的差别，那么信念的原因就不是实在而是别的东西，即社会因素。

布洛尔虽然也使用真理概念，从他的四条基本原则看，他无意探讨真理的本质、标准和获得真理的方法。他的第二条原则说，真信念和假信念都是他做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公正无偏地对待真、假信念。在他看来，科学史上的真理只不过是那些与我们共有的信念，而且他还警告我们，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求知利益(interests)，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求知利益去取代古人的求知利益。他通过普里斯特利发现氧这一案例来说明，将“哲学的”真理观念引入科学中是不合法的。他否认真信念比“假”信念更符合实在――独立于我们求知的利益。

SSK不再关心科学合理性的规范说明，这导致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这样做并不会使科学哲学受多少损失。基耶尔(R.Giere)是这个倾向的代表。㈣基耶尔虽然不怎么认同布洛尔的论证，但他还是承认，布洛尔的哲学敌手没能证明在实际的科学实践之外有一个单独的“科学合理性”领域。基耶尔用“工具合理性，，来说明科学的成功，而巴恩斯(Barry Barnes)用“自然合理性”表示大致相同的意思。

在取消了实在和真理的概念、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取代了科学的逻辑之后，哲学在布洛尔看来就成了

科学的障碍而不是助力。布洛尔认为，哲学家最突出的特点，不过是加强了那些来自自然实在论的不良习惯。因此，哲学家对合理性和真理的要求，不管说起来多么有理，其实都是鼓励那些自然倾向。“我想提出的论断是：除非我们对于知识的性质采取一种科学态度，那么我们对这种性质的掌握不过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关切的一个射影罢了。我们的知识理论将随着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兴衰而沉浮，它们将缺乏任何自身的自主性或发展基础。认识论将成为一种纯粹的隐性宣传。”一些哲学家批评SSK具有相对主义的反实在论的倾向，但Lewens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与实在论是相容的。我们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SSK是科学而不是哲学，因此它与任何哲学主张都是相容的。

作为哲学研究者，所有的人都关心哲学的学科地位问题。逻辑经验主义使哲学成为一门学科，而SSK和STS则取消了哲学。在我看来，哲学之为哲学，不只是由于它的方法，而更是由于它也有独立的研究领域，包括知识、实在、信仰、伦理、正义、审美等等。而且，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表明，在很大的程度上，哲学话语是二阶话语。不过，对这一点的论述，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最后，关于逻辑经验主义是否已经被杀害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逻辑经验主义者提出的科学知识的问题，仍然是当前科学哲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我们可以用2005年和2007年这两年国外部分有关科学哲学的期刊所发表的论文的内容来说明这一点。

2005年，《英国科学哲学》(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认识》(Erkenntnis)、《探索》(Inquiry)、《国际科学哲学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心灵》(Mind)、《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综合》(Synthese)7种期刊共38期(本)(统计时个别期刊，如《科学哲学》，至2006年7月统计时仍未到齐)，共244篇(不包括书评、讨论等非论文文章)。论文主题分布如下：科学说明、科学还原问题21篇；科学推理、归纳逻辑、概率逻辑问题59篇；科学的本质、科学合理性、科学认识论、心灵哲学问题54篇；意义、指称、实在论与科学真理问题41篇；科学史、具体科学的哲学、数学哲学问题46篇；后现代主义2篇；其他21篇。

2007年《认识》、《哲学研究》、《国际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哲学总论》(Journal of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学哲学》、《综合》、《哲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8种期刊共51期，其中关于科学哲学的论文总数为308篇。论文的主题分布如下：科学说明、科学预测和科学还原问题28篇：科学推理、科学方法的辩护及概率逻辑问题70篇；科学的本质、科学合理性、科学认识论和心灵哲学交叉问题96篇；意义、指称、实在论与科学真理问题44篇；科学知识的增长、科学史、科学社会学问题6篇；具体科学的哲学、数学哲学问题34篇；其他30篇。

以上数据表明，理论评价、科学说明、科学合理性、科学实在论等问题仍然是英美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而解决或探讨这些问题、寻求答案的主要手段，仍然是意义、指称、归纳与概率逻辑、形式逻辑等基本概念。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领域特别是时兴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想，在科学哲学界影响甚少，也很少受到关注。在主流科学哲学期刊上，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少见。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逻辑经验主义、证实原则、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一个基本立场：证实原则

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受到许多批评。这条原则是一个意义标准，也是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还是清洗形而上学或玄学的有力武器。对这种原则的许多批判，有些是出于情绪上的反感，如形而上学家：有些是出于误解。其中一种误解是证实原则被理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产生这种误解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刘一斯(C.I.Lewis)。按石里克的引证，刘一斯批评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说它“对重要的哲学讨论施加了一些限定，这些限定有时使这种讨论完全不可能，有时使它局限到不可容忍的程度。”一些人感到，如果接受经验意义标准，那么很重要的问题就成为无意义的了。这里有两点必须强调。

第一，当逻辑经验主义者说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认识意义。当他们说形而上学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不表达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分并不是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分，而是知识与非知识的区分。我们知道，小说、诗歌、绘画、音乐、电影等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并不是一种求知活动。卡尔纳普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第七节标题是：“形而上学表达生活态度”。他说：“形而上学确实有内容，只不过不是理论内容。形而上学的(假冒[pseudo])陈述并不用于描述事态，既不描述存在的事态(如果这样它就会是真陈述)，也不描述不存在的事态(如果这样它至少是一个假陈述)。它们用于表达人对生活的总态度。”此文写于1932年。卡尔纳普在1957年写了一个附言，其中说：“今天我们区分多种意义，具体地说，一方面有认识的(指称的)意义，另一方面有非认识的(表达的)意义成分，即情感的和动机的意义。在此文中，‘意义’一词始终是指‘认识意义’。因此，形而上学语句无意义这个论题应该被理解为，它们没有认识意义，没有断定性的内容。这里并不否认它们有表达性的意义这个明显的心理学事实：第7节清楚地陈述了这一点。”因此，当逻辑经验主义者断言形而上学无意义时，并不是说形而上学不重要，而是说它不是科学。当然，卡尔纳普的有些话的确令形而上学家不高兴。他说：“艺术是这种基本态度的恰当表达，而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表达。”“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

第二，为防止产生刘一斯那样的误解，石里克一方面强调可证实性不是已经证实，而是可能的证实；另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经验的可能性和逻辑的可能性。“经验可能性是指与自然律相容”，一切不违背自然律的事情都是经验上可能的。而“一个事实如果能够被描述，即如果用来描述那个事实的语句服从我们为语言规定的语法规则，那么它就是逻辑可能的。”然后，石里克指出“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可证实性，可证实性就是逻辑层次上的可能性。”经验可能性有程度的不同，而逻辑上要么可能要么不可能，没有程度的区别。因此，语句要么有意义，要么无意义，没有程度问题。如果一个语句中的名词指称可能的存在对象(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也许可观察也许不可观察)，谓词指称可能的性质和关系，而且语句的构造符合语法，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这样，所有的科学假说，不论多么抽象，不论它谈论的事物多么微小或者多么遥远，都是有意义的。石里克讨论的两个问题是“月球背面是什么样子”，“死后还有生存吗”。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问题。因此，证实原则并不对我们研究的问题做过多的限制。

证实原则作为一个意义标准，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凡是科学的问题，都是有可能回答的。凡是对科学问题的回答，都是可检验的。这条原则仍然在科学的发展中起作用。一些历史上专属于哲学领

域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用实验方法来研究的。仅举两例。由于对策论(gametheory)和当代神经科学的发展，西方学者在利他主义等伦理学问题上的实验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费尔(ErnstFehr)研究小组的实验研究。另一个事例是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实验研究，如李伯特(B.Libert)等人关于短程决策中的自由意志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短程决策中，从神经系统的潜在行动倾向(readinesspotential)到肌肉运动开始的时间为550微秒。从潜在行动倾向开始到行动者意识到这种行动倾向需要350微秒，这时行动者可以有自由意志决定行动还是终止行动。但到肌肉运动发动前50微秒，已经不可能改变行动了，因此自由意志的时间是150微秒。这只是关于短程决策的研究，也许还有待继续深入，但它指示了一个方向，它有着从发现生物电到太阳能电池和核电一样的前景。单纯的摇椅思辨是不可能产生这些结果的。

石里克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论证是论证实原则不是一个唯我论的原则，而是反对唯物论的有力工具，从而使逻辑经验主义可以回答主观唯心主义的指责。他的论证采取了三个步骤。首先，石里克主张经验是无主体的经验。不是某个人的私人经验。这一点是一个事实性的论证。从神经科学提供的证据看，同样的神经组织和神经过程产生同样的经验。第二步是论证我的感觉经验取决于我的身体，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不具有必然性。

唯我论的论题可以细化为：我只能感觉到我的疼痛。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一个经验命题，那么它陈述一个事实，即陈述了我们获得知觉的方式：当我的身体受到刺激时我产生感觉，当我的身体受伤时我感觉到疼痛。由于我们的身体的特殊构成。在这个经验世界中，只有当我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我才感觉到疼痛。由于这是一个经验事实，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所以事情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这之前，在论文的第三部分，石里克严格区分了逻辑可能性与经验可能性。这就是说，当我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我感觉到疼痛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偶然的事实，事情可能是别的样子，即当别人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我感觉到疼痛。我们可以设想，我们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这样一种机制，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别人的疼痛：由一个人的刺激信号接收系统获得的信息通过无线发射系统发送到一定距离内的每个人。因此，当别人睁着眼睛出现在奥巴马面前时我看见了奥巴马。如果人类进化中偶然获得了这种机制并且有利于生存，那么我们现在的知觉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在这个意义上，Q可以解释为：

只有当身体M受到伤害时我感觉到疼痛。

由此可以推出：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也能感觉到别人的疼痛。

这里的“能”是逻辑上的可能性。由于我只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这个事实是一个经验事实，就如同拿破仑碰巧矮小一样。因此，这里并没有自我中心的困境。

石里克论证的第三步指出：当唯我论者拒绝把Q解释为P的时候，他们违背了我们的语言的用法规则，因此使Q成为一句空话。

唯我论者主张，我感觉到的疼痛只能是我的疼痛，不可能是别人的疼痛。在这里，唯我论者一方面把“我不可能感觉到别人的疼痛”中的“不可能”规定为逻辑不可能。这样这句话就没有任何经验内容，也就是说没有做出任何断定。它只是对“疼痛”下了一个定义，但这个定义是不恰当的。在一个语句中，只有当“我的”可能被别的所有格代词替换，如“你的”、“他的”等，“我的”这一用法才有意义。但是，如果有可能被别的所有格代词替换，唯我论就消失了。唯我论者不允许用别的词来替换它。因此，在唯我论的语言中，“我的”并无意义。如果“我的”并无意义，那么，我们还是没有得到唯我论想要的那个自我中心的论题。

三、一种方法：逻辑分析

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简洁地概括为，采用基本的逻辑手段达到概念意义的清晰性、语句形式的正确性和逻辑推理的有效性。分析哲学发展已经超过100年，但是，分析的方法自维也纳学派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逻辑经验主义者、维特根斯坦、罗素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断定形而上学的命题没有认识意义，是空话(nonsense)；形而上学的问题是假冒问题(pseudo-question)。他们也指出了产生空话和假冒问题的根源，即语言的误用或滥用。形而上学是如何误用语言的?罗素在《论指称》一文中说明摹状词是语句的语法主语，但并不是逻辑主语。把语法主语误当作逻辑主语，产生了一系列的无意义的争论和空洞的假说，甚至导致逻辑矛盾。而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中，卡尔纳普则清晰地阐明，nothing一词，在语法上可以做主语，也可以做动词宾语，但在逻辑上，它既不能做主语也不能做宾语。卡尔纳普以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的话语为例，通过严谨的逻辑分析说明形而上学的混乱是如何产生的。卡尔纳普的意图不是论证海德格尔的学说没有任何价值，而是论证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命题或问题并不表达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自我知识。

逻辑经验主义者并没有忽视语言有多种功能。石里克讨论了疑问句和命令句，他说到，如果我们违背语言的逻辑语法规则，“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想要引入关于那些词语的新定义，或者我们不在意使用没有意义的词并乐于说空话。”在这段话后面的括号里的文字是，“我绝对没有不分场合地指责这种态度：在有些场合——例如在《艾丽丝奇遇记》里——这也许是唯一合适的态度，比起任何逻辑论述都要可爱得多了。”语言有表达知识的功能，也有表达情感的功能，海德格尔没有区分这两种功能，不仅误解being和nothing的逻辑形式，而且把一种单纯的语言表达手段当作事实陈述来对待。我们发现，只要超出德语(或英语)这种特殊的语言，海德格尔并没有讨论一个哲学问题，甚至不能说他讨论了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只是欧洲语言特有的语法现象产生的，并不具有哲学问题应该具有的普遍性。欧洲语言语法的一个特点，是S与P之间的那个“是”。作为主词与谓同之间的联系词，古代汉语没有系词(偶尔有例外)，日语也是一样，但西语一定要有。在英语或德语中，be或sein不仅是系词，而且也是表示时态、语气、语态等不可缺少的成分，并因语法功能的不同而有很多变化，还根据主词的单数复数之别而有不同的形式。总之，西方人要说话，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西方人对万事万物的描述，没有这个东西也是不行的。于是自然造成一种想法：这个东西比具体的事物更重要、更基本，海德格尔说，哲学的核心问题是Being的意义问题，只有知道了Being的意义，才能够理解事物。可惜的是他讲的都是这个问题多么多么重要，却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很显然，这样的问题在汉语中是无法提出来的。在后期，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是Whyisthereanythingbutrathernothing。汉语说，你看见什么了，你没有看见什么。但英国人会回答说，Iseenothing。于是问题来了：这个nothing是不是某种东西呢?它与某种东西的关系是什么呢?它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人为什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呢?这也是西方语言的形式特点产生的，这样一些问题在汉语中是没有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只能是西方哲学，它不可能是中国的，也不可能是世界的。

卡尔纳普所引用的海德格尔的那几句话，给人的感觉是有点玩文字游戏的味道。其中一段现在的英文翻译是：WhatshouldbeexaminedarebeingsDnly，andbesidesthat--nothing；beingalone，andfurther－nothing；solelybeings，andbeyondthat－nothing。Whataboutthisnothig?本来开始说的应该研究的东西是beings，此外没有什么要研究的了。但文字游戏玩过后，nothing变成了要研究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尝试同海德格尔玩一下，他说：Sciencewantstoknownothingofthenothing。你瞧，关于这个noth-ing，科学还要知道并且可知道它的nothing，而形而上学关于nothing只知道something。这样，科学可就成了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了，它比形而上学可以高明得多。我们看到，在许多情况下，形而上学是自我反驳的。

四、一个学科体系：科学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建立了一门哲学学科。一个研究领域要能够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它有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特有的问题，它有一套专属的概念系统，它运用这些概念对专门问题提出解答。把许多领域拼凑起来并不能形成一个学科。

逻辑经验主义建立之初，它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科学逻辑，它的核心问题是把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并且以科学的评价为核心。它建立了一个特有概念系统：理论、假说、定律、证据、检验、证实、证伪、理论陈述、观察陈述、理论语言、观察语言、理论名词、观察名词、科学发现、科学辩护、说明、预测、科学变化、连续性等等。在这个学科里，出现了实在论、反实在论、工具主义、证实主义、证伪主义、可误论(可错论)、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逻辑主义、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后现代科学、女性主义科学等等多种多样的立场和学派。

科学哲学的建立维护了哲学的学科地位。逻辑经验主义所反对的是把形而上学看作科学，但并不取消哲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合法的。但是，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批判逻辑实证主义似乎一度成为时尚。在库恩之后，科学哲学向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和科学技术学(STS)发展。但是，这些发展对科学技术做实证研究，从总体上说已经不再是哲学。

我们以爱丁堡学派布洛尔的强纲领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个纲领的核心是四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因果性原则：根据导致某种信念或知识的各种社会因素来说明这种信念或知识产生的原因，而不加上我们自己关于“知识”和“真理”标准的任何外在判断。它所寻求的科学知识的因果性说明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人格化的自然观和自然化的世界观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二，经济、技术、工业发展与科学理论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三，非科学的文化形态(政治、宗教等思想体系)与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因果联系。第四，科学家所受科学训练的背景知识与他们的科学信念之间的因果联系。显然，这些研究都属于社会学而不属于哲学。第二个原则是无偏性原则：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等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加以说明。第三个原则是对称性原则：这些说明应该按同样的方式来进行，即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寻求对立双方的社会根源。第四个原则是自反性原则(reflexive)：说明的模式必须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在布洛尔的SSK中，实在、真理、合理性等科学哲学的关键概念完全失去了作用。他不相信预设实在论有助于说明各人信念的差异。“总的结论是，在所有各不相同的认识反应中，实在毕竟是一个共同的因素。作为一个共同因素，用它来说明那些差异，没有什么前途。”既然所有的人都面对同样的实在，而人与人之间的科学信念有极大的差别，那么信念的原因就不是实在而是别的东西，即社会因素。

布洛尔虽然也使用真理概念，从他的四条基本原则看，他无意探讨真理的本质、标准和获得真理的方法。他的第二条原则说，真信念和假信念都是他做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公正无偏地对待真、假信念。在他看来，科学史上的真理只不过是那些与我们共有的信念，而且他还警告我们，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求知利益(interests)，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求知利益去取代古人的求知利益。他通过普里斯特利发现氧这一案例来说明，将“哲学的”真理观念引入科学中是不合法的。他否认真信念比“假”信念更符合实在——独立于我们求知的利益。

SSK不再关心科学合理性的规范说明，这导致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这样做并不会使科学哲学受多少损失。基耶尔(R.Giere)是这个倾向的代表。㈣基耶尔虽然不怎么认同布洛尔的论证，但他还是承认，布洛尔的哲学敌手没能证明在实际的科学实践之外有一个单独的“科学合理性”领域。基耶尔用“工具合理性，，来说明科学的成功，而巴恩斯(BarryBarnes)用“自然合理性”表示大致相同的意思。

在取消了实在和真理的概念、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取代了科学的逻辑之后，哲学在布洛尔看来就成了科学的障碍而不是助力。布洛尔认为，哲学家最突出的特点，不过是加强了那些来自自然实在论的不良习惯。因此，哲学家对合理性和真理的要求，不管说起来多么有理，其实都是鼓励那些自然倾向。“我想提出的论断是：除非我们对于知识的性质采取一种科学态度，那么我们对这种性质的掌握不过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关切的一个射影罢了。我们的知识理论将随着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兴衰而沉浮，它们将缺乏任何自身的自主性或发展基础。认识论将成为一种纯粹的隐性宣传。”一些哲学家批评SSK具有相对主义的反实在论的倾向，但Lewens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与实在论是相容的。我们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SSK是科学而不是哲学，因此它与任何哲学主张都是相容的。

作为哲学研究者，所有的人都关心哲学的学科地位问题。逻辑经验主义使哲学成为一门学科，而SSK和STS则取消了哲学。在我看来，哲学之为哲学，不只是由于它的方法，而更是由于它也有独立的研究领域，包括知识、实在、信仰、伦理、正义、审美等等。而且，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表明，在很大的程度上，哲学话语是二阶话语。不过，对这一点的论述，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最后，关于逻辑经验主义是否已经被杀害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逻辑经验主义者提出的科学知识的问题，仍然是当前科学哲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我们可以用2005年和2007年这两年国外部分有关科学哲学的期刊所发表的论文的内容来说明这一点。

2005年，《英国科学哲学》(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认识》(Erkenntnis)、《探索》(Inquiry)、《国际科学哲学研究》(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心灵》(Mind)、《科学哲学》(PhilosophyofScience)、《综合》(Synthese)7种期刊共38期(本)(统计时个别期刊，如《科学哲学》，至2006年7月统计时仍未到齐)，共244篇(不包括书评、讨论等非论文文章)。论文主题分布如下：科学说明、科学还原问题21篇；科学推理、归纳逻辑、概率逻辑问题59篇；科学的本质、科学合理性、科学认识论、心灵哲学问题54篇；意义、指称、实在论与科学真理问题41篇；科学史、具体科学的哲学、数学哲学问题46篇；后现代主义2篇；其他21篇。

2007年《认识》、《哲学研究》、《国际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哲学总论》(JournalofGeneralPhiloso-phyofScience)、《科学哲学》、《综合》、《哲学期刊》(TheJournalofPhilosophy)8种期刊共51期，其中关于科学哲学的论文总数为308篇。论文的主题分布如下：科学说明、科学预测和科学还原问题28篇：科学推理、科学方法的辩护及概率逻辑问题70篇；科学的本质、科学合理性、科学认识论和心灵哲学交叉问题96篇；意义、指称、实在论与科学真理问题44篇；科学知识的增长、科学史、科学社会学问题6篇；具体科学的哲学、数学哲学问题34篇；其他30篇。

以上数据表明，理论评价、科学说明、科学合理性、科学实在论等问题仍然是英美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而解决或探讨这些问题、寻求答案的主要手段，仍然是意义、指称、归纳与概率逻辑、形式逻辑等基本概念。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领域特别是时兴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想，在科学哲学界影响甚少，也很少受到关注。在主流科学哲学期刊上，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少见。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罗伯特・潘・沃伦；《国王的人马》；成长小说；成长的引路人；重塑自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080-02

一、引言

成长小说即以叙述人物成长过程为主题的小说。它通过对一个人成长经历的叙事，反应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

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89）被誉为20世纪美国文坛最博学多才的作家之一。荣获普利策小说奖的《国王的人马》是沃伦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堪称美国文学史的一部经典。评论家们常把罗伯特・潘・沃伦列入“历史作家”中，其实沃伦主要致力于诠释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分裂社会中对于重塑“完整的人”的探索。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杰克通过客观报道老板威利的发迹与衰落史，不断深刻地反思和剖析自我，并最终认识自我、重塑自我。小说诉尽了杰克成长的烦恼，展示了杰克从无知到知之的心路历程，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

本文拟从迷失自我、成长的引路人和重塑自我方面深入分析《国王的人马》的成长主题，揭示杰克艰难的成长历程。

二、迷失自我

每个人的成长之路中往往会出现一个或多个重要的转折枢机――自我的迷失，意味着他或她从“清纯的快乐坠入对人生的困惑与迷惘”。

杰克成长的转折枢机在于他家庭的变故和爱情的夭折。杰克曾有过幸福的家庭和快乐的童年。伯登埠头是他回忆中爱的港湾，是小杰克诞生成长的地方。“小杰基从前常常在下午划着船到海湾钓鱼，然后回家来吃晚饭，九点半钟的时候，他跟他美丽的母亲道过晚安，做完祷告便上床睡觉”。但是，杰克六岁时，父亲突然离家出走，抛弃优越的生活转而笃信基督、沿街传道。而母亲频繁改嫁，来他家定居的“继父”对他没有感情。母亲最后一个丈夫竟然和杰克年龄相仿，但志不同道不合，二人毫无共同语言。出于对父亲抛家弃子的怨恨，对母亲用情不专的厌恶。成年后的杰克开始用怀疑、冷漠的眼光来审视周遭的一切，也开始了他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浪子人生。他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没有生活方向，没有梦想，唯有疏懒散漫。

对于爱情，他曾有过强烈的渴望，那就是他的童年好友、前任州长的女儿――安妮。在杰克心里，安妮纯洁无暇，不容亵渎。他们有过美好的过往和甜蜜的回忆。但是，感情上，杰克深受父母的影响，他自己所信奉的逃避主义人生哲学让他无法理解安妮给她的暗示：“爱情是想办法生活，是寻找一种生活方式”。杰克缺乏信心面对未来，安妮也无法理解他的人生哲学。他们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几年后，杰克娶了洛伊丝，可兴趣、行为与处事方式方面的巨大差异最终导致了二人的离异。

家庭、生活的变迁严重影响了杰克，他从天真瞬间坠入迷惘与困惑。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扭曲。他发明了“大睡眠（Great Sleep）”来逃避现实、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大睡眠象征着杰克童真的幻灭。小说中出现了三次“大睡眠”，意为杰克童真的终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是杰克无法用自己的人生观理解远亲马斯敦的罪恶论，无法完成博士论文，最后只能用“大睡眠”来逃避抉择；第二次是在他走出公寓，洛伊丝要求离婚前；第三次是杰克失业时。

伊・谢・科恩在《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中提到：“绝望、忧郁、苦闷和寂寞等心理状态的发现是个性反思和发展的重要标志”。经历“大睡眠”后的杰克，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快乐、活泼，终日与忧郁、空虚为伍，潜藏在其内心深处的孤独自我慢慢浮现出来，一如他自己描述：“我略微吃惊的发现自己在喝咖啡，换钞票，逗女人，饮酒，在水里漂浮。就像个得了健忘症的病人独自在医院玩纸牌……上帝与虚无有很多相似之处。不管你正视上帝，还是正视虚无，你肉体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根据伊・谢・科恩的理论，“自我”会带给人一种模糊的不安感和空虚感，这种空虚必须通过诸如增长交际需要和提高交际选择性来填补。此时，杰克被穷小子威利坚定的信念和实现理想的干劲所深深吸引。杰克在威利身上找到自己长期渴望但缺失的奋斗精神和抗拒挫折的战斗力，现实主义者威利成为理想主义者杰克的精神之父，他填补了杰克父亲离家后留下的空缺。他的言行影响了成年后的杰克，也成为杰克成长之路上的引路人。

三、成长的引路人

成长的引路人是美国成长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建构要素。芮渝萍在其《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提到：“从社会心理学得角度看，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从正、反两面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认知”。[4]在杰克成长的心路历程中，欧文法官和威利分别扮演着正面引路人和反面引路人的角色。在他们身上，杰克领悟到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

（一）正面引路人――欧文法官

在杰克的青少年时期，欧文法官一直是个在知识和道德上接近于完美的引路人。欧文法官是杰克家的邻居，老伯登的好朋友。他坚强勇敢、学识渊博、和蔼可亲。他也代表着杰克生命中的理想父亲形象。杰克幼年时期，欧文法官教他骑马、开枪、打猎，带他读精装本历史书。尤其是在老伯登出走后，有别于继父们的虚伪嘴脸，欧文法官将他视为己出。在杰克心目中，欧文法官是个了不起的人。欧文法官跟杰克的童年好友斯坦顿兄妹一样，都是心怀使命感的理想主义者。潜意识里杰克认同他们的理念，只是在现实中深陷逃避主义的泥沼不可自拔。因为欧文法官支持威利的政敌，不齿威利的腐败行径，杰克奉威利之命调查欧文法官的过去，企图以历史污点来讹诈法官，让其改变信仰、听从威利的指挥。

杰克最初不愿意接受这个研究任务。但是为了证明法官的清白，威利的实用主义理论，抱持着历史专业学生“求真”的精神，杰克决定深入调查研究。不久后，他发现了多年前欧文法官曾和前任州长为私利相互勾结、贪污讹诈并置人于死地的罪行。调查结果摧毁了杰克心目中的完美偶像，让他非常震惊。因此他不得不接受威利那套关于“人是罪恶的结晶”的理论。

出乎威利党羽的预料，欧文法官敢于承认罪行，但拒绝以此屈服于威利，而是以开枪自杀的方式承担应负之责。从母亲听闻法官死讯时撕心裂肺的哭喊中，杰克突然明了原来欧文法官才是他的生父，是母亲唯一相爱之人。杰克觉悟到自己不能凭着老伯登的善良度过人生，而应继承欧文法官的坚强、勇敢来面对一切。他不能回避自己在生父之死中应承担的责任。欧文法官之死触发了杰克的顿悟。由此，他拒绝继续为威利卖命、讹诈别人。杰克终于为成为“完整的人”迈出了新的一步。

（二）反面引路人――威利

小说中，威利出身贫穷，是个致力于社会改革但最终被权力和贪欲腐蚀的人物。他信奉实用主义原则，反复强调世界是邪恶的，人们只能在“恶”中创造“善”。换言之，不管动机如何邪恶，手段如何卑劣，只要目的正确即可。这中理念为他那行贿收买、威胁讹诈的不法手段提供了说辞，弱化了他的不当行为。

早年，威利并非是个纯粹的实用主义者，而是个一心改革世界拯救人民免于苦难的理想主义者。他充满活力，也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是那些成就背后潜藏着人们难以察觉的肮脏交易和违法行为。

威利是个悲剧人物。为了弥补之前的罪行，他决定履行自己执政为民的承诺――修一所真正为民服务，不为腐败所玷污的医院。但是，由于他此举未让随从达菲获利。在被达菲挑拨与亚当的关系后，威利被亚当刺杀。亚当也随即被威利的保镖枪杀。

杰克在威利身上找到了他渴望成就的自我，找到了自己生活中所欠缺的果敢和毅力。他不顾亲友的反对，毅然加入威利的班底，成为威利忠实的追随者和打击政敌的爪牙。杰克明白自己所作所为并非善举，但“大睡眠”和逃避主义为他提供了保护伞。他坚信这些恶事与己无关，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更不愿意去探究威利的善恶理论是否可行。杰克期待用“大睡眠”的方式来代替现实生活中的抉择。其实他是愿意正视现实的。他试图回到动物状态，以结束来开始新的生活。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大睡眠其实是一种渴望回归的“内子宫存在”（intra-uterine existence），这暗示着杰克潜意识里缺乏安全感，暗示着他对新生活的渴求。威利和好友亚当的死再次迫使杰克面对现实。他意识到是自己促成威利和亚当的合作，自己对二人之死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威利在临终遗言中表达了自己对往昔的悔意。这让杰克发现，威利是伟大的，因为他最终觉醒了，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四、重塑自我

沃伦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真知，真正的了解自我和世界，认识到自身和世界的局限性，从而努力完善自己和整个世界。这个过程是十分痛苦的。而在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中，对内的省视不可或缺。

杰克在寻求真知的过程中，通过发掘他人的人性污点而内省，进而惊觉自己其实也是满身罪孽。在一系列的变故发生之后，杰克开始有意识地脱离逃避主义原则，学会从其他视角来认识自我。通过欧文法官、威利和亚当的死，杰克发觉到身边的朋友一直都在捍卫自己的信念，都在为理想而奋斗，不管生前如何，在最后，他们都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人生和责任的态度。在母亲身上，杰克发现世上还是存在持久的真爱。他所认为的“没心肝的女人”，他那冷漠无情的母亲，其实一直在默默坚守心底那份真正的爱，这也彻底唤醒了杰克麻木的自我。

亲友死亡和离开让杰克终于意识到自己此前所奉行的虚无主义宿命论是多么的荒谬、可笑。他也觉悟到世上善恶并存.一个人只有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并且勇敢地承担责任，他就能成为‘完整的人’。最终，杰克回到伯登埠头，回到成长的起点，与安妮结婚。“走进动乱的世界，承担起时间的可怕的责任”，与安妮一道谱写人生的新篇章。

五、结语

杰克的故事就是寻找自我的故事，这个自我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自我。正如故事结尾时所述“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往昔及其一切包袱，就没有未来；如果你能接受往昔，你就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你只能从往昔的时光中创造未来”。沃伦的人生观、道德观贯穿故事的始终。正如小说中马斯敦所宣扬的,“人皆有罪，人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才能得到自我的救赎。有些人不能承担自由和责任的要求……他们不是‘完整的人’，都要走向灭亡”。沃伦通过这个故事，揭示了20世纪美国南方社会的现实，深刻诠释了其道德观和人生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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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伊・谢・科恩.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M].佟景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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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陶洁.译者前言[M].罗伯特・佩恩・沃伦.国王的人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

[7]Warren, Robert Penn. All the King's Men. New York: Time Incorporated, 1963.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在对青少年的施教中，教师、家长履专职青少年教育的工作者，普遍感到当代青少年存在比较严重的逆反心理现象，同时又表现出无计可施、无可奈何的状态。逆反心理正在使很多教育者的热情和积极性受到打击和动摇。为此，揭示逆反心理的实质、形成的原因，寻求解决的良策的问题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认知结构、判断能力和行为决策水平都有待提高，他们思维活跃但不稳定，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干扰。紧张的学习、激烈的竞争、单调的生活、成长的烦恼，还有来自家长、教师及学生自身的过高期望等，常常会诱发这些学生的消极情绪体验，产生不良的心理现象即逆反心理。《心理学大词典》的解释基本上把它的本质属性揭示了出来，是比较规范的：逆反心理是客观环境与主体需要不相符合时产生的具有强烈抵触情绪的社会态度”。

1青少年逆反心理形成的主观原因

当今的青少年，虽未进入社会，但却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生、看待社会。然而他们的年龄、心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以及社会阅历和社会实践都与社会发展有着一定距离，表现出一种不适应态度，常常处于一种困惑的矛盾焦虑状态中。

1．1年龄与生理条件

逆反心理在人生的各个时期都可能产生，但青少年时期逆反心理是最重的。这主要是由青少年迫切希望扮演的角色要求与家长、教师对他们不合实际的角色期待发生激烈冲突所致。同时，也与青少年知识经验不足以及思维的片面性有关。当人进入青春期后，生理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出现了第二性征，各种生理机能基本发育成熟，在心理上正处于断乳期，随着成人感的产生。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他们意识到自己长大了，要求成年人把他们当大人看待。理解他们、尊重他们。而他们不久之前毕竟还是小孩，许多家长、教师的观念还来不及或不愿转变，仍把他们当成孩子看待，对于青少年的烦恼、要求不能充分地理解和给予积极引导。于是，青少年因需要不能得到满足自然产生了很强的逆反心理。

1．2心理过程式展的不平衡

青少年时期，认识、情感和意志的发展往往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情感、意志的发展先于认知的发展上。在认识问题上，又容易出现非理性的认识。同时，许多青少年，由于他们的学习目的不同、需要不同、动机不同，在认知过程中，受每个人内部环境的不同影响，造成青少年在由知向行的转化过程中，不能正确地转到社会所要求的行动上来，因而极易产生逆反心理。

1．3好奇心的驱使

青少年多数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受好奇心的驱使，他们喜欢新事物和新知识。心理学研究表明，好奇心过强能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理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认知需要可以转化为学习活动的动机，诱发学习兴趣，促使和推动学习者去探索有关的事物和认知信息。青少年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不迷信、不盲从，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正是他们好奇心的具体表现。一般说来。人们对于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想得到。越是不能接触的东西，越想接触，这就是所谓的“禁果逆反”。我们有些教师、家长禁止青少年做某事，却又不说明不能做的理由。结果适得其反，使“不要吸烟”、“不要早恋”之类禁令达不到应有的预期效果，青少年对于被禁止、批判的电影、文学作品、理论文章却怀着极大兴趣去观看、查阅……“被禁的果子是甜的”，好奇心驱使青少年有时甘冒受惩罚的风险去尝也许并不甜的“禁果”。

1．4思维品质的发展还不够成熟

在认知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等品质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很不成熟，加之社会经验不足，不懂得用历史的和辩证的眼光看问题，认识上容易产生片面性。看问题易偏激，喜欢钻牛角尖，在论证不足的情况下，固执己见，走向极端。这些青少年往往自尊心、虚荣心很强，但却不能正确地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把教育者的劝说、批评、告诫看成是“管、卡、压”，看成是对自己自尊心的伤害，因而把自己放在教育者的对立面上，出现了在口头上回驳，在行动上反其道而行之的逆反心理。

1．5身心发展与客观环境之间的矛盾

青少年的需要已从低层次的生理、安全需要，开始跃进式地大幅度向高层次的交往需要、理解需要、成就需要、审美需要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常常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往往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与阻碍，从而使青少年产生难以自解的挫折感。挫折和心理冲突是人的心理发展过程的必然，由于各人的承受能力不同，反映出来的强度大小也不尽相同。心理承受能力较强的人，能够正确对待一切事物，比较容易调节自己的情绪，有能力把自己心理冲突的频率减弱，保持正常与平静的心理状态。然而，青少年的心理承受能力普遍较弱，有时难以正确对待一切事物，调节不好自己的情绪。没有能力把心理冲突平息下来。结果，挫折所带来的消极心理影响不断扩大，反控制情绪膨胀，逆反心理就会随之而来。

2青少年逆反心理形成的客观原因

2．1传统的文化观念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力状态决定了生产关系是以家庭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家长是财产、生产分配的绝对管理者，家庭成员必须绝对服从家长。国家是家族的扩大，人人处在等级森严的伦理纲常的罗网中。在这种稳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家庭、血缘、宗法等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和作用下，形成和积淀了中国稳定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这种心理积淀的作用下。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中，上级或家长强调自身的权威、特权，而处于相对被动地位的年轻一代，受西方文明、民主、自由等思潮影响，其思想、行为与长辈容易发生抵触、冲突，但东方宗法等级社会形成的消极的、依赖的、苟安的社会心理层面，大多数人不愿亦不能与其发生正面冲突，转而代之以抵抗方面较模糊、泛化的逆反心理。

2．2社会因素的影响

逆反心理的形成与一定时期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当代的青少年生长在改革开放时期，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泥沙俱下，鱼目混珠，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个人主义和金钱意识的泛滥，有些人民公仆成了金钱的奴隶。他们为了追名求利，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执法犯法等现象屡禁不止，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而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多数人把它作为批评和监督领导干部的动力，少数人则以偏概全，不能分纪国法与不正之风的界限，不能区别绝大多数干部奉公守法与极少数败类营私舞弊的本质差别，一概采取不信任态度。这样就助长了逆反心理定势的形成，对宣传乃至宣传内容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这种心理氛围对青少年势必会产生一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2．3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不当的影响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当代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生活动机和意向呈多维性。他们愿意接受提供思考、提供选择的非程式化、非单一结论的观点。追求享受与奋斗并举的生活。愿意享乐与奋斗交替存在。其次，重物质、重利益、重现实的价值观。对物质生活热烈追求和向往，在精神生活中崇尚现实的快乐原则，对个人、对社会十分注重效益的兑现。再次，强调自我的存在。追求自由的人格。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世界，不喜欢人云亦云，不喜欢现成的答案。十分珍惜自己的时间，强调自身的价值。面对这些新的特点和新的变化，原有的静态化、程式化的思想教育工作方式很难适应，由此产生了一种较强的惰性作用，容易引发青少年的逆反心理。

3青少年逆反心理的调适与教育

对待青少年的逆反心理，教育者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现实态度。首先。要认识到逆反心理是一种跨文化的社会心理现象，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出现。只要根源存在，它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因此。对于青少年中出现的逆反心理，应泰然处之。其次，要正确分析逆反心理的性质。逆反心理虽是一种抵触性很强的态度，但是，积极的逆反心理却是一面明镜，如能加以正确地利用和引导，既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又能促进我们改进教育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对待青少年中消极的逆反心理，应注意分析原因进行克服、矫正和调适教育。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3．1着眼于社全环境和社全条件的改善，杜绝逆反心理再生的社会土壤

只要我们把改革开放坚持进行下去，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不断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只要我们不断推进社会进步和民主化的进程，通过扎实有效地搞好各级领导干部的“三讲”教育，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分子和刑事犯罪活动，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发生根本好转，逆反心理产生的许多消极因素就会失去存在的条件。

3．2着力提高瓴导干部和征工队伍的素质，消除逆反心理产生的转发因素。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学校领导和教师。应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使自己的才智、能力、水平、德行与所履行的职责相符，只有“有理想的人讲理想，守纪律的入讲纪律，有献身精神的人讲献身精神”，榜样示范。现身教育，才最有说服力。

3．3努力增强青少年的信任感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教育者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做大量艰苦的、创造性的工作。我们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根据2l世纪青少年的特点，改革和更新教育内容和方法，要努力克服宣传教育中的模式化、八股调、“假、大、空”。要实事求是，改进工作作风，尽力教育、引导和满足青少年的政治期待。同时，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充分发挥非权力因素。增强青少年的信任感。在充满信任的环境中，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思维模式和稳定的心理系统，奠定其克服逆反心理的心理基础。

3．4开展科学的思想品德教育

要按照青少年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身心发展的特点，进行科学的教育。首先应认识到青少年正处在生理和心理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们会出现5大高峰：体力高峰、智力高峰、社会需要高峰、创造高峰、超常行为高峰。这5大高峰反映了青少年心理上的5大特点：好胜、好奇、好变、好动、好疑。相应地会出现3大矛盾：思维的独立性、批判性、广阔性、灵活性与传统思维模式及正统思想的矛盾；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与社会依附关系的矛盾；强烈的需要与道德、法制观念及社会物质文化条件的矛盾。只有了解了这些矛盾，善于调节和处理好这些矛盾，才有可能避免逆反心理的产生。

3．5要重视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注意调动他们自身的积极性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教育就是要迫使人去思考自己”。科恩在《自我论》中谈到自我教育时也说：“在关系到最高生活价值方面，教会别人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人都应自己教育自己，可能做到的只是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周围世界和自己。成为自己，实现比他身上现有的更好的东西”。科恩的论述。绝好地说明克服逆反心理的最好办法是进行自我教育．别人不能代替。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9篇

1859年，当马赫大学毕业时，适逢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接着，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又出版了。此前不久，亥姆霍兹已经把能量守恒的普遍原理置于物理学研究的中心。马赫没有像通常的自然科学家那样，致力于增加各不相关的发现相信息的积累，他独立自主地选择了适合于自己的道路和工作方法。他把着眼点放在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并注意历史地、批判地研究它们，这导致了他的关于知识本性的一系列观点的全面复兴。马赫就是这样从科学本身出发，经过科学史而达到科学哲学的。其结果，这位在各个知识领域无偏见地漫游、而无意于作哲学家的马赫，竟然“在今天被认为是对于我们这一代最有影响的、最典型的上一代启蒙哲学家” 。

马赫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家中找到了他的精神发祥地。他在《力学史评》中写道：“在18世纪的启蒙文献中，似乎第一次呈现出一个广泛的基础。人文科学、哲学科学、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当时有了接触，并且彼此激励向着比较自由的方向前进。凡是经历过这种高翔和解放的人，那怕只是部分地经验到的，通过这些文献都会对18世纪感觉到一种忧郁的怀昔之情。” 他盛赞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极力谴责莱辛对伏尔泰的攻击。但是，对启蒙运动的倾倒并没有使他把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家加以偶像化，相反地，他接过了那些伟大的启蒙人物的批判精神，同他所处时代的误用概念作斗争，正像他们同他们所处时代的误用概念作斗争一样。在他与之作斗争的概念中间，碰巧有许多是18世纪启蒙者所宠爱的概念，这些概念大部属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马赫的启蒙哲学和启蒙精神在他1883年出版的《力学史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部历史批判著作中，马赫以深切的感情洞察了力学的成长，追踪了在这些领域中起开创作用的研究者的工作，—直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他分析了古典力学中流行已久的概念(不是依据它们的形而上学建筑，而是依据它们同观察的相互关系)，指明了它们的正确性和适用性所依赖的条件，揭示了它们是怎样从经验所给予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他以坚不可摧的怀疑主义和独立性，批判了古典力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后人对它们的误用，批判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力学先验论和机械自然观。他通过剖析力学中的神学、泛灵论和神秘主义观点，表露了自己的内心思想和理智倾向。马赫的启蒙式的批判，唤醒了在教条式的顽固中昏睡的物理学家，为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从而发出了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

对于马赫的这种启蒙作用，爱因斯坦多次给以充分的肯定：“可以说上一世纪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把古典力学看作是全部物理学的、甚至是全部自然科学的牢固的和最终的基础，而且，他们还孜孜不倦地企图把这一时期逐渐取得全面胜利的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也建立在力学的基础之上。甚至连麦克斯韦和赫兹，在他们的自觉思考中，都始终坚信力学是物理学的可靠基础，……是恩斯特•马赫，在他的《力学史评》中冲击了这种教条式的信念；当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这本书正是在这方面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甚至连马赫的激烈反对者普朗克也承认马赫学说对心灵的启蒙作用。

当然，启蒙哲学也有悲剧性的特征。正如弗兰克所指出的：它破坏了旧的概念体系，但是当它建造新体系时，它又为新的误用打下了基础。因为没有一种理论是没有辅助概念的，而这样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被误用。科学的进步处于永恒的循环之中，创造性的力量必然会创造出会枯萎的芽。它们在人类意识中被那些以破坏为标志的力量所破坏。尽管如此，要使科学不致僵化成一种新的教条或经院哲学，需要的正是这种水不止息的启蒙精神。假如物理学变成宗教教义，马赫也会大声疾呼：“我不愿被人称为物理学家！”

马赫是一位具有罕见的独立判断力的自由思想家。“他对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毫不掩饰的喜悦心情，也就是对斯宾诺莎所谓的‘对神的理智的爱’如此强烈地进发出来，以致到了高龄，还以孩子般的好奇的眼睛窥视这个世界，使自己从理解其相互联系中求得乐趣，而没有什么别的要求。”([4]，p．83)作为思想先驱者的马赫，他的智力的原始创造物和无意识的构造，并没有假设一种外在的形式，它们的形式就是它们本身。在马赫身上，孩子般的单纯与大人般的成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普通人的心灵的思想进程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普遍人心灵的思想进程就像处在被催眠状态中的人的行为一样，并非自愿地按照催眠者的话语在他心灵中所造成的想像而行动。而马赫的心灵则处于高度的清醒和自由状态，其思想进程出自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唯一的前提只是思想对事实的适应以及思想对思想的相互适应，而不是对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亘古不变的教条的顺从。

马赫坚决否认科学理论是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的神话，他认为这些理论停留在未完成的、甚至永远也不会终止的经验上。康德在提出“纯粹自然科学怎么是可能的”问题时，他并不是把物理学和化学设想为历史的现实，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把它们看作是柏拉图的理念。对马赫来说，科学首先足现在给定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某种实际友现形式。他从生物进化论出发，把科学的历史看作人类进化史的一部分。康德认为，哥白尼学说是“一次”革命，它在这个专业领域里清除了以前的错误并建立了一个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马赫则明确指出，哥白尼学说也只不过是我们认识宇宙的一个确定阶段，它可能由于吸收新事实而再次被修正，甚至会被完全不同的领域的新发现所修正。科学的发展表明，马赫的见解是正确的。马赫自认有自我启发的强烈欲望，他要作一个不受他所接触的专家们的成见所影响的物理学家，他更喜欢思想自由。

马赫在早期科学生涯中，对自然现象采取了彻底的机械论的解释，并且承认原子论，对物理现象采取了富于哲理性的原子论描述。但是不久，他在抛弃机械论的同时也激烈地反对原子论——否认原子的实在性。在本世纪初，当原子的存在似乎有了确凿的实验证据时，马赫在1914年致友人的信中把他年轻时所写的《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2年）说成是“与事实不符，过时的和怪癖的” 。据推断，这很可能是指书中反原子论和言论。尽管马赫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否承认原子论(他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并不反对原子论)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76岁高龄的马赫还保持着内心的自由，乐于承认错误，甚至把他年富力强时所持的观点作为“怪癖的”东西加以摈弃。这也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人和科学家的高贵品质。

马赫不仅保持着内心的自由——这是大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最珍贵的礼物，而且也大力呼吁创造外在的自由。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前的10多年，马赫就曾提出，在受偏爱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的“机构应限制在些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方面，因为其余的个人的自由应该被保护。否则，即使是在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奴役也可能变得比在君主国家或寡头政治的国家里更为普遍和暴戾。（[6]）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人们不难从马赫这段深中肯綮的言论中获得丰富的教益。

尽管马赫就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和著述，但他并没有自封为哲学家，也反对别人加封他为哲学家。他在《感觉的分析》(1886年)里郑重声明：“我不自命为哲学家，我只是要在物理学内采取这么一个观点：当我们的眼光转到其他科学领域的时候，也无须立即放弃它，因为归根结底，一切事物都必须成为一个整体。”“我仅仅是自然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我仅寻求一种稳固的、明确的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无论在心理生理学领域里，还是在物理学领域里，都能指出一条走得通的道路来，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形而上学的烟雾能阻碍我们前进。我认为做到这一点，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他在《认识和谬误》(1905年)中再次强调：“首先是不存在马赫哲学。至多只有科学方法论和认识心理学；这二者像所有的科学理论一样，是暂时的、不完善的尝试。对于借助外加配料由这些尝试能够编造出来的哲学，我概不负责，……超验的领地对我紧闭着大门。如果我坦率地供认，这个领地的居民根本不能激起我的好奇心，那么你们便可以估计出，在我和许多哲学家之间存在着宽阔的深渊。为此理由，我已经明确地宣布，我决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仅仅是一个科学家。不过，假若有人偶尔叫嚷着要把我列入哲学家的名单，那么我对此不负责任。当然，我也不想作一个盲目地把自己委托给纯粹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就像莫里哀的医生期望并要求他的病人所作的那样。”

马赫的郑重声明既不是轻视哲学，也不是什么伟大谦虚，而是极力设法在他自己的学说和传统的哲学学说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界限。纵观上述引语中的“哲学”一词，联系马赫的整个思想，人们不难发现，马赫是以两种方式定义哲学的。当他在反对的意义上提到哲学时，其“哲学”一词的含义是指形而上学，例如康德的关于物自体的学说，贝克莱的以神的存在为原因的学说，一切无法用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假定等等；相反地，当他在赞同的意义上提到哲学时，则是指批判地把各种特殊科学统一为一个整体的事业。历史已经证明，那些自己不要求成为哲学家的哲学家并不是最不成器的哲学家。正由于马赫以反对形而上学和统一科学为目标和己任，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寻科学的起源、发展、结构和本性，而没有拘泥于具体的专业领域，因而他客观上成为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为了对历史负责，人们还是把哲学家的头衔加在他的身上。不过，马赫不是纯粹的哲学家，而是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在这方面马赫和科学家们的志趣相投：他们都不需要一种专门的哲学，而需要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对科学方法和作为一切科学出发点的事实做出细致的分析。

弗兰克认为，马赫的主要哲学倾向可以用这样两个口号来描述：“科学的统一”(即经济的描述)和“清除形而上学”。这是很有道理的。的确，马赫曾一再申明他的这种意向：“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必须排除掉，它们是多余的，并且会破坏科学的经济性。”“科学的任务不是别的仅是对事实作概要的陈述。现在逐渐提倡的这个崭新见解，必然会指导我们排除掉一切无聊的、无法用经验检查的假定，主要是在康德意义下的形而上学的假定。如果在最广泛的、包括了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研究范围里，人们坚持这种观点，就会将‘感觉’看作是一切可能的物理经验和心理经验的共同‘要素’，并且把这种看法作为我们最基本的和最明白的步骤，而这两种经验不过是这些要素的不同形式的结合，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一来，一系列妨碍科学研究前进的假问题便会立即销声匿迹了。”([7]，pp．iii，iv~v)在谈到科学统一时马赫说：“在我的著作里，人们不难发现我重视真正的哲学的努力，即努力把许多知识的溪流引导到一条小河中去，……”([2]，pp．xxiii~xxiv)他还说：“谁想把各种科学集合而成为一个整体，谁就必须寻找一种在所有科学领域内都能坚持的慨念。如果我们将整个物质世界分解为一些要素，它们同时也是心理世界的要素，即一般称为感觉的要素，如果更进一步将一切科学领域内同类要素的结合、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当作科学的唯一任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在这种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统一的、一元论的宇宙结构，同时摆脱恼人的、引起思想紊乱的二元论。”([7]，p. 240)

从这些言论中人们不难看出：第一，马赫的两个口号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要实现科学统一，就必须清除形而上学；只有清除形而上学，才能为统一科学的进程扫除障碍；马赫正是通过清除形而上学来实现科学的统一的，从而成为“科学统一运动”的思想先驱。第二，马赫之所以引入感觉要素，因为它对统一科学和清除形而上学是一种特别有用的手段。马赫所谓的“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其真正用意并不在于宣布一条本体论的论断和关于实在世界的一种性质的陈述。如果死死抓住马赫用以达到口的手段(“感觉要素”)不放，而忽视马赫哲学的真正意图——统一科学和清除形而上学，那就大大误解马赫的苦心了。

卡尔纳普从语言的角度分析了马赫的意图。在马赫看来，要使科学统一成为可能，只有把一切科学命题都表述为一些关于知觉(在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的复合的命题。凡是叙述关于我们观察的命题，总含有某一术语，例如“绿”、“热”等等作为谓词——卡尔纳普称这些术语为知觉术语。如果一个命题不能还原为谓语只包含知觉术语的命题，它就无法用经验来检验，它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因此，对马赫来说，“清除形而上学”这种说法就意味着要清除所有这样的句子，即不能化归为只含有知觉术语作为谓语的句子。因此，如果我们向科学要求一种关于我们经验的经济表象，即用一种统一的概念体系来做表象，我们就必须从承认可以化归为仅含有以知觉术语为谓语的命题。由此可见，马赫并不想提出一个关于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样一个问题的陈述，他只是想指出，为了使科学有可能统一，科学命题应当怎样来构成。

马赫坚信，他的统一科学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这是因为，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科学家的思想也不会在自然界之外，而且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没有那个事实或真理能够与经验无关地建立起来。马赫一生在各个知识领域漫游，正是为统一科学而作的尝试和努力。他正是通过引入中性的“要素”说，将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结合为一个整体的。

值得指出的是，马赫也是一位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学家。他追求真理，酷爱和平，主持正义，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投身于人类思想解放事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一边，反对教权主义，争取民众的民利和工人的合法权益。兴趣广泛、古道热肠的马赫，不仅力图使自然科学各学科得以统一，而且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也在他身上取得了和谐的一致。“在读马赫著作时，人们总会舒畅地领会到作者在并不费力地写下那些精辟的、恰如其分的话语时所一定感受到的那种愉快。但是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吸引人一再去读，不仅是因为他的美好的风格给人以理智上的满足和愉快，而且还由于当他谈到人的一般的问题时，在字里行间总闪烁着一种善良的、慈爱的和怀着希望的喜悦的精神。”([4]，pp．89~90)

马赫一生对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怀有浓厚的兴趣。要知道，这二者不仅自身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而且它们也是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效中介。马赫在科学哲学方面所采取的立场是为统一科学服务的，他对科学史的研究也超出了纯粹的专业价值。他说：“对科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以免在科学发展中所积存起来的原理变为一个一知半解的法定体系，或者更糟糕，变成偏见性的体系。对科学的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通过揭示历史上存在着的大量的传统性的和偶然性的东西，不但能够加深我们对现今科学发展的了解，而且能给我们带来科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他强调指出：“(科学的)启发只有一种方法 —学习历史!”

在马赫的哲学中，既可以看到先前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康德、孔德、内在论者)影响的痕迹，也可以发现时代科学精神(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所打上的烙印。但是，马赫观点的形成主要并不在于继承前人的思想，而是通过长期的自我探索形成的。他的思想既没有受既成的、僵硬的体系的束缚，又超出了一般科学家的视野，从而使他能够以独创性的贡献(如上面提及的关于科学的本质、目的和对象问题)站在他所处时代的制高点上。

像几乎所有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一样，马赫既不热衷于构造庞大的哲学体系，也不迷恋于追求完备的世界观。马赫认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和有可能完成的一切科学和哲学，同日常生活中的朴素实在论相比，都是短暂的产物，而后者则是用作为千万年进化结果的日常语言表达的。

马赫埋怨他的观点常常被人误解。他说：“这些批评家还责难我没有将我的思想适当地表达出来，因为我仪仅应用了日常语言，因此人们看不出我所坚持的‘体系’。按照这种说法，人们读哲学最主要是选择一个‘体系’，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体系之内去思想和说话了。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非常方便地拿一切流行的哲学观点来揣度我的话，把我说成是唯心论者、贝克莱主义者，甚至是唯物论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关于这点，我相信自己是没有什么过失的。”([7]，p．38)

无论怎么看，马赫的实证论观点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恰恰是这种观点，“从各方面来说，对于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马赫‘给科学以新的精神’，没有马赫这样的实证论的经验论传统基础，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如石里克、汉思、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是无从借助现代物理学、数学和逻辑的发展创立所谓新实证论即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用马赫自己的话来说，是‘一般文化发展的产物’。无可讳言，马赫对这种一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洪谦教授的评论，正确地揭示了马赫实证论思想在哲学史乃至一般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

人们对马赫实证论观点的某些误解，既有对实证论一般的牢固偏见的原因，也有仅仅抓住马赫片言只语而不及其余的原因。其实，正如伯格曼 所指出的，尽管实证论者与实在论者在观念上分歧多么大，他们在实际上并无原则性的区别。实在论者确信我们周围的物理世界的存在，并且把我们的实验、观察和测量看作是发现这些外界性质的手段。实证论者在其纯粹的形式下，认为追究独立于我们观察而存在的世界的实在性是没有意义的，只承认通过感觉印象给予我们的世界，他们贬低或排除形而上学之类的探究，主张科学的目标是把我们的经验系统化，发现持久的特性和规律性，或者预言尚未完成的实验结果；认为一切断言只有在它们能够被证实的程度上，即是说在最终能够把它们还原为与感官知觉有关的陈述时，才是有意义的。由于这两个派别的科学信念和哲学信仰不同，因此其争论必定会长期存在下去，远远不会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是，实在论者和实证论者主张的差别，感情上的成分多于逻辑上的成分。实际上，在科学实验室中，或者在解释记录数据的过程中，二者几乎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马赫的实证论对于摧毁旧的教条无疑是必不可少的锐利武器，便是它决不足纯粹的“否定论”，用马赫自己的话说，其破坏性仅仅是针对掺入我们概念中的多余的、会迷误人的东西。它也具有某种建设性，逻辑实证论的兴起，物理学革命的成果，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马赫思想的印记。连普朗克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要给它(马赫的实证论)以充分的荣誉，因为面对着威胁性的怀疑论，它再次树立起一切自然研究的唯一合法的出发点，即感官知觉。”

毋庸讳言，由于马赫主要的任务是为自然科学的经验方面辩护，反对先验论和绝对论的未经证明的主张，因而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科学结构中的数学和逻辑方法。排除同经验没有对应概念的科学，在理论中只应使用那些从观察得到的现象的陈述中推断出的命题，马赫的这个总目标似乎也显得狭隘，因而难以适应高度抽象性的现论科学的发展。但是，马赫在这里也没有把事情推到极端。对于科学框架而言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即事实和思想，他一方面承认感性事实是科学家用思想适应经验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另一方面又强调思想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肯定思想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带来的根本变革，并认为自然科学家的直观表象与概念思维之间的鸿沟并不是很大的、不可跨越的。他甚至提倡超越实际可能的界线、达到在逻辑上不可能的对象的想像。马赫本人就具有诗人的想像力，他认为诗人的梦想不仅是一切心理发现的开端，而且是经验本身即作为事实存在的东西的完善调整的源泉，从而也是假设和理论形成的源泉。

还在马赫在世日时，他的观点就被人指责为唯心论或唯我论。对此，马赫本人的态度是鲜明的：“造成这种误解的部分原因，无疑在于我的观点过去是从一个唯心主义阶段发展出来的，这个阶段现在还在我的表达方式方面有痕迹，这些痕迹甚至在将来也不会完全磨灭。因为在我看来，由唯心主义到达我的观点的途径是最短的和最自然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这种误解“再三抗议”，反对把他的观点和贝克莱的观点“等同起来”。他对“唯我论是唯—的彻底的观点”这种说法感到“惊奇”，认为唯我论只适于“沉思默想、梦中度日的行乞僧”，而不适于“严肃思维、积极活动的人”([7]，pp．278~279，276)。

马赫的态度获得了一些科学家的理解。奥斯特瓦尔德写道：“像恩斯特•马赫这样一位明晰的、深谋远虑的思想家，竟被看作是空想家，这无法使人信服的，一个了解如何做出如此完善的实验工作的人怎么会在哲学上讲—些令人生疑的昏话呢。”（[9]）爱因斯坦在提及马赫的哲学研究时也说：“他把一切科学都理解为一种把作为元素的单个经验排列起来的事业，这种作为元素的单个经验他称之为‘感觉’。这个词使得那些未仔细研究过他的著作的人，常常把这位有素养的、慎重的思想家，看作是一个哲学上的唯心论和唯我论者。”([4]，p．89)

爱因斯坦的辩护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的确，马赫的研究同世界究竟是由感觉还是由物质组成的这类问题毫不相干。这只不过是传统哲学所惯用的提问题的典型方式，而马赫大力反对的正是这种提问题的方式。在马赫看来，既然感觉和感觉的复合能够是并且必须是关于外在世界的那些陈述的唯一对象，那就根本无需假定在感觉之后潜在的、不可知的实在，这样他就把康德的物自体抛弃了。马赫认为，他的观点是排除一切形而上学问题的，不论这些问题是此刻不能解决的或是根本永远无意义的。他觉得拒绝回答这类无意义的问题，绝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科学家面对大量可以研究的事物所能采取的唯一合理的态度。

马赫既拒绝唯心论，也拒绝唯物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试图在它们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在他看来，这两大派别都是形而上学的命题体系，都不是科学理论，因为它们无法用经验证实或证伪。想用科学成就来支持任何一方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马赫发现：“哲学唯灵论者往往感到，要使自己的那种用精神创造出来的物体世界具有其应有的坚实性是很困难的；同时唯物主义者又感到，要使物体世界有感觉，也不知所措。”([7]，p．11)为了克服精神与物质、自我与世界的尖锐对立，把认识论提高到新的科学实践的高度，马赫才把要素(感觉)置于第一性的地位(而不是把自我或物质)。正是通过感觉，物体世界变就了我们能够抓得到的东西，变成活生生的、为人的世界，就此而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存在原则性的差别。问题恰恰在于，要避免走这个危险的极端：唯心论在苍白的唯灵论中消失，唯物论的生气在机械论中枯竭。

把马赫的哲学说成是唯心论或唯我论，这就无法解释，它怎么十分容易地就蜕变为物理主义呢?在维也纳学派中，很快就从卡尔纳普和石里克使用的现象语言，转变到纽拉特主张的物理语言了，而物理主义所使用的语言是非常接近于唯物论的。更何况，马赫认为科学家的思想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比单纯的物理主义还要彻底得多。在这里，我无意于把马赫划入唯物论的阵营。对于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而言，他们的哲学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而开始的，他们的思想火花往往是在科学研究中突发的，但实际上则是对科学中的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长期沉思的结果，他们是被问题的逻辑指引获得这些前所未有的结果的。他们在实践中并不愿意背负着现成的认识论体系去寻求答案，也无意于把针对具体问题找到的答案编织成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我们又何必把他们强行纳入普罗克拉斯提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的床上呢?

其实，马赫并不想排除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粗糙的物质概念，也没有否认朴素实在论，他认为这二者都是自然地、本能地形成的。对于后者，他说：“假如朴素实在论可以称为普通人的哲学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就有得到最高评价的权利。这个观点不假人的有意的助力，业已发生在无限久远的年代；它是自然的产物，并且由自然界保持着。虽然承认哲学的每一进展，甚至每一错误，在生物学方面都有道理，但哲学做出的一切贡献，与这个观点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瞬息即逝的人工产物。事实上，我们看到每个思想家，每个哲学家，一到实际需要驱使他离开自己的片面理智工作时，都立刻回到了这个普通的观点上。”([7]，p．29) 在科学实践中，马赫始终坚持，每一个促使我们调整和改变我们思想的动机，都来自新的、反常的和不理解的事物，它使有较强思考能力的人立即使思想与观察到的现象相适应。他还认为，最令人愉快的思想并不是来自天国，而是从已有的观念中产生的。这就是思想对事实的适应和思想彼此之间的适应。马赫断定，科学无法想像出这样一种原理，它能使一个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知识的人构造出一个经验世界来。马赫的这些见解，并没有隐含唯心论或唯我论的意思。

马赫的哲学观点从它们问世一直至今天，不断有人提出批评。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中的批评，其真正目的是针对马赫的俄国信徒的，也即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敌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909年写信告诉马赫说：“不懂这个问题的人在该书中所能够发现的所有论据部结合得很巧妙。列宁过去并不关心哲学，而现在花了一年时间研究哲学，……当然他没有时间详细思考解决的方法。他实际上认为要素是骗人的把戏。……人们不可能在他的书中找到任何必须认真对待的论据。”对于列宁的批评，马赫认为与他感兴趣的问题相距甚远，因而没有答辩。但是列宁的毁灭性批判却在社会主义国家宣布了马赫哲学的死刑，因为人们此后很难自由地、不带偏见地评论马赫。“要是列宁本人还活着，看到这种情况，他很可能会对自己的书由偶然的政治论战著作预料不到地变成了声望极高的认识论经典著作而感到惊愕。”（[6]）

早年对马赫思想十分推崇的爱因斯坦，在1917年春致贝索的信中对马赫哲学表示不满，并在1922年4月访问法国时对马赫哲学进行了公开批判。爱因斯坦的批评主要是([4]，pp．106，438，169，212，214，438)：①马赫或多或少地相信科学仅仅是对经验材料的整理，他没有辨认出在概念形成中自由构造的元素。②马赫哲学不可能产生出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而只能扑灭有害的虫豸。③马赫的思维经济有点太浅薄、太主观。④马赫不仅把感觉作为必须加以研究的唯一材料，而且把感觉本身当作建造实在世界砖块，从而否定了物理实在这个概念。⑤马赫是一位高明的力学家，拙劣的哲学家。

在本文，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详细分析爱因斯坦的批评，在这里仅想简要说明。批评①是正确的；批评②有部分道理，但把话讲绝了；至于批评③，我在一篇论文 中已作了分析；批评④有误解的成分；批评⑤是感情的成分多于理智的成分。关于批评⑤尚须作如下说明：在马赫1913年7月为《物理光学原理》写的序中，马赫断然否认他是相对论的先驱，并认为相对论变得越来越教条了。该书迟至马赫逝世五年后(1921年)才出版，而在此之前，爱因斯坦一直以为马赫是支持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显然认为被马赫作弄了，其愤懑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从而于次年发表了关于马赫是“拙劣的哲学家”的偏激谈话。最近，国外有人提出，《物理光学原理》的序是马赫的儿子伪造的。” 当然，这还不能算是定论。

马赫哲学有缺点，有矛盾，有站不住脚的地方。但是，正如石里克所说：“没有任何批评会有损于马赫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声誉：心平气和的公正态度，没有偏见和独立自主，他就以这些原则作为出发点来研究他的问题，他不可动摇地热爱真理和明晰性，这些品德在任何时候都能使哲学家做出解放人类思想的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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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10篇

审美享受；F象学方法；胡塞尔；盖格尔

B516.52A000115

一

如果要给早期的现象学运动做一个基本的时间划界的话，那么1902年约翰内斯・道伯特从不伦瑞克骑脚踏车赴哥廷根对胡塞尔的造访是最初的起步，1905年应当可以算作是它的真正的开始。这一年是慕尼黑的特奥多尔・利普斯的学生到哥廷根与胡塞尔及其学生会面的一年，也是阿道夫・莱纳赫在道伯特的建议下于夏季学期到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最后在这里完成任教资格论文的一年。自此现象学有了慕尼黑学派和哥廷根学派之分。哥廷根学派的代表威廉・沙普曾诙谐地将这个聚会称作“来自慕尼黑的入侵”：“我想那是一个夏季学期。他们是莱纳赫、康拉德、希尔德勃兰特。盖格尔时而会出现。我们利用每个机会与慕尼黑人进行日日夜夜的哲学交谈。在我们看来，他们在每一个方面都远远超过我们。”①这个说法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从1913年胡塞尔创办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的编委名单上可以看出，除了胡塞尔本人之外，早期现象学运动的领导成员全都是“慕尼黑人”，都是利普斯的学生，而且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哲学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且此时已经转换而成为现象学心理学的研究方向：舍勒的宗教伦理现象学与价值感受现象学；莱纳赫的政治现象学与法权现象学；普凡德尔的意欲现象学与逻辑现象学；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还有盖格尔的审美体验现象学与感受现象学。

莫里茨・盖格尔（Moritz Geiger， 18801937）出生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家庭。他最初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法律、文学，1900年开始先后随利普斯和冯特学习哲学和心理学。这两位老师的特点都是既探讨哲学心理学，也致力于科学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普凡德尔曾将这两种取向的心理学称作“主观心理学”和“客观心理学”。②盖格尔和普凡德尔一样，更倾心于哲学心理学；此外，他们之间的另一个相同点在于，他们都关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问题。这两个共同点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由于其哲学心理学的偏好，他们都受到来自科学心理学方面的抨击，因而都需要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和做出反驳。关于普凡德尔的相关讨论，可以参见笔者的文章《意欲现象学的开端与发展――普凡德尔与胡塞尔的共同尝试》，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在与胡塞尔建立联系之后，盖格尔曾于1906年夏季学期在哥廷根旁听了胡塞尔的讲座“普通哲学史”并担任辅导助教。1907年2月他在慕尼黑利普斯那里以《数量学说的方法论的和实验的论稿》为题完成了任教资格答辩，他在任教资格论文的前言中同样程度地感谢了利普斯和胡塞尔。M. Geiger， Methodologische und experimentelle Beitrge zur Quantittslehre“， in： Th. Lipps （Hrsg.）， Psychologischen Untersuchungen， Bd. I， Leipzig： Engelmann， 1907， Heft 2， S. 325522.而对于盖格尔在此期间的心理学研究，胡塞尔曾在1910年的著名长文《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对盖格尔在第四届实验心理学大会所做的报告《同感的本质与意义》M. Geiger， ber das Wesen und die Bedeutung der Einfühlung“， in： F. Schumann （ed.）， Bericht über den IV. Kongre für experimentelle Psychologie in Innsbruck vom 19. Bis 22. April 1910， Leipzig：Barth， S. 2973.赞赏说：“作者以一种富于教益的方式力求对真正的心理学问题进行区分，这些问题在迄今为止关于同感的描述和理论之尝试中有些是明确的，有些则相互混淆。而且他还讨论了人们对这些问题解决的尝试和得到的成果。”（Hua XXV， 40， Anm.1）

在盖格尔之后，他的同门师弟莱纳赫也于1909年在哥廷根胡塞尔的指导下完成了任教资格答辩。他们二人随后分别在慕尼黑和哥廷根担任私人讲师，成为现象学慕尼黑学派和哥廷根学派的核心成员。在1913年出版的首卷《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中，盖格尔作为编委也在编委的集体亮相中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审美享受的现象学论稿》M. Geiger， Beitrge zur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Band 1， 1913， S. 567684.。道伯特在给胡塞尔的信中对它评论说：“盖格尔的论著是我至此为止在他那里读到的最好的东西。他对关于他的论题的各种理论的杂乱做了整理和澄清，以至于这些问题在科学上有了决定性的进展。”（Hua Brief. II， 66f.）

然而早期现象学运动的好景并不长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道夫・莱纳赫于1917年不幸阵亡；胡塞尔于1916年获得弗莱堡大学的任命，离开了哥廷根。罗曼・英加尔登、埃迪・施泰因、弗里茨・考夫曼、奥斯卡・贝克尔等胡塞尔在哥廷根的重要学生也先后随老师去了弗莱堡。哥廷根学派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逐渐形成气候的弗莱堡学派。但慕尼黑学派一直还在维持。尽管特奥多尔・利普斯于1914年去世，但盖格尔于1915年在慕尼黑获得了副教授的职位。他与接替利普斯心理学研究所主任位置的普凡德尔以及A. 菲舍尔等人在慕尼黑仍然秉承现象学的传统，同时继续协助胡塞尔编辑出版《年刊》。除了在《年刊》第四卷上出版的“关于无意识和方法心理学的大作”这是胡塞尔在1920年致英加尔登的信中关于盖格尔的这本书所做的描述（E. Husserl，Briefe an Roman Ingarden. Mit Erluterungen und Erinnerungen an Husserl，hrsg. von R. Ingarden， Phaenomenologica 25，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68， S. 15）。该书的原文参见：M. Geiger， Fragment über den Begriff des Unbewussten und die psychische Realitt. Ein Beitrag zur Grundlegung des immanenten psychologischen Realismus，in：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Band 4， 1921， S. 1138； 除此之外，盖格尔后来还出版了科学哲学方面的著述：Die philosophische Bedeutung der Relativittstheorie. Vorlesung 1921； Systematische Axiomatik der Euklidischen Geometrie， Augsburg： Dr. Benno Filser Verlag， 1924.以外，他还开设了现象学心理学与科学哲学方面的讲座。盖格尔的讲课很受欢迎。他的学生海尔曼・蔡尔特纳回忆说：“他的讲座在教学上十分出色，他的报告极其生动和直接，始终没有讲稿，只是在偶尔需要引经据典时才会让人意想不到地从上衣口袋里像变戏法似地变出一张纸条来。他十分懂得从本己直观的全然明晰性出发来阐明复杂的关系，同时却不将它们平庸化！精雕细琢的用词造句因其优美而令人无法抗拒，但却始终朝向实事，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对他的聆听成为一种特别的享受。”Hermann Zeltner， Moritz Geiger zum Gedchtnis“，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Bd. 14， H. 3 （Jul. Sep.， 1960）， S. 453. 此外，盖格尔在1907年3月27日给胡塞尔的信中还提到，他每周开设一小时的“笑话和相声的练习课”，这对他是一种放松休息（Hua Brief. II， 88）。由此也可以窥见盖格尔的演讲口才之一斑。

这些著作出版和讲座课程帮助盖格尔于1923年获得了哥廷根大学的哲学正教授的职位，这也就是胡塞尔在哥廷根曾有过的编外正教授（Extraordinariat）的位子。他在这个位子上一直执教到1933年，而后因为纳粹上台而不得不离开德国流亡去了美国，先后在纽约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 in New York）和斯坦福大学任教。他于1937年因一场车祸而去世，享年仅57岁。在他的学生中有成名的人物，如克劳斯・贝尔格、阿隆・古尔维奇、瓦尔特・本雅明、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卡尔・勒维特等。此外，胡塞尔的学生马特乌斯・康拉德也是盖格尔的学生，并且就是他推荐给胡塞尔的。

二

胡塞尔于1916年转到弗莱堡大学任职之后，在后起的弗莱堡学派与早期的慕尼黑学派之间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严格来说，主要是在盖格尔、普凡德尔、海德格尔之间教职上的竞争关系。关于胡塞尔因为选择海德格尔作为自己的教席继承人而在普凡德尔心中引发的芥蒂，笔者在关于普凡德尔的文章中已经做了阐述。参见笔者：《意欲现象学的开端与发展――普凡德尔与胡塞尔的共同尝试》，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这里只需要接续一段与此相关的但在盖格尔与海德格尔之间因类似问题而产生对峙的思想史故事。

从《胡塞尔书信集》中留存下来的盖格尔致胡塞尔的最初两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盖格尔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反思认识，例如他承认自己对逻辑问题研究相对较少，但他同时向胡塞尔透露他的数学爱好以及开设的相关数学n程，报告他在此期间就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所做的三个讲演：“逻辑学与心理学”“自身被给予性与明见性”和“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此外他还向胡塞尔阐述他正在准备的任教资格论文所处理的自然科学与心理学关系的论题：“所有种类的自然科学法则，如明见的命题、真正的法则（牛顿法则）和经验的合法则性（马略特法则）都在心理学中有其相似者，而除此之外在心理学中还有可领会的体验法则，例如每个意志实现都在自身中承载着快乐的条件”，如此等等。此外他还报告了这些问题在任教资格试讲时遭遇的冷遇和不解（Hua Brief. II， 8791）。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研究以及对胡塞尔讲座的聆听与辅导，这些使得盖格尔有理由在1919年的信中将自己和“慕尼黑的现象学家”称作胡塞尔的“老学生”（Hua Brief. II， 107）。

但在胡塞尔这方面，他对盖格尔的评价相对于其他早期现象学代表人物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在与普凡德尔和海德格尔的比较中。他在1921年圣诞节致英加尔登的信中谈及普凡德尔和盖格尔时说：“即便是普凡德尔的现象学实际上也本质上不同于我的现象学，此外由于他从未完全理解构造问题，因而他会陷入一种独断论的形而上学，不过他是基本诚实的和坚定的。盖格尔只是四分之一的现象学家。” R. Ingarden， Erinnerungen an Husserl“， in a.a.O.， S. 23.

在这个背景下，胡塞尔在19221923年期间遭遇了与普凡德尔、盖格尔和海德格尔相关的教职推荐问题。这个问题在五年后再次出现在普凡德尔与海德格尔的教职竞争过程中，并且最终导致普凡德尔与胡塞尔的反目。但在五年前的盖格尔这里，结局要好一些。

最初是在1922年2月1日，时任马堡大学哲学讲席教授的保尔・纳托尔普致函胡塞尔，主要是为了征询他对其马堡大学哲学教椅的后继人选的意见，胡塞尔在回函中提出在他看来合适的三位人选：普凡德尔、盖格尔和海德格尔。随后不久，这一年的5月28日，时任哥廷根大学哲学讲席教授的乔治・米施也写信给胡塞尔，询问他对哥廷根大学的一个新增哲学教职的可能聘任人选的意见。这个教授位子就是胡塞尔1916年离开哥廷根前所具有的教职，它当时是一个国家计划外的正教授（Extraordinariat）职位。胡塞尔离开哥廷根后接任这个位子的是米施，而后他于1919年获得哥廷根大学哲学讲席教授的职位，因此而空下的这个编外教授的位子又给了海尔曼・诺尔（Herman Nohl）。1922年诺尔也获得升任，成为哲学与教育学的计划内正教授，而他空下的这个位子又从“计划外正教授”改为“专属正教授（persnlicherOrdinarius）”“专属正教授”属于国家计划内编制，但并不一定具有延续性，即在这个位子持有者退休后不一定会继续维持这个教席。普凡德尔60岁时最终在慕尼黑大学获得的也是这个头衔。。米施向胡塞尔征询的就是关于这个位子的候选人的意见。

纳托尔普和米施的这两次意见征询也是导致海德格尔后来撰写《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诠释（解释学处境的指明）》报告的直接原因。这份著名的报告后来被学界简称为《纳托尔普报告》，因为海德格尔主要是将这份报告交给纳托尔普的，而且通过这份报告虽未获得纳托尔普的教椅，但还是获得了取得此教椅的尼古拉・哈特曼空出的“具有一个正教授职位和权利的编外教授”参见：G. Neumann， Nachwort des Herausgebers“， in： GA， S. 444. 马堡大学当时提供的教职是“具有一个正教授职位和权利的编外教授”。的职位。最终海德格尔去了马堡。但这份报告当时实际上是分别寄给纳托尔普和米施的，因而它更有理由被称作《纳托尔普米施报告》。关于这个过程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笔者：《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33页。

与马堡大学在聘任问题上事先有自己的保留人选尼古拉・哈特曼一样，哥廷根大学也有自己的保留人选。米施在给胡塞尔的信中也做了坦率的说明，但他按自己的看法还列出三个可能人选：盖格尔、普凡德尔和海德格尔。他在信中写道：“就实事而言，为了补充这里的教务活动，我们对盖格尔考虑较多，我们很乐意将他拉到这里来；但这里有讨厌的人际关系方面的麻烦，因为米勒的位子预计要由卡茨来接任这里提到的米勒（Georg Elias Müller）是哥廷根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卡茨（David Katz）则是他的学生，时任罗斯托克大学教授。，因此，在考虑到先前的名单会遭到抵制之后，我们现在建议的第一位是卡茨。我也很想要普凡德尔；但只能给他提供一个国家编制内的正教授位子吧？而这个位子不是的。前面曾提到这个教授位子就是胡塞尔1916年离开哥廷根前所具有的教职，它是一个国家计划外的正教授职位。但还有海德格尔，如果您想为我们提供一个评判，我会为此非常感谢您！不过如前所述，我也愿意听取您的其他忠告。”（Hua Brief. VI， 273）

胡塞尔给米施的回信以及他为盖格尔和海德格尔所写的推荐函现在应当还存放在乔治・米施的遗稿中，在1994年编辑出版《胡塞尔书信集》时直至今日尚未公开但近期有可能公开出版。因为胡塞尔此前曾为埃迪・施泰因在哥廷根大学的求职曾给米施写过推荐函，这封信函已于2015年在现象学界流传。笔者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一书中已经将其译成中文（参见该书第5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外篇（1）：胡塞尔与犹太人问题》，第118119页）。施泰因最终因其女性身份和犹太身份而未能申请去哥廷根大学的任教资格考试，对此米施心存愧疚，他在致胡塞尔的这封信中对此也有谈及。看起来他抱有这样的想法，即通过对盖格尔的聘任的支持以及为胡塞尔的另一位哥廷根学生汉斯・利普斯（Hans Lipps）提供一个任职机会的做法来弥补几年前的亏欠。。关于海德格尔的推荐函，基本上可以推测，它与胡塞尔写给纳托尔普的海德格尔推荐函大同小异。而他对盖格尔的评判，我们只能根据胡塞尔给纳托尔普的回信，以及盖格尔给胡塞尔的相关通信来了解胡塞尔的态度。

由于这两项聘任涉及的都是与胡塞尔共事多年的现象学家，因而他在推荐人员的排序选择上十分为难，因此也特别用心。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如果一切都可以按照胡塞尔的理想来布局的话，那么他会让普凡德尔去接替纳托尔普的讲席教授的职位，让海德格尔去马堡接替哈特曼的编外教授的职位，或者去哥廷根接受那个空出来的专属教授的位。这也是胡塞尔从一开始就让海德格尔将其亚里士多德报告同时送交给纳托尔普和米施两人的原因。

实际上，在纳托尔普那边，他在自己的学生哈特曼之外首先考虑的接替人选是盖格尔而非普凡德尔或海德格尔。他在给胡塞尔信中曾写道：就“从原初最本己的生产力出发去创造”第一点而言，“我在盖格尔这里获得了在这方面的最坚定的印象”（Hua Brief. V， 143）。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当时哥廷根大学的米施和马堡大学的纳托尔普都比较看好盖格尔。

但胡塞尔在给纳托尔普的回信中仍然极力推荐普凡德尔，并将他与盖格尔相比较：“我不仅将普凡德尔视作一位根基扎实的研究者，而且也将他视作一种彻底哲学的人格性。他的利普斯的出发点长期遮住了他对超越论问题域的目光，但以他的在我看来是原本的、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获取一切的方式，他始终在不断地前行，而他的各个讲座虽然朴实，发挥的作用却是深层的。就这些方面而言，我认为还是无法将盖格尔与普凡德尔相提并论，尽管盖格尔更为灵活和更为柔顺，而且有极为出色和富于教益的著述，而普凡德尔则在全然原初创造的现象学明见性方面要更为丰富（它们之中还有较大部分尚未发表）。”（Hua Brief. V， 149f.）此后，在哈特曼成为纳托尔普的继任者后，胡塞尔又全力推荐海德格尔去接任哈特曼的“具有一个正教授职位和权利的编外教授”职位，并最终获得成功。

而在盖格尔这边，对他的聘任在两方面都进行得不顺畅。此前他在马堡的招聘中虽然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包括已经获得纳托尔普教席的哈特曼，但仍然没有通过哲学系的第二次讨论，因而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并且最终是败给了海德格尔：在1922年12月12日的招聘名单上，海德格尔被列在第一位。

而此后在哥廷根，盖格尔再次遭遇了海德格尔的竞争。还在1922年8月9日致胡塞尔的信中，他就写道：“您也许已经知道，您原先的哥廷根教席现在有可能作为专属正教授（persnliches Ordinariat）而为我所获得。如我所闻――而且您对此最为了解――海德格尔是我的竞争对手。尽管我去年承认，普凡德尔对于慕尼黑的编外教授的位子比我有优先权，而且尽管我也理解，人们在马堡偏好十分能干且因其著作而被挪到认真考虑人选的第一系列的哈特曼，可是我会觉得――在承认海德格尔的所有才华与成就的同时――，如果人们宁可要比我年轻得多且发表要少得多的海德格尔而不要我，那么这是不公正的。据我的消息，在您的老对手施罗德都很奇怪地为我说话之后，看起来人们还没有这样的意图。当然，哥廷根对于我来说是因为我的数学哲学兴趣而尤为重要。”（Hua Brief. II， 109f.）

从这封信中可以读到的信息是盖格尔在哥廷根的聘任候选方面的情况十分乐观。但在接到胡塞尔的回复但胡塞尔的这封回信没有收入《胡塞尔书信集》，可能是遗失了。之后，在接下来于1923年7月14日致胡塞尔的信中，他的心情与口吻显然都发生了变化：“就我的理解，您的回信是说：您最初听说：我是被认真地考虑的，而您为此感到遗憾。您说当时诺尔给您写信说，我作为犹太人被排除了。您原本就应当支持海德格尔的。他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十分需要得到一个职位，而您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如此费力去获得一个公职的位子；我或迟或早都会有位子的，因为我的名字现在到处都被列入考虑的名单。――我看到其中有一种对我对哥廷根教席之要求的拒绝，有一种令我伤心的对海德格尔的偏好――尤其是您一年前在圣梅尔根（St. Mrgen）曾对我说过，海德格尔是非常能干的，但还不成熟。”（Hua Brief. II， 112）

由于胡塞尔对盖格尔的前信以及对此信的回复都没有收在《胡塞尔书信集》中，很可能是在盖格尔流亡美国的过程中遗失了，而胡塞尔这边又没有留下副本根据《芬克全集》的编者汉斯莱纳・塞普（Hans Rainer Sepp）在与笔者交谈中的口头告知，胡塞尔后期的许多书信之所以有副本乃是后来的助手欧根・芬克的誊写结果。此外，笔者可以从胡塞尔的一些信函中读出，他早年信函的一些副本是他女儿伊丽莎白抄写的（参见：Hua Brief. VI， 276）。，因而我们难以知道盖格尔对胡塞尔的意思的这个理解性复述究竟是否正确。如果这确是胡塞尔的本意，那么他就真的是太不近人情了。于是我们也可以再次印证埃迪・施泰因所说：胡塞尔“为科学而牺牲了人情”参见：Edith Stein， Selbstbildnis in Briefen I（19161933）， ESGA 2， Freiburg i.Br.： Herder Verlag， 2000， Brief Nr. 27.。

无论如何，盖格尔在1923年还是获得了哥廷根大学的这个专属正教授的职位。而且胡塞尔事实上也绝不会反对盖格尔获得哥廷根大学的教职并因此而成为自己的间接继承者。恰恰相反，1923年在胡塞尔看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现象学年：他自己在64岁这年收到柏林大学邀请他去接任恩斯特・特洛尔奇的教椅，而弗莱堡大学因为胡塞尔拒绝了柏林大学专门给了他两个助手的名额，从而使胡塞尔能够聘任奥斯卡・贝克尔和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海德格尔在这年成为马堡大学的教授，盖格尔也在这年成为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为此，胡塞尔在这年8月31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十分喜悦地报告说：“海德格尔作为正教授去了马堡。盖格尔去了哥廷根（我以前的那个位子）。[现在到处都在要现象学家。]”（Hua Brief. III， 218）

三

在这次通信之后，胡塞尔与盖格尔之间似乎有多年没有书信往来，直至1929年。这年为庆祝胡塞尔70周岁，他的学生们瞒着他在为一些庆祝活动做准备。除了约定在胡塞尔生日这天所有学生齐聚弗莱堡之外，还有计划出版一本在欧洲学术界通行的用来庆祝学者诞辰的纪念文集（Festschrift）。后来这部由学生们撰写的文章组成的文集在1929年作为《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十卷的增补卷出版Martin Heidegger （Hrsg.），Festschrift E. Husserl zum 70. Geburtstag gewidmet. Ergnzungsband zum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1929.，并在胡塞生日当天由刚刚继承他的教席的海德格尔当面呈交给他。

由于这部《纪念文集》是学生们和朋友们为胡塞尔准备的生日惊喜，因而胡塞尔对此前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庆祝活动十分成功，只是在结束时略有扫兴的局面出现，而且事关盖格尔。英加尔登对此过程回忆说：“在正式的庆祝部分结束后，几乎所有客人都很快离开了。只有几个胡塞尔的老学生还被邀请参加一个可以说是私人的午宴。在场的只有胡塞尔一家，而后是埃迪・施泰因、让・海林、柯瓦雷、珀斯和我，几乎全是老哥廷根人。在午宴后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胡塞尔请人从放在他写字桌上的一堆信中选几封朗读一下。是施泰因小姐读的信。在某个时刻她读到了莫里茨・盖格尔的信：他和其他‘慕尼黑人’抱歉没有能够来参加。而使得他不可能前来的是海德格尔。胡塞尔陷入不愉快的惊讶之中，而且全然不解。但人们认为，这与纪念文集的准备方式有关。好心情过去了，很快我们便离开了。” R. Ingarden， Erinnerungen an Husserl“， in Husserl，Briefe an Roman Ingarden. Mit Erluterungen und Erinnerungen an Husserl，hrsg. von R. Ingarden， Phaenomenologica 25，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68， S. .

英加尔登谈到的这封盖格尔的信没有收入《胡塞尔书信集》。但在胡塞尔于祝寿会后给盖格尔的回信以及盖格尔的再回信中可以大致了解事情的原委：原先是出版商M. 尼迈耶委托时任慕尼黑大学副教授的亚历山大・普凡德尔编辑出版《胡塞尔七十诞辰纪念文集》，但普凡德尔出于某种原因转而委托盖格尔承担此事。在答应普凡德尔之后，盖格尔又收到尼迈耶的信，得知后者在未通知盖格尔的情况下已将此事委托给海德格尔了。盖格尔在回信中同意从编辑事务中撤出。然而他随即又收到普凡德尔的信，告诉他尼迈耶同意将编辑事务交给盖格尔。盖格尔至此十分恼怒，认为这是尼迈耶“在一个教授面前很不专业的举止”，因而告知“我很遗憾不可能再以任何方式参与《纪念文集》的事务”（Hua Brief. II， 113f.）。盖格尔最终是以在报刊上发表一篇《埃德蒙德・胡塞尔七十诞辰贺词》参见：M. Geiger， Edmund Husserl. Zum 70. Geburtstag“， in： Unterhaltungsblatt der Vossischen Zeitung vom 7. April 1929.的方式为胡塞尔庆祝了生日。

胡塞尔在1929年4月中旬给盖格尔的回信中对盖格尔的撰文表示感谢并对《纪念文集》的编辑一事解释说：“《纪念文集》是一个绝对的惊喜。我很遗憾，您认为无法再参与，否则我会很高兴的。当然，海德格尔在担任了多年助手之后成为我最亲近的朋友，现在是我的继任，他最初制定了这个计划，而在受尼迈耶（根据他的策划）委托编辑事宜的同事普凡德尔首先做了拒绝之后，海德格尔才自己接手了这个事情。我手边有些著述，它们也许会有助于向老慕尼黑人阐明我的超越论现象学的意义。”（Hua Brief. II， 114）

这里的引文中的最后一句并非是胡塞尔的突然话题转换，而是隐含了他对普凡德尔和盖格尔在《纪念文集》一事上所持态度之原因的理解。他认为这个态度与慕尼黑学派和弗莱堡学派之间在各自现象学立场上的分歧有关。当然，胡塞尔还需要几个月才会意识到，他的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与慕尼黑学派相比，海德格尔不仅不是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的继承人，而且他连现象学一般的继承人都没有再做下去。对此问题详见笔者：《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同上书第3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后篇：19281938年》，第55页以后各页。

到哥廷根之后，盖格尔的工作表明他的确如他所说要比他的前两任都更适合担任这个胡塞尔哥廷根教席的“间接继承者”（Hua Brief. II， 112）的位子：由于他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他和胡塞尔一样在哥廷根与数学家们走得很近。在1932年12月31日写给胡塞尔的信中，他报告说：“我感觉很好，并且在我面前有一系列较大的著述要撰写，它们之中始终有这一个著述在妨碍另一个著述的加工充实。我对哥廷根学生的哲学兴趣，主要是对数学自然科学系内学生的哲学兴趣始终很满意。”（Hua Brief. 116）在这些学生中也包括后来被称作“来自希尔伯特的哥廷根的最后一位数学家”的美国学生桑德斯・麦克莱恩。他于1931年至1933年期间在哥廷根攻读博士学位。除了希尔伯特的课程之外，他也与海尔曼・外尔讨论哲学，并旁听过盖格尔的哲学课程，受到他们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参见：Colin McLarty， “The Last Mathematician from Hilbert’s Gttingen： Saunders Mac Lane as Philosopher of Mathematics，”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7，58（2）， pp. 77112.

1933年纳粹上台后，盖格尔因其犹太身份而被强制退休，不得不离开哥廷根。他曾为去瑞士苏黎世求职而请胡塞尔为他写推荐函。此后在给胡塞尔的回信中他写道：“我昨天与希尔伯特谈话，他也给苏黎世方面去函了，他跟我谈到您。”（Hua Brief. II， 117）但苏黎世方面最终无果，盖格尔随后去了美国，并于四年后客死他乡。

四

盖格尔的现象学遗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的审美学研究对于后世的影响始终绵延不绝；其次是他对现象学方法的专注讨论已成为他在早期现象学运动中的突出标记。这两方面的成就可以概括在“现象学的审美学”这个表达中，它表明盖格尔的审美思考一方面在方法上是“现象学的”，另一方面在内容上是“感性学的”；或用盖格尔自己的话来说：现象学的审美学是“以一种特定方式即现象学的方式来从事的审美学”M. Geiger， Phnomenologische sthetik“， Vortrag， gehalten auf dem 2. Kongre für 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in： Zeitschrift für 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Bd. 19， 1925， S. 29. 这篇文章后来在修改后被盖格尔收入他的文集《通向审美学的诸通道》（M. Geiger， Zugnge zur sthetik， Der Neue Geist Verlag： Leipzig 1928），这里引述的这段文字没有被保留下来。。无论如何，“现象学的审美学”这个名称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盖格尔的烙印。在塞普与恩布里主编的《现象学美学手册》中，盖格尔被列在这个思想传统的第一位，而且两位编者认为：“慕尼黑学派审美学的最著名代表是莫里茨・盖格尔。他在其审美享受的现象学中专注于审美经验，它接受那些并非相对于它而言的价值。”（Hans Rainer Seppund Lester Embree， “Introduction，” HansRainer Sepp/Lester Embree （ed.）， Handbook of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Dordrecht/Heidelberg/London/New York： Springer， 2010， pp. xvixviii）

盖格尔的审美思想首先可以称作“审美体验的现象学”我们这里将他后期的“质料价值的审美学”（M. Geiger， Die Bedeutung der Kunst. Zugnge zu einer materialen Wertsthetik. Gesammelte， ausdem Nachlassergnzte Schriften，hrsg. von Klaus Berger und Wolfhart Henckmann， München： Wilhelm Fink， 1976）以及“朝向对象的审美学”（M. Geiger， Zugnge zur sthetik，a.a.O.， S. VIII）的f法暂且置而不论。 。他在其1928年出版的论文集《通向审美学的诸通道》的《前言》中写道：“通往审美学的通道最终处在我们自己的审美体验中。任何一种无论多么深刻的形而上学、任何一种无论多么才华横溢的思想构建都无法取代本己的体验。” M. Geiger， Zugnge zur sthetik，a.a.O.， S. VI.这里需要留意的是：盖格尔在这里使用的“体验”一词是动名词“Erleben”，亦即英文的“experiencing”或中文的“体验活动”。对审美体验活动的关注是与盖格尔十多年前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创刊第一卷上发表的论著《审美享受的现象学论稿》的研究取向是一致的，它们的研究目光都更多指向审美体验而非审美对象，更多指向审美享受而非审美刺激，更多指向审美感受而非审美价值。

这里涉及盖格尔对“现象学”的一个二分理解：还在他于胡塞尔影响下完成的最初现象学著作中，亦即在他任教资格论文中，他便提出“行为现象学”与“对象现象学”的概念对。这里的“行为”与“对象”有其特定的含义，即胡塞尔《逻辑研究》中所说的“意识行为”和“意识对象”。盖格尔对此解释说：“颜色这个对象在这里当然不是指客观实存的对象，而是我的意识的对象，一个我在意识中拥有的对象。我们将这个意识对象简称作意识对象――而将它被给予我的各种方式（作为表象、回忆等），将我立义（auffassen）这个对象的各种方式总括在意识行为的概念中。”④⑥M. Geiger， Methodologische und experimentelle Beitrge zur Quantittslehre“， in： a.a.O.， S. 352； S. 354； S. II， S. 356.意识行为和意识对象的最基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心灵发生的河流，而后者是不流动的意识对象；即前者是流动的，后者是变换的。它们都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得到研究，而与此相应就有设想两门科学，即两种类型的现象学或心理学：行为现象学和对象现象学；盖格尔也将它们等同于行为心理学和对象心理学。④这里所说的“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们所处理的内容和事实，而在于它们的处理方法。这是我们在后面还会讨论的问题。

不过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胡塞尔《逻辑研究》对盖格尔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意识行为和意识对象已经包含在胡塞尔的意向性分析中，大致相当于他所说的“立义方式”（Auffassungsweise）和“立义意义”（Auffassungssinn），或后来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中使用的概念对：“意向活动”（Noesis）和“意向相关项”（Noema）。盖格尔在撰写其任教资格论文时阅读的还是《逻辑研究》的第一版（1900/01），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就其全书的整个特征来看，胡塞尔所从事的主要是行为现象学”，即“一门关于行为的先天科学”；而另一方面，迈农“则特别注重一门先天的对象科学”，亦即“对象现象学”。M. Geiger， Methodologische und experimentelle Beitrge zur Quantittslehre“， in： a.a.O.， S. 355， Anm. 1. 盖格尔在这里给出的迈农的著述文献是：Alexius Meinong， Untersuchungen zur Gegenstandstheorie und Psychologie， J. A. Barth：Leipzig 1904； 关于迈农与胡塞尔的私人关系与设想联系可以参见笔者的文章《意向性理论的现象学视角与心理学视角――对胡塞尔与迈农之间关系的思想史重审》，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盖格尔认为，如果胡塞尔的各项研究可以被称作“行为现象学”的话，那么他自己在这篇任教资格论文中对现象学的切入是从另一个方面进行的，亦即对象现象学，或对象心理学。他随即在自己的研究中区分了现象学的或心理学的四重对象概念，还不包括超经验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概念，也不包括物理学的对象概念，如此等等。⑥

我们在这里无法进一步展开对盖格尔的对象现象学的研究。但在这里需要指出：由于盖格尔在论文中处理的是数量学说的问题，因而也就可以理解，盖格尔为何要在当时的书信中询问胡塞尔：弗雷格对胡塞尔《算术哲学》批评发表在哪个刊物上。而且他同时告诉胡塞尔，他与他一样，尤其对数与数学基础的问题很感兴趣，并认为所有文献都将数（Zahl）与数字（Anzahl）等同起来的做法让人无法忍受。（Hua Brief. II， 90）看起来他似乎想参考弗雷格对胡塞尔在《算术哲学》将数（Zahl）追溯到计数活动（Zhlen）上去的批评。而在任教资格论文中，他原则上也可以比照弗雷格来批评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仍然过于偏重意识行为分析而忽略了意识对象分析，尽管他并未明确地这样做。

不过这种将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解为“行为现象学”并同时理解为“对象现象学”之对立面的做法也会引起质疑：盖格尔是否根本没有看到《算术哲学》的心理学分析及其心理主义与《逻辑研究》的行为现象学及其反心理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应当如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盖格尔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一版的研究越是仔细，他就越是会感到在它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间存在着一个张力。这个情况也曾几乎逐字逐句地出现在海德格尔那里。参见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2页：“[这部著作]的第一卷出版于1900年，它以思维和认识的学说不能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论据，批驳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而次年出版的篇幅扩充了三倍的第二卷，却包含着对于构成认识来说至关重要的意识行为的描述。由此而言，它终究还是一件心理学。否则，论述‘布伦塔诺的‘心理现象’的界限的意义’的‘第五研究’的第九节的目的又何在呢？因此，胡塞尔以其意识现象的现象学的描述又回到了恰恰是他从前所批驳的心理主义的立场上来了。但是如果这并不算是胡塞尔著作的一个严重的迷误的话，那么，什么才是对于意识行为的现象学的描述呢？”只是在1913年修改后的第二版《逻辑研究》中，以及在同年发表的《观念》第一卷中，这个原先还很微妙的张力才以超越论现象学的方式得到化解或理解。

不过这里还存在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盖格尔是否通过他的相关言论与著述反过来也对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的走向产生了影响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不能那么肯定。胡塞尔在1913年完成的《观念》第一卷中说：“尽管实事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它[《逻辑研究》]进行了一些意向相关项的分析，这些分析仍然更多地被看作是对平行的意向活动结构的标志；这两个结构的本质平行性在那里尚未得到阐明。”（Hua III/1， 203）而在随后进行的《逻辑研究》第二版中，得到最多修改的是第二卷的六项研究。按照卷编者潘采尔的说法，“这个加工发生在他思想的一个关键时期，胡塞尔此时正‘试图完整地把握住现象学的意义、方法和它在哲学方面的可能影响’（LU I， VIII）。一方面，他现在已经获得有关‘在与心理学以及与包含在所有存在领域中的先天科学的关系中的现象学之最终意义的较为清晰的自身理解’（Ms. F III 1/161a）。另一方面，通过对特殊的现象学还原的把握，他能够对纯粹现象学进行扩展，这门纯粹现象学作为超越论的现象学现在不再只是意向体验的本质学，而且――借助于显现与显现者的本质相关性――与此相一致地也是在这些体验中自身展示出来的意向对象性的本质学”③乌尔苏拉・潘采尔：《编者引论》，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4、15页。。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致的：完整地把握现象学的意义也就意味着既把握意向体验的本质学，即盖格尔意义上的“行为现象学”，也把握意向对象的本质学，即盖格尔意义上的“对象现象学”，亦即把握意识的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这两个结构的本质平行性”（Hua III/1， 203）。

但这里必须指出，如果潘采尔据此而认为，“将意向对象纳入现象学领域，这个做法所提示的是意向相关项的概念和超越论还原的方法，而这就意味着一个胡塞尔在第一版时尚未达到的‘明察阶段’”③，那么她就已经对此状况做了过度的诠释。胡塞尔并非在《逻辑研究》第二版中才纳入现象学领域。他提出的意识的“意向性”概念以及“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的定义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已禁止他这样做。第五逻辑研究的标题《关于意向体验及其“内容”》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胡塞尔本人对此问题的阐释要更为准确：“这里必须指出这项研究[第一研究]所含的另一个缺陷，它在这一卷的结尾处才能得以自明并受到纠正：它未能顾及‘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之间的区别与相应（这种区别与相应在所有意识领域中所具有的基础作用在《观念》[第一卷]中才得到完全的揭示，但在这部旧著最后一项研究[第五研究]的许多个别阐述中，有关这些作用的说明已经达到了突破）。”（LU I， B XIV）也就是说，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已经包含了“意识对象”或“意向内容”或“意向相关项”的概念以及相关分析，只是它与“意识行为”或“意向活动”的平行关系的意义此时尚未被完整地把握到。除此之外，胡塞尔还会承认，“在某些重要的地方实际上应当优先考虑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概念”（LU I， B XV）。但这里无论如何也谈不上胡塞尔是在第二版中才“将意向对象纳入现象学领域”。就此而论，盖格尔和潘采尔都没有完全领会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版中的意向对象概念及其相关分析。

五

撇开胡塞尔在第二版中对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的平行关系的格外强调是否受到盖格尔影响的问题不论，盖格尔在自己的“现象学审美学”或“审美享受的现象学”中采纳了这个平行关系。在这里，“审美现象学”可以一分为二地被称作“审美体验的现象学”和“审美对象的现象学”。

盖格尔在《审美享受的现象学论稿》中探讨一种特别的审美体验：审美享受。他试图以现象学的方式描述这种体验的基本结构，并将它区分于其他的感受、体验和情绪，如快乐、喜悦、愉快、中意等等。更具体地说，审美的享受本身必定一方面有别于其他享受，例如在吸食一份后获得的享受，或者充满的性享受；另一方面也必定有别于其他审美感受和情绪，例如对一个景色的审美享受不同于在面对它时产生的忧郁情绪，对一座哥特大教堂的审美享受也不同于身处于它之中时内心获得的某种升华感，如此等等。

这种描述之所以是“现象学的”，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以直观的、内省的方式进行的，有别于归纳的和演绎的心理学，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要把握的是一个在变动不居的感受流中形成的较为恒定的体验种类，要确定的是审美享受的“本质”或“本性”，故而这种在内省中进行的直观和描述所涉及的是对本质规律性的直观把握。②③参见：M. Geiger， Beitrge zur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a.a.O.， S. 568， S. 571f； S. 570； S. 604f.因而@里涉及的主要问题在于：使得一个审美享受成为它之所是的东西是什么？用盖格尔的话来说：“将自然人的素朴快乐与行家的精致品尝联结在一起的共同体验要素应当在哪里？如果享受的是一只中国花瓶、一尊多纳泰罗的雕塑、一场巴赫式的大合唱以及一次海边的日落，那么这个感受的统一点在哪里？”②

就审美享受的要素而论，盖格尔认为在它们之中都会包含一种在自我与对象的双重指向状态（Gerichtetsein）中的“心理运动（Bewegung）”：一方面是从自我朝向对象的心理运动。“在享受中包含着这样一些体验，在其中一个自我指向它的对象，就像在追求中、在对某物的喜悦中一样。在这种对一个客体的指向状态中已经包含着一个向此对象的运动，它是所有这些功能借助于这种对象指向而具有的。”另一方面是从对象朝向自我的心理运动。“所有享受都是对从对象而来的东西的接受，因而在享受的整个体验中隐含着一个从对象而来的东西朝向自我的运动。”③

尽管盖格尔的审美现象学后来也影响了另一位年轻的审美现象学家英加尔登，他在其《文学艺术作品》中谈到盖格尔时“对审美享受的杂多体验”的“漂亮分析”参见：R. Ingarden，Das literarische Kunstwerk， a.a.O.， S. 50.；但同时代的审美学家对盖格尔的分析也有激烈批评，盖格尔在这里面临的局面有点像他几年前在进行任教资格试讲时的遭遇，对此他在曾在前引致胡塞尔的信中说：“除了在我们小圈子里，我得到的掌声并不多。外行们将一切都看作是不言而喻的，经验派的教师们――利普斯除外――觉得先天主义的立场是荒唐的。”（Hua Brief. II， 91）例如，A. 维尔纳认为盖格尔对“现象”、“体验”、“现象学”的概念的界定都含糊不清：“那些丰富多彩的、形象丰富的命题听起来常常美妙无比，可能作为感受和情绪的中介者而具有其艺术价值，但我们一再要问：盖格尔在他的命题中向我们提供的东西是否可以称作科学！”参见：Alfred Werner， Moritz Geigers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aus Zur Begründung einer animistischen sthetik“， in： Zeitschrift für 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Bd. IX， 1914， S. 484.维尔纳还以提香的著名油画《纳税钱》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 14821576）在15161518年期间创作的油画《纳税钱》描绘的是两个人：一个法利赛人正在将一枚银钱交给耶稣。该题材来自《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故事：“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希奇，离开他走了。”为例，对盖格尔所说的双向“心理运动”说提出异议：如果在对这幅画的审美享受中存在那种朝向自我的“心理运动”，那么它究竟是从耶稣那里发出的，还是从那个法利赛人那里发出的呢？参见：A. Werner， Moritz Geigers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 a.a.O.， S. 484.

从这个批评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审美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对现象学审美学持有的一种态度：尽管当时主流的审美学家也愿意以科学的方式对审美享受做出界定，而非以诗歌的方式对审美享受做出展示，但他们似乎也仍然不会承认现象学家对此意识体验的描述分析是科学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对“科学的”理解总体上是“实证科学的”和“精确科学的”；而内省式的体验描述分析在当时也被视作“主观心理学”“内省心理学”，乃至非科学。胡塞尔本人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长文中曾对“超越论的现象学”之为“严格的科学”做出论证参见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见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7页。维尔纳在其文章中也将胡塞尔对严格性的诉求视作现象学的方法论主张，而他认为盖格尔并未满足胡塞尔的“绝对清晰性”的要求。参见：A. Werner， Moritz Geigers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 a.a.O.， S. 483.；而另一位同样可以视作盖格尔老师的普凡德尔也曾为此做过方法论的辩护。普凡德尔曾对这个意义上的“主观心理学”和“客观心理学”做过论述。参见：A. Pfnder， Phnomenologiedes Wollens. Motive und Motivation， a.a.O.， S. 6f.事实上，盖格尔本人也已经在他的这部论稿中对现象学的描述分析方法做了事先的反驳，这个反驳与胡塞尔在精确的实证科学面前对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维护异曲同工：“现象学的分析当然永远不可能成功地揭示：是什么最终将一个体验区分于另一个体验，将一个对象区分于另一个对象。最终将蓝最终区分于黄，将喜悦区分于享受的是一个最终被给予的微差，它不能被描述，而只能被体验。因此，如果有人期待对什么是真正的享受做出说明，即对最终种差做出指明，那么他就是在对这个分析提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就像对蓝的分析而言，从科学上对它的指明性特性的说明绝非无关紧要一样――例如，蓝具有颜色特征（换言之，蓝是一种颜色），它给人以静和冷的印象，同样还有，例如它与其他颜色的关系，例如它在色度标上的位置是什么，它在这个色度标上代表了一个转折点――与此相同，我们对享受的特性以及它与其他体验的关系都抱有特别的兴趣，尽管享受的真正本质永远不会指明给我们。”M. Geiger， Beitrge zur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a.a.O.， S. 603.

而另一方面，从这个质疑中以及从盖格尔的事先辩护中还可以看到，审美享受的描述分析与所有其他体验的描述分析一样，包含极为错综复杂的可能性，但尽管如此，盖格尔的努力以及它所引发的批评已经展示了一个在此领域可以逐步递进的现象学研究的可能性。

六

此外，如前所述，在其任教资格论文中，盖格尔曾表明自己对现象学的切入不同于胡塞尔的“行为现象学”。但在《审美享受的现象学论稿》中，盖格尔选择的基本上是“审美体验的现象学的”而非“审美对象的现象学的”进路。法比亚尼指出，“盖格尔的研究――大多数是残篇――都限制在其纯粹性中领会审美体验的被给予方式。特别关注审美体验是理解《审美享受的现象学论稿》的关键”。他认为，盖格尔在这点上有别于“慕尼黑现象学”的审美学，因为他们的审美学都是朝向对象的。⑦L.Fabiani， “Moritz Geiger （18801937），” Hans Rainer Sepp und Lester Embree （ed.）， Handbook of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a.a.O.， p. 127f； p. 128.

这里的进一步问题可能在于，所谓“慕尼黑现象学的审美学”指的是谁？首先可能是慕尼黑现象学家、在哥廷根胡塞尔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达标的迪特里希・封・希尔德勃兰特（18891977）。他发表过两卷本的《审美学》Dietrich von Hildebrand，sthetik. 1. Teil. Gesammelte Werke， Band V. Kohlhammer， Stuttgart 1977；sthetik. 2. Teil. Gesammelte Werke， Band VI， Stuttgart： Kohlhammer， 1984.，但他实际上主要是现象学的伦理学家和天主教的价值哲学家，而其审美学论著发表于七八十年代，已经不能算是慕尼黑学派的作品了；慕尼黑审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奥多尔・利普斯虽有审美学著述，但不能算作现象学家。其余的慕尼黑学派的现象学家也鲜有审美学作品问世；唯有道伯特和菲舍尔（18801937）在现象学的审美学方面有所思考，并曾影响过胡塞尔。菲舍尔曾担任希尔德勃兰特的家庭教师，后来在利普斯指导下于慕尼黑大学完成任教资格论文《关于审美价值的研究》Aloys Fischer，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sthetischen Wert， 1907.。但他后来主要致力于教育学研究，并无进一步的审美现象学著作问世。

因此，仔细看来，与其说盖格尔的审美现象学有别于慕尼黑学派的审美学家，不如说他有别于哥廷根学派的审美学家：从哥廷根产生的重要审美现象学家如英加尔登关于英加尔登的现象学美学可以参见笔者的文章：《胡塞尔与英加尔登――兼论现象学本质论、现象学美学的形成与发展》（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笔者在文章的第九节中也谈及菲舍尔的美学思想对胡塞尔的影响。、考夫曼都可以算是偏重讨论审美对象的现象学家。他们的相关研究晚于盖格尔出现，因而也可以算是对盖格尔的一种纠偏。

不过无论是现象学一般，还是现象学审美学，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意向活动的现象学，也不可能是纯粹意向相关项的现象学。扬・帕托契卡的话在这里依然有效：“一门‘纯粹意向相关项的’现象学从未得到过贯彻。……但一门‘纯粹意向相关项的’现象学也是一种荒唐，因为意向相关项当然只具有意向活动的相关项的意义。”这段引文出自帕托契卡（Jan PatoAcˇka， 19071977）于1970年1月30日致耿宁的信函。这封信连同帕托契卡的其他三封信和一张明信片的原件现存于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的文献馆中，由耿宁先生捐赠。对于一个真正的现象学而言，这个观点反过来同样有效，一门纯粹意向活动的现象学也是一种荒唐，因为意向活动当然只具有意向相关项的意向活动的意义。

七

这里已经涉及盖格尔的另一个思考重点：现象学的方法论。它与他的审美思考有内在的关联。审美学在康德那里的本来含义是感性论。因此，盖格尔赞成他的老师特奥多尔・利普斯的审美学定义：“审美学是一门心理学的学科。”参见：M. Geiger， Zur Erinnerung an Theodor Lipps“， in： Zeitschrift für 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 1915， Bd. 10， S. 68.而对于盖格尔自己来说，“现象学在审美学中发现了自己的特权领域”⑦。但审美现象学，即对审美体验的研究，必须要获得方法的支持，通向审美学的通道必须得到方法上的保障：“如果审美体验被扭曲了，被篡改了，被安插了审美以外的趋向，那么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这时，穿过本己体验的道路就会变成一条歧途，通向科学审美学的通道被阻塞了，审美体验的非专业性也会成为审美科学的厄运。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一种对体验的纯化（Reinigung）才能重新开辟通向科学的通道；因而在所有审美科学之前必须弄清，对审美体验之纯粹性的危害现在究竟在哪里。”M. Geiger， Zugnge zur sthetik，a.a.O.， S. VI.从这个角度来看，方法意识在盖格尔这里要先行于实事意识。但在盖格尔那里还有对方法的另一个视角，即对方法的讨论应当后行于对实事的讨论：“谈论方法――宣传一种方法却不能指明这种方法如何导向具体结论，不能通过它的运用来表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幽灵――这在所有科学领域都是同样可疑的。”④M. Geiger， Zugnge zur sthetik，a.a.O.， S. 136； S. VIII.也就是说，在讨论问题之前，不弄清方法是危险的，但只谈论方法也是可疑的。这里存在着一个在操作顺序与表达顺序之间的差异或对立。

盖格尔与现象学方法的关系几乎就相当于他与胡塞尔的全部关系，而且是《逻辑研究》时期的胡塞尔。因为盖格尔和胡塞尔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前面已经涉及的数学哲学的领域除外。盖格尔在数学哲学思考方面与胡塞尔有共同语言。如前所述，盖格尔的任教资格论文《数量学说（Quantittslehre）的方法的和实验的论稿》与此直接有关。而且这些问题意识和问题研究也是他后来到哥廷根大学这个当时的世界数学中心谋职的动力。，且差不多是互补的：盖格尔讨论的审美和同感问题，不在胡塞尔公开讨论的范围中；而胡塞尔探讨的逻辑哲学、体系哲学和历史哲学问题，亦非盖格尔的强项。盖格尔在给胡塞尔的信中一开始就坦承自己对逻辑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少于莱纳赫，更是比不上道伯特和普凡德尔。（Hua Brief. II， 87）故而盖格尔对胡塞尔的倚重，几乎全部在于现象学的方法论层面。在盖格尔的眼中，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提供了这样一种心理学方法：描述分析的方法。盖格尔也将它视为“心理学方法”，即适用于包括审美心理学在内的普遍心理学的方法：“心理学方法表明它对于审美学的整个复合体的重要问题而言的合理性。”④

其三，本质直观和描述。这里提到的本质直观与描述是指与在原本经验中进行的实验与指明相衔接的思想进程。盖格尔在这里将“本质直观”与“描述”区分开来：“本质直观仅仅是描述的前提，但不是描述本身。描述要使被直观到的本质在其最突出思欠矫婺芄唤涣鳎挥Φ笔谷鲜墩叩墓餐体能够了解为个别人所直观到的东西及其特别类型。”⑥在这个意义上，“直观”意味着“看”，而“描述”意味着“说”；“看”可以是为自己的，“说”则大都是为他人的，即用于自己与他人之间交流的。虽然这的确是准确意义上的“描述”，即一种用思想语言手段来系统有序地展示和表达被直观到意识现象的实事状态的方法，但胡塞尔似乎并未如此地强调过“现象学描述”中的这个表达功能，而对它的强调，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交互主体性，就排除了唯我论的可能。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盖格尔指出普凡德尔的现象学描述的特殊方式：“类比的描述的方法”⑦，如此等等。

其四，内在的实在论。这一点涉及在早期现象学家与胡塞尔之间存在的本体论差异。盖格尔在1921年的《年刊》第四卷上发表了《关于无意识概念与心理实在的论稿》，其副标题为《关于内在心理实在论之基础的未完成稿》。这个意义上的“内在的实在论”③M. Geiger， Fragment über den Begriff des Unbewussten und die psychische Realitt， in：a.a.O.， S. 1； S. 1f.被盖格尔视作“唯一可坚持的心理学基础”参见：H. Zeltner， Moritz Geiger zum Gedchtnis“， a.a.O.， S. 456.，它也构成早期现象学家普遍持有的、相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论而言不同的立场，即不同的本体论立场。但在这部主要讨论本体论问题的著述中，盖格尔并未提出对胡塞尔的观念论的质疑，而是从一开始就针对“流行的体验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如诺瓦利斯、基尔凯戈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狄尔泰进行论战式的批评，将他们的心理学思想称作“前科学的”。③与此相反，内在心理学实在论立场上的现象学“不是要人为地将一个概念网绷在被给予性上，而是要把握本质的相似性，以便如此地发现而非构建一个包含在实事之中的系统”参见：M. Geiger， Alexander Pfnders methodische Stellung“， a.a.O.， S. 3f.， S. 8f.以及参见：H. Zeltner， Moritz Geiger zum Gedchtnis“， a.a.O.， S. 455.。

至此，就总体而言，尽管盖格尔与胡塞尔两人在现象学方法的理解上依然存在差别，在实际进行的现象学操作也风格迥异，但直接朝向内在心灵的本质直观目光仍然构成盖格尔与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路径的交会点。在这里，如果现象学就是要在反思中直接直观地把握意识行为之间与意识对象以及在这两者之间的所有先天关系M. Geiger， Methodologische und experimentelle Beitrge zur Quantittslehre“， in： a.a.O.， S. II； M. Geiger， Beitrge zur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 a.a.O.， S. 572.；如果这里的“先天”与在胡塞尔的理解中一样，就是“本质”和“观念”的同义词；因此，如果如盖格尔所说“我们要探问审美享受的本质组成，我们要实施审美享受的现象学，而非归纳心理学”M. Geiger， Beitrge zur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a.a.O.， S. 572.，那么盖格尔距离康德的超越论立场已经很接近了，当然也离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立场相距不远了。

Despi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 Geiger and Husserl in understanding phenomenological methods and that in the style of performing phenomenological operations， the eidetic intuitive sight directed upon the inner mind still constitutes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Geiger， on the one hand， and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and path， on the other. It is virtually the common general appeal of the phenomenologists of the Munich School and those of the Gottingen School to apply phenomenological methods to psychological problems， be they aesthetic or moral psyche， individual or social psyche. To Geiger， phenomenology has found its own privileged realm in aesthetics. However， aesthetic phenomenology， which is the stud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s， must obtain methodological support， and the path to aesthetics， methodological security.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Geiger’s aesthetic phenomenology.

aesthetic enjoyment （Genu）；phenomenological method； Husserl； M. Gei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