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范文

生态问题范文第1篇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官员日前对记者说，北京准备在城市的河道两岸、道路两边以及市中心的钢筋水泥建筑密集区域，尝试种植生命力旺盛的野草，包括蛇莓、多种胡栀子、旋覆花、大叶铁线莲、紫花地丁等，让城市绿化更接近自然生态。

这是一个好创意和务实之举。野花野草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取之不尽的绿色财富和资源。野花野草优点很多，一是成本低廉，经济适用，基本不用投资，只需花一点人工养护费用；二是生命力旺盛，适应气候，用野草铺制的草坪不怕压、不怕踩、不用浇水；三是野花野草五颜六色，色彩缤纷，且品种众多，适应不同的季节，用野花野草绿化、点缀城市，能保持自然原生态，可以让厌倦尘嚣的都市人更亲近大自然。喜爱旅游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当走出繁华喧嚣的都市，来到僻静乡村看漫山遍野的野花野草，一种清新和赏心悦目的感觉顿时油然而生，如果把这美景搬到城市，那是多么的令人心驰神往。

然而多年来城市绿化存在一种误区，认为野花野草杂乱无章，难登“大雅之堂”，有碍城市观瞻和文明卫生，以“斩草除根”而后快，故而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全民“除草”运动。与此同时，绿油油的草坪却倍受青睐，成了“生态城市”“园林城市”的象征。人工栽种的草坪虽然整齐有序，但缺点也是不可忽视的，除品种和色调单一外，尤其是养护成本过高，据绿化专家测算，草坪造价一般在每平方米7元以上，防病、治虫、割草等日常养护尚需要大笔费用。草坪本身很脆弱，老化、退化得快，要经常浇水，作为缺水城市是不适用的。同时草坪实用性差，人不能踏入，大量占用城市宝贵的土地资源，限制了人们的活动空间。

其实野花野草是最符合生态要求的自然植物群落，有着很强的净化城市空气的功能，合理栽种可以把城市打扮得既艳丽妖娆又不失“野味”。笔者的一位朋友曾在德国留学，据他讲德国建设生态城市很重视绿树、草坪和野花野草的合理搭配，形成交相辉映的美景，使城市有了乡村的气息和韵味。其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北京将不上“大雅之堂”的野花野草引入大都市，是生态文明和城市绿化观念的更新，期待更多的城市青睐野花野草，把城市装扮得更有“生态味”。

德国人“生态游”

给我们上生态文明课

生态文明成为眼下最热门的流行词，笔者近日在多家媒体上读到：黄山、庐山、峨眉山、张家界、九寨沟等著名景区纷纷叫响打造旅游业生态文明的口号。认真拜读下，笔者发现这些景区提出的旅游生态文明主要是指旅游资源的保护。

诚然，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资源保护，但这并非是生态文明的全部内容，如果把生态文明等同于保护资源，这种认识未免有点浅薄。

旅游生态文明内涵十分丰富，笔者的理解就是游客文明生态+景区服务生态+环境生态+科学管理+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谈论旅游生态文明不能不说到如今国际上流行的生态游，德国开展生态游有近二十年时间，德国公民环保和文明意识普遍较强，观斑知豹，看德国生态游对我们理解旅游生态文明或许很有帮助。

笔者的一位同学留德工作多年，不久前回国探亲访友，谈起德国旅游见闻。富裕的德国人非常喜爱大自然，无论是到市郊公园还是出远门旅游，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点行装，准备一个大大的旅行包，里面装有筷子、勺子、牙刷、牙膏等，衣袋里备有手绢用于擦汗，而不用纸巾。在景区入口处，无论是免票还是卖票，都给每位游客送上一个大大的可以熔化的很结实的再生纸袋，用于装果皮等生活垃圾，游客出景点时都自觉地将垃圾袋放在指定处集中回收。旅馆不提供一次性生活用品，全由客人自带。景区内看不到出售用野生动植物制作的旅游纪念品，餐馆里也无野味可供食用，因为捕杀、食用野生动物为德国法律所禁止，违法者要受到严惩。

德国人的旅游观念诠释了生态文明的科学含义。以笔者浅见，旅游生态文明起码由四部分组成。

一是打造游客文明生态。总体上讲中国游客文明素质在提升，但问题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乱吐乱扔、大声喧哗、举止不雅、采花摘草，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甚至于故意损坏景区环境。文明在于养成，需要从生活习惯培养，破除陋俗，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联合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就非常值得某些人认真学一学。

二是打造景区优质服务生态。很多时候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是因为不方便造成的，比如景点很少有免费提供垃圾袋的，一些景区内公厕和垃圾箱稀少，分布不合理，游人处理垃圾不便就扔得“天女散花”。景区优质服务包括旅游线路、景点位置标向明确、具体，导游用语文明，生活设施齐全，服务周到、完善。

三是打造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旅游环境需要游客与景区共同努力，游客畅游在青山绿水的美景中要自觉做到不乱扔垃圾、不采摘花草、不损坏文物。环境保护的关键之举是要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这就需要景区所在地摒弃急功近利，做到保护第一、开发第二。要懂得在景区内大兴土木，使风景区染上浓厚的商业化，是对生态文明的最大破坏。

生态问题范文第2篇

文化生态研究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不同，文化生态是一定空间下，文化的生存状态、存在形态和交往规律。对文化生态的研究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我国又产生了许多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大到上升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环渤海经济圈，小到许多省市和地区，都规划产生了许多新经济区。这些新兴经济区对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大多新兴经济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发展环境良好。但作为为数不少的新兴经济区，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文化生态及文化发展问题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整体而言，大多数新兴经济区域文化基础比较薄弱，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文化生态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和人口激增，其文化及文化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在前些年我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中，一些经济带以及城市由于在发展中只重视经济开发，重视工业发展，而忽略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态问题，因此导致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陷入文化沙漠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良性的文化生态是推动一个区域和城市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力量。新兴经济区在开发和发展中，如何避免中国其他沿海经济区域早期的文化空场，避免陷入单级化的工业文明，使经济和文化同步发展，形成良性的文化生态秩序，这些对我国新兴经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兴经济区域的文化生态问题

新兴经济区虽然所处区域不同，规模大小不同，但在文化生态以及文化发展方面上却存在着一些相似性问题。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涵义

农村金融生态是时下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农村金融生态指的是农村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与农村金融业产生与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农村经济环境、农村信用环境、农村市场环境和农村制度环境等方面。

1.农村经济环境。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极为密切，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农村经济环境是农村金融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农村经济的规模、结构和质量决定农村金融运行的效率与质量。

2.农村信用环境。农村信用环境体现在农村各经济主体的诚信意识和金融风险意识、农村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系统、农村信用中介机构、失信惩罚机制等方面。

3.农村市场环境。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协调健康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是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农村金融交易成本、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包括银企、银农的耦合关系、信息交流和行为选择等内容。

4.农村制度环境。农村制度环境是农村金融的一个外部软环境，主要指农村政策法规、县乡政府依法行政和执法力度、培育和服务市场主体的支持度等。

二、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缺陷的表现

1.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切实加强“三农”工作，农村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当前农村经济依然基础薄弱、面临问题较多，主要表现为：（1）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据统计，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其中农业和农村投资14331亿元，仅占16.2%。同时，建设资金外流，农村外流资金达数千亿元。（2）农村人口多。200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7亿人，其中乡村人口为7.45亿人，占57%。（3）农业经济发展缓慢。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8.2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9%，其中农业增加值2.27万亿元，增长5.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2005年第一产业占12.4%，而农村人口占57%，差45个百分点。“十五”时期城乡收入之比呈扩大趋势，2005年高已达3.22:1。

2.农村金融法律环境不完善。当前与农村金融有关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尚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1）我国现行的《破产法》未赋予债权人主动申请将债务人破产清偿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债务人的约束力；企业破产清算程序也不甚规范，《个人破产法》缺失，不利于尊重和维护金融债权。（2）有些县乡政府的法制意识不强，存在行政干预法律、以权代法的现象，执法效率低下。（3）执法部门未能主动介入调查农村贷款欺诈、恶意逃债和赖债行为，运用法律手段遏制和制裁金融诈骗和逃债行为的力度不够，金融案件的执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4）农贷企业缺乏金融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影响其守法和运用法律保护自身的能力。

3.农村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1）文化素质是影响诚信理念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目前我国4.9亿多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2%，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38%，文盲半文盲占7%，较低的文化素养导致农村的信用理念相对较差。（2）农村诚信教育和宣传工作滞后，社会信用文化缺失，农村企业和农户的诚信意识、金融风险意识比较薄弱，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远未形成。（3）农村社会征信系统建设和征信业发展缓慢，缺乏一个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金融企业难以获取客户的真实信用状况以便作出准确的信贷决策。（4）农村的逃债、躲债和赖债现象还比较严重，但失信惩罚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缺乏对债务人违约的制约。

4.农村金融市场残缺不全。与大中城市金融市场相比，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为：（1）农村金融主体不健全。上世纪末，各国有商业银行从管理和效率角度出发，逐步收缩农村阵地，一方面撤销乡村地区的的业务网点，另一方面大幅度上收信贷权限。专营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贷款的农业政策性银行近年来也呈萎缩趋势，业务空间日益狭小。从1999年开始，农村信用社成了乡村地区惟一支持“三农”发展的金融服务供给主体。（2）市场供求不平衡。一是总量供求不平衡。全国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中，农业贷款余额和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占比自1997年来呈下降趋势，目前分别仅占5%左右，难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另一方面，农村资金每年通过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等渠道外流达三千亿元以上。二是结构不合理。农村的生产性贷款多，消费性贷款少；短期贷款较多，中长期贷款基本没有。（3）市场不完整、金融品种单一。农村基本上只有货币市场，而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极少。#p#分页标题#e#

5.基层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缺失。一些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乡村政府尚未切实转换服务理念，金融“生态建设”意识淡薄，过分重视上级政策倾斜而忽视金融生态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能主导当地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基层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农村金融行为的现象普遍存在。据有关调查分析，直接或间接行政干预形成的银行业不良资产占不良资产总额的80%左右。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措施和建议

构建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金融机构、司法部门、农村企业和农户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标本兼治，长短结合的原则，形成共建机制，促进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良性互动发展，进而更好地推动新农村建设。

1.加强宣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政府、央行、金融机构等有关部门应采用多种形式向农村企业和农户大力宣传金融知识、金融法律法规、信贷政策，使他们认识到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

2.加强地方政府主导，推动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当地农村金融生态状况如何，关键是地方政府。在农村金融生态建设中，县乡政府应从以下方面发挥主导作用：（1）切实转换服务理念，强化服务农村意识，严格依法行政，提高政务质量和效率。（2）结合当地农村经济金融状况，加快建设农村企业担保制度、农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等相关支农金融制度，以有效保护农村投资者、存款者的合法权利。成立农村金融生态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农村金融生态建设联席会议制度、金融信息通报共享制度、农村金融生态建设考评机制等，推动本地区农村金融生态制度建设。（3）采取动员会、党纪政纪、法律等形式强化清欠力度，引导和督促欠贷政府部门和人员制订还款计划，及时清偿欠款，维护政府信用。（4）鼓励、扶持和规范与农村金融生态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化中介机构发展，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评级机构、担保机构，提升中介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社会信誉，推动农村经济金融的繁荣发展。

3.合理配置财政资源，加大农村公共投入。“十五”期间，国家财政以每年17%增长率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社会事业、农业生产条件均有很大改善，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农村需求相比，财政支农投入仍然偏低，农村仍面临公共产品短缺问题，农村金融生态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发展。据统计，2005年财政支农资金仅占财政总支出的8%，而农业增加值占到GDP的13%，差5个百分点。为改善农村金融生态，应继续加大财政投入：（1）财政资源配置适度倾斜，财政支农资金占比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未来五年内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达到或高于农业占GDP的比重。（2）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不低于20%投向农村。（3）国债资金和基本建设资金用于农村的比重未来五年内每年提高两个百分点。

4.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信用环境是农村金融生态的最直接体现，当前应从诚信教育、培育农村市场主体、征信系统建设、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等方面入手，全面建设农村社会信用体系。（1）政府采用补助的形式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培训，提高新型农民的金融意识。（2）加快建设和健全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系统，加快征信立法，实现银行与执法部门之间的社会信用信息数据互连互通，提高社会信用信息的共享程度。（3）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促进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估等征信机构提升其公信力。（4）开展信用创建、信用监管和评选活动，促使涉农金融机构优先满足信用户、信用企业、信用乡村的金融需求。同时，强化对失信企业和个人的道德惩戒、法律约束、行政处罚和经济制裁。

5.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强化金融支农能力。金融机构始终是农村金融生态的建设者和支持者，在优化农村金融生态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1）当前要继续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明晰产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使其真正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2）合理配置农村金融资源，建立农村外流资金回流机制。中央银行应规定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机构在县以下吸收的农村存款转存给农村信用社，或全额上存中央银行，再由中央银行向农村信用社发放再贷款。（3）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一是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地区之后，国家应放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和允许民间金融、外资金融进入补位，建立数量适宜的农村中小银行。二是加快发展农村保险、证券、租赁、风险投资、担保等非银行金融产品和工具，形成一个开放竞争、充满活力的农村金融市场。

生态问题范文第3篇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人类进一步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和主人地位。然而，当人类沉浸于控制自然的喜悦中时，自然也进行了无情的报复: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人类开始由陶醉变为彷徨，由彷徨走向反思:生态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是科学技术?还是社会制度?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何在?是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力图找到一个鲜明而又科学的回答。

1自然的先在性和人类的主体性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审视和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历史，提出了很多深刻而又极具前瞻性和现代价值的思想和观点，是指导我们全面认识生态问题和正确应对生态危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认为，自然先于人，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人能够在实践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自然，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和桥梁，实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一致性。

首先，自然以其先在性而成为人和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这种先在性就是自然对人和人类社会的优先存在性。人是自然界中物质———生命———意识———人的逻辑链条中的最高环节，但是不管人类具有多大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不管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多强，自然都是所有这些的逻辑前提或支点。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1］。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靠自然界而生活，故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类的“无机的身体”。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实践的存在，实践的客观现实性决定了人的客观现实性，首先就是自然性。脱离自然而能抽象存在的人只能在形形的唯心主义那里找到藏身之所，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其次，人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性存在，改造自然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作为实践存在的人，不仅具有自然的存在性，还有主体能动性，是在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恩格斯强调:“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这就是说，尽管自然先于人，但人不是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的“被动”的人。恰恰相反，人是自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存在于自然，而又以实践的方式超越自然，所以人的“思维者的精神”是地球上最高的精华和最美丽的花朵。

再次，在实践的基础上，人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实践，人可以认识自然的规律，“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人在改造客观自然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的主观精神世界，在不断加深对自然的认识的同时，也不断深化了对自身的审视和反思。进而实现恩格斯说的“两次提升”，不仅通过生产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而且通过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在这双轨的历史行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同时，也实现了人与人自身的和解，最终将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的统一。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的加剧，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失衡乃至对立的反映，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即社会矛盾。生态危机的出现和加剧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如影随形。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更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农业是与自然联系最紧密的产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恶果，不只存在于农业生存之中，资本主义工业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资本主义工业技术发展进步的直接后果是向自然大量排泄废弃物，引起空气、水源、土壤等的污染，使环境污染发展成为社会公害。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米糠油事件等等，数不胜数。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把“资本的逻辑”推向了全球，不仅使生态危机已然在海洋，陆地，地球生物圈肆虐成灾，乃至延伸到了外层空间，太空垃圾问题逐渐成为困扰人类继续向地外进军的难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资本的逻辑统治，被“资本化”的人掠夺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人与自然双向异化，即:作为人类的“母亲”的自然却被人类蹂躏，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却被自然威胁到生存。当前，从局部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兴起，资本压制自然有所收敛。但从全球总体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态问题反而更严重化了。恩格斯说过，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改造社会关系是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条件。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彻底解决生态问题。

3尊重自然，克服人类活动的负效应

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但是我们反思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和现实，就会发现这种改造有双重效应，其一是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改善了生存质量，其二则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退化、恶化，乃至反过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向人类发出过振聋发聩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的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4］因此，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人类的发展不是一个仅仅向自然索取的过程，更应该是一个保护自然，维持自然良好生态的过程。自然是人类的家园，不是人类强取豪夺的仓库和随意排泄的垃圾场。人类需要调整对自然的态度，自然的“祛魅”应该与人类的“去昧”同步，自然失去“神力”之终点不是自然成为人类“奴隶”之起点。我们要重新尊重自然而不是蔑视自然;全面认识自然、尊崇自然规律，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多一些保护，少一些糟践。#p#分页标题#e#

4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是当务之急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解决生态危机，必须重视科技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积极作用。科技可以让人类更全面的认识自然，掌握越来越多的自然奥秘。马克思认为科学在历史上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指出:“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5］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科技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合理开发、利用、改造自然而不是毁灭自然，将人类的“社会的存在方式”和“自然的存在方式”、人类的合理本性和自然的本性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解”。科技既可以被资本“绑架”，更可以服务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对于生态问题，科技既可以“火上浇油”，也可以“扬汤止沸”。关键是人类要合理地利用科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而不是加剧人与自然紧张。当前，正确认识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正确把握并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又努力避免其消极作用，让科技造福于人类，消除生态危机，将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界的生机与可持续发展和谐的统一起来。

5结束语

生态问题范文第4篇

0世纪到21世纪初，既是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同时又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地球上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经济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得人类物质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二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费，污染物质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的破坏与失衡;长是人lJ大爆炸。20世纪全世界人l翻两番，达到了60亿，并且目前仍以每年9200万以上的速度增长。人日增长的)_硅力，使地球不堪重负。从上可以看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着人「l、环境、资源、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的严峻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如何以满足当代人消费需要为中心，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消费需要构成威胁和危害的新的消费方式就必须推厂普及开来。这种新的消费方式就是“生态消费”‘卜态消费的基本内涵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思想意识基础上，提供服务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生话需要，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同时使服务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内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要。生态消费和绿色消费这两个概念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应有所不同。绿色消费是种以“绿色、自然、和i铃、健康”为宗旨的消费，但这种消费更多地考虑如何满足f当代人的消费需求，使之“和i皆、健康’.血’}几态消费在强调‘绿色、自然、和谐、健康’.消费的同时，史多考虑不危及满足后代人的消费需要笔占i入为.‘l态消费的外延更)’一泛一此，它包含绿色消费所包括的内齐绿色消费是’1态消费外延的一部分或占址终jit本部分:

二、倡导和推广生态消费的意义

(一)‘欠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J一持续发展作为‘种最新的发展观和发联战略提出以后，已得到人们)、一泛的关沮:和认同所谓“川一持续发展”，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坚持代际公正一与代内公正的行为准则。前者是指本代人的发展及其需求的满足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后者是指同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发展及其需求的满足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可持续”的实质是资源在代内和代际之间配置的公正或公平，它要求人类的行为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消费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倡导和推广生态消费，就是为了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二是生产成果的利用和社会财富的消耗。前者属于生产范畴，后者属于消费范畴。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看，生产决定消费，而消费、又反作川于生产。消费决定着生产的[J的，牛产的规模、结构和方式必须和消费的规模、结构和方式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消费需求导向是社会生产的指示器和航标灯。生态消费是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一种科学全新的消费方式。如果这种消费方式能在全社会普及推广，它必将反作用于生产。生态消费需求的社会力量，将会极大地推动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形势的客观要求我国已于2001年12月11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间的各种限制减少，国际经贸活动空间扩大。这样，国际生态消费浪潮将对我l习产生玉大影响:方面，生态消费品将会顺利进气我国llJ场，将给生产企业和国内市场带来更大的竞，Ji更长力;另一方l6i，国际生态消费意识将会在中国迅速传播，促使中国人民生态意识的觉醒，促使传统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转变。上述影响必然会推动和弓}导我国产生结构的调整。在国际竞争的于长力下，那些物耗大、能耗高、性能差，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产品将会淘汰，那些浪费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业将会被严格禁止。日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不适应了适应加人WTO的新形势，生产企业和广大消费者必须转变观念，在全社会倡导和推广生态消费，从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以迎接加入WTO的挑战。(三)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传统的发展观和消费观片面强调发展速度，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经济发展状况好坏的唯一标准。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不顾生态与社会危险，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日标。为了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日标，竭力刺激消费，于是不合理的消费就迅速膨胀。这样，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生产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形成一系列公害，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倡导和推厂’生态消费，首先可以推动环保产业和生态消费品的生产。这不仅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而且最终也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利于国民的身心健康。其次，倡导和推广生态消费利于实现文明消费、无害消费，尽可能使人们的消费活动不对自然界产生危害，使人们的消费行为合乎生物圈良性循环，使人类的居住和_L作环境得到保护和美化。随着人们消费文明化程度的提高，消费陋习将得到克服，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也会相应提高和升华，从而使人们自身素质更加完善，这就会促进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

三、推广普及生态消费的途径措施

(•)加强思想教育，使全社会树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念在「业社会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诱发并强化了人们的贪婪动机，物化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赚更多的钱，占有更多的商品，纵情地享乐人生，成了许多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追求。在这种消费观念的指导下，奢侈性、浪费性的消费方式盛行。例如“一次性”、“方便性”的商品消费过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商品的过份包装，造成废弃物的增加;住房讲求豪华，过度装修，浪费了社会财富，损害了健康等等。针对社会上不正确的消费观念，应从思想教育入手，使人们逐步树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念。要从环境理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讲清奢侈性、浪费性观念的危害性，使人们从“人类中心主义”中解脱出来，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合理节制自己的欲望，自觉树立人与自然界生态协调、同整个人类生存空间和谐的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念。建议宣传部门，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充分揭示非生态消费对大自然、对人类的危害、旗帜鲜明地大讲、特讲生态消费的重要性、紧迫性，使广大群众家喻户晓，人人明自，使生态消费观念蔚然成风。只有这样，才能为推厂‘普及生态消费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二)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培植绿色产业，生产生态消费品推广一普及生态消费，必须生产大量的物美价廉的生态消费品，供人们消费。因此，大力培植绿色产业，生产更多的生态消费品，是推广普及生态消费的关键问题。第一，要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制定各种法令法规，在全国范围内严格实施国家环境保护指向的产业政策，从而形成生产生态产品的市场氛围，使生产生态产品的技术不断升级，产品数量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第二，要对绿色产业的范围、内容和发展方向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和组织协调，进一步明确绿色产业的边界和产生内

生态问题范文第5篇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在近几年来成为了党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今年，更是成为整个社会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成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最重大的社会问题都是农民问题。中国的每一次社会进步，都是农民问题得到某些解决的结果。直到今天，我国的农民问题已经扩展到农业、农村、农民等三大相互连接的问题，其严重程度已经直接威胁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了。因此，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的热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决策部门有他们的许多措施和政策，学者们有各个角度的探索和思考以及对策建议，这些有的为理论决策做出了贡献，有的产生了很大的实际成效，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提出良好的方法，有的甚至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低级处方。笔者欲换个说法，跳出"三农"的本身，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是生态问题引起的，其解决的根本方法也是生态方法。力求从生态的角度对"三农"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以求"三农"问题有一个战略性的解决。

一、农民问题是一个严重的人口生态问题

"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说到底就是"一农"问题，即农民的问题。因为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最终都是为了解决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关键和出发点。我国的农民问题有许多，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农民人口太多，打破了农村生态系统中非生物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的平衡，由此引发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农民人口太多引起耕地紧张、农村耕地资源人均拥有严重不足。我国农业人口现在还有八亿多，但是人均耕地仅一亩多点，而世界上有的国家的人均耕地是我国农民的几十倍，这样大的差距却要同样养活这么多人，谁都知道问题将是怎样的严重了，而这个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的典型表现，这是生态系统里的非生物环境与消费者和生产者失衡的问题（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是指绿色植物和某些细菌，它们是人类食物的最初来源）人口作为消费者的数量太多，非生物环境与生产者相对太少，因此，造成"三农"中农民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使"三农"问题自身比例失调，因而引发"三农"问题。

其次，农民人口太多造成农民在农村就业压力加大。农民在农村有的就只有几分责任田和几分自留土，一年大部分时间都闲着，有力没有地方使，但是收入又不高，只能维持一般的温饱生活甚至不能维持温饱，造成农民的劳动力巨大的浪费，还引出很多社会问题，如、盗窃、酗酒等等。

其三，农民人口太多，还使农村稳定问题加大。农民的人浮于事，大量的人休闲时间多，使得农民对土地的占有特别关注，往往在承包土地上一点小事都会引起纠纷。还加之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集体之间为了一点土地纠纷造成村与村之间或组与组之间的深层矛盾，有的甚至团体斗殴。

二、农业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生态问题

"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是生态问题的突出表现，农业问题更是生态问题加重了它的严重性。众所周知，我国现在由于生态的破坏，每年都有局部的洪水和局部的旱灾、虫灾，还有生态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这些灾害的损失，最终都将降临到农民的头上--农业歉收甚至完全失收，这种灾难对我国农业有时是毁灭性的。

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现在其生产条件正在日益恶化，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问题，进而加重"三农"问题。

首先，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在日益变坏。全球气候变暖不仅对人类的居住环境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农业气候条件的影响。由于气候变化，使许多动植物的生长环境改变，环境变化后，引起动植物的生长条件恶化，甚至使他们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有的动植物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态结构和特征。农业生产在气候条件的影响下，或减少产量，或降低农产品的质量，增产不多，甚至要用高成本才能维持原来的产量，致使农业的增产问题日益严重。

其次，生态的破坏引起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使农业的生产存在严重的危机。我国98年的特大洪灾使许多人至今还存在恐惧，但是，局部的灾难在我国从没有间断过，自然灾害每年造成的损失，据专家估计远远超出了农业的增长。就湖南西北部最近发生的洪水灾害，对农业的损失不是能靠一两年的增产弥补的。所以，尽管我国农业的局部增长不断，但是农业的危机依然存在，以至成为令人忧虑的"三农"问题。

再次，生态的破坏使农业的生态链得到损害，影响农业的收成。森林砍伐、草地破坏、杀虫剂的过度使用、化肥的滥用，已经使农业的生产在日益退化，不是一般的增加投入或勤劳耕种能解决的问题了，这需要生态的长期恢复和环境的逐步优化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同时，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严重影响着农业的发展，比如许多害虫的天敌减少，使农作物的自然保护能力降低，完全只能靠农药来保护其免遭侵害，这使农产品的毒性增大，对人体的威胁增多，使农业的生产活动存在巨大的危机。

三、生态问题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以上可知，生态问题在"三农"问题的农民、农业中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其实，农村问题的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生态问题恶化的结果。这一方面因为农民与农业问题本身就是农村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农村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支撑着。我国农村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一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所以也是一个生态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带来的影响，最终都是农村买单了，我国历来由于生态破坏造成的自然灾害受损失的都是农村，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正在进一步遭到破坏，农村在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巨大的牺牲。我们今天还可以勉强维持农村发展的生态系统，但是，明天的农村将会在一个怎样的生态环境下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整个民族生存环境的问题。

首先，生态失衡使我国农村的资源正在日益减少，影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农村的耕地资源正在被严重损害。我们许多专家提倡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道路来化解三农问题，但是，农村的耕地资源正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中锐减，我们工业发展了，农民变成了市民，但是，市民同样要吃饭，并且变成市民的目的还是想吃的更加好一些。可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使的农村的耕地资源在日益减少，农村人口却在继续增加，我国现有1亿农民工和4000万失地农民由于土地资源缺乏而加重农村问题。据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的统计，我国耕地面积1996年为19.51亩，到2003年减少到18.51亩，七年间竟减少1亿亩！照此速度，我国耕地能经过几个七年。同时，农村的其他资源也在日益减少。农村发展离不开农村的资源，如上所述，农村土地资源在日益减少，农村的其他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等也在生态破坏中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野生动物资源和野生植物资源，随着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变，正日益走向灭绝之路。可以想到，当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时，农村的发展将会成为无米之炊，到那时，即使有十几亿巧妇也不能使农村继续发展了。

其二，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严重的问题。由于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和资源，我国地大物博的沾沾自喜已经成为昨日的梦想，过度放牧引起的的草原退化、毁林开荒造成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过度扑杀引起的生物物种减少、植物物种灭绝等，加上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引起的环境污染，对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例如湖南郴州的桂阳县，二十年前，那里还是一座山清水秀的山城，掘地三尺有清泉。当地的水井资源在国际上都是不可多得的遗产。但是因为在露天开采矿石，将一座座山变成了一个个丘，以至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所有的井已经干枯，多么令人痛心的毁坏啊！

其三，生态问题也是我国农村在世界竞争中能否生存的问题。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农村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但是WTO的规则

对农产品的生态质量要求相当严格，生态准入的门槛是阻碍农产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只有生态产品在世界市场才具有竞争力。我国当前的许多农产品都被生态环境破坏引起的污染问题拒绝在国际贸易之外，我国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农村就不能参与世界的贸易竞争，这不仅会使农村的发展受到阻碍，而且会使我国农村在竞争中被挤垮。

总之，生态问题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和重大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就事论事，要有战略眼光，不是政府的救济能解决的问题，而应该着眼于三农的根本。

四、如何生态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是生态问题，那么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用生态的方法。如何生态解决三农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以下应该是要件吃的基本原则。

其一，树立科学的生态观。生态是关于生物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科学，人要和自己的环境和谐发展，就必须有科学的生态意识，要以自己的生态环境为要，长远计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在农村，必须从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出发，坚决维护农村的良好生态环境，坚持农村、农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树立科学的生态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统筹发展观。统筹发展观并不是特对三农的观点，但是它是一个生态的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坚持统筹发展观，不能顾此失彼，要统筹安排发展。

其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村。生态农业既是人类的自然需要，也是当前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农村的发展和城市相比，有其自身的缺陷，但是农村在生态上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社会发展的趋势将是生态化的，人类社会也只有在生态平衡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自己和使自己幸福。因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进步，生态的重要性将日益凸现，这为生态农业和生态农村的发展提供市场和环境。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的方向，能为城市居民提供高质量和环保型的食品，也能提高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农业在工业中和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生态农村不仅能改变农民的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而且能为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问题提供保障，生态农村也是开发生态旅游的路径，是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发展第三产业的有效途径。

其三，生态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城市化为解决农村的就业压力，缓解农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村土地资源的侵占，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巨大的。这种破坏如果不考虑生态的代价，可能我们今天收益的只是对明天生态破坏的补偿而已。我国现在的很多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就是这种形式的偿还。工业化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的工业化并没有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多少实惠，有的还是以损害农村的生态为代价发展的。工业的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让农民买单的事情名的和暗的都客观存在着。因此，我们必须以生态为标准，科学而慎重地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给农村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最后，科学设置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并切实贯彻执行。一方面要制订科学可行的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使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有法可依，特别是要用法律限制损害农村生态环境的项目上马，要杜绝损害生态环境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上马；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法律，惩罚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各种违法行为，做到执法必严。只有这样，农村的生态环境才能得到严格的保护。

生态问题范文第6篇

关键字：生态权利 研究 实践

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环境问题。人们在治理环境的同时力图从理论上更好地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权利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目前在生态权利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为生态权利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契机。研究生态权利理论对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刘湘溶所说，“讨论自然的权利对于生态伦理学格外重要，因为自然权利范畴乃是自然道德的基石之一。”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于生态权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生态伦理学的发展。

一、国外研究状况

美国著名的环境思想和环境运动史学家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对英美等国家的权利发展过程作了概括：英国贵族大美国殖民主义者独立宣言奴隶解放宣言女人宪法第19 修正案印第安人 印第安公民法案劳动者 公平劳动标准条例黑人 民权法案大自然 濒危物种法。关于生态权利的论述主要体现在生态伦理学的三个流派中。

1、动物权利论

动物权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彼得•辛格和雷根，他们主张动物也具有同人类一样的不容侵犯的天赋权利。彼得•辛格在《动物的解放》一文中指出：快乐是善的，因而是道德的；痛苦是恶的，因而是不道德的。因此，凡是能够感受快乐和痛苦的存在物都具有道德权利，动物也具有体验快乐和避免痛苦的特性，因此动物也应被赋予道德权利，并且这种权利是不可侵犯的。雷根在《动物的权利，人类的错误》一文中指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天赋权利源于人是有生命、有感觉、有意识的生命主体。动物（特别是那些高等动物）也具有这种生命主体的特征，因此动物也是有天赋权利的。

2、生命中心论

生命中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环境哲学家阿尔伯特•史怀泽和美国生态伦理学家保罗•泰勒。史怀泽认为“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因此，道德权利适用于所有生命体。

3、生态中心论

生命中心论主要包括三种思想：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自然价值论。它们都是从生态系统整体的角度来论述生态权利的。挪威哲学家纳斯的深层生态学坚持“自我实现”和“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的观点。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从本能的自我到社会的自我再到生态的自我的过程，这种生态的自我才是人类真正的自我，这种自我是在人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

美国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一书中通过对生态系统的客观的内在价值说明导出自然权利，为我们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一个客观的道德依据。

二、国内研究状况

刘湘溶在《走向明天的选择——生态伦理学论纲》一书中指出，生态权利是指一切生物都有按照生态规律生存的权利。生物的生存权利主要是就物种来说的，而非生物个体的存在；生物的生存权利还包括对生存条件的拥有权利，人类不能任意破坏其他生物的生存条件。雷毅在《生态伦理学》中也对生态权利进行了界定。他指出，自然界的权利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权利所有者要求它的生存权益受到尊重；第二，这种权利要求是合理的，权利所有者对侵犯它们的行为提出挑战。前者可以称之为自然界的利益(即自然界应当拥有的福利），后者则可称之为自然界的权力（即对侵犯其福利的反应）。总的说来，我国学者对于生态权利的论述大多坚持了生命中心论或生态中心论的观点，对权利的合法性论证也采取了资格说与价值说，只不过自然权利的资格来源于自然的内在价值，其实质也是价值说。在强调自然价值的同时，我国学者还把人类的生态良心作为人类尊重自然权利的重要原因。

三、生态权利问题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1、研究成就

生态权力问题作为生态伦理学的重要理论关系到生态伦理学的合法性问题。从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态权利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生态权利问题也逐步走向系统化。

（1）生态权利的主体

生态伦理学的主体在不断扩展。动物权利论认为动物是有权利的，生命中心论认为所有生命体都有不容侵犯的权利，生态中心论认为生态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有权利的。笔者认为，生态权利主体的扩展是必然的。

（2）生态权利的合法性论证

就生态权利的合法性论证而言，动物权利论者坚持资格说，即人类具有天赋权利的资格在动物身上同样具备；生命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大多是从自然的内在价值的方面来论证生态权利的合法性的。动物权利论者通过指出动物在某些地方类似于人类，因此动物也应具有权利，这其实隐含着权利是赋予的，因而这种类比推论缺少一定力度。生命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在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基础上进而指出人类应对自然具有一定的义务更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

2、研究中的不足

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生态权利）是生态理论学中最重要的两个理论。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于自然价值问题研究比较充分了，而对生态权利问题的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也使得生态伦理学的合法地位受到了影响。很多人类中心主义者可以承认自然价值，却对生态权利问题坚决否认，这和目前对于生态权利问题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

生态问题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生态伦理；生态伦理问题；原因；对策

1 生态伦理概述

1.1 生态伦理内涵

生态伦理即人类处理自身及其周围的动物、环境和大自然等生态环境的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通常是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

生态伦理的基本观念：生态环境或自然界与人类之间有着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由上述关系所决定，人类为自己长远的存在、发展利益，必须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保护生态平衡，与自然界形成一种和谐的同步发展关系；为达到上述目的，人类必须协调社会各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节制的开发、利用自然，这就是生态伦理的本质。

1.2 国内外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中存在大量的生态伦理文明思想：①“天人合一”思想。即人与万物同质同源；天道与人道相通不二；以追求和谐为最高的价值目标。②尊重生命万物的伦理观。中国传统易学认为人不仅应该尊重自己的生命，也应该尊重他人和动植物的生命，维护万物的存在。列子认为：“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1]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和合”表示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2]。

西方生态伦理的基本观念包括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两部分，其根本观念就是认为人类与自然界或其某部分之间存在着伦理关系，人类应当尊重、关怀、保护它们存在或生存的权利。具体而言，西方生态伦理的基本观念有如下几点：自然界或其某部分有某种共同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它们有其内在价值或价值，这种内在价值或价值决定了它们应当拥有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利；为此，人类应当尊重、关怀、保护它们的存在、生存和发展。

由上文可以看出，东西方已经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生态伦理思想。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思想冲淡了人类的生态伦理观，导致了大量生态伦理问题的出现。

2 生态伦理问题及原因

2.1 生态伦理问题

2.1.1 人口非线性的增加导致“人炸”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中，人口问题是其中的首要问题。目前，世界人口呈非线性急剧增长，“人炸”的出现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公元前6000年，全世界人口不超过1000万人；公元元年为2.5亿人；1600年为5亿人；1830年为10亿人；1930年为20亿人；1975年为40亿人；200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世界人口现状报告表明世界人口已突破67亿人；2011年10月，世界人口已达到了70亿人。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如按目前45年的人口倍增期计算，1990年世界人口为53.2亿人，到2035 年增长至106.4亿人，2080年达到212.8亿人，800年后世界人口可达千万亿的天文数字[3]。根据世界淡水资源和食物资源的调查估计，全球能养活人数极限为100亿人，而保持最佳生态环境的人口应控制在50亿人以内。因此，当前我们面临的人口、资源、能源、环境问题十分严峻[4]。

2.1.2 资源与能源危机

（1）淡水资源危机。覆盖地球表面70%的水中，只有2.53%是淡水，其中仅有10%的淡水能为人类所利用。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处于缺水状态[5]，全世界每6人中就有一个无法获得安全的淡水，总人数超过10亿人。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到2025年，全球半数以上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供水压力，到21世纪中叶，世界上3/4的人将面临严重的淡水资源短缺。

（2）耕地资源危机。地球上可耕地仅占陆地表面积的8%。由于土地沙漠化和非农业化占地，全世界每年损失500万～700万hm2耕地。2010年11月20日，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低碳发展与土地复垦政策法律研究报告》称，目前我国因矿产资源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挖掘、塌陷、压占等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破坏废弃的土地约达2亿亩，约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10%以上，全国土地复垦率仅为15%左右。这些被破坏的土地70%是耕地或其他农用地，多数还是土地质量很好的基本农田。

（3）矿藏资源匮乏与能源短缺。从地球上主要矿物资源的储藏量和开采速度来看，现在石油可开采剩余年数为40年，天然气为60年左右，银、铜、铅为30～40年。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使用的能源中，90%是不可再生能源。随着人口增长、工业化的发展，矿藏资源消耗量剧增，能源短缺的问题将更加突出[6]。

2.1.3 环境污染严重

首先是水污染。其污染源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生产产生的水污染等。我国有58座城市的地表水严重污染，饮用水质下降，占全国水资源36%的长江带有数十种污染物质，甚至一些物理性和化学性污染导致了一些疾病和人体遗传物质突变。全世界每年排放污水为6000亿～7000亿t，使用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水灌溉农田，严重破坏了农业的发展。天然水体中的鱼类与其他水生生物由于水污染而数量减少，甚至灭绝；淡水渔场和海水养殖业也因水污染而使鱼的产量减少。海洋污染的后果也十分严重，如石油污染，造成海鸟和海洋生物死亡[7]。

其次是大气污染。其污染源包括工业企业、交通运输、生活炉灶和采暖锅炉、意外灾害等。全世界每年排入大气的颗粒物约5亿t，而且吸附着许多有毒有害的金属、无机物和有机物等，大气污染及其形成的酸雨含有各种致病和致癌物质，使许多生物物种灭绝，对广大地区的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8]。

2.1.4 生态平衡被破坏

（1）草场退化与森林锐减。全球森林占陆地的面积从工业革命前的55%减少到现在的25%。现在全球的森林消亡速度惊人，每年以1800～2000万hm2的速度减少，每分钟消失的森林面积相当于36个足球场。根据专家的估计，由于林地面积不断萎缩，全球森林的吸碳能力比50年前减少了20%。全球森林退化和消失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工业采伐、农业扩张、采矿、人工林建造、基础设施建设、森林火灾等。我国近20多年来的森林面积减少23.1%。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大约只有14%，不及世界平均覆盖率31%的一半[9]。

（2）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由于水涝灾害，全球每年有1/5的耕地失去了肥沃的表土和数千万吨的肥料。我国每年表土流失量达50亿t以上，水土流失面积达到360万km2。全球土地沙漠化迅速发展，受沙漠化威胁的面积已占陆地面积的35%，遍及150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每年以5～7万km2的速度大幅度蔓延。我国土壤沙漠化问题也十分严峻，北方的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达33.4万km2，占我国北方地区面积的10%。

2.1.5 全球性环境问题

（1）温室效应。随着近50年人类活动、工业生产所排出的CO2的增多，温室效应的加强，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既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更威胁人类的食物供应和居住环境。据预测，2050年中国气温将升高1.2～2.3℃，海平面将上升20～60cm，届时我国珠江三角洲沿岸一些地区可能被淹没。全球变暖还可能降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据作物生态学家估计，正常温度每升高1℃，小麦、水稻和玉米产量就要降低10%[10]。

（2）臭氧层被破坏。臭氧层能挡住太阳紫外辐射对地球生物的伤害，保护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然而人类生产和生活所排放出的氟氯烃类化合物等使臭氧层遭到破坏。臭氧层被破坏后使紫外线长驱直入，损伤人类的免疫系统，破坏农业生产，破坏海洋食物链，破坏微生物净化淡水的能力。南极的臭氧层空洞，是臭氧层破坏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南极上空的臭氧层是在20亿年里形成的，在一个世纪里就已被破坏了60%。

（3）生物多样性减少。近百年来，地球上的动植物遭到浩劫，在2000年地球上10%～20%的动植物即50～100万种动植物消失，现在以每天100～200多种的速度在消失。我国有10多种珍稀动物已基本灭绝和20多种动物濒临灭绝。所以全球物种加速灭绝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除上述全球问题以外，还有酸雨、垃圾成灾等许多生态问题。

2.1.6 各国在环境的利益和责任分担上的不平等加重了生态伦理问题

（1）在环境利益上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如在能源的消费量上，据计算一个美国人每年的能源消费如果都换算成石油的话是7918kg，而一个中国人为684kg，一个印度人为270kg。即一个美国人消费能源量约是中国人的11.5倍，印度人的30倍。

（2）各国之间承担的环境责任不公平。按照“谁污染谁负担”的原则，获利多且污染多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事实并非如此。据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报告，自1950年以来，全世界新增温室气体排放量中，有3/4来自发达国家，而同一时期发达国家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5%，其人均排放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水平。从排放总量来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CO2排放国，占世界总量的1/4，是中国的两倍。按理美国应该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但是美国却对应对全球温暖化对策采取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11]。

2.2 生态伦理问题形成的原因

（1）人炸是导致世界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的基本原因。近50多年来全球人口的大规模急剧增加，必然使粮食、土地、森林、淡水、能源等的消耗急剧增长，造成地球生态圈负荷的紧张，严重损害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2）工、农业的发展，必然加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出大量的废气和粉尘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的排放造成水土的污染，尤其是有毒化工废水和重金属对水土的污染。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机械和化工产品的大量应用，使农业变成“高投入，高产出”，造成土壤退化、土地肥力下降、农产品质量降低和农业环境污染等问题。

（3）城市化是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城市化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和生物环境等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城市排出的各种大量气体和颗粒物，不仅使城市大气中的有害气体含量增高，而且还使城市的云量、雾量和降雨量也都增高，导致了“城市热岛效应”。城市化增加了房屋和道路等不透水面积及排水设施，使地下水得不到地表水足够的补给，破坏了自然界的水循环。城市化严重地破坏了生物环境，改变了生物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使生态系统失调，影响到碳、氧等物质的循环。

（4）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为人类社会服务，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结构；另一方面，科技也对人类造成负面影响，当人们对科技成果的客观作用估计不全面或将一些高新技术用于军事目的时，就会造成生态环境危机，严重地危害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如1945年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炸死了30多万人，受害总人数达50多万人，战后受核辐射影响而死亡的有3万多人。

上述原因仅仅是生态伦理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是人类的传统发展模式以及与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的传统发展观，把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把经济增长的指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树立生态伦理观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所在[18]。面对当前严峻的生态伦理问题，在清醒认识其原因的前提下，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一方面要正视面临的种种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要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2013年3月 绿 色 科 技 第3期3 生态伦理问题的解决对策

3.1 树立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观念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与自然应该协调发展。人类必须确立关于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观念，认识到自然界是个有机整体，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大自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人们对大自然的爱护，实质上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爱护。现代生态科学表明，保护地球现有的动植物群落的完整、稳定，是保护地球上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能力，保证物种遗传资源的多样性，维护包括全人类在内的整个地球上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条件。人类只有保证地球上的其他生物能生存和发展，人类才能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

3.2 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

环境和资源问题，说到底是人口和经济发展问题。离开人口控制而就经济抓经济或就环境抓环境，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实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人类必须控制自身的生产，实行少生、优生、优育的政策。

3.3 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生态伦理调控

必须辩证的对待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强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避免其带来的弊端。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协调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工具，人类在改造自然中，可以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当前，要强调“绿色科技观”，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务必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生态伦理调控，把科学技术置于可持续发展的大方向下，减轻科技对环境和生态的消极影响，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19]。

3.4 树立科学发展观，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树立科学发展观，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应当抓好发展经济。这是人类发展的核心问题。无论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任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和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逐步消除贫困和愚昧，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其次，发展经济必须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为前提。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应当把生态平衡的保护作为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准之一[20]。

3.5 加强环保教育，提高公民生态伦理意识

要在全社会大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使广大公民不断提高生态伦理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把对待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态度提高到道德的高度，来思考和对待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把生态意识内化为自己的良心，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自觉地规范自己对待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每个成员所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3.6 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同承担生态责任

生态伦理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人类的共同行动。只有全世界通力合作，采取适当措施，才能克服这种危机。为此，国际官方和非官方组织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制定有关维护生态平衡的国际法规，以协调不同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尽力减少人类社会各种活动对于生态平衡的不良影响。

国际组织应当在现有公约基础上继续制定和完善有关保护人类环境的公正的国际公约，并付诸实施。一方面，要充分地、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全球生态恶化的有区分的责任，并据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另一方面在制定有关政策和实施方案时，也要考虑各国不同经济水平和承受能力，决不能用一把尺度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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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秀军.全球性环境问题分析[J].科学之友，2006（1）：92～93.

生态问题范文第8篇

1生态补偿的效率与评估

1.1生态补偿效率辨析《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效率定义为“不浪费，或者将现有资源用得最好”。在经济研究中更通俗的说法是指资源配置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状态：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同时，通过资源配置而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好。根据这一经济学概念，一项生态补偿计划要被认定为有效率的，它必须是对于项目所有投入而言，带来最大的社会总福利。这些福利不仅仅指与计划目标生态环境服务相关的直接福利，还包括与此相关的其它所有间接福利[7]。因此，补偿计划本身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计算精确度与所有其他参照投入资源配置所能带来最大福利的计算精确度，是决定生态补偿计划效率衡量准确与否的两个要件。由于虚拟参照投入配置社会福利的不可计算性，生态补偿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或帕累托效率也无法计算。因此，实践上所谓的生态补偿效率是一个非常宽松的概念，其通常指的是计划自身实施效率的相对提升程度。正如Kroeger所指出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可通过优化机制设计等方式使生态补偿计划在服务产出上达到“最优”或“最有效率”，实际上这些“最优”或“最有效率”充其量只是符合“成本—收益”原则[7]。实践上，衡量一项生态补偿计划的效率或效益属性，一是评估生态补偿计划的存在价值，也就是生态补偿计划实施所带来的全部经济社会影响，如Yang等运用回归分析方法估计了中国四川武隆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实施的自然森林保护计划（NFCP）的经济社会作用[8]；侯成成等运用多准则模型评估系统评估了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对补给区内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9]。二是评估生态补偿计划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如Clements等评估了柬埔寨北部平原地区鸟巢保护计划的实施效果[10]；Sierra和Russman、Alix-Garcia等分别评估了哥斯达黎加OSA半岛与墨西哥森林保护补偿计划的实施效果[1,11]。从概念上看，如果将成本纳入考察范围，上述这些研究显然更接近于针对生态补偿计划的“成本—收益”分析。

1.2生态补偿效率评估对于生态补偿计划的效率评估，最关键也最困难的是对生态环境服务的价值进行度量。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EcosystemAssessment，MEA）的分类，生态环境服务大体上可分为文化、调节、供给和支持等四类，其中文化服务包括向人类提供娱乐休闲、美学欣赏和心情舒畅等方面的享受，调节服务包括影响气候、防治洪水、控制疾病、垃圾分解和维持空气和用水质量等，供给服务包括为人类提供食物、饮用水、木材以及纤维等资源，支持服务包括提供土壤形成、光合作用与营养循环等与生物过程相关的基础生态功能[12]。该定义虽然全面，但由于涉及的生态服务众多，生态系统内部复杂多变且相互关联，要想对定义所涉及服务的价值进行全面评估却很难，实践上的相关例子也屈指可数，作为例外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在全球范围内对生态系统及其对人类福利影响的多尺度评价。而大多数针对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则局限于局部地区和流域、局限于单个生态系统的单项或少数几项服务[13]。即便如此，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不能用单一指标表示，而且有些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无法货币化，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大小与分配及制度设置密切相关、以及包括货币评价在内的价值评价过程本身也受制度文化影响等诸多主客观原因，包括前面提到的所有的已有生态服务价值研究均缺乏全面性和准确性[14]。Schagner等指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即对人类福利的贡献）与其他产品和服务一样，由供给和需求双方决定，而生态服务的供给决定于被人类活动有意或无意影响的生态过程与特征，需求则主要决定于生态服务受益人类的特征，所以供给方和需求方的空间异质性决定了生态服务价值的空间异质性[15]。Kallis等则将生态服务价值的货币评价定义为能够体现生态服务的货币（交换）价值的过程和工具，并且认为，生态服务的价值大小与制度文化及分配相关[14]。上述观点也体现在早先的一些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建议中，包括社会多重准则分析[16]、协商定价[17]和决策讨论[18]等。Yang等在评估中国的自然森林保护计划（NFCP）与Clements等在评估柬埔寨北部平原地区鸟巢保护计划的表现时，都将计划的生态环境保护效应与对家庭福利影响等经济社会效应纳入了评估范围。近年来，由于卫星遥感等技术的进步，地图化生态服务货币价值评估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并且催生了一些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的生态服务价值地图化评估工具，其中有较大影响的包括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与平衡集成工具（InVEST），生态系统服务人工智能（ARIES）、生态服务社会评价（SoIVES）以及生物圈全球统一元模型（GUMBO）等[19]。实践上，Swetnam等运用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与平衡集成工具地图化并评估了坦桑尼亚了碳储生态服务的生产与价值[20]；Fu等使用同样的方法评估了生态系统水力服务的价值[21]。Guerry等则运用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与平衡集成工具评估了加拿大以不同组合方式使用海洋生态服务获得收益的数量、质量和价值[22]；新技术的应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生态服务的价值评估更加系统、全面和准确。迄今大多数关于生态补偿计划“成本—收益”问题的研究文献，都使用了“额外增益”（由于实施生态补偿计划而得到的额外的生态服务数量）概念。通常都是采用同一地区生态补偿计划实施前后，或者生态补偿计划实施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在若干生态环境指标值的变化量来度量生态补偿的效益，“额外增益”数量越大，说明补偿计划的效越高；“额外增益”数值越小，说明补偿计划的效率越低。如Sierra和Russman与Alix-Garcia等分别使用森林覆盖率和砍伐率的变化分析哥斯达黎加OSA半岛与墨西哥森林保护补偿计划的效率；韩鹏等使用农户耕地利用率和农牧户畜养牲畜数量变化的大小比较我国内蒙古农牧交错带针对土地和针对产业结构调整两种生态补偿模式的效果。相对于生态服务价值评估，运用这种方法评估生态补偿计划的“成本—收益”由于忽略了生态服务的制度与文化属性，忽略了个人的主观评价，反而使评估更直观也更容易操作。沿着这些思路，随着技术的进步与信息获取的便利，同时也为了响应决策的需要，相对于传统的仅仅针对特定区域少数指标的评估方法，研究者从两个方面拓展了生态补偿项目的“成本—收益”评估问题：一是增加了评估指标；二是扩大了评估空间、适当将生态补偿覆盖地区外的区域纳入评估空间范围。事实上，一些生态补偿计划特别是政府融资的生态补偿计划通常都将减贫纳入计划目标，而大多数生态补偿计划由于覆盖地区主要是边远山区，为了保证计划的成功又必须将减贫纳入目标范畴，因而生态补偿计划往往是多目标的，故评估其“成本—收益”时有必要同时度量与各个目标相对应的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指标的“额外增益”数量。如Clements等在评估柬埔寨北部平原地区鸟巢保护计划时，在分析鸟类的筑巢成功率的变化的同时，分析了家庭对保护计划的态度的改变；Yang等在评估中国自然森林保护计划（NFCP）的表现时，除了分析森林覆盖面积变化之外，也考察了保护区内家庭能源使用结构与收入的变化。扩大评估的空间范围则主要源于两个原因：首先，生态服务的价值是空间异质的，同一服务在不同地区的价值大小不同，通常也是空间非互换的，服务价值不能简单加总；其次，生态补偿计划往往会产生Wunscher和Engel所说的“漏出”，即生态补偿计划获得的额外增益是以计划以外地区有违计划目标的行为作为代价而取得的，如果不将发生“漏出”的地区纳入评估范围，将极有可能“高估”生态补偿计划实施效率。总的来说，虽然评估生态补偿效率的方法和手段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前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计划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效应的讨论在本质上仍然是分散、零碎、短期和机会主义的[8]，对评价指标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偏向性，缺乏长期的、系统全面的考量。

2提高生态补偿效率的若干问题

已有关于提高生态补偿效率问题的研究，其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古典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效率理论以及Leibenstein提出的X非效率理论，大多以如何提高生态服务生产过程的竞争水平、降低服务生产的交易成本与提高生态补偿计划参与者的积极性为研究重点。具体观点主要包括明晰生态服务的定义、加强合约监管与筛选有效率的服务提供者。

2.1生态服务定义问题定义目标生态服务是讨论生态补偿效率问题的前提。Kroeger认为，采用恰当的生态服务定义与相应的生态服务指标是生态补偿计划机制设计的两个关键，因为生态服务定义决定着生态服务指标的选取是否合适，决定着生态补偿计划在生物物理和货币概念上绝对与相对表现的展示程度；如果定义没有将生态功能或过程与生态服务、与服务相关的收益以及收益的价值前后一致区分清楚，对于计划的评估或解释就不具有可操作性，即使可以评估或解释，也会导致重复计算，以及忽视生态服务要有受益者的事实[7]。Boyd和Banzhaf则强调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和定义生态服务，并且认为在定义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两个基本点：一是生态服务应当严格区分于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非生态系统贡献，一旦生态服务结合了比如劳动与资本等其他投入，就不应再视为生态系统的服务，如娱乐收益与商业利得；二是认为经济解释关注的是最终生态成品，而不是构成自然环境的比重更大的中间过程与要素[27]。为了便于实际使用，Boyd和Banzhaf进一步针对人类的特殊收益定义了具体的生态服务，如净化空气和水、缓解干旱和洪水、生成和保护土壤并恢复土壤肥力、消毒和分解废弃物、利于作物授粉和自然植被生长、种子传播、养分移动和循环、潜在的大部分农业灾害控制等[27]。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Kroeger以及Boyd和Banzhaf对生态服务的定义范围显然要比“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对生态服务的定义范围小得多，但也正如Kroeger所指出的，相比之下，类似Boyd和Banzhaf对于生态服务的定义最有利于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与评估[7]。实际上这样的生态服务定义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当然，使用类似“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关于生态服务定义的研究文献也不少，特别是在一些多目标（比如减贫）的生态补偿计划中，计划实施既要考虑生态环境效益又要考虑社会效益，甚至还要在多目标中作出平衡。这虽然部分失去了补偿计划效率评估上的便利与精确，但也大大丰富了计划实施的政策意义。与生态服务定义密切相关的是生态服务指标选择，其作为边界目标在科学与决策联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系着其他生态补偿机制例如监管的设计与针对补偿效率的评估。已有文献对于生态服务指标的讨论很多，不同的研究也有不同的选择标准。Niemeijer和deGroot认为，因为缺乏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生态服务度量指标的选择往往具有随意性，从而使得对于同一生态服务存在不同的认识。Heink和Kowarik也指出，已有相关研究中的生态服务指标非常模棱两可，在不同的框架下有不同的含义，为此他们认为，生态补偿计划里的指数是用来描述或评估生态环境状况、变化或用来构建生态环境目标的生态环境相关现象的组成部分或一个度量，因此，生态指标的选取既要清晰又要具有广泛性[29]。Niemeijer和deGroot提出了一个生态环境指标选择的概念框架，通过采用考察指标内部关系的因果网络来将指标集而不是单个指标放在选择过程的中心，从而便于识别与特定领域、特定问题和特定地点最相关的指标，使得指标集更透明、更能有效地反映生态环境状况[28]。Kroeger则根据Boyd和Banzhaf关于最终及特殊生态服务的分类，非穷尽地列举了一系列来源于流域保护的最终生态服务与特定服务提供利益的指标，以及作为最终服务产品和通常为补偿干预直接改变的自然景观组成部分的中间服务指标集[7]。相对于如何定义生态服务，已有研究成果隐含的更重要的启示是，任何生态补偿计划都应有具体的目标，这些目标应当体现在与之密切相关的生态服务之中，并合理地量化于生态服务指标。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讨论补偿的效率问题。

2.2监管机制设计Pattanayak等指出，监管机制是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核心，其必须在设计阶段表述清晰[6]。Kroeger认为，生态补偿计划监管机制设计的目的在于回答三个问题：一是补偿干预措施是否产生了作用？二是补偿干预措施是否导致生态服务产出发生了改变？三是补偿干预对生态服务产出的影响是否足以产生收益？其中，针对问题一的直接监管可以获得补偿干预是否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的相关信息，虽然这些信息与补偿计划服务产出表现的监管本身并不相关，但它们对于量化目标生态服务函数则是必需的。同样，要准确评估生态补偿计划的效率，也必须通过监管回答第二和第三个问题[7]。在不同的生态补偿计划中，由于目标生态服务定义不同，补偿支付条件不同，监管机制的设计也存在很大差异。已有生态补偿计划的支付条件大体上可分为基于产出（表现）的支付和基于投入的支付。总的来说，这两种支付条件各有优劣，基于表现支付的优点是对生态服务提供建立了直接激励，能够充分发掘计划参与者在生态服务提供方面的知识和经验[30]，为服务提供者创新服务供给留下了足够空间；缺点是基于表现支付意味着计划参与者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因为生态服务提供还要经受参与者所无法控制的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果参与者偏好于风险规避，其将会要求更高的支付水平，从而抬升补偿计划的服务支付成本[31]。相反，如果存在清晰的、能够为服务买方或监管者所认识和观察的，而且是目标生态服务生产所必需的行为，基于投入的支付条件也可以提高补偿计划的“成本—收益”率[31]。从实践上看，虽然存在基于产出（表现）的支付条件能够保证补偿计划符合“成本—收益”原则的证据[32]，但已有的大多数生态补偿计划仍然以服务提供者的投入作为支付条件[31]。显然，因为关于投入的信息通常不对称（服务提供者比补偿支付者拥有更多的相关信息），相对于前者，基于投入的支付条件大大增加了对监管的需求。Derissen和Quaas基于委托—模型的理论分析表明，如果服务生产的环境影响确定或服务合约双方都是风险中性的，基于表现的支付条件是最优的；如果补偿支付方拥有服务生产的完全信息，即信息对称，基于投入的支付条件是最优的；如果同时存在环境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采取两种支付条件的结合（按一定权重比例）将能改善生态补偿的产出表现,他们关于德国兰道蝴蝶保护计划的数值模拟支持了其结论[31]。按照Derissen和Quaas的思路，通常监管机制的设计既要将服务产出指标纳入监控范围，又要将服务生产投入指标纳入监控范围，监管机制设计的难度也因此大大提高。在具体实践上，Kroeger提供了一个关于水源保护补偿计划的针对最终服务提供的监控指标体系[7]，在这一监控体系中，既监控反映水质变化的指标，也监控水源地居民有可能影响水质的生产活动指标。除了监管指标的选取，生态补偿计划监管机制设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监管权的分配。相比于由服务买方直接行使监管权力，Yang等的经验研究表明，将合约监管权力下放至本地组织，如社区和家庭，并为此向这些本地监管组织提供经济补贴是保证生态服务合约得以更好履行的重要条件[8]。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例如Wunder和Alban、Chhatre和Agrawal的支持。Chhatre和Agrawal的研究表明，将合约监管权力下放给有活力的本地组织或直接委托给服务提供家庭，能够更大程度地利用本地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习俗、社会关系等）的激励与约束能力，从而更好地激励服务提供者主动参与和合作[34]。对于委托家庭监管，Yang等还注意到了监管群体家庭数量大小与其努力程度以及生态服务产出的非线性关系，考虑到监管群体规模关系到家庭监管是否“搭便车”与群体家庭内部社会关系是否融洽，并最终影响监管效果，他们认为相关的监管机制设计要视具体情况而定[8]。

2.3目标服务提供者的筛选Wunscher和Engel将目标筛选定义为找出能够最有效率地生产期望生态服务的补偿支付地点的过程，并且将目标筛选视为提高生态补偿计划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26]。Kroeger则将目标筛选定义为从所有潜在可利用的参与群体中选择有效率的参与者并设定相应补偿水平的过程[7]。Wunscher和Engel认为，在基于投入支付的补偿机制设计下，服务提供的不确定性风险完全由买方承担，这时，服务买方必须就目标服务数量的投入需求作出预测，从投入成本异质的潜在提供者中选择出最有助于生态补偿计划实现低成本高收益的服务提供者[26]。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目标服务提供者的筛选包括两个纬度：一是筛选计划实施的地区；二是筛选计划参与家庭。Wunscher等认为，生态服务购买者可以通过选择参与者的空间位置来最大化生态补偿计划的效率[2]。对于确定的生态服务，Wunscher和Engel认为，目标生态服务提供者的筛选要依据以下几个标准：一是对生态服务的贡献程度；二是提供服务的成本；三是没有进行补偿支付时不参与服务提供的概率（非提供概率）。此外，还要考虑筛选过程是否容易操作以及“漏出”的规模[26]。他们的观点容易理解，因为首先，低提供成本并不意味着使整个补偿计划实现高的效率，因为还要取决于服务提供的“额外增益”；其次，纳入成本标准表明，相对于既定的贡献程度和“非提供概率”，应当将更多的补偿支付配置于成本更低的地区和家庭；再次，如果一个地区的“非提供概率”很大，那么不进行补偿将导致损失数倍服务“额外增益”；最后，从总体上评估补偿计划的效率必须考察“漏出”规模，筛选方法也必须具有可操作性。Wunscher和Engel的观点是对以往仅依据单方面指标（如福利法、成本法和福利成本法）选择生态补偿实施空间的做法的重大突破。当使用多个指标描述一种服务或多种服务时，如何将其整合以至完全考虑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平衡使得目标筛选难度增加。已有文献对此提供了不同的筛选框架和例子，如Myers等用来确定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逐步筛选法[36]，Ferraro提出的非参数距离函数法以及Pagiola等和Claassen等使用的标准化加权指数法等等。当然，这些方法也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因为无论如何，相关数据的获得性始终是绕不开的问题。对于生态补偿计划参与家庭的筛选，已有研究普遍强调所选择家庭的参与自愿性，以及补偿支付水平与服务提供机会成本的一致性。因为家庭的自愿参与是提高计划参与率与持续履行服务提供合约的根本保证，而后者是所有成功的生态补偿计划的基本特征之一[40]。影响家庭参与计划的因素很复杂，既有补偿计划机制设计的原因，如补偿支付的条件、水平与补偿支付方式等，也有社会和家庭本身的因素，比如对计划的收益预期、社会资本与压力、参与能力以及家庭谋生手段与收入状况、家庭成员的年龄构成等。对于如何筛选合适的参与家庭以保证服务提供合约的履行，已有文献提供的观点很多，但几乎都强调了家庭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强调通过机制设计突破信息不对称约束和规避道德风险问题。如基于补偿支付水平的接受意愿调查[43]与拍卖机制，基于合约履行的激励与惩罚机制设计等，这些方法在生态服务提供家庭的筛选实践上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当然，上述这些方法在弥补筛选者信息不足的同时，也因为实施复杂程度提高而直接增加了筛选成本，在实践上需要加以权衡。

3结论与建议

在预算硬约束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的双重压力下，效率逐渐成为了生态补偿计划实施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如何提高正在实施和将要实施的生态补偿计划的效率，也就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和决策部门普遍关注的重点，因此涌现了大量关于生态补偿效率评估和效率提升问题的研究成果。对于生态补偿计划的效率评估，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如何评价生态服务的价值，以及如何根据生态补偿实施带来的生态服务“额外增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无论是生态服务价值评价还是补偿计划的“成本—收益”分析，其方法和手段仍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之中，现有的评估和分析实践在本质上仍然是分散、零碎、短期和机会主义的，对评价指标的选择具有明显偏向性，缺乏长期的、系统全面的考量。而关于如何提高生态补偿计划实施效率，已有研究文献契合了早先的效率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研究如何更好地定义生态服务、如何设计有效的监管机制、如何从潜在的计划服务提供者中筛选更有效率的提供者等三个问题，普遍认为可以通过恰当定义补偿计划的目标生态服务、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以及选取合适的服务提供者来提高生态补偿计划实施效率。然而，虽然上述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也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但迄今仍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也缺乏能为不同生态补偿计划提供具体指导的系统理论。不难预期，未来对于生态补偿实施效率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上述相关问题的探讨也将越来越深入。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思路，可以认为，充分尊重计划参与者（甚至利益相关者）的理性“经济人”地位，充分考虑其异质性特征，有效地整合相关学科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将是更好地解答上述问题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要求。

生态问题范文第9篇

精神生态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题中应有之义，是生态文明建设涵盖的内容。然而，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命题，人们在经济建设、理论研究和日常生活中普遍关注的是生态环境问题，而忽略了人的精神生态问题。往往只看到气候环境的恶化，却没有注意到人的精神生态已发生倾斜。从生态整体观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是互为逻辑的，应该把解决环境生态危机与解决精神生态危机统一观照，实现和谐发展。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西部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包含壮、藏、维吾尔、蒙、回、苗、瑶、侗等多个民族。西部独特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族群关系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构成了壮、藏、维吾尔、蒙、回、苗、瑶、侗等民族共生的文化生态圈。面对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当代使命，我们应该极大地关注西部民族精神生态问题。片面强调竞争，只关注GDP增长速度，忽视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和人的精神生态建设，只会把西部大开发这一国家战略工程引向失败。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果只有物质层面的生态治理，而没有精神层面的生态提升和完善，那么，这种文明是不完整的文明。和谐的民族精神生态是西部大开发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构建和谐的民族精神生态有助于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平衡民族精神生态，化解民族矛盾，凝聚人心，为推动西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条件。西部经济建设越是向前发展，民族精神生态的地位和作用就越突出。在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需要及时地调整自己的视角，拓宽研究的视野，对民族精神生态问题作深入的研究。

1.警惕西部民族精神生态的失衡

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干扰和破坏地球生态圈的动态平衡，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使人类遭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付出了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自然界的生态危机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么，人类精神生态的情况又如何呢？当代，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各个民族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一切都会对西部民族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和受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制约，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物化，导致了精神问题的发生。加上教育、医疗等等问题不够完善，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生活压力过大，进一步导致精神生态的失衡。种种症状表明，西部民族精神生态也发生了倾斜，具体表现为：

1.1精神价值消解，终极关怀淡化20世纪以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的盛行和泛滥，人的生理性被无限夸大，肉体的感望被极力放纵。西部人在得到短暂的感官愉悦和满足的同时，却导致心灵的麻木与空虚，甚至造成伦理道德的沉沦和生命意义的丧失。精神从肉体中退出，思想从对话中退出，感官经验取代审美体现，展示效果取代审美价值，形而上的情爱化作形而下的，人的生存价值化作“活着”，西部的精神价值开始消解。被欲望和诱惑所占据的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没有兴趣，也不会有什么形而上的冲动和追求，其最直接的精神需要，是让自己现实的感性生命得到展现，使不同样态的欲望在醉生梦死、灯红酒绿中得到满足。西部人精神价值的消解，终极关怀的淡化，已使人的精神生态受到深度质疑，并引起人们对西部精神生态前景的严重关注。

1.2生态人格缺失，生态意识薄弱生态人格以生态伦理价值观为核心，用整体性、系统性的眼光看待事物，尊重生命和生态的内在价值，是一种具有鲜明的生态道德品质的人格特征。生态人格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符合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然而，西部部分民族群众的知识范畴里还没有生态人格的概念。简而论之，是人们不能用生态整体性、系统性的眼光看待事物，在生态意识上存在严重的滞后现象。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错位，缺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互生共济的伦理精神和协同进化的生存智慧，生态意识薄弱。缺乏善待生命，缺乏与生命社会里各种物种和平相处的慈悲胸怀。2010年4、5月，短短一个多月内，全国就发生了5起残酷杀害儿童的校园血案，其中2起就发生在西部。凶杀自杀，以及形形的虐猫虐狗事件，屡禁不止的毁坏公共设施行为，种种不卫生、不文明现象，都充分暴露部分人在生态人格方面的严重缺失。

1.3贫富差距扩大，干群关系不太和谐当下，西部存在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贫富差距扩大，教育投入不足，干群关系不太和谐，是影响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问题。由于西部整体发展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有较大距离，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地区间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间职工收入差距、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收入差距也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还有，经济领域当中存在着行业垄断和许多不平等的竞争，非法暴富现象严重，剩余价值率过高，税收制度还不够完善，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贫富分化突出，必然导致精神生态的不平衡，直接影响到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影响民族和谐。西部民族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基础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影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造成更多的利益冲突，也严重影响民族的精神生态。干群关系的不和谐具体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随意侵犯普通民族群众的民利和经济利益。还有一些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和民族风俗习惯，致使一些地方违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损害少数民族和破坏少数民族文化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隔离和恶化了干群关系。

2.精神生态失衡的后果前瞻

当代人精神价值的消解，已使人性的现状受到尖锐质疑，并引起人们对人性前景的严重关注。人类生存困境的出现不仅仅是人的物欲的膨胀和扩大，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精神价值的消解将导致人性向物性的变异，其后果不堪设想。随着经济建设带来的剧烈社会变迁和受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西部民族精神生态发生了变异。在世俗精神影响下，物质消费至上成为一种时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人们对社会公共事务和他人利益关注少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淡化了。这种民族精神生态的失衡，不仅消解着优秀的民族文化，而且危及到有利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当代文化精神，人的精神生态的和谐与健康受到威胁。生态人格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符合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然而，绝大多数人的知识范畴里还没有生态人格的概念。生态人格方面的缺失，不利于凝聚生态文明建设的人心，不利于凝聚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极大地影响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形成，显然是与西部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需求不相适应的。贫富差距拉大不仅背离了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直接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再加上失业、医疗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和住房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原因，民族矛盾将有激化的可能。另外，希望单纯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是不现实的，也不会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只要政府有意识地抑制和缩小收入贫富差距，使经济公平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和谐。这一点非常值得西部领导集团的高度重视。以往干群之间直接的感情交流比较多，生产生活的联系显得较为密切。新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和快节奏的生活，使干部深入民族群众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干群之间的沟通少了，由此导致的干群矛盾增多了，干群的感情纽带在经济利益的冲击下逐步脆弱。另外，由于政府的管理内容、管理方式没能及时适应形势的变化，以致发生一些失误，民族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干群关系的和谐，事关西部生态文明建设之成败。这也至关重要，不可等闲视之。预测精神生态失衡造成的后果，我们不难发现，精神生态失衡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精神状态、涣散凝聚力、制造民族矛盾、破坏干群团结、损害经济建设，有可能造成西部宏伟发展规划的流产。精神生态严重失衡，就无法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忽视精神生态问题，是西部文明建设的最大隐患。#p#分页标题#e#

3.营造西部和谐的民族精神生态

当下，适时营造西部和谐的民族精神生态，显得尤其重要。

3.1推动自然生态和民族精神生态的良性互动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生态危机，更是人类自身的精神生态危机。自然生态恶化的根源之一就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失衡，仅仅进行人类物质家园的保护是不够的，还必须致力于民族精神家园的修复与开发。推动自然生态和民族精神生态的良性互动，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消除人与自然的紧张冲突，构建绿色家园；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紧张冲突，共建和谐社会；在于协调人与其内在心灵的关系，消除人们内心世界的紧张冲突，构建和谐心态。倡导自然生态和民族精神生态的良性互动，就是要实现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和谐统一，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一体的关系，使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都浸润在各种关系协调的机制和氛围之中，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缘乎此，我们要重新修整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正确对待精神的价值，深刻反省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给自己的不适当的定位，从多个方面反思科学技术的另一副面孔，努力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拯救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保护人类的自然家园，实现人类在物质技术层面上可持续发展。［1］我们应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加强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文化信息共享。［2］倡导自然生态和民族精神生态的良性互动，为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培育创造一个良好的精神生态环境，更有效地、更大程度地、更为系统性地保护和开发西部的民族精神文化资源。做好精神资源的整合、提升工作，努力创造出独具民族特色，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为西部全面和谐发展服务。

3.2发挥民族文化艺术的作用，抚慰平衡民族精神生态在西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总会遇到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理智与情感等等矛盾与冲突。人类的精神需要抚慰，然而，以知性范畴为工具的科学不足以最终慰藉人的灵魂。民族文化艺术源发于民族群众心灵深处，它展露的是人自身内部最细微的意绪和情感，是民族群众心灵深处的颤动和反响。民族文化艺术这种特殊的精神生态决定了它不再限定于浅表的娱乐和消遣层面，而具备唤醒人的尊严，与人的异化进行抗争，对人性进行塑造的永恒力量。民族文化艺术本身就是精神性的存在，在这些方面，民族文化艺术有着其他学科门类不能取代的独特作用。面对大千世界中的种种磨难，主体可以培养一种自由观照和创造形式的审美能力，从而创造一个虚幻而真实的审美世界，从中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审美享受。更具有意义的是，主体可以把这种审美的自由创造形式的能力融入并转化为平衡个体精神生态的活动，从而构建个体心情的和谐。用艺术来救赎精神和遏制欲望的过度膨胀，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艺术的潜在价值，充分开发精神生态资源，这对于调整西部民族群众的精神生态、优化精神格局、提升精神品位、提高生存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族文化艺术的魅力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拥有最广泛的“共享性”；可以通过穿越时空的精神交流，实现情感的沟通，达成心灵的共鸣，最大限度地实现意义的共生和创生，从而构成艺术欣赏最丰富的“复效性”和最有意义的“互动性”，以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再生性”。［3］倡导建立在审美基础上的真正的艺术消费，开发民族艺术的精神生态资源，有利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交往与和谐，从而有效地推动西部生态文明的建设。西部幅员辽阔，高原和草原相依，丘陵和平原交错，沿海和内陆相连，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民俗文化，如壮族文化、藏族文化、维吾尔族文化、蒙族文化、回族文化、傣族文化、苗族文化、瑶族文化、侗族文化、客家文化、疍家文化等等。也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如民间民族歌舞、戏曲、服饰、壁画、铜鼓艺术、傩面具、蜡染艺术、民族织锦与刺绣、民族服饰、剪纸、布贴画、年画、扎花、雕刻、彩绘、泥塑、陶瓷、编织、花灯、民间故事、宗教艺术等等。还有民居、饮食、节庆、婚嫁、丧葬等民俗风情，历史悠久，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民族特色浓郁。如果我们对这些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加以挖掘、整理和提升，就可以在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和抚慰平衡民族精神生态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3.3塑造生态人格，提升民族精神生态自然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一旦脱离大自然，脱离对其他物种的依赖关系，也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热爱自然、与自然为友的博大关爱情怀，不仅直接体现了整个自然和人类一样具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而且从根本上代表了人类的最高利益。生态人格是具有鲜明的生态道德品质特征的人格，塑造生态人格，就是培育人们的关爱情怀和生命意识。我们要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真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培育具有与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人格特征的生态型人才，培养具有生态伦理道德，并能做出理性生态行为的人。人类“诗意生存”的本质，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及其审美修养提高的基础上对生态美的感受。这种感受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全球生态环境已经严重恶化的今天，提升诗意的审美情趣，就是要求人们要以尊重自然美的态度，以保护自然的态度去开发和利用自然，使人工创造的自然融入于天然的自然之中。诗意的审美情趣，既是一种有效地适应地球的现实态度，也是一种自由地发挥人类才能的理想态度，它将把人类带入一个绿色的世界。［4］我们要学会欣赏自然美的价值，自觉地承担起维护自然之美的使命，把捍卫地球的自然美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只有能充分地欣赏自然的美，才能够提高人类生存的精神境界，使人的生态良心更加敏锐，从而激励民族群众以感激和喜悦的心情去维护自然之美，培养诗意的审美情趣。西部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内在诉求蕴含生态人格的要求，我们应该引导民族群众自我塑造生态人格的意识，只有当以尊重生命和生态价值为特征的生态精神成为植根于人类心灵深处的人格特质，人类才能克服自身在发展史中积淀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个危及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文化痼疾，建立起超越自我的民族精神生态，实现西部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

3.4民族精神生态问题应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与人民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重要内容，保护精神植被，构建和谐的民族精神生态无疑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管理者、服务者，在民族精神生态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生态文明意识的日益普及，民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保护精神植被，构建和谐的民族精神生态将逐渐成为大家的需求。但是，由于不同民族对构建和谐的民族精神生态认知程度不同，不同阶层对民族精神生态建设质量的需求也不同，就会造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层对民族精神生态建设的支持度不同。面临这种情况，就要求政府从宏观上进行管理，并制定各种配套政策予以协调。政府应加强对精神植被保护的宣传，引导民族群众的参与意识，对危害和破坏民族精神生态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深入开展文明城市创建，以及绿色学校、社区、家庭和环境友好企业等绿色系列创建活动。积极探索采取各种宣传教育的途径和方式，广泛开展生态文明教育。［5］把保护精神植被，构建和谐的民族精神生态的教育渗透于民族群众教育的全过程。不仅要把保护精神植被，构建和谐的民族精神生态的重要性传达给民族群众，更重要的应通过教育培养和提升民族群众的精神生态意识和精神生态水平。#p#分页标题#e#

4.结语

生态问题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政治生态；净化体系；权力寻租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4-0042-04

政治生态是相对于环境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等社会生态而言的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对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政治大环境”、“软实力”的一种形象表述。政治生态的好与坏、优与劣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可以说，当前我们的政治生态治理问题，已经关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我们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营造优良的政治生态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推进“十三五”规划的实施，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古人云：“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这段话出自清代顾炎武《与公肃甥书》，用我们当前易于理解的语言表达就是：“要兴国安邦正百官，首先必须除恶扬善，扶正祛邪，弘扬正气。”

一、多维度看待净化政治生态的现实紧迫性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既迎来了很多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在党的十报告中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困难、赢得挑战，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根本的和首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加强党的建设，净化政治生态，在全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而当前，我们的政治生态有现实的紧迫性，如在山西省吕梁、广东省茂名、湖南省衡阳、安徽省萧县和泗县等地，均发生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这些地方政治生态中正常的规则、风气、导向均遭到严重破坏，从政的环境乱象丛生，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这些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与正视的问题。

1.政治生态的污染已经危及到我们党的事业。俗话说，“风成于上，俗形于下。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可见，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政治生态是否被污染，直接作用于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事关我们党的事业发展。不久前，在我国山西省政治生态就一度出了问题，数名省级干部先后被查出贪腐，发生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左传・桓公二年》中有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意思就是：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吏邪恶、失德，是因为宠臣公然贪贿。那么，我们从官方已经公布的事实来看，山西省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是一起完全背离党的性质，偏离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极大损害党的形象，严重违的纪律，严重污染我们党的政治生态事件。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中央依纪依法依规查办此事，充分表明党中央在管党治党方面，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使得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能够以良好精神状态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为党的事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2.政治生态的污染威胁其自净机制。政治生态关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党的执政根基。当前，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努力工作同样是离不开一个“好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良好政治生态。如果，政治生态遭遇污染，出现连续的“雾霾天”，那么，就会使得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没有神清气爽的感受与状态。所以说，政治生态的清明，从政环境的优良，是持续稳定的政治生态发展方向。山西省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表明在我国部分地方存在政治生态恶化，政治环境被污染，政治生态自净机制遭到严重破坏的现象，出现“腐败一坨一坨的”、腐败窝案一查涉及一片等现象，据中纪委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在近年来查处的案件中，“一人当官、全家腐败”的案件层出不穷。这些被中纪委官方公示的案件中，有的领导干部主政一方，其配偶或者子女经商办企业，通过基建工程项目的承包，取得巨额利益，使得自己的权力输出变现，自己成了“权钱交易所所长”；有的领导干部在自己单位搞“一家两制”，“前门当官，后门开店”，自己的亲戚朋友就能跟着一起发财……。政治生态的自净机制，说到底还是“人”这个关键因素，在“以人自净”上，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教育受到影响，“总开关”拧不好，自身思想上没有牢固树立自觉接受监督意识，从而成为政治生态中的“烂树”、“病树”和“歪树”，进而成为威胁政治生态的自净机制的首要原因。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同样需要在“污染严重”时着手整治，更需要建立长效的制度体制，提高自身自净机制。

3.政治生态的污染易引发领域内泛华现象。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营造廉洁从政环境，净化政治生态，已经成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共识。在我国，由于时间与各地方的特殊环境等多方面原因，存在一些特殊领域的改革不全面、没到位、覆盖面不足的现象，这些特殊的领域改革不足，致使政治生态的恶化，往往会在若干年后易引发领域内泛华现象，这一现象如与放任政治生态的污染一同任其发展，势必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党的事业。当前，媒体、电视台、银行、证券、保险、工程建设、移动通信、公路、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粮食深加工、大型医疗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特殊领域，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这些领域在改革过程中易于形成“真空地带”，特别是在全国全面反腐斗争中，很多特殊领域涉及并不多，相关的纪检机关深入不足，纪委纪检工作并没有广泛的开展，这些也引发了我们的关注。在人们的印象中，腐败的多发、易发大多数只出现在手中掌握权力或者是有支配国民经济运行重要资源的单位中，而如今由于放任政治生态的污染，引发领域内泛华现象而导致腐败正在向其他特殊领域、特殊单位，甚至是很少出现在广大群众视野的“冷衙门”蔓延。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我们国家很多领域是腐败不起的，例如：移动通信系统，关系国家安全，人民福祉，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更是一个电信大国，目前全国共有6.7亿部手机用户，移动通信领域出现腐败，往往会蔓延会涣散民心、削弱公信力、置国家于危险境地；新闻媒体，代表党和国家形象、引导社会舆论是，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极大，有偿新闻、虚假报道、新闻敲诈等现象在新闻媒体领域出现，会极大地损害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会出现腐败绑架新闻媒体的现象；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腐败不但会伤及国家创新能力、更是损害百姓的切身利益，通过资料显示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贪腐主要集中在科研、评审、职称评定、奖学金助学金发放、招生、基建、后勤、职位晋升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恰恰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未来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清除这些领域的腐败，杜绝相关领域内泛华现象，净化政治生态，这才是深化反腐的必然要求。

二、多角度分析政治生态恶化的原因

生态环境污染，需要治理与保护，政治生态恶化，同样需要净化与治理。净化政治生态，需我们先找到其受污染的根源，找准根源对症下药才能及时治理，这就需要我们多角度分析政治生态恶化的原因，也是我们切实解决问题的开始。

1.圈子文化和关系意识盛行使得政治生态恶化。“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日前，在我国湖南省衡阳市出现的破坏选举案中，由于湖南省衡阳市地方政风不清、官风不正，政治生态恶劣，数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再比如，广东省茂名窝案，涉嫌行贿买官人员近百人，相互牵连的官员之间“一损俱损”。政治生态的污染，使得一段时间里流行起了圈子文化，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朋友之间讲朋友圈子，战友之间讲战友圈子，官场上讲官场圈子。其一个个独特的“圈子”，所形成的“生态”环境，正是关系意识盛行的体现，让人仿佛看到一个个纵横交错、五颜六色的不方不正不圆不扁或说不上形状的“圈子文化”在恣意地舞动。这种污浊的政治生态，易于形成腐败，更让人担忧的是，它还可能令身在其中者身不由己。“进不了圈子就进不了班子”的关系学、“琢磨事不如琢磨人”的官场术，你不成为“同道”，就被视作“异类”，寸步难行。当前，政治生态受到污染，净化政治生态势在必行，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净化政治生态也是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自然界有生态，政治也有生态，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就是让人们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感受到神态清明，气质爽朗，有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用被迫呼吸“政治雾霾”。

2.“潜规则”的大行其道阻碍政治生态良性发展。当前，政治生态恶化，也衍生出了很多让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让党中央痛心疾首的情况，“潜规则”的大行其道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潜规则”流行之处，势必会使得政治生态失衡。党员领导干部“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正常的职位变动则有“不跑不送，原地不动”的说法，还有“做事不如作秀”、“摆平就是水平”、“不怕犯事只怕‘出事’”、“专注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批评上级放礼炮，批评同级放哑炮，批评下级放空炮”等突出的“潜规则”，正是其在党内政治生态中的表现。可以说，每一名普通党员都是这个大环境、大生态里的一分子，但是，作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对整个政治生态的作用而言，我们认为是起着更为重要的导向性。如果放任“潜规则”大行其道，认同或运用潜规则的党员领导干部，在自己思想上，必然是没有坚定党的理想信念，丧失政治道德，这样的同志也谈不上高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了，因为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我们只有在思想上建了党，才会在行动上自觉践行党的方针与路线。其次在组织生活上，如长期任“潜规则”大行其道，党员领导干部心中势必会没有了对党的认同，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也没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而会只认“团团伙伙”和自己直接上司，进而奉行背离党的宗旨的价值导向。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背离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背离赋予每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这势必造成政治生态的严重污染。党员领导干部如果不把政治规矩与政治纪律摆在前面，心中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作为导向，极易脱离群众、远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而为己牟利，走向腐败，可以说，“潜规则”对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具有不利的影响。

3.“”问题树倒根存致使其二次污染。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谈到：“”问题归根到底是与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相背离的，更是当前广大人民群众极端厌恶痛恨的问题，“”问题损害了我们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形式、官僚、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及时有效地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问题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当前有“”问题树倒根存现象出现。“吃、拿、卡、要”是典型的“”陋习，而在一些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眼中，吃一点拿一点，似乎是“不值一提”的小细节，殊不知，这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却有切肤之痛。一些地方热衷于以开会落实上级会议、中央精神和政策；有些单位认为“”整改“风声已过”，心存侥幸顶风作案以各种名义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或者是变换花样玩“猫捉老鼠”游戏违规发放津贴福利等；有的地方和单位，每逢节假日，总是变着花样，搞变通，送收礼金，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有自己可以通过变换手法来躲避政策监管的想法；还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热衷于搞应酬、拉关系，很少“接地气”，贴近群众，导致宗旨意识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缺失，进而使得我党长期积累的优良作风渐渐远去而与“”问题越靠越近等等。总的来看，“”问题的病原体并没有销声匿迹，顶风违纪现象仍树倒根存，且更趋于隐蔽化，纠“”纪律建设、作风建设依然在路上，尤其在基层，还有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心存侥幸顶风作案。可以说，“”问题树倒根存致使政治生态二次污染的原因与此有关，或是由它衍生出来的。

三、多方面探析净化政治生态的对策

政治生态受到污染，如同“雾霾”污染一样也一直困扰我们，“腐败”、“权利寻租”、“权钱交易”等词在新闻报道中时常出现。根据党中央的顶层设计与相关部署，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总结出净化政治生态的一些对策。

1.以“三严三实”的要求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党性修养、作风问题、道德境界等一系列影响政治生态的核心问题。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实现弊革风清的新局面，首先要以“三严三实”的要求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抓住“关键少数”才能引领“最大多数”。这是“四个自觉”的深刻阐述后，进一步揭示了践行“三严三实”的核心要求和本质特征的明确要求和政治引领。所谓“关键少数”，通常理解为事物的最关键部分，虽然量少，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作用最大，是引领事物发展的最大优势，关键所在。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这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是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关键部分和中坚力量，毋庸置疑他们是“关键少数”，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俗话说的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员领导干部不仅是各个群体中的“责任人”，也是相关国家行政权的“执行人”，承担着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奔小康的重任。党员领导干部只有事事身先士卒，方能引导大众，起到引领“最大多数”的关键功效，带动更多党员干部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净化政治生态，抓住“关键少数”，才能真正抓住关键，引领“最大多数”，凝聚强大合力，引领和带动最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在净化政治生态过程中，只有抓住“关键之人”，才能在“关键之时”发挥“关键之用”。

2.坚持全面性和长期性的反腐高压态势。“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反腐败的高压态势要继续。在净化政治生态这场战役中，我们全党同志要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要认识到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全面性，我们只有以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勇气，采取猛药去疴的方式，才能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继续推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陋习和腐败问题长期积累，解决起来也非一日之功。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政治生态形势，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唯有始终坚持全面性和长期性的反腐高压态势，才能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

3.健全党的规章制度扎紧制度牢笼。近期，《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正式。《准则》和《条例》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宣示了党中央更加注重制度化反腐，中央从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建立长期性的制度化反腐，通过扎紧制度的牢笼，来全面强化从严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