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经济法范文

涉外经济法范文第1篇

一、涉外经济法的定位:纠缠于多种学说之间

(一)走不出的泥沼———现有的六种观点

1.独立部门说。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因其具有特殊的调整对象,而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例如,林毓辉主编的《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该书序言中即表明:“涉外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如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它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存在的客观依据,并以此作为自己调整的对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涉外经济关系。”[1]

2.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综观国内的经济法学著作,一般都把涉外经济法视为国内经济法的调整领域之一。例如,徐杰的《经济法概论》,肖平的《中国经济法》。此外,有些涉外经济法学专著,虽然强调涉外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特定性,但也同样坚持“涉外经济法是我国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例如,焦志勇的《涉外经济法概论》。

3.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经济法学者通常认为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国内法渊源。例如,姚梅镇编写的《国际经济法概论》在论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时,明确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3]。陈安主编的《国际经济法专论》也作了类似的表述:“国际经济法是一种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其内容涉及……各国的涉外经济法等。”[4]72

4.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私法学者通常把某些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私法的范畴。例如,李双元的《国际私法学》认为国际私法调整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是广义的,其中就包括涉外公司关系[5]。韩德培的《国际私法新论》将国际私法的范围界定为:“国际私法……还包括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综观该书的内容,“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涉外经济法律[6]。

5.国际商法组成部分说。有学者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内容,例如,冯大同主编的《国际商法》(新编本)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为:“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7]。在这个定义下,涉外经济立法被涵盖。同时,在国际商法的渊源一节里,该书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补充,并在其后的内容中进行了广泛的阐析。

6.民法组成部分说。国内有些民法著作在体例上包含了涉外经济法律的内容,例如王作堂的《民法教程》明确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定性为民事立法[8]。

(二)我的质疑———进路的展开

1.涉外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目前,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有两种立法模式,即“内外统一”和“内外分流”。显然,在第一种模式下,涉外经济法没有“独立”的前提。而在第二种模式中,尽管涉外经济法与纯粹调整本国境内经济关系的国内经济法相比贴上了“跨国”的标签,但其仍不应具有“独立”的地位。以我国为例,现阶段我国还存在一定数量的涉外经济法与国内法律制度相分离,其中以“三资企业法”最为典型。但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制不健全,公司法没有出台的背景下产生的。自加入WTO以来,从对外资立法“废、改、立”的步伐中可以预见,我国涉外经济法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的融合势所必然。并且,世界上多数国家也都未将涉外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此,“独立部门说”是不合适的。

2.涉外经济法不是国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首先,从一国的角度看,虽然涉外经济法具有某些国内经济法的属性,但从全球角度观察,它无疑已构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法律规范均在调整不同范围的国际经济关系。关于涉外经济法归属于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理由,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其次,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将抛弃“内外分流”的立法模式,“内外统一”是大势所趋,并将此作为由国内经济法来涵盖涉外经济法的论据。对此,需要强调的是,“内外统一”的立法模式是趋势,但它只是一种过程,并非一种结果。尽管可以预见,统一调整对内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将慢慢占国内经济法律的主导地位,但只要国家还存在,各国利益相异,“涉外经济法律制度从理念到实践都不会消失”[9]。

3.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国际上的通说认为,国际私法是指解决国家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属于程序法,而涉外经济法属于实体法。如果随意地扩大国际私法的范围而忽视国际通行的观点,并把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私法,从学术和实践上看都是不可取的。

4.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商法的组成部分。涉外经济法是指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①。涉外经济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隶属关系。而国际商法调整的是在一般经济交往活动中各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品货币关系。因此,涉外经济法与国际商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5.涉外经济法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因本文采用经济法的“狭义说”,故可从前文的论述中推出,用民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就如同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一样,是不恰当的。退一步讲,即使站在经济法“广义说”的立场上,将我国涉外经济法的规范类型分为两类: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和商事性质的规范。前者当然不属于民法范畴,问题是后者去向何处?笔者认为,也不应视为民法的组成部分。理由是,虽然民法和商法的分界在理论上并无定论,但我国民法强调私权,崇尚意思自治,而商法却带有公益的色彩,这一点与传统大陆法系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是不同的。就涉外经济法而言,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因此,从私权与公益分立的角度来看,将民法作为涉外经济法的归宿是不合适的。

二、涉外经济法的归宿:国际经济法

事实上,对事物本质的概括,不可能涵盖事物的全貌,总有处于此事物与彼事物的“边缘地带”,因而可能出现“亦此亦彼”而非“非此即彼”的情况[10]。因此,我们在探讨法的本质时,应重点抓住核心性、必然性的因素,并对边缘性、偶然性的因素,以及“亦此亦彼”的现象保持适当的关注,这才是全面认识事物的要义所在。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涉外经济法的核心性、必然性因素在于它所调整的涉外经济关系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一)法学角度的分析

从法理上看,这种观点体现了逻辑与实用相互兼顾的理念。有学者认为,一个跨国法律现象必然会涉及到众多法律部门,但如果把一个行为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部门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构成了一个新的法律部门,这是荒谬的,国际经济法应该把别人调整的东西还给别人[11]。

笔者认为,尽管这种观点坚持了一个法律部门只能以一类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学理论,在逻辑上是严密的,然而“部门法划分的科学性在于善于区别必要的交错和不应有的重复以至混乱,善于使逻辑和实用相互兼顾”[12]。国际经济法的“广义说”②之所以包含了涉外经济法,正是从实用主义的理念出发的。它没有拘泥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进路,并未把“法律调整什么”作为唯一的大前提,而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进路,以“问题是什么”为逻辑起点。虽然关于这种研究进路的法律移植是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兼容还没有定论,或者说多大程度的移植才最符合我国国情尚需探讨,但从方法论上看,它是面向实际,有所创新和可资借鉴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不必墨守成规地一味强调法律体系严密的逻辑性,而是要在逻辑和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具体而言,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其调整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这并非法学家的臆断,而是由社会关系复杂化、多样化的客观趋势决定的。

从实用的角度看,首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任性地为所欲为,而是在一种“共进”的理念指引下,彼此合作。因此,如果只对这个“复合体”中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就不能解决国际社会对其相互协调时所产生的问题。同样,如果只研究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协调的根本内容。如果将这两种关系生硬地分割开来,不仅否认了国际经济法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也不利于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其次,国际经济法作为在国际层面上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的法律,其主旨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目前,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税收等一系列领域所形成的规则已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而不再是“地域性的的涉外规则”[13]。换言之,涉外经济立法的视野应更多关注国际层面的协调才能迎接现实的挑战。

从逻辑的角度看,即使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但在国际交往合作中,这多种社会关系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调整这一“复合体”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由于这一调整对象的内在联系而集合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规范群[14]20。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法学部门划分的理论逻辑也并不矛盾。

正如潘抱存教授所说:“国际经济法综合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发展成为区别于传统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发展部门,是完全符合系统科学最优化原则的。”①

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有害论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认为,如果将涉外经济法视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则混淆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界限,肯定了某些国家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的正确性,是有害的。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从本质上担心的是发展中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合理权威受到削弱,而发达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凌驾地位得到扩张。事实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时刻警惕国家经济受到不正当的限制是正确的,然而,是不是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就一定会加深这种忧虑,或者说是不是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法这种忧虑就不存在了呢?笔者认为,不尽如此。

一方面,承认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不会加深这种忧虑。顾名思义,国际经济活动具有跨国性的特点,任何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交往活动,诸如贸易、投资、信贷、运输、保险,技术转让等等,总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发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这正是各国家通过涉外经济法所调整和制约的领域。从宏观上看,一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是具备合理性的。同时,这也并不必然导致对国家经济的侵犯。因为,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特别是其中的“领域管辖权”(即“属地管辖权”,territorialjurisdiction)准则,各国对于部分或大部分在本国境内开展的国际(涉外)经济交往活动,理所当然地享有充分的依法予以管辖的权利。并且,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属地优越权”(territorialsupremacy)准则,各国的国内法在管辖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交往活动、调整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关系方面,应当优先适用[4]77。

另一方面,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经济法也不能消除忧虑的存在。国际法规范在我国的适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适用,一般仅在民商事领域,更多的法律规范是通过转化成国内法而间接适用的。涉外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种间接适用的载体。从最初的自由市场,过渡到社会市场,再发展成现在的国际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单独地进行体外循环。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出发,国际社会在尽力协调着各国的涉外经济法,尽量求大同存小异;从各国家自己的利益出发,最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市场中的经济交往活动,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在外源型和内发型的这两种力量交互影响中,各国共同缔结了大量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而在目前来看,这些条约的制定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了履行在这些条约中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就必然要修改自己的涉外经济法。也就是说,虽然涉外经济法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国内法,但在制定、修改,废除这类法律规范的时候,国内立法机关的意志间接地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说只要坚持涉外经济法是国内法,就能拥有绝对的经济,可以排除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见,国家经济是否受到不当限制,问题并不在于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还是国内的范畴。我们对国家经济时刻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这与涉外经济法的归属没有直接关系。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法的法律规范并不具有自己独立的属性,事实上,即使将“性质各异的法律规范综合在一起称为国际经济法,也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法所包括的法律规范各自原来的属性。”[14]87

(二)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从国际调节的理论来看②,倘若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那么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将失去起点和终点。众所周知,在国际上还未形成统一市场之前,各国国内经济市场的稳健运行是由“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配合、相互作用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交通、通讯领域技术的突飞猛进,促成了国际化和全球化市场的形成,这就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经济调节机制,否则,国际市场将是无序的,不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存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两种机制,它们仍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仅凭这两者显然不能满足市场国际化的需要,于是“国际调节”机制应运而生,与前两种机制在良性的互动中,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调节机制体系格局。考察当前以WTO及其规则体系为首的各种国际经济调节组织和规范,不难发现,其重点均主要放在对各国涉外经济法的规制上,即推进全球经济自由化进程,消除各国政府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此,可作如下归纳:“国际调节”所针对的是“国家调节”,“国际调节”是对各国“国家调节”的再调节[15]。而“国际调节”主要依赖的是国际经济法,“国家调节”则是通过一国涉外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的。缘此,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始于协调各国涉外经济法之目的,终于其所包含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等国际法规范在相关国家涉外经济立法中得到回应之时,如此循环往复。因此,如将涉外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割裂开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③。

把一国的涉外经济法和调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一道纳入国际经济法,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趋势的[16]。因为,涉外经济关系具有双重性,从属地原则来看,它是国内经济法调整的领域,但从各国涉外市场是国际化市场组成部分的角度出发,涉外经济关系又和国际经济法紧密相关。基于这种双重性,涉外经济法究竟应该归向何处才更有前途呢?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人们需要突破法律给经济交往带来的束缚。于是,私法的趋同化和统一化现象日渐显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ATT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促使成员国的有关国内经济立法与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协调一致。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推动了私法统一化和公法协调化的进程。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触及的领域日趋宽泛,所形成的协调一致的国际规则日益增多,从而在很多领域中,使各国从理念到规则都走上了逐步统一的道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将一国的涉外经济法放在“国际”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才是更科学合理的。任何看不到这个大趋势的研究都是盲目的,任何违反这个大趋势的决定都是欠妥当的。

三、结论: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涉外经济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143—04

鸦片战争以前，从立法、执法到司法的整个过程，中国政府对来华外商都拥有完全的自。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外局势和中外关系发生巨变，中国被迫在各个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在外来势力的参与、干预、胁迫下，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并随着时局的发展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的构建历程

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人就曾经进行各种尝试，试图打破清政府确立的公行体制。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以武力强迫清政府摒弃公行体制，以他们的要求和方式逐渐建立了近代中国的涉外经济法律制度。它的形成过程，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间充满了曲折和无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1.第一阶段（1840—1858年）：初步形成

这个阶段列强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清政府废弃了行之已久的公行制度，以条约的形式重新建立涉外经济法律制度。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一般都认为这次战争是为了保护英商来华经营鸦片。其实，英国不仅仅是为了鸦片贸易，而旨在彻底打破公行制度，建立符合英商意愿的涉外经济法律制度。战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及附约《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嗣后美国、法国、瑞典、挪威相继乘机与清政府签订《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公行制度被废除，通商口岸从一处扩大到五处即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外商可以在这些地方自由从事商业活动、居住、自由雇募，并且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的基本原则被确立。尽管有些内容的规定还比较笼统、空泛，但是，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初具雏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士曾这样评价上述条约的内容，他说：“这些条款综括地建立了几种广泛原则，从那时起，这些原则就奠定了中国与二十多个有共同条约关系的外国之间外交和商务关系的那些上层建筑的基础”①。此后，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的内容都是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只是不断扩展和具体化。

1854年英国、美国、法国为了扩大在华特权，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在遭到拒绝后，英法遂于1856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俄、美、英、法以此为契机，相继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北京条约》。除了保留前一阶段的既得利益外，列强又取得了大量的特权。其中，与涉外经济有关的主要有海关行政管理权、内河航行权、内地通商权、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的合法化等权利，并且通商口岸急剧增加，包括：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长江沿线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和喀什噶尔。俄国根据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对其他列强既得利益和此次攫取的所有权利，一体均沾。此外，俄商以前在陆路通商中所受的限制如通商处所、商人数目、所带货物及本银多寡一概取消，并且获得由海路来华通商的权利。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曾有人这样说，“它包括了商人们所要求的特权”，奠定了“英国和中国外交及商务关系的根本基础”。②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趋于定型。

3.第三阶段（1895—1917年）：渐趋成熟

甲午战争以前，来华外商以洋行从事商业活动为主，其他领域的投资不多，并且多从属于商业投资。外商“流着口水等待”的在华投资设厂权利最终确认于《马关条约》。③胡绳曾这样评论“这一条当时对日本来说，并不是现实的需要。可以说，这一条是按照支持日本的美国和英国的意愿而订立的，因为根据所谓利益均沾的原则，这种规定，其他国家都能一体享有，而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就是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使中国成为他们进行工业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场所”④。继《马关条约》之后，其他列强也不断通过条约为本国商人攫取在华的各种投资权益。但是，条约对外商在华投资的具体事宜缺少细密的规制，一般体现在清政府所颁布的国内立法中。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战后面临的危局，敦促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重农抑商转变为大力振兴工商，同时掀起轰轰烈烈的变法修律。其中，制定颁布的商律、路律、矿律中都有外商投资的规定，构成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改变了长期以来涉外经济法律制度以条约为主要形式的状况。至此，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进入成熟阶段，并被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沿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二、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鲜明的时代特点

在曲折中形成、发展的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涉及商品贸易、鸦片贸易、税收、铁路、房地产、金融、邮政等诸多领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一，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的非独立性。其一是立法方面被动性强于主动性。晚清政府不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独立自主制定或修订外商投资法，而是与列强的入侵紧密相关。每次侵华战争结束后，列强都要挟中国政府在涉外经济方面给予更多的特权，即使后来废旧约、立新约之后，中国在修订、制订涉外经济法律的有关内容时仍然会受到外来势力的掣肘。美国驻华公使西华德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政府有权利对一切有关他们的范围内的事项制定规章，但是我们可以对他们所制定或提出的规则章程凡是和我们的侨民有关，都加以审查，如果我们发现他们违反条约的规定，我们可以反对，如果这些规章是苛重的或不必要的，我们可以建议予以取消或修改，抱着这样的看法，我又认为，我们可以设法和婉转地请中国政府将所有这些规章事先通知我们，以便我们可以加以研究，在他们被公布前说明我们是否会认为它们是违反了我们的条约而提出抗议。”⑤其二是司法管辖权被蹂躏和侵害。由于列强攫取领事裁判权、观审权和对某些案件的独立审判权，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权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仅限于无领事裁判权的有约国商人、无约国商人和无国籍商人。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多数国家一般都在通商口岸设立了“专理商贾事宜”的领事；没有设领事的国家，则委托他国领事。不仅在通商口岸中国官员无权管辖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商，就是在内地，中国官员也无权管辖外商，“如其无照，其中或有讹误，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领事官惩办，沿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虐。”⑥

第二，大多数有约国攫取片面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晚清时期中外签订的条约几乎都有蕴含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订立互惠条款的仅有奥地利、秘鲁、巴西、墨西哥、瑞典、朝鲜、刚果等国以及西班牙的殖民地小吕宋（今菲律宾）、法国殖民地越南、英国殖民地缅甸。中外条约中明确订立有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仅有1880年中德《续修条约》、1881年中巴（西）《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99年中墨《通商条约》、1908年中瑞（典）《通商条约》。依靠片面的、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一旦一国商人获取某项投资特权，其他国家的商人便同样享有。不仅有约国商人依靠强势的政府凭借条约享受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同样惠及其他外商。“因为中国对于外国人难以分别，不知谁属何国，以致无约国的外人受到和其他国家的人同样待遇。”⑦片面的、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成为在华外商广泛享有经济特权的“尚方宝剑”。所以，“中国丧失经济利益之最大，又最无限制者，亦未有过于此束缚者也。”⑧

第三，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法律来源多样化，以不平等条约为主。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的法律来源主要有皇帝的谕旨、中央政府颁布的章程和律例、中外条约、地方政府的告示等等。涉外经济法律制度虽然调整对象具有涉外因素，但是仍然属于国内立法的范畴，本应以国内立法为主要来源，但是，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则以中外条约为主要来源。公行制度被强行废除后，有关外商的经济行为，一般都是通过中外签订的条约进行调整的，并且这些条约大多属于不平等条约，特点是片面赋予外商特权日益增多，为他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种种便利和宽松的环境，而限制性规定日益缩小，乃至最终消失。尽管清政府也一些上谕、章程、告示，海关总税务司有时一些通令，清末修订的新律也有涉外经济的内容，但是，就总体而言，国内立法所占比例不大，内容多是条约规定的细化，并且在条约具有最高效力的前提下，国内立法的效力微乎其微，几乎等于零。

第四，中外商人法律地位极其不平等，致使中国商人在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华外商享有种种特权如领事裁判权、减免税特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口岸设厂权、发行钞票权等等，其中有的依据条约而享有，有的无条约依据而被视为当然的权利。这些特权使本已处于优势地位的外商在与华商的竞争中如虎添翼，在许多方面出现外商排挤、欺压华商的现象。华商与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外商相比，处于极不利的竞争地位。为了求生存，“华商或附洋行股份，略分余利，或雇无赖流氓为护符，假冒洋行”⑨。

第五，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中约束、限制外商的规定基本形同虚设，实效性极其有限。“尽管外国商人享有了不平等条约为他们提供的一切，但是，外国商人的活动，依然完全不受条约的制约”⑩。在中国多年的英国官员阿礼国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不得不承认“条约无异于废纸。事实证明，条约所建立的制度，整个儿是空想，不能实现”。许多铁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活动却并不一定需要条约的根据，也并不一定受条约的约束”。

此外，外商的各种权益相互联系。外商是利用中国人的钱赚取中国人更多的钱。将商业投资的赢利投资于其他方面。一般而言，往往借款是先声，获得投资铁路的权利是借款的附加条件，而一旦获得修筑铁路的权利，便随之拥有一定范围内矿藏的开发权和相关物料的购买权。所以，一家俄国杂志曾这样评论借款权益的重要性，“中国的借款是欧洲深入内部、为欧洲贸易和工业开辟广阔天地的工具”。在整个近代，外商承揽中国的巨额借贷，不仅可以攫取巨额利润，而且为商业、工业、矿业、铁路等其他直接投资打开便捷的通道。

三、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在中国被强行拖入世界经济漩涡的过程中，外商在诸多特权的庇护下，触角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的优势行业受到致命的打击，新生产业在夹缝中求生存。不过，通过外商的介入，西方的重商理念、相关法律文化输入中国，促使了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第一，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为外商的各种经济活动打开方便之门，却使传统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凭借种种合法的和非法的特权，外商在华的经济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涉及的领域无所不包，从商业到工业、矿业、铁路、金融、航运业、房地产以及电力、自来水、煤气等公用事业和新闻、教育、出版、娱乐等业，大凡有利可图的无不涉猎；就地域而言，非常广泛，从繁华都市到边疆内陆、乃至穷乡僻壤，处处都有外商或其人的足迹。如商业方面，同治元年（1862）六月，李鸿章上奏曰：“现在各口通商，凡属生意马头，外国已占十分之九。”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奏折中说：“互市以来，大宗生意全系洋商，华商不过坐贾零贩。”并且在外商的强势排挤下，华商生计困难，乃至破产的很多。1905年3月15日《大公报》报道：“外来之商力如万丈潮流，侵入内地，致我商家悉为其冲决颠荡，而生计因之日蹙。”

第二，差强人意的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纵然有许多缺陷，但是它在客观方面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在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实施过程中，西方重商主义的法文化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外商在华投资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引起的种种不良影响，激起爱国者保商、护商的呐喊，提出在国家的保护、扶植下，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思想界重商、保商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和政府摒弃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商人的法律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明显提高。如外商在华投资设厂，有利于增进中国人对西方新式企业全方位的了解，从而为中国人自己开办企业提供了学习的机会。1871美国商人富文在广州开办纱厂。当时的外国报纸评论“富文的路子走对了，把这样的机器介绍进来，对启发中国人的心灵而言，远比只有一个圣经班的传教的兄弟们有利得多”。从这些充满溢美之词的评论中，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客观上对中国的积极影响。半年后富文创办的纱厂倒闭了，《北华捷报》认为其中的原因是：“表面上看来，是由于中国股东和一切有关人士三心二意，实际上是狡猾的中国人在学会怎样使用机器以后，现在力图把外国人从企业中排挤出去。”这种认识虽然不乏诬蔑，有失偏颇，但是中国人在与外商合作的过程中，客观上的确有利于加强华商对西方机器和企业管理的认识和了解，为华商自己开办新型企业积累了经验，中国近代新式企业的出现大部分都是因为国际贸易关系或是外资工厂首先制造，“而引致吾人之消费，此后国人既习用此种物品，乃渐自开办工厂，从事制造”。

涉外经济纠纷的解决机制将西方近代的司法理念、原则、制度直接引进中国，为中国司法制度的近代化提供了条件和基础。“涉外的商业行为和商业纠纷，成了西方近代民商法文化向中国工商业界进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而西方商人则是其重要的媒体。”外国在华的领事法庭、法院实行公开审判，允许旁听，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所以，有的学者形象地把外国在华领事法庭、法院比喻为法律标本陈列室。通过这样的陈列室，中国人可以更直观地比较中外法律制度，从而对中外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法律制度的优劣进行反思。

晚清涉外经济法律制度在构建的过程中，缺乏对民族经济必要的、有效的保护，甚至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成本。近代以来，资本短缺是困扰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国外资本也一直视中国为主要市场。合理利用外资，谨防被外资利用，这一命题老生常谈，但是在今天仍有时代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关键还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

注释

①马士：《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37页。②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1—22页。③《海关贸易十年报告》，1892—1901年，上海口，第511页，转引自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8页。④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6页。⑤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王绍坊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382页。⑥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97页。⑦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王绍坊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25页。⑧刘彦：《被侵害之中国》，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第94页。⑨《皇朝正典类篡》卷一百二十，（光绪27年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第7页。⑩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页。《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4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中华书局，1964年，第50页。《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二十，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7页。《北华捷报》，1871年7月7日，第503页。《香港得臣报》（China Mail），见《北华捷报》，1871年7月7日，第503页。《北华捷报》，1872年2月8日，第108页。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8页。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351页。王涛：《中国近代法律的变迁》，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

涉外经济法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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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经济法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些专门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但关于这些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学界意见分歧很大，众说纷纭，影响所及，就使部门法和各学科间的界限混淆不清，以至造成法律体系紊乱，内容重叠，相互矛盾。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法律教学研究的开展，而且使人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合理性及法律部门和学科划分的可靠性产生疑惑，甚至会导致法律实践的混乱。如何科学地判定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是一个必须认真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此略抒浅见，以供商榷。

一、关于涉外经济法律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的主要观点

目前我国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

1.独立部门说 一些学者认为涉外经济类法律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并称之为涉外经济法。例如林毓辉主编的《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一书序言中说：“涉外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如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它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存在的客观依据，并以此作为自己调整的对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涉外经济关系”[1](P.1)。目前，许多高校开设了涉外经济法这门课程。

2.国际经济法组成部门说 国际经济法学者，通常不承认涉外经济法律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把它看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姚梅镇教授较早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他所主编的《国际经济法概论》（1989年版）在论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时，明确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2](p.28)。笔者也曾采取这种观点，把涉外经济法律看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3.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 国内经济法学著作，多把涉外经济法律视为国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有些还明确论述了涉外经济关系与我国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例如徐杰主编的《经济法概论》把涉外经济关系作为我国经济法调整的四大领域之一[3](p.11)；肖平主编的《中国经济法》把涉外经济关系作为我国经济法调整的五大领域之一[4](p.14)；费宗yī＠①主编的《中国经济法》也设专章介绍外商投资企业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5]（第5、16章）。

4.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 我国的私法著作通常包含涉外经济法律的内容，例如姚壮、任继圣所著的《国际私法基础》把涉外经济立法称为国际私法的专用实体规范[6](pp.3～8)。余先予的《简明国际私法》也认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包括国内立法中的实体规范，并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作为典型例证[7](pp.6～8)。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编的《国际私法》也设专门章节介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8]。1997年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新论》在介绍国际私法的范围时说：“国际私法……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而从该书内容看，“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涉外经济法律[9](p.9)。

5.国际商法组成部分（或补充）说 有的学者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内容（或者补充），例如冯大同主编的《国际商法》（新编本）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为：“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0](p.1)，在该定义下，涉外经济立法被涵盖。该书在介绍国际商法的渊源时，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补充[10](p.5)，并在各章节进行了广泛的介绍。

6.民法组成部分说 我国有些民法著作把某些涉外经济法律纳入民法的范围，例如王作堂等著的《民法教程》（北京大学试用教材）明确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列为民事立法[11](p.26)。

二、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混乱的原因

在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与学科划分问题上，我国学者之所以意见不一，出现混乱，主要有以下原因：

1.立法环节对法律体系的规划性不强 立法环节对法律体系的规划性如何是法律部门和学科划分是否清晰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有很大进展，法制日趋完备，但我国原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在法制建设的许多方面缺乏经验，立法中对法律体系的规划难免有不足之处，“公益”与“私权”界限不清就是其中问题之一。这就造成国家公法过多干预私权行为，许多单行法规中既有民商性规范又有行政性规范，从而使我国民商法的内容有别于西方民商法，我国行政法的内容也有别于西方行政法，我国经济法的内容更大别于西方的经济法，这种立法特点势必导致部门法与学科界限争议。我国在立法环节上没有很好地注意分清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界限，这是造成学者之间在法律部门与学科划分上互相矛盾的客观基础。

2.对如何处理法律关系的多重性缺乏研究 在法律部门与学科划分上，我国学界一般是以调整某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和构成一个部门法的原则来界定部门法的范围，然后根据这样界定的部门法范围来确定学科范围。当一些社会关系具有多重属性时，例如合同关系，既可称为民事关系，也可称为商事关系，又可称为经济关系，以上述原则界定法律部门和学科的范围势必产生混乱，造成各部门法调整 对象和学科内容重叠。涉外经济关系正是多重属性社会关系的典型。对具有多重社会关系属性的法律，其部门与学科的归属应如何确定？各部门法和学科之间如何相互照应，恰当衔接？在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不免出现各种不同意见。

3.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尚待明确 在部门法与学科划分上，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各国学者通常把国际法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领域而与国内法并列。但国际法本身是否构成一个法律部门或者仅仅是一个学科？国际法是否也应该象国内法那样分成一些部门法？可否打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来划分部门法？这些问题在国内学术界颇有争议，从而也影响到部门和学科划分上的歧异。

4.对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混淆不清 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也是造成我国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混乱的重要原因。我们发现，当学者出于研究或教学的需要把某些法律渊源拢于一书时，往往宣称这些法律渊源构成一个部门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部门法构成一个学科和一门课程的基础，但部门法是依法律体系的特点而划分，是一个实务性概念，它使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便于掌握和运用，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具有直接意义；学科依某一研究领域的综合特点（如内容、研究方法）而定，学科是一个学术性概念，在法律实务中没有直接意义；课程的设置则依教学需要，以方便学生掌握知识为原则。因此，部门法、学科、课程三者之间的范围有可能不一致，有些学科会打破部门法体系，并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分类；有些课程则只讲授某一部门法的部分内容，例如商标法、房地产法等课程就是如此。

三、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应当属于国内经济法

我们认为，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应当属于国内经济法，不应划入其他法律部门和学科，现将缘由说明如下：

1.涉外经济法律不应成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涉外经济法律不应成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界限不可混淆

一般国际经济法学的著作都承认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国内法，而国际经济法属于国际法，这在国家学科分类上已有明论。如果将本来属于国内法的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经济法，就成了用国际法包含国内法，势必混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并使人们误以为国内法也可以具有类似国际法的效力。正由于混淆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有的国际经济法学者做出错误论断，提出国内法的域外效力乃是大势所趋，这岂不等于肯定某些国家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是正确的，而我国反对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反而错了。这种观点显然是很有害的。

第二，主张涉外经济法律是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的理由难以成立

到目前为止，国际经济法学著作中，主张涉外经济法律为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的理由，主要是说国际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对其调整需要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互相配合。这一论据本是事实，但却不能证明国际经济法可以涵盖涉外经济法律，因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不同部门法之间互相配合乃是常有的事，岂可因此否定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如果因为互相配合就可以用国际经济法去涵盖涉外经济法律，那么，反过来用涉外经济法这样的概念去涵盖国际法的内容又何尝不可呢？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涉外经济法著作出现了。

第三，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不等于割断二者的联系。

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律，是从划清部门法与学科界限的角度而言的，从学问相通的观点看，某一学科的学者往往要对相邻学科的事物进行研究，这是中外的通例。学科的范围和该学科学者的研究范围不是同一回事。在实践中，国际经济法与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是互相配合、协调运作的，研究国际经济法离不开对各国相关经济法的涉猎。不涵盖并不意味着不能研究，只是国际经济法学者的主攻方向应该落在本学科范围之内。

2.涉外经济法律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有的学者把涉外经济法律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多数国家并不存在涉外经济法这样一个法律部门，我国存在一定数量的涉外经济法律，并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分离，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处于低级阶段和法制不健全的反映。例如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吸引外资，我国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该法只有十五条，内容简略，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但它是在我国没有公司法的情况下出台的，其实际价值主要是弥补了公司法的空缺。如果在1979年之前我国就存在一部成熟的公司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就没有必要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了。其他涉外经济法律出台的因由，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大同小异。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涉外经济法律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融合是必然趋势。涉外经济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没有前途的。

3.涉外经济法律不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

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观点，国际私法是指解决国家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属于程序法。而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实体法。如果不顾及国际通行的观点而人为地扩大国际私法的范围，并把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私法，从学术和实践上看都是不可取的，笔者曾在《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关系》[13]一文中详述此意，兹不赘言。

4.涉外经济法律不是国际商法的组成部分

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也是不恰当的。我国的法律学科分类并没有列出国际商法，按照我国的法学分科体系，所谓国际商法实属于国际经济法的范围。依此论来，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就如同用国际经济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一样，这是不恰当的。

5.涉外经济法律也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

经济法与民法之间界限何在，并无定论。我国的涉外经济法律，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规范，即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和商事性质的规范。前者当然不属于民法，问题是后者归属民法是否恰当？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我国立法的总体特点虽属大陆法系，但我国立法并没有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模式，大陆法系多把商法与民法并称民商法，商法作为民事特别法，在商法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商法规范，在商法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在民商合一的情况下，商事规范似可被归入民法[14](p.45)。民法属于“私权”性质的法律。但从“私权”与“公益”分立的民法观念来看，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商事规范，而是更多地体现国家利益原则。因此，把商事性质的涉外经济法律纳入民法也是不妥当的。

6.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国内经济法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已经不言而喻，涉外经济法律应归属国内经济法。关于涉外经济法律在国内经济法中的地位，笔者在此略加赘言。一个国家用何种法律渊源调整涉外经济关系，可有两种方式：一是依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指引，直接用一般性经济立法调整涉外经济关系，而不为之另行立法，被称为内外合一模式，这是国际实践的通例，也符合国际法上的国民待遇原则；二是制定单行的涉外经济法律，排除一般性经济立法在涉外案件中的适用，被称为内外分立模式，这种作法不符合国际实践的通例，只是在个别国家和特殊情况下的 产物。用单行的涉外经济立法调整涉外经济关系，通常意味着对外商的差别待遇，除非这种差别待遇是超国民待遇，否则，就很容易被认为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而超国民待遇又对民族工业不利。由此可见，内外分立模式弊病多，不如内外合一模式，抛弃内外分立模式应是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1]林毓辉.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2]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3]徐杰.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4]肖平.中国经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5]费宗yī＠①.中国经济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

[6]姚壮，任继圣.国际私法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余先予.简明国际私法[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

[8]韩德培.国际私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9]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10]冯大同.国际商法（新编本）[M].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1.

[11]王作堂.民法教程（北京大学试用教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2]刘歧山.民法问题新探[M].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13]高尔森，程宝库.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关系[J].天津：国际经贸研究，1997，(1)

[14]史尚宽.民法总论[M].台北：正大印书馆，1981.

字库未存字注释：

涉外经济法范文第5篇

一、经济法体系概述

经济法调整对象提出后，我国经济法的相关内容出现了变动，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应对经济法体系的结构进行重新调整。经济法需要做好业务与职业的调整工作，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经济法体系的建立是为了保证人民的利益，经济法对企业的经营有着限制与约束的作用，经济主体在经济领域下，可能有多重身份，所以，在进行某项活动时，经济主体的多种身份可能都会生效，相关部门需要对经济法对象进行调整。在调整时，可以了解身份关系隐含的利益关系。在新的社会关系下，法律部门应对社会关系中新的主体进行划分，对经济法进行调整，这样可以了解经济法中的主体制度。社会经济与调整对象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经济法是由市场行为、组织调整及宏观调控组成的。经济法行为制度的优化，主要是对市场行为规制法的调整，其在经济法体系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影响着消费者以及经营者的利益，还影响着市场竞争机制。所以，经济法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方面。组织协调生产法对社会经济运行有着保障作用，相关工作人员应多积累生产经验，做好资源的优化配置工作，保证企业制定的生产目标可以尽快完成。政府部门对经济法体系有着宏观调控的作用，为了避免政府部门过多的干预，经济法中对政府部门何时可以采用何种方法进行调控有着明确的规定，有效防止了多方调控情况的出现。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思路及界定

经济法调整对象在研究时，首先需要明确研究的方法与思路，要保证经济法符合当前经济市场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增多，企业制定了科学的发展战略，这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应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调整的主要目的是将经济关系转变为经济法律关系，下面笔者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关系进行一一介绍，这有利于保证经济法调整对象界定的准确性。

(一)市场秩序的调控关系

市场秩序的调控是国家的重要职责，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可以保证市场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各项权益，政府部门对市场主体有着干预的职能，在协调的过程中，可以维护社会关系，可以了解市场的价值取向。建立健全的市场体系，需要完善经济法的保证，市场中不能出现恶性竞争，这会损害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权益，会破坏市场的正常秩序。

(二)市场主体的调控关系

在对市场主体关系进行调控时，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集体的利益，可以保证市场主体的关系更加和谐。市场主体会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而改变，政府部门以消费者的身份进入市场后，会成为市场的主体，会参与市场的活动。政府部门的身份很多，不但可以作为消费者，也可以作为经营者，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调节下，社会经济关系会发生转变，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可以是经营者、消费者，也可以是政府或者国家。

(三)宏观调控关系

宏观调控是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可以对金融、财政、产业调节等关系进行调控，政府部门需要考虑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以及民生问题，对关系民生大计的经济措施进行调控，这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也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重要内容，会受到国家经济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宏观调控也包括国有资产管理方面，有利于保证整体的利益。国家的全面干预与促进，引导和促进经济产生的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

(四)涉外经济调控关系

涉外经济调控主要是对国家涉外经济活动的调控，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政府部门需要发挥管理与监督的作用，涉外经济的主体比较复杂，而且经济体制比较特殊，在处理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涉外经济调控关系是国家对涉外经济活动实施管理时与涉外经济主体间产生的纵向经济关联。涉外经济关系包含涉外贸易、涉外技术、外汇、外资、出口补偿、检验、关税、劳资等关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鉴于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考虑，国家必须对本国的涉外经济活动实施管理，即为国家对内部经济管理与调控的延伸，成功的涉外经济监管有利于国家安稳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反之则威胁国家稳定与安全。所以，涉外经济关系亦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之一。

三、总结

本文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进行了研究，对市场经济主体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了介绍，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确定研究的思路，还要做好界定工作，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改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会发生变化。经济体制发生变革，则需要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进行重新设定，这有利于完成经济法理论，可以促进经济体制更好的发展，保证经济市场的秩序。

涉外经济法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国际经济法化的经济基础，WTO为其提供了组织与制度模式。内国涉外经济法化是国际经济法进路中的必由之路。但在理论上存在着、法律适用等障碍。在中国构建涉外经济法的体系，应修改或完善相关的宪法规范及制度。

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WTO建立以来，西方权威的国际经济法学者一再声称：国际贸易法正在“宪法化”或经历“宪法化”的转型。同时，由于宪法在国内总是一个与特定的政府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所以，还是有不少人反对使用贸易法宪法化的术语。然而，对于任何一种法律体系来说，不管所涉及的是国内性规范还是国际性规范，宪法化不但是其必然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在特定的国家视角下合法与合理的形式象征。国际经济法的内国宪法化因此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国际经济法的化依据

(一)国际经济法化的经济基础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的经济组织在参与国际经济交往时所产生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应该说，国际经济法赖以产生并发展的经济基础就是跨越国境的经济交往活动。而目前正在进行着的经济全球化，使得所有的市场主体，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宪法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制度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并且是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相适应的——如果说宪法是近代市场经济的产物，那么宪法的发展则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因此，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对宪法产生影响，也由此成为国际经济法化的经济基础。

首先，经济全球化为国际经济法宪法化提供了根本动力。市场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律超越各国家的地域限制发挥作用。结果，各成员国通过协议对市场规律与原则逐渐接受与认可的过程就是贸易法宪法化的过程。

其次，经济全球化还为国际经济法宪法化搭建了政治的支点。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十分突出，并使国家遵守贸易法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违反贸易法所带来的收益，从而使作为维系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制度性纽带的贸易法的宪法化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因此，国家愿意就贸易与经济关系的国际调整制定全球性的“社会契约”，贸易法具有了空前的严格性与体系性，并向着宪法化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还为国际经济法宪法化营造了一种精神氛围。市场经济与制度实质上都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机制。因此，贸易法的宪法化实质上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在法律上的集中反映。

(二)国际经济法化的法理依据

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常常把当今的世界贸易体制称作贸易宪法，但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的内涵的理解却是大相径庭的。应该说，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有着多层次的内涵，但其实质却是对宪法的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的落实。

首先，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实际上是指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下把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表述为法律规则与原则的过程。它具体表现为wro成员围绕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创建与维护而设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如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在内的非歧视原则，要求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约束国家干预的自由贸易原则，以维护市场环境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为宗旨的公平竞争原则和要求国家的贸易政策及政府的管理行为具有公开透明与可预测性的透明度原则等，并使国家在面对经济与市场的全球化的同时不得不接受与遵守贸易法的规则与原则。

其次，国际经济宪法化是指世界贸易体制在宪法化的过程中借助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规律的强大推力实现了革命性的发展，并具有了基本的宪法性构架。其首要的内容就是世界贸易体制实现了从“权力取向”到“规则取向”的根本转变，从而使世界贸易相对地摆脱了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制约，初步实现了国际贸易关系领域内的法治。同时，随着世界贸易体制在组织化上的突出进展，贸易法开始奉行“按功能分权”的宪法理念与制度。它除了在纵向上限制各级政府权力之外，还在横向上按照功能进行机构之间的分权。WTO法中作为统领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所设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其主要机构包括“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争端解决机构”等。根据WTO法对各机构权限与职责的设定，它们依次可以被视为广义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在WTO中还建立了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尽管贸易政策审查不是一种司法审查，但通过定期的贸易政策审查，各成员国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平台上形成对彼此的贸易政策及相关做法进行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态势。贸易政策审查所指向的对象实际上是各成员国的政策制定权力，从而使各成员国的经济立法权在WTO面前受到了一定的软约束，或者说是“多边监控”。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发挥了与争端解决机制相类似的功能。

最后，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也是指贸易法的发展过程中对精神的融入，对理念的信奉和对宪法价值的保障。而这集中体现在WTO法对具有核心意义的宪法理念和终极目标——“限制政府权力，保障民众权利与自由”的信奉与实践。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世界贸易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法这方面的思想定位进一步得以确认和加强。

(三)中国涉外经济法化的外在动力

首先，中国人世后相关的WTO规则在中国的适用，使得中国涉外经济立法的化问题突显。为保证国内法制与WTO规则统一，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新的立法及旧法的修订与废止活动。这种频繁的立法活动首先就会引起一个法律问题，即各种具体法律规范是否与我国宪法所确定的根本国家制度相一致?其中所涉及的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如涉外经济行政立法的权限问题、外贸救济的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问题、WTO规则在中国的直接适用问题等等。在对上述各种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中，无论是法律制度的构建者或是执行者均认为：将WTO规则与中国的宪法相结合，走一条涉外经济法的化道路是避免与解决上述各种问题的根本方法。

其次．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方针使得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化的问题成为一种法制建设的基础思路。在构建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系时，必须保证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使得宪法所追求的民主、人权保障、有限政府的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关于国际经济法的化问题不但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有关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

二、国际经济法在内国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法理问题

(一)国际经济法化过程中的问题

国际法是随着一国逐渐受到限制而发展起来的，而宪法部门正是一国的最高表现。这就在国际法与宪法部门之间产生了两者效力的高低问题，主要表现为宪法典与国际条约的冲突和宪法性法律与国际条约的冲突问题。在国家并存的国际社会中，要把为国家所“肢解”的碎片化市场“拼凑”成全球统市场，并在此过程中严格规定国家不得或必须(可以)做出的行为的内容，只能是宪法才能完成的任务。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只能是国际社会及世界贸易体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其中包括了的转移，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成员国为促进欧洲一体化，将本国部分(如货币发行权)让与给欧盟，实现经济的共享；的销蚀，指国家内部和外部力量对国家行使的干扰和影响所导致的质和量的缩减；的限制等等问题。

应该认识到，问题也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在内容与内涵上不断发展与演变的问题。重新对目前历史条件下的认识与定位，是解决国际经济法的化的困扰的关键所在。

(二)国际经济法化过程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国际法方面，国际法律文件一经签署便对签署国形成约束力，签署国必须在国家的日常活动中予以遵守、贯彻和实施，而这些国际法律文件与各国国内法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叠、交叉甚至冲突。但由于国际经济法的效力优先性原则，相对于其他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来说，内国经济法与国际经济规则之间的关系又最具有垂直性。这是因为，在经济及市场全球化的时代，内国经济法是地域性的普通经济立法，而国际经济法却是全球性的经济宪法。如果仅仅泛泛而谈“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是无法揭示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也无法指出我国经济法需要一场“宪法指导下”的变革的实质所在。

三、国际经济法化中的内国制度构建

(一)宪法制度的修订与完善

在追求之下，一个法律体系中各个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无疑应以宪法(包括宪法条文及其精神)为最终依据，各法律主体的行为也必须合乎宪法。这在现代各主要国家的宪法实践中都是基本原则。中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来说，对外贸易是维持整体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之一，外贸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地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因此牵涉政府的权力分配、整体社会利益调整、个体权利保障等诸多宪法问题。事实上，外贸制度中的规定本身涉及的很多现实和潜在问题也都不仅仅是外贸部门内的问题，而是往往会触及宪法层面要靠诉诸宪法及宪法精神来加以根本解决的。

以宪法为理由来“对付”世贸组织及其规则具有相当大的正当性依据。比如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但要注意的是，在法律领域，支持301条款发挥作用的其实是美国宪法(这里主要在法律规则范围内考察)，是美国的宪法体制，使得一个内国法规则最终能具有超越世贸组织规则的效力。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GATr若不符合美国宪法规定的程序仍然不会起国内法的效果。重要的是，以宪法为理由来对付世贸组织规则还使得其他成员很难攻击这一从国际法角度看来不合理的制度，因为现代主流政治观点本身就认可宪法在一国国内的至高地位，体制本身在现代政治制度中具有很难置疑的正当性。反过来，世贸组织规则对一国宪法及体制的构造亦有影响。这在所谓的宪法不完善、体制不健全的国家中可能尤其明显。

目前对中国而言，国际经济法的化问题在实践主要表现为以世贸规则为代表的各种涉外经济立法是否存在宪法依据的问题。因此，完善宪法的相关规定，特别是直接在宪法中通过具体的规范明确对涉外经济管制方面的权力配置，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这既能保证我国涉外经济立法的合法性，同时又可能在宪法的原则授权下采取灵活的法律制度和措施保证我国特别是经济的完整。

(二)宪法原则下的中国涉外经济法制的构建

首先，立法权的配置问题。这首先是解决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的问题。根据我国宪法典，现行条约批准的《宪法》程序见诸第62条第14项、第67条第l4项、18项、第81条、第89条第9项。这些条款包括了两种条约批准程序：第一种是同战争与和平有关的条约批准程序，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问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可以理解，全国人大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限包括批准缔结有关条约。第二种是和平时期的条约批准程序，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国家主席有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国务院有权“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从第二种条约批准程序来看，主要存在的问题有：重要协定与一般协定的区分不明，导致一些诸如2O世纪90年代若干中美知识产权协定之类的重要协定实际上均未履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程序；全国人大作为制宪机关和修宪机关却没有批准条约的权力，这就造成实际的批准机关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可能批准违宪的条约；学理上国际条约效力优于国内法的规定，但是各种具体法律的实施方式却不尽相同，不够统一等等。

其次，行政立法权的限制问题。自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321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其中三分之一与涉外经济贸易活动有关。以国务院法制办主编的《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规文件汇编》(上)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为例：它包含254个文件，其中法律52件，约占20％，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共202件，约占80％。面对如此众多的行政立法，对行政立法权进行严格的宪法限制和明确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需要。

涉外经济法范文第7篇

一、国际经济法的化依据

(一)国际经济法化的经济基础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的经济组织在参与国际经济交往时所产生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应该说，国际经济法赖以产生并发展的经济基础就是跨越国境的经济交往活动。而目前正在进行着的经济全球化，使得所有的市场主体，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宪法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制度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并且是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相适应的——如果说宪法是近代市场经济的产物，那么宪法的发展则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因此，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对宪法产生影响，也由此成为国际经济法化的经济基础。

首先，经济全球化为国际经济法宪法化提供了根本动力。市场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律超越各国家的地域限制发挥作用。结果，各成员国通过协议对市场规律与原则逐渐接受与认可的过程就是贸易法宪法化的过程。

其次，经济全球化还为国际经济法宪法化搭建了政治的支点。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十分突出，并使国家遵守贸易法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违反贸易法所带来的收益，从而使作为维系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制度性纽带的贸易法的宪法化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因此，国家愿意就贸易与经济关系的国际调整制定全球性的“社会契约”，贸易法具有了空前的严格性与体系性，并向着宪法化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还为国际经济法宪法化营造了一种精神氛围。市场经济与制度实质上都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机制。因此，贸易法的宪法化实质上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在法律上的集中反映。

(二)国际经济法化的法理依据

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常常把当今的世界贸易体制称作贸易宪法，但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的内涵的理解却是大相径庭的。应该说，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有着多层次的内涵，但其实质却是对宪法的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的落实。

首先，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实际上是指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下把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表述为法律规则与原则的过程。它具体表现为wro成员围绕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创建与维护而设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如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在内的非歧视原则，要求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约束国家干预的自由贸易原则，以维护市场环境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为宗旨的公平竞争原则和要求国家的贸易政策及政府的管理行为具有公开透明与可预测性的透明度原则等，并使国家在面对经济与市场的全球化的同时不得不接受与遵守贸易法的规则与原则。

其次，国际经济宪法化是指世界贸易体制在宪法化的过程中借助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规律的强大推力实现了革命性的发展，并具有了基本的宪法性构架。其首要的内容就是世界贸易体制实现了从“权力取向”到“规则取向”的根本转变，从而使世界贸易相对地摆脱了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制约，初步实现了国际贸易关系领域内的法治。同时，随着世界贸易体制在组织化上的突出进展，贸易法开始奉行“按功能分权”的宪法理念与制度。它除了在纵向上限制各级政府权力之外，还在横向上按照功能进行机构之间的分权。WTO法中作为统领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所设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其主要机构包括“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争端解决机构”等。根据WTO法对各机构权限与职责的设定，它们依次可以被视为广义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在WTO中还建立了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尽管贸易政策审查不是一种司法审查，但通过定期的贸易政策审查，各成员国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平台上形成对彼此的贸易政策及相关做法进行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态势。贸易政策审查所指向的对象实际上是各成员国的政策制定权力，从而使各成员国的经济立法权在WTO面前受到了一定的软约束，或者说是“多边监控”。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发挥了与争端解决机制相类似的功能。

最后，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也是指贸易法的发展过程中对精神的融入，对理念的信奉和对宪法价值的保障。而这集中体现在WTO法对具有核心意义的宪法理念和终极目标——“限制政府权力，保障民众权利与自由”的信奉与实践。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世界贸易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法这方面的思想定位进一步得以确认和加强。

(三)中国涉外经济法化的外在动力

首先，中国人世后相关的WTO规则在中国的适用，使得中国涉外经济立法的化问题突显。为保证国内法制与WTO规则统一，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新的立法及旧法的修订与废止活动。这种频繁的立法活动首先就会引起一个法律问题，即各种具体法律规范是否与我国宪法所确定的根本国家制度相一致?其中所涉及的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如涉外经济行政立法的权限问题、外贸救济的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问题、WTO规则在中国的直接适用问题等等。在对上述各种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中，无论是法律制度的构建者或是执行者均认为：将WTO规则与中国的宪法相结合，走一条涉外经济法的化道路是避免与解决上述各种问题的根本方法。

其次．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方针使得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化的问题成为一种法制建设的基础思路。在构建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系时，必须保证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使得宪法所追求的民主、人权保障、有限政府的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关于国际经济法的化问题不但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有关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

二、国际经济法在内国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法理问题

(一)国际经济法化过程中的问题

国际法是随着一国逐渐受到限制而发展起来的，而宪法部门正是一国的最高表现。这就在国际法与宪法部门之间产生了两者效力的高低问题，主要表现为宪法典与国际条约的冲突和宪法性法律与国际条约的冲突问题。在国家并存的国际社会中，要把为国家所“肢解”的碎片化市场“拼凑”成全球统市场，并在此过程中严格规定国家不得或必须(可以)做出的行为的内容，只能是宪法才能完成的任务。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只能是国际社会及世界贸易体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其中包括了的转移，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成员国为促进欧洲一体化，将本国部分(如货币发行权)让与给欧盟，实现经济的共享；的销蚀，指国家内部和外部力量对国家行使的干扰和影响所导致的质和量的缩减；的限制等等问题。

应该认识到，问题也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在内容与内涵上不断发展与演变的问题。重新对目前历史条件下的认识与定位，是解决国际经济法的化的困扰的关键所在。

(二)国际经济法化过程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国际法方面，国际法律文件一经签署便对签署国形成约束力，签署国必须在国家的日常活动中予以遵守、贯彻和实施，而这些国际法律文件与各国国内法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叠、交叉甚至冲突。但由于国际经济法的效力优先性原则，相对于其他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来说，内国经济法与国际经济规则之间的关系又最具有垂直性。这是因为，在经济及市场全球化的时代，内国经济法是地域性的普通经济立法，而国际经济法却是全球性的经济宪法。如果仅仅泛泛而谈“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是无法揭示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也无法指出我国经济法需要一场“宪法指导下”的变革的实质所在。

三、国际经济法化中的内国制度构建

(一)宪法制度的修订与完善

在追求之下，一个法律体系中各个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无疑应以宪法(包括宪法条文及其精神)为最终依据，各法律主体的行为也必须合乎宪法。这在现代各主要国家的宪法实践中都是基本原则。中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来说，对外贸易是维持整体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之一，外贸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地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因此牵涉政府的权力分配、整体社会利益调整、个体权利保障等诸多宪法问题。事实上，外贸制度中的规定本身涉及的很多现实和潜在问题也都不仅仅是外贸部门内的问题，而是往往会触及宪法层面要靠诉诸宪法及宪法精神来加以根本解决的。

以宪法为理由来“对付”世贸组织及其规则具有相当大的正当性依据。比如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但要注意的是，在法律领域，支持301条款发挥作用的其实是美国宪法(这里主要在法律规则范围内考察)，是美国的宪法体制，使得一个内国法规则最终能具有超越世贸组织规则的效力。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GATr若不符合美国宪法规定的程序仍然不会起国内法的效果。重要的是，以宪法为理由来对付世贸组织规则还使得其他成员很难攻击这一从国际法角度看来不合理的制度，因为现代主流政治观点本身就认可宪法在一国国内的至高地位，体制本身在现代政治制度中具有很难置疑的正当性。反过来，世贸组织规则对一国宪法及体制的构造亦有影响。这在所谓的宪法不完善、体制不健全的国家中可能尤其明显。

目前对中国而言，国际经济法的化问题在实践主要表现为以世贸规则为代表的各种涉外经济立法是否存在宪法依据的问题。因此，完善宪法的相关规定，特别是直接在宪法中通过具体的规范明确对涉外经济管制方面的权力配置，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这既能保证我国涉外经济立法的合法性，同时又可能在宪法的原则授权下采取灵活的法律制度和措施保证我国特别是经济的完整。

(二)宪法原则下的中国涉外经济法制的构建

首先，立法权的配置问题。这首先是解决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的问题。根据我国宪法典，现行条约批准的《宪法》程序见诸第62条第14项、第67条第l4项、18项、第81条、第89条第9项。这些条款包括了两种条约批准程序：第一种是同战争与和平有关的条约批准程序，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问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可以理解，全国人大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限包括批准缔结有关条约。第二种是和平时期的条约批准程序，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国家主席有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国务院有权“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从第二种条约批准程序来看，主要存在的问题有：重要协定与一般协定的区分不明，导致一些诸如2O世纪90年代若干中美知识产权协定之类的重要协定实际上均未履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程序；全国人大作为制宪机关和修宪机关却没有批准条约的权力，这就造成实际的批准机关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可能批准违宪的条约；学理上国际条约效力优于国内法的规定，但是各种具体法律的实施方式却不尽相同，不够统一等等。

其次，行政立法权的限制问题。自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321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其中三分之一与涉外经济贸易活动有关。以国务院法制办主编的《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规文件汇编》(上)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为例：它包含254个文件，其中法律52件，约占20％，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共202件，约占80％。面对如此众多的行政立法，对行政立法权进行严格的宪法限制和明确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需要。

涉外经济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 公法 私法 法律思想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的总称。通说认为，其调整对象不仅包括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不同国家的个人、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它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公法界阈，已经涉猎国际私法、各国民商法等私法领地。由此可见，国际经济法和经济法一样，也具有鲜明的公私法兼融性。

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法体系中的“第三法域”

目前国际法体系三法鼎立，号称“三国”，即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为顺应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和发展的新要求，我国有必要创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这是因为，它是我国通过各种形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与他国政府和人民意志协调的法律表现，是巩固和发展现代国际经济发展成果的法律工具，也是打破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规范。

总的来说，国际经济法和内国经济法都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两者具有诸多共同点，公私法兼融性就是其中之一，其他共同点还有社会本位性、经济性、效益性、政策性、奖惩结合性、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性等。但是，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法体系中唯一的“第三法域”法，经济法却是各国法律体系中 “第三法域”法的一种，此外还有劳动法和社会法也都分别是“第三法域”法。

“第三法域”法的特点是：主体都包括国家等公主体，也包括企业等私主体；各国经济法的主体一般都限于该国私人、政府和进入该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的外国私人，而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和各国私人。所调整的关系都包括横向经济关系和纵向经济关系；各国经济法主要调整该国境内私人、该国政府和私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包括涉外经济关系和国内经济关系，而国际经济法调整国际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其调整范围比国内经济法的经济关系宽泛，但不包括一国国内的经济关系。法律渊源都包括以平等互利和等价有偿为原则的民商法律规范和以服从国家意志为特征的强制法律规范；各国经济法的渊源是国内法规范，而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其中的国内法规范仅指各国的涉外经济法规范。

国际经济法这一跨部门、跨学科的边缘综合体，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等类型。每一类型还可分为若干分类型，从而使得国际经济法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

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相互并列、相辅相成但又各自独立的法律体系，而认识和处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审时度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作为与国内法相对应的法律体系，国际法由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大部分构成，三者有着各自不同的概念、基本原则、调整对象和组成部分，它们既同属于国际法体系并具有有机的、内在的相互联系，同时又相互区别、各自独立。当在理解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必须遵守国际强行法的规定时，还需清醒地看到：在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优先适用关系；三者之间在适用时的孰先孰后，根据被适用法律的立法目的及其价值取向，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权衡，平等地予以适当安排和调剂。

国际经济法公私法兼融思想的“两对范畴”

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来，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是负责公共事务的“守夜人”，政府只需要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和服务项目，不应对市场进行过多干预。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特别是借鉴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受到冲击，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得到重视。凯恩斯认为，市场本身有许多缺陷，国民经济要想获得更好发展，除了依赖市场机制以外，还必须发挥政府的引导制约作用。目前，世界各经济大国对政府干预基本上都有程序性规范，比如法国的经济计划、德国的财政平衡制度、日本对垄断行为的处置程序等。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关乎社会整体利益，影响程度大，如果缺乏约束，政府的权力也就极容易滥用，所以对政府干预做出法律上的规范是必要的。例如，个人所得税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特别是中高阶层的切身利益，因而起征点的高低常常会引起全社会成员的消极抵抗或积极拥护。此外，国家也可以采取其它调控措施间接影响社会公众利益，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就能通过抑制房价间接控制物价水平，从而影响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

经济法的公私法兼融性，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中。在经济法语境中，市场通常作为一个基础要素存在，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都交给市场解决，出现市场失灵再由政府解决；倘若在某些问题上出现政府失灵，那么就再交给市场解决。可是，政府与市场都失灵了怎么办？答案就是由社会解决。需要说明的是，永远都不会出现社会失灵，这是因为社会即社会中介组织，它们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也没有利益竞争关系。总之，经济法冲破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两者的结合，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第三法域”，为法律功能的扩展和法学理论的推进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经济法的任务就是在承认国家和企业有不同地位、性质、职能和运作规则的基础上，寻找它们的结合点以及共同的利益目标，平衡协调它们的意志、行为和利益关系，促使双方互动，获得共赢局面。此外，经济法理论还认为，经济法不只是巩固和保护已有的权益，它还会开辟未来，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即它要兼顾未来，实现代际公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是发展之法、未来之法。经济法分支部门如计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经济稳定增长法、产业政策法、可持续发展法等，都不仅是调整现阶段经济关系的法，也是关乎未来经济发展的法。

国际经济法的公私法兼融思想更为复杂一些，主要表现为：既有内国经济法之涉外部分的政府与民众（国内市场）意志的内在张力，又有各国政府及其活动的国际平台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以及各国人民（国际市场）之间各种物质利益关系的博弈与协调。

（一）内国涉外经济法：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内国涉外经济法并不当然属于国际经济法，但鉴于第三世界国家国际参与力较弱，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够，因此暂且将这部分内容放在国际经济法中也有其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存在颇多不利因素，特别是容易成为大国干预别国内政、使内国法过多发生域外效力的口实。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必要，必要性表现在可以据此不断创新国际经济法的有关理论与实践。

（二）狭义国际经济法：各国政府与国际市场的辩证关系

各国政府与国际市场的辩证关系在这里是泛称，是指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人民（国际市场）之间搏弈与协调的经济关系。国际法体系中的法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即“软法”。所谓软法，是指“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在国际实践中，软法包括国际组织章程、国际会议文件、政府峰会宣言、双边会谈纪要、政府单边声明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法等。软法与硬法比较，其特征不仅在于软法的产生途径多元，不同于硬法只能由国家机关制定、认可，软法通过个人、组织的利益激励机制及其约束机制实现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不像硬法主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软法的法源既可以是法律文件，也可以是社会组织与团体的章程、规约以及各种惯例等，而硬法的法源只能是国家法律文件，还在于软法既可以是静态的法律规范，也可以是动态的公共治理方式、协调手段，如调解、协商、讨论、指导、说服等，硬法却一般仅指静态法，软法既具有相对的普遍性，又兼顾一定时间、地点、对象的特殊性，注重形式正义的同时更加注重实质正义，而硬法则更多地强调普遍性，注重形式正义优于实质正义。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都是注重实质正义的法，所以适用软法规则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软法，应是上述二法的一种常态。

笔者认为，公私法兼融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这种软法性。其中公法虽然带有强制性，但为私法的任意性所中和，反之亦反。但是，各法中和的程度又各不相同。首先，国际贸易法表现为私法的因素更多一些，公法的成分相对较少且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管理法方面；其次，国际投资法与国际贸易法相比，私法的因素少，公法的成分相对较多，这是因为投资与贸易相比，对相对国（地区）的国计民生影响更大，更需要政府干预或政府联合干预；再次，国际货币金融法，又比国际投资法的公法因素多一些，原因主要在于“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金融关系已经并正在发展成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相比较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的公法因素更强，这不仅在于“税收程序法是行政法”，而且缘于税法对政府的物质支撑和对经济的重要调节作用使然。但是，中和程度不同归不同，它们毕竟又都是公私法兼融的法律分支，因此上述四个分支部门全部归入国际经济法当无疑义。

研究国际经济法公私法兼融思想的现实意义

研究国际经济法公私法兼融思想的现实意义是：

第一，依法加强与世界各国以及各经济体的经济往来，用国际经济法规范、指导、调整和约束各方经济行为。后WTO时代的中国，更应明了和掂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避免因在法律上的盲目无知、孤立无助而给自己带来不应有的利益损失。

第二，充实和完善我国涉外经济法的立法，强化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执法和司法，为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法律支撑和制度保障。

第三，了解并参与创造国际经济法的制度规范，熟悉并积极借鉴有关国家涉外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在国际经济纠纷中运用法律捍卫我国的经济，维护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合法权益。

第四，发扬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利用我国拥有和掌握的国际经济法资源，帮助世界上的弱小国家和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依法维权，为建立和维护国际经济新秩序贡献力量，使我国成为一个东西方国家都信赖、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真正负责任的大国。

第五，巩固既有理论成果，进行法律理论创新，把我国国际经济法水平推向一个新高度，进一步丰富世界国际经济法资源宝库。

参考文献：

1.那力.国际经济法体系的法文化视角解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3）

2.马亮文.浅论国际法中的软法[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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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经济法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学科界定基本原则

一、广义国际经济法的“水果拼盘说”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

这一学说的立论基础在于，对某一涉外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既要涉及调整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又要涉及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法律渊源既包括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国际习惯、国际惯例等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经济管制法以及冲突规范等国内法。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由此得出结论：国际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本身极其错综复杂的忠实反映；也是科学地调整这种复杂关系，对其中的法律症结加以‘综合诊断’和‘辨证施治’的现实需要。”

由此可见，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认为凡与此相关的法律规范便足以独立地形成一个法学门类。这一学说立足于实用主义，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广义说的观点将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调整，将不同性质、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杂糅在一起，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因而在立论基础上存在严重缺陷。

诚然，国际经济关系涉及的主体繁多，错综复杂，的确需要对其中存在的各种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但这是法律运用层面的问题，而不是部门法学分科层面的问题。我们并不能由法律运用上的综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论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不同法律部门的综合运用并不等于相关的法学分支就应杂糅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事实上，在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到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中所述及的各种法律规范，相关国家的刑法规范（如一国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适用。如果按照广义说的论证逻辑，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刑法规范岂不是也应纳入广义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当中。

以此类推，内国经济关系虽不如涉外经济关系复杂，但同样有必要对其中的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对内国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同时涉及内国民商法、内国经济行政法和内国经济刑法等法律规范。试问，按照广义说的理论逻辑，这些相关的内国法律规范是否也应混合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再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从深层次来探讨如下一个问题，即法律运用的综合性能否替代法学分科的必要性和严整性呢？也就是说从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学分科的意义何在？尤其是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层出不穷的新情形下，传统的法学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笔者认为，某一部门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内部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通过法学分科可以形成一种严整的知识体系，便于认识、分析、运用和预测。学理通说上以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部门法学的标准，“独立调整对象”不仅要求以某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且要求这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必须具有质上的共同性。试以民法为例：平等主体之间物权法律关系、债权法律关系、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和家庭法律关系虽然相对独立，但上述各种法律关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质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形成民法总则中的各项内容。不仅如此，民事法律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则。析微而知著，一个严整的法学分支必须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我们并不是为了刻意追求逻辑体系的完整性，而是因为只有这种“从抽象到具象”、“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体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们便捷地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和预测发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人类创设各种各样的学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其以跨国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似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但事实上，诚如广义说自己所承认，跨国经济关系既包括跨国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跨国经济管制关系，而这两类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广义说将经济流转关系和经济管制关系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进行调整，既无法进一步抽象出两者之间的共同性，无法形成学科的总论，也无法真正提出学科的基本原则，难免带有人为拼凑的色彩。由此可见，我们决不可因为法律运用中的综合性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这或许并不是学术领域纷争的问题，而是人类认识事物规律的本质要求。

诚然，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等趋势的出现，传统法学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学科界线周边出现了许多“灰色区域”。但我们认为，决不可因为灰色区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学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新的角度上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是清一色的，泾渭分明；但是社会关系却是模糊的，黑白之间存在诸多灰色的过渡。学科分类时必须在这一灰色区域中厘定临界点，因此种种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难免，不足为奇。对于灰色区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个案处理，也可以作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萘李、骡子等杂交品种后便否定门、纲、目、科、属、种等生物学分类；同样道理，我们亦不能因为法学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贴近现实，也不可能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完全正确的结论；科学的作用只是通过初略的分类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基本正确的结论。

综上而言，部门法学的分科应当是严整的，但在部门法学的运用上却应当是综合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虽注重了法律运用的综合性，却忽略了法学分科的严谨性，将法律运用和法学分科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广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犹如一个水果拼盘：从营养结构和口味搭配出发，人们食用时需要的是各种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盘；但我们却难以承认水果拼盘是另成一类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认水果分类的价值。

二、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那么，如何对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进行学科分类呢？笔者认为，如下两点论断是我们分析的出发点：

（1）国际经济关系当中既包括横向的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纵向的经济管制关系；

（2）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既涉及各国的国内法规范，也要涉及各种形式的国际法规范。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所有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成四大部分（如下表所示）：

经济流转关系经济管制关系

国内法规范（1）冲突规范/民商法（3）经济行政法

国际法规范（2）国际商法（4）国际经济法

表：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类示意图

（1）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是各国的冲突规范（如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及其指引的内国民商法（如我国的新《合同法》）；

（2）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是作为统一实体规范的国际商法（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3）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内法规范为各国的经济行政法（如我国的《对外贸易法》）；

（4）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构成国际经济法（如《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

上述四个部分配合在一起，共同对跨国经济关系中涉及的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整和规范。在这四个部分中，国际商法可以通过优先直接适用成为成员国国内国民商法的组成部分；而国际经济法规范则通过间接适用，转化为成员国的内国经济行政法。

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将上述四个部分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水果拼盘，貌似完整，却忽视了每一部分各自的特点，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严整的独立法学学科进行研究和学习。

同时，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狭义的国际经济法学说。本文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与狭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有如下两点区别：

（1）部分学者主张，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是狭义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但是，经济流转关系与经济管制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笔者认为，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应独立地构成国际商法体系，与内国民商法对应，而不宜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畴之中；

（2）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是建立在对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汲取了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关于法律运用综合性的观点。

因此，至多而言，我们只能说本文对国际经济法所做的学科界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新的视角上对狭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回归。或许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有的学者在批判广义说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间经济协调关系以及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体系”，认为国际经济法包括“经济的国际法”（本文上表中第（4）部分）和“涉外经济法”（本文上表中第（3）部分）两大部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调整对象的同质性出发将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作为一个整体予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国际法与国内法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其在调整对象、制定、效力、实施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区别。因此，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仍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内国涉外民商法与国际商法在性质上也有共同性，是否也应把各国的涉外民商法纳入国际商法的范畴当中呢？

综上，笔者认为，应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跨国经济管理关系的国际法规范”较为妥当。同时我们亦主张，在解决一个具体的跨国经济问题时，不仅要运用国际经济法，还要综合运用内国冲突规范、内国涉外民商法、国际商法、内国涉外经济管理法等不同法律部门或不同法律部门的分支。

三、国际经济法学科基本原则的重塑

诚如前文所论及，一个真正的法学部门应当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换言之，无法提出学科基本原则，这一“法学部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学分支学科。

从法理学的角度而言，“原则”是相对于“概念”和“规范”而言的法的三种要素之一。与一般原则相区别，基本原则应当贯穿于其调整对象内的各个领域，贯穿于其法律关系的始终，用于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串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

持广义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学者提出了“经济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等作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基本原则。如果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理论是严谨的，这些基本原则就都应贯串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国际经济法分支领域，都应当既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也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事实上，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这些原则都难以真正满足作为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因此也难以发挥基本原则对于整个学科的指导作用。试举一例说明：甲、乙是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两个公司，双方签定某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并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试问，甲乙双方的这一跨国经济关系与一国的经济有何直接关系？与不同国家间的公平互利有何直接关系？与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又有何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目前“公认”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基本原则似乎无法满足作为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广义说理论无法提出大一统的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由此亦可佐证，广义国际经济法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门类。

以下，笔者将就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即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提出指导这一学科的三大基本原则：

（1）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自由化原则要求各国在管制跨国经济交往中应当逐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为外国资本、技术和服务提供市场准入；应当逐步扩大外国资本的准入；应当逐步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经济自由化原则的经济学基础是大卫李嘉图在国际贸易领域提出的“比较利益理论”（theoryofcomparativeadvantage）。这一理论主张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且得出国际贸易将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这一重要结论。

（2）经济公正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有四重内涵：其一，一般情形下，要求各国在管制国际经济交往时应当符合“非歧视（non-discrimination）”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各国要平等对待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最惠国待遇”，另一方面还要求一国应平等对待本国人与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国民待遇”。其二，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对他国政府和企业的扭曲自由经济的措施采取对应措施（counter-measure），例如允许一国针对他国企业的倾销行为或他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等。其三，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针对危及本国根本利益的事项，临时采取一些限制经济自由交往的措施，例如WTO协定中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关于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等。其四，由于历史上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掠夺，由于各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要求发达国家在管制跨国经济交往中，单方地给予发展中国家更为优惠的措施，例如发达国家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

（3）经济便利化原则：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随着运输与通讯方式的不断改善，随着关税壁垒的大幅度消除，国际经贸的快速发展对各国经济管理便利化形成日益强烈的诉求。经济便利化与自由化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经济便利化不仅要求在执行非关税措施措施时程序应简化和协调，不应有过多的文件要求；而且各国有关涉外经济管理的各种程序应当具有透明度，政府应当采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设备，政府各部门之间应当有效配合。

综上而言，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成为三股重要的潮流，推动和指导各国的跨国经济管理行为。之所以将上述三项原则确定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1）上述三项原则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为背景所提出的。虽然存在种种质疑和批评，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这已无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全球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3%，而全球贸易额年增长率却达到7%，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已达到全球GDP总额的29%。与此同时，跨国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从1990年的2,06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700万亿美元。据统计，在2001年，全球6.3万家跨国公司，其年销售额超过14万亿美元，几乎控制了近50%的全球产出、60％的世界贸易、70％的技术转让和90％的国际直接投资。经济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发展背景中提出的，旨在协调各国外经贸管理行为，使其顺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

（2）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体现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内在诉求。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提出，应当从其调整对象出发，应当体现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诉求。平等、公平、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之所以成为民商法的基本原则，根本缘由在于它们都体现了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本质，是市民社会健康运作的内在诉求。经济的本质是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管制跨国经济交往的行为必须在维护基本的经济公正的基础上，促进经济自由而便捷地开展。由此，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和经济便利化原则应运而生。

（3）上述三项原则是真正从法的价值层面提出的法律原则。笔者认为，部门法学的基本原则必须从法价值学的层面来概括，才能真正发挥对具体规范的统率和指导作用。部门法学在逻辑体系上总是从调整对象中汲取其价值层面的精神实质，并将其法律化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再由这些基本原则来统率具体的法律规范。以目前研究最为成熟的部门法学——民商法为例，前述平等、公正、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其实都是自由、正义、效率等法价值在部门法学的具体体现。将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确立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其实也正是自由、正义和效率这三个层面的法价值诉求在这一学科的体现。

反观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公平互利原则亦是从法价值层面提出的原则，其在同一调整对象范围内可以纳入本文提出的经济公正化原则当中；但全球合作原则则是从手段上提出的，无论南北合作还是南南合作其实都是实现经济自由化、公正化和便利化的方式，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似乎有所不妥。学者在研究WTO规则时，提出将非歧视、互惠、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公平贸易、透明度等作为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其实均可以经过整合，纳入贸易自由化、贸易公正化和贸易便利化的框架之中。

本文没有将经济原则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是说经济无关紧要，也不等于我们主张在国际经济管理中放弃经济。毋庸置疑，经济始终是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基石。

笔者认为，经济公正化原则中已经从另一个视角体现了经济原则的要求。经济公正化原则允许各国为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本国根本的经济利益，采取管制甚至限制跨国经济活动的措施。这本身就是承认一国对涉外经济管理的自，也是一国经济的重要体现，同时还要求对跨国经济活动的限制必须符合经济公正化这一目标。可见，经济渗透在经济公正化原则当中，作为一个“安全阀”确保国际经济交往朝着互利的方向发展。

涉外经济法范文第10篇

四、市场全球化与国际调节

本文以上论述的，是自19世纪末开始由于生产社会化、特别是垄断的形成和发展，使市场各种缺陷显露，经济的调节机制和法律体系发生了相应的重大变化。市场还在继续发展变化，调节机制和法律也在发展变化着。当前，市场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新的经济调节机制即国际调节正在形成和发展；相应地，保障经济调节的法律连同整个法的体系也正在出现新的发展趋势。

市场的国际化现象本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进程加快。世界贸易明显自由化，国际资本市场逐渐放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但在过去几十年，总的情况仍是各国经济以本国为主的。只是近一、二十年来，市场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了。其原因主要是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可能。而冷战的结束和各种管制的放松或取消，为国际联系和全球化创造了适宜的国际环境。跨国信息交流促进世界范围内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联系。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和资本流动性规模越来越大，数10万亿美元的国际流动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可盈利的投资。跨国公司超越国境自由驰骋。各国都在创立开放的企业制度，从全世界吸引高级人才，利用别人的基础设施、资本和资源。除了传统的国际商品和劳务交易及一些早期自由化行业外，许多原来局限在比较封闭的国家经济中的本地行业，也纷纷转变到了全球竞争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体系。甚至各国农业也受到全球化的猛烈冲击。如今全球化正在使那些具有超凡实力的生产者同20亿靠手工劳作的农民处于竞争地位[2].又据统计，“在全球可竞争的”世界经济值-即向产品市场、劳务市场和资产市场的全球竞争开放的世界经济值-将从1995年的大约4万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1万亿美元以上[3].自1948年成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关税如今已降到平均4%以下的水平，只有最初的1/10.许多进口限额取消了。补贴受到严格的约束。半个世纪中，商品出口增加15倍，这种增长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一起，把国民经济更紧密地同全球网联系在一起[4].

市场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经济调节机制；否则，国际市场便是无序的，剧烈的摩擦和争夺将妨害国际市场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国际市场仍然存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两种机制，它们仍然继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仅凭这两种调节机制显然不够，还需要新的调节机制，并且，原有两种机制应当同该新的调节机制互相协调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调节机制体系格局。

市场调节仍然是国际市场的基础性调节机制。但本文前面论述的市场的各种缺陷和局限性，对于国际市场依然存在，并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首先，国际市场同样存在着垄断和限制竞争以及不正当竞争，它们往往由于各相关国家的支持而更为严重。各国对于本国国内市场上的垄断和限制一般是予以反对的，但对于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却常常基于利已主义立场予以支持。在帮助本国企业的同时，国家还通过实行各种限制性政策，阻挠外国企业参与竞争。这些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给国际市场造成严重障碍，而这些障碍显然不能指望原有调节机制（无论是市场调节或国家调节）予以排除。其次，市场机制的唯利性和非理性这一缺陷，对于国际市场也造成严重后果。国际投资者对于利润的追逐，常常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经济行业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结构危机，造成国际性的比例失调和经济与社会的动荡。正如美国一位经济学博士戴维？科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只关注创造金钱的能力，而世界的真正财富在迅速遭到破坏。”[5]针对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西方七国一致承认民间资本的风险，认为：“发达国家的民间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国家的企业和银行等民间部门，此后又迅速撤出，是引发这次危机的原因。”[6]此外，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滞后性和被动性，不能使国际经济结构和运行得到预先和及时调节，难免引起生产过剩或投资不足，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

国际市场经济继续存在着各国的国家调节。但国家调节能够直接作用的领域仅限于该国的涉外经济活动，而不能独自直接对整个国际市场实行调节。即使对于各国的涉外经济的调节，也要考虑对方国家的政策和法律，要遵守国际商业惯例和本国参加或承认的国际条约，接受有关国际组织机构对世界经济的调节。如果某个国家凭仗强权而实施“域外管辖权”，将本国的某些调节措施和法律，强行适用于他国或国际社会，或者对他国动辄以“制裁”相威胁，必将招致他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因而最终也是行不通的。

综上所述，对于国际市场必须有新的调节机制。而事实上，自国际市场形成以来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调节机制的作用。二次大战后，以联合国成立为标志，这种调节机制正式建立。冷战结束后，它迅速发达，当前正日趋完备。这种调节机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国际性调节。

所谓国际性调节，或称国际调节，是指两个以上国家、区域性的全球性的组织机构，通过协商或以国际条约形式或藉助国际惯例，对国际市场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实行调节，以维护和促进国际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它是同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不同的第三种调节机制。

国际调节按照调节主体形态，可分为双边或多边国家的调节、区域性组织调节、全球性组织的调节三种。双边或多边国家调节，主要是协调两国或多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但它对整个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关系有着一定的影响，因些也属于国际性调节体系中一个方面。区域性组织的调节，直接作用于本区域内的经济结构和运行。如今全球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合纵连横，呈现大组合局面。它们各自对本区域的经济进行调节，并共同协调有关区域间的经济关系。因此区域性组织的调节对全球经济更直接生产重大影响。全球性组织的调节，主要是联合国及其有关专门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所实行的调节。这是当前国际调节的主要力量，并且，今后其调节力度和重要性会越来越加强。

国际调节按照其所针对的国际市场存在三方面缺陷所采取的基本调节方式，则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国际反垄断和限制竞争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排除国际市场障碍，让市场机制在国际经济中发挥调节作用。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调节方式。国际市场竞争秩序单靠某个国家的力量和国内立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依靠国际调节力量和国际立法。国际竞争立法其实早已起步。例如1947年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曾通过《哈瓦那》，其第5章即对限制性商业惯例作了规定。1951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曾起草《国际反垄断法协议（草案），并为进行国际限制性商业行为的实际调查而设置了临时专门委员会。1980年联合国大会第35届会议又通过《一套多边协议的控制限制商业惯例的公平原则与规则》。不过，以上这些法律文件都未能实施。1993年专家们起草了一份国际反垄断法典草案，希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多边贸易协议。虽然没有成功，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制定全球竞争法将成为下一轮世贸

组织谈判的一个重要问题。[7]

（二）国际机构的投资或由其发动的国际投资。这是参与（投资经营）式的调节方式，是调节国际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一种直接的、见效快的方式。这种方式包括两种作法：一是由国际机构以其所支配的资本，投入某些国家、地区或某些部门；二是由国际机构引导或发动一些国家政府或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如今全球不断扩大的市场促进国际投资迅猛增长。[8]国际机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们普遍认为应当加强对国际投资的引导和管理。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加强对金融部门的监督，并在处理危机方面发挥中心作用。[9]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呼吁加强对资本流动和货币交易的“全球管理”，国际社会应当考虑建立管理货币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全球性机构。[10]

（三）通过向各国和国际性经济活动主体提供信息、指导、援助或其他帮助，引导和促进国际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这是一种促导型的调节方式。当前国际调节虽然还不能象各国的国家调节那样，制定经济计划、经济政策并运用各种调节工具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但已有许多类似的作法。例如某些国际机构经常对世界经济作出预测和展望，有关公报和报告，提出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并为实现目标而规定各种措施，运用各种经济手段，通过协商、协调予以实施。

国际调节是国际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主要调节机制，但不是唯一的调节机制。对国际市场来说，我们应当明白，市场机制毕竟还是基础性的因素；各国的国家调节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三种调节机制必须互相协调、接轨和配合。国际调节如果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不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以之为基础，就不能达到有效调节的目的，还会把国际经济搞得更糟。国际调节也需要尊重和听取各有关国家的意见，并将各国的国家调节导入国际调节的目标体系中来；反之，各国的国家调节也应当主动地同国际调节协调一致，这在本文前头已经论及。

市场和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国际调节机制的发达和日益重要，以及它同市场调节、国家调节的结合，标志着调节机制三元化格局的形成。市场经济从其出现至今，在经历了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之后，如今又步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国际化市场经济阶段。

五、国际经济法的兴起与国际市场经济的法律保障体系

市场的国际化、全球化及其调节机制新格局的形成，引起法律体系又一次大变化。下面从国际经济法说起。

国际市场的国际调节需要法律加以规范和保障。这是一种国际性立法，它显然不能由各个国家单独制定。从制定主体和适用范围来看，关于国际调节的立法包括双边或多边条约、区域性或全球性条约。从国际调节涉及的经济领域和内容上看，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因此，国际调节立法便包括在以上各方面在关国际调节的规定。从国际调节所采取的三种基本方式和措施上看，立法包括下列三个基本方面的法律：（一）为规范和保障排除国际市场障碍，维护竞争秩序而制订的国际竞争法，包括国际反垄断法、国际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反倾销、反补贴法等。（二）为规范和保障国际投资经营活动而制定的国际投资经营法，它规定有关国际投资政策、投资秩序和投资经营组织形式等内容。（三）规范和保障国际性的经济促导和调控活动的立法，包括有关国际经济资讯的统计和，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展望，对各国或各地区经济发展、调整和改革的建议和政策，以及为促进国际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而采取其他重大举措的立法。这些可统称为国际性的促导或调控立法。

关于国际经济调节的立法，从法律部门属性分析，属于国际经济法。中外学者对国际经济法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很多分歧，形成多种学说。[11]按照本文以上思路，应当认为，国际经济法乃是规范和保障国际经济调节之法。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需要国际调节，国际调节需要法律加以规范和保障，国际经济法于是产生并随着国际调节机能发达而发达起来。

国际经济法调整在国际调节过程中发生的有关社会关系，简称国际经济调节关系。这是在国际调节主体同被调节主体之间发生的关系，是一种调节与被调节关系。国内外的国际经济法学界普遍地认为国际经济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所谓国际经济关系，是一个涵义很广的概念，它除包括国际经济调节关系外，还包括大量的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般商品货币关系，即国际市场中各平等主体之间的一般经济交往关系。后者其实应当属于国际民商法调整的对象。

国际经济法同国际民商法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法律部门。除了它们在调整对象上不同之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功能和任务、价值、法律理念及适用原则等方面也有所不同。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民商法的产生和发展虽然都基于市场和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这一共同背景，但前者是为适应国际调节的需要；后者是为适应国际商品货币关系的需要。前者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国际调节，以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协调、稳定和发展；后者的功能和任务则是规范在一般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平等主体的经济行为，维护各主体（个体）的正当权益和正常交易秩序。前者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国际经济社会总体的效率和公平；后者侧重于各经济活动个体的效率和公平。前者的立法理念是各个体的自由、效率和公平、已经不能当然地导致国际经济社会总体的和谐和发展，需要从国际社会共同和总体利益出发，对局部与全局、个体与总体之间的关系予以调节和协调，从而达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和谐；后者的立法理念则是，只有维护各个体的充分自由和权益，才能维护和促进国家经济和谐和发展。前者贯彻国际社会总体和共同利益优先，兼顾各方利益的基本原则；后者则贯彻平等、自愿、互利、诚实信用等原则。总之，如同本文作者过去在批评中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大经济法”观点时所论述的，国内经济法同民商法的联系和区别的情形一样，[12]国际经济法同国际民商法的关系也是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把国际民商法调整的内容纳入国际经济法之中，也是一种“大国际经济法”思想，这即使对于国际经济法自身的发展和体系的完善，其实也是不利的。

西方国家的学者多从法律关系主体的种类和性质这一角度来定义国际经济法。由此划分为狭义说与广义说。狭义说认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限于国际法主体，即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和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才由国际经济法调整；而广义说则认为，还应包括私人（自然人和私法人），即国际经济法除调整国家、国际组织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外，还调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我认为，按照主体标准难以作出明确界定。国际调节主要是协调国家与国家、国际组织与国家或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但也必然涉及私人（特别是跨国公司），如国际反垄断、反倾销等国际调节措施，就直接同该实施垄断或倾销行为的私人发生法律关系。可见私人也可以成为国际经济法主体。另一方面，广义说把不同国籍私人之

间的经济关系（一般经济交往关系、商品货币关系）统统纳入国际经济法调整对象，显然范围过大，它把应属国际民商法范畴的部分也纳入国际经济法之中了。

我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者也存在同以上类似的各种学术观点。例如，以姚梅镇先生为代表的广义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社会中关于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3]他们把包括私人与私人之间关系在内的各平等主体间的一般商品货币关系也涵盖在内了。而以李双元先生为代表的“大国际私法”说，则主张把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包括涉外民事、商事关系，视为国际私法范畴。[14]我认为后者实际上重视了按照社会关系的不同性质和种类来划分法律部门，因此更具合理性。

中外学者在论及国际经济法时还涉及如何看待各国涉外经济领域的问题。涉外经济本是涉及两国或两国以上因素的经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即为一种国际经济关系；不过，所谓涉外乃是从各本国立场出发的，涉外经济又属于本国经济范畴。各本国的法律当然要对它进行调整。其中，经济法调整涉外经济领域的国家调节关系；民商法调整该领域的一般商品货币关系。由于各国法律对涉外领域的调整，必须考虑相关当事人所属国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态度，必须遵守国际商业惯例和其他民商事规则以及接受国际调节，所以各国调整涉外领域的经济法和民商法等，需要同国际民商法和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相协调。另一方面，各国的涉外经济又构成整个国际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各种有关国际立法需要予以调整。其中，国际民商法调整涉外领域的一般商品货币关系；国际经济法调整该领域的国际经济调节关系。可见把关于涉外经济的立法完全视为国内法或完全视为国际立法，或者把它完全划归国际经济法或完全划归国际民商法，都是不恰当的。[15]

同市场的国际化、全球化和国际调节日益发达相适应，作为规范和保障国际调节的法律即国际经济法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国际市场经济在法律上的显著特点。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保障，但它不是唯一的。国际市场经济需要多种法律部门，它们互相配合，形成有机的法律保障体系。

首先，由于国际市场经济除国际调节外，还需要市场调节，并且后者是基础性的调节机制，为保障市场调节，必须维护自由竞争秩序，所以国际民商法非常重要。随着国际化、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国际民商法迅速发达起来。但由于国际的市场调节需要国际调节协助和配合，所以国际民商法的一些原则和规定也需要作出某些调整和修正。由于国际民事，商事活动增多，各国民商法规定的冲突增多，因此国际冲突法规范发达起来。狭义的国际私法正是指这些冲突法。鉴于国际民商法与冲突法都主要涉及私人经济领域，因此如我国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将该二者同归于国际私法范畴，也未尝不可。

其次，由于国际市场经济同时仍存在着各国的国家调节，因此各国的经济法也是国际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不可忽视的法律部门。但在市场国际化、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国家调节对内必须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对外必须考虑国际因素-包括国际上的市场调节和国际调节，所以各国的经济法除对内应同本国民商法很好配合外，对外应同国际民商法和国际经济法接轨和协调。

除上述法律部门以外，国际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包括其他如国际公法、国际刑法、国际环境法等等，也还需要各国的其他各种国内法，包括行政法、刑法、环境法、诉讼法等的配合。以国际公法为例，国际公法对于国家和各国之间政治关系的维护和调整，对保障国际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应当包括国家在政治上独立自主和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独立自主。但过去在传统国际公法中，主要注重政治性内容，而经济因素往往被忽视。以1974年联合国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简称《经济》）为代表确立了“经济”概念，这是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传统概念的发展。随着市场和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公法如今日益重视各国和国际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关系。这是国际公法的一个重要变化趋势。另一方面，在国际化和全球化形势下，国际公法的许多原则和制度还发生了其他一些变化，例如国家行使的绝对性如今受到一定限制。当今世界各国的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任何一国的行使都不应妨害其他国家的正当行使，不能损害我们人类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和长远利益，它应当受到各国相互间的和国际性的一定制约。当然也应当警惕和反对另一种倾向，即借口全球化和“相对论”而不尊重他国，进行干涉侵犯，推行霸权主义。

国际社会由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组成。各国的国内法对于本国境内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有助于整个国际社会秩序包括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特别是各国的涉外经济领域，更同时又直接属于国际经济关系的范畴，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各国有关国内法同维护国际市场经济秩序有密切关系。为适应全球化形势，各国的各种国内法也面临自我调整和变革的任务。在国内法中，特别是各国的民商法和经济法是调整涉外经济领域的两个最主要的法律部门。各国的民商法应当同国际民商法协调或接轨；各国的经济法应当同国际经济法协调或接轨-因为如各国的国家调节必须考虑和接受必要的国际调节。这些都说明，各国国内法需要更新，需要面向国际一体化方向调整和演变。这应当说是个总的发展演变趋势。当今世界之交，这种演变趋势已非常明显。可以断言，21世纪将是人类社会法律进一步国际化、全球化的新世纪。

综上所述，随着市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市场经济的法律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日益完备。这一体系以国际民商法和国际经济法为主，并配合以其他国际法以及各国的经济法、民商法等多种国内法；以上各种法律并适应全球化进程各自不断完善和作出调整，由此组成一个动态的和谐的法律体系。

注释：

[1]商品经济相对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而言，主要是从生产目的是否为了交换以及交换是否按价值尺度进行这一角度划分的；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主要是从调节机制模式角度划分的。发达的即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的商品经济，即为市场经济。

[2]据法国学者马祖瓦耶和鲁达尔的分析，当前欧洲、美国等地农业人口的人均生产率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已高达500：1.全球化将使世界上有一半的农民注定要破产、失业或迁居。（法国《新观察家》周刊1998年3月5日文章：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3月“农业改革与粮食问题”系列报道10）

[3]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9月22日文章：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10月12日报道。

[4]英国《金融时报》1998年5月18日文章（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5月24日报道）。

[5]《全球化资本主义导致人类日益贫困》，原发表于日本《世界》月刊8月号：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8月2日报道。

[6]引自西方七国首脑1998年2月伦敦会议发表的公报。

[7]美国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布赖恩？拉赛尔在1997年7月31日的美国《商业日报》发文，谈波音、麦道两家飞机公司合并的启示，认为制订全球竞争法应当成为世界组织下一轮会议的首要议程。（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8月4日）。

[8]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称，外国直接投资流量1995年比上一年猛增40

%.1996年又增长10%，达3490亿美元，如果包括外国公司向海外附属机构的投资，外国投资总额达1.4万亿美元。该报告还分析了1996年国际投资的地区分布，除美国欧洲国家继续吸收了较大的投资额外，发展中国家投资增长较快，比前一年增长34%，其中亚洲、拉丁美洲尤为突出。（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9月23日报道）。

[9]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4月19日报道。

[10]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4月11日报道。

[11]参见曾华群著：《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12]参见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33页。

[13]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4]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5]参见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1页，第615-6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