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民事案例分析范文

涉外民事案例分析篇1

一、国际私法教学本土化的必要性

本土化的本意是将某一事物转换成符合本地特定要求的过程。国际私法教学本土化就是将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与我国国际私法教学特点和改革需要相结合，使其适应我国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过程。国际私法教学本土化既是国际私法本土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教学改革的需要。

( 一) 教学本土化是国际私法本土性的必然要求

不同国家的法具有不同的法的特质，从法的意识到法的制度，无不打上民族的烙印，呈现内在联系的各种鲜明的个性，法律必然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它依赖并根植于民族的共同意识，这就是法的本土性。每个国家的法律都具有民族性，作为国家部门法的国际私法同样具有这种特性。尽管全球化趋势使国际私法的国际性增强，但作为调整国家涉外民事关系的部门法，其仍然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我国的国际私法随着涉外民事关系的不断发展，经历从昔日的封闭、保守到开放、包容; 从传播西方国际私法理论和立法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涉外民事法律体系。不可否认，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在很多方面借鉴和移植外国的立法经验。法律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一项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必须来源于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并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我们的借鉴和移植是建立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资源基础上，体现我国的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这就是国际私法的本土性。这种本土性要求改变传统教学中以讲授西方国际私法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国际私法制度为主的教学内容，改变脱离本土的理论和制度灌输，讲授的内容应立足于将西方的国际私法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发展中国特色国际私法理论，注重学生对我国国际私法制度的理解和掌握，使学生学会运用所学更好地解释和解决我国涉外民事交往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只有实施国际私法教学内容本土化，才能有利于我国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更好地体现国际私法的本土性，促进涉外民事关系的发展。

( 二) 本土化是国际私法教学改革的需要

教育部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提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多元化法律人才需求的回应，把培养涉外法律人才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突破口。涉外法律人才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熟谙国际法和国内法，还要具备能够运用法律知识分析、解决复杂的国际性事务的实践能力。经济的发展既促进我国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发展，也产生更多需要法律调整的涉外民商事关系。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我国与沿线国家及其他相关国家之间的涉外民商事争端的解决及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也会进一步增多，对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会更加迫切。国际私法作为调整涉外民事关系，解决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其地位更加凸显和重要。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国际私法教学任务应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国际私法专门人才，即熟悉国际私法基本理论、制度和现行法律法规，具有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运用国际私法理论和知识解决涉外民商事交往中实践问题的国际私法人才。这种功能定位决定国际私法教学应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此要改变传统传授知识接受知识教学模式。近些年，在国际私法教学改革趋势下，有的教师将国外教学模式引进国际私法教学中，还有的学者借鉴国外教学模式提出3D 教学模式问题教学模式等，但无论哪种教学模式都要符合中国国情、教情，即所采用的教学模式要本土化。只有这样，才符合国际私法教学改革真正目的，也才能实现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国际私法专门人才的目标。

二、国际私法教学本土化存在的问题

( 一) 教学内容缺少中国特色

教学内容是教师要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灌输的思想和观点、培养的习惯和行为的总和。国际私法教学内容应是教师通过一定方式传授给学生的国际私法理论、各种制度以及各种观点等。教学内容的安排和设计对国际私法的教学效果非常重要，因为通过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直接关乎教学目的的实现。由于国际私法对我们来说是舶来品，无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各种理论学说都源自国外。尽管我国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但仍然没能改变空降兵的本色。在教学内容方面仍然是主要介绍西方国际私法理论产生和发展，很少探讨中国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探究外国法律适用制度多于对我国法律适用制度的分析和研究。

1. 国际私法教材的体系和内容不符合本土教学的实际

需要。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发挥实际作用的教学内容，教材内容是教学内容的主要部分。我国的国际私法深受苏联的影响，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国际私法教材主要以苏联隆茨教授主编的《国际私法》为蓝本，教材体系和内容几乎完全照抄照搬苏联。改革开放后，受国际私法统一化和欧美学者观点的影响，国际私法教材体系和内容不再拘泥于阐述冲突法理论和制度，还增加国际统一实体法部分，而其内容和国际经济法教材相关内容是重复的。这样的设计不但使教材内容过多，显得过于庞杂，而且从教学的实际需要角度缺乏科学性，无法在有限的课时里完成。另外，教材内容在冲突法基本制度、具体领域法律适用制度及国际民事诉讼和仲裁等部分，仍以外国立法、外国学者理论为主，对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学者的理论观点涉及较少，基本处于介绍层面，缺乏深入的阐述。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经颁布和实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规则得到完善。大部分教材对这些变化的体现主要是列举性的，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使学生对本来就晦涩难懂的国际私法更加产生距离感，也很难让学生了解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

2. 教学内容缺乏对我国实践的关注

国际私法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抽象的理论要结合一定的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国际私法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它主要通过冲突规范调整涉外民事关系，而冲突规范的特点是不直接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只规定应适用何国法律，必须结合具体案情，才能知道权利义务内容，只有借助案例，才能真正理解法律适用规范是如何通过间接方式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发展中国家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内生的法律秩序都极端欠缺的前提下开始法治进程的，法治的实现过程是一种移植和借鉴的变法过程，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加于社会的，法律教育在社会的法律实践还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必然缺乏有力的社会实践作为支撑而不具有实践性。我国的国际私法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在设置国际私法课程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国际私法实践，教学中没有太多的中国案例支撑，加之国际私法本来就是在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许多法律适用制度和规则源自一些经典案例。教师在讲授国际私法理论时自然以介绍和分析外国经典案例为主，少有联系中国的国际私法实践。虽然我国涉外民事法律不断完善，既为我国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提供法律依据，也丰富涉外司法审判实践，但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教学内容对我国实践的关注仍然不够。

( 二) 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与本土融合不够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是与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相一致的。我国传统教育理念是共性教育，追求整齐划一，注重知识传授。教育思想受儒家教育思想影响，强调师道尊严，师生关系表现为教化与聆听。国际私法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只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为了改变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适应法律人才培养的需要，学者们提出一些改革教学模式的设想，如3D教学模式、问题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等。这些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国外的经验，目的是要把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只注重学生接受和记忆知识，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和自主学习能力。但是，国外一些国家采取的教学模式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具有本土特征的教育制度。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为例，该模式的本质是以学生为中心，由学生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安排学习，教师只是指导者和教学活动的设计者。美国秉承个性化教育理念和参与式民主教育思想，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美国实施后取得非常好的教学效果。我国如果完全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即便转变教育理念，也会由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教学资源、教学条件等原因造成水土不服而难以实施。国际私法教学模式的选择如果脱离本土实际情况，很难真正解决国际私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教学模式决定教学方法的选择。如果教学模式与本土融合不够，教学方法的选择也同样会存在是否适合本土的情__况。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国际私法教学改革要求改变传统的灌输式讲授方法，采取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诊所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等在高校的国际私法教学中得到应用，也取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总体来说，这种效果并不带有普遍性。教学方法要受到师资力量、学生的知识背景、教学资源等因素影响。有些教学方法在其他国家适用，但不一定适合我国实际情况，或者适合于其他部门法的教学却不适合国际私法。例如，诊所式教学法是兴起于美国的一种通过设立某种形式和内容的法律诊所，使学生通过真实的当事人和案件学习运用法律的教学方法，在国内一些高校的法学院已经得到适用。但这种方法如果在国际私法教学中采用，先不说师资力量、学生知识背景等影响因素，单就典型的适合学生处理的国际私法案源就会限制这种教学方法的适用。如果教学方法的选择缺乏本土资源的支持，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三、促进国际私法教学本土化的建议

( 一) 明确国际私法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是指教学过程结束时所要达到的结果或教学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教学目的对整个教学活动起着统筹全局的作用，其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有合理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教育目的。教学目的既是教学过程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要更好地促进国际私法教学本土化，就要首先明确国际私法教学目的。按照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涉外法律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就是要熟悉和掌握中国的涉外法律，并能准确运用这些法律分析和解决对外交往与合作中各种复杂的具体问题。国际私法教学肩负着培养涉外法律人才的使命。笔者认为，国际私法教学目的是理解国际私法基本原理和各种学说，依据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及在各国实践中形成的国际惯例，从法律适用法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等方面，使学生全面掌握我国各种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原则并能灵活运用，对国际民事交往中产生的问题，能够正确地分析、解决和应对。

( 二) 完善本土化教学内容设计

1. 调整教材体系和内容。目前，大部分国际私法教材的主要问题是体系比较庞大，内容多，不适应教学的实际需要，存在本土化不足问题。笔者认为，应按照教学内容本土化要求整合教材体系，不宜单独设置国际统一实体法部分，这部分内容可以通过国际经济法课程来学习。对法院来讲，是否受理某一涉外民事案件先要确定是否有管辖权，只有确定具有管辖权之后，才涉及法律适用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在体系的安排上，可以借鉴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学者起草的《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按照一般民事案件受理和审理的程序，将国际私法教材体系分为五个部分，即概论、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法律冲突和冲突规范、国际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国际民事司法协助。这样的设计更有利于学生对涉外民事法律冲突解决方法及程序的理解。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颁布和实施及其他单行法规中的国际私法规则，已经使我国具有较为完善的国际私法体系，司法实践也积累法律适用的经验。教材内容有必要加强对中国国际私法理论、规则和实践的阐述和探讨。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学理论学说都需要在本国的土壤里成长，经过不断完善用以指导本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司法活动。教材内容要改变传统的以西方国际私法理论和制度为主的状况，关注中国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当然，这方面还需要学者们努力，不断创新，提出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理论。教材中除了有外国经典案例，还应有来源于中国的案例。运用本土案例，有助于增加学生对国际私法的感性认识，有利于提高学习兴趣，更容易学会如何运用国际私法原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2. 在教学中要不断充实中国实践发展内容。教学内容不仅指教材内容，还包括教学中教师传递给学生的教材以外的信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和实施的时间不长，在法律适用的实践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国际私法教材内容不可能完全与司法实践发展同步，在法律的实际适用、适用的障碍、法律规定与现实的距离等方面，还需要教师在教学时将实践所出现的新问题融入到教学内容中，使学生能及时获取国际私法实践发展中新的信息和发展趋势。

( 三) 加强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与本土的融合

教学模式是基于一定教学理论而建立起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的框架和程序。作为结构框架，国际私法教学模式要从宏观上把握教学活动整体及各要素之间内部关系和功能，作为活动程序，则应具有有序性和可操作性。作为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每个教师在教学中都会按照一定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不同的是是否科学合理。现代教学模式发展趋势是由单一教学模式向多样化教学模式发展，由以教为主向重学为主的教学模式发展。我国国际私法传统单一的、只重教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法学教育发展的需要，为此，一些高校借鉴国外的经验进行尝试。笔者认为，借鉴很有必要，但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一是不能忽略法律文化背景、教育制度以及教育资源、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法律是有民族性的，法学教育也同样带有民族烙印，教学模式的选择要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和制度传统，否则就会由于盲目而流于形式。 二是不能片面否定传统教学模式。传统的以教师和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由我国的法律渊源、法律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决定的。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需要教师通过课堂释义法律内容、原则及条文的含义，学生只有理解和掌握这些系统知识，才能形成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现有的法律资源、条件和制度传统，国际私法教学模式应以教师和课堂为主，以其他教学模式为补充。教__师通过课堂讲授国际私法理论和制度，但不是传统的仅以教师为主体，而是将教师和学生共同作为教学主体。这种双主体教学模式强调让学生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通过一定方式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例如，在分析案例时，可以先让学生发表观点，然后由教师点评; 或者由学生阐述对法条的理解，由教师加以纠正和指导。在基本教学模式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和教学内容，可以采取其他教学模式作为补充。例如，可以针对国际私法热点问题或有争议问题采取讨论、对话、辩论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只起到引导和组织作用。这样既保证学生对国际私法知识的系统掌握，又能利用有限资源锻炼能力。

与此相适应，教学方法的选择也应注意与本土实践的融合。教学方法的探讨一直是国际私法教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各高校在国际私法教学实践中也在不断尝试，借鉴西方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诊所教学法等，在教学中得到适用。这些方法在西方许多国家普遍适用，符合他们的教育理念及法律文化背景，是符合其本土性要求的，但要在我国适用就要考虑与我国实践相融合。以案例教学法为例，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在教学中普遍采用案例教学法。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渊源主要就是判例，采用案例教学法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同类案件而分析案例。我国以成文法为主，案例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法条，不能完全否定讲授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法要根据学生的知识背景和可操作性，选择适合学生分析的中国涉外民事案例。在教师的引导下，先由学生概括案情及争讼问题，然后发表意见和评论，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和归纳，揭示案例的法律适用规则及涉及的法律原理。国际私法教学方法改革不是要完全否定传统的教学方法，而是要在中外不同教学方法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契合点，实现教学方法的本土化。

涉外民事案例分析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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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

[5]案件信息来源于“Wultz诉中国银行案”裁决书。

注释：

1.“Next Friend”是拉丁语”Guardian Ad Litem”的英文表述，意指代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人行诉讼事务的人，相当于法定人。

2.笔者注

3.Wultz I， 811 F. Supp. 2d at 847 （quoting Curley v. AMR Corp.， 153 77F. 3d 5， 12 （2d Cir. 1998））

4.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44条

5.http：///paper/html/2013-01/07/content_56241.htm. 最后访问期限 2017年1月20日

涉外民事案例分析篇3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深入发展，社会民众的宪法意识逐渐增强，许多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如农民工权利的保护问题、受教育权的问题，等等，都被纳入宪法的视角进行讨论。而被称为“中国宪法诉讼第一案”的“齐玉苓案件”，更是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长期关注与讨论。“宪法的司法化”，这个被某些宪法学者质疑其学术严谨性的概念，一度成为全国媒体炒作的焦点。与此同时，宪法学界的同仁们也在积极引入案例分析、事例分析或者实例分析等教学方法，积极推进宪法的教学改革，使宪法学的教育一改往日“政治说教”的“枯燥平板”风格，吸引了广大学生的浓厚兴趣。本文拟对宪法事例的法理内涵进行初步分析，以探讨事例教学的内在原理，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促使这一新型教学方式更加规范化与科学化。

一、有关“宪法事例”及类似概念的诸种争http://议

在2006年6月，笔者有幸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办的“宪法学教学改革研讨会”，在会上聆听了韩大元教授等人对于宪法案例教学所发表的精辟见解。从与会各位宪法学同仁的观点来看，宪法教学中到底是是使用“案例”、“事例”，还是“判例”、“实例”或者“范例”，学者们之间似乎还存在着较大分歧。wWW.133229.Com在相关论述中，尤以韩大元教授与郑贤君教授的观点最富有典型性。韩大元教授认为：“宪法案例是指涉及到宪法问题并且对有关宪法问题存在分歧性认识的具体的宪法事实和宪法行为，宪法案件是涉及到宪法问题并存在分歧性认识的宪法事实和宪法行为提交宪法审判程序加以解决的具体事例。…而宪法事例是指涉及到宪法问题但是并不一定存在分歧性认识的宪法事实和宪法行为，也可根据宪法原理虚拟的一种事实状态。”而在郑贤君教授看来，在宪法学教育中，“实例’一词更能反映宪法学的教学需要和特质。‘判例’是法院做出的有关宪法案件的判决及其从中抽象出来的原则。在判例法国家和有些成文法国家，法院作出的判例起到补充成文宪法的作用，具有法律效力。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判例。‘事例’是实践中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事实，它们不是法院作出的，但其中蕴涵着宪法原理，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以宪法原理为标准对这些事实进行分析、评判，并做出结论。‘范例’是教学过程中经常使用，但范例包括的范围很广，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不是真实的，经常是为了说明一些原理而虚构出来的。‘实例’则是在对应宪法学原理的抽象性意义上而言的，用以概括宪法学教学中的有关实践内容的例子最为贴切。”她还认为，“实例”中的“实”与“名”相对应，包括判例和事例，实例教学的功能在于可以增进学生对宪法原理和宪法价值的认识能力和感受力。

笔者无意于质疑韩大元教授与郑贤君教授的相关观点。只是从本人有限的宪法教学经历而论，笔者更加倾向于使用“宪法事例”这一概念来指代这一种新型的宪法教学方式，原因在于：从法学教学方法来看，我们常说的“案例教学方法”，主要源自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是指从司法判例中寻求裁判规则与法律原理，它是英美法系大学法律教育中的主要教学方法。故而，从法学教育的实践来看，“宪法案例”与“宪法判例”两个概念并无太大的区别。至于“宪法实例”，其范围不仅包括“司法案例”即“司法实例”，而且还包括其他的宪法实例，因宪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其实施不仅有赖于司法机关的保障，而且需要其他国家机关与全体公民积极履行宪法赋予的职权或者权利，共同捍卫宪法的至上权威。于是，其他机关履行宪法职能的行为、公民履行宪法权利、捍卫宪法权威的行为，都得以构成宪法上的“实例”。所以，宪法实倒的范围一般较“宪法案例”更为广泛。但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不仅“是对历史各阶段的生活经验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规范政治和社会基本形态的基本法，“对于解决未来时代政治上与社会上的难题具有开具处方的意义”。宪法学教师在讲解宪法学原理的时候，不仅需要引证已经发生的宪法实例，而且有的时候需要“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第二十六》)，大胆预设可能发生的宪法事例。换言之，宪法规范的功能决不仅仅在于解决已经发生的各种争议，更在于“防患于未然”，防范未来社会可能会发生的各种问题。于是，虚构某种宪法实施状态或者对真实发生的宪法实例进行加工改造，以适应宪法教学的需要，就成为宪法教学中的一种必要措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以为，“宪法事例”较“宪法实例”、“宪法案例”而言更加符合改进宪法教学的需要。

二、宪法事例的范围

虽然宪法事例教学方法已经在我国宪法教育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是，我国学界对于我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宪法案例”等等问题，显然还存在着很多不同意见。笔者认为，撇开宪法理论上的诸多争议不论，就其法理内涵而言，宪法事例不仅包括宪法案例，而且可以包括存疑案例与涉宪事例。

第一，宪法事例包括宪法案例。宪法教学中涉及到外国宪法相关原理的介绍与讲解之时，宪法案例构成最重要的宪法事例。例如，在美国宪法史上，1801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涉及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以及此种制度模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以及随后的1957年“小石城事件”涉及到种族歧视及宪法平等权问题，等等。这些案件都是可以直接应用于宪法教学中的重要案例。当然，外国的宪法案例散见于有关外国宪法的专著或译著之中，需要我国宪法学者长期关注与深入探讨，特别是对外国宪法学界对其本国的宪法案例有何种理论争议、持何种理论观点进行跟踪研究，方能览其全貌、得其精要。

第二，宪法事例包括存疑案例。我国是否存在真实意义上的宪法案例?我国宪法学界对此还存在不同观点。例如，郑贤君教授就认为：“特别是在实行司法审查的国家里，普通法院或者宪法法院以宪法规范作为依据审理案件构成法治国家法律实践和法律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实践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实践例证，它既印证着宪法学理论，也是宪法学理论发展的活头源水，还为宪法学教学提供了大量可以引用的例证。由于我国缺乏违宪审查，这方面的例子自然匮乏几近于零。”而另一位宪法学者王禹先生则认为：“我国《宪法》序言规定，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当然包括了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其审判活动以宪法为其根本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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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此可以推断出法院应当有权援引宪法作出判决。”王禹先生还收集了三十多个在法律文书中援引了宪法的案例。其实，郑贤君教授与王禹先生的不同观点也体现了我国宪法学者在“宪法案例”概念上的重大分歧：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体制之下，人民法院是否具有违宪审查权抑或是否可能具有违宪审查权?宪法到底是纯粹的公法还是兼具有“公法”与“私法”的双重属性?我国是否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宪法案例”?从对“齐玉苓案件”的相关观点来看，我国宪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就存在许多不同观点。笔者以为，我国宪法学界所存在的这些理论争议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之特殊国情所致。由于宪法文本对相关问题规定不明，而拥有宪法解释权与违宪审查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相关争议亦从未明确表明其认识与态度，这是理论分歧长期存在而且不能得到解决的现实原因。换言之，在有权机关作出权威解释之前，这种理论争议是无法消除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宪法教师在宪法教学中援引这些案例，并根据自身的理论观点进行讲解与评述。存疑案例的大量存在，或许是我国当前宪法事例教学中的一个典型特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并考量着我国宪法教师的理论素养与人文襟怀。

第三，宪法事例包括涉宪事例。如前文所云，宪法事例的范围虽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宪法的司法实例或者司法判例，但是，从理论界与实务界所关注的重点来看，宪法事例主要是与一个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紧密相关。或者说，最为典型的宪法事例，仍然是在各国违宪审查实践中所发生的重大案件。所以，在不同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之下，其典型的宪法事例之范围也必然有所不同。例如，在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体制之下，宪法事例显然包括了有关总统选举、议员选举以及全民公决等行为之合宪性争议的事件；而在德国的宪法法院体制模式之下，只有对有关法律之合宪性争议的事件才属于典型的宪法事例；反之，在美国普通法院为主体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之下，一切公权力机关涉及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案件(包括行政案件)均得属于宪法案件。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尚在形成之中，学者们对于人民法院能否直接适用宪法规范审理案件还存在着诸多争议，所以到底哪些属于典型的宪法事例尚处于存疑状态。笔者以为，宪法教学中运用宪法事例的目的在于生动、明白地阐述相关宪法原理，而不一定在于阐释或者建构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故而，所有涉及宪法条款的案件，均可以成为宪法教学中的宪法事例，例如周伟教授所的“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案”、“张家祥等人诉峨眉山市峨眉山风景旅游管理委员会案”，等等。虽然这些案件都属于行政诉讼案件，但是都涉及到了有关宪法平等权问题，所以均可在宪法教学中，特别是在有关宪法平等权原理的讲解中加以应用。

三、宪法事例教学的方法与步骤

韩大元教授认为，宪法个案的具体分析步骤包括如下因素：阅读个案，把握论据，寻求条文，确定焦点，综合判断，最后是检验、发展宪法学原理。而郑贤君教授则认为，在宪法学教学过程中，应有针对性地结合相关的宪法概念和原理引用宪法实例进行讲解，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概括、提炼。这方面应分以下步骤：选择合适的实例，介绍实例事实，结合宪法概念、原理、规范对事实进行涵摄，得出结论或者发现宪法问题。这些方法无疑都是极富启发意义的。笔者认为，宪法事例教学一般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寻找宪法事例 虽然韩大元教授认为可以将宪法案例作为课程的核心，围绕案例进行讨论分析，但是从宪法教学实践的一般情形而言，宪法事例的运用主要是为了说明宪法原理或者探讨宪法制度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故而，在宪法教学中，通常是为了配合某些章节教学的需要，先去寻找与这些章节之宪法原理相对应的宪法事例。

第二，寻找宪法规范依据并进行规范分析我国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先生曾经介绍了所谓之“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请求权”是指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而“请求权基础”(anspruehsgrundlage)，是指得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易言之，即谁得向谁，依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他认为这种方法能够“有助于培养法律人应具备的归纳、演绎以及来回穿梭于抽象规定与具体案例问的思考能力”。其实，寻求“请求权基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找法”及进行法律解释的过程，它体现了法律学者尊重实在法规范的思维品格，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思维训练方法。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宪法学在学科品格上先天不足，而现行的违宪审查机制与宪法司法适用实践又面临诸多问题，我国宪法学者在分析宪法事例的时候往往是长于原理阐述，短于规范分析。更有甚者，甚至无视现行宪法条款的基本文义，恣意拔高或者贬低我国宪法相关制度的宪政价值。如此讲解，当然无法收到宪法事例教学的良好效果，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正确的宪法思维。

第三，对于宪法事例进行评价在我国的宪法诉讼机制建立健全之前，权威宪法解释的缺失必然是宪法学者在寻求宪法事例之规范依据时无法回避的困境。故而，在宪法事例分析的过程中，宪法教师还需要依据我国宪法制度中所蕴含的价值准则，甚至借助于外国宪法案例及其所蕴含的通行的宪法规则、宪法原理对宪法事例进行评价，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宪法价值观念。

总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基本的体制改革没有完成之前，在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建立健全之前，宪法文本中所蕴含的许多矛盾无法通过学理争议予以消除。然而，在这段时间之内，宪法学者以及宪法教师并非无所作为。通过宪法原理的讲解弘扬宪政精神，通过宪法事例的剖析培养学生的宪法思维，乃至于通过宪法事例的讲解进行宪法价值评价，都是宪法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涉外民事案例分析篇4

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 特点 课堂教学 目标 方法

刑事诉讼法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其在整个教学计划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本课程的教学，应以课堂教学为中心，并根据其特点和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做到重点突出，精讲多练，方法多样，粗细有别。

一、刑事诉讼法学科的自身特点

刑事诉讼法是研究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学科，其教学除了象其他法学学科一样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之外，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另外，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法，涉及到的是程序上的法律关系，而不象刑法、民法等涉及的是实体上的法律关系。但也正是由于此点，使得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看似简单，实际上相对于实体法来讲更具有抽象性。特别是对于本科学生从中学直接到大学，缺乏社会阅历和经验，对诉讼程序更是缺乏直观性的认识，对刑事诉讼法的理解往往不如对刑法、民法等实体部门法理解的好。在对刑事诉讼法的教学和学习中，该学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不容忽视。由于刑事诉讼法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犯罪如何追诉，其关乎着基本人权问题，所以，立法和司法都对刑事诉讼的程序进行了繁杂和精密的设计。这就导致了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不只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中，还有大量的规定以最高法和最高检司法解释的形式存在，甚至司法解释的内容已经超过了刑事诉讼法典本身。因此，在刑事诉讼法的教学和学习中就不能只关注刑事诉讼法典，更多的还是要看司法解释。由于涉及规定众多，又很分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刑事诉讼法进行教学和学习的难度。

二、刑事诉讼法课堂教学的主要目标

针对刑事诉讼法学科的自身特点，对于法学本科生刑事诉讼法的课堂教学主要是要达到以下目标：

（一）使学生掌握和了解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提高学生法学理论素养

刑事诉讼法课堂教学以刑事诉讼法典及刑事诉讼法学相关理论作为该门课程教学的最基本的内容。通过对诉讼基本理论的讲授，既可以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具体诉讼制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法学理论素养。与此同时，还可以有选择性地讲授教材提及的国外刑事诉讼基本理论和原则，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扩大视野。

（二）以素质教育为主，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的，使学生熟练掌握刑事诉讼具体制度和程序。刑事诉讼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具有很强的实务性，因此，在教学内容上，既要有基本原理的提示和讲解，更要有案例分析和讨论。在刑事诉讼法的课堂教学中，只有走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法条与案例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有效提高学生运用所学律知识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三）把刑事诉讼法教学和学生的就业、考研联系起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应试能力。现今的司法考试、刑诉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甚至还有公务员考试，都会考察刑事诉讼法。对于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在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因此，刑事诉讼法授课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按照司法考试的要求，有针对性地训练学生的答题能力。特别是对于司法考试考察法条细致的特点，在教学中要使学生关注知识的细节，关注法条的细微差别，使学生养成一个认真细致、严谨的做事习惯。当然，这样进行教学也对刑事诉讼法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研习教材，还要研究历年来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试题。对于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由于其对刑事诉讼法的考察偏重于理论，所以刑事诉讼法授课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注重讲授法条，分析案例，还要有选择性地教授国内外的诉讼理论，介绍专业前沿问题。至于公务员考试，由于其对刑事诉讼法的考察比较简单，而且刑事诉讼法在其中所占比例通常很小，因此，对于涉及刑事诉讼法的有关公务员考试试题，授课教师只进行简要提示即可。

三、刑事诉讼法课堂教学的主要方法

（一）讲授法

讲授法可以说是所有法学学科教学中最基本的教学方法，对于刑事诉讼法教学亦是如此。讲授法有其自身的优点，比如法律知识的传授、法律思维方式的养成、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是依靠讲授法完成的。但讲授法也存在弊端，就是容易使课堂教学演变成“填鸭式”或者“满堂灌”式的教学。所以，刑事诉讼法授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只是自己单纯地讲授，要经常启发学生的思维，进行适当地提问。这样才能避免“填鸭式”、“满堂灌”式的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理论学习不枯燥。

（二）案例分析法

所谓案例分析法，简单的说就是一种举出案例，让学生运用法学专业知识进行分析的教学的方法。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中，运用案例分析法，一方面可以克服传统的讲授法易带来的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思维不活跃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法学教育是第一学历教育，所以学生在学习中主要学习的还是一些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制度，而采用案例分析法，在教学中进行案例的穿插教学，则可以有效增进学生对基本知识的理解。在刑事诉讼法的教学过程中，案例的运用可以使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得到提高，毕业后也能迅速适应司法实践中的工作。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所以案例分析法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中的运用不同于在刑法、民法等实体法教学中的运用。最重要的区别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的案例分析往往采用的是辨析程序对错、寻找程序错误的形式，其通常不会涉及到对实体法律关系的分析。

（三）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通过对比、分析，找出研究对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的一种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在刑事诉讼法课堂教学中，最常用的比较就是对我国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进行的横向比较。因为三大诉讼法都是程序法，在一些基本原则、具体制度和程序上具有相同、相通性。所以，在法学的部门法体系中，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最具可比性。此外，还经常运用比较法教学的，就是以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为界，对新、旧刑事诉讼法进行的比较。至于中外刑事诉讼法的比较，由于受限于国外刑事诉讼法课程的开设时间，所以，此类比较在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教学中并不经常用到。

（四）图表法

图表法是将教材有关知识经过整理、总结，制成各种图表，用于课堂教学的一种教学方法。此种方法在刑事诉讼法课堂教学中，主要运用于对具体制度的讲授。如，对刑事诉讼的期间进行总结时，为了方便学生记忆，也常采用此方法。

参考文献

【1】梁　静：《刑事诉讼法多元化教学模式探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涉外民事案例分析篇5

关键词：最密切联系原则冲突法补充性原则

所谓最密切联系原则，又称最强联系原则，最有意义联系原则，就是要求在处理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案件时，不按原来单一、机械的连结因素来决定应适用的法律，而应考察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有关的各种因素，找出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或者有关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加以适用。本文试就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作些探讨。

一、我国冲突法及其原则

在国内和国外，冲突法常常称做国际私法。而对于国际私法的范围，学者们的主张是有分歧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家都认为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的内容。所谓冲突规范，是指由国内法或国际条约规定的，指明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因此，它又叫法律适用规范或法律选择规范。

冲突法是为解决法律冲突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法律部门，它源于14世纪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在此后的四五百年时间里，产生过许多理论和学说。随着冲突法理论的发展与逐步完善，这些学说有些已被摒弃了，有些则作为法律适用的原则被固定下来，用来解决涉外民事案件。

我国冲突法作为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一些基本原则的支配。这些原则既指导冲突法的制定，又将指导冲突法的实施。其原则有：

(一)国家原则

我国冲突法充分体现了国家原则。首先，我国冲突法的制定与适用体现了国家原则。我国冲突法是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国家独立和完整的情况下的自主立法，没有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其次，我国冲突法采用了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来保护国家。公共秩序保留是冲突法中一项重要的维护国家的制度。各国冲突法的立法或司法实践无不肯定这一制度，我国冲突法也采用了这一制度。

(二)平等互利原则

首先，平等互利原则要求各国民、商法律处于平等的地位。我国现有的冲突规范，除少数单边冲突规范规定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必须适用中国法外，大多为双边冲突规范，都可能结合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况需要适用外国法，体现了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承认外国民、商法与我国民、商法的平等共存。其次，平等互利原则要求中外当事人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例如，对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我国冲突法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但这种选择不是当事人哪一方的独断选择，而应是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

(三)国际条约优先原则

我国立法明确确立了国际条约优先的原则。《继承法》第36条在确定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条约、协定办理。”后来，《民法通则》在“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这一章中再次专门肯定了这一原则。众所周知，“条约必须遵守”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我国冲突法确立的国际条约优先原则是与这一原则一致的。

(四)国际惯例补缺原则

鉴于我国的冲突规范不多，缔结或参加的含有冲突规范的国际条约较少，我国立法确立了国际惯例补缺原则。《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表明，我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如在法律适用问题上，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案件所涉问题未加规定，可以借用国际惯例来处理案件。

除了以上基本原则外，我国学者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能否成为我国冲突法的基本原则，认识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方法说一，认为是一种法律选择的方法而不是原则。

(2)原则说，认为该原则是进行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或涉外案件都应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地方的法律。(3)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补充原则，只有在当事人没有明示或默认的法律选择时，法院才可能依最密切联系地来选择准据法(4)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指导原则，对准据法的选择起指导性作用。

正确认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它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仅次于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即仅次于传统的冲突规范。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

冲突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冲突法始终的、不可动摇的、根本性的原则，是冲突法的其它制度和原则赖以存在的依据。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是过分提高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夸大了该原则的作用。

1.该原则只适用于准据法的选择过程，并没有贯穿于冲突法的始终。

2.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出的法律会因为其与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相抵触，而不被法院地国采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法院仍然适用这一外国法是不可能的，一国法律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法院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反致制度等来排除适用依最密切联系的原则选出的法律。因而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可以被国家原则的。它总是要让位于国家原则，而不可能与国家等原则一起成为冲突法的基本原则。

3.关于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89条对涉外扶养关系的最密切联系地的规定：“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意见》的这一条规定借鉴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但存在许多问题：(1)这种确定方法是通过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因此缺乏权威性；(2)这种确定方法只限于涉外扶养案件，对其他案件中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则没有规定;(3)语言措词上不够严谨，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应该是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应该考虑的因素，而不可能均为最密切联系地。由此可以看出，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之所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是一个补充性原则，是因为：一方面它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不能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提并论。

首先，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面广，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避免传统冲突法中往往只对某种法律关系只规定一个固定联结点去指引准据法的弊端，使法院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用某一最适合于案件的法律。这一原则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灵活性、预见性与准确性。由于该原则具有这些特点，其最先在合同和侵权领域内提出，但其作用显然已超出合同和侵权领域，同样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领域。

我国《民法通则》对涉外民事关系的许多问题未作规定，如涉外动产物权、涉外遗嘱继承、涉外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问题的法律适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立法时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某些条文规定的条件还不成熟，某些问题的认识未达成统一等。就目前的条件下，即使修改《民法通则》后，同样不可能将涉外民事领域里的所有问题都加以明文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是一种超越一国范围的、具有多侧面和多层次特点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其法律适用涉及面广，性质复杂。如何解决法律未明文规定而实践中已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传统冲突规范解决这一问题时，往往适用法院的法，这样难免使一些案件的解决有失公正，如果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时，依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个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国冲突法立法起步较晚，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使我国的冲突法更具先进性、科学性，使涉外案件的审理裁决更为公正、合理。

其次，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固有的缺陷，它只能做为一条补充性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条灵活的法律选择原则，它的作用是明显的，然而由于它本身没有提供必要的严密而精确的分析方法，就使得它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做法潜在的弊端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精确性，无法排除法官的地域偏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尤其是我国现有立法没有对它加以必要的限制，更使司法实践的统一性受到很大的影响。需要明确的是，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传统的冲突规范代表着国际私法追求稳定性、明确性的目的，它在冲突法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最密切联系原则代表着灵活性，只有配合、补充传统的冲突规范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无法取代它。

为了使冲突规范变得更加灵活而又不失法律选择上的相对稳定性，许多国家在立法时，一方面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总的指导原则，在制定冲突规范时，尽可能选用那些最能体现密切联系的联结点，同时又规定仅在立法上指定的联结点不存在时，才允许法官依此原则去选择法律，以适当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做法增强了传统冲突法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领域的活力，提高了法律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通过以上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辩证地认识它与传统冲突规范的关系，正确理解它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既不可将它的作用过份夸大，也不可无视它的作用，它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法律适用的补充性原则。

三、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应用

我国的国际私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国际上的先进成果，最密切联系原则就是其中一例，我国在这一原则的采纳和应用上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范围广

除将之应用于合同领域之外，在解决国籍及住所的积极冲突、营业所的确定、多法域国家准据法的确定以及抚养关系等方面都应用这一原则。

(二)规定性和法官自由裁的灵活性相结

我国的实践强调了从形式上和实质上这两个方面来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l0月19日通过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第6款对13类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主要依照特征性履行理论作了推定，同时又规定“但是合同明显地与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有更密切联系时，人民法院应以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的根据。”这一例外条款，从实质上保证了规定性之下的适当灵活性。以形式而言，这一灵活性在确定最密切联系的实践中采取了完全的法官自由裁量、有条件的法官自由裁量以及由法律直接推定这样三种形式。

涉外民事案例分析篇6

2005年第一季度全区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x件（其中区法律援助中心办理x件，各乡镇、街道共办理x件），其中，刑事案件x件，民事案件x件。接待法律咨询x件，有效维护了广大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一、法律援助机构状况分析：

我区设有法律援助中心x个，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x个，社会法律援助机构x个（工会、老年人和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形成了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以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基础，以社会法律援助机构为补充的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建立了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一体化法律援助工作格局。组织建设得到了进一步落实，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法律专业素质较高，但具有律师资格人员偏少。

二、法律援助经费状况分析：

全区法律援助机构全年财政拨款x万元，经费与上年持平。办案补贴费用为民事每件x元，刑事x元，非诉讼x元，解决了以往法律服务人员办案无补贴的现象。

在经费使用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管理，充分发挥经费使用效能。

三、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及类型分析：

一季度法律援助案件共受理x件，其中，刑事案件x件，民事案件x件。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的x件，聋哑人x件。民事案件中涉及婚姻家庭x件；三养案件x件；劳动纠纷、工伤类x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一是经费的落实到位推动了业务工作的开展，二是市局提出的进一步加强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要求得到了落实，三是乡镇街道追求办案数量已作为援助工作的核心内容。援助案件数量的增加，也使得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一）民事援助案件特点分析

民事援助案件的类型，主要突出如下特点：

一是因用工关系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劳动报酬争议案件较多，这类案件将是今后援助工作的重点；二是因人身损害特别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涉及的金额大，动辄数万的赔偿金额，社会影响大，巨额的医疗费用也使受害者生活状况极度困难；三是涉及三养案件，工作比较复杂，并非简单通过诉讼活动就能解决，往往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二）刑事援助案件特点分析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类型方面，主要反映出以下特点：一是未成年人犯罪多达x件，说明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应予加强；二是财产型犯罪多，在刑事援助案件中涉及盗窃、抢劫的财产类犯罪占很高比例；三是外地流动人员作案占很大比例，这类案件的增加反映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社会救助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总体情况看，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引起领导的重视，社会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人员、经费进一步得到了落实，援助业务量也有所上升，法律援助已成为群众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工作日益深入人心。

 

 

 

      xxx区法律援助中心

涉外民事案例分析篇7

【关键词】女性企业家；犯罪；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飞速增长，国内逐渐涌现出一批企业家，他们代表了这一时代新的经济阶层。但是，一些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在商界于规范之间找准平衡，因涉案而被调查进而身陷囹圄的企业家也日益增多。

犯罪作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带来的附属品，不只局限于处在社会经济水平底层的民众中间，也并非专属于男性。西方既有的女性主义分析中主要强调了街头犯罪和吸毒等违法行为，很少谈及女性白领犯罪。萨瑟兰给出了对白领犯罪最著名的定义，他称“所谓白领犯罪是指受人尊敬及社会高阶层之人群，在其执业活动中所从事的犯罪行为”，此后，人们又对白领犯罪提出了许多更为精确的定义，有学者致力于对这一概念进行分类与细化。

我国学者对女性犯罪的分析均停留在对女性犯罪特点的描述，并未对某一阶层或某一领域女性犯罪进行分析。企业家这一阶层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的犯罪状况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犯罪，属于白领犯罪这一阶层，但又与西方白领犯罪有着不同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女性企业家犯罪进行分析，探讨出女性企业家犯罪的特点。

一、女性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搜集标准

与媒体报道相比，官方司法判例虽然更为权威，但本文采用搜集媒体报道的案例的途径来研究女性企业家犯罪，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由于企业家犯罪具有“能人犯罪”的特质性，能够吸引媒体的关注，经过媒体报道的女性企业家犯罪案例也能够以较为完整、全面的形式得以体现。二，尽管媒体报道和官方司法统计数据相比，有一定的主观倾向性评论掺杂于其中，且某些信息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但案例经多家媒体报道，可以相互印证，保证了准确性与真实性，不会影响评价案例所呈现出的基本特点。三，我国司法判例的公开方式以罪名为分类标准，且各省市法院系统对司法判例的公开程度不统一，不利于研究特定阶层犯罪的犯罪特点。因此，本文试图以媒体报道的案例为资料，对女性企业家这一阶层的犯罪展开研究。

笔者以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经媒体报道的企业家案例为研究对象。在案例搜集过程中，为将女性犯罪与女性企业家犯罪区分开来。笔者根据以下四项标准进行筛选：（一）犯罪人为女性，且属于企业高级管理层，具体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长、董事、独立董事、部门经理以及实际控制人；（二）犯罪需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实施；（三）企业需具有合法资质，不包括为了犯罪而成立的组织；（四）媒体关注度与报道率较高，案件事实经多家媒体报道从而能对案件事实进行印证。

因此，本文中，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是指，媒体关注度较高的企业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实施的犯罪。企业高级管理层为女性的，属于女性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根据以上标准，笔者对各大新闻门户网站报道的案件进行了搜集、整理，符合以上标准的案件共244例。其中，女性企业家犯罪案例28例，男性企业家犯罪216例。

二、女性企业家犯罪特点

（一）涉案女性企业家犯罪率较低，且女性企业家多为民营企业家

一般来说，我国女性犯罪人数占总犯罪人数的10%左右，最高的年份为12%～15%。在企业家这一阶层，涉案女性约占涉案企业家总人数的11.48%。除一些只能由女性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外，无论是白领阶层还是其他阶层的女性犯罪，其规模和犯罪率均低于男性。值得注意的是，涉案女性民营企业家却远远高于女性国有企业家。女性国有企业家占1.64%，女性民营企业家占9.84%（见图1）。

为何女性犯罪普遍低于男性犯罪？对于女性犯罪率低于男性的原因重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女性之所以犯罪率较低主要出于道德感较强，还有学者认为主要出于生理与心理的差异。也有学者认为，女性对权力和公共事务的关注度较低，因此决定了女性在追求权力或者政治参与方面的犯罪率较低。西方学者提出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化方式、对社会机构的依恋程度、是否有更少的机会接触不良同伴等等均是导致女性低犯罪率较低的原因。

笔者认为，这些是一般意义上原因解释论。具体到企业家阶层，女性犯罪又有着较为特殊的原因。

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男性实际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中，男性企业家的基数均比女性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几乎处于信息不对称、性别不对等的状态，女性成为国有企业家的机会本身少于男性，这是性别不平等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是目前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支柱，居于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多为男性，女性在这一社会竞争中，无论从外界客观方面，还是从主观意识、心理与生理的各个方面均不占优势。

相比而言，民营企业属于私营领域，进入门槛与限制条件较低。对于新时代女性而言，发展民营经济为女性致富提供了良好的渠道，随着观念的解放，追求经济独立意识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女性活跃在商业领域。随着社会的进步，很难说有哪个领域是女性不能涉足的。因此，在相对开放的民营经济体制中，女性企业家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只要有人类社会活动，便会出现各种利益与矛盾的冲突，越轨和犯罪行为就不可能完全消失。从这个角度讲，女性民营企业家犯罪就不可能不存在，而且未来一个时期里会越来越多。

（二）女性企业家犯罪侵犯客体较单一

在28例女性企业家犯罪案例中，共涉及18个罪名。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8例，集资诈骗罪4例，诈骗罪4例，贪污罪3例，职务侵占罪3例，合同诈骗罪2例。

单位行贿罪1例，挪用公款罪1例，信用卡诈骗罪1例，骗取贷款罪1例，虚报注册资本罪1例，敲诈勒索罪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1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1例，欺诈发行股票罪1例，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1例，伪造金融票证罪1例，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1例。

在216例男性企业家犯罪案例中，共涉及75个罪名。主要包括43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5例，贪污罪24例，职务侵占罪14例，诈骗罪14例，挪用资金罪12例，合同诈骗罪11例，挪用公款罪10例，非国家工作人员9例，行贿罪8例，集资诈骗罪8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8例，故意伤害罪7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7例，寻衅滋事罪6例，非法拘禁5例，非法经营罪5例。

单位行贿罪4例，故意杀人罪4例，强迫交易罪4例，罪3例，抽逃出资罪3例，重大责任事故罪3例，爆炸罪3例，内幕交易罪3例，私分国有资产罪3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3例，故意毁坏财物罪3例，侵犯商业秘密罪3例，聚众斗殴罪3例，容留他人吸毒罪3例，组织罪3例，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3例，逃税罪3例，妨害公务罪3例，抢劫罪3例，信用卡诈骗罪2例，骗取贷款罪2例，虚报注册资本罪2例，泄露内幕信息罪2例，敲诈勒索罪2例，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2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2例，巨额财产2例，隐匿销毁会计凭证罪2例，票据诈骗罪2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2例，妨害作证罪2例，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2例。

贷款诈骗罪1例，贩卖罪1例，包庇罪1例，虚开发票罪1例，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1例，非法采矿罪1例，破坏生产经营罪1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1例，放火罪1例，侵犯著作权罪1例，开设罪1例，窝藏罪1例，走私罪1例，金融凭证诈骗罪1例，买卖国家证件罪1例，未公开信息交易罪1例，罪1例，保险诈骗罪1例，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1例，帮助伪造证据罪1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1例，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1例，假冒注册商标罪1例，绑架罪1例，罪1例，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1例。

从上述涉案罪名中可以看出，女性企业家犯罪涉罪罪名主要分布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第八章贪污贿赂罪。而男性企业家犯罪涉及的罪名则较为广泛，包括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第九章渎职罪（见图2）。

从图2可以清晰地看出涉案女性企业家犯罪呈现出侵犯客体较单一的样态。而男性企业家犯罪侵犯客体较为广泛。

（三）女性企业家犯罪暴力性、破坏性较轻微、组织化程度较低

女性企业家犯罪涉罪罪名中，仅有1例敲诈勒索罪涉嫌使用暴力手段侵犯财产权利，其余所涉罪名均未体现暴力性和破坏性。

我国刑法理论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抢劫和贩卖罪认定为8种严重暴力性犯罪。在男性企业家犯罪案例中，涉嫌故意杀人罪4例，罪1例，抢劫3例，贩卖1例，放火罪1例，爆炸罪3例。而女性企业家犯罪涉案罪名中未涉及8种严重暴力性犯罪。

我国有学者将犯罪行为分为以下五类：（1）财产犯罪；（2）暴力犯罪；（3）智能犯罪；（4）风俗犯罪；（5）破坏犯罪[5]。在男性企业家犯罪案例中，出现破坏犯罪7例，其中包括爆炸罪3例，放火罪1例，故意毁坏财物罪3例。而女性企业家犯罪则未涉嫌破坏犯罪。

另外，女性企业家犯罪组织化程度较低。作为民营企业家犯罪较为常见的涉案罪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该罪在女性民营企业家犯罪中也未涉及。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有组织的女性暴力犯罪还未在女性企业家犯罪阶层中出现。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女性企业家犯罪处于初期阶段。发展成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后期，才能反映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一些特征。现阶段女性民营企业家犯罪多形成于企业创业初期或中期，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普遍较低。

第二，女性企业家并未深入涉足暴利行业，经营领域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导致了女性企业家经营的企业不易发展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涉案男性企业家经营领域多涉及暴利行业，而女性企业家虽然也有涉足但从规模与数量上均不及于男性企业家。

男性与女性在经营领域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物流运输、电子信息、能源矿产、金融投资、食品粮油、房产建筑、娱乐休闲等行业。在零售百货、医药卫生、餐饮服务和制造行业的差异则逐渐缩小（见图3）。一般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主要在休闲娱乐、房产建筑、能源矿产、食品粮油等行业摄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后，形成行业垄断从而发展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第三，女性暴力的表现方式与男性有所不同。内生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大多由流氓势力和犯罪团伙发展而来。然而，从目前看几乎很少出现以女性为首组织、领导流氓团伙或者发展暴力团伙的情况。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女性和男性在表现暴力的形式上和男性存在的不同。如果说有组织犯罪是商业史发展的最新表现形式，那么以女性为首的，以一定经济实力为依托，以暴力形式发展壮大的有组织犯罪在中国还未真正出现。

（四）女性企业家单独犯罪率较高，共同犯罪率较低

在28例涉案的女性企业家中，单独犯罪17例，一般共同犯罪3例，两人共同犯罪8例。在210例涉案的男性企业家中（有6例共犯情况不详），单独犯罪81例，两人共同犯罪38例，三人以上共同犯罪91例。

从图4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女性企业家更偏好于单独作案，而男性企业家则更倾向于结伙犯罪（三人以上）甚至有组织地进行犯罪。女性企业家犯罪呈现出单独犯罪率较高、共同犯罪率较低的基本态势。至于女性企业家为何更偏好单独作案，笔者认为需要从女性犯罪的心理学角度，以访谈的方式进行质性分析，进一步解释其内在原因。

一方面，共同犯罪的危害性往往比单独犯罪的危害性要大。另一方面，从犯罪发展演进的角度来看，结伙犯罪、有组织的犯罪是单独犯罪发展演进的高级形态。因此，从共犯理论和犯罪发展的角度来看，男性企业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总体上比女性企业家犯罪严重，从犯罪发展规模来看，男性企业家犯罪总体上更多地以共同犯罪、组织犯罪的形态出现。

当前，我国对女性企业家犯罪的总体特点关注较少。了解女性犯罪特点将有助于对女性犯罪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细致地研究，研究女性企业家犯罪的特点对预防和控制女性企业家犯罪具有一定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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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长康等.发展犯罪学从传统犯罪到现代犯罪[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16.

涉外民事案例分析篇8

一、大学生犯罪特点

（一）犯罪类型：大学生犯罪涉及的罪名十分单一，从目前统计情况看，仅涉及盗窃和故意伤害这两种罪名，笔者在调查前主观认为应存在的高智商犯罪没有一例；涉案大学生男女比例为7：1，男大学生主要涉嫌故意伤害罪，女大学生无一例外全部是涉嫌盗窃罪；

（二）涉案金额（后果）：涉嫌盗窃罪的大学生们下手的目标都是移动性强的个人物品，如移动电话、信用卡、随身听等，且涉案金额都比较小，多数都在千元左右，仅有一例涉案金额为七千元（审查结果为不）；而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情节最高是“轻伤偏重”，绝大多数为轻伤；

（三）侵害客体：大学生犯罪侵害的客体多是同学，越熟悉的人越容易成为被侵害对象，如同宿舍同学。不认识的人被侵害权益的仅有两例（故意伤害罪一例、盗窃罪一例）；

（四）强制措施：大学生犯罪以取保候审为主要强制措施，且被取保人一般能遵守法律，仅有一例因传唤不到而改变强制措施的；

（五）处理结果：处罚一般都较轻。不案件占15％，其余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在审理程序上一般适用简易程序。

（六）人员成分：在涉案大学生中，以民办高校的本专科、高等院校成人教育学院的本专科和公立高等院校的专科为主。在笔者收集的案例中尚未出现公立高等院校本科学生犯罪的情况。

（七）年龄结构：以本科一、二年级和专科一年级的学生为主。本科三、四年级学生犯罪的情况没有出现一例。

（八）户籍特征：以外地来京上学的大学生为主。仅有两例本地学生犯罪案例。

（九）犯罪主观故意：这些大学生主观恶性比较小，没有顽抗情绪，全部都能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且口供十分稳定，从侦查阶段到庭审阶段，均未出现翻供现象。

二、大学生犯罪原因分析

1、大学生法律意识普遍淡漠。

就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来看，重心仍然在于学历教育，而非素质教育。虽然几经呼吁这种“重学历、轻素质”的情况有所改观，但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状况。在中小学的课本当中没有关于普法教育的内容，就算是在大学，也仅仅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开一门必修课“法律基础理论”。在这种教育制度下，从学生到家长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素质教育，守法的概念也就十分淡漠了。

2、社会大环境和学校小环境的影响。

大学生们虽然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但由于绝大多数属于自幼上学、很少接触社会，其心理状态还没有达到成年人的成熟度，周围的环境对他们影响不容忽视。

从社会大环境来看，学生们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电视和书报杂志。一些港台不良影视作品和杂志从视觉和心灵上冲击着学生们的人生观、道德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们的一言一行。某些长期浸淫其中的学生在脱离中学的“高压管理”进入较为自由的大学后，思想放松，有可能会走上歧途。虽然绝大多数犯罪的大学生案发后都后悔不已，但已无济于事。

从学校小环境来看，在犯罪大学生所属的学校中，民办大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位居第二的是成人教育学院。不可否认，某些民办大学为吸纳高考落榜学生和低分学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人教育学院也为社会上希望继续进修的人员提供了机会，但二者注重经济效益、实行松散管理的办学模式也为当地的社会治安埋下了隐患，更不利于大学生的成长。

3、犯罪大学生心理原因分析

（1）侥幸心理、冲动心理作祟。大学生犯罪当中，蓄谋犯罪的几乎没有，多是冲动型犯罪，即临时起意。犯盗窃罪的大学生多存在贪慕虚荣，贪图享乐思想。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鬼使神差般地将他人物品“顺手牵羊”，仅有一例是出于好奇、刺激的心理去偷窃；犯故意伤害罪的大学生多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待到把人打伤后又追悔不已。

（2）受心理失衡感、失落感的影响。在笔者收集的案例中，犯罪主体全部是大学一、二年级（包括大专）的学生，尤以外地学生居多。外地大学生初来北京求学，远离家乡和亲人，周围环境变动很大，心理处于学生向成人过渡的转型期；再加上自己囊中羞涩，心理易产生失衡或彷徨，孤独感也油然而生。自制能力差或是思想一贯懒散的学生这时如果没有人从旁开导，容易走上歧途。

4、诱使大学生犯罪的“导火索”分析

诱使大学生犯罪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诱使犯罪的导火索是被害人自身防范意识不强，给思想不良大学生以可乘之机。在盗窃案例中，被盗物品多是由被害人随手放置在暴露于公共视线之内的地方，引发了思想不良的大学生顺手牵羊；故意伤害案例中，被害人对有暴力倾向（或醉酒）的大学生缺乏防范意识，不懂得适时避让，以退为进，结果造成自身不必要的伤害。

三、承办人在办理大学生案件中应注意的问题

1、承办人在办理大学生犯罪案件中，应以挽救为主，以攻心为上，针对个案制定案件审查方案，对不同性质的大学生犯罪要采取不同策略。对一贯表现良好仅是一时糊涂的大学生，要给予其适当安慰，鼓励其继续学业（或是继续学习）；对于确属主观恶性较大、劣迹斑斑的个别“害群之马”，承办人员也应注意将其与一般刑事犯罪分子区分，仔细审查后作出适当的结论。

2、承办人员应及时与学校、家庭沟通，深挖犯罪大学生的思想根源，不能草草结案了之。大学时代是一个学生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转折期，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办案中忽略了对犯罪大学生身边环境的了解，就不可能做好大学生犯罪预防工作。承办人员应以检察建议的形式督促学校（以民办学校为主）健全规章制度，树立良好的校风，尤其做好新生入校后的入学引导工作，加强大学生日常法律基础教育，加大对大学生的管理力度，使学校在教育产业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完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3、承办人特别应注意办案后的回访工作。犯罪的大学生主观恶性不大，多是轻型犯罪，一般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刑满回归社会，还有不少被判处缓刑的大学生回归社会时间更短。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大学生经历了自己人生最惨痛的一次教训，凭自身的努力很难做到“哪里摔倒哪里站起来”，更多的是需要周围的亲人朋友的帮助。然而一些学生家长“恨铁不成钢”，又是断绝家庭关系，又是对刑满归来的孩子冷嘲热讽，进一步打击了犯罪大学生的生活信心，很有可能会促使这些大学生破罐破摔，再次滑向犯罪的深渊。承办人员应该关注自己经办的大学生犯罪案件，通过写信、通电话等方法了解其近况，鼓励其改过自新，及时帮助犯罪大学生打消消极的念头，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