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6 09:33:33
投资者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控制股东外部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
国外学者Modigliani和Miller(1958)假定企业是由投资项目及其产生的现金流组成的，并将企业发行的证券作为对现金流的要求权。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经理并不会主动将现金流还给投资者，他们会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来使用这些资源。Jensen和Meckling同时也指出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而在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发现了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控制股东和外部少数股东之间的冲突之后，大量文献提供了关于控制股东利用控制权剥削外部少数股东的证据。这些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者之间契约的不完全性（Hart，1995）。
因此，在笔者看来，对投资者之间冲突的理解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这是构造有效地解决冲突的治理机制的前提，对于设计有效的治理结构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评价了国内外关于投资者利益冲突的现有研究，同时指出了投资者利益冲突方面未来的研究方向。
控制股东和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冲突分析
（一）大股东的普遍存在性及原因
虽然Berle和Means（1932）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洞察到了现代股份公司中由于公司股权的分散将导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却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比较弱的多数国家的大公司里，基本的问题并不是外部投资者与经理之间的冲突，而是外部投资者与控制股东之间的冲突。
大股东普遍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控制股东有两项来自股权集中的收益。
1.共享收益。这是指来自大股东监督下的公司效率的提高。如Sheleifer和Vishny（1986）通过分析性研究表明大股东可克服分散股东的搭便车问题，从而有激励和能力对经理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提高了公司的业绩。但Burkart、Gromb和Panunzi（1997）则认为分散所有权和经理裁量虽然有收益，但也有成本，大的控制股东的存在构成了一个事前的剥削威胁，降低了经理事前进行企业专用投资的激励。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基本上还是支持了股权集中的收益，如大股东的形成与超额股票价格上升相关（如Mikkelson和Ruback，1985），以及大宗股份交易与超额股票价格上升相关等（Barclay和Holderness，1991，1992）。
2.控制的私有收益。Barclay和Holderness（1989）通过研究大宗普通股交易的价格为控制的私有收益提供了系统的证据。后续的很多研究也为私有收益提供了证据，如Mikelson和Regassa（1991）、Chang和Mayer（1995）、Nicodano和Sembenelli（2000）等。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中大的控制股东存在的普遍性，我国学者马忠、陈勉（2005）以1998－2003年252起大宗股权转让协议为样本，发现我国的控制权私利规模达到公司净资产的19％，且控制权转让后一年内公司的管理层发生变更的交易比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的溢价要高出30.6％，说明控制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越大，控制权私利越高。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大小与其私利规模呈显著的U型关系，当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较小时，随着其控制力的上升，私利下降，说明此时控股股东的监督动机将占主导；当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力较大时，随着其控制力的上升，私利呈加速上升，说明此时控股股东攫取私利的动机占主导。
（二）冲突的表现形式
虽然控制所独享的成就感等私有收益未必损害外部股东的利益（Holderness，2003），但大部分私有收益的享受还是与外部股东的利益相互冲突的。控制股东会利用自身的控制权来通过多种形式获得私有收益。典型的形式为Johnson、La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2000）定义的“掏空行为”，即资产和利润的转移。此外，控制股东也会利用金字塔和二类股份结构以关联交易、股利支付、现金盘剥、并购重组、股权再融资和利用控制权力在企业中安插不胜任的亲属担任高管等方式来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1.对公司的控制使控制股东拥有了选择高管的权力。Burkart、Panunzi和Shleifer(2003)建立模型表明，即使外部的专业经理人比家族控制股东的继承人能更好地管理企业，但家族控制股东仍有可能将其继承人选任为企业经理。美国的研究证据表明家族CEO有更大的侵占动机，更可能作出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决策。这方面的研究包括Johnson、Nagarajan和Newman(1985)发现创始CEO的突然死亡的股票市场反应显著为正；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发现家族成员经营的企业的托宾q显著更低；Volpin（2002）发现意大利家族控制企业高管更换对托宾q的敏感性显著更低。
2.对于关联交易，国外少有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国内关联交易盛行，因此激发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秦茜（2003）发现，控制股东利用各种关联交易在配股前对上市公司“输血”，配股后“抽血”的现象很普遍。刘建民、刘星（2004）则利用2001－2003年的关联交易数据分析发现，关联交易量与国有股比例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流通股比例成负相关。同时，企业为获得再融资资格，会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陈晓、陆韩鸣（2004）以1987－2002年171起关联交易为样本，分析表明资产转入的目的是为了以劣质资产偿还债务，而资产转出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盈余管理；新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的行为影响很大；资产转入的公司的业绩下滑比较明显，而资产转出的公司的业绩变化不明显。陈晓、王琨（2005）则利用1998－2002年间关联交易为样本，分析发现关联交易的发生规模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但持股比例超过10％的控股股东数目的增加会降低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和概率，表明了其他大股东有制衡作用。
3.对于股利支付，LLSV（2000）发现股利支付是强股东保护的结果。Faccio、Lang和Young（2001）将股利支付与否作为剥削的证据。吕长江、周县华（2004）认为大股东与股利支付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假说：利益攫取假设和支付资本使用代价（降低成本）假设，他们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行为符合支付资本使用代价（降低成本）假说，而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行为则符合利益攫取假说。
李婉丽、贾钢（2005）以2000－2001年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表明控股股东将现金股利作为利益转移的方式之一，控股股东控股优势越大，公司派现意愿越强、派现水平也越高；派现意愿与公司上市年限和上市配股概率显著负相关，而与成长机会不相关；此外，债务和股权制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这种利用派现实施的利益转移行为。
4.对于盘剥现金，Pinkowitz，Stulz和Williamson（2003）发现弱保护国家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以为今后的“隧道挖掘”做好充分的准备。张人骥、刘春江（2005）使用2000年上市公司样本分析发现，外部股东保护相对好的情况下，现金持有量相对比较小。李增泉、王志伟和孙铮（2004）从资金占用的角度发现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掏空行为的证据。
张鸣和王俊秋（2005）以我国2001－2002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大股东性质及持股比例确实对其资金占用行为产生影响；上市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在大股东单位兼职时，强化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便利了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大股东资金占用直接导致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下降。姜国华和岳衡（2005）发现，在我国，虽然资金占用的“效率交易说”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更有可能是控股股东攫取私有收益、掠夺中小股东的工具。
5.控制股东也通过并购来榨取私有收益。李增泉、余谦、王晓坤（2004）以1998－2001年间发生的416起上市公司收购兼并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分析发现，当公司具有配股或避亏动机时进行的并购活动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升公司的业绩，而无保资格之忧的企业利用收购行为掏空资产，损害公司的价值。贺建刚、刘峰（2004）以1998－2001年间的重大资产收购关联交易行为为样本，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从市场反应角度检验，大股东确实通过向上市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其次，这种利益输送行为与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当股权集中度高或分散时，大股东的利益输送动机较弱、只有当大股东所持股权比例能够实质性地控制该公司并且现金流权较低时，大股东才存在通过向上市公司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动机，这种发现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效应（entrenchmenteffect)和趋同效应（alignmenteffect）是一致的。龚凯颂、黎德坚（2005）以2001－2002年间发生的资产收购为研究对象，发现一股独大的公司更倾向于收购第一大股东的资产，同时这种资产收购行为有显著为负的市场反应。
此外，薛爽（2005）以电广传媒大股东以股票抵偿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为例，研究了在以股抵债方案设计中的定价问题、对流通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影响、对流通股股东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以及以股抵债目标的可行性。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以股抵债方案中，过高的定价损害了流通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方案中的保护性安排并未起到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作用。以股抵债目标也缺乏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以股抵债不仅不能改善公司治理，还可能成为大股东套现的合法途径。张祥建和徐晋（2005）基于大股东控制权隐性收益的视角，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行为，并认为股权再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股东可以通过“隧道行为”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文章以1998-2002年的配股公司为样本，分别从投资效率、大股东资源侵占和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价值效应三个方面考察了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结果表明股权再融资之后大股东通过各种“掏空行为”侵害了中小股东的收益。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分析
（一）冲突的产生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资产替代问题，他们认为当公司的投资项目有高收益时，股东得到大部分收益，但当公司的投资项目失败时，股东只负有限责任，而债权人则承担了项目失败的大部分不利后果。因此，股东有投资于高风险甚至净现值为负的项目的动机。理性的债权人会预期到股东的这种动机，并要求较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一种成本。Galai和Masulis（1976）也有类似的结论。
而Myers（1977）则提出了投资不足问题，认为股东承担了公司投资的全部成本，但分享的净收益只能是债权人索取后的部分，而且负债越高，则股东得到的剩余部分越低，因此股东对正净现值项目没有足够的投资激励。理性的债权人会预期到股东的这种动机，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
Gavish和Kalay（1983）通过分析性研究表明资产替代行为会随着负债比例的增加而增加。Prowse（1990）对日本和美国的对比研究发现，美国上市公司通过降低资产负债率来减轻由资产替代行为导致的问题，而日本公司中由于金融机构投资者不仅是大股东而且也是大债权人，因此减轻了上市公司的资产替代行为。
而Bagnani、Milonas、Saunders和Travlos（1994）发现随着管理者的持股比例上升，资产替代行为先上升后下降。Esty（1997）针对美国互助基金行业的研究发现，剩余索取权和固定索取权的分离增加了资产替代行为。Parrino和Weisbach（1999）采用蒙特卡罗数值模拟技术研究了这些冲突的大小，发现这种冲突导致的扭曲（包括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随着债务水平递增。
在我国，江伟（2004）、童盼和陆正飞（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有严重的资产替代问题。江伟、沈艺峰（2005）则进一步发现证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程度与其持股比例之间的倒“N”型关系，企业投资机会与资产替代行为成反比以及生产经营单位控制比非生产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资产替代行为更严重。
Watts和Zimmerman（1986）认为债权人会通过债务协议来施加各种限制，以防止股东的财富转移行为，比如对借款企业的兼并等投资活动和资产处置的限制、对股利发放的限制、以及对增加更具优先权的债务的限制，实际上也相当于认为借款人企业主要通过这些途径进行财富转移。
（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
进行资产替代的第一种方式为并购和剥离，Jensen和Ruback(1982)在有关公司控制市场的综述中就提出了关于收购的收益来源的问题，认为该问题是当时研究的一个方向。其实，文献中普遍发现的收购方股东的收益的其中一个来源可能就是收购过程中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了股东。
Parrino（1997）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剥离导致了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了股东。Maxwell，和Rao（2002）认为剥离导致集中度上升，这导致了企业风险上升，导致了财富从债券持有人转移到股东，经验研究支持了该假设。Billet、King和Mauer（2004）使用美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并购样本检验了并购对目标公司和收购公司的债券持有人的财富效应，研究发现，与协保效应（coinsuranceeffect）一致，低投资级的目标公司债券有显著为正的宣告期回报。而收购企业债券则有显著为负的宣告回报。
此外，当目标公司债券评级低于收购企业的债券评级时，以及当合并预期降低目标企业风险或杠杆时，或目标企业的债券的到期期限短于收购企业债券时，目标企业的债券有更高的正回报。
股东也利用股利发放和回购股份进行财富的转移。Handjinicolaou和Kalay（1984）检验了股利的信息含量假设和财富再分配假设，发现证据支持了信息含量假设。而Dhillon和Johnson（1994）检验了股票和债券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发现对股利上升的宣告有正的股票价格反应，这种现象有两个解释，一个为财富从债券持有人转移给了股东，另一个则是信息含量假设，文章给出的证据支持财富再分配假设，发现了债券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与股票价格对股利变动的反应相反，但也不排除信息含量假设。Maxwell和Stephens（2003）发现了与回购的信号和财富再分配假设一致的证据，债券持有人的损失是回购规模和企业债务风险的一个函数，文章同时也发现，在回购项目宣告时，债券评级被降级的可能性是被升级的可能性的两倍。
此外，有学者研究了家族控制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问题。Anderson、Mansi和Reeb（2003）发现，创始家族控制的企业债务成本低，也就是说，创始家族控制的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要低，作者解释为家族声誉的作用。
关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及表现形式在国内研究还远未成形。
结论
在我国，虽然控制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文献，但对于控制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很多冲突仍没有深入研究，如家族大股东是否利用控制权安插不胜任的管理人员，国有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私有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外资大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冲突有何不同，以及上述一些冲突的表现形式是否确实降低了企业的整体价值仍是研究上的空白。
同时，国内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投资不足问题即使在国际上也尚无成形的研究，鉴于债务融资是我国企业非常重要的资本来源，现阶段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我国应当大力提倡。
参考文献：
1.陈晓，王琨.关联交易、公司治理与国有股改革.经济研究，2005（4）
2.江伟,沈艺峰.大股东控制、资产替代与债权人保护.财经研究,2005(12)
3.刘建民,刘星.股权结构、公司绩效与非公平关联交易实证研究.南开实证会议论文,2004
4.李婉丽,贾钢.派现行为下的控股股东利益转移问题分析.会计学会会议论文,2005
5.李增泉,余谦,王晓坤.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研究.公司财务研讨会,2005
6.姜国华，岳衡.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与上市公司股票回报率关系的研究.管理世界，2005（9）
投资者论文范文第2篇
(一)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催化剂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涉及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系统的各个方面。从广义上来理解，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调整企业的生产关系，使其符合生产力的发展；狭义上，就是设定一个支点，调整企业管理层及全体职工的利益取向，使之与企业的利益取向和发展方向相一致。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围绕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核心，通过“深化国有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使诞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制企业方向不断调整，进而成为“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主导力量。
我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数十年，“摸着石头过河”总结的经验就是：一切妥协、权宜、变通的办法都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低下的根本问题，各种道路尝试过之后殊途同归：只有进行国有股份减持，实行股权多元化，将企业推向市场，才是国有企业的最终生存之道。国有企业寻找外部力量，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使之成为具有一定话语权的股东，正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新发展下应运而生的，也可以说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进入极大地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催化剂。
首先，国际战略投资者促进了企业对自身资源重新整合，培育核心竞争力，带动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力，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其次，国际战略投资者作为有影响力的股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改变长期存在的由于控制权集中导致的委托一问题，发挥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利益制衡作用，发挥董事会的公司决策作用，发挥监事会的监督功能；最后，国际战略投资者可以将国有企业带入国际资本市场，接受全球投资人的价值评判和经营监督，这样自然会促使国有企业加强自身信誉和品牌的维护，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企业。
(二)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加入提升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水正
外资进入中国，都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战略投资者高于其他外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国内企业的国际化。不管对于实力雄厚、规模超大的国有企业，还是经营手段灵活、充满活力的非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都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其中，国际战略投资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际战略投资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首先，国际战略投资者可以增强企业的实力，同时给企业带来资金、先进管理经验和全新的商业模式，发现企业管理链条中的缺陷，使企业一系列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尤其是财务信息的披露模式和国际惯例对接，帮助企业经营水平达到国际水准。
其次，国际战略投资者会参与到企业发展过程，他们自身的国际资源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搭建国际平台，包括通过自身资源介绍新业务、合作方等，促进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例如我国上市公司中信海直是国内综合竞争实力最强的通用航空企业，国内海洋石油直升机运输市场占有率超过80％。为加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同时，公司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开拓国际市场。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进入有效降低了公司营运成本，尤其是降低直升机和航材的采购成本，同时使公司可以借鉴国际成熟的行业管理经验来应对国际市场的规则。蓝星集团借助引进黑石国际战略投资者，实现其“拓展全球市场、建立国际化经营平台、锻造化工新材料帝国”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国际战略投资者给我国企业提供的这条通往国际市场的通途，将是我国企业真正和国际经济融为一体的强有力保障。
最后，国际战略投资者给我国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进军国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我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通过寻找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帮助。纷纷开辟国际融资渠道，在海外上市，上市地点遍及美、欧、亚，在香港上市的也很多。我国企业海外上市不仅仅获取了资金，也在全球资本市场打出了中国的品牌和形象，使我国企业真正参与到资本全球流动的循环中来。
(三)国际战略投资者促进了我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尤其随着加入WTO的进程，我国已经加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一体化的步伐当中。而金融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产物。近年来，境外资本在第二产业的投资相对饱和，金融业的开放步伐越来越快。国际战略投资者进入我国金融业是我国开放金融业的标志之一。
我国的商业银行比较早地开始了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行动，例如1996年光大银行开始引进战略投资者。而后从地方商业银行，如浦发银行、深发展等。逐步到四大国有银行。国际战略投资者进入银行业，促进了银行的混业经营模式，加快了银行的自主创新，各种金融产品不断问世，经营范围逐步扩展到全球，现在，我国的银行大多在境外设有分支机构。
保险业同样是国际战略投资者青睐的对象。2000年，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两家公司在香港上市，2003年和2004年，中国平安等大型国有企业在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基础上实现了海外上市。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保险业发展的回顾中指出，保险公司通过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优化了股权结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
在银行业和保险业逐步向国际战略投资者开放之后，我国的资本市场也有层次地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2002年11月开始，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通过一系列文件，逐步允许国际战略投资者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买卖股票、债券、基金等，还可以参与股票增发、配股、新股发行、可转换债券的申购等。有了资本市场的参与机会，国际战略投资者更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开放。第一，资本市场给国际战略投资者提供了与国内企业新的合作渠道。我国国内的上市公司可以通过二级市场的股份买卖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新股发行、定向增发、股权转让等方式直接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而且上市公司对国际战略投资者会更具有吸引力，因为资本市场为其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降低了投资风险。第二，不论国际战略投资者入股国内机构投资者，还是直接投资于资本市场，有助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价值判断理念，有助于提高国内机构投资者的产品创新，有助于资本市场制度的进步。
(四)境外战略投资者也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
第一，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投资行业往往是一些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比如能源、金融、电信，他们通过战略投资，在这些行业具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尽管现在并没有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但他们的买进卖出还是会影响行业的稳定发展。因此，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会对监管当局的管理能力形成新的挑战，弱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应，甚至加剧垄断和对其他企业形成竞争压力。
第二，国际战略投资者作为国际买家，具有丰富的谈判能力和股权并购经验。而我国企业相对稚嫩，经验不足，加之对国际市场的研究不够，可能会导致公司股份出售价格过低，不仅原有股东利益受到损害，也可能导致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流失。
第三，国际战略投资者会把别国危机传导人我国。经济开放程度越高，联系越紧密，国家的经济起落的相互影响就越大。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投资业务遍布全球，如果在某一个国家的业务受到严重影响，可能导致全球的经营策略的改变，使其他被投资国家遭到打击。从这点看，国际战略投资者既可以充当先进资本和经验的传播者，也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传导者。危机来临时，为了避险和保存实力，已经投资于我国企业的国际战略投资者可能要求赎回股权、撤出股份，或者由于当初存在的合作条件已经不存在，提出违约。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发展资金有可能陷入困境，合作项目也可能被迫中断，而且打乱了原有的发展计划，发展进程受阻。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资金外逃行动也可能对我国的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威胁。
2、我国合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应采取的对策
(一)我国企业应该注重自身修炼，打造具有吸引力的经营业务。吸引国际战略投资者前来投资
我国拥有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拥有最有活力的企业和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项目，这些都是吸引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每家企业都值得投资。我国企业应该注重自己能力的提高，创新业务类型，创新人才机制，创新管理机制，培育具有凝聚力的核心竞争力，并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具有资金优势和国际经营优势的国际战略投资者，给我国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国际战略投资者和我国企业的合作才能具有互补效应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致的发展目标。
(二)我国企业应该拿出诚意，主动沟通
我国企业应该破除陈旧的治理弊端，降低经营风险，在信息披露准则方面改变思路，以便能够和国际战略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能够顺利对接国际先进管理体制、信息披露准则、国际法律法规。例如，在会计准则的推行上，在公司控制权的变革上，我们要积极配合，尽量披露投资人关心和存有疑虑的问题，降低投资人对违背协议风险的预期，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信用度，并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和建议。达成利益一致的合作内容。
(三)管理层提出有效的制度安排遏制国际买家的入侵
鉴于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投机动机或控制动机会对我国经济稳健发展不利，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时在政策上加以有效指引，采取有效的制度安排，为我所用，趋利避害。例如，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实践中，管理层提出了“合格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概念。并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注重寻找长期利益捆绑的投资者。避免同一国际战略投资者入股几家同质银行可能造成的金融安全问题、利益冲突和市场垄断问题。坚持国家利益和经济稳定，不但是我国企业和管理层在项目操作过程必须牢记的原则，而且是管理层制定政策、制度的根本指导之一。
(四)企业和监管层共同打造配套的资本监管体系和法律体系以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引进了国际战略投资者的企业，就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大家庭，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防范国际经济的波动带来的风险。战争、政治动荡、经济危机、法律纠纷，各种因素都可能使国际战略投资者作出出人意料的反应，随时可能发生损坏我国企业的利益从而导致我国企业处于艰难的处境。打造完善的资本监管体系，洞察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异常行为，会在关键时期避免巨大的损失，维护我国企业利益，维护国家利益。另外，在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带动下走出国门、跨国经营的我国企业，也随时会面对国际形势变动带来的风险。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受侵害，是一项必备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完善的配套法律体系，维护国际合作的公正公平。
总之，在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时候，我国的企业和监管层都需要体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稳健进取的理念，符合实事求是、科学探索的精神，持有以诚相待，互利共赢的态度。我国需要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宏观调控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布局，重点引进和我们具有经济互补性的投资者，敏锐地判断进攻性、投机性较强的投资者，防范风险，维护经济体系的安全，使我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占据有利和优势地位。
内容提要继我国的国有银行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以来，我国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步伐越来越快，本文分析了国际战略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几个方面：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国际化、金融自由化、引进风险等，深入地探讨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成果，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投资者论文范文第3篇
实践证明，资本运营确实已经成为许多企业由小到大、迅速发展的基本工具。从目前的现状看，中国企业的资本运营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海尔模式。其突出的特点是运营主体拥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并围绕自己的产业扩展进行资本运营。吃“休克鱼”，以文化整合为手段，形成海尔产业的“联合舰队”是主要特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低成本扩张。主要手段是：
整体兼并，也就是依托政府的行政划拨实现企业的合并，比如对红星电器公司的兼并。
品牌运作。海尔很擅长品牌游戏，以无形资产作为扩张手段是海尔的特色。所谓虚拟经营，既是品牌运作的一种高级形式，又是海尔“先开市场，后建工厂”经营理念的具体体现。这种资本运营方式已经超越了“吃休克鱼”的模式，而是通过强强联合，形成优势互补，新造一条“活鱼”。与杭州西湖电子集团的合作就是海尔虚拟经营的成功尝试。
可见，海尔模式的资本运营走的是一条围绕产业以企业的低成本运作为基础实现资本扩张的道路。这是我国大多数企业（如我国的家电企业）模仿的榜样。
第二种是德隆模式。其基本特色是充分利用了资本市场：首先通过买壳上市，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通过注入优质资产调整产品结构，使上市公司的主业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并购、托管、委托加工等形式，对上市公司所处产业进行整合，优化产业结构；最后，通过对销售网络和销售渠道的整合，扩大上市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形成规模化、垄断性经营。对此，德隆决策者认为，战略投资管理可以更快捷地树立企业的市场优势，事半功倍地强化其核心竞争力。
同时，德隆通过整合产业和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形成良好业绩，从而给公司的相关利益者带来回报，实现大小股东的“共赢”。
第三种模式为亿安科技模式。这是中国典型股市炒家的方式，目的是从股市圈钱，其主要手法是，通过受让或二级市场收购等手段掌握一个上市公司的大量股权，然后进行所谓的资产重组，进行项目包装，形成一个成长型或绩优型公众公司的形象，通过各种手段把股价拉高后迅速出手，在股价高位上把大批股民套牢，将股权变现，获取暴利。这是典型的“零和游戏”。对于他们来说，股市是一个大，是将众多散户的钱迅速集中在少数庄家手中的聚财器。亿安科技事件不折不扣地向人们展示了这种模式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无意评价哪种资本运营模式的优劣，但大量事实证明了亿安科技模式的灾难性影响，这不仅牵涉到大量的违规操作，更严重地是它极大地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和诚信准则，给资本市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资本运营模式的四个特点
上述模式的沉浮说明，在我国，一种有效的资本运营模式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
一是都有强大的产业支撑，不是完全的股市操作。从现实来看，我国企业的资本运营要获得成功并给企业带来可持续性的效益，须与产业支撑有紧密的有机联系。无论是海尔的以产业扩张为核心的资本运营还是德隆的以资本市场整合传统产业，都是把资本运营作为一个战略手段，而亿安则明显缺乏产业的基础，所谓的投资项目还远没有产业化或根本不具有多少技术含量。最主要的是，在亿安模式里，产业仅仅成了一个“圈钱”的“故事背景”。我国许多进行资本运营的企业也同样患有亿安模式病症，在这些资本运营的运作主体眼中，资本运营就是炒股票和圈钱。
二是具有整体的战略设计，不是为了短期的股市炒作。海尔与德隆模式尽管具有非常鲜明的不同特征，但却有突出的共同特点，那就是资本运营都是在长远的战略设计下进行的，整个资本运营战略的进行有着长远的战略目标和长期的设计和整体的规划，而且这种战略设计不仅仅着眼于国内的发展而是放眼于全球化的比较优势和全球性的发展趋势，是公司整体战略和盈利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手段；而亿安模式则以短期炒作从股市获利为目的，不仅继承了前几年许多企业热衷“造名”的“传统”，为了出名，大放“炮竹”，而且更具危害性的是它是损人利己的行为，它的发展会导致资本市场的巨大风险。
三是注重资金链条的完整性和现金流的通畅，不是依靠股市的冒险行为。尽管德隆、海尔的资本扩张是迅速的，但也是相对稳健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注意打造稳固的资金链条，不仅注意项目的选择和科学的论证以及长时期的考察，而且注意培育多元化的融资途径和风险防范机制，形成了中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新型结合模式，从而保证了资本扩张中现金流的通畅和资金链条的完整性。亿安科技“百元神话”破灭的直接原因就是炒作机构现金链条的断裂。
四是强调资本运营过程中的并购整合策略，不是仅仅关注并购行为本身。资本运营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并购，并购成功的关键在于整合。许多并购行为的失败不在于并购本身的技术问题（包括价格问题），往往是在并购后的整合出了问题，甚至迟迟不能形成有效的整合。而德隆、海尔在资本运营过程中都把整合视为非常重要的环节，甚至认为整合比并购本身更重要，海尔强调企业文化整合的重要性，而德隆则重视人力资本的整合与产业结构的整合。正是这种对整合的无比重视造就了海尔的持续发展和德隆的扩张奇迹。
德隆模式：用资本运营进行战略性的产业整合
德隆的资本运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和内容：
一是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进行广泛融资，注重建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机结合体，既确保资金链条的健康，又可规避资本市场风险。
德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资本运营的深层认识，源于其对资本风险的关注以及对融资环节的重视，他们知道，没有通畅的资金链条和健康的现金流，一切资本运营手段只能是幻想，只能是巨大风险的代名词。因此，从介入资本市场的那天起，德隆就着意打造流畅的资金链条，就把持续的融资能力视为发展的引擎，以一个民营企业的身份建立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体。
德隆的融资模式可简单地归纳为：一类是资产抵押-银行贷款-投资-再抵押-再投资的循环融资模式；另一类是资产担保（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母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融资-投资-再担保-再融资-再投资的连环模式。
通过两类方式的连锁运用，初始资金释放出了强大的“核聚变”能力，推动了德隆的大规模资本流动。
历来的经济学都强调要用最小的投入去取得最大的产出，从来也没有哪种经济学说过不投入就会有产出。现在中国的问题是除了我们国家的民营企业融资途径十分狭窄外，许多企业并没有创新性地充分运用金融杠杆，这也是一个重大的遗憾。在资本的来源上，就其大类来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企业募集的资本；一是企业借入的资本。资本与债务的关系形成了资本的组合，因而，任何企业都会遇到这一对关系。尽管中国目前在资本与债务的关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许多国有企业都出现了资不抵债的困难，但我们还是要说，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高度发达的经济，一个成熟的企业必须学会充分利用债权债务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完全没有债务或不会利用债务就是对资本运作没有真正把握。而德隆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则是在创业时期便懂得了合法合理利用债务这一财务杠杆进行融资迅速发展自己的极具金融意识的企业。
当德隆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企业体系后，德隆又充分利用自身庞大的资本实力通过各类担保方式为德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其中既有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也包括母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如通过合金股份、湘火炬的共同担保，合金股份所属的上海星特浩集团公司获得了共计4亿元贷款，确保了星特浩并购活动与整合产业的发展资金。
最大限度地发挥财务杠杆作用进行广泛融资是德隆资本运作模式的主要特色之一，从而为德隆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二是利用强大的融资能力通过一级半市场以股权转让方式连续并购上市公司。
许多人问，德隆拿了那么多钱干什么？总裁唐万里说：“拿了钱干什么？我们都买了企业。从德隆创立那天起，我们这几个创业者从来没有分过一次红，我们把应该分的红利也都投入到企业里去了”
那么，德隆是如何购买企业的呢？我们发现，德隆的并购模式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收购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大部分股权，从而达到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如对新疆屯河、天山水泥、重庆实业三家上市公司母公司股权的收购。收购者可能是德隆总部本身，也可能是德隆旗下的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
一类是直接受让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股权，从而达到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如对沈阳合金、湘火炬的并购。
与不少企业直接在二级市场收购股权从而达到控制目标企业的目的不同。德隆则主要是在一级半市场上寻找合作伙伴，通过谈判方式受让股权。这种作法的明显特点就是并购的直接成本比较低、比较稳妥，而且不容易出现违规操作的问题。
事实表明，德隆的并购策略是比较稳妥有效的。德隆并购数家上市公司均在“静悄悄”的过程中就完成了，而且结果也令股权转让者、中小股东等所有相关者获得了满意的效益。
通过收购国有股权，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被证券市场上称为“德隆系”，因为德隆控股的这三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出现了神奇的飙升。三年多的时间里，屯河、合金、火炬的股价分别上涨了1100%、1500%和1100%，以至股市出现了“有德则灵”的传说，哪支股票被认为与德隆有关，股民就蜂拥而至。这种现象被称为中国股市上的“德隆现象”。
这种少有的增幅究竟依靠什么来支撑呢？如果德隆是通过把一些所谓的优质资产装进这些上市公司，将股价拉升到高位后套现，我们就要理由说它炒作。然而，随着股价的平稳走强，我们发现德隆并没有套现，而是利用这些上市公司展开了更大规模的产业整合行动，使得这些上市公司相继成了产业整合的枢纽。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德隆资本运营的深层目的，而这个深层目的也恰恰就是德隆与其他企业在资本运营模式上的实质差异。
三是以并购后的上市公司为核心，通过充分发挥其强有力的融资功能，对其所在的传统产业进行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整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战略投资体系。
德隆融资的目的是为了投资。
投资什么？投资于成熟产业。
德隆的产业战略思路是：以资本运作为纽带，通过企业并购，整合传统产业，为传统产业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增强其核心竞争能力；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传统产业市场与销售通道，积极寻求战略合作，提高中国传统产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份额，以此重新配置资源，谋求成为中国传统产业新价值的发现者和创造者。
根据这一战略思路，德隆主要的投资力量在于成熟产业，如农业、制造业、金融业和旅游业，很少投资高科技产业。他们认为高科技风险大，是风险投资的对象，但不是现金流的提供者和强大产业体系的支撑者，进行整合的空间较小。
德隆进行产业发展决策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站在全球化的角度看问题。他们选择一个产业、投资一个项目，首先从国际市场的需求和供应来思考项目的可行性，时时刻刻着眼于国际分工。这种全球化观念不同于我们许多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平面”概念，而是一种俯视市场的“立体”概念，不仅仅是把国内的产品输出国外或把国外产品输入国内，而是从全球的角度选择市场切入点、选择生产基地、选择合作伙伴。比如有的产品是把技术和配方输入美国，并购美国知名品牌公司，在美国生产，用美国的品牌；有的产品则在中国生产，在欧洲销售，用美国的品牌。
唐万新一再强调：“德隆不仅是做企业，更是做产业；做产业，关键在于做市场”。而德隆做产业的方式就是运用他们擅长的资本运作方式对现有产业的整合。
“整合”这个词在德隆的文件中和德隆人的口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整合生产，整合销售，整合人才。而整合的利器就是并购。而并购又是资本扩张的主要手段和形式。
从前述的整合行动可以看出德隆资本运营的内在特点：与我国大多数制造企业（如我国的家电企业）在国内到处建厂做起，一点一点打品牌、抢市场、滚动发展的做法明显不同，德隆的做法充分利用了资本市场：首先通过买壳上市，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通过注入优质资产调整产品结构，使上市公司的主业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并购、托管、委托加工等形式，对上市公司所处产业进行整合，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对销售网络和销售渠道的整合，扩大上市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形成规模化、垄断性经营；同时，通过在全球范围整合传统产业获得长远利润，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如上这种集中体现战略投资管理思想的资本运作模式，或许正是德隆体系从容应对加入WTO后激烈国际竞争的信心之源。
对于像德隆这种战略投资企业来说，股市则是产业整合的工具。德隆正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获得了产业整合的资金，使自己整合产业的宏图得以实现；德隆正是以资本资本运作为杠杆，采用四两拨千斤的原理，通过层层并购，迅速取得了产业整合的控制权和操作权，在不投资、不建厂的前提下，达到了产业整合乃至行业整合的目的。
从这些意义上讲，德隆不同于我国传统的企业，也不同于我国股市中的一般庄家和炒家，它已经具有中国战略投资者的雏形。
2000年，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股份同时更名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这是上市公司主业变化后必须履行的手续，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信号：随着产业重组与整合的不断深化，德隆也有意将它的战略投资管理理念和模式逐渐向下渗透，孵化出一批小德隆来。
应该说，德隆产业整合经营理念，为新疆乃至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新思路，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充当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角，而是以一个企业的重组为起点，培养龙头企业，进行滚动兼并，从而突破市场割据局面，带动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德隆模式：战略投资者的雏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与海尔、春兰等以产业经营为主企业的资本运营模式不同，德隆是从资本市场入手进入某个产业并该产业进行整合。前者往往是从强化产业优势入手借助于资本市场进行产业整合，后者则是以资本市场为工具进入传统产业并通过整合形成新的产业优势。因此，德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产业经营者，很可能是中国战略投资者的一个雏形。
从目前的现状看，德隆所做的无论是“红色产业”还是机电制造业或金融业基本上都是长线投资，中短期的项目也就是德隆所谓的“财务型项目”将全部转让出去。一个战略型投资者的雏形已经形成。
此可谓典型的战略投资。德隆要做的是发展产业，通过产业的发展支持公司业绩。
从德隆公司经济表现形式上来讲，它是一个投资控股公司，德隆公司走的一条路就是进行战略管理。德隆公司对上市公司要用战略家的眼光来进行长远的投入，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享有投资带来的收益。只有业绩的增长才能使入主企业和德隆双双受益。
投资者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治理结构;资金筹措;赔付
中小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证券公司的经营不善或者违法违规经营对投资者的利益极易造成损害。论文为此,除了加强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来保护投资者以外,世界上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还建立起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作为事后的保护措施。近年来,随着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和持续低迷,我国证券公司存在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风险集中爆发,一批公司的状况十分严峻。作为综合治理证券公司的配套措施及证券投资者保护的最终措施之一,国家启动了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工作,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的设立,是监管制度的创新,是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善,是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这一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但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目前在基金公司治理结构、资金筹措、赔付、监管等,正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其制度的细微设计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的制定、主要内容和作用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是一种按一定方式筹集基金,在上市公司、证券经纪机构出现支付危机、面临破产或倒闭清算时,由基金直接向危机或破产机构的相关投资者赔偿部分或全部损失的保障机制,其作用类似于存款保险制度。①经由财政部与央行协调,2004年3月,证监会开始了推进我国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工作,并着手起草相关规定。2005年1月,证监会、财政部与央行向国务院报送《关于设立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基金的请示》,获得国务院批准。2005年2月,由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在股票、可转债等证券发行中申购冻结资金利息处理问题的通知》在资本市场上颁布,该通知规定,为筹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按照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可转债等证券时,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将作为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来源之一。该法规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已开始进入到实质性操作阶段。2005年4月,在提交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证券法》(修订草案)在“第一章总则”中增加了“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征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的内容,自此我国证券投资者赔偿法律制度正式开始启动。②2005年6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证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并自7月1日起施行。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共六章32条。主要规定了基金公司的职责和组织机构、基金的筹集、基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内容。毕业论文其立法的旨意在于:建立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长效机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地发展。
国家保护基金制度的设立,不但带给投资者一份权益的保护,它还带给市场一种全新的机制和制度。其意义表现在:(1)对投资者而言,保护基金制度可以在证券公司出现关闭、破产等重大风险时依据国家政策用于保护投资者权益,通过简捷的渠道快速地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予以保护;(2)对金融市场而言,保护基金制度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保护基金制度增强投资者对我国金融体系的信心,防止证券公司个案风险的传递和扩散;(3)对监管体系而言,保护基金公司与现有的国家行政监管部门、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行业自律组织、市场中介机构等共同组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监管体系;(4)对风险处置机制而言,保护基金的设立一改“国家埋单”为“市场运作”,改变了证券公司的市场退出模式,有利于券商破产清算机制的形成,促进证券公司风险防范和处置长效机制的建立;(5)对国际通行做法而言,保护基金的设立也为我国建立国际成熟市场通行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搭建了平台,有助于我国建立国际成熟市场通行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
二、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面临的现实挑战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作为证券市场风险补偿机制在海外发达国家已有成功的立法与实践经验,但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尚属一种制度创新,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的制度设计上看,应该说它较好地借鉴了海外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并加以本土化的创新。这一机制目前在我国已开始依法运作,2005年6月23日,基金公司在国家行政管理总局进行名称预核准登记。同年8月31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登记注册。在9月29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保护基金公司”)正式开业,为此财政部划入63亿元注册资本金,央行再安排发放上限为617亿元专项再贷款,垫付基金的初始资金。目前从实践的情况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还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其制度的细微设计上还存在着不尽合理之处。
(一)在组织机制方面
根据《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国有独资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基金公司”),负责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基金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由证监会推荐,报国务院批准。此种治理显然是架构参考了美国的SIPC的架构,后者的董事会由7位董事构成。但从目前的具体安排上看,两者的董事人员的组成却有显著的不同。美国SIPC董事会的7位董事中,其中5位董事经参议院批准由美国总统委任,在这5位董事中,3位来自证券行业,2位来自社会公众。另外两位董事分别由美国财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指派。董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由总统从社会公众董事中进行任命。而我国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企业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的董事会由8人组成,目前主要由中国证监会、央行、财政部以及上证所、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8名人员组成公司董事会。[1]两者的区别在于:(1)美国SIPC董事会的成员为奇数,而我国基金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为偶数。这种安排可能出于我国的体制和各方力量均衡的考虑,但可能带来票数相同出现议而不决的困境。虽然按惯例,如果票数相同,董事长可多投一票。然而,从公司法理出发,董事长只是董事会召集人和法定代表人,其表决权重应与其他董事无异。[2](2)美国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有社会公众代表,董事会主席这一要职更由社会公众代表担任。
而我国目前未有此种安排,而清一色地出自政府监管部门。这可能是由于目前公司资本金完全出自政府的缘故,但却忽略基金的来源将来还有更多地耐于会员缴费的规定,这等于削弱了社会公众话语权和基金公司运作的独立性,同时还可能滋生寻租和依赖政府心理。此外本来三家以派出代表的方式参与基金公司运作,但目前的情况是,三家公司派驻的董事都已经调离原来的机构。本来董事会成员代表各个监管部门的利益和意见参与基金公司管理,而这些人员调离原来机构以后,如何能够保证他们代表三家主管机关的利益实现共同监管。
(二)在资金筹集方面
根据《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第12、13、14条规定,基金公司的资金来源于:(1)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在风险基金分别达到规定的上限后,交易经手费的20%纳入基金。英语论文(2)所有在中国境内注册的证券公司,按其营业收入的0·5%-5%缴纳基金;经营管理、运作水平较差、风险较高的证券公司,应当按较高比例缴纳基金。各证券公司的具体缴纳比例由基金公司根据证券公司风险状况确定后,报证监会批准,并按年进行调整。证券公司缴纳的基金在其营业成本中列支。(3)发行股票、可转债等证券时,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收入。(4)依法向有关责任方追偿所得和从证券公司破产清算中受偿收入。(5)国内外机构、组织及个人的捐赠。(6)其他合法收入。基金公司设立时,财政部专户储存的历年认购新股冻结资金利差余额,一次性划入,作为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中国人民银行安排发放专项再贷款,垫付基金的初始资金。专项再贷款余额的上限以国务院批准额度为准。根据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需要,基金公司可以多种形式进行融资。必要时,经国务院批准,基金公司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获得特别融资。
从上述的规定来看,我国证券保护基金有较广泛的资金来源。但现实情况是:(1)根据现实情况的测算,2004年《管理办法》第12条所规定的前三项收入来源仅20多亿元。而自成立以来,证券保护基金为处置风险券商已用去了将近300亿元款项。[3]相对而言,证券保护基金的这些收入来源只是杯水车薪。(2)近年来,证券市场持续低迷,传统业务收入下滑,券商的自营、委托理财等业务已陷于停顿,生计困难的券商显然无力足额缴纳这笔资金。同时,《管理办法》规定证券公司“按照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预先提取”。这意味着在年终结算时就必须根据其审计后的实际收入多退少补。不过,有的公司营业收入可能为负值,这样的券商还面临保护基金公司是否要返还其已缴款的问题。如果这样,“经营管理、运作水平较差、风险较高的证券公司,应当按较高比例缴纳基金”的规定则形同虚设。(3)虽然国务院给投资者保护基金确定了680亿元的额度,央行将垫付这部分资金,但这些垫付资金从性质上看,它是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借款,这笔债务将以基金公司自己的资产面临偿还的问题。(4)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可以通过发债来募集资金,但是同样存在相应债券何以偿付的问题。
此外,我国目前对于基金总量尚无一个通盘的考虑,而国外这种投资者保护基金会大多设定资金量的上限,费用的征收要持续多少年等。目前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中也没有提及。
(三)在赔付制度方面
根据《管理办法》第3、4、7条规定以及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联合的《个人债权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实施办法》、《关于证券公司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在证券公司被撤销、关闭和破产或被证监会实施行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基金赔付的范围为个人债权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投资者在证券投资活动中因证券市场波动或投资产品价值本身发生变化所导致的损失,不属于赔付的范围。据此:(1)在赔付的对象上,机构投资者被排除在基金赔付的范围之外,但与券商倒闭密切相关的股东、董事、经理等过失方也属于“个人”,在此并未排除在受偿对象之外,这显然有失公平并且很容易诱发道德风险。(2)在赔付的额度上,依2004年11月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规定,对客户保证金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的个人债权进行全额收购;超过10万元的个人债权,超过部分九折收购。这一偿付标准被普遍认为“过高”,而且没有上限的规定,特别是针对本应由个人承担风险的委托理财等个人债权进行偿付,很容易诱发道德风险。(3)在投资者索赔的程序上尚无规定。
(四)在基金运营的监管方面
根据《管理办法》第22至25条规定,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对基金公司实行共同管理,这显然起到了制衡的作用,但这一高管完全来自监管部门的公司,如何确保不会“以权谋公”利用极易获得的内幕信息为公司盈利,在目前对券商的经营管理、内控机制进行计量化评估的体系极为孱弱的情形下,又如何确保其确定应缴纳的会费数额公平合理,这在《管理办法》中却显得规定不足,监管不力。
三、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面对挑战的应对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在我国还是一种全新的机制,其需要在实际的检验中有个完善的过程。针对上述对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实际运作中存在问题的分析,笔者在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留学生论文试提出应对现实挑战,进一步完善制度的细微设计的设想。
(一)在公司的治理结构方面
1·应增加董事会人员具体组成的规定,明确规定董事会应有投资者代表、律师等能够代表公众利益的人士参与,从而便于有效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减少因为管理者寻租带来的关系赔偿和滥赔偿情况发生。
2·在现有董事会人员中委派一名投资者代表、律师等能够代表公众利益的人士参与,使董事会法定人数为9人的规定得以落实。
(二)在资金的筹集方面
1·规定基金资金来源的新途径:(1)对违规的券商和高管人员处以罚金,罚金所得归入投资者保护基金。例如,英国的投资者赔偿计划,其收入的一个来源就是对会员违规行为的罚金。(2)将目前的印花税收入拨出一半,转移到投资者保护基金,这相当于对交易印花税单向收费。(3)目前我国对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所得不征税,只对流通股股利所得征税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应对非流通股的资本利得征税并全额拨入投资者保护基金,甚至可以考虑从非流通股资产中强行拨出部分资产作为投资者保护基金。[4]2·规定基金的资金量的上限。借鉴国外这种投资者保护基金会大多设定资金量的上限、费用的征收要持续多少年等规定。我国对于基金总量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根据充足与适度原则,在保证投资者保护基金的长期资金来源充足的前提下,同时给予征费一定的灵活性。如果基金的资金比较充裕,达到规定基金总量的上限,可以暂停收费,以减轻会员的负担;如果遇有意外事件发生导致投资者保护基金出现困难,也可以进行不定期收费。
3·对经营管理、运作水平较差、风险较高,应当按较高比例缴纳基金的证券公司,却无力交纳基金的,应有整改的措施,经整改情况未能好转的,应规定让其退出市场。
(三)在基金的赔付方面
1·实行有限赔付制度。如果券商倒闭后,投资者可从基金中获得全额赔付,则他们显然不愿在选择券商方面费时费力,这样,投资者对券商形成的优胜劣汰作用将大为减损,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道德风险。因此,证券投资赔偿基金应实行有限赔付制度。
2·在现有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保护对象个人债权的基础上,效仿SIPC机制,将和券商倒闭密切相关的股东、董事、经理等过失方排除在受偿对象之外,以降低道德风险。此外,还应该将非流通股股东全体排除在投资者补偿之外。
3·增加基金赔付程序的规定。设定严格的申诉时限和赔付程序设定赔偿的申诉时限,对于逾期的不予受理。工作总结参照国际经验,可将申诉时限设定为6个月。[5]同时要设定合理快捷的偿付程序以方便投资者,提高赔偿基金的运作效率。
(四)在监管方面
增加基金公司公开信息披露的规定,以增强其运作的透明度。规定每年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应向社会年报,披露基金规模、收入和支出等状况,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注释:
①参见《产权导刊》2005年第11期第65页《产权词典》专栏。
②2005年10月28日,《证券法》修改工作完成,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在新《证券法》134条正式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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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从2000年上半年起，中国证监会将超常规、创造性的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作为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机构投资者的数量迅速增加，规模不断扩大，逐步成为市场上不可忽视的主流力量。运用相关经济学理论研究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发挥的双重作用，同时，对机构投资者行为扭曲原因作进一步分析。最后，对如何使机构投资者有效地在证券市场中发挥稳定作用提出建议。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证券市场；反馈效应；羊群效应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证券市场上机构投资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其行为的日益规范，对证券市场良性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正在经历从散户为主体的市场结构到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结构的历史性转变。从2000年上半年起，中国证监会将超常规、创造性的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作为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一些学者也相继提出了“证券市场呼唤机构投资者”、“培育机构投资者，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等观点。而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到底如何，机构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了哪些积极或消极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研究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首先应对机构投资者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做出科学、合理的界定。目前，对机构投资者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为描述性的界定，认为机构投资者是指自有资金或通过各种金融工具筹集资金进行投资管理的金融机构，既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中介机构，又包括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契约性储蓄机构，还包括商业银行等存款机构。另一种为理论性的界定，机构投资者与一般投资者最根本的差别应该是看投资者是否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势力，拥有市场势力的投资者就可以被看做是机构投资者；反之，则是一般投资者。更为简单或通俗的解释，机构投资者指证券市场的买方机构，作为证券的需求者与资金的提供者，以长期投资回报为目的，通过研究与选择买入绩优或潜在绩优证券来达到盈利的目的。在金融市场从事证券投资的法人机构，主要有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证券公司、银行等。
二、机构投资者崛起的理论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角度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是指导人们一切行动的依据。人们获得信息的多少、获得信息的准确程度、获得信息的速度、获得信息的方式和成本等，深刻地影响着投资行为和效果。
1.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完全
由于市场分割，信息通道受阻，单个投资者的信息志别和处理能力相对较差。因此面对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完全，由于单个投资者在时间、专业知志、技术设备等方面明显处于弱势，无法全面了解市场上有怎样的交易价格，也不知道具体哪个融资者需要哪种价格，因而无法实现最理想的金融产品投资组合，而机构投资者的产生将可能部分解决市场信息不完全。
2.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交易地位不同，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信用欺诈等的存在，为充分扭转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中的不利地位，一方面，应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社会评信制度等规则；另一方面，应加强信息组合和信息联合，增强投资者的抗风险和能力。于是产生了拥有强大志别处理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二）产业组织学角度
由于规模经济，即规模的“收益递增规律”的作用，为节约交易成本、分散风险，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所占份额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市场的有效性，从而可提高市场资源配的效率。
三、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作用分析
证券市场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人和机制两个方面，而证券市场的机制（包括市场结构、监管体系和市场运作）和股市参与人员（交易所的组织者、结算公司、投资者、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以及社会公众）行为的成熟都与证券市场的稳定密切相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研究证券市场的稳定的机理，对其稳定发展尤为重要。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在证券市场稳定中的作用大致有三种：
（一）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对证券市场稳定的积极作用
1.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具备资金规模，技术及信息优势，能够做出相对理性决策。机构投资者一般是职业的、大型的专业投资机构，相对个人投资者而言，投资机构者一是拥有的资金量大；二是都是由投资领域的专家进行专职投资管理和运作的。他们凭借这些优势可以在证券市场中发掘出那些价值被低估、业绩优良的优质公司，同时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并长期持有，这样机构投资者没有像散户那样频繁的短期行为进而有利于市场的稳定。
2.机构投资者深谙国家的有关政治、经济政策和法规，经验丰富，实力雄厚，在证券市场上影响很大。机构投资者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组织形式，机构投资者的经济理性决定了其目标指向是股东或基金持有者利益最大化。唯其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扩大资金实力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收益水平。故此，机构投资者必然会紧随经济和市场形势变化来调整其投资的方向、规模和结构。如此起到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
3.机构投资者与其他投资者之间的资源和能力差异造成了行为方式的不同。一方面，机构投资者之间差异非常大；另一方面既定的制度环境给予不同机构投资者以不同的行为空间。下面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就反馈策略和知情者下注两方面，分析机构投资者行为对证券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1）反馈策略（FeedbackTradingStrategy），是以股票过去的表现作为买卖判断的主要基础。正反馈交易使股价变动趋势加强，价格变动幅度增大，不利于股市稳定；而负反馈策略操作则与之相反。反馈理论认为，虽然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理性投资者，但整个市场的非理性很快就把这类有限理性给淹没，最终使得市场存在连续的反馈。机构投资者利用自身优势，小规模干预资本市场的运行，使其朝有利于自身发展方向运转，不同机构投资者采用多元化的投资策略，采用负反馈策略和采用正反馈策略的投资者将会相互抵消各自的影响。
（2）知情者下注（SmartMoney），是投资者基于所掌握的市场或股票的充分信息而做出判断与决策的行为。一般来讲，知情者下注可以稀释部分普通投资者的非理。
（二）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对证券市场稳定的消极作用
1.存在操纵市场行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具备天生做庄的资源条件。首先，机构投资者自身资金雄厚，可以通过高息拆借、委托、经营等多种手段，使大量资金进入市场。其次，其在信息获取、处理与分析上具有明显优势；再次，机构投资者可以与上市公司联合，利用上市公司业绩的内幕信息操纵股价，做庄股市。2000年10月“基金黑幕事件”首次公开揭示基金业存在“对倒”、“倒仓”等操纵市场的行为。2001年3月23日，中国证监会在其网站上公告称，当时的10家基金治理公司中有8家在股票买卖中存在异常交易行为。2006年下半年，大盘股狂涨，带动股指大幅上升，很难否认没有机构投资者操纵的成分。
2.短视行为较为严重。目前，中国的机构投资者还不是典型的长期战略投资者，其资产组合显示出买卖行为频繁，短视行为较为严重。一种典型的短视行为表现为正反馈交易，追涨杀跌，即买入近来的强势股，卖出近来的弱势股。正反馈交易使股价变动趋势加强，价格变动幅度增大，不利于股市稳定；而负反馈交易操作则与之相反。反馈理论认为，虽然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理性投资者，但整个市场的非理性很快就把这类有限理性给淹没，最终使得市场存在连续的反馈。这一点在2007年及2008年上半年表现最为明显。据Winds统计数据显示，仅2007年包括封转开在内就有多达61只新基金发行，最终发行总数高达5790．6亿份左右。从年初到第三季度的短短九个月时间，基金的资产规模就从不到l万亿元，飞速突破3万亿元。2007年基金的四季报显示，基金重点配置的行业是金融保险，有的基金配置金融股的比例甚至超过了40％。然而，随着2008年上半年沪深股市的狂跌，2008年第一季度金融指数的跌幅高达41.6l％，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更是跌过50％。基金2008年一季报报出后，投资者惊悟，基金第一季度减持最大的行业就是金融。金融、地产作为两市权重最大的两大板块，基金在6000点之上仍疯狂买人，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蓝筹泡沫，然而在2008年6月上证指数跌近3000点附近时，基金却选择不计成本地抛售，致使最高46元的招商银行剩下仅有23元，最高40元的万科也仅有16.50元等惨剧频频出现。
3.羊群行为较为普遍。中国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主要体现在行业集中度和个股集中度方面。从2002年至2008年，证券投资基金投资A股的重点仓位顺序依次是制造业与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仓储业、水电煤业、采掘业。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的2006年市场资料中也可以看出，2006年新老基金纷纷高配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机械设备、金属非金属等几大热门行业；从个股角度而言，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又高度集中在上述行业的一部分绩优股票上，如中国联通、中国石化、招商银行等。投资理念大同小异，在价值投资的大旗下，各基金从不同角度诠释着自己的“价值观”，但内容往往非常相似。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特征是由构成证券市场运行的具体制度决定的，分析机构投资者行为扭曲的原因必须结合具体的市场条件。首先，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的不完善使得对机构投资者的约束不够，机构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体系缺失。在不健全的制度环境中，机构投资者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动，导致市场异常波动并从中获利。其次，机构投资者的价值取向决定其行为特征。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机构投资者首先关注的目标无疑是盈利。因为只有保持较高的收益水平，才能吸引更多投资者与资金流人，以及“逐利”本性的驱动，所以机构投资者必然紧随市场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投资的方向，这决定了机构投资者会出现周期短、结构多变和投机操纵的行为。再次，中国证券市场上制度供给不连续。
（三）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证券市场稳定性不存在相关性
投资者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证券投资者投资心理误区治理
投资是一种有意识的经济行为，投资行为受人们心理意识的调节控制，诸如，投资决策动机、投资收益与预期、投资风险规避等问题，其实质就是人们的心理活动在投资中的具体表现。在证券投资市场，资金的时间价值表现为对于投资时机的判断和选择，投资具有风险性，投资期越长，投资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就越多，因此证券个体投资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投资知识、风险意识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投资者成功的最根本素质。
1证券投资者投资心理误区的集中表现——认识偏差
证券投资者的判断与决策过程不由自主地受认知过程、情绪过程、意志过程等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以至陷入认知陷阱。如跟庄、推崇股评、高换手率、市场非有效性等，投资者的认知与行为偏差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1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
人们往往过度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把成功归功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的作用，这种认知偏差称为“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过度自信是投资者典型而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过度自信在牛市的顶峰达到它的最高点，而在熊市的底端达到最低点，过度自信的投资者会过度依赖自己收集到的信息而轻视公司会计报表的信息，注重那些增强能力自信心的信息，而忽视伤害自信的信息，在证券市场中的过度自信是危险的，例如，很多证券投资者不愿意卖出已经发生亏损的股票。卖出等于承认自己决策失误，并伤害自己的自信心。他们每天总是给别人讲解股票的各种“知识”指导别人买卖操作，在大盘趋势向好的时候，每天总是眉飞色舞，讲解技术指标应用技巧等，非常看好后势，讲解大盘会上升到多少多少点位；在大盘趋势向下跌，没有进入底部区域之前，他们总是很乐观，总是认为经过适当的调整，大盘还会上涨；在大盘进入了真正的底部区域时，由于受到市场的心理暗示，就不断地解释下跌的理由，极其看好后势，会告诉周围的人大盘会下跌到某个点位，如果他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他会讲他如何买了那只股票，现在如何盈利。实际上这类人对股票的感觉和判断完全是市场心理策划的场效应对他作用的结果，这类人的股票投资往往是失败的。
1.2信息反应的认知偏差
有些投资者对信息存在“过度反应”（over-reaction）和“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两种现象。如果近期的收益朝相反的转变，投资者会错误地相信公司是处于均值回归状态，并且会对近期的消息反应不足。如果投资者得到收益增长的信息，会认为公司正趋于一种增长状态，并且过度地导致过度反应的推理趋势。这些投资者在市场上开始变得过于乐观而在市场下降时变得过于悲观。自我归因低估股票价值的公开信息偏差，对个人的信息过度反映和对公共信息的反映不足，都会导致股票回报的短期持续性和长期反转，他们心理模型的特点是有时恐惧、有时兴奋、有时觉得自己很专家。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主要是被市场的策划者所控制，在股票市场的头部区域进场，进行频繁买卖操作，或买入后持股不动。在市场完成从头部进入底部的下跌趋势中，总是期待反弹随时开始，或持股不动，或在市场没有真正进入底部时误认为是底部而把手中有限的资金提前用光，在市场进入真正的底部区域，他们作出卖出股票赔钱的离场操作，或想做买入操作但是手中已经没有了资金，这种心理模型的人是股票市场策划者最需要的。
1.3损失厌恶的认知偏差
人们在面对收益和损失的决策时表现出不对称性。人们并非厌恶风险，而是厌恶损失。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感到损失令他们产生更大的情绪影响，损失比盈利显得更让人难以忍受，很多投资者偏爱维持原状。在股票投资中，长期收益可能会周期性地被短期损失所打断。短期的投资者把股票市场视同，过分强调潜在的短期损失。在做出错误的决策时常感到后悔，而为了避免后悔，又常常做出理。比如死守赔钱的股票，以拖延面对自己的错误，不愿把损失兑现。害怕兑现损失就持有亏损股过长的时间。实际上，股票市场随着策划者的建立和制造的市场利空或利好的心理暗示的场效应而涌动，有时很平静，有时汹涌澎湃，当大多数的被动投资者心态都变成了兴奋型的时候，市场就已经进入了头部区域，反过来当他们的心态都变成了恐惧型的时候，市场已经到了底部区域。巨大和强烈的股市心里场效应迷漫着整个股票市场。策划者就是通过调整股市心里暗示的场效应强度来控制和操纵被动投资者的思维和行为，就像电磁场一样，场里面一个电荷的运动只能由场来决定。
1.4羊群行为的认知偏差
证券市场中的“羊群行为”（herdbehavior）是一种非理，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舆论，而不考虑自己信息的行为。由于羊群行为及各个投资主体的相关，对于市场的稳定性、效率有很大影响，也与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由于市场上存在羊群行为，许多机构投资者将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股票，买卖压力将超过市场所能提供的流动性，从而导致报价的不连续性和大幅度波动，破坏市场的稳定运行。股票指数的波动或股票的涨跌以及市场消息构成股票市场的一种氛围。股市策划者通过调节这种心理暗示场来达到股市策划者想要的被动投资者心态，而且一定能办到，这种氛围笼罩着整个股票市场，走进市场也就走进了这种氛围里，股市策划者就是量化地掌控和调整这种氛围使被动投资者的心理产生不同的反应。
由此可见，投资过程反映了投资者的心理过程，由于认知偏差，情绪偏差最终会导致不同资产的定价偏差，这一偏差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这种资产的认识与判断。这一过程就是“反馈机制”，这种反馈环是形成整个股市中著名的牛市和熊市的因素之一。
2证券投资者心理误区克服的关键——调适、塑造
在投资市场上，真正的敌人是自己。要战胜自己，就必须不断地培养和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培养独立的判断力，磨练自己的耐心，具备良好的期望心理，思路敏捷，精练起市，性格坚毅，培养自我管理能力，对待投资成功与失败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冷静分析、总结经验，恰如其分地归因，以利再战。
2.1克服贪婪和狂热
投资者一旦被过度的贪婪所控制，手里有钱，就要买，他们不但是自己买，还总是劝别人也买，买股票的消息来源，看报纸、听股评、听周围的人推荐股票，或自己根据类比法选股票。这类人在大市趋势向上的时候，是赢利的，随着行情的进展，他们的赢利越来越少。如果遇到股票头部模型是横向振荡，这样的股票一旦策划者出净手中的筹码，几根长阴线，这类人将出现亏损。在大盘趋势向下的时候，这类人只要有钱就还是买卖。由于市场是由投资者组成的，情绪比理性更为强烈，贪婪和惧怕常使股价在公司的实质价值附近震荡起伏，购买股票时，不仅需要具备某些会计上和数学上的技巧，更需要投资者控制自己的情绪波动，以理智来衡量一切，并支配行为，独立思考，不受干扰，对国家宏观经济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善于捕捉各种细微的动态变化和各种信息，克服投资的贪婪和狂热。投资应具有客观性、周密性和可控性等特点，在股票投资中绝对不能感情用事，投资者既需要了解股票投资的知识和经验，更需要具有理智和耐心。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过多地受各种信息的影响，应在对各种资料、行情走势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经过细心比较、研究，再决定投资对象并且入市操作。这样既可避开许多不必要的风险，少做一些错误决策，又能增加投资获利机会。
2.2勇于承认错误，树立信心
投资者不可能每一个预测和决策都很正确，每一个投资者都应该承认，市场中总有事情是自己所不了解的。每一个成功的投资者都是谦虚、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信心是投资成功的一个起码的条件，投资的自信来自于他的学识，而不是主观期望。作为证券投资者，必须潜心研究投资理论，不断扩展自己的学识，把别人的经验借来，加以创新，融入自己的想法，不为自己的投资失误辩解，而是把每一次失误记录下来，以便下次不犯，每位投资者盘算股票之前，应该对股市做出某些决策性的判断。判断是稳定股票投资的信心，如果犹豫不决，缺乏信心，必将成为股市的牺牲品。投资者投身于股市，要树立信心还需要耐心，如无耐心，后悔、失望、沮丧、冲动等不良情绪就会产生，这样失败的机会非常高。投资者必须考虑投资工具的流通性、收益性、成长性。收益性的高低也要依投资者自身的财经需求和其它情况来定，由于成长性与风险相连，投资者还必须考虑自己承担风险的能力。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和操作方法最好与自己的价值体现，以及性情相一致，以避免与自己的人格特征冲突。投资者的信心和耐心是千百次成功得失中修炼出来的，也是理性判断和实践经验的结果。
2.3培养独立的判断力、自制力
对于理性投资，精神态度比技巧更重要，每位投资者的潜意识和性格里，存在着一种投机的冲动，而投资者必须具备耐心和自我决断力，不应盲从他人建议，而应有自己的判断力。约翰特里思在《金钱的主人》一书中，反复强调“在市场中获得成功没有什么秘决，对于成功的投资者来说有个显著的投资态度也就是说在关键时刻会相当仔细地进行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在显微镜底下进行研究”。反对将成功投资者的成功归因于运气的做法。在证券市场，投资是一项高度技巧性的行为，投资者不要被周围环境所左右，要有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决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投资一定要自己判断、研究行情，不要因为未证实的流言而改变决心，可买时买，须止时止。投资者的自信应建立在一定的投资交易经验和个人能力基础之上。否则，投资者没有根据的作出判断、决策、并且固执己见，那么意味着蛮干，并不是有自信心的表现。投资者必须有自制力。自制力是指能够自觉、灵活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行为和言语的意志品质，自制力体现着意志的抑制能力，能够控制自己的恐惧、懒惰、害羞等消极情绪和冲动言行。
2.4培养坚毅的性格和自我管理能力
要成为成功的投资者，除了要知道投资既能让人赚钱也能让人蚀本的道理，还要明确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从事投资这一行当，一个成功的投资家，需要取决于他是否有足够的精力花在股市分析和技术的提高上以及是否具备坚强的性格，投资者在投资时一定要执着专一、坚守自己的准则，将自己正在进行的投资活动作为意识对象，不断地对其进行实际控制，包括制定投资计划的能力、实际控制的能力、检查结果的能力、合理归因的能力、采取补救措施的能力。切实认识到股票不是储蓄，不仅需要财力，还需要智力和精力，股市既存在收益也存在风险，高收益与高风险成正比，如何趋利避害、顺势而为是一门科学，投资者应该克服追涨时只听利多，赶跌时只听利空的偏执心理，增强对经济环境、股市行情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培养坚毅的性格，消除紧张、稳定情绪。能对股市进行全面分析把握股市整体走势，认清当前的股市形势，预测可能产生的不良因素，对具体情况进行系统分析。这样的一个既符合股市规律又有利于投资者自身的合理的心理价位不断确立，以确保预测准确，投资成功。
参考文献
1俞文钊．当代经济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2高玉祥．健全人格及塑造[M]．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
投资者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知情交易者，认购权证，认沽权证，创设制度
前言
期权对“知情交易者”(informedtrader，即信息灵通的投资者)有较强的吸引力，这首先是由于期权的高杠杆低成本特性(Black(1975)[3],Mayhew,Sarin,Shastri(1995)[13]，Faff&Hillier(2005)[10])，此外期权的价格和标的资产未来价格波动率相关，获得标的资产未来价格波动率的知情交易者能够通过投资期权获利(Back(1993)[2])。但是，期权市场也存在阻碍知情交易者交易之处，如较低的流动性以及在做市商交易制度下容易暴露投资者的身份(Easley,O’Hara,Srinivas(1998)[9]，Chan,Chung,Fong(2002)[5])。
包括期权在内的金融衍生产品出现后知情交易者的投资选择对衍生产品价格发现功能的实现有重要影响。如果知情交易者选择衍生品为投资对象，衍生品的成交量就会对标的资产成交量和收益率有预测的能力。此外，由于报价方式的不同，衍生产品的收益率也有可能包含标的资产的信息(Chan,Chung,Fong(2002)[5])。尽管实证研究已经发现成交量有信息传递的作用(Sarwar(2004)[15],Cao,Chen,Griffin(2005)[4])，但多数研究主要考虑原始的交易量，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混合了买卖双方的信息。近期的研究改进了之前直接利用原始成交量的方法，有的利用净成交量作为测算的指标(Easley,O’Hara,Srinivas(1998)[9]，Chan,Chung,Fong(2002)[5],Pan&Potesman(2004)[14])，也有的把原始成交量分解为可预期的成交量和不可预期的成交量(Chiu,etal.(2005)[7],Lee&Chen(2005)[11])。
从本质上看，权证与股票期权基本相同，对期权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对权证的研究。但是，由于权证的发行人受到限制，这导致权证和股票期权对标的资产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Aitken和Segara(2005)[1]通过对澳大利亚权证市场的研究，认为权证限定发行人的特征会导致其对标的资产的影响(价格影响、流动性影响、波动性影响)不同于股票期权。Loudon和Nguyen(2006)[12]也认为权证发行人的特殊性使得权证价格高于相应的股票期权价格，并进一步影响了权证作为金融衍生产品作用的发挥。权证和股票期权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标的资产的影响差异可能会导致知情交易者选择不同的目标投资市场。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考察在中国这种转型经济的条件下，权证的出现是否会吸引知情交易者从股票市场向权证市场进行转移，并由此判断我国权证市场的出现是否提高了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的确有证据显示知情交易者在股票市场和认购权证市场存在，而在认沽权证市场，并没有发现知情交易者存在的证据。我们认为知情交易者之所以不愿意进入认沽权证市场的原因可能在于认沽权证的行权价设定过低，以至于认沽权证失去了套期保值的作用。同时我们认为，创设机制的出现也不能吸引知情交易者向认沽权证市场流动。
投资者行为分析
按照信息获取能力的不同，本文将市场投资者分为两类：知情交易者和投机者。这里知情交易者定义为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提前获得有关标的资产价格信息的投资者，包括内部人以及大的专业投资机构等。投机者主要是指不能提前获得有关标的资产价格信息的投资者，他们主要通过在市场上频繁买卖资产来获得收益。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条件下，知情交易者选择在权证市场进行交易。在获得信息后，知情交易者会买入或卖出相应权证，这种购买行为首先会影响到权证的成交量和价格，如果信息准确，随后标的资产的价格和成交量会发生相应的波动。同理，如果知情交易者选择在股票市场投资，则股票的成交量和价格变化会领先于权证的价格和成交量变化。通过分析股票和权证的成交量以及价格波动的前后顺序，我们就能判断知情交易者的目标投资市场。
投机者在市场上主要的作用是提供流动性。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流动性强的证券更能吸引知情交易者的参与。投机者之所以愿意提供流动性，是因为他们希望从价格的频繁波动中收益，因此价格波动越强的证券其中的投机者就越多。我国权证市场采用T＋0的交易方式，而股票市场依旧采用T＋1的方式，这导致权证市场更能吸引投机者。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则权证市场的投机成分应当高于相应的股票市场。此外，由于投机者具有追涨杀跌的特性，在价格上升时，投机者买入的行为导致成交量上升，因此我们把证券价格波动先于成交量波动的程度作为衡量投机成分的指标。
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股票和大盘整体走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表现为证券之间常常具有同涨或同跌的特点(Demirer&Lien(2005)[8])。如果股票和认购权证的收益率(净成交量)之间如果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股票和认购权证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也有可能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善导致的证券整体的同涨或同跌现象。
方法和数据说明
本文通过VAR模型来测算权证和作为标的资产的股票的收益率和净成交量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rs,t表示股票的收益率，rw,t表示权证的收益率，vs,t表示股票的净成交量，vw,t表示权证的净成交量。股票和权证的收益率采用对数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本文使用净成交量作为衡量成交量变动的指标。净成交量的计算首先要确定每一笔交易是买方发起的还是由卖方发起的。我们假设主动买盘的净成交量为正，主动卖盘的净成交量为负。当固定区间净成交量大于零时，表示此时间段买方的力量强，股票收益率因此有上升的趋势，净成交量越大表示买方的力量越强。
本文使用的股票和权证的交易数据来自天相数据库，由于天相数据库对每一笔交易没有区分是主动买盘还是主动卖盘，我们参考Easley,O’Hara,Srinivas(1998)[9]以及Chan,Chung,Fong(2002)[5]的方法，按照规则作了处理：如果一笔交易的成交价格高于前一笔交易成交价格，我们就假设此笔交易为主动买盘，并设定此笔交易的净成交量为正；相反，如果一笔交易的成交价格低于前一笔交易的成交价格，我们就假设此笔交易为主动卖盘，并设定净成交量为负。当前交易的价格如果和前一笔交易价格相同，我们无法区分交易属于哪一类交易，就设定此笔交易的净成交量为零。当考虑的区间较短时，这种近似可能会导致较大误差，因此本文所取时间间隔为8分钟，以降低这种近似方法所导致的偏差。
我们把每支证券每天的交易按照8分钟的区间划分成30个观测值，VAR模型中取滞后期为5期。回归采用了混合数据(pooldata)的方法。为了消除不同证券在不同交易日的个体差异，我们对同一个证券在同一天的每一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减去均值并除以标准差的方法，我们把同一个变量在每天的观测值变成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1的分布。
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是从2006年5月8日至6月23日共7周的分笔交易数据，包括了47只证券，其中认购权证有10只，认沽权证有16只，相应的标的股票有21只。
实证结果
本文研究的样本中的股票有5只同时发行了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5只仅发行了认购权证，11只仅发行了认沽权证。为了分别考察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市场的不同，我们把权证市场分成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两个市场，分别代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共计得到8个方程。回归的结果见表1。
表1VAR模型回归结果
rs
rs
rc
rp
vs
vs
vc
vp
rs,-1
-0.281***
-0.229***
0.125***
-0.027*
0.311***
0.34***
0.075***
-0.012
rs,-2
-0.115***
-0.075***
0.006
0.005
-0.044**
-0.036**
0.019
0.01
rs,-3
-0.086***
-0.104***
0.014
0.015
-0.013
-0.02
-0.02
0.016
rs,-4
-0.047**
-0.07***
0.022
0.011
-0.017
-0.011
0.002
0.034**
rs,-5
-0.033*
-0.046***
-0.01
0.011
-0.021
-0.018
-0.004
0.008
vs,-1
0.045***
0.048***
0.015
0.005
0.012
0.011
0.01
0.006
vs,-2
0.061***
0.063***
0.056***
0.009
-0.007
-0.007
0.006
-0.003
vs,-3
0.05***
0.053***
-0.005
-0.013
-0.01
-0.007
-0.006
-0.033**
vs,-4
0.029*
0.027*
0.011
-0.006
0.004
0.002
0.009
0.013
vs,-5
0.019
0.015
-0.003
-0.003
-0.019
-0.023
0.002
-0.034***
rc,-1
0.097***
-0.168***
0.052***
0.52***
rc,-2
0.01
-0.055***
-0.009
-0.013
rc,-3
-0.076***
-0.149***
-0.04**
0.001
rc,-4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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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0.001
rc,-5
-0.033
-0.034*
-0.008
-0.001
vc,-1
0.049***
0.086***
0.002
-0.051***
vc,-2
0.04**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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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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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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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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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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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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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2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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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0.021
r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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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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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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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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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0.02
0.009
vp,-1
-0.018
0.051***
-0.007
-0.023
vp,-2
-0.028
0.048***
-0.008
-0.014
vp,-3
0.016
0.038**
0.009
-0.006
vp,-4
-0.005
0.003
0.016
-0.052***
vp,-5
-0.014
-0.001
0.019
-0.011
注：第一行变量为因变量，第一列为自变量，自变量下标数字表示滞后的时期数。*、**、***分别表示系数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rs、rc、rp分别表示股票、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的收益率；vs、vc、vp分别表示股票、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的净成交量。以上自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
一、股票收益率和权证收益率的相关性分析
两个市场收益率的前后相关性表示市场上出现新的消息后两个市场价格的反映速度。从表1可以看出，认购权证的收益率和滞后一期的股票收益率显著相关，并且和预期方向一致。认沽权证尽管和滞后一期的股票收益率显著相关，但是方向和预期方向相反。股票收益率和滞后一期的认购权证收益率显著正相关。此外，股票收益率和滞后一期的认沽权证收益率也显著相关，并且方向和预期一致，但是系数较小，仅有-0.027。
股票收益率与滞后的权证收益率显著相关并且方向和预期一致，这表明股票价格的变动的确影响到了权证价格的波动。和认购权证相比，认沽权证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认沽权证对股票价格波动不敏感，这也表明认沽权证的投机成分较多。另一方面，认购权证价格的变动的确对标的股票价格变动有预报作用。相反，认沽权证却没有这种作用，这也证明认沽权证价格变动没有包含有关标的股票价格波动的信息。综上所述，有迹象表明，有部分知情交易者选择认购权证作为投资对象，但是没有选择认沽权证作为投资对象。
二、不同市场之间净成交量与收益率的相关性分析
知情交易者的交易行为会影响净成交量的变化，其所处市场的净成交量应当和滞后的另一市场的收益率显著相关。表1显示，股票净成交量和滞后两期的认购权证收益率正相关，这和预期方向相同，但是和滞后五期以内的认沽权证收益率无显著相关性。另一方面，认购权证的净成交量与滞后的股票收益率显著正相关，方向和预期方向一致。认沽权证净成交量与滞后五期内的股票收益率无显著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表明，权证推出后知情交易者开始向认购权证市场转移，但是没有证据显示知情交易者有投资认沽权证的趋势。
三、同一市场内收益率与净成交量的相关性分析
从表1来看，在分别控制了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的收益率以及净成交量这些变量后，股票净成交量与滞后一期的收益率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311和0.34。而在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市场，回归的系数分别为0.52和0.535。虽然这些系数的差异不能精确测量不同市场之间投机成分的差异，但是我们依旧能够发现，权证市场的投机者的交易比例要高于相应的标的股票市场。这与权证本生具有的杠杆性以及我国对权证实行T+0的制度有关。这个结果也间接说明，知情交易者更偏好股票市场而非权证市场。
从以上的分析看，尽管衍生品市场存在诸多优势，但是知情交易者并没有从股票市场完全转移到权证市场进行投资，其中有一部分知情交易者选择了认购权证，但是很少有选择认沽权证作为投资对象。导致这个现象发生的原因我们认为与权证制度本身有密切联系。
知情交易者选择衍生品交易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衍生品价值与标的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这种紧密的相关性来自于市场的套利以及套期保值交易。但是权证制度本身限制了发行人以及发行数量，这使得一般投资者很难成为权证产品的卖方。卖方垄断的直接后果是权证价格超过了其自身的价值，这使得利用权证进行套期保值成本过高。套期保值交易的缺乏导致权证价格与标的资产价格的相关性降低，从而阻碍了知情交易者的转移，也阻碍了信息传递速度的提升。
导致知情交易者不偏好权证的另一个原因涉及到权证行权价的设置。一般来说，当行权价和市场价相近或者权证处于实值(inthemoney)情况下，权证的套期保值功能才能得到较好体现。当权证处于深度虚值(deepoutofthemoney)时，权证的套期保值功能基本丧失，剩余的功能就是给投机者提供一个互相博弈的工具，此时权证的价格与标的资产的价格相关性极小，知情交易者并不是风险偏好者，这种情况下的理性选择是远离权证，这可以解释为何知情交易者不选择认沽权证作为投资对象。
创设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权证卖方垄断的问题。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价格波动性较大，权证行权价与市场价格很容易出现较大的偏差。此外，权证发行方由于具有垄断地位优势，也偏向于设置对自己有利的行权价，这都容易导致一部分权证不具有内涵价值。创设机制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券商进行创设必须提供足额的保证金，这种政策限制固然降低了券商创设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但同时也制约了券商创设的能力。
综上所述，由于权证本身具有的缺陷，权证可以作为推进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一种工具，但不适宜作为主要的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推广。和权证相比，股票期权以及股指期权规避了权证的缺陷，更适合在证券市场上推广。
结论
本文通过对高频交易数据的分析，来判断知情交易者是否选择权证市场作为主要的投资场所。实证结果表明，尽管有部分知情交易者从股票市场向认购权证市场转移，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知情交易者选择认沽权证作为投资的对象。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和权证本身特点有关，这包括权证发行人的资格限制以及行权价设定的问题，创设制度并不能解决权证本身的这些问题。最后，我们认为，权证不适合成为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主流产品，尽快推出标准化交易的期货以及期权产品才是发展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根本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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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证券公司经营失败客户利益赔偿基金
证券公司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经营失败和市场退出的问题。但作为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市场退出不同于一般的生产企业而具有特殊性。在我国，证券公司往往集经纪商、承销商和保荐机构、机构投资者等诸多角色于一身，且其经营范围涉及全国和境外，其经营失败还会波及到数量众多的个人和机构客户，甚至中央银行和财政。本文将结合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的实践模式，重点讨论作为证券公司客户的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法律问题。
证券公司客户的权利类型
本文所指的投资者是从证券公司客户的角度来谈的，并不是指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投资者。实践中，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影响客户的权利主要是集中在经纪业务和委托理财业务方面。具体而言，客户与证券公司主要的利益连接点主要包括下列类型：
1、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存托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是客户用于保证证券投资交易、结算的资金，所有权应该属于客户所有。但是长期以来，交易结算资金往往存放在证券公司处。正常状况下，证券公司应当帮助客户开列资金帐户，该帐户内的资金所有权应该属于客户，客户对该类资金具有取回权。但当证券公司因挪用而无法返还时，就形成了客户对证券公司的债权。
2、证券类资产的托管方。同样，根据国内目前的证券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证券公司应为客户开立与资金帐户对应的股票帐户，用于记载其购得的证券类资产（包括国债、基金单位）。这些资产实际托管在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在实践中常将客户资产与其自营资产混同，挪用客户的证券类资产。
3、资产管理的委托人。实践中，客户将资金委托给证券公司，双方签订委托理财合同。受托证券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或授权进行证券投资或其他投资计划。委托合同届满后，返还本金和一定的受益。为招揽客户加入委托理财计划，证券公司往往在合同中承诺高于银行利率水平的高收益和回报，即保底条款。保底条款可分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和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三种。在证券公司市场退出时，委托人的财产权利（特别是违规理财行为）如何保护已经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4、借款人（质押权人）。实践中，客户可以直接将钱存入证券公司（或其营业部等分支机构），形成事实上的借贷关系；还有的证券公司还有将客户的资金进行国债回购融资，由证券公司出具虚假的国债或其他证券托管凭证给客户，证券公司通过这种形式向客户融资或融券，也形成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2004年11月初，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连续了《短期券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等规定，可望会给证券公司的合法的融资带来机会和可能性。当然这些融资方式也产生了新的借款人类型：债券持有人和银行（股票的质押权人）。
证券公司市场退出的实践模式
1、破产清算方式退出市场
破产是指证券公司发生支付危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无法继续经营情况时，由法院宣告其进入破产还债程序。破产程序一般由法院主持，公平处置证券公司的债权。国际证券市场已经发生多起证券公司破产的实例：1997年日本三洋证券、小川证券、山一证券破产，韩国高丽证券破产，中国香港地区正达行证券公司破产。根据报道，中国的大连证券、新华证券、佳木斯证券的破产案件已由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金融机构的破产应受所在地《破产法》的规制，特别是在破产的程序性规定上，可以准用破产的民商事程序。但是金融机构的破产与一般企业的破产在实体性规定上具有较多的不同点。各国各地区在破产法之外均有特别的规定，主要包括破产案件的受理标准、依职权宣告破产等。这些特别法的规定涉及到金融机构的行政管理机构与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分工和权经济改革限分工问题。例如，美国《1978年破产改造法》授权美国证交会（SEC）参与证券公司的破产。我国《商业银行法》第71条和《保险法》第86条分别作出相关规定：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破产应该经过金融监管机构同意；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被宣告破产后，人民法院组织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在证券公司破产问题上，我国《证券法》却唯独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应该说存在立法上的重大不足。使我国法院在证券公司的破产案件上缺乏特别性的法律规定，更无法准确处理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权利衔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公司破产程序中的权力模糊和缺位，有可能会增大证券公司破产对证券市场的冲击，特别是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动摇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因为，法院在处理证券公司破产问题上，其专业能力和对资本市场的独特性明显不如专业性的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公司客户的权利保护是证券公司破产法应当亟待完善的内容。
2、托管经营的逐步退出方式
证券公司的托管经营是中国处理问题券商广泛采用的方法，托管具有明显的权宜之计和过渡性质。从托管实践模式看，包括以下三种模式：（1）同业托管经营，由新成立券商或老券商托管违法券商和问题券商。在新券商托管中，新的出资者解决问题证券公司个人账户窟窿，接管其证券营业部，获得证券牌照，成立新证券公司。太平洋证券托管云南证券便是新成立券商托管的适例，而老券商托管经营往往不承担问题券商的债务，中国民族证券托管鞍山证券、东北证券托管新华证券就属于这种情况。（2）行政接管：2004年初国家组成托管组接管南方证券。（3）资产管理公司托管证券公司。如2004年7月，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恒信证券、德恒证券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托管闵发证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汉唐证券。
但是对托管经营的法律性质，托管方和被托管方、投资者、债权人的关系却从来没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从而造成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托管机构和被托管机构的债权人、职工发生的法律诉讼和纠纷不断发生，法院在处理类型案件中由于无法可依，存在极大的任意性，造成证券市场的严重混乱。特别是在证券市场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被托管机构的债权人认为托管是一种重组和合并，要求托管机构承继问题券商的全部债务，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证券市场主体的经营风险。
3、非破产清算方式
企业的解散包括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前者是指股东方通过一定的程序宣布结束合资关系，法人因发起人（或股东）合意而消灭；强制解散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违法行为，被国家行政机关命令解散的情形。强制解散的原因包括：不遵守行政法规的行为，如不参加年检，违反环境保护法的污染行为，股东出资瑕疵，达不到法人成立条件等。证券公司是特许行业，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双重行政管制，所以证券公司的强制解散包括许可证取消和工商执照吊销。无论是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证券公司必须经过清算程序才能退出市场。我国法律在破产清算程序上明显存在立法不足。
4、吸收合并的退出方式
证券公司的重组包括新设合并和吸收合并，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证券公司吸收合并或新设合并情况下，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问题。从吸收合并的主体来看，目前法律尚禁止外资控股证券公司，也不允许外资介入投资银行和基金业务以外的其他证券业务。因此，在目前的法律前提下，只能是中资的证券公司的收购。根据法理，合并包括资产收购和股权收购。这两种收购，都关系到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因为，证券公司的资产本身构成投资者、债权人利益的一般担保。证券公司被合并后，产生了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关系人的债务承担问题。
证券公司市场退出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现状与问题
1、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和投资者保护实践
我国证券公司目前的退出实践包括下列几种方式：通过批准新的券商成立，要求新的券商来承担问题券商的债务，特别是其中的客户保证金债务。太平洋证券托管云南证券所属证券营业部及相关经纪业务部门属于适例。国家在查清违规券商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地方政府提供支持、或央行再贷款或发债的方式，解决券商的资金短缺和支付危机。2004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就收购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公告作出解释。对被处置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按照分类原则进行有限赔付，即对个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全额收购。显然公告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国家为化解金融危机，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角度来处理证券公司退出时的客户利益保护问题。为了防止券商支付危机的发生，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还允许券商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来提高净资本和支付能力。南方证券在被托管之前，就曾经成功地增资扩股。
2、我国解决券商退出的方案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导向，属于权益之计。因而存在一定的问题：无论是央行再贷款还是发债来解决券商退出市场的遗留问题，其实本质上均是由国家财政进行支付。也就是说由全民来承担券商违规经营的后果。这无疑增加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另外，由于证券公司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一些民营证券公司逐步退出市场，如果完全由国家承担退出成本，就存在公共财政为民营机构承担债务的问题。从目前我国证券投资者损失救济的实践可以看出，基本上是采用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区别对待的“分类处置”的原则。对于机构客户的债权国家一般不予处理，即个人债权优先原则。笔者认为，无论是机构债权还是个人债权，债权本身是没有优劣区别的，这是债权平等原则的应然之义。况且，其实严格区分机构债权和个人债权可能会违反政策设计者的良好的初衷，特别是在基金和其他集合理财计划中，虽然委托人是以基金等机构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背后的受益人或财产的实际拥有方是个人财产。
总之我国证券公司的市场退出及配套制度存在明显的任意性，本身规范化程度远远不够，造成投资者利益保护缺乏有效的长期的规范体系。
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
1、积极推动证券公司的市场化收购和重组
可以说，有效的产权交易和收购市场的形成、运行，对证券业经营风险的自我化解具有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我国证券公司在经营上同质化明显，市场细分不够。另一方面，证券业存在寡头垄断和恶性竞争。证券公司的赢利模式雷同，造成证券公司难以适应市场，而恶性竞争提高了证券公司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证券公司的生存能力。通过证券公司之间收购和兼并，从外部治理和控制权市场的角度促进证券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的提高。
当然控制权市场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证券公司本身股权的多元化和完备的产权交易机制，就目前而言，应该说这些条件的完全具备尚需假以时日。目前，证券公司之间的市场化收购还不普遍，比较多的是证券行业主管部门以政策为导向的危机处理机制。这种行政性的“拉郎配”式的重组，造成了证券公司退出市场问题上问题丛生。因此，应该放宽证券公司股东的持股资格的限制，允许实力民营机构收购证券公司，促进证券公司的股权多元化。除此以外，国家还应该鼓励证券公司股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化收购和兼并，限制和破除证券公司经营的地方依赖性。
2、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和投资者保护的制度设计
投资者赔偿基金是发达国家应对证券市场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与存款保险制度一样，发挥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关于投资者保护基金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因各国而不同。可以说，各国建立的投资者保护计划和基金运作模式均是市场化的应对市场风险的制度安排。在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和证券公司分类监管、重组的趋势下，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我国投资者保护机制已刻不容缓。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下列制度设计：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可以成立投资者利益赔偿基金，以公司化形式进行组织运作。该公司性质上为国家特设公司，类似于公益法人的地位，受特别法的调整。初始资本由国家财政拨付。但其成立后，国家不再拨付资金，而是由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会员公司按照其总资产的一定比例缴纳投资者利益保护基金，该保护基金必须逐年实际缴纳。从行政隶属关系上，可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但行政管理机构不得干预投资者利益保护公司的日常管理。行政管理权的内容主要包括规章制度的审批、重大投资项目的备案制和合规性、合法性的监督等从赔偿对象和标准上看，主要是适用于被吊销金融证券经营资格或进入强制性清算程序的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客户的债权。具体程序上看，应该由清算组在登记和确认债权数额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比例作限额赔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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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茵由托管走向新生，业内人士盼望券商合并重组！中国证券报，2004-9-8.
投资者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变革
一、投资者关系管理定义及实施意义
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指公司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运用金融和市场营销的原理加强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促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管理行为。
投资者关系管理致力于在公司和投资者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一方面上市公司尽可能向市场诚实、准确和及时地描述公司的发展战略，赢得投资者对公司的认同；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又能够从市场获得有助于公司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的各种信息反馈。
二、国外投资者关系管理发展态势
1.投资者关系管理国际化
随着跨国公司的增加，跨境投资的广泛，金融管制逐步放松，世界各国证券交易日益开放，导致投资者跨境持股数额日渐增多。为了与海外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搭建相互沟通的平台，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工作范围延伸到了境外。
2.互联网成为公司与投资者进行信息交流的最有效、最经济的媒介
早期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主要沟通媒介为报刊、书信、电话和现场会议，伴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工作方式与工作内涵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和丰富，网络在线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成为新的发展方向。
3.投资者关系管理形成专业化的格局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也逐步专业化，为做到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客观性、专业性和标准化，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已出现了一些投资者关系管理专业公司，把上市公司各自为政和透明度较低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部分转变为专业公司系统化、程序化和公开化的业务。
三、国内投资者关系管理发展现状
1.实施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上市公司还很少
多数上市公司管理层对投资者关系、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还没有完全树立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理念，尊重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意识不强。
2.上市公司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带有极强的功利性，缺乏稳定性
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公司融资活动，而一旦融资活动结束，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自然就告一段落。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投资者关系管理工
作是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项战略管理行为，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应有一个长期持续的实施计划。
3.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参与程度不够
对于公众投资者来说，尚未形成成熟的股东文化和自我保护意识，普遍存在的投机心理和持股短期化行为，致使许多投资者不关心公司的投资价值和实际运作，与上市公司交流的意愿并不强烈，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的认识和参与程度明显不够。
4.专业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机构和人才匮乏
投资者关系管理涉及金融、市场营销、公共关系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但长期以来，上市公司缺少专门的部门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日常工作。而专业的投资者关系咨询机构在中国本身起步较晚，大部分又是从广告公司转型而来，直接导致了专业咨询顾问大量欠缺和专业人才的匮乏。
四、我国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变革取向
1.从战略高度认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上市公司要从战略高度推进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投资者以及其它相关市场主体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地让广大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的情况，更理性地进行投资；使上市公司不断地采纳投资者的合理化建议，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法人治理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产业运作和资本运作的融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2.营造适宜的社会氛围，广泛开展研讨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是证券市场各方的共同责任，上市公司、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以及各中介机构、新闻媒体都应发挥自己的作用，促进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起步和发展，需要不断的实践、交流、总结、创新、深化，需要行业引导和规范，因此，适时成立行业协会，出版专业性报纸、刊物，开展常规性的研讨活动指导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也十分必要。
3.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基础工作
（1）健全公司内部制度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流程
上市公司应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明确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工作内容和范围以及相应的工作程序，保证公司在投资者关系管理运作过程中能够有章可循。
（2）建立培训机制，提高投资者关系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
投资者关系管理执行部门应积极主动参加证监会、交易所有关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培训，积极探索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效率的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证券市场不断改革发展的需要。
（3）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手段，搭建与投资者交流的平台
上市公司应在自己的公司网站上专门设立投资者关系管理栏目，构建与投资者交流与互动的平台，拓宽与投资者沟通的渠道。
4.运用专业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成熟，上市公司也可以聘请专业的投资者关系管理顾问，策划和处理投资者关系，包括媒体关系、发展战略、投资者关系管理培训、危机处理、分析师会议和业绩说明会等，以提高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专业水平。
五、中国投资者关系管理前景展望
国内外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均已说明，在资本市场运行日渐成熟的今天，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在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重大决策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大力提倡保护股东利益尤其是广大公众股东利益、大力构建和谐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前提下，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更是尤为重要。可以预计，在不远的未来，投资者关系管理将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加强与投资者及中介机构交流与沟通的有效管理工具，并将成为上市公司内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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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论文范文第10篇
卖空机制对投资者行为影响的系统研究始于Miller。Miller(1977)认为，由于禁止共同基金卖空股票(市场仅允许有限卖空)，在股票上升超过基本价值时，市场力量较强的一方不能通过卖空充分套利，股票价格仅反映了市场上最乐观的投资者对股票价值的评价。Miller还认为，市场对股票走势看法的分歧越大，市场缺乏向下卖压的力量，股票价格越有可能上升至偏离基本价值的水平，由此造成股票未来预期回报率下降和回报率分布的肥尾(skewness)现象。Scherbina(2000)的实证研究证实了Miller的结论：高分散度的投资组合(代表对市场看法的分歧大)比低分散度的投资组合的平均收益率低。Miller认为，市场看法的分歧越大，基金不能卖空，就要减持某一种股票，这种股票的价格就会被乐观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推高，同时未来预期回报率就会降低。Chen，Hong和Stein(2000)的实证研究证明：基金持有份额较低的股票，平均回报率较低；反之亦然。Mong和Stein(1999)分析了卖空限制和买卖订单高峰时投资者对后市看法的分歧，证明卖空限制导致肥尾现象——股价向上波动的幅度大于向下波动的幅度。投资者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行为差异是导致股市不均衡波动的主要原因。在西方，市场存在卖空机制，但同时对卖空又有很多限制。我国的情况则是截至2006年8月1日之前，股票市场禁止卖空行为，而同期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则比西方成熟市场更大。
二、卖空机制对投资者行为影响的数理分析
假设一个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期初拥有一笔财富w，分散地投资于市场。投资者不持有现金，不进行透支投资。市场上有两种资产：无风险资产，其固定收益率为rf；风险资产(股票)，其收益率为两部分，即资本利得R和红利d。我们假设投资者的投资期限为一期，比如一年。为了计算方便，略去资本红利，风险资产的收益率用月代表。锻资者的资产组合由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股票)两部分组成，风险资产的组合用市场组合或指数组合来表示，投资者面对的只有系统性风险。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在市场的有效前沿上(efficientfrontier)，即这个组合是投资者风险态度既定下的效用最大化的最佳组合。投资者投资股票市场的比率用a表示，无风险资产的比率为(1-a)。投资者的市场风险贝占现因子为δ，0<δ<1。δ越接近1，表示风险越小；δ越接近0，表示风险越大。
1.允许卖空机制条件下投资者的行为模型(此处的卖空指无限制的完全卖空机制)。投资者的期初财富为w0，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为rf。假设在允许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为a1，风险贴现因子为δ1，期末财富为wp。在允许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可以通过股票上涨和卖空两个途径获取收益，投资者的资本收益率由两部分构成：股票上升时的资本收益率(用R1表示)，以及卖空时的收益率。假设在有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的操作策略是每一次在股票指数上涨到一个高点时，卖出所有股票，并借来相同数量的股票卖空；在一个低点时买回当初卖出的股票组合，同时买人同样数量的股票还给其他投资者。进一步假设有卖空机制的市场是一个成熟、完美且有效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股票走势不可测，一年内股票指数上涨和下跌的概率相等，即投资者卖空的资本收益率和买卖股票的资本收益率相等，也为R1。于是，我们有：
2.禁止卖空机制条件下投资者的行为模型(禁止任何形式的卖空)。投资者的期初财富和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与允许卖空机制条件下相同，仍为w0和rf。假设在禁止卖空条件下，投资者投资股票的比例为a2，风险贴现因子为δ2，期末财富为wf。在禁止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只能通过股票上涨一条途径获取收益。假设在禁止卖空机制条件下，投资者的交易策略是在股票上涨的时候买进股票，在股票下跌的时候卖出股票——即典型的追涨杀跌。假设其资本收益率为R2，于是有：
投资者要求在两种条件下的财富预期效用相等。这是一个约束条件，是投资者继续持有风险资产(不退出市场)的前提条件，也是投资者不通过借贷进行投资的前提条件。如果在市场禁止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的预期效用低于在市场允许卖空条件下的预期效用，投资者就会退出风险资本市场，即投资者倾向于全部持有无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十现金；如果在市场禁止卖空的条件下，投资者的预期效用大于在市场允许卖空条件下的预期效用，投资者就会通过借贷或透支投资于风险资产。假设投资者为绝对的风险回避者，在允许卖空和禁止卖空两种情况下，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发生变化，有下列效用函数：
(3)
这是在资产组合β=1，即资产组合只有系统性风险的效用函数。其中，γ为绝对风险厌恶系数。γ越大，表示对风险的容忍度越大；γ越小，表示对风险的容忍度越小；γ∞，表示绝对风险回避。w为期末财富。假设在允许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系数为γ1，，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系数为γ2。因为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只有一种途径——股票上涨获得资本收益，此时，投资者倾向于承担更大的风险，其风险容忍度增加，0>γ2>γ1。假设Up和Uf分别为投资者在允许卖空机制和禁止卖空机制条件下的效用，根据前述约束条件——投资者要求在两种条件下的财富预期效用相等，可以得出：
Up=Uf(4)
根据(3)式，有：
(5)
由于0>γ2>γ1，则0>γ2／γ1<1。因此：
(6)
将(1)式和(2)式代入（6)式，得：
从(7)中解出R2：
a和δ的关系此消彼涨，即风险资产的比例增加，a上升，导致风险增加，δ向下趋近0。因此，可以近似地认为。于是有：
(9)式是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要求的资本预期收益率底线，是投资者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约束条件。如果预期收益率低于这个水平，投资者就会减持风险资产，甚至完全退出股票市场。
三、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不同制度背景下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可以通过(9)式来分析。根据前述定义，在两种制度背景下，投资者的初始财富不变、风险态度发生变化，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在市场有效前沿上。这样，问题就是在同一条市场线上选择不同的风险一收益组合（见图1)。
图1中，R为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率，σ为标准差，σ=1／δ。FF为有效前沿，rfE为市场线。在rf点，资产组合中全部为无风险资产；在Z点，资产组合中全部为风险资产。在rf和Z之间，资产组合中既有无风险资产，又有风险资产。越接近Z点，风险资产的比例越大；越接近rf点，无风险资产的比例越大。Ip和If为允许卖空机制和禁止卖空机制条件下投资者期望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其与市场线rfE的切点p1和p2是允许卖空机制和禁止卖空机制条件下的最优资产组合。R*1、R*2和σ1、σ2是两个最优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率和标准差(风险系数)。
从(9)式中可以看出，凡和R2的关系主要取决于a1和a2。只要a2≥a1，就有R2>2R1。从前述分析中我们知道，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要获得与允许卖空机制下相同的效用，投资者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即投资者的风险态度更倾向于风险偏好。从图1可以看出，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由于投资者更加偏好风险(风险厌恶程度降低)，投资者预期效用的无差异曲线从Ip(允许卖空机制)右移到If(禁止卖空机制)，与市场线相切决定的最优资产组合p2比允许卖空机制条件下的最优资产组合p1更具风险性。这表示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者的最优资产组合中要加入更多比重的风险资产，即：
因此：
R2>2R1(10)
这就是说，在禁止卖空机制的条件下，只有当预期收益率两倍以上于允许卖空机制条件下股票上涨的资本收益率时，投资者才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进行投资。但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和股票指数的走势与允许卖空机制时相比发生了变化，投资者更倾向于风险偏好。在股票上涨超过基本价值时，由于信息交易者无法卖空(假设投资者不离场)，风险态度(更加偏好风险)的转变使他们加入到追涨的行列，市场空方力量受到限制，迫使股票价格向上的幅度较大；相反，在股市下降超过基本价值时，风险偏好和处置效应(Kahneman，andTversky，1979)都会导致信息交易者不加入到杀跌行列，股票市场空方的力量削弱，股票价格向下的幅度较小，于是造成股票市场波动幅度加大和肥尾现象——上涨幅度大于下跌幅度(见图2)。
图2是一个简化的股票走势图。图中V代表股票的基本价值，是—条直线；I代表股票指数。实线SS代表允许卖空的股票走势，允许卖空的股票指数围绕基本价值对称分布；虚线FS代表禁止卖空的股票指数，禁止卖空的股票指数在基本价值之上呈不对称分布(肥尾)，这种分布表示股指波动幅度增加且上升幅度较大，而下跌幅度较小。
四、投资者退化的逻辑过程和现实路径
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不符合经济人理性。从静态的角度看，经济人理性确实不符合真实情况，投资者的行为受到各种各样的认知偏见和行为偏差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投资者会在失败和成功(自己的或别人的)中学习、纠错，改良自己的投资行为，不断从“必然王国”——有限理性，向“自由王国”——完全理性趋近。因此，从动态的角度看，投资者的行为是符合经济人理性的。因此，与行为金融学稍有不同，我们认为经济人理性也会导致噪音交易行为和股市的“非理性”波动——交易者具有理性不代表市场具有理性。在允许卖空交易和禁止卖空交易两种制度背景下，投资者都会运用理性计算、甚至经验直觉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交易方式。这种选择不是独立的、随机的个体选择，而是一种集体理性，是高度相关的社会性选择。在我们的模型中，集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在允许卖空交易的条件下选择信息交易，在禁止卖空交易的条件下选择噪音交易；后者必然导致市场波动性增大和“非理性”成分增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投资者理性与噪音交易之间的关系。行为金融定义噪音交易者是非理易者，而我们认为这种概括失之偏颇；非理易者仅是噪音交易者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当一个市场存在制度缺陷和制度缺失时，市场价格对基本价值的偏离有可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完全是非理所致。这时，市场由噪音交易主导，投机盛行，股票指数波动性很大。但这些主导市场的噪音交易者是理性的噪音交易者(这是我们选取公式4这个完全理性的预期效应函数的依据)，不是完全受过度自信等情绪影响的幼稚(naive)的投资者。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乱，我们在本文中把噪音交易的对立面界定为信息交易，不采用非理易这个说法(这并不否认非理性的噪音交易者的存在，只是为了强调制度因素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突出理性的噪音交易者这个概念)。我们定义信息交易就是按照基本面的信息进行交易，因此很容易看出，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信息交易策略似乎有悖于经济人理性假设，它不是一种最优的交易策略。
1.投资者退化的逻辑路径
图2和式(10)说明，在允许卖空机制的制度环境下，如果信息完全，即交易者之间不存在信息分布的不对称现象，投资者通过理性套利，可以从股票上涨或下跌两个方面获利，投资者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和风险较小，股票指数的波动围绕基本价值作较小幅度的波动。这时交易者的风险容忍度较低，倾向于理性的信息交易。如果市场禁止卖空机制，不管信息完全与否，交易者必须要求高于允许卖空机制时两倍以上的预期收益率，才能获得与后者相同的期末效用。投资者的风险容忍度变大，投资者的理易策略为噪音交易——投资者从信息交易者退化为噪音交易者。我国股票市场的高市盈率和高波动性正好佐证了这个推论。这是投资者从信息交易者退化为噪音交易者的逻辑过程。这种噪音交易是制度的产物，或者说是制度诱致型的噪音交易。这种噪音交易不是因有限理性和投资者认知偏差所导致的，恰恰相反，这种噪音交易是投资者在制度约束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2.投资者退化的现实路径
现实中，投资者不可能先经历允许卖空交易的市场环境，然后再返回禁止卖空交易的市场环境。比如在中国，在制度不健全或制度转型的现实市场环境下(比如禁止卖空交易)，投资者在刚刚人市时可能是具有投资理念的信息交易者。他们对市场的理解停留在理论和新闻宣传阶段，而投资理论和新闻宣传没有哪个会教人在市场上造假和欺诈，因此，涉“市”之初，投资者是幼稚的(naive)息交易者。随着投资者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中成熟、成长起来，以及随着各种负面的示范效应的激励，投资者逐渐变成老道的(sophisticated)噪音交易者——市场投机者。这就是纵向的退化路径。还有一种横向的退化路径，即投资者在成熟的市场上(比如美国、欧洲等)，相对来说倾向于信息交易，但这些投资者一旦进入制度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就会蜕变为噪音交易者。一些来自美国和欧洲机构投资者频频在新兴市场掀起波澜(在中国台湾，QFII不但没有稳定市场，反而成为市场波动的推动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正所谓“桔生于淮南为桔，生于淮北为枳”。市场是一个适者生存的竞技场，变成噪音交易者是投资者的生存之道。这不是投资者自甘堕落的宿命，而是制度缺失条件下负淘汰机制对投资者选择的结果。
3.制度改进与投资者进化
上面的分析是基于这样的设想——投资者从一个幼稚的信息交易者在制度环境的影响下向老道的噪音交易者退化，或者从成熟市场的信息交易者向新兴市场的噪音交易者蜕变。这种设想主要是为了强调制度缺失如何引发投资者的噪音交易行为这个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现象。投资者可以退化，更可以进化；制度缺失导致投资者退化，制度改进则导致投资者进化——从噪音交易者向信息交易者进化。在经济发展的现实中，制度总是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而不是相反；同时，投资者的行为也是不断地从噪音交易向信息交易进化。因此，随着卖空机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制度从无到有的建立、完善起来，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将会更多地转向理性的信息交易。其实，即使西方成熟市场上发现的一些行为金融学现象，比如处置效应、一月现象等，都在交易制度(止损点)和税收制度的改进中不断淡化，以致消失。因此，通过制度建设矫正投资者的噪音交易行为是降低市场非理、稳定股票市场、增强股票市场融资功能的必由之路。这是制度建设的行为金融学含义——外在的制度建设内化为投资者行为模式，也是行为金融学研究对制度建设的一个启示。
五、关于卖空机制的相关讨论
以上讨论的是完全允许卖空交易和完全禁止卖空交易的市场上投资者行为的转化情况。实际上，即使在成熟的市场上，允许卖空交易也不是没有限制的。比如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就有我们上述提到的不允许基金卖空的限制。另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一度规定：卖出申报价不得低于最新成交价，以防止卖空者连续压低行情。这项规定以后修改为准许按前一成交价卖空，但前市价格必须高于更前一次价格，这就是说，只允许在市场上涨时卖空(屠光绍，2000)。这些规定是为了防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投机者制造虚拟需求，人为造成股市波动以获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成熟的市场上也存在制度因素造成套利不充分而导致的市场噪音；理性的噪音交易者不仅仅存在于转型市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成熟市场。
卖空机制既有稳定市场的一面，又有加剧市场波动性的一面。其最终导向咽卜面，关键看市场信息的分布情况。如果市场信息分布均匀、对称，卖空交易就会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在市场上行时，借来股票卖出，增加市场供给，打压股市；在市场下行时，买进股票还给出借者，增加需求，抬升股市。如果信息分布不对称，卖空机制就会成为庄家兴风作浪的工具，祸害于股票市场。但是在没有卖空机制的情况下，不论信息对称与否，投资者都会向噪音交易者退化，同时增加市场的波动性。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卖空机制，而是能不能建立完善的信息泡括卖空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在一个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的市场上贸然引进卖空机制，这和在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的市场上仍然禁止卖空交易，其危害性是相等的。自2006年8月1日起，中国股票市场开始融券业务试点，标志着中国股市有了卖空机制。这项制度在短期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无法确认(也可能稳定市场，也可能给市场带来更大的波动)，但可以肯定，长期来说，这项制度对市场的正面效应会随着市场其他制度建设方面的不断进步，越来越显现出来。
六、本文结论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