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经济法范文

涉外经济法篇1

一、涉外经济法的定位:纠缠于多种学说之间

(一)走不出的泥沼———现有的六种观点

1.独立部门说。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因其具有特殊的调整对象,而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例如,林毓辉主编的《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该书序言中即表明:“涉外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如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它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存在的客观依据,并以此作为自己调整的对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涉外经济关系。”[1]

2.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综观国内的经济法学著作,一般都把涉外经济法视为国内经济法的调整领域之一。例如,徐杰的《经济法概论》,肖平的《中国经济法》。此外,有些涉外经济法学专著,虽然强调涉外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特定性,但也同样坚持“涉外经济法是我国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例如,焦志勇的《涉外经济法概论》。

3.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经济法学者通常认为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国内法渊源。例如,姚梅镇编写的《国际经济法概论》在论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时,明确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3]。陈安主编的《国际经济法专论》也作了类似的表述:“国际经济法是一种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其内容涉及……各国的涉外经济法等。”[4]72

4.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私法学者通常把某些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私法的范畴。例如,李双元的《国际私法学》认为国际私法调整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是广义的,其中就包括涉外公司关系[5]。韩德培的《国际私法新论》将国际私法的范围界定为:“国际私法……还包括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综观该书的内容,“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涉外经济法律[6]。

5.国际商法组成部分说。有学者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内容,例如,冯大同主编的《国际商法》(新编本)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为:“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7]。在这个定义下,涉外经济立法被涵盖。同时,在国际商法的渊源一节里,该书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补充,并在其后的内容中进行了广泛的阐析。

6.民法组成部分说。国内有些民法著作在体例上包含了涉外经济法律的内容,例如王作堂的《民法教程》明确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定性为民事立法[8]。

(二)我的质疑———进路的展开

1.涉外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目前,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有两种立法模式,即“内外统一”和“内外分流”。显然,在第一种模式下,涉外经济法没有“独立”的前提。而在第二种模式中,尽管涉外经济法与纯粹调整本国境内经济关系的国内经济法相比贴上了“跨国”的标签,但其仍不应具有“独立”的地位。以我国为例,现阶段我国还存在一定数量的涉外经济法与国内法律制度相分离,其中以“三资企业法”最为典型。但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制不健全,公司法没有出台的背景下产生的。自加入WTO以来,从对外资立法“废、改、立”的步伐中可以预见,我国涉外经济法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的融合势所必然。并且,世界上多数国家也都未将涉外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此,“独立部门说”是不合适的。

2.涉外经济法不是国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首先,从一国的角度看,虽然涉外经济法具有某些国内经济法的属性,但从全球角度观察,它无疑已构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法律规范均在调整不同范围的国际经济关系。关于涉外经济法归属于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理由,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其次,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将抛弃“内外分流”的立法模式,“内外统一”是大势所趋,并将此作为由国内经济法来涵盖涉外经济法的论据。对此,需要强调的是,“内外统一”的立法模式是趋势,但它只是一种过程,并非一种结果。尽管可以预见,统一调整对内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将慢慢占国内经济法律的主导地位,但只要国家还存在,各国利益相异,“涉外经济法律制度从理念到实践都不会消失”[9]。

3.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国际上的通说认为,国际私法是指解决国家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属于程序法,而涉外经济法属于实体法。如果随意地扩大国际私法的范围而忽视国际通行的观点,并把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私法,从学术和实践上看都是不可取的。

4.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商法的组成部分。涉外经济法是指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①。涉外经济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隶属关系。而国际商法调整的是在一般经济交往活动中各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品货币关系。因此,涉外经济法与国际商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5.涉外经济法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因本文采用经济法的“狭义说”,故可从前文的论述中推出,用民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就如同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一样,是不恰当的。退一步讲,即使站在经济法“广义说”的立场上,将我国涉外经济法的规范类型分为两类: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和商事性质的规范。前者当然不属于民法范畴,问题是后者去向何处?笔者认为,也不应视为民法的组成部分。理由是,虽然民法和商法的分界在理论上并无定论,但我国民法强调私权,崇尚意思自治,而商法却带有公益的色彩,这一点与传统大陆法系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是不同的。就涉外经济法而言,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因此,从私权与公益分立的角度来看,将民法作为涉外经济法的归宿是不合适的。

二、涉外经济法的归宿:国际经济法

事实上,对事物本质的概括,不可能涵盖事物的全貌,总有处于此事物与彼事物的“边缘地带”,因而可能出现“亦此亦彼”而非“非此即彼”的情况[10]。因此,我们在探讨法的本质时,应重点抓住核心性、必然性的因素,并对边缘性、偶然性的因素,以及“亦此亦彼”的现象保持适当的关注,这才是全面认识事物的要义所在。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涉外经济法的核心性、必然性因素在于它所调整的涉外经济关系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一)法学角度的分析

从法理上看,这种观点体现了逻辑与实用相互兼顾的理念。有学者认为,一个跨国法律现象必然会涉及到众多法律部门,但如果把一个行为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部门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构成了一个新的法律部门,这是荒谬的,国际经济法应该把别人调整的东西还给别人[11]。

笔者认为,尽管这种观点坚持了一个法律部门只能以一类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学理论,在逻辑上是严密的,然而“部门法划分的科学性在于善于区别必要的交错和不应有的重复以至混乱,善于使逻辑和实用相互兼顾”[12]。国际经济法的“广义说”②之所以包含了涉外经济法,正是从实用主义的理念出发的。它没有拘泥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进路,并未把“法律调整什么”作为唯一的大前提,而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进路,以“问题是什么”为逻辑起点。虽然关于这种研究进路的法律移植是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兼容还没有定论,或者说多大程度的移植才最符合我国国情尚需探讨,但从方法论上看,它是面向实际,有所创新和可资借鉴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不必墨守成规地一味强调法律体系严密的逻辑性,而是要在逻辑和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具体而言,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其调整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这并非法学家的臆断,而是由社会关系复杂化、多样化的客观趋势决定的。

从实用的角度看,首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任性地为所欲为,而是在一种“共进”的理念指引下,彼此合作。因此,如果只对这个“复合体”中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就不能解决国际社会对其相互协调时所产生的问题。同样,如果只研究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协调的根本内容。如果将这两种关系生硬地分割开来,不仅否认了国际经济法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也不利于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其次,国际经济法作为在国际层面上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的法律,其主旨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目前,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税收等一系列领域所形成的规则已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而不再是“地域性的的涉外规则”[13]。换言之,涉外经济立法的视野应更多关注国际层面的协调才能迎接现实的挑战。

从逻辑的角度看,即使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但在国际交往合作中,这多种社会关系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调整这一“复合体”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由于这一调整对象的内在联系而集合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规范群[14]20。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法学部门划分的理论逻辑也并不矛盾。

正如潘抱存教授所说:“国际经济法综合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发展成为区别于传统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发展部门,是完全符合系统科学最优化原则的。”①

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有害论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认为,如果将涉外经济法视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则混淆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界限,肯定了某些国家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的正确性,是有害的。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从本质上担心的是发展中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合理权威受到削弱,而发达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凌驾地位得到扩张。事实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时刻警惕国家经济受到不正当的限制是正确的,然而,是不是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就一定会加深这种忧虑,或者说是不是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法这种忧虑就不存在了呢?笔者认为,不尽如此。

一方面,承认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不会加深这种忧虑。顾名思义,国际经济活动具有跨国性的特点,任何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交往活动,诸如贸易、投资、信贷、运输、保险,技术转让等等,总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发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这正是各国家通过涉外经济法所调整和制约的领域。从宏观上看,一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是具备合理性的。同时,这也并不必然导致对国家经济的侵犯。因为,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特别是其中的“领域管辖权”(即“属地管辖权”,territorialjurisdiction)准则,各国对于部分或大部分在本国境内开展的国际(涉外)经济交往活动,理所当然地享有充分的依法予以管辖的权利。并且,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属地优越权”(territorialsupremacy)准则,各国的国内法在管辖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交往活动、调整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关系方面,应当优先适用[4]77。

另一方面,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经济法也不能消除忧虑的存在。国际法规范在我国的适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适用,一般仅在民商事领域,更多的法律规范是通过转化成国内法而间接适用的。涉外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种间接适用的载体。从最初的自由市场,过渡到社会市场,再发展成现在的国际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单独地进行体外循环。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出发,国际社会在尽力协调着各国的涉外经济法,尽量求大同存小异;从各国家自己的利益出发,最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市场中的经济交往活动,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在外源型和内发型的这两种力量交互影响中,各国共同缔结了大量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而在目前来看,这些条约的制定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了履行在这些条约中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就必然要修改自己的涉外经济法。也就是说,虽然涉外经济法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国内法,但在制定、修改,废除这类法律规范的时候,国内立法机关的意志间接地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说只要坚持涉外经济法是国内法,就能拥有绝对的经济,可以排除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见,国家经济是否受到不当限制,问题并不在于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还是国内的范畴。我们对国家经济时刻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这与涉外经济法的归属没有直接关系。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法的法律规范并不具有自己独立的属性,事实上,即使将“性质各异的法律规范综合在一起称为国际经济法,也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法所包括的法律规范各自原来的属性。”[14]87

(二)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从国际调节的理论来看②,倘若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那么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将失去起点和终点。众所周知,在国际上还未形成统一市场之前,各国国内经济市场的稳健运行是由“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配合、相互作用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交通、通讯领域技术的突飞猛进,促成了国际化和全球化市场的形成,这就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经济调节机制,否则,国际市场将是无序的,不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存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两种机制,它们仍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仅凭这两者显然不能满足市场国际化的需要,于是“国际调节”机制应运而生,与前两种机制在良性的互动中,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调节机制体系格局。考察当前以WTO及其规则体系为首的各种国际经济调节组织和规范,不难发现,其重点均主要放在对各国涉外经济法的规制上,即推进全球经济自由化进程,消除各国政府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此,可作如下归纳:“国际调节”所针对的是“国家调节”,“国际调节”是对各国“国家调节”的再调节[15]。而“国际调节”主要依赖的是国际经济法,“国家调节”则是通过一国涉外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的。缘此,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始于协调各国涉外经济法之目的,终于其所包含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等国际法规范在相关国家涉外经济立法中得到回应之时,如此循环往复。因此,如将涉外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割裂开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③。

把一国的涉外经济法和调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一道纳入国际经济法,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趋势的[16]。因为,涉外经济关系具有双重性,从属地原则来看,它是国内经济法调整的领域,但从各国涉外市场是国际化市场组成部分的角度出发,涉外经济关系又和国际经济法紧密相关。基于这种双重性,涉外经济法究竟应该归向何处才更有前途呢?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人们需要突破法律给经济交往带来的束缚。于是,私法的趋同化和统一化现象日渐显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ATT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促使成员国的有关国内经济立法与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协调一致。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推动了私法统一化和公法协调化的进程。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触及的领域日趋宽泛,所形成的协调一致的国际规则日益增多,从而在很多领域中,使各国从理念到规则都走上了逐步统一的道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将一国的涉外经济法放在“国际”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才是更科学合理的。任何看不到这个大趋势的研究都是盲目的,任何违反这个大趋势的决定都是欠妥当的。

三、结论: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涉外经济法篇2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国际经济法宪政化的经济基础，WTO为其提供了组织与制度模式。内国涉外经济法宪政化是国际经济法宪政进路中的必由之路。但在理论上存在着主权、法律适用等障碍。在中国构建涉外经济法的宪政体系，应修改或完善相关的宪法规范及宪政制度。

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WTO建立以来，西方权威的国际经济法学者一再声称：国际贸易法正在“宪法化”或经历“宪法化”的转型。同时，由于宪法在国内总是一个与特定的政府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所以，还是有不少人反对使用贸易法宪法化的术语。然而，对于任何一种法律体系来说，不管所涉及的是国内性规范还是国际性规范，宪法化不但是其必然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在特定的国家视角下合法与合理的形式象征。国际经济法的内国宪法化因此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国际经济法的宪政化依据

(一)国际经济法宪政化的经济基础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的经济组织在参与国际经济交往时所产生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应该说，国际经济法赖以产生并发展的经济基础就是跨越国境的经济交往活动。而目前正在进行着的经济全球化，使得所有的市场主体，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宪法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制度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并且是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相适应的——如果说宪法是近代市场经济的产物，那么宪法的发展则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因此，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对宪法产生影响，也由此成为国际经济法宪政化的经济基础。

首先，经济全球化为国际经济法宪法化提供了根本动力。市场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律超越各国家主权的地域限制发挥作用。结果，各成员国通过协议对市场规律与原则逐渐接受与认可的过程就是贸易法宪法化的过程。

其次，经济全球化还为国际经济法宪法化搭建了政治的支点。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十分突出，并使国家遵守贸易法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违反贸易法所带来的收益，从而使作为维系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制度性纽带的贸易法的宪法化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因此，国家愿意就贸易与经济关系的国际调整制定全球性的“社会契约”，贸易法具有了空前的严格性与体系性，并向着宪法化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还为国际经济法宪法化营造了一种精神氛围。市场经济与宪政制度实质上都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机制。因此，贸易法的宪法化实质上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在法律上的集中反映。

(二)国际经济法宪政化的法理依据

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常常把当今的世界贸易体制称作贸易宪法，但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的内涵的理解却是大相径庭的。应该说，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有着多层次的内涵，但其实质却是对宪法的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的落实。

首先，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实际上是指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下把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表述为法律规则与原则的过程。它具体表现为wro成员围绕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创建与维护而设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如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在内的非歧视原则，要求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约束国家干预的自由贸易原则，以维护市场环境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为宗旨的公平竞争原则和要求国家的贸易政策及政府的管理行为具有公开透明与可预测性的透明度原则等，并使国家在面对经济与市场的全球化的同时不得不接受与遵守贸易法的规则与原则。

其次，国际经济宪法化是指世界贸易体制在宪法化的过程中借助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规律的强大推力实现了革命性的发展，并具有了基本的宪法性构架。其首要的内容就是世界贸易体制实现了从“权力取向”到“规则取向”的根本转变，从而使世界贸易相对地摆脱了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制约，初步实现了国际贸易关系领域内的法治。同时，随着世界贸易体制在组织化上的突出进展，贸易法开始奉行“按功能分权”的宪法理念与制度。它除了在纵向上限制各级政府权力之外，还在横向上按照功能进行机构之间的分权。WTO法中作为统领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所设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其主要机构包括“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争端解决机构”等。根据WTO法对各机构权限与职责的设定，它们依次可以被视为广义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在WTO中还建立了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尽管贸易政策审查不是一种司法审查，但通过定期的贸易政策审查，各成员国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平台上形成对彼此的贸易政策及相关做法进行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态势。贸易政策审查所指向的对象实际上是各成员国的政策制定权力，从而使各成员国的经济立法权在WTO面前受到了一定的软约束，或者说是“多边监控”。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发挥了与争端解决机制相类似的功能。

最后，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也是指贸易法的发展过程中对宪政精神的融入，对宪政理念的信奉和对宪法价值的保障。而这集中体现在WTO法对具有核心意义的宪法理念和终极目标——“限制政府权力，保障民众权利与自由”的信奉与实践。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世界贸易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法这方面的思想定位进一步得以确认和加强。

(三)中国涉外经济法宪政化的外在动力

首先，中国人世后相关的WTO规则在中国的适用，使得中国涉外经济立法的宪政化问题突显。为保证国内法制与WTO规则统一，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新的立法及旧法的修订与废止活动。这种频繁的立法活动首先就会引起一个法律问题，即各种具体法律规范是否与我国宪法所确定的根本国家制度相一致?其中所涉及的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如涉外经济行政立法的权限问题、外贸救济的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问题、WTO规则在中国的直接适用问题等等。在对上述各种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中，无论是法律制度的构建者或是执行者均认为：将WTO规则与中国的宪法相结合，走一条涉外经济法的宪政化道路是避免与解决上述各种问题的根本方法。

其次．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方针使得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宪政化的问题成为一种法制建设的基础思路。在构建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系时，必须保证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使得宪法所追求的民主、人权保障、有限政府的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关于国际经济法的宪政化问题不但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有关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

二、国际经济法在内国宪政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法理问题

(一)国际经济法宪政化过程中的主权问题

国际法是随着一国主权逐渐受到限制而发展起来的，而宪法部门正是一国主权的最高表现。这就在国际法与宪法部门之间产生了两者效力的高低问题，主要表现为宪法典与国际条约的冲突和宪法性法律与国际条约的冲突问题。在主权国家并存的国际社会中，要把为国家主权所“肢解”的碎片化市场“拼凑”成全球统市场，并在此过程中严格规定国家不得或必须(可以)做出的行为的内容，只能是宪法才能完成的任务。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化只能是国际社会及世界贸易体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其中包括了主权的转移，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成员国为促进欧洲一体化，将本国部分主权(如货币发行权)让与给欧盟，实现经济主权的共享；主权的销蚀，指国家内部和外部力量对国家行使主权的干扰和影响所导致的主权质和量的缩减；主权的限制等等问题。

应该认识到，主权问题也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在内容与内涵上不断发展与演变的问题。重新对目前历史条件下的主权认识与定位，是解决国际经济法的宪政化的主权困扰的关键所在。

(二)国际经济法宪政化过程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国际法方面，国际法律文件一经签署便对签署国形成约束力，签署国必须在国家的日常活动中予以遵守、贯彻和实施，而这些国际法律文件与各国国内法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叠、交叉甚至冲突。但由于国际经济法的效力优先性原则，相对于其他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来说，内国经济法与国际经济规则之间的关系又最具有垂直性。这是因为，在经济及市场全球化的时代，内国经济法是地域性的普通经济立法，而国际经济法却是全球性的经济宪法。如果仅仅泛泛而谈“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是无法揭示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也无法指出我国经济法需要一场“宪法指导下”的变革的实质所在。

三、国际经济法宪政化中的内国制度构建

(一)宪法制度的修订与完善

在宪政追求之下，一个法律体系中各个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无疑应以宪法(包括宪法条文及其精神)为最终依据，各法律主体的行为也必须合乎宪法。这在现代各主要国家的宪法实践中都是基本原则。中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来说，对外贸易是维持整体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之一，外贸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地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因此牵涉政府的权力分配、整体社会利益调整、个体权利保障等诸多宪法问题。事实上，外贸制度中的规定本身涉及的很多现实和潜在问题也都不仅仅是外贸部门内的问题，而是往往会触及宪法层面要靠诉诸宪法及宪法精神来加以根本解决的。

以宪法为理由来“对付”世贸组织及其规则具有相当大的正当性依据。比如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但要注意的是，在法律领域，支持301条款发挥作用的其实是美国宪法(这里主要在法律规则范围内考察)，是美国的宪法体制，使得一个内国法规则最终能具有超越世贸组织规则的效力。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GATr若不符合美国宪法规定的程序仍然不会起国内法的效果。重要的是，以宪法为理由来对付世贸组织规则还使得其他成员很难攻击这一从国际法角度看来不合理的制度，因为现代主流政治观点本身就认可宪法在一国国内的至高地位，宪政体制本身在现代政治制度中具有很难置疑的正当性。反过来，世贸组织规则对一国宪法及宪政体制的构造亦有影响。这在所谓的宪法不完善、宪政体制不健全的国家中可能尤其明显。

目前对中国而言，国际经济法的宪政化问题在实践主要表现为以世贸规则为代表的各种涉外经济立法是否存在宪法依据的问题。因此，完善宪法的相关规定，特别是直接在宪法中通过具体的规范明确对涉外经济管制方面的权力配置，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这既能保证我国涉外经济立法的合法性，同时又可能在宪法的原则授权下采取灵活的法律制度和措施保证我国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的完整。

(二)宪法原则下的中国涉外经济法制的构建

首先，立法权的配置问题。这首先是解决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的问题。根据我国宪法典，现行条约批准的《宪法》程序见诸第62条第14项、第67条第l4项、18项、第81条、第89条第9项。这些条款包括了两种条约批准程序：第一种是同战争与和平有关的条约批准程序，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问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可以理解，全国人大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限包括批准缔结有关条约。第二种是和平时期的条约批准程序，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国家主席有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国务院有权“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从第二种条约批准程序来看，主要存在的问题有：重要协定与一般协定的区分不明，导致一些诸如2O世纪90年代若干中美知识产权协定之类的重要协定实际上均未履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程序；全国人大作为制宪机关和修宪机关却没有批准条约的权力，这就造成实际的批准机关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可能批准违宪的条约；学理上国际条约效力优于国内法的规定，但是各种具体法律的实施方式却不尽相同，不够统一等等。

其次，行政立法权的限制问题。自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321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其中三分之一与涉外经济贸易活动有关。以国务院法制办主编的《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规文件汇编》(上)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为例：它包含254个文件，其中法律52件，约占20％，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共202件，约占80％。面对如此众多的行政立法，对行政立法权进行严格的宪法限制和明确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需要。

涉外经济法篇3

一、税收国民待遇原则及其再认识

税收国民待遇原则集中体现为国际税收协定中的“无差别待遇”。《经合发组织范本》和《联合国范本》都在第24条规定：缔约国一方国民或无国籍居民在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有关条件不应比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有关条件有所不同或比其更重；这也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双方居民的人。通俗地讲，这是指对外国投资者所征收的税收，在负担上要不高于对本国投资者的同类税收。

从概念上看，有关国民待遇原则的各种法律表述中，采用的都是“不得高于”、“不低于”或“不应…有所不同或比其更重”的词句，而没有直接做出“必须完全相同的待遇”的规定；关贸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国民待遇的条款中有“一般例外”、“安全例外”、“补贴例外”等例外条款。因此，我们认为，税收国民待遇原则并不约束和限制国家基于本国国情和政策倾向对外国投资者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者税，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并不排斥涉外税收优惠。

有观点认为：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税收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调节杠杆应尽量做到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充分体现税收的“经济公平”原则。涉外税收优惠对外国投资者的“超国民待遇”，明显地违反了这一原则，造成了地区和产业间的不平衡发展，损害了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笔者认为：税收国民待遇原则和我国具体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之间并不矛盾和抵触。就原则而论，将原则置于“真空”环境中诠释其意义，是不具备现实基础的。原则的实现在于政策的实施，政策是在具体的经济环境中推行的，而经济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和参数构成的制度安排则显现出阶段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现实状况才是研究税收国民待遇和涉外税收优惠的逻辑起点。现阶段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可以看作是税收国民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

首先，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的运用是一国对内统一公平推广至对外统一公平的过程。而我国税法的国民待遇标准尚未形成，全民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等几种主要经济成分，国家税法根据经济发展的策略要求给予其不同的税收调控政策，各主体依法承担的税收义务也迥然不同；同样，由于国家区域发展重点的差别，造成了经济特区、开发区、开放城市、开发带的税收负担明显低于内地。国家内部的税收没有形成一个大致统一的“国民待遇”，涉外税制中过分地强调税收国民待遇原则，显然是不理性的。

其次，涉外税收政策应充分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和现行经济政策的要求。涉外税收优惠和税收国民待遇并存是一定政治经济条件调整的结果。具体而言，当市场发育较不完善，国家急需外部推动力以支持本国经济发展，经济政策强调效率优先时，应适当加大涉外税收优惠的程度；而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化、高速化和法制化，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时，则须淡化涉外税收优惠，实现公平竞争。所以我们说，涉外税收优惠是税收国民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二者是统一的。

二、我国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现状及其变革取向

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对某些特定地区、产业的涉外企业降低所得税率，同时对新办企业、出口创汇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给予定期减免，此外还有再投资退税，对外企免征投调税和耕地占用税等优惠。税制上的多层次，内容上的泛杂，使得整个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缺乏整体性与统一性。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攀比，执法的严肃性弱化，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现实效果已经远离其初衷，具体表现在：

第一，民族经济受到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歧视压力。据有关资料统计，外企所得税负担率在8％左右，内企负担率约28％， 二者之间高达20％的差距，对外企而言是一种优惠，而优惠概念的另一面则是歧视，一个国家怎么能够依靠歧视本国企业而得到发展呢？

第二，对外企产业结构的选择调节乏力。现行涉外税制的产业优惠政策导向过于简单。一方面，经济特区内不分行业地实行普惠制；另一方面，生产性企业不分投资规模大小和产业类型享受同一优惠。这样，在同一利润预期的水平上，短期投资和生产要素型的外企将会得到更大的利益。同时，涉外所得税优惠率过低（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减按15％税率征税）使得外国投资者保持粗放型产业的边际收益大于其选择集约化产业的边际成本。在预期成本效益的对比下，政府的其他产业调控政策的调节效果被大大抵减，导致国家非重点发展产业的畸形发展和地区间的重复建设，资源配置的低效运作。

第三，涉外税收优惠的地区倾斜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外国投资者及外国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其在决策过程中追求资本效用的极大化目标，并选择能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区域进行投资。现行税收优惠倾向于东南沿海地区，内陆的投资环境相对缺乏吸引力，必然会造成资本向效用极大化地区流动，形成沿海和内陆两种不同格局，并有逐步扩大的可能。

但是，如果我们把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显露出的一些弊端扩大化，并因噎废食全盘否认涉外税收优惠，全面推行平等的涉外税收政策，显然是很不理性的。如上所述，税收政策是一种现实选择，这和税收国民待遇原则本质上并不冲突。基于我国现实情况，笔者认为保留涉外税收优惠是必要的。

首先，资金和技术的紧缺是涉外税收优惠存在的前提。改革和开放是同一目标下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相互补充和统一的。改革和建设的资金与技术的短缺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国情。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一国资金及技术可以从国际资本市场和技术更先进的国家输入，以利于本国的发展和创新。因而开放引资，加强对外技术合作，走国际化的道路是必然选择。同时，法制的有待健全、政府的低效运作、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等因素造成宏观投资环境的欠佳，也是我国的一大国情。所以，涉外税收优惠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作为外商在我国投资环境欠佳的补偿手段而存在的。

其次，保留涉外税收优惠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证外国投资者的合理预期。在现今世界经济循环体系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破坏而不堪重负，投资者投资行为谨慎而敏感的前提下，稳定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取消涉外税收优惠，影响的不仅是税收政策的倾向问题，更主要在于无形中扩大了外国投资者的风险预期，相应造成国际短期游资的“外逃”和中长期投资的萎缩，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所以，现阶段对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变革应主要以调整为主，本着平稳过渡的原则，逐步地缩小优惠程度，调整优惠目标和手段，重点突出国家产业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主要应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认识外资投入量和涉外税收优惠及其他投资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美国对美、日和西欧跨国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他们并不把减免税收以奖励投资看成吸引投资的唯一重要因素。国际上常用斯托伯氏“等级尺度”法来评价投资气候。“等级尺度”共列出八个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其中税收优惠被包括在“外国企业和本地企业差别待遇”一栏中而列第三位，所规定的最高分与“资本外调自由、允许外国所有权的比例、政治稳定”相同。说明税收优惠政策虽是大量引进外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它不是唯一重要因素。对外国投资者而言，一国的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经济政策的可预见性和劳动力的价值及素质起着更为重要的导向作用。涉外税收优惠作为一种引资手段，其作用的发挥必须同时使投资环境的其他方面同步完善，否则一味的税收高优惠会因其他方面因素的抵消而削弱优惠作用，使得税收优惠所放弃的财政收入和得到的经济效益不对称。

2.确定涉外税收优惠的重点。外国投资是一种高成本的资本，引进和运用外资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优先解决本国相对短缺的经济部门的发展问题。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和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要求，我国目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点在于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优先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加大调整改造加工工业的力度，提高其素质，特别要有重点地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尤其是电子信息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涉外税收优惠作为一种调节的手段，应及时地进行重点转移，由过去的区域导向型适时地过渡到产业导向型上来，将涉外税收优惠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实行双层次的引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具体做法是：第一层次，对投资于上述先驱产业的内外资企业实行完全相同的普遍优惠政策；第二层次，在普惠制的基础上再对投资于先驱产业的外资企业实行特殊优惠政策，体现对其深层次的税收优惠。以此推进外商投资产业部门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优化。对于一般加工业特别是纯粹劳动密集型、以产品粗加工为特征的中性产业，则应实行和国内企业对等的税收待遇。对投资于高耗能、高污染的限制性行业的外资实行限制性税收政策，如课征附加税等限制措施。

3.采用灵活性的优惠机制，以适应宏观因素的多变性。单纯地以低税率为基本内容的优惠机制体现的是国际间比较利益上的优势，在当前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主要经济大国纷纷出台以降低税率为主要内容的税改方案的时候，这种单一的优惠机制或丧失其作用，或将毫无必要地增加税式支出，背离税收优惠的初衷。单一机制缺乏一定灵活性，难以适应多变的环境，所以，税收优惠的多样化是一种明智选择。例如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延期纳税性质的投资储备金办法或者短期减免税性质的投资抵免办法；相当于提供无息贷款性质的加速折旧办法；到期可以停止或延长的定期减免税办法；以及包括流转税和财产税在内的其他非所得税的定期优惠办法等。针对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偏重于低税率和定期减免二种形式的现状，适当地减少这两种形式的比例，综合采取上述各种优惠办法，形成符合我国国情，适应国际国内环境的优惠体系。

4.争取和资本输出国政府签订税收饶让协议，使税收优惠能真正落到外国投资者身上。国际投资所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国际双重征税的存在抵消了东道国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的效果，造成税收的国际转移。而实际上涉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的对象应该是跨国投资者。而只有在我国政府和外国投资者的居住国政府（或国籍国政府）签订税收饶让协议之后，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所产生的外国投资者税负低于其所在国税负的部分，才不再补征，才可能使涉外税收优惠全部落到外国投资者身上，从而使优惠政策得到充分实现。

5.加强涉外税收优惠的原则性和涉外税法的严肃性。涉外税法是一个国家和信誉的重大体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地各机关出于自身局部利益考虑，擅自泛化涉外税收优惠，以税收减免的随意性取代涉外税法的严肃性，偏离了税收优惠的原则。这种做法不仅有损国家，而且使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税收优惠的稳定性和法律的严肃性产生不良的心理预期，以至带来难以估计的后果。所以，中央政府应积极发挥其政治上集权的优势，加大税收的控制力，严格划分税收优惠的权限，将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完全收归中央，并保证执行过程中的政令如一：同时强化涉外税收监督体系，加大监督力度和广度；在法和罚上保证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参考文献

①郭庆旺：《税收与经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版。

②靳东升：《税收国际化与税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刘心一：《税收支出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版。

④尹音频：《涉外税收论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版。

⑤平新乔：《财政原理和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涉外经济法篇4

本刊记者　乔　燕

1999年11月15日，随着中美达成

吕：从整体上看，“入世”后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肯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我们经初步分析、预测，认为“入世”后审判工作将出现以下新的变化：其一，随着进出口贸易活动增加，与外贸相关的纠纷案件会进一步增多，如何适用我国法律，参照国际惯例和公约审理涉外贸易纠纷案件，给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其二，随着跨国公司到我国投资金融业、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的增加，涉及境外投资的纠纷案件必然增多；其三，为了适应参与国际竞争，将大大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引发的企业重组、兼并、破产等案件必然增多，如何妥善解决纠纷案件，既促进经济发展，又维护社会稳定，需要认真研究；其四，要遵守国际规则，客观上要求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依法制裁假冒伪劣商品和各种侵权行为，不可避免地触动一些地方和部门经济利益，执法难度增大。

面对这种形势，审判工作存在不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尤其是涉外经济立法不够健全，一些新问题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导致执法上的困难。二是缺乏高素质的涉外审判专门人才。法官中高层次的法律人才，尤其是既懂涉外经济、懂国际规则，又懂外语的人才不多，亟待需要提高。三是适用审判程序不够严格、规范，一些案件庭审水平不高甚至有走过场的现象，影响庭审活动的公信度。四是超审限案件仍占一定比例。WwW.133229.Com如果案件久拖不结，甚至超期，必将影响我国审判机关在国际上的形象。五是案件“执行难”。近几年来，执行工作呈现收案增多、结案增多、存案增多的趋势。如果境外当事人胜诉的案件执行不了，就会对我国投资法律环境产生动摇，影响到我国投资经商的信心。

针对这些问题，人民法院必须及时更新观念，加强学习，加强研究，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加快法院工作改革，进一步完善审判运行和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审判工作水平，以适应“入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记：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们对“入世”给审判工作的影响的认识也不一。广东省对入世后的紧迫感和压力是不是要强些？您认为法院应如何对待“入世”的问题？

吕：我们现在的压力就很大，有紧迫感。广东由于其所属的地理位置和较早的开放政策，使外向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独资、合资企业占很大比例。因此，经济纠纷特别是涉外经济纠纷较多。所以，入世给广东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可以预见涉外经济纠纷将会有较大增加。目前，我们正着手进行相关的准备，省高院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负责收集有关资料，通过调查研究并结合审判工作，制定出法院入世后的对策，并将此作为今年法院的工作重点之一。

我想“入世”后广东法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全国各地法院都会遇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对“入世”法院必须要有一个清醒认识，要增强大局意识。“入世”后我国经济将逐步纳入世界经济大潮中，竞争将更加激烈，改革、发展、稳定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为此，人民法院必须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入世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维护稳定放在工作首位，进一步强化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法律力度，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危害政治安定、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各种犯罪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同时，要依法调节各种经济关系，妥善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要坚决纠正并克服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思想，在严格适用法律的基础上，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坚决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对审判工作的影响和干扰，平等地保护境内外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和司法权威，促进依法治国工作的深入开展。

记：肖扬院长提出今年法院工作重点是深化改革，确保司法公正。那么“入世”对司法机关，特别是对法院执法公正的要求是不是更严格和迫切了呢？

吕：我认为要适应“入世”需要，关键是确保司法公正。“入世”后，随着

是要尽快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涉外法律人才队伍。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法官队伍德的法律业务教育培训，尤其是涉外法律方面的教育培训，适应涉外审判工作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一批熟悉涉外法律的专门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让他们充当起越来越多的涉外审判重任。其次，要加强对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一方面，主动到有关部门了解我国与“世贸”成员国所签署的协议，了解相关的国际规则，了解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等等。另一方面，加强对审判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预测，研究相关的措施和对策，反馈给立法部门，以使我国涉外法律法规尽快完善起来。同时，注意收集、外国法院适用国际惯例的典型案例，借鉴吸收境外先进立法成果，为我所用，不断提高涉外审判工作水平。

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今年1月8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召开了“wto与中国律师业”的大型研讨会，准备迎接入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我看来，这种机遇和挑战同样存在于法院的审判工作中，中国法院应从现在起作好准备迎接挑战。

吕：是的。“入世”前，人民法院处理与“入世”有关的涉外纠纷案件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我国“入世”的进程；“入世”后，也会对外资的进入和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为此，人民法院应从各个涉外纠纷案件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我国“入世”的进程；“入世”后，也会对外资的进入和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为此，人民法院应从各个方面作好准备，以更好的发挥审判工作的职能作用。

涉外经济法篇5

    内容提要: 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的迫切需要,我国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方面的实践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法制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拟结合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涉外合同的含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准据法的适用范围等作分析与探讨,以期有助于相关法律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的迫切需要,我国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方面的实践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法制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拟结合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谈谈对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有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以期能有助于相关的司法实践。

    一、简要回顾

    1983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15条率先规定了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必须适用中国法。1985年颁行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已废止)对涉外合同的法律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1986年《民法通则》第145条对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也作了相应的规定。1987年和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了《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和《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司法解释》)两项法律文件,对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的有关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此外,在 1985年的《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已废止)、《中国银行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办法》(已废止)、1992年的《海商法》、1995年的《民用航空法》等项法律文件中也对有关的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规定。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合同法》,其中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同法》的规定吸收了《民法通则》第 145条的内容,与《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的规定基本相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自1999年10月1日《合同法》施行之日起,《涉外经济合同法》同时被废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也已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6月16日决定废止。鉴于《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条文简略,缺少可操作性,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为规范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7年公布并施行了《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司法解释》),对在涉外民事或商事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存在异议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不过,鉴于其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已于2013年2月18日决定废止。2010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其中第4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根据这一条的规定,涉外合同应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特征履行规则以及最密切联系原则解决法律适用问题。为了正确处理该法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统一裁判思路,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3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一般性问题作出了解释,其规定也适用于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有关问题。

    二、关于涉外合同的含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1条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民事关系。据此,可以认为,涉外合同是指在合同关系的主体、客体、法律事实三要素中至少有一个因素与外国有关的合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主体因素不仅涉及国籍,而且涉及当事人的经常居所地,这意味着,即使客体、法律事实及当事人的国籍等因素均与外国无关,但只要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也构成涉外合同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1999年《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据此,就海商合同纠纷而言,其本身未必与中国有实际联系,但当事人可以通过书面协议选择中国海事法院管辖。可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说,该海商合同也是一种涉外合同。这种涉外合同关系的主体、客体、法律事实三要素都在外国,但由中国法院行使诉讼管辖权。此种情形应当属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1条第 5项规定的“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

    《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司法解释》曾使用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的概念,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涉外合同”或“涉外经济合同”的含义是相同的。

    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

    根据上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一样,我国也是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但在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上,我国又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法律选择的方式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的“可以协议选择”表明该法只承认明示选择,这与该法第3条的一般规定是一致的。“协议”既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即当事人并没有以书面或者口头等明确的方式对适用法律作出选择,但在诉讼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均未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法院一般会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应当适用的法律作出了选择,即适用该法作出裁判。为此,《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8条第2款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作出了选择。”据此,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但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就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这种方式可以视为默示的选择,因此也可以认为我国是有限度地承认默示选择的。

    (二)法律选择的时间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8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据此,当事人可以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通过协商一致,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实践中,当事人对于应适用的法律往往要经过辩论才能达成共识,因而对法律选择的时间作这样宽松的规定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权利,也有利于案件的审理。

    (三)法律选择的限制

    从根本上来说,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权利来源于法律的授予或允准,在法律没有授权的场合,当事人是不能径行选择适用的法律的。这是对法律选择的根本性限制。因此,《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6条又以反证的方式对此作出明确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按照《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涉外合同是属于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法律的涉外民事关系,但同时又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表明对某些特殊合同,我国法律可以直接规定其适用的法律,而不允许当事人自己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从而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是对法律选择的另一种限制。根据《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司法解释》第8条还曾经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股份转让合同,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包经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合同,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的合同,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购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合同,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企业资产的合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另外2001年修订的《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 81条规定,外资企业与其他公司、企业或者经济组织以及个人签订合同,适用中国《合同法》。根据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和第43条的规定,在我国,消费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但在消费者选择或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情况下,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劳动者工作地难以确定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

    此外,1987年《中国银行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办法》(已废止)第25条曾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国银行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也应当适用中国法律,但如果中国银行同意,也可以适用外国的法律。

    (四)法律选择的范围

    关于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范围,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不同的主张,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否要求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应当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有实际联系” 这个问题上。我国相关立法都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因此,《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7条规定: “一方当事人以双方协议选择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没有实际联系为由主张选择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意味着我国不要求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有实际联系”。

    此外,根据该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可以援引尚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该国际条约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四、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

涉外经济法篇6

关键词：珠江-西江经济带；涉外物流公司；翻译人员；翻译能力；职业道德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26-0193-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26.094

《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形成西南中南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提高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能力，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珠江-西江流域的航运的发展，构建新型的现代综合运输格局，从而降低其经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服务的质量、充分调动上游丰富的资源优势、加强与下游产品的流通。作为经济带对外经济贸易交流的重要媒介，涉外物流公司在资源和产品流通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带动和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带的资源整合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外贸翻译人员是涉外物流公司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涉外贸易发展的推动力，深入研究涉外翻译人员的现状，了解他们对物流英语和业务英语的掌握情况，掌握他们的翻译能力和职业道德现状，有利于提出相关的改进方法，提高其翻译能力和职业道德，从而更好地服务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发展。

1 珠江-西江经济带

珠江-西江流域上连云南、贵州，横跨广东、广西，下通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一直以来都是连接西南和华南地区的“黄金水道”。珠江-西江经济带贯穿了我国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和西南丰富资源区、市场潜力区，是珠江三角洲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的承载地以及沿江而上发展的战略腹地，是大西南各省区运输不可或缺的大动脉和出海大通道。在全国经济下行的严峻背景下，实施珠江-西江经济带重大战略举措，对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面向东盟开放与合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完善中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格局。借助珠江-西江经济带的相对优势，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为平台，推进两广区域一体化进程，充分发挥对促进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扩大中国西南中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发展程度，形成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主线的发展格局，从而打造出区域内的新增长点，加强区域的竞争力。

2 涉外物流公司在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地位

珠江-西江流域是全国第二大流域，仅次于长江，其长度、流域面积、水量和水质都具有相当的优势，水系发达，水力资源非常丰富。其中珠江流域通航河道众多，其通航河道之多和通航里程之长，使珠江成为了华南区域水上交通的大动脉。而西江作为珠江水系干流之一，航运量位居中国第二，是华南地区最长的河流，也对珠江-西江经济带的运输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得天独厚的内河水运优势之外，珠江-西江经济带还拥有便捷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依托这些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国家的鼓励政策，珠江-西江经济带的物流迅猛发展，涉外物流公司也应运而生，并且展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不断完善其体系。涉外物流公司有利于将上游丰富的资源，如云南的磷矿、煤炭，贵州的铝矿、磷矿和广西的有色金属、大理石和三水铝等资源运输至珠三角地区，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力量，优化珠江-西江经济带的资源配置，实现产业升级转移和区域经济的高度互补，提升外贸经济效益，进一步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区域外贸经济的发展。

3 涉外物流公司从业人员的翻译能力和职业道德现状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中国也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程度并加快对外贸易的步伐。为了增强国家的对外竞争力，中国也越来越注重涉外物流的发展，以更好地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涉外物流公司在这种大背景下发展迅猛，运行体制也得到了不断完善。作为涉外物流公司的主干，涉外物流公司的从业人员对整个涉外物流公司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涉外物流公司的从业人员的翻译能力和职业道德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亟需提升。

3.1 涉外物流公司从业人员的翻译能力

在所有从事涉外物流工作的人员当中，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属于非英语专业，本身的英语基础就比较薄弱，因此对英语，特别是专业性较强的涉外物流英语把握不足，翻译能力较低。对于一些英语翻译专业出身的从业人员，虽然是英语翻译专业毕业，其外语技能基本能够满足涉外物流工作的需求，但由于涉外物流英语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其自身的特点，并具有专门的语言特征，因此在涉外物流专业外语能力还是比较欠缺，而且有些人员在学习阶段没有系统性地学习外贸类文本，缺乏相关的外贸知识。加之没有对涉外物流公司从业人员翻译能力方面的继续教育环节引以重视，从而导致了相关从业人员在翻译能力方面的缺陷。

3.2 涉外物流公司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现状

在涉外物流公司中，有些从业人员在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方面依然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部分工作人员由于以上翻译能力存在的内在问题，其本身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就有限，因此造成了整体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下降。有些工作人员在翻译工作中，由于翻译水平不足，出现了随便应付翻译的现象，未能切实地做好一个翻译者应有的本分，无法顺利地促进涉外贸易交往的发展。此外，有些涉外物流从业人员本身对本行业的工作热情度就不高，内心工作信念不坚定，有时对工作会产生不满或者厌恶的消极心态，因此在翻译涉外物流英语过程中，没有达到翻译的精益求精的境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翻译实际能力和实际水平，未能履行好作为一名合格的涉外翻译人员所应具有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4 提升物流涉外公司翻译人员翻译能力和职业道德的途径

涉外经济法篇7

关键词：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侦查对策

中图分类号：F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2-0182-02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定义及现状

涉众型经济犯罪本身并非一个法律概念，而是政府有关机构、司法部门从有针对性打击犯罪、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保护公民权益等方面出发，将某些高发、具有一些相同或类似基本特征的济犯罪归为一类需要特殊对待的案件类型。

2006年11月，在公安部召开的有关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专题新闻会上，将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定义为：“涉及众多受害人，特别是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在公安部召开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专题新闻会上，公安部经侦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在会上表示，2016年1月份到10月份，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1.9万起，同比上升9.1%，涉案金额则高达70亿元人民币，呈现出多发、高发态势。案件绝对数量、占经济犯罪案件的比重均不断上涨，并且该类案件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证券投资、房地产、入学就业等多个领域，而表现形式主要是四种，包括集资诈骗、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传销。

二、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点

（一）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犯罪分子很善于利用市场的热点，也就是人们的关注点去布置骗局，利用各种新兴市场、产品来吸引群众投资，并且给投资者讲述一些他们不太懂的所谓新的理念，让投资者误以为真，踏入犯罪分子早已部好的陷阱。例如在北京发生的“蒙京华”非法集资案件，犯罪分子就是利用了市场热点，以养殖奶牛可获得高额回报为诱饵，采取向社会公开招聘、集中培训等形式，诱使公众投资，导致最后向投资人销售了1万多头奶牛，远远超过了该公司实际拥有的4 000头数量。该案主犯的奶牛计划，实际上是让后期的人源源不断地前来投资，来弥补前期人的损失，返本返利。

（二）犯罪手段呈现职业化

近几年，涉众型经济犯罪分子的学历较过去大为提高，作案对象的选择、逃避打击的技能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如“亿霖木业案”中，28名被告中有18名被告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到近2/3。同时，不法分子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作案的高科技化、智能化在“提高”。例如，涉众型信用卡诈骗案中，被告人登录网络终端系统，破译储户银行卡密码，借助现代印刷手段伪造行用卡、伪造身份证等实施犯罪。同时，大多数犯罪分子以公司经营为幌子已成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趋势之一。

（三）犯罪组织结构严密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团伙结构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金字塔”的特征，上下线利益关系紧密依附，组织犯罪结构严密。犯罪团伙成员为夫妻和兄弟关系，这样的内部联系形成的犯罪团伙异常团结，就算被公安机关抓获，也往往不会轻易透露出团伙其他人的信息，给打击和治理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公安机关查处的犯罪团伙，公司内部大多分工严密，公司头目一般都是暗地指挥，而且只有单线联系，下线不能主动联系上线。明确的职责分工，使得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运作更加“高效化”，犯罪活动的规模、频率、区域等都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传销式作案手法不断沿用。犯罪分子采用传销的运营模式，通过许诺成员高额的提成奖励来刺激成员，让他们不顾一切全力以赴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四）犯罪手段科技化

涉众型经济犯罪之所以能达到“涉众”效果，善用现代传媒技术美化、包装和宣传，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采取公开化宣传。通过合法的“外壳公司”来为自己进行公开化的宣传，鼓吹自己公司或者产品的美好前景。为了让更多民众陷入投资陷阱，犯罪分子将宣传发之于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有的设置借助邀请政府官员出席活动、与政府官员合影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公众的信任度。

（五）受害群体多元化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分子会根据被害人所涉及的领域，采取相应的手段。比如，对于社保领域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犯罪对象集中在下岗员工和无业人员，尤其是中年妇女居多；对于电信领域犯罪，犯罪对象往往集中在退休人员、老年人等人群；对于期货交易、原始股等犯罪，受害人更多的是公司企业高管等高收入群体；对于融资领域犯罪，作案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私营企业等。多元化趋势呈主导，受害群体的多元化实质上为作案对象的选择提供了更为宽泛的范围，而针对高层次领域人员实施的犯罪，欺骗性更强，得逞机会更大，犯罪所得更多。

三、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侦查对策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侦办难点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采取“合法外衣”与违法犯罪相衬托、真实项目与虚假承诺相交织、正常交易与违规操作相混合的方式，不仅增加了投资者等受害人甄别的难度，也给打击处理造成了困难和障碍。

1.取证难

涉众型案件案情复杂，不仅犯罪起数多、数额巨大、受害人众多，而且时间跨度长。因此，需要调取的证人证言、书证数目和履行的法律手续数目庞大，有的案件需依法询问的受害人、证人多达数千人。例如，“亿霖木业”案在案件的查处过程中发现，被害人来自11个省、市，45个县、市、区，涉及地域极其广阔，涉案金额高达16.8亿元，数字极为庞大，而涉案人数高达6 000人。

2.定性难

涉众型经济犯罪表现形式非常复杂，容易与民商事经济纠纷相混淆，难以准确的清晰地划分出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比如“碧溪广场”案，这个案件在当时是以所谓新型经营模式的面貌出现，在我国还属新类型事物，因而对其行为性质还存在一些争议。在该案的办理期间，受害人以多达10余种民事案由、1 000多件民商事案件的形式进行维权，有的正处于诉讼中，有的以下判，与刑事处理的“交叉”情形比较突出。

3.查处难

查处时机难以把握，案发前查处，由于犯罪行为未充分暴露，受骗群众往往不理解，甚至将矛头指向公安机关；等到“资金链”崩盘再查处，则已形成较大的社会危害。如法院在审理“亿霖木业”时，上百名受害人在法庭外“声援”正在候审的被告人，理由是被告人如果不羁押、不受审，资金链就不会断裂，他们就不会有损失。

4.追赃难

为逃避打击，涉案公司、企业的财务管理往往极不规范，财务账册资料残缺混乱，导致追赃线索中断，加之犯罪分子往往“拆东墙补西墙”，无脏可追或者追赃无据。还有的犯罪嫌疑人将自己违法犯罪所得存入自己配偶或者亲戚的账户，所以应该建立犯罪嫌疑人家属财产来源审查制度。侦查机关在立案之初，对涉嫌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财产进行审查，一旦查实该财产确属被执行人所有，应采取防范与保全结合型的控制措施，确保将来赔偿判决顺利经行。

（二）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侦查对策

1.多途径取证

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其非法活动基本在封闭状态下进行，必须通过多种取证途径。一就是重视受害人的报案或者群众的举报。涉众型经济犯罪往往涉及大量的受害人，这些受害人到公安机关报案可以提供大量的线索，是我们获得该类案件的重要线索来源。二就是金融、证券、审计、税务等行政执法机关的移送。三是公安机关通过收集情报信息来获得犯罪线索。通过监控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的行业和地点，而获得犯罪线索。在证据的搜查过程中，还要注意收集和固定电子证据。时代在发展，很多犯罪活动往往在网络上进行，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来说，成员名单、账目详细等资料都会存入计算机当中。以下几点是我们在搜集电子证据时应该注意的地方：一是防止犯罪嫌疑人销毁电子证据。二是在查封、转移电子设备时，要做好充足的备份工作，防止转移过程中出现意外，导致数据丢失；还可以聘请专业计算机人员来进行证据的调取工作，获得隐蔽的电子证据。三是在电子设备的现场，要注意搜集其他光盘优盘等电子证据。四是在搜集到计算机上的电子证据后，要做好转化的工作，把电子证据转化为文书类的证据，这样才能拥有法律效力。

2.充分准备、缉捕犯罪嫌疑人

在审讯时注意法律教育，让嫌疑人主动交代出其“上线”和“下线”的相关信息，然后迅速抓捕。我们在抓捕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时，要注意方式方法，防止其他的犯罪嫌疑人知道消息以后逃跑，增加以后追逃的难度。在抓捕之前，应该了解清楚该团伙的情况，包括人数，成员姓名等，然后在同一时间，对多个场所进行抓捕，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3.采取合理的讯问策略

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一般是团伙作案，导致作案人数过于庞大，所以在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后，一定要顺利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初步讯问。但是由于组织头目时常会给团伙成员“授课”。给他们讲述一些应对公安机关询问的办法，因此，造成了询问工作难度的加大。所以，要使用有针对性的讯问方法，要集中时间与地点展开讯问，要结合案件的要点，制定讯问的要点。

结语

涉众型经济犯罪受害人人数庞大，社会影响坏，而打击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公安机关、工商执法部门、网络媒体、通讯企业及社会组织紧密协作，结合广泛的群众基础合力，打好涉众型经济犯罪这场攻坚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安机关及工商执法部门的侦防措施智能化和高效化，涉众型经济犯罪必定无所遁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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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祥民.论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及处置对策[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

涉外经济法篇8

一、番禺区检察院近五年来处理涉众型经济犯罪基本情况分析

2008至2012年间，番禺区检察院办理的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为合同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没有办理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其中办理合同诈骗案件29件34人，非法经营案件45件79人。

多数的涉众型经济犯罪受害人数较多，涉案金额较大，如2011年1月期间，犯罪嫌疑人黄某与周某等人经合谋诈骗后，冒用身份注册成立广州长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后通过“阿里旺旺”网站等多种渠道骗取76个被害单位（人）款项10，515，489.5元。非法经营犯罪中主要为印制含有“”内容的书刊和生产、销售具有功能的游戏机，受害人群呈不确定的特征，合同诈骗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发生在汽车租赁、货物发送和货款结算过程，受害者往往是债权人。综合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作案手法，罪犯的一贯伎俩是：采用虚假的个人资料，虚假出资等手段取得工商登记，在空壳公司内部，每个人分工明确，有一定的组织性，开具的往往是空头支票，许多罪犯不用对公账户，而是使用私人账户。

二、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办理中困难

涉众型经济犯罪事实认定和证据收集困难。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受害人数多、涉及面广，损害发生后，受害人往往向自己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警，导致报案的时间、受理机关不集中，为案件的全面侦破带来困难，而且由于涉及面广，查清所有的证据是一项十分庞杂的任务，尤其是受害人在外地的情况，加之办案时间和人员的紧张，事实认定存在很大障碍。许多的涉众型经济犯罪从作案到案发时间跨度比较久，一些重要的证据已经难以收集或灭失、损毁，实际办案中也发现，被害人很少注意留存相关的物证、书证，罪犯一般用私人账户进行交易，只能根据并不完整的入款单等证据来确定受害人的损失，与损失的实际金额存在不小的出入。

涉案财物的追缴可以说是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最大的难题。目前，公安机关办案中比较注重破案，对于涉案财物追缴相对忽视，导致赃款不能第一时间被追回，事后再去追缴时困难重重。目前追缴赃款的手段相对欠缺，很大一部分案件中，罪犯已将赃款用于后续的犯罪过程或者挥霍一空，案发后，罪犯或已无财物可以追缴，或采取各种手段隐匿财产使得无法追缴。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涉及面广，人数多，确定一个案件确切的受害人数便很困难，如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会不断有人前来主张权利，这也给财物追缴带来困难。另外还存在民、刑同步不协调的状况，在涉众型经济犯罪中，很多是由民事纠纷转化而来，即，工人或职工不能得到劳务报酬，在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务纠纷的过程中发现还有经济犯罪的情况。目前，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分割与合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障碍，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难以充分赔偿。

在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法律适用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样一个主观性的认定有困难，法律上的规定较为模糊，实践中很难把握，如有的案件中，罪犯有将部分资金投入到经营中，受害人也有部分经济利益获得。有不少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很复杂，常表现为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的交织，这使得办案人员对案件的性质把握有困难，有案件中律师更认为只是民事纠纷，而非犯罪。

三、番禺区院应对群众、非正常上访情况的做法

由涉众型经济犯罪引发的群众、非正常上访往往是因为所受损失得不到充足赔偿。因此，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时，番禺区院都会特别的小心谨慎，尽量与公安、法院等部门沟通、协调，扩大取证的范围，把保障被害人的经济利益工作做足。另外也会积极沟通被告人及其亲属，向他们解释退赔从轻处罚的形势政策，引导他们向被害人赔偿。其次就是要做好释法说理工作，疏导上访人的对抗情绪，同时做好案件信息告知工作，避免出现以讹传讹现象。

四、处理涉众型经济犯罪维稳问题的建议

首先，必须解决好涉案赃款的追缴问题，无论是检察院，还是公安机关、法院在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过程中，都要树立维护被害人合法利益的观念，改变那种关注证据的审查认定而忽视涉案财物追缴的做法，同时，要建立追赃的长效机制，不能因为案件的审结就不在关注追赃，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其次，市场监管主体必须把好关，以工商部门为例，其在工商登记时注重对注册资本等信息审核过于宽松，使得罪犯可以较轻易的骗取经营资格，而且工商部门的监督重门槛，对工商登记后的实际行为监管乏力，必须加强过程监管。最好要建立处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联动和风险预警机制。如可以由政府牵头，成立公安、法院、检察院、维稳办、工商、金融等部门联动、协作的机制，因为处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上访问题往往非一个部门的力量可以解决，各个部门协调配合才能处理好。另外，要加强信息共享，对被害人的情况及时跟踪、了解，发现有不正常情况时，及时、主动的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