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护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5 15:53:09

涉外护理论文

涉外护理论文篇1

相比较而言,我国英语教育相对落后,特别是涉外护理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更为薄弱。高校在扩招之后,由于学生存在较大差异性,导致整体英语水平下滑,而快速发展的社会对涉外护理英语专业人才要求却逐渐提高,在种种制约因素的影响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涉外护理英语的教学难度。

二、ESP引入涉外护理英语教学的有效措施

1.坚持ESP教学原则

针对涉外护理英语专业的特征,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坚持ESP教学原则,首先,课程设置能够符合未来涉外护理工作的语言需求;其次,教学内容能够突出护理专业的特点,坚持以人为本的护理观念,加强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人文渗透,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再次,加大对护理英语的关注力度;最后,丰富护理英语教学方法,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可以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日后能够熟练进行交流和沟通,另外,涉外护理英语专业与普通英语不同,其中涉及很多专业术语。因此,教师要加强对这部分专业术语的讲解。

2.精选教材

教材作为教学活动开展的基础,科学、合理的教材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前提。因此,在教材选择方面,教师要充分结合涉外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教材内容能够涉及国内外最新护理专业知识、护理等多方面知识,另外,教师要选择能够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综合能力的教材,并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与接受能力,选择科学、合理的教材,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培养具备专业技能、高素质的涉外护理专业人才。

3.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培养

合格的教师是落实ESP护理教学的关键和核心。目前,涉外护理英语教师主要是缺乏护理专业知识,而护理教师又缺乏英语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培养势在必行。首先,组织英语专业教师与护理专业教师组成科研室,进行集体备课,加强学术上的交流和沟通,提高教学水平;其次,组织教师参与专家讲座,丰富自身知识,鼓励英语教师参加医学护理专业知识的培训,使其具备相关的医学护理知识;最后,学校可以组织ESP护理英语专业课程由英语和护理专业教师一起授课,并合理利用课后时间,组织涉外护理专业课外活动,以此来创建师生沟通和交流平台,切实解决学生在护理英语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4.完善教学方法

目前,大部分采取传统教学方法无法满足现代教育需求,完善教学方法十分必要。教师可以结合多种教学模式,例如:任务教学、案例教学等,结合现代教育技术,通过播放多媒体课件等形式,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兴趣,将英语的听说练习和护理的操作实验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从而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推动涉外护理英语专业进一步发展。根据上文所述,涉外护理英语专业会成为我国医学发展的基础,将ESP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的教学模式与之有机结合,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还能够促使学生掌握护理知识,从而为我国社会发展培养更加专业人才,推动我国医学领域可持续发展。

涉外护理论文篇2

关键词:涉外护理 专业医护英语 国际化 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R4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3-0221-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类人才、各类技术的“走出去”络绎不绝。而英语作为现代社会的国际化标准语言,无疑是人才国际化必备的工具之一。我们国家非常重视高校学生的英语教育,许多专业都开设有英语课程,涉外护理专业也不例外。但调查表明,涉外护理专业学生所学习的英语大都是难度不大的公共英语,有些高职院校甚至使用相当于高中一年级水平的英语教材。这无疑达不到涉外护理专业学生英语水平的需求。大多数学生对于这种没有新意的英语学习兴趣不大,久而久之则失去了学习英语的动力。

专业医护英语,专业,针对性强,掌握专业医护英语对学生未来从业帮助较大,因此涉外护理专业学生学习专业医护英语十分有必要。

一、涉外护理专业医护英语优点

涉外护理专业是应市场需求而新增的一门专业。传统的护理专业对英语的重视程度不高,课程设置也不如涉外护理专业实用性强。专业医护英语对医学类的各类名词都有细致的解释,对相关医学专业定义都用了西方的标准进行解释说明。另外,专业医护英语通常还包括西方国家前沿的医学及护理学科的科学研究介绍,阐述了西方人的医学和护理观点,这能够与学生掌握的国内书本知识进行互补,让他们了解接触西方一些前沿性的观点和理论。有了护理知识专业的英语能力,毕业生日后将可在外资医院或者国外医院从业,这将大大提升就业档次以及增加经济收入。由此可见,专业医护英语的学习从综合角度矸治鍪侵匾的,而且是有必要的。

二、中国的国际化进程

我国今天处于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时代。闭门造车的年代已经逝去,各种新鲜的西方元素在中国屡见不鲜。这是中国现状的真实写照。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们与国际接轨的步调逐渐加快,与其他国家在经济、贸易、教育、能源以及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这为我们的毕业生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机遇,提供了展示能力的舞台。2004年以后中国的互联网事业飞速发展,以一条虚拟的桥梁将我们与国外连接得更加紧密。我们的涉外护理专业毕业生,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三、国内外对涉外护理专业人才的需求

由于文化背景和经济水平差异等因素,西方发达国家的护理从业人员长期处于匮乏状态,有些国家这方面人才甚至极度短缺,因此从其他国家输入护理专业人才是西方国家缓解人才需求的长久之计。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卫生部护士局的研究,由于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及医疗机构的改革而新增加的雇佣护士行业造成对护士需求持续增加,到2020年美国注册护士的短缺量将达到50万人。我们国家的涉外护理专业应势蓬勃发展。在西方国家从事护理工作待遇好,工作压力相比国内要小,工作环境也相比国内更为优越,所以许多专业能力强的涉外护理专业学生毕业后优先选择到国外从业。越来越多的学生看到了国外从业的这些优点而选择就读涉外护理专业,因此涉外护理专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都将热度不减,甚至有所攀升。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大步迈进走向国际,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正越来越紧密,多元化、世界性的元素在中国随处可见,已不再新鲜。国际化带来的机遇之一就是大量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的国际性医院及医药公司等涌入中国医疗市场,将中国的医疗水平事业提上了国际化的台阶。这些医疗机构提供高的薪资,优越的工作环境,灵活的工作时间,这对涉外护理学生无疑是很大的吸引。受经济条件等各种条件限制而无法跨出国门工作的毕业生,可以选择在国内的外资医疗机构从业。国内一流医院以及外资医疗机构、医药公司等都对护理人才有大量需求,有专业的医护英语能力、能沟通、业务能力强都是进入这些机构工作的必备条件。

在中国国际化、全球化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涉外护理专业学生的就业面更加广阔,就业层次更加高,就业环境也更加优越。但是这一切的机遇都与个人专业能力呈正相关。学好专业医护英语,则提升了学生的一大硬件能力,为他们抓住机遇出国从业或者高端从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在未来的工作能力要求中,社会对英语能力的要求高度将只增不降。为了保持在未来世界的竞争力,为了广阔的就业面、就业机会和就业高度,涉外护理专业学生学习专业医护英语是十分有必要的,这对于他们增强整体业务能力和素质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参考文献:

涉外护理论文篇3

【关键词】跨文化教育;涉外护士;培训

【中图分类号】R1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09)08-0152-0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护理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增加,临床护士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出国就业。然而,由于本土文化与异国文化的差异,“文化休克”在涉外护士的工作中时有发生。如何提高涉外护士的跨文化意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渐渐引起了国内护理教育专家的注意。我国众多医学院校和专业机构均开设涉外护士培训工作,帮助护士更多的关注患者的文化因素,站在多元文化角度为患者采取更好的护理措施。我校自开设涉外护士培训课程以来,共培养了一百多名护士到美国就业。现将涉外护士培训中如何培养护士的跨文化护理能力遇到的问题和经验介绍如下。

1跨文化护理的概念

美国护理专家莱宁格(Meadleine Leininger)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跨文化护理,它是在新的医学模式下产生的高层次护理。该理论主要以人类文化与照顾为核心,着重探讨影响人类照顾的文化因素及各种文化的照顾差异与共性,制定与实施一系列符合服务对象价值观、信念信仰及生活方式的专业决策与行动,以支持提供有益的、有意义的和令人满意的健康护理[1]。莱宁格认为护理的本质是文化关怀,关怀是护理的基本思想,是护理活动的原动力,护理关怀是以病人的健康为目的,并从整体观念出发,为病人提供符合个人独特需要的护理关怀,而跨文化护理正是用文化环境和文化来影响病人的心理、教养、陶冶和改变其性格和性情,使其处于一种良好的心理生理性格状态,以利于疾病的康复[2]。

2培养涉外护士跨文化护理能力的必要性

2.1国际形势的需要目前,很多经济发达国家由于老龄化人口的增长和公众对医护需求的提高,护士短缺成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公众健康的问题。以美国为例,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统计,到2014年,美国将需求120万的新注册护士,即使美国政府通过政策进行干预,也不能满足届时的护士需求,只能通过外籍护士输入来改善。护士短缺迫使美国政府在签证,移民,工作条件等方面给予了外籍护士较为优厚的条件。类似护士短缺的现象同样出现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我国护士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到这些国家从事护理工作。但是,当涉外护士面对完全陌生、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伦理道德、、医疗体系时,很容易出现因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休克”。随着涉外护理培训在国内的广泛开展,培养涉外护士的跨文化护理能力成了相当紧迫的任务。

2.2护理工作实践的需要1999年,美国护理院校协会在21世纪护理人员的培养计划中指出:专业护理人员必须在任何环境中关注并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文化需求。并制定了培养文化护理能力的目标:护理人员必须具备与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生活方式人际的技能;能与有不同文化环境、社会地位、社会经济环境、教育状况专业背景、种族和国籍的服务对象进行交际的能力,敏感洞察他们的文化需求,并提供有效、专业的护理[3]。西方国家早已将跨文化护理理论应用到护理工作的实践中,而我国的护理院校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还很少,很多临床护士对跨文化护理的意义和概念还很陌生,更缺乏跨文化护理的技能。临床护理工作中“文化强加”现象时有发生,无意中产生了很多不理解和误会,容易引起患者的抵触情绪,影响护患沟通,导致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降低。比如我国文化深受儒家学说熏陶,在人际交往中推崇长幼有别的等级意识,对老年人称呼“×老”、“×大爷”表示尊重;而西方人追求民主平等,老年人不愿意被称呼“×老”,他们认为自己还没有到老的程度。因此,护士应根据患者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了解患者的生活方式和信仰道德,使他们在、饮食习惯和安全感等方面愿意与护士沟通,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2.3提高护士综合素质的需要多学会一门语言就如同多了一双眼睛看世界,同样,多了解与理解一种文化无疑多了一个认识世界的维度,多了一层探索宇宙真理的智慧[4]。我国护士的教育背景比较单一,在校学习期间往往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上,进入护理临床实践后,护理操作技能和专业知识相对比较过硬,而在交流沟通、素质修养方面不够重视。通过跨文化护理的学习,可以让涉外护士学习目的国的护患沟通技巧,提升护士的人文修养与礼仪,使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3培养涉外护士跨文化护理能力中遇到的问题

3.1不了解外国的护理法律法规法律是国家的上层建筑,它会受到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和人群特征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各国的医疗护理法律法规也有显著差异。我国护士在获得护士执业证书后,不同职称的护士在医院的职责和工作范围差别不大。而欧美国家大多有多种护士等级制度。以美国为例,美国护士分三个等级,由上而下分别是Registered Nurse(RN),Licensed Practical Nurse(LVN)和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CAN)。不同等级的护士在医院里的职责和工作范围是不一样的。如RN相当于中国的护师,但其工作的专业性却比中国要高出许多,是护理人员施行护理整个过程的掌控者。RN从接收患者开始,就要利用各种护理方法,搜集病人的主、客观资料,作初步的护理评估(Assessment)。同时把搜集的资料加以护理分析(Analysis),并提出正确的护理诊断(Nursing Diagnosis)和适当的护理计划(Planning)。之后带领职业护士LVN和助理护士CAN执行护理工作(Implementation)。最后再根据执行的结果,对护理过程的各阶段实施评价(Evaluation)与修正,以确保病人的护理问题得到解决。因此,RN对整个护理过程必须十分熟悉。LVN不能对患者做评估和分析,也不能给静脉给药。CAN的工作偏重于病人的个人起居和卫生护理,例如擦澡,换床单,翻身,量体温、血压、呼吸脉搏等,不能给药、打针,也不能从事任何的无菌技术。在国外从事护理工作,涉外护士应对目的国的医疗护理法律法规有较好的了解、认识,才能做到知法、懂法和守法,在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护理的同时保护自己。

3.2忽视中外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个人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思维方式等。不同国家文化的价值观不相同,决定了各国的医疗护理领域的服务导向有很大差别。我国是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国家,医疗护理的宗旨是为最广大的群众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因此,一些教学医院在做一些检查或操作时,出于培养新一代护士的需要,有时会忽略患者的保护隐私的需要和自尊,尤其是在妇产科病房和外科病房。而欧美国家以美国为例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医疗护理价值观表现出个人主义和注重个人隐私等特点。我国的绝大多数医院习惯把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所患疾病名称写在床头卡上以便于医务人员的核对;而美国则将患者的相关信息记录在腕带或胸牌上,患者可随处携带,强调个人隐私和私人空间。因此涉外护士需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不要把患者的检查结果及任何与患者相关的资料随便放置、丢弃。

3.3欠缺为患者服务的意识我国护士多数欠缺为患者服务的意识,工作时想的是在为这家医院工作,而西方护士多数觉得自己是在为病人工作。看上去他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可是出发点不一样,感彩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病人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在美国,患者一走进病区,护士会主动微笑着向走进病区的患者招手致意并亲切的问候“Hello”。有些医院的护士站会挂有各种面部表情的卡通人物,时刻提醒护士要面带微笑走进病房。护士很尊重患者的和风俗习惯,床单位周围患者可随自己的喜好而布置,以整洁有序、满意舒适为目标,满足了患者的心愿及个性的表现,使医院整个环境和氛围让住院患者及家属感觉到有一个很自由的空间,充分满足了患者的身心需求,体现了细微之处的人文关怀。因此涉外护士需注意培养时刻为患者的利益着想的意识,以处处为患者服务的态度与患者交往沟通,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4涉外护士跨文化护理能力培训的经验

4.1调整课程设置结构设置多元文化教育课程是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护理能力的最有效途径。因此,我校在传统的教学计划设置上增加跨文化交流学、护理法律法规、宗教学、民俗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等人文学科课程的比重,通过学习使涉外护士形成多元文化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从护理角度出发,了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人们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习俗禁忌、、健康观念、医疗卫生保健制度等,使涉外护士不仅意识到语言的差异,更能意识到文化的差异,从而增强跨文化敏感性,自觉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4.2丰富教学方法除了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外,我校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提供的的丰富便捷的网络和多媒体资源,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将跨文化护理融入到整个知识结构中,形成涉外护士潜意识的东西,激发他们的交流兴趣,掌握沟通交流的方法,获得有效交流的能力。

4.2.1角色扮演法在课堂教学中,创造环境让护士扮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患者,让他们进行各种语言和非语言交流活动,使他们在这种本族文化氛围中体会异族文化的“异处”,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加大对异族文化的理解和容忍度。

4.2.2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是对一个真实事例全面分析来说明某一“文化点”,使学生形成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不同的实例教学可以加强护士的社会文化意识,避免在今后的跨文化护理中犯类似的错误,也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增加护士对跨文化护理学习的兴趣。

4.2.3观看影像资料语言是文化交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表达、传递、储存、延续及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英文原版录像或电影能真实地展示西方国家的生活、学习状况及医疗护理情况,它们一方面可提供最新最生动的语言和文化信息,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护士了解异族人们的手势、表情、身体语言等非言语交流方式。我校经常组织涉外护士观看,让护士在语言交流的同时,注意学习语言的声调、频度、语气、声音等,并配合体态语言,增强语言交流效果,提高护士的英语听说能力。此外,还可通过举办护理文化专题讲座、比较学习法等活动介绍国外文化知识。

参考文献

[1]蒋晓莲.跨文化护理理论及其在护理实践中的应用[J].继续医学教育,2006,20(29):8-12.

[2]张亚妮,段敏霞,梅娜,等.浅谈跨文化护理[J].中华实用医学,2004,6(3):119.

[3]姚婷.论涉外专业护生的跨文化护理能力培养[J].现代护理,2008,14(1):122-125.

[4]胡超.E-时代的素质教育与跨文化交际教育[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25(4):62.

涉外护理论文篇4

关键词:涉外护理岗位;交际英语;教学模式;英语教学现状

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使得有关社会生产生活和服务等行业逐步国际化,涉外人员不断增多,对相关护理涉外人员的英语要求越来越高,传统护理英语的教学目的已经由了解、熟悉英语知识,转变为能够熟练应用英语进行护理工作的交流。而传统护理英语的教学方式并未随英语教学的目的转变而转变。当前医护涉外人员不仅需要熟练掌握英语的交流技巧还要对国外民族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当前国内的主流英语教育教学手段模式急需改革创新,能够建立起来一套适合医疗护理专业英语学习教学的体系显得至关重要和紧迫。

1.涉外护理岗位交际英语和英语教学模式的现状

1.1涉外护理岗位交际英语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深,很多人都在异国进行工作学习或者旅游,中外医护交流合作项目和人员逐年增多,这种现象的发生使得医疗护理的涉外概率增加,相关的医疗护理过程急需英语能力较强的专业护理人员才能胜任,涉外医疗护理是沟通外国人员身体状况和能够熟练的使用英语在医护交流中进行交流沟通。这种现实的需要对涉外护理岗位人员的英语掌握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他不仅要求其相关人员掌握基本的英语语言知识,能够很好的理解英文护理资料听懂英文对话,还对涉外的护理人员应用英语进行熟练交流有着较高的要求。

1.2目前涉外护理英语教学的现状

当前国内大多数护理院校对涉外英语的教学模式较为落后,大多沿用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或者在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上稍加改进尚不完善。这是因为涉外护理专业在国内开设的实践相对较短,虽然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状态,但是短时间内还不能够完善自身的涉外英语教学模式,现有的教学模式在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吸收并引用国外教学的相关方法,当前正处于教学模式的融合期,正在不断的进行自身完善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涉外英语教学理所当然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包括:

在教学课程的设计上,由于之上所提到的种种原因,国内大多数涉外护理英语教学的课程设计还处在探索阶段,许多地方尚不完善,相当多的护理院系依旧以沿用传统英语课设设置模式,不能够很好的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进行调整改革。外语课程的设置明显与教育教学的目的有所偏差,更多的还是侧重对英语专业知识的掌握,缺乏有效的英语口语交流学习,对国外的历史文化特色不是十分的重视。在涉外护理英语教材的选用上,由于护理具有较强的专业差别,因此在教材上国内不同的院校或者同一院校的不同专业所使用的教材也不尽相同。这种缺乏统一标准的教材选用情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各院校护理专业的特性和学院的特点进行适合自己的教学,但是也存在所使用教材没有经过专家论证,存在着知识涵盖过于片面或者不能够达到熟练掌握英语护理性专业知识交流的目的。因此,当前国内涉外护理岗位交际英语教学需要一套具有统一规范的教材,以满足实际英语交流的需要。其次在院校的师资力量上,大部分院校尚不能提高较好的英语教学师资,生源情况也是影响护理专业英语学习效果的原因所在。

2.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模式的引入

专门用途英语英文释义为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从字面意思即可了解ESP教学模式是更加专注特定职业的英语学习和应用,其英语的专业性更强,英语涉及到多种学科的知识应用并与职业性质息息相关。这一教学模式的引入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脚步所进行的,社会的发展使人们的分工更加明确,这样也促使专业性工作的出现,针对这种现象专门用途英语应运而生。他的出现可以很好的解决相关的专业性强的英语教学学习,能够快速培养出一批专业素质强,专业知识交流能力高的专业性涉外护理人才。

建立在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理念上的教学,更加参众英语的课程设计与专业相挂钩,从而能够突出专业护理的职业特点。专门英语教学的核心理念是需求分析,只有对涉外英语的专业性质和社会需求进行分析之后,才能根据实际需要设计相关专业学生的英语教学课程和培养计划。确定相关课程的理论知识结构和专业英语学习,优化课程内容针对不同的护理专业人才进行相关专业知识讲解,专业地区差异的讲解,有关该专业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进行讲解,并能够有效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专业性英语的口语交流练习,从而达到真正提高涉外护理人员的实际英语交流水平。此外,专门用途英语也需要建立过程多元化评价体系,对护理专业的英语师资力量要有所保障,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合自身需求的英语涉外护理教学活动。

结束语

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主流的通用语言,其地位作用不言而喻。理疗护理工作作为基本民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涉外护理岗位需要较强的专业英语能力,目前国内在这一块的发展时间较短,相关教学模式制度尚不完善,我们要不断的对涉外护理岗位的交际英语教学模式进行探讨尝试,以期有所创新改进,促进国内护理院校在涉外英语教学模式上的完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继同,孔灵芝,严俊;中国特色医务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建构的战略重点与发展策略;医学与社会,2010年23卷第06期.育;2005年13卷第02期.

[2]邢玉瑞,乔文彪;《黄帝内经》三阴三阳模式建构的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年29卷第08期.

[3]余薇,陈文松;涉外护理(专科)国际护理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护士进修杂志;2010年25卷第09期.

[4]农绍军,陆凤英,郑海燕,李美娟;多媒体在涉外护理双语教学中的应用;现代医药卫生;2012年28卷第03期.

涉外护理论文篇5

关键词:涉外同居;女方权益;法律选择

人类社会中,对女性权益的保护既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现代法律日益关注弱势群体、将公平正义价值向纵深推进的必然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在经历了思想观念大变迁之后,随着自然人跨国流动日益频繁,与之伴随的涉外婚姻之外的涉外非婚同居(以下简称涉外同居)现象日益增多,“中女外男”型涉外同居(即中国女性与外国男性非婚同居)现象尤其突出。如我国广州地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与外籍男子同居甚至生子,出现了大量关于同居财产权益、非婚生子女抚养等涉外同居纠纷,由于缺乏婚姻制度保护,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也未对涉外同居予以规定,这尤其导致众多涉外同居中的我国女方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这一法律问题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当今世界各国对非婚同居的态度日趋开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国内立法中将非婚同居关系视为一种新型家庭伴侣关系予以明确调整,更有少数几国已从国际私法层面对涉外同居关系如何进行法律选择做出了规定①。然而,我国目前既没有专门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国内实体法,国际私法中也没有调整涉外同居关系的冲突规范,因此,对我国涉外同居关系中的女方,既无实体法保护,也无法借助国际私法来保护,甚至学界对该问题也未充分关注。然而,在涉外同居关系中,女方一般需要承担生养小孩和更多“家务”的同居义务,这往往导致女方在社会就业和财产收入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涉外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权益以及同居解体时的财产“分割”等方面极易沦为弱势方。为实现对涉外同居女性权益特别保护的法社会学价值,实现国际私法日益关注实质正义的价值追求,笔者拟对该问题展开探讨,以作引玉之砖。

一、国际私法保护涉外同居女方权益的缘起

长期以来,由于男女性别差异导致男女在身体、心理以及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上的不同,各国大都从法律层面设计出了向女性权益倾斜的制度,而且这些制度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婚姻家庭观念日益开放的今天,在涉外同居现象悄然增多的情况下,对涉外同居关系中女性一方予以特别保护,也反映了国际私法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时对女方予以特别保护的价值追求。

1. 涉外同居关系中男女双方地位失衡

在涉外同居关系中,一般而言,女性大多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由于没有婚姻关系成立的法定公示行为,涉外同居关系当事人中的弱势方无法从婚姻法律法规中获得倾斜式保护。离开了婚姻法保护,以自由为核心的非婚同居关系更难实现平等。另一方面,在非婚同居关系中,由于家庭角色和社会分工不同,女方往往要承担更多家庭生活义务,牺牲更多社会服务和赚钱机会。非婚同居男女之间在经济能力、工作经验、社交模式和婚姻市场的处境等方面出现严重失衡②。在此背景下,对非婚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事务,由同居关系中较强势的男方单方决定较之于真正通过双方共同决定的情况要多一些;而涉外同居关系的复杂性,使同居弱势方对将来的法律适用问题更加茫然。有观点认为,上述不利地位和风险原本就是同居者选择非婚同居模式的机会成本,谁让他(她)自愿放弃传统婚姻家庭模式的法律保护呢?但笔者认为,既然当今社会绝大部分国家法律都未禁止非婚同居行为,那么未婚男女当然有权选择这一更加自由的同居生活方式,而且事实证明,这个群体的数量在与日俱增。因此,作为日益追求实质正义的国际私法理应对这一失衡做出回应。

2. 保护涉外同居女方权益法律冲突突出

尽管现代文明世界都倡导尊重女性和对女性权益予以特别保护这一基本原则,但由于涉外同居关系从全世界范围来讲仍属“新事物”。涉外同居关系,作为一种新型涉外民事关系,对其进行国际私法调整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够科学到日渐完善的发展过程。基于此,世界各国立法在非婚同居关系的调整和涉外同居关系的准据法选择上,正处于一个不成熟的探索阶段,这给涉外同居女方权益保护带来了严峻的法律冲突。

从文献搜索结果看,目前各国法律对非婚同居关系的规制千差万别,这就导致涉外同居纠纷处理在法律适用上,往往由于适用不同国家实体法而导致案件结果的差异。一是否认非婚同居关系的国家,由于其立法上对非婚同居关系没有明确规定,既不承认非婚同居者之间的特殊人身关系,也不承认非婚同居者之间的特定财产关系,像《埃塞俄比亚民法典》 [1 ]、美国的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伊利诺伊州以及我国现行法律,都否认同居者的同居权益。二是在认可非婚同居关系的国家,对非婚同居者权益的保护程度差别也很大。如荷兰、瑞典、丹麦、挪威等国家赋予了非婚同居者较多的权益。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也一定程度上赋予非婚同居者以合法权益 [2 ]。三是非婚同居者相互之间在财产权属、财产管理与处分、财产分割问题上,各国立法更是异常复杂。在财产制上有采取类似婚姻关系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剩余共同财产制和单独财产制等 [2 ];在财产管理与处分上,有共同模式、协议模式、约定加共同模式和分别管理共同处分模式等 [2 ];在财产分割问题上,有平均分割、协议分割、协议与平均分割相结合等 [2 ]。综上所述,由于各国对非婚同居关系实体法规定的不同,当涉外同居关系纠纷发生时,适用不同国家实体法,就会出现有的对女性同居者权益保护有利,有的对女性同居者保护不利的法律冲突。

二、涉外同居女方权益保护的国际私法理论应对

针对涉外同居这一新型涉外民事关系,将处于弱势地位方的女性权益倾斜式保护科学地融入到国际私法解决涉外同居关系的法律调整之中,实现保护女性权益这一传统法社会价值非常重要。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国际私法晚近以来日益彰显的实体正义价值渗透到涉外同居关系冲突规范和法律选择理论当中。

1. 保护涉外同居女方权益的路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居关系在当今世界各国立法中,属于家事领域新事物,世界各国在非婚同居的道德伦理观念方面存在重大差别。可以想象,在人类传统的性与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动摇,而新的性与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尚未统一形成的情况下,再加上各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国家在非婚同居立法上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因此,作为国际私法调整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新类型,对涉外同居关系的法律调整当然主要依靠国际私法的间接调整路径。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承认和保护非婚同居关系,一旦出现具有涉外因素的同居案件,法官所面临的往往不是无法可依,恰好相反,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同法域对案件竞相调整的冲突局面,这时最终应该选择何国法作为准据法便成了案件核心。在承认非婚同居的国家中,某些国家已经制定了对同居弱势地位方予以倾斜式保护的国内立法,但这与涉外同居关系中实现对弱势地位方的保护显然是两个问题。因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同居者一方进行倾斜式保护的国家的实体法能否被选择为准据法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公平正义地处理涉外同居纠纷,保护作为弱势方的女性同居者权益,其核心在于一国国际私法中冲突规范制定的科学与否。具体说来,就是如何将保护女性同居者权益具体落实到连接点的设置中,进而通过连接点指引到合适的准据法以实现对女方同居者权益特别保护这一国际私法的实体正义。

2. 保护涉外同居女方权益亟须国际私法实体正义价值的回归

目前,国际私法对涉外民事关系调整的主要手段仍然是通过冲突规范指引准据法来实现。长期以来,国际私法对涉外民事关系的调整过于重法域选择而轻准据法本身,这就造成对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法律调整结果关注严重不够的局面。按照孙国华的观点,评价某一法律制度的好坏,关键要看该制度的价值功能,看该制度能否实现一定主体的正义和实现程度 [3 ]。因此,国际私法作为解决涉外民事纠纷的主要部门法,其只注重冲突法正义的弊端被认为是并未满足国际私法本应具有的价值而饱受当代社会批评。正因为如此,当代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越来越关注国际私法的实体正义价值需求。单说来,其做法就是要将实体正义价值渗透到准据法选择全过程。博登海默曾说,“在冲突法领域中,有关公平与正义的一般考虑,在发展这一部门法的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4 ]自从美国学者卡弗斯创立了结果选择理论以来,准据法选择理论上追求冲突法正义、兼顾实体正义价值的趋势日趋明显。在笔者看来,这一趋势恰好是国际私法重视实体正义价值理性回归的反映。

鉴于女方在涉外同居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较为突出,因而保护涉外同居关系中女方权益尤其需要国际私法实体正义价值回归。国际私法在确定涉外同居关系准据法时应尽可能兼顾公平和正义的实体价值,为其确定的准据法既是“适当国家”的法律,同时也是“适当的法律”。这种“适当性”既要从法律选择的空间意义层面,又要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质意义层面来界定 [5 ]。也即,我们国际私法在保护涉外同居女性权益时,必须兼顾冲突法正义与实体正义价值。否则,就可能违背国际私法作为部门法解决涉外民事纠纷的法的宗旨。从世界各国国际私法立法看,国际私法关注实体正义、正视差异,注重对弱势方特别保护的立法日益增多。一是从准据法选择层面对某些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实际上的弱势方予以照顾,以及对强势方意思自治的排除。比如,为改变劳动者、消费者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在法律适用上极易陷入被对方支配的局面, 1896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30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法规》第67条等在涉外劳动者合同和涉外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中,明确了对劳动者和消费者一方更有利的法律适用规则,同时对强势方做出了法律选择上的限制。二是对妇女、儿童权益予以特别保护。德国、意大利、瑞士、列支敦士敦、俄罗斯、白俄罗斯、突尼斯等众多国际私法立法都规定了应选择适用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准据法 [6 ]。从上述国际私法立法趋势我们不难发现,涉外同居关系中的女方由于生物和社会原因,极易成为同居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方,在处理这类涉外民事纠纷案件时,如果国际私法仍停留在冲突法正义层面,不对女性权益予以倾斜保护,必将背离国际私法作为法的基本宗旨。

三、保护涉外同居女方权益的主要法律选择方法

从国内法层面讲,保护女方同居者的权益,需要一国在其国内家庭法等实体法律制度方面做出特别安排,使女方同居者权益保护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国际法层面,要实现对涉外同居关系中女方同居者权益的特殊保护,如何尽可能使有利于涉外同居女方权益保护的国家的法律被选择为案件准据法才是其核心。因此,如何对涉外同居纠纷进行法律选择是国际私法保护涉外同居女方权益的关键。

一国在制定其涉外同居关系的国际私法规范时,考虑到连接点的关键作用,不仅要把握连接点的国际发展趋势,还要紧密结合涉外同居关系自身特殊性。首先,要牢牢抓住该连接点能够且必须反映涉外同居关系与一定地域之间的内在实质联系这一根本;其次,要从技术层面考虑涉外同居关系冲突规范连接点的国际公认性与相对稳定性,如此方能为法官所认知和便于指引准据法,如涉外同居关系当事人的经常居所地、国籍、不动产所在地、意思自治、其他最密切联系地等;最后,一定要深入研究涉外同居关系自身的特殊性和关注女方同居者弱势地位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索涉外同居女性权益特别保护的法律选择方法才是科学合理的。

1. 尊重同居女方准据法选择意愿确定同居准据法

自16世纪法国杜摩兰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国际私法以来,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选择案件准据法的方法日益彰显出强大生命力,该选择方法适用的涉外民事领域日益广泛。按照康德的观点,“人最适合于服从他给自己规定的法律――或者是给他单独规定的,或者是给他与别人共同规定的法律” [7 ],王泽鉴也认为,“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维护者,契约既然依当事人自由意思之合致而订立,其内容之妥当性亦可因此而受到保障” [8 ],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权利是社会成员在私法领域依自己的理性管理自己事务在国际私法上的反映。同时,该方法还兼具调和本国法主义和住所地法主义矛盾的国际私法价值。因此,涉外同居关系中,同居双方基于合意选择准据法,既反映了同居者对自己同居纠纷交由双方共同选择的法律解决的自我管理意愿,同时,同居关系中的女方依其主观意志所选择的准据法一般也是对自己公平或有利的法律。

在涉外同居关系中,依同居女方意愿选择准据法的方法指的是,在解决涉外同居关系法律纠纷时,由同居当事人双方通过合意自主选择适用于争议案件实体法的选择方法。这种法律选择方法在解决涉外同居关系法律冲突中具有其自身优越性。因为该法律选择方法遵循了涉外同居自身所蕴含的自由价值、国际私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趋势以及该类涉外民事关系特有的属性。首先,依同居双方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同居双方拒绝传统婚姻家庭法律的严苛束缚欲追求更自由同居生活方式和主动选择同居关系准据法的主观意愿。涉外同居是同居双方在世界范围内追求自我个体价值和自由的一种新的同居模式。同居双方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处于松散、无拘无束的状态而受到当代人们的欢迎。客观上这也符合约翰・米尔所讲的每个成年人只要不危害他人都有交往的自由、有相互联合的自由 [9 ]。因此,相应地,在涉外同居关系法律纠纷的解决上,允许同居者基于双方共同意愿选择准据法来解决同居纠纷,是同居者共同主宰自己事务的意思自治的重要体现,是对涉外同居者自愿选择同居生活模式的意思自治的一种尊重。其次,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国际私法都一定程度上允S当事人就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约定,如瑞士、德国等的国际私法以及1976年《海牙夫妻财产制法律适用公约》 [10 ]。而涉外同居财产关系与涉外婚姻财产关系均属于同居身份基础上的财产关系,性质高度类似,因此,在涉外同居财产关系法律适用中,同居者依共同意愿选择准据法也具有类似的价值和功能。最后,涉外同居关系自身的特殊性与依同居双方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方法具有同源性。国际私法中的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方法是从传统私法中契约自由理念发展演变而来,由杜摩兰提出,当时称之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说”。该法律选择方法首先适用的就是私人契约领域,调整的是私人财产关系。而涉外同居关系的核心正是以同居契约为基础形成同居身份后产生和存在的一种同居财产关系 [11 ],其本质上具有私人契约关系性质。如此一来,将依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法律选择方法适用到涉外同居关系领域,便因为具有同源性而变得毫无障碍。

至于涉外同居双方依合意选择准据法中的选择协议形式和选择法律的范围问题,本文不做深入探讨。鉴于涉外婚姻家事领域的固有特点,大多数国家对意思自治选择涉外婚姻财产关系准据法的协议形式要求相对严格,但笔者认为,随着意思自治原则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冲突规范的日益弹性灵活,涉外同居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协议是同居者对自己事务自主管理的体现,不应作出过于严苛的形式规定,否则,可能会使同居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准据法大打折扣从而背离意思自治原则之本旨。关于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的范围的主观论与客观论之争,对涉外同居关系而言,鉴于当前世界各国对同居关系国内法规定的巨大差异,笔者认为,宜以主观论为基础,尽量不过多地限制同居双方选择法律的范围,方能更好地维护同居女方的合法权益。

涉外同居双方依合意选择法律也非无任何限制:(1)那些违背特定国家公共秩序的协议选择,(2)那些与相关国家强制适用的法相抵触的协议选择,(3)那些严重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协议选择,以及(4)违背相关国家中关于对弱势一方和妇女儿童权益特别保护规定的协议选择,等等。我们在运用涉外同居关系依同居双方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方法时,对上述情况进行限制,既是意思自治原则本身的要求,也是国际私法保护同居女方权益价值的反映。

2. 基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同居准据法

20世纪中叶以前的国际私法理论普遍坚持准据法选择的确定性标准,但随着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试图从冲突法正义和实体价值兼顾的角度出发来重新审视准据法的选择问题。以里斯为代表的美国国际私法学者掀起了冲突规范软化处理的高潮,并最终形成了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准据法的理论。该法律选择方法完美地体现了特定涉外民事关系和一定地域实体法之间内在实质联系这一本质,同时又极具灵活性。因此,对涉外同居法律纠纷而言,当同居双方未达成法律选择合意时,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案件准据法便是十分重要的法律选择方法。一方面与同居关系最密切地方的法律往往是同居双方较熟悉的法律因而有利于同居女方权益的自我判断和维护,另一方面最密切联系的兜底又有利于法官结合个案选择到最有利于保护同居女方权益的准据法。

一是以最密切联系理论为指导,科学选择和设置连接点,构建出具体的、层级化的涉外同居关系法律适用规范,作为法官办理涉外同居案件选法的直接依据。当代国际私法采用这一选法方法的立法例不少,如1989年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52条和54条关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便是如此:“(1)夫妻双方未进行法律选择时,夫妻财产关系适用:(a)夫妻双方同时有住所的国家的法律,或者如果没有这种情形,则适用(b)夫妻双方最后同时有住所的国家的法律。(2)如果夫妻双方从未同时在同一国家有过住所,则适用其共同的本国法律。(3)如果夫妻双方从未同时在同一国家有过住所,亦无共同国籍的,则适用瑞士法律中的夫妻财产分有制。” [12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依最密切联系原则构建层级化法律适用规范的条文也有好几个。具体到涉外同居关系准据法的选择中,我们可将同居双方共同住所地国(包括同时有住所的国家)、共同国籍国、经常居所地国、同居财产所在地国、法院地国等与同居案件有内在实质联系的连接点按照各国的国际私法传统进行层级化排列,以此作为法官选择案件准据法最主要的依据。如此一来,既遵循了涉外同居关系应当适用与其有内在实质联系的一定地域法律这一本质要求,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单纯法律选择方法过于弹性和单一性冲突规则过于僵硬的弊端 [2 ]。

二是直接将“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准据法”规定在冲突规范当中,但这种立法方式一般是对前一种方式的补充。如1999年斯洛文尼亚《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的法律》第38条堪称这一立法方式的典范。1979年奥地利《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8条和2007年马其顿《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42条几乎与上述立法方式完全相同。在涉外同居关系准据法选择中,笔者也建议采取这种立法方式:首先基于最密切联系原则将共同住所地国(包括同时有住所的国家)、共同国籍国、经常居所地国、同居财产所在地国、法院地国等与同居案件具有内在实质联系的连接点列举以供指引准据法,最后再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概括兜底。这样才有利于综合全案选择到真正能保护作为弱势方的女方同居者权益的准据法。

⑨ 我国际私法学界在20世纪之交也出现了大批研究国际私法法价值的著述,如宋晓. 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还有李双元、屈广清、程卫东、吕岩峰、肖永平、徐冬根等一大批学者撰文探讨国际私法的法价值,参见徐冬根. 国际私法趋势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8-169。

⑩ 如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就有15个条文规定了“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的适用,涉及委托、信托、仲裁协议、夫妻财产关系、协议离婚、动产物权、运输中动产物权变动、合同、消费者合同、侵权、产品责任、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知识产权转让许可使用和知识产权侵权等领域。

参考文献:

[1]徐国栋.民法典译丛:埃塞俄比亚民法典[M].薛军,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47.

[2]龚志军.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选择机制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21,24-29,29-32,32-36,130,89.

[3]孙国华.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8.

[4]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49.

[5]李双元.国际私法正在发生质的飞跃――试评〈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抑或倒退〉一书的总结报告[M]//国际私法与比较法论丛(第5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415.

[6]徐冬根.国际私法趋势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44.

[7]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6.

[8]王泽鉴.债权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9-70.

[9]韦恩・莫里森.法理学[M].李桂林,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14.

[10]宋晓.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45.

[11]何群.涉外身份关系法律适用研究[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3):26-29.

[12]邹国勇.外国国际私法立法精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13]韩德培.国际私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0.

[14]蒋新苗.国际收养准据法选择的方式[J].法学研究,1999(1):40-49.

[15]邹国勇.立陶宛共和国民法典[M]//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20-621.

The Responding to Specially Protected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ternational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GONG Zhijun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people’s idea,international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has quietly grow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w to regulate the international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be followed to practice conflict justice,and special protection must be given to the female partner who is weaker than another one in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to practice substantive justice. So,we need to analyse deeply the theory and the path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female partner in international non-marital cohabitation,especially study how to choose the applicable law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female partner combining with the applicable law choice theory and trend.

涉外护理论文篇6

关键词:法院地法;属人法;儿童利益原则;分割论原则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各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及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关于收养的实体法规定也千差万别,在涉外收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法律冲突,科学地适用涉外收养法律是解决涉外收养中法律冲突的重要途径。

一、涉外收养法律适用冲突

当前,各国涉外收养法规定不尽相同,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法院地法主义。在英国,法院注重的是管辖权。只要英国对涉外收养有管辖权,就只适用英国国内法。英国对国际收养的管辖权采取了以收养人的住所为依据的专属管辖模式。只要收养申请人在英国有住所,英国高级法院就有权颁布收养令。

二是大陆法系的属人法主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均认为收养主要是当事人的合意行为,所以应根据身份关系适用属人法的一般原则。对于当事人的属人法不同时应如何适用属人法又有四种主张:(l)适用收养人属人法,因为收养行为由收养者发动,收养者应负主要责任,故宜采用收养人的属人法;(2)适用被收养人的属人法。以保护儿童利益为立足点,应适用被收养人属人法;(3)分别适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属人法,因为收养制度同时关系到收养者和被收养者双方的利益,所以分别适用双方的属人法比较合适:(4)重叠适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属人法。考虑到收养在被收养人所在国承认的问题,宜采用重叠适用的方式,这和我国法律规定是一致的。

在冲突规范中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接点,可以增加连接点的可选择性,也是软化连接点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成为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基于合法的收养关系所具有的积极功能,亦应规定复数连接点,使收养关系尽可能有效成立。具体到连接点的选择问题上,住所是个人与其主要居住地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借以表明一个人的民事身份,以及其权利义务应受某种法律管辖的事实。因此,住所是比国籍更为稳定的一个连接点,也更能体现与收养关系当事人的最密切联系。在晚近的各国国际私法立法中,这一倾向(即住所地法代替国籍法)有所反映,其主要标志是住所地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大有逐渐取代国籍这一连接点之势。虽然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国际私法立法中没有像瑞士1989年国际私法立法那样完全放弃本国法而采用住所地法作为当事人属人法,但他们均将住所作为对国籍的一项补充连接点而予以接受。惯常居所的采用最初源于本国法与住所地法的协调,由于国籍与住所地都具有不可弥补的缺陷,惯常居所得到了许多国际公约与国内立法的采用。如,《儿童义务法律适用公约》、《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以及《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等。惯常居所的概念较之住所地与国籍的概念更为灵活,认定起来没有那么严格,能减轻法院的司法负担,有利于法院争取有效控制,保证法律关系的稳定性。

海牙跨国收养公约规定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既要适用原住国法又要适用收养国法。可以说,对涉外收养的实质要件采重叠适用法律的规定,是当今世界收养立法的潮流。跨国收养的实质要件即收养所适用的法律,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必须同时满足双方惯常居所地或住所地有关当事人适格性的要求。基于此所成立的适用关系,不仅能最大限度保护儿童利益,而且有助于得到相关国家的承认。

二、涉外收养法律适用原则

涉外收养法律适用原则可以为涉外收养的准据法选择提供明确的方向,研究怎样更加科学地适用收养法律,首先应研究何种适用原则更加科学,更加人性化。儿童利益原则和分割论原则最符合当今收养法发展趋势,也为涉外收养法律适用指明了方向。

1、儿童利益原则。儿童是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希望之所在,保障儿童权益就是保障全人类的持续健康发展,“儿童优先”、“关注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儿童享有特别照料和协助”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对儿童来说,家庭是最适合成长的环境,任何机构都不能代替与生俱来的亲情和适于个性发展的宽松环境。目前国际社会公认,保护儿童利益应该是收养法律的价值核心所在,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罗马法长期形成的那种“为族”、“为家”、“为亲”的收养模式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不少继受罗马法的国家的收养立法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20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为儿童利益”的收养新概念日渐盛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了“依据保护儿童最大利益的原则”进行收养立法和修订原收养法的重要性。英国和法国在1976年修改收养法时就明确贯彻了保护儿童最大利益的立法精神。我国收养法在强调儿童利益保护方面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另外,哥伦比亚1989年颁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8条明文规定:“收养是保护在国家监督下以不可撤销的方式建立拟制亲子关系的一项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措施,应以保护儿童利益为基础。”还有一些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如果维持儿童与其原出生家庭关系的所有努力都失败后,那么,要使儿童过上家庭生活,最后只得诉诸收养。菲律宾《民法典》第32条和第33条就有此规定。各国收养立法的这一倾向在有关的国际条约或公约中也得到了体现和反映。联合国1986年的《关于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特别是国内和国际寄养与收养办法的社会和法律原则宣言》第13条就规定:“收养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得不到亲生父母抚养或照料的儿童提供一个永久的家庭”;联合国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第21条明确规定:“凡承认和(或)许可收养制度的国家就确保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而1993年的海牙《跨国收养公约》自始至终贯穿着“保护儿童最大利益”的原则,该公约第1条在阐明公约宗旨时着重强调“保证跨国收养的实施符合儿童最大利益。”此外,该公约第4条、第16条、第21条、第24条以及第30条又反复强化了该原则和立场。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现代国际收养法以保护儿童最大利益为目的和宗旨的基本导向。

2、分割论原则。分割论是与统一论相对的,是指涉外收养的准据法适用的范围。所谓“统一论”,即对涉外收养关系不进行任何区分,统一适用一个准据法,也就是说对涉外收养成立要件和涉外收养效力适用同一的准据法;“分割论”是指将涉外收养关系分割成涉外收养的成立要件与涉外收养的法律效力,分别适用不同的准据法。由于涉外收养的成立涉及收养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涉外收养的效力涉及养父母子女关系的开始和生父母子女关系的终止,涉外收养关系的终止涉及养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等等,如果笼统的适用同一准据法,显然是很僵化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所拟定的《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在这个问题上做了新的开拓。该示范法第140条规定:“收养成立,适用收养时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各自的住所地法或者惯常居所地法。收养效力,适用收养时收养人的住所地法或者惯常居所地法。收养终止,适用收养时收养人的住所地法或者惯常居所地法,或者适用受理解除收养案件的法院地法。”这就把收养成立、收养效力、收养终止根据它们与法院地法,当事人的属人法的联系程度分别确立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准据法。2010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称《适用法》)也采用了分割论的原则,将涉外收养关系进行分割分别确定各自的法律适用原则,有利于提高法律适用的针对性和增强法律适用的灵活性。

三、我国涉外收养法律适用规定及完善

(一)《适用法》关于涉外收养法律适用的规定。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收养的条件和手续,适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收养的效力,适用收养时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收养关系的解除,适用收养时被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法院地法律。”收养的成立侧重于收养的程序要件和实质要件,收养的效力侧重于收养对养子女和养父母关系的法律效力和收养对养子女和生父母关系的法律效力,收养的解除则偏重收养解除时的程序,这是三个不同的法律问题。《适用法》符合“分割论”原则,使得涉外收养中准据法的选择更加合理化,也顺应了当今世界涉外收养准据法选择的潮流。

(二)我国涉外收养法律规定的不足及改善

第一,增加有关涉外收养管辖权的规定。现代各国对如何确定跨国收养的管辖权有不同的做法。但基本上都以收养人或被收养人的国籍、住所和惯常居所为管辖依据。一般英美法系国家以住所为管辖依据,如美国;大陆法系国家多以国籍或住所为管辖依据,如瑞士;随着习惯居所受到越来越多公约和国家的青睐,也有一些国家以此作为管辖依据,如德国。1993年《跨国收养公约》没有明确规定由哪一国对跨国收养问题行使管辖权,而只是从普遍意义上承认儿童利益是决定国际收养管辖权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儿童原住国与收养国在行使对国际收养的管辖权时尽可能在理论与实践上统一起来,所以这种方法并没有直接解决跨国收养的管辖权冲突问题,而只是间接地协调或减少了各国有关的这类法律规定的矛盾。

我国国际私法理论界非常注重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42条规定:“对因收养的成立和效力提起的诉讼。如收养关系成立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享有管辖权。对因解除收养关系提起的诉讼如收养人或者被收养人的住所地或者惯常居所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者被收养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享有管辖权。”该条具有重要的立法参考价值和实践工作指导意义。首先,它根据跨国收养关系的性质不同将其区分为收养的成立和效力关系以及解除收养关系。两类不同的关系以不同的管辖依据为标准;其次,它以收养关系成立地、当事人的住所地、惯常居所地和国籍为管辖依据,符合各国的习惯做法以及海牙公约的有关规定。

第二,对于收养关系的解除问题在连接点的确定仍值得推敲。《适用法》第28条规定:收养关系的解除,适用收养时被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法院地法律。在收养关系的终止问题上,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该适用被收养人住所地法或惯常居所地法。但是由于冲突规范实质上是一种立法管辖权的选择规范,对于具体的法律关系,其具有缺乏针对性的特征,因此在跨国收养实践中,被收养人的住所地法或惯常居所地法不一定就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儿童利益。而用收养人住所地法或惯常居所地法有可能更利于保护儿童利益。因此,笔者认为,较为科学的做法是,以收养人住所地法或惯常居所地法为补充规定,在收养人住所地法或惯常居所地法明显优于被收养人住所地法或惯常居所地法时,适用前者,以期真正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蒋新苗,余国华.国际收养法走势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法学,2001.1.

[2]高兰英.浅谈跨过收养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民政,2006.3.

涉外护理论文篇7

【关键词】涉入理论;人类行动能力;一般化操作;多元情境;涉入方式

【作者简介】卢崴诩,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博士。江苏南京210046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3—0163—06

作为一位跨越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两栖学者,劳伦·泰弗诺不仅是法国当代实用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开创者,同时也为制度经济学的公约学派作出了重大贡献。泰弗诺最初的学术训练是经济统计学,之后,因为与布迪厄学派的研究者一起工作而跨入社会学领域,并且逐步发展出与布迪厄不同的理论观点。随着法国社会学界日渐厌倦了过分强调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布迪厄理论。泰弗诺凸显人类行动能力(human agencies)的涉入理论(the theory of engagements)开始吸引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关注,成为一种新兴的重要学说。本文将回顾泰弗诺酝酿与形成涉入理论的主要思想历程。并评估涉入理论对于当代社会学的贡献。

一、经济生产活动中的一般化操作

在泰弗诺将研究兴趣从经济统计学转向社会学的初期,由于受到1970年代法国社会学学术风潮的影响,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分类法进行反思。他将人们的分类行为看成“一般化操作”。任何人、事、物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属性,但是,在进行分类时,人们必须忽略每个人、事、物细部的、独特的属性,凸显这些人、事、物共同的、一般的属性,从而达到对这些人、事、物进行归类的目的。一般化操作就是建立形式和根据这些形式对人、事、物进行分类。在一般化操作的过程中,人、事、物的一部分属性被凸显,而另外一部分属性被忽略。泰弗诺认为,一般化操作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因为它会改变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协作方式。

经济生产活动中的投资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投资的效益来自于投资者对于立即消费的克制。泰弗诺却表示:从一般化操作改变协作的观点切入,我们会发现投资的真正效益其实来自于投资所造成的稳定协作关系。投资能够在投入与产出之间建立起某些可以反复利用的形式,这些稳定的形式使经济生产活动成为可能或者变得更有效率。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投资”概念的新定义:为了建立稳定的形式而从事的高代价的一般化操作嗍。

泰弗诺指出,运用建立稳定形式的手段来提高经济生产活动效率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泰勒著名的科学管理原则。泰勒提出的管理原包含了大量有关建立标准形式的方法。这些标准形式可能是机械设备也可能是行为准则,例如标准的工具、标准的奖励规则、标准的任务界定等。在各式各样标准形式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具有稳定生产活动的作用,避免生产活动因为个别劳工的讨价还价而发生扭曲间。

泰弗诺认为形式投资的属性包含三方面:形式的时间有效范围;形式的空间有效范围;形式的物质化程度。某项形式的有效性的时间、空间适用范围越大,此形式与其他既存形式相互连接的可能性越大,可预期的投资效益也就越大。执行某项形式时,依赖物质化工具设备的程度越高,此形式就越可能摆脱被少数技能拥有者寡占的局面,越容易普及化。以形式投资的观点看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我们会发现,公司依照这种管理原则建立形式就等于是在对劳动力进行投资。而这种管理原则能够让公司管理者掌控绝大部分有关劳动力的投资。泰勒式管理的关键形式是“任务”。受雇劳工的个人行为被管理者按照任务的概念进行编码。任务是被高度物质化的稳定形式,而使任务形式稳定的物质工具则是遍行于整个公司的、白纸黑字的工作准则。这些准则将劳工的个人特质完全抹去,把他们的行为透过一般化操作转换成“时间等价物的形式”,从而连接公司内的各种生产活动。如此一来,个别劳工变成了随时可被替换的零件,没有多少能向管理者讨价还价的筹码。当然,耗费巨资建立遍行于整个公司的形式还有另外一个用处。它们可以和公司之外更普及、更具一般性的国家等级的形式很好地衔接在一起。使更大时空范围的稳定协作成为可能。

从一般化操作的视角分析经济生产活动中的协作是泰弗诺跨足社会学的第一阶段研究的主要创见。此一分析视角后来成为贯穿泰弗诺不同时期研究的重要轴线。

二、多元情境下的批判与辩护

泰弗诺第二阶段的研究是和布坦斯基合作完成的。两位研究者从一般化操作的视角探讨日常争164议过程中的协作,并且提出“多元情境”的新观点。

在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例如布迪厄的理论)中,价值多元被视为是社会群体多元化的结果。在这样的框架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例如阶级冲突)便成为必然的命运。若要回答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如何达成共识的问题。社会学家就必须创造出“隐藏的”支配、“隐藏的”权力、“隐藏的”强迫等外在于群体成员本身认知范围的“学术解释”。反之,传统的道德理论(例如哈贝马斯的理论)则致力于寻找一种普遍程序,以之作为人们形成正当共识的基础。这种理论观点在面临真实社会的各种复杂状况时,往往沦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翻。

为了跳脱上述两种理论的限制。泰弗诺与布坦斯基开始研究一个问题:当人们面临日常生活中的争议时,他们到底会遵循怎样的文法原则来进行批判与辩护?泰弗诺与布坦斯基发现争议时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建立等价性”。当争议发生的时候,原有的协作出现问题而中断。此时,如果要避免落入暴力相向的境地,人们就必须进入更高层次的协作。为了向其他人解释什么地方出错了、应该怎样才是对的,批评与辩护者必须从已发生的事件中捡选出许多人、事、物,交代他们具有怎样的共同性质。也就是说,在进行批判与辩护的时候,人们必须运用某些一般化操作把相关的人、事、物转变成某一正当性价值的等价物,从而以此价值批判对手的立场、辩护自己的主张。泰弗诺与布坦斯基的研究指出:正当性价值并非单一普遍的,也非无止境分化的。他们提出了一个具备了有限的多元性的价值秩序理论。在此一理论中,不同的价值秩序并非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而是与不同的情境有关。当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活动时,他们必须在有限的几种不同的价值秩序中持续转换。由于每种价值秩序都宣称自己是普遍的,所以不同价值秩序彼此之间并不相容。当人们从一种价值秩序转换进入另一种时,他们会暂时忽略或遗忘前一种。

在进行广泛的经验研究之后,泰弗诺与布坦斯基总结了六类价值秩序。这六类价值秩序构成了六种类型的共同世界,每个世界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脉络下逐渐形成的,其中一些正在削弱。而另一些则正在壮大。泰弗诺与布坦斯基认为他们所提的六大世界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批判与辩护行为所援引的正当性价值。以下简要地说明这六个共同世界的意涵,并且以法国阿斯普山谷的一个公路与隧道建设项目所引发的社会争议为例子。展示这六种价值秩序如何被争议当事人用于具体的批评与辩护。

第一,灵感世界。在此世界中,人、事、物的价值在于他们能够激发人们的强烈情感,例如神圣性、创造力、艺术敏感性、想象力等。一位反对公路与隧道建设项目的主要人物便以“灵感价值”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他说:“阿斯普山谷就像是一座天然的石造大教堂,举世无双。因为它狭长而曲折,在此兴建任何工程都一定会破坏它的平衡、美丽、和谐。”

第二,家园世界。在此世界中,人、事、物的价值按照他们与某一传统或地域的联系程度由高至低排序。反对公路与隧道建设项目的一方大量运用“家园价值”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他们认为公路与隧道工程会侵占祖产和破坏地方的传统生活方式。一份报告总结了地方的反对意见:“这个项目将占用最适合种植的土地。新的交通干线会阻碍牧人放牧。现在和谐地融于地方的观光产业也会因为靠近交通繁忙的道路而受损。”有趣的是,一些地方人士也采用“家园价值”作为支持公路与隧道建设项目的理由。例如一位镇长说:“我们这个封闭地区的人口正在流失。这项工程是目前能够发展本地手工业、贸易、工业、观光业的唯一可能手段。”

第三,声望世界。在此世界中,人、事、物的价值取决于他们所获得的赞同者的数量。在阿斯普山谷的工程项目争议中。支持方与反对方都没有很自觉地运用“声望价值”进行批判和辩护。他们并没有刻意透过媒体将此争议由地区上升到全国,从而使争议事件名声大噪,在全国范围争取对此项目的支持者或反对者。

第四,公民世界。在此世界中,人、事、物的价值在于他们服务于一个代表着一般利益的更高。公民不同于自私的个人,因为公民放弃了他们作为个人的特殊利益而团结在共同的福祉之下阎。公路与隧道建设项目的支持方经常使用“公民价值”来批判反对的一方。例如,一些公共事业部的公务员指责反对工程项目的一方,说他们只想保护自己的小片土地,沈溺于过去,抗拒“进步”,拒绝让所有的其他人从此项目中获益网。

第五,市场世界。在此世界中,人、事、物的价值取决于他们目前或者短暂的未来所能拥有的金钱财富和市场竞争力翻。阿斯普山谷的工程项目被提出的最初理由就是立基于“市场价值”。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为此项目提供经费资助,因为它是泛欧洲交通网的一部分,而此交通网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促进竞争和自由市场。

第六,工业世界。在此世界中,人、事、物的价值来自于他们在长期计划中展现的专业技术与功能效率。在阿斯普山谷的工程项目争议中,支持方与反对方都运用了“工业价值”进行批判和辩护。工程的初期计划包含了一份预测未来公路交通流量的报告。反对方中有一位地理学教授随后发表了一份反报告,指责先前的预测报告严重低估了交通流量。

厘清批判与辩护行为所需遵循的六大价值原则之后,剩下的问题是争议如何终结。泰弗诺与布坦斯基认为,日常争议过程中的批评可以被区分成两大类:单一世界内的批评:涉及外部世界的批评。单一世界内的批评意在质疑相关的人与物是否真的符合构成此一共同世界的价值秩序。疑问澄清之后,争议便可解除。涉及外部世界的批评则可以再分成两种。第一种批评针对某一共同世界内的实在检验受到了外部世界的污染而不够纯粹的问题。例如学校对学生学科能力的评估可能受到如此批评:老师在有意无意间将学生的家庭、阶级、种族背景也纳入了评估。第二种批评针对某一共同世界的实在检验应该被另外一个共同世界的实在检验取代的问题。例如学校的考场外面有学生正在示威游行,此时一位老师批评道:目前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去教室外面与示威学生们站在一起,而不是留在考场内继续进行学科考试。结束涉及外部世界的批评的一种方法是回归单一共同世界。另外一种结束批评的方法是妥协。在妥协的情境中,人们保留了分属不同世界的人与物,而刻意避免清楚地说出究竟应该以哪一个世界的价值原则来进行实在检验圈。

泰弗诺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跳脱了传统社会学习惯的“多元群体”观点,转而从“多元情境”的视角分析行动者如何进行批判与辩护。此一理论创新将成为接下来的涉入理论的起点。

三、涉入理论

涉入理论是前一阶段成果的进一步澄清与扩展。为了提出这个理论,泰弗诺再次从多元情境和一般化操作的视角研究行动者与周遭的人和物进行协作时所遵循的文法原则。他指出: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必须涉入范围大小不同的情境,从范围最小、最亲密的情境(例如自己熟悉的家)到范围最广、最公共的情境(例如进行批判与辩护的场合)。也就是说,人们必须与位于不同关系距离的人和物进行不同层次的协作,而不同层次的协作有赖于不同程度的一般化操作。因此,每当人们从一个层次的情境进入到另一个层次的情境时,他们就必须从一种涉入方式转换到另一种涉入方式阴。

涉入理论的一大特点是:它不仅关注行动者的行为,也关注环境对行动者的回应以及行动者对环境回应的考虑。泰弗诺认为绝大多数讨论行动者的“实践”的理论家都缺乏对环境回应的关注,因为他们将实践看成稳定的、规律的行动,而非行动者对持续变化世界的创造性调适。这些理论家往往强调“被建构的社会实在”而抛弃了“外在实在”的想法。受到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在涉入理论的框架中,行动者与环境的动态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一涉入方式之下,行动者会关注与此涉入方式相关的实在,以此涉入方式特有的道德要求检验这个实在。

不同的涉入方式是由不同的道德要求所驱动的。因此,将社会学重新道德化是涉入理论的第二个特点。泰弗诺指出:在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它一方面极力摆脱孕育它的政治与道德哲学,另一方面则努力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结果,社会学便逐渐远离了有关“什么是好的”这一类道德议题,取而代之的是“规范”、“价值”之类被认为是中性的、描述性的概念。这一趋势造成了一种吊诡的现象:大多数社会学家的思想都带有明显的(有时甚至是过多的)政治与道德关怀,但是在他们的理论所呈现的社会世界中,行动者的政治与道德关怀却不太得到承认。“社会规范”一类的概念将“什么是好的”一类的道德问题简化为定理一般的规律。“社会实践”理论往往意味着:属于某一群体的成员将遵循群体的规范,一再地重复着规律的行为。涂尔干所谓的“社会事实”或者布迪厄的“惯习”便是两个显著的例子。社会学在将自身塑造成为“客观科学”的过程中,忘记了道德关怀是人类共同生活必不可少的元素。

泰弗诺认为将行动者的道德关怀简化为客观规律的做法抹去了人们在共同生活时所必须面对的张力。这些张力存在于不同道德要求与相应的实在之间,从而主导着不同的涉入方式。每一种道德要求都必须在行动者检验实在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而哪一部分的实在必须被检验则取决于行动者采用了哪一种道德要求。各种道德要求与实在的相互依赖标志着各种相应的涉入方式的特性,最终也标志着人类共同生活的特性。泰弗诺之所以使用“涉入”(engagement)作为其理论的关键词,是因为它能够捕捉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紧密嵌合与动态调适的关系,也因为这一词汇在法语中带有承担的意涵,每一种涉入方式都意味着行动者的一种道德的承担。

涉入理论将分析焦点放在三类主要的涉入方式:熟悉性方式;规律的计划性行动方式;批判与辩护方式。每一种涉人方式都立基于特定的道德要求,环境中的人与物都受到这个道德要求的检视。三种道德要求依序为:个人的、特殊的便利;成功的常规行动;正当的共同福祉。在每一种涉入方式中,都有相应的实在受到特定道德要求的检验。三种实在依序为:紧密依附于环境的人和亲密的环境;计划执行者和功能性的器具;符合资格的人与物。以下简要地介绍这三类涉入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

第一,熟悉性方式。在此一涉人方式下,行动者因为经常地使用而对身边的人和物产生习惯性依赖。环境中的人与物并未被分割成一个个动机清楚的计划执行者或功能明确的器具;反之,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人与人、人与物相互交织成一个整体。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人与自己家的关系。一个人对于家这样的亲密环境的适应涉及到身体与环境的紧密结合。在此一涉入方式中,行动者与环境的关系是建立在非常个人、非常特殊的线索之上的。这些视觉的、触觉的、听觉的、嗅觉的、空间位置的线索散布于环境之中,让行动者难以清楚地说明,却又让行动者感到熟悉、舒服、方便。而行动者的很多个人的癖性也必须经由这些独特的、无法说清楚的环境线索才能实现。一个人对于亲密环境的适应并不具有“社会实践”概念所谓的“社会性”,亦即集体一致的行为方式。其他人可能会适应我家的环境,如果他们和我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的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环境中支持着他们的熟悉感的线索与支持我的熟悉感的线索是一至的。每一个人在适应亲密环境的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特有的生活习惯,仰赖独特的环境线索。所以,和别人同居并且相处融洽所需要的不是一致的行为方式,而是习惯对方的生活方式,适应对方所熟悉的环境。此一涉入方式下的协作具有很大的限制。这种相互交织、界线模糊的状态不利于责任归属的认定。因此,在某些工作环境中(例如采用泰勒式管理原则的工厂),管理者会刻意地将各个工作台分开,运用标准化的机器,制订清晰的作业准则,从而打破熟悉性方式,使每个员工的责任能够被明白地界定。

第二,规律的计划性行动方式。在此一涉入方式下,行动者将环境中的人与物看成是一个个动机清楚的计划执行者或功能明确的器具。这种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已经被许多的行动理论讨论过了。泰弗诺的观点与这些理论不尽相同。首先,他并不将这种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视为囊括所有人类行动的普遍方式,而仅仅把它当作多种涉入方式当中的一种。此外,他特别强调平等看待人与物。动机清楚的计划执行者与功能明确的器具必须被放在一起阐释。最后,他把这种涉入方式连上道德要求。当行动者处于此一涉人方式时,他(她)采用的道德要求是能否实现自身的计划性行动。延续前面居家环境的例子来说明此一涉入方式。当一位外地旅客打算租用家里的一个房间几天时,为了让这位不熟悉的房客能够以常规的方式使用家里的设施,主人必须清除家中很大一部分自己习惯的、个人的、特殊辟好的环境线索,将家具和日常器物以常规的使用方式重新摆设。这种新秩序相应的涉入方式就是规律的计划性行动方式川。此一涉人方式必须假定所有参与者都默认了共同的知识。所以。一旦参与者之间出现纠纷,这种涉入方式就无法再顺利运作了。

第三。批判与辩护方式。在有争执的情况下。行动者会进入这个涉入方式。此时,行动者会采用符合共同福祉的各种价值秩序来检视其所遭遇的环境,从而以这些价值批判对手的立场、辩护自己的主张。同样延续前面的例子来说明此一涉入方式。当主人与房客对物品的使用方式产生纠纷时,前面那种依靠默许的公认知识作出的安排就显得不恰当了,此时主人与房客必须诉诸具有最高正当性的集体公约(例如门把的“效率”、热水器的“安全”、书本的“价格”、古董椅的“家族纪念性”)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或者批判对方的不当行为。除了发生争执的情况之外,当需要进行大规模、远距离协作时,行动者也会采用批判与辩护方式来应对环境。此时如果仍然依赖逐一解读他人的计划性行动和器具的功能来达成协作,势必将耗费巨大的协商成本。因次,行动者必须按照具备了最高的一般性的价值秩序对各种人、事、物进行安排,从而达到降低协作成本的目的。

四、涉入理论对当代社会学的贡献

“结构一行动能力辩论”是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泰弗诺的涉入理论无疑是站在凸显“行动能力”的一端。涉入理论具有五大特点:(1)强调行动者的道德能力;(2)强调行动者与实在的双向影响;(3)强调行动者必须涉入多元的情境;(4)强调行动者在多元的情境中需要多元的行动能力;(5)强调社会学家的目标是阐明行动者与周遭的人和物共同生活时所需遵循的多元文法原则。笔者认为这个新的行动能力理论对于当代社会学的贡献有三大项。

第一项贡献在于涉入理论巧妙地化解了许多当代社会学的热门争议。例如:研究者是否应该抱持着特定的道德关怀进行研究?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在的关系是什么?研究者应该采用宏观还是微观的尺度研究社会?涉入理论把这些问题的焦点从研究者的身上转移到行动者的身上。涉入理论要探讨的问题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抱持着哪些道德关怀?如何检视实在?怎样涉入范围大小不同的情境?此外,涉入理论认为行动者具有多元的行动能力。因此,不同行动理论之间无止境的相互批评与指责便可以停止。每一种行动理论都解释了行动者的某一种行动能力。只要每一种行动理论都清楚自己的适用范围而不坚持自己具有普遍性,不同的行动理论是可以互相补充、共同存在的。最后,社会学宣称任何知识都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这就导致社会学知识与社会之间倒底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无限循环。涉入理论将社会学重新界定为:阐明行动者与周遭的人和物共同生活时所需遵循的多元文法原则。如此一来,社会学就和社会合而为一,跳脱无限循环的难题。

涉入理论的第二项贡献是赋予“压迫”这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新的内涵。泰弗诺认为每一种涉入方式都对应一种独特的文法原则。三种主要的涉入方式为熟悉性方式、规律的计划性行动方式、批判与辩护方式,与它们对应的三类文法原则依序是共同亲密性的文法原则、以个体身份在自由主义公共场合下进行选择的文法原则、多元价值秩序的文法原则。从文法原则而非社会结构的视角切入,“压迫”可以被分成两大类:首先,每一种文法原则内部都具有不平等的等级秩序;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适合运用某种文法原则;那些不适合的人可能会受到压迫。例如,刚搬入一个地区的新移民很难使用共同亲密性的文法原则,也很难以多元价值秩序的文法原则中的“家园价值”为自己辩护。其次,每一种文法原则都可能对其他的文法原则造成压迫。以公共政策辩论为例子作说明。在此类场合中,多元价值秩序的文法原则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如果有人按照共同亲密性的文法原则表达他(她)对政策的意见,这个人会被大家忽视甚至嘲笑。

涉入理论的第三项贡献是替许多比较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例如组织的比较研究。泰弗诺认为组织的作用是为了进行大规模、远距离的协作。所以,组织协作必须依赖具有最高正当性的集体公约。但是,各种组织并不会和各种价值秩序完全重合,比如国家对应公民价值,教会对应灵感价值,家庭对应家园价值。一般而言,组织的构成原则会同时包含两种以上的价值秩序。例如,经济组织“公司”通常会同时包含不同程度的市场价值、工业价值、家园价值等。所以,组织可以被看成是不同价值秩序的妥协的手段。换句话说,研究者可以利用六大价值秩序作为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不同组织之间的比较研究。研究者可以检视每个组织包含了哪些价值秩序、如何达成妥协,从而建立组织的类型学。除此之外,泰弗诺还曾经带领学生与一个美国的研究团队合作。运用其价值秩序理论进行法美两国环境争议中的批判与辩护的比较研究。目前,泰弗诺正与一些年轻学者合作,以三种涉入方式为分析的基本框架。比较东欧与西欧人民日常生活模式的异同。

五、结语

涉外护理论文篇8

关键词: 高职涉外护理 英语专业 学习动机

1.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逐渐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护理行业,尤其是在我国,还是比较陌生的涉外护理行业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据统计,在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护理人员的需求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由于本国从业人员数量有限,不能够满足当地庞大的业务需求,因此从国外引进相关人员成为了国际上常见的做法。在这其中,我国为涉外护理行业提供了大量的从业人员,满足国际市场需要之余,也增加我国民众的就业率。但与此同时,我们从该专业学生的培养教育中发现不少的问题。因为护理是涉外的,所以在语言教学的问题尤为突出。下面我将结合国内涉外护理专业英语教学的现状,谈谈提高该专业学生英语学习动力的一些措施。

2.英语学习动机上所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校都开设有涉外护理专业,暂且不说涉外护理专业英语教学的具体方法,单从该专业英语学习的动机上来说,就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为了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而学习英语,即为了学习而学习,一旦考试过后就将英语抛于九霄云外。以过四六级为出发点来学习英语的学生占据了绝大多数。(2)别人学,自己也学。看见身边有同学拿着单词书在背诵,自己为了不落后也开始起早贪黑看词汇,听听力。与为了通过四六级考试相比,这种英语学习的效果稍微好一点。但是一旦其他同学停止学习,自己也就失去前进的动力。(3)为了出国深造或者就业。以这种目的学习英语的同学在理论上学习效果是最好的,他们能够将自身的行为和目的有机地结合起来,始终保持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这种动机的效率较为低下,且该动机覆盖的人群也是最少的。

因此,我们迫切希望在涉外护理英语的教学上找到一些有效的措施,从而提升学习的动机,获取最好的学习效果。

3.提升高职涉外护理专业英语学习动机的策略

3.1明确涉外护理专业学习和外语学习之间的关系

在当代的高职院校中,普遍有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学习是为了应付考试。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如果说高中、初中和小学是完全的应试教育,那么高职学习就应该是另外一番景象。高职学习应该和学生以后所从事的行业相结合起来。对于涉外护理专业来说,就更应该如此。英语是一门国际性的语言,在各行各业都有广泛的用途。涉外护理应该算是一门服务性的行业,在其中不仅需要我们有着扎实的行业技能,为患者提供贴心的服务,而且需要我们与患者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有时还要肩负起减轻患者内心压力的重任。试想如果连对方所说的语言都弄不明白,不理解对方的话语,那么怎么能够为患者提供护理呢?万一理解错对方的意思,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人身伤害,就会产生更大的麻烦。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尽量摆正英语学习的态度。明白为什么学习英语,不是为了卷面上那简简单单的分数,而是为了今后整个职业生涯的顺利发展。

3.2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

端正了学习态度之后,我们还要尽可能地调动涉外护理专业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如今主动性的缺失成为了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的主要障碍。即使明确了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以后能够更好地工作和生活,但是在实际做的过程当中,学生却表现出懒散、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自己学习英语的动力只能够持续一小段时间,在没有成果之前,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可以从课堂教学的设置上加以改进。比如在满足课堂英语教学的同时,而不受到教材的限制,从时下流行的新闻事件,如GSK行贿等展开教学,从生活中建立与专业相关联的事件的联系,采用多媒体手段进行现场模拟教学,开展全英文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让学生在英语语言氛围中与今后的工作有一个零距离的接触。这样可以使得原本死板、僵硬的涉外英语教学生动起来。而这种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将形成专注于学生内心深处学习兴趣的一道网,使学生“一网打尽”,每个人的兴趣都得到激发,主动性倍增,学习英语的动力源源不断。

3.3加快专业英语向职业英语的过渡和转变

在端正态度和增强学习的主动性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加快校园英语向职业英语的过渡和转变。为此,扩大与外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尽量模拟以后工作的真实场景是实现这种过渡和转变的必要手段。比如,我们可以选取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以交换生的方式,派驻到国外某护理医院进行实习,让他们尽快融入涉外护理行业的角色中,在锻炼自身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亲身体会到不同服务对象背后丰富多彩的异国文化风情,从而可以有效地减少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避免诸如破坏对方等类似的事情发生,保障涉外护理职业的顺利进行。在实习中,学生还可以就其中所发现的问题,与专家、学者及本校的老师进行交流,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突出自身的优势,改进存在的不足,这样就使得学生学习英语的动力愈加充足,学生也更愿意拿起书本享受其中的精华,而不是将其看做是学习的负担。

4.结语

全球老龄化进程加速了涉外护理专业的发展,为其注入强有力的需求动力。我们在抓住当前机遇的同时,也一定不能忘了重视专业英语教学中所暴露的问题,从实际出发,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学生学习英语的动机,尽最大努力采取相应措施,使英语学习动力在涉外护理专业中得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廖亚辉.针对医护英语特点制定高职涉外护生的学习对策[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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