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第1篇

种企强则种业兴

记者：意见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方面有什么举措？

余欣荣：发展现代种业，必须做大做强种子企业。意见着眼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培育有竞争力的种子企业，提出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投入，自主建立研发机构，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并购转制为企业的科研机构，切实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同时，要求确定为公益性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2015年底前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实现“事企脱钩”，目的是促进这些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打造成产权明晰、股权多元、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的科技型企业，激发发展活力。

意见还确定，新布局的国家和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种业产业化技术创新平台，要优先向符合条件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倾斜；按规定开展种业领域相关研发活动后补助，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发挥现代种业发展基金的引导作用，广泛吸引社会、金融资本投入，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

促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资源向企业流动

记者：我国种业科技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为什么意见提出科技资源要向企业流动，有哪些具体改革措施？

余欣荣：目前我国在育种方面普遍采用的是课题组制，选育规模小、低水平重复、育种效率低，突破性品种少；而跨国公司普遍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以市场为导向，全面整合人才、技术、资源等科技要素，形成了科学设计、专业分工、流水作业、集约运行的商业化育种模式，实现了大规模、高通量、集团化、标准化育种，大幅度提高了育种效率，形成持续培育好品种的能力。

建设种业强国，必须深化种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种业科技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就是能否更加有效地发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现有人才、技术和资源优势，种子企业能否尽快做大做强。

推进种业科技体制改革，要通过推动确权交易，让种业科研资源及成果“流”起来；通过强化合作交流，让科研人员“动”起来；通过创新科研成果收入分配机制，让科研人员依法“富”起来；通过完善市场导向机制和商业化育种机制，切实让育种效率“高”起来。

加强国家良种重大科研攻关

记者：意见提出要加强国家良种重大科研攻关，重点要在哪些方面实现突破？

余欣荣：我国高产优质、多抗广适、适合机械化生产、设施化栽培的突破性品种较少，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对此，意见提出加强国家良种重大科研攻关，以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大力推进种业科技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力争实现4个突破：

——重点作物育种实现新突破。要求制定主要农作物良种重大科研攻关五年规划，加快选育优质高产、广适多抗和适合机械化、设施化的新品种，先期在水稻、玉米、油菜、大豆、蔬菜等5类作物取得突破，加快实现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

——核心技术实现新突破。重点突破种质创新、新品种选育、高效繁育、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全面提高我国种业科技创新与应用水平。

——在构建产学研联合攻关新模式上实现突破。要求建立育种科研平台，公开招聘国际领军人才，打破院所和企业界限，联合国内研发力量，建立科企紧密合作、收益按比例分享的产学研联合攻关模式。

——在建立多元投入新机制上实现突破。要求种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担当投入主体责任。国家各科研计划和专项加大支持力度，吸引社会资本深度参与，重点支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全面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逐步确立企业商业化育种的主体地位。

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科研投入将加大

记者：意见要求提高基础性公益能力，体现了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对此在支持政策上有何调整？

余欣荣：我国种质资源创新和育种技术研发等基础性、公益性研究薄弱，科技服务严重不足。意见从调整国家财政科研经费入手，通过加大基础性公益性研究投入，加强种业相关学科建设，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重点开展育种理论、共性技术、种质资源挖掘、育种材料创新等基础性研究和常规作物育种等公益性研究，着力提升种业基础性公益能力和水平，夯实种业创新基础。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第2篇

记者从农业部获悉获悉，农业部负责人就《意见》出台背景、意义及其重点内容进行了解读。

一、国务院2011年出台8号文件，时隔两年，为何再次出台《意见》，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答：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8号文件”），对推进现代种业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两年多来，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国务院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加大育种科研投入，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强化种子基地建设，完善法规制度，强化市场监管，初步构建起现代种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现代种业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开始形成。实践证明，8号文件是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方向正确，意义深远，成效明显，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

在8号文件贯彻落实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深层次、体制性问题，特别是科研与生产脱节、创新主体错位、育种资源人才向企业有序流动等问题难以根本解决，迫切需要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深化农村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进一步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意见》的出台，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再一次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种业发展的高度重视。《意见》紧紧抓住改革这个主题，旨在通过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加快提升种业创新能力，为现代种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意见》与8号文件一脉相承，着眼种业创新，聚焦体制改革，是贯彻8号文件精神的再推动、再落实，主要在明确改革路径、细化改革措施、增强政策可操作性上有新突破。《意见》进一步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特别是在加快种业科技体制改革、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推动种业资源向企业流动、提升种业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新举措，反映了发展现代种业的内在要求；在扶持种子企业发展、加强基础性公益、加快种子基地建设和强化种子市场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更加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二、《意见》围绕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在推动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

答：种企强则种业兴。企业最了解农民、最贴近生产、最熟悉市场，解决科技与生产两张皮的问题，关键在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发展现代种业，必须做大做强种子企业。8号文件明确企业主体地位以来，种子企业发展积极性提高、兼并重组步伐加快、科研投入力度加大，但企业缺人才、缺资源、缺技术的瓶颈问题没有根本改观。着眼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培育有竞争力的种子企业，《意见》提出：一是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投入，自主建立研发机构，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并购转制为企业的科研机构，切实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二是要求确定为公益性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2015年底前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实现“事企脱钩”，目的是促进这些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打造成产权明晰、股权多元、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的科技型企业，激发发展活力；三是强化政策支持。新布局的国家和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种业产业化技术创新平台，要优先向符合条件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倾斜；按规定开展种业领域相关研发活动后补助，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发挥现代种业发展基金的引导作用，广泛吸引社会、金融资本投入，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

三、众所周知，我国种业科技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为什么《意见》提出科技资源要向企业流动，有哪些具体改革举措？

答：建国以来，我国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经过几十年的艰辛努力，先后培育了农作物品种2.2万多个，农作物品种经历了矮秆化、杂交化、优质化，实现了6～7次更新换代，为我国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凝聚了广大育种科技人员的智慧、心血和奉献。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所积累的人才、技术和资源是支撑我国现代种业发展的宝贵财富。面对国际种业育种创新主体、机制、模式深刻变化的新形势，面临种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趋势，建设种业强国，必须深化我国种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种业科技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就是能否更加有效地发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现有人才、技术和资源优势，种子企业能否尽快做大做强。

推进种业科技体制改革，不是不让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从事杂交玉米、杂交水稻、杂交油菜、杂交棉花和蔬菜商业化育种的科研人员从事育种研究，而是鼓励他们为企业育种、到企业育种，完成扶持种业做大做强历史责任，同时改变育种机制和模式，提高育种效率。《意见》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政策措施，促进人才、资源、技术依法有序向企业流动。一是通过推动确权交易，让种业科研资源及成果“流”起来。《意见》提出公益性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利用国家拨款发明的育种材料、新品种和技术成果，可以申请品种权、专利等知识产权，可以作价到企业投资入股，也可以上市公开交易。要求建立种业科技成果公开交易平台和托管中心。真正推动科技资源依法有序流动，使公共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二是通过强化合作交流，让科研人员“动”起来。《意见》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通过兼职、挂职、签订合同等方式，与企业开展人才合作；鼓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科研人员到企业从事商业化育种工作，育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明确商业化育种成果及推广面积可以作为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支持企业建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三是通过创新科研成果收入分配机制，让科研人员依法“富”起来。《意见》要求农业部、科技部会同财政部等部门，研究确定种业科研成果机构与科研人员权益比例，并在部分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组织试点。通过试点改革，有效调动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提高新品种培育和转化速度，使得出好品种好成果的科技人员依法先富起来。四是通过完善市场导向机制和商业化育种机制，切实让育种效率“高”起来。目前我国在育种方面普遍采用的是课题组制，选育规模小、低水平重复、育种效率低，突破性品种少；而跨国公司普遍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以市场为导向，全面整合人才、技术、资源等科技要素，形成了科学设计、专业分工、流水作业、集约运行的商业化育种模式，实现了大规模、高通量、集团化、标准化育种，大幅度提高了育种效率，形成持续培育好品种的能力。《意见》推动人才、技术、资源向企业集聚，重点支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按照商业化模式配置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四、《意见》提出要加强国家良种重大科研攻关，重点考虑实现哪些方面突破？

答：粮安天下，种铸基石。当前，我国高产优质、多抗广适、适合机械化生产、设施化栽培的突破性品种较少，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必须下定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意见》提出要加强国家良种重大科研攻关，旨在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调动各级政府、企业和科研单位的积极性，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大力推进种业科技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加快品种更新换代。力争实现4个突破：一是重点作物育种实现新突破。要求制定主要农作物良种重大科研攻关五年规划，加快选育优质高产、广适多抗和适合机械化、设施化的新品种，先期在水稻、玉米、油菜、大豆、蔬菜等5类作物取得突破，加快实现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二是核心技术实现新突破。重点突破种质创新、新品种选育、高效繁育、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全面提高我国种业科技创新与应用水平。三是在构建产学研联合攻关新模式上实现突破。要求建立育种科研平台，公开招聘国际领军人才，打破院所和企业界限，联合国内研发力量，建立科企紧密合作、收益按比例分享的产学研联合攻关模式。四是在建立多元投入新机制上实现突破。要求种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担当投入主体责任。国家各科研计划和专项加大支持力度，吸引社会资本深度参与，重点支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全面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逐步确立企业商业化育种的主体地位。

五、《意见》要求提高基础性公益能力，体现了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新定位和新要求，对此国家在支持政策上有何调整？

答：提高种业科研基础性公益能力，是贯彻落实《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发[2012]6号）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化种业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种质资源创新和育种技术研发等基础性、公益性研究薄弱，科技服务严重不足。《意见》从调整国家财政科研经费入手，通过加大基础性公益性研究投入，加强种业相关学科建设，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重点开展育种理论、共性技术、种质资源挖掘、育种材料创新等基础性研究和常规作物育种等公益性研究，着力提升种业基础性公益能力和水平，夯实种业创新基础。

同时，为落实2011年国务院8号文件“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的要求，《意见》提出国家财政逐步减少用于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开展杂交玉米、杂交水稻、杂交油菜、杂交棉花和蔬菜商业化育种的投入。这几种杂交作物市场化程度高、效益高、企业投资积极性高，公益性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有利于更专注基础性公益性研究，有利于激励种子企业加大商业化育种投入，有利于形成基础性公益性研究与商业化育种有序分工、密切配合的种业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以退促进、以分促合，科企合作、共同发展”的政策目的。

六、《意见》聚焦种业改革和创新能力提升，为什么还要强调加快种子生产基地建设？

答：基地资源是集自然、经济、科技、人力等优势条件于一体的宝贵财富，为保障国家良种供应和支撑育种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优势基地越来越稀少、越来越珍贵，必须花大力气规划好、保护好、建设好、管理好、利用好。这次《意见》提出加快种子生产基地建设，就是把优势基地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予以加强。加大对部级制种基地和制种大县政策支持力度。包括加快农作物制种基地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建设，落实制种保险政策，研究制定粮食作物制种大县奖励政策，强化种子收储加工企业信贷支持政策；同时通过土地入股、租赁等方式，推动土地向制种大户、农民合作社流转，支持种子企业与制种大户、农民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等等。

七、提高种业创新能力离不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意见》提出加强种子市场监管，下一步的着力点在哪里？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第3篇

为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进一步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8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提升农作物种业综合实力、保障农业供种安全为目标，突出种子企业培育壮大、良种基地建设和市场监督管理等重点环节，加快种子企业改革，推进机制创新，整合种业资源，加强政策扶持，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全面提升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和农业供种保障能力。

（二）目标任务。“十二五”期间，加快建设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的种子商业化育种中心，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建成一批与生产需求相适应的标准化优势种子生产基地，打造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龙头企业，培育2-3个注册资金3000万元以上、在省内有较大影响力的种业企业和品牌，建成1个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工厂化育苗中心，选育综合性状达国内领先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作物新品种5个，推动1家以上种业企业进入省级、5家以上进入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行列，基本形成分工合理、资源集中、运行高效的种子研发新机制，建立健全职责明确、手段先进、监管有力的种子管理体系。

二、创新体制机制，增强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活力

（一）坚持体制创新，建立现代种业企业制度。进一步加快国有种子企业改革步伐，抓好企业社会股本融合，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建立完善市场营销网络，增强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建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强的现代种业企业或企业集团，使种子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二）坚持产学研结合，推动种业科技创新。建立基础性研究以公益性科研教学单位为主体、商业化育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种业科研新机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农业主管部门与其开办的种子企业要尽快实现“事企脱钩”。重点开展种质资源保护、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等基础性研究，立足市场需求，搞好常规作物育种和无性繁殖材料选育等公益性应用研究。鼓励支持种业企业与农业科研院所、农技推广部门密切协作，引导种质资源、科研人才等要素向种业企业流动，逐步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资本为纽带的现代种业科技创新模式。充分发挥市农科院小麦、玉米、食用菌等国家重点区试站的作用，积极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种业科研新成果，建立符合生产需求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突出企业在商业化育种中的主体地位，多形式推进企业商业化育种，培育在国内有较强竞争能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三）坚持自主创新，积极打造企业和品种品牌。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化道路，积极进行企业和品种品牌打造。通过自主研发，与科研单位联合开发，出资购买品种使用权、开发权等形式培育自己的新品种。坚持以质取胜，强化种子质量、包装、信息、服务工作力度，提升信誉，树立形象，打造现代农作物种子品种品牌。积极提高企业员工综合素质，创新服务理念，完善销售、信息和服务网络建设，打造企业自身品牌。

（四）坚持扶优扶强，增强龙头辐射带动能力。加大企业尤其是市内500万元以上注资种业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力度，大力推进种业企业“育繁推一体化”步伐。加大对科研及公益性研究的投入力度，重点支持育种能力较强、市场占有率较高、经营规模较大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增强其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综合竞争力。加快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企业典型，切实提高企业商业化育种能力。引导和支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建立稳定的现代化种子生产基地，形成区域化、特色化、规模化的现代种业生产基地新格局。积极推广企业自主创新品种，推动企业快速提高市场占有率，大力拓展省内外杂交玉米、小麦、蔬菜园艺等种子市场。

三、加大扶持力度，培育壮大现代农作物种业企业

（一）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市、县两级要加大对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扶持，重点支持公益性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创新、共享，支持“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和商业化育种平台建设，改善种子管理手段。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种业领域，加大种业科研和产业发展投入力度。认真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从事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兼并重组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债务重组收益、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等，按规定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有条件的县（市、区）可结合实际，自行开展农作物种子生产保险试点，逐步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参与、商业化运作的种业风险分散机制。农业发展银行要加大政策性金融对种业发展中长期信贷的支持，逐步提高中长期贷款的规模和比重。健全完善种子生产收储政策，鼓励和引导相关金融机构特别是政策性银行加大种子收储信贷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种业企业，优先列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

（二）加快建立商业化育种和服务推广体系。建立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机制，强化种业企业在商业化育种中的主导地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从事基础性研究部分，要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优化人员结构，强化公益性、基础性研究；从事商业化育种部分，要加快转换机制，推进科企嫁接，鼓励整建制并入种业企业。鼓励新品种的选育和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建立专家顾问互动机制，为专家对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和种子鉴定提供各类保障。

（三）加强农作物种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大现代农作物种业人才培养力度，建设种业人才高地。专项扶持引进省内外高层次种业科技和管理人才，培育种业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鼓励引进国内领先的种业科技创新团队。加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种业学科建设，依托重大科技项目和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培养种业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建立教学、科研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种子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打造一支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能率领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的企业家队伍。激励引导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种质等科技创新资源向市内种业企业集聚，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资金和服务等生产要素，通过合伙、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企业分配，保护其合法收入。充分发挥阳光培训工程的平台作用，把企业员工、固定繁种基地的人员纳入阳光培训计划，提高农业技术服务水平。

（四）扶持优势种业生产基地建设。科学规划种子生产优势区域，加强种子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治理、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资金要向种子生产基地倾斜，加强种子生产基地田间基础设施建设。

四、加强组织领导，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快速发展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种子管理体系。建立市农业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局、财政局、国资委、质监局、工商局、公安局等部门密切合作的部门联动机制，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加强全市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管理。各县（市、区）也要加强对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组织领导，加快制定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具体规划和实施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强化市、县两级农业主管部门种业管理职能，严格种子行政许可管理，加强种子执法能力建设。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和事企脱钩，建立健全种子种苗管理体系。加强种子管理队伍建设，强化实验室配套，积极开展计量认证。各县（市、区）政府要将种子种苗执法管理、市场抽检、质量鉴定、试验示范等公益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二）发挥农作物行业协会作用。加强对现代种业行业协会的支持、指导和服务，健全完善行业协会组织体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种业发展中的协调、服务、维权、自律作用。组织开展企业间、企业与科研单位间的交流合作，加强对种业企业的服务。引导行业协会开展种子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积极开展行业自律，探索建立企业维权协助机制。

（三）创新科技项目立项与成果评价机制。鼓励种业企业联合科研单位共同申报科技项目，加大项目立项与成果评价机制改革,建立公益性种质资源创新和应用技术研究成果鉴定、奖励和政策性补助制度，形成有利于加强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评价体系。完善科技项目管理办法，推进种业科技创新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建立以大面积生产应用为导向的商业化育种项目立项和考评机制，优先支持企业申报商业化育种项目。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第4篇

第一节　序言

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三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着其它国际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联合国，在关系到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方面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因为联合国自身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和所开展的诸多事务，往往使其在执行国际事务时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所以，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对联合国会费的有关责任与义务问题也是争论很多。因此往往因为这一点，有时使联合国的公正性、平等性和有效性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原因就是联合国作为一个实体它只有输血功能没有造血能力，它的生存需依赖于各成员国特别是几个经济强国。

第二节　联合国的品牌价值观

其实联合国作为一个世界顶尖的国际品牌完全可以利用它的知名度、美誉度、品质度、公信度、权威度，来实现自己的造血功能。关键是我们要界定一些领域来运作，比如说在绿色环抱领域、经济发展领域、社会公益领域、援助开发领域、文化交流领域、国际认证领域等等就完全可以利用联合国的专家资源、组织资源、网络资源去做些人类需要、别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这次印度洋海啸就反映了联合国在这方面的捉襟见肘，要不是后来美国迫于国际压力联合国就差点成了一个配角，其中关键的原因就是它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财力来实现它的国际援助功能。当然，联合国有些领域我们是要保留其非商业化性质的，如政治、军事领域、反恐领域、宗教领域等是不能也不可以商业化的。

面对联合国功能的不可替代和其所肩负的人类责任以及不断变化的不可预测的人类灾难，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国际组织，它必须具有维持其在任何条件下独立生存和运作的能力，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能力，否则其在关键时候发挥不了这种作用，而是要靠依靠几个国家，它的和平、发展、安全的形象就会受到怀疑和挑战。

(一)“一联两制”探寻联合国发展

针对联合国目前的窘境，以及未来所面对的责任，对于联合国在功能发挥上我们提出了“一联两制”或“一球两制”。所谓一联两制：就指是在联合国框架下，一方面联合国在执行国际事务时，在某些领域应该不能商业化，以保证各国、各地区参与国际事务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在确保和维护联合国形象和权威的前提下，在某些领域进行商业化运作，以此来实现联合国最基本的自我生存能力，改变联合国的等、靠、要形象，从而树立起联合国真正独立于世界各国的形象。

正如联合固秘书长安南所说的那样“过去，联合国只与各国政府进行沟通，而现在，没有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商业机构和民间团体的参与，就不可能实现和平与繁荣。当今世界，我们相互依存。”

第三节　绿色地球行动――中国行

有鉴于此，目前联合国一些下属机构正沿着这一思路在转变。作为首先启动项目之一的“绿色地球行动”，已经由联合国交流合作与协调委员会、全球生态恢复与发展基金会着手运作。据此机构的中国负责人透露，目前“绿色地球行动――中国行”，该机构已聘请了国内著名策划专家陈放担当总策划，目前陈放及其专家团队已经就此项活动在积极开展工作。

有专家分析指出，目前现代工业化经济模式的演进之所以遇到了困境，就是因为现代化工业经济出现了外部不经济，从表面上看只要对外部不经济进行治理之后，整个经济就会变得经济起来。事实上并非如此，现代工业化经济出现外部不经济，本质上是工业经济本身运行不经济的表现。由于流行全球的工业化经济体系形成的初期，并没有遇到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在整个工业经济系统中，不论是技术和资本的投入，还是在工艺流程的设计上都没有考虑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问题。在这样一种将资源和环境两大要素排除在外的生产系统之上形成的城市化居住系统和生活方式，也同样具有传统生产系统的特征，也同样是一种建立在高能耗的基础上的不经济的居住系统和生活方式。所以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不经济是包括生产、居住和生活三大系统在内的整个工业文明的不经济。从这个角度看，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应当是生产、居住和生活都必须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就是“成本内化”的发展模式。

所谓“成本内化”的发展模式，就是将资源、环境要素纳入整个经济要素系统之下，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在人与自然相互制衡统一生态观的指导下，以技术和知识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产业结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经济形态协调发展为内容，本着近期“治理”、长期“构建”的战略原则，将原工业经济系统运行中形成的外部成本在新的生产运行系统，居住系统和生活方式中予以“内化”，使生产力在一个更加经济的模式中持续发展。

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的先入为主的发展优势看，西方发达国家更具有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成本内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事实上并非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迟迟未能率先走向模式转化之路，主要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在维持性治理成本与模式转换成本的比较中转换成本过大的困境。在一个经过几百年发展形成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系统中，在对既得利益的过度依赖下，其转换的成本是很大的。与相对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来说，则转换成本与维持性治理成本相比，转换成本是较小的。因此目前对尚未进入发达工业化的中国，恰恰是以较小的成本进入新发展模式的最好时期。所以，中国走向未来的发展之路，完全没有必要模仿西方，即先建立一个庞大的工业化系统，然后再耗巨资在其外部建立一个治理系统，而是应当从发展模式的创新中走出一条通向新型工业化的路子。那就是“成本内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构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形势与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人口、城乡等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此由国内著名策划专家领衔的北京创意村营销策划公司跟国内相关机构、联合国交流合作与协调委员会、全球生态恢复与发展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正携手在全国开展系列针对中国国情的“绿色地球行动――中国行”分支活动：如护卫长江、黄河绿色行动、中国绿色长廊计划、中国绿色城市、乡村活动、绿色制造体系认证推广活动、中外绿色产业高峰论坛、中国绿色文化工程和世界绿色生态产业博览会、中国城市“绿色GDP”市长论坛、联合国优秀生态旅游区评选、征集中国绿色宣言和绿色活动标志等十多项活动。

第四节　世界环境日――庐山的骄傲

2005年6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办，联合国国际交流合作与协调委员会具体承办的“2005年世界环境日暨全球绿色生态大会”上传来一个令中国、更令所有江西人都振奋的喜讯：为表彰中国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对世界生态旅游资源保护作出的杰出贡献，经2005世界环境日(评优组) 认真评审，联合国交流合作与协调委员会、全球生态恢复与发展基金会复核，庐山风景区被评为本次大会全球唯一“联合国优秀生态旅游景区”。当联合国国际交流合作与协调委员会总干事理查德・乔丹先生将“联合国优秀生态旅游景区”的牌匾亲自授予中国庐山管委会主任欧阳泉华的手中时，欧阳泉华激动地表示，庐山将以荣誉为新起点，不断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使庐山生态保护成为全球的骄傲。

据悉，在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全球环保计划中，联合国国际交流合作与协调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评选优秀生态区域的工作尚属首次，今后还将使用优秀生态景区的十项评选标准，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一批优秀生态区域。目前，已有巴西、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生态区域报名参评。理查德・乔丹先生在热情洋溢的致词中高度评价了庐山在生态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全球生态保护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国庐山是中国江西的瑰宝，在生态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完全符合联合国CCC／UN评定的指数要求，这次披评为世界唯一联合国优秀生态旅游景区是当之无愧的。

“2005年世界环境目暨全球绿色生态大会”现场了争取这一殊荣，江西省委、省政府和九江市委、市政府将其列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工程来抓。首先，以规划为龙头，实行分级分区保护管理，依法严格保护庐山的自然风貌。严格控制建设项目、建设规模，所有新改扩建项目均由庐山管理局上报省政府批准。其次是坚持依法管理，常抓不懈。省政府先后出台了《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依据法规划定核心保护区和核心景区，核心景区包括生态保护区、自然景观保护区和史迹保护区。在核心景区内严格禁止与保护无关的各种工程建设。严格禁止在景区内发生一切影响生态发展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建筑行为，在庐山风景区内建立了人与自然有机相处、和谐、协调的关系。严格的法律法规使庐山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庐山连续两年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成为全国部级风景区唯一通过该体系监督审核的风景区。此次大会上有来自中国包括庐山在内的数十家景区参加了申报。经过联合国专家的实地考察，依据十项指标进行了三轮严格评审，庐山以其环境保护、环境优化的突出成就脱颖而出，申报一举成功，被评为本次大会全球唯一的“联合国优秀生态旅游景区”，并成为中国唯一荣获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联合国优秀生态旅游景区三块世界级金牌的景区。

第五节　六六合和――开创“世界和谐日”

历史总会有惊人的巧合，今年作为联合国成立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O周年的历史性时刻，和谐、发展、友好的氛围将再次给世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2005年9月14―16日期间，齐聚联合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而在中国，以2005年2月l9日主席的和谐讲话为契机，今年作为共建“和谐社会”的开局之年，把“和谐”的理念和诉求推而广之，继而开展“世界和谐行动”，发表《世界和谐宣言》、开创“世界和谐日”，它将不仅仅是对“和谐理念”的推广，更是对人类“和谐事业”的长远贡献。

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由著名策划专家陈放先生总创意的设立“世界和谐日”大型活动于2005年5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联合国秘书长陈健为大会亲笔题写了“创立世界和谐日”贺词。与此同时为了鼓励中国企业有机会参与联合国的和平、发展事业，组委会将积极引导中国企业参与到这一世界性活动中来，并为参与企业走进联合国、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企业形象、扩大品牌影响力提供桥梁纽带作用，无疑将会具有深远而又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5年9月14日上午九时，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隆重开幕，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这次联合国首脑会议为期三天，与会领导人将围绕如何加强联合国作用、推进联合国改革、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讨论。15日，上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及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对加强联合国作用、推动联合国改革、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提出了具体主张。在讲话中指出，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并就此发表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

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

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递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愿做负责任大国，并希望与其他各国共建和平、繁荣、和谐世界的信息。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愿承担国际责任，并以实际行动回应了联合国《千年宣言》所提出的目标。

第六节　联合国60华诞贺礼一“世界和谐钟”

2005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秘书长安南和联大主席埃里亚松呼吁各国兑现和落实9月元首峰会上达成的共识，向联合国生辰献礼。随后，安南与包括华裔女童在内的多国儿童，分别以汉语及英、法、俄、阿拉伯、西班牙等六种语言吟唱「生日快乐歌，全场同声唱和。安南等从布碌仑小学生朱乐生等四位华裔儿童手中接过击鼓棒，在「和谐颂乐声中敲响和谐钟。陈健等6位联合国副秘书长、21位联大副主席、王光亚等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美国国会议员马隆尼等参加了在联合国总部大厅举行的庆祝活动。华人代表郑柏林、陈祥农等也应邀出席观礼。

重达六百公斤的和谐钟由世界和谐基金会(WHF)全球华人杰出代表创意、设计及出资铸造。材料别掺入由中国大陆军队提供的弹壳，象征铸剑为犁、要和平不要战争的美好愿望；材料中还有学生捡来的废铜废铁，寓意环保回收、利用再生资源。和谐钟的蒲牢由双龙组成，钟的上部雕刻有和平鸽与朵朵祥云，下方镌刻着以联合国六种官方文字表达的「和谐一词，钟体下口雕有海浪纹，两个撞击点为地球图案。和谐钟象征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共同生活在「地球村。

与此同时联合国总部还举行了以联合国为主题的图书发售仪式和研讨会等活动，联大会堂并于晚间举行了「联合国日音乐会。

第七节　世界和谐之夜――联合国第二届春节文艺晚会

为增加世界人民与全球华人华侨的团结与和谐，宣传联合国，弘扬和谐文化，促进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国门，加强中国演艺界、电视传媒、企业界与美国同行及海外侨胞的交流，在去年举办首届“联合国春节文艺晚会”的基础上，2006年1月30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一)在美国纽约联合国第四会议厅，举办“联合国第二届春节文艺晚会”。本次活动有中美著名华裔主持人、艺术家和港台著名歌星，美国著名艺术家、美国华人著名艺术家联袂出演。我们期望将联合国春节晚会办成一个品牌，年年都在联合国举行，让世界的人民都来欢庆中国的春节，让中国的文化年年岁岁在世界流传，争取达到让中国春节成为世界性公认的国际节日。

由联合国秘书处、全球生态恢复与发展基金会[GERDF]、联合国交流合作与协调委员会[CCC／UN]、中国名人工委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美国加州州政府众议会、世界和谐基金会(WHF)特别支持的本次活动是一次大型国际活动。活动邀请了联合国秘书长、联大主席、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政府与非政府的机构的首脑、191个国家驻联合国大使、全球各国华人领袖等，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国务院前副总理、现任中国名人工委第一主席姜春云出席。活动由香港凤凰卫视面向全球直播，著名节目主持人杨澜和著名相声演员姜昆亲自主持这台晚会。活动受到了来自全球各国驻联合国各大媒体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美国CNN、美国FOX、美国中文电视、香港凤凰卫视、澳门莲花卫视、东森电视台、新加坡传媒公司、英国关联社电视台、SBS韩国电视公司、朝日电视台、东京广播公司、欧洲电视公司协会、好来坞CST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数百家中外媒体的宣传和报道。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11-0069-04

河北白沟位于“京津冀都市圈”的核心地区,自古就是商品交易繁荣的商业重镇,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白沟以其特有的经商传统和开拓进取精神,从本地地域特色和历史传统出发,结合外部宏观、微观环境,以箱包产业为主导,依托产业集聚,通过“先商业化―再工业化―最终实现城市化”的“白沟模式”,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产业”,“小资本、大聚集”,“小投资、大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小城镇、大作为”的发展新格局。2008年7月保定市政府做出了建设“白沟・白洋淀温泉城”次中心城市的决定,突破了行政区划界限,促进了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优化了生产力布局,提高了产业集中度,

增强了对区域经济辐射带动能力。白沟模式的活力、潜力、创造力以乘数效应激发出来。

一、白沟模式的本质内涵

(一)白沟模式的起点:商业化

白沟经济实质或最显著的特征是商贸流通,靠商业和市场起步。上市商品多达80个大类,100多万个花色品种,吸引了国内外近6 000个知名品牌入驻白沟。大部分产品生产、物流不在白沟,仅在此达成了交易。现今在已有商品专、全、廉的市场优势基础上,白沟又实施了“划行归市、品牌经营、规模带动、五统一模式、货真价低、童叟无欺”六大策略,使“白沟”实现了从地摊市场向现代化商城的蜕变,大商贸集群优势突显。由此白沟市场规模由小到大、经营思维由仿到创,产品竞争从无牌到名牌,营销方式由坐商到行商,营销环境由沿街成市到现代化商城,营销范围由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发展过程。

(二)白沟模式的支点:工业化

商业化到工业化的过程,是产业由空心化到实心化的过程。从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角度来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实行产业实心化是非常必要的环节。“白沟”提出了“大市场带动大工业,大工业促进大市场”,先后实施了“先市后厂、产业集聚到集群,前店后厂、叫响白沟制造和白沟品牌”四大策略。

箱包业作为“白沟”的第一大主导产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品档次不断提升,规模加工企业从12家发展多300多家,个体加工企业近万家,产业链条从简单的箱包生产发展为制革、小五金、拉链、箱包辅料、电脑制版、印花、包装材料等多个相关配套产业并进,箱包产品的地产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箱包业在全国所占的份额稳居第2位,现有品牌1 200多个,“白沟”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中国箱包之都”开始在全国叫响。

(三)白沟模式的结点:城市化

产业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市场化本质上一种互动的关系,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过程。没有城市化的商业与工业必然不能长久。城市化从本质上说就是服务业的发展,只有有了服务业的发展,才能进一步为商业和工业发展提供保障。2008年7月《保定市“一主三次”城市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把“白沟 白洋淀温泉城”作为次中心城市进行规模建设,从政策上极大地促进了白沟产业城市化的进程。具体而言“白沟”在城市化运作中先后实施了:立镇项目规模化、工业聚集园区化、战略定位品牌化、贸易加速国际化、生产流通规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城市功能人性化、区域统筹一体化等举措。设想“白沟”用三个“五年计划打造”中国箱包之都、中国北方中等商贸名城,中国北方购物天堂三块金字招牌,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变。

(四)白沟模式的增长点:国际化

国际化是产业集群网络化和融合化的标志,是产业集群进一步升级,集群资源最大限度整合的具体路径。“白沟”把国际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面而超越的远景规划,开始了产品国际化、产业国际化、资源国际化与创新国际化的进程;实施了四大策略:多轮驱动、产业提升、资源整合与创新突破等策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国际化、产业链条的国际化与生产要素的国际化。从观念上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坐商”理念:坐商变行商,外商变地商。开始创办国内、外分市场,发挥总部经济的效应,实现产业经济网络化和虚拟化。

二、白沟模式的基础

(一)白沟模式的萌芽基础

白沟模式是依托产业集群发展起来的,是集群的升华,分析白沟模式不能离开产业集群。集群的发展过程是各种资源聚集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的过程,没有资源的聚集,集群是不可能发展的。

资源是形成白沟模式的初始条件,其中自然条件是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白沟”自古就是商品交易繁荣的商业重镇,元朝时期“白沟”成为水、陆交通的要道,“四海闻名”的商业重镇。到了清朝,白沟市场的繁荣达到了鼎盛时期,“白沟”的箱包业也开始了披荆斩棘的奠基之路,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木箱、口袋、褡裢的人,为今天“白沟”的箱包奠定了基础。

人力资源也是形成模式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某地存在某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就有可能产生相关产业集群。1971年,“白沟”当地几个农民用人造革加工出自行车座套和简易手提袋,获利颇丰,于是当地人便群起效仿。自此以后,从最初的自行车座套、提包和钱包开始,白沟箱包开始渐进发展,采取的是沿街摊销的营销方式。1981年,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土地经营中脱离出来,形成了为数可观的家庭式专业作坊,造就了箱包加工专业户的雏形,商业发展的雏形产生。

(二)白沟模式的强化基础

1. 资源聚集。“白沟”的“划行归市、品牌经营、规模带动”等策略具有明显的资源聚集效果。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形成“柔性生产系统”,扩大核心企业的生产和提高集群内企业对于市场的响应度;另一方面,集群的存在能在市场上形成“品牌效应”,降低营销成本,实现市场的扩大。

2. 产业专业化。白沟产业从简单的聚集形成了有秩序的集群形式,具有设计研发中心、信息中心、时尚展示中心、精品名品商贸中心和特色产业链集成中心,并以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与亲商氛围为平台,通过多种方式与途径实现产业聚集到产业集群的跨越。

3. 知识(技术)的共享。“白沟”的“划行归市、工业聚集园区化、前店后厂”等策略把市场和园区打造成企业人才、技术、信息的聚集与交流平台。集群通过与外部的关系去吸收知识,然后通过内部的社会化机制来分享知识,由于知识在集群内的共享,使得集群内企业普遍提高了生产、技术和销售能力。有利于企业学习成本的降低和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从而促进集群整体的创新。

三、白沟模式运行中存在的风险

任何产业集群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产业集群的风险自它产生那天就已潜伏,只是产业集群优势发挥,劣势和危机还没有显露。产业集群内隐伏的矛盾和危机,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变幻的形势下,随时可能爆发,给区域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

(一)白沟模式最鲜明的特色之一:政企合作

政府不仅负责了市场的拆迁安置同时也涉及到规划设计以及业态分布等多个环节。政府中的行政官员同时担当了商业城的总经理,他们既是企业家同时也是政府官员。积极方面是:不以自己是官员,就把不懂企业作为托词,作为官员,能将富民置于重要地位,这样就极大地推动了白沟模式的运行速度和运行质量。但消极的方面就是:诸如政府角色的增加而导致的增长,以及地方对于政府补贴的依赖等,竞争优势可能会逐渐演变为风险。

(二)白沟模式特色之二:原生态――草根经济

白沟经济采取的是“自力型”发展模式,先做内源民营化,最初是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形式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实行家庭自筹资金、自行管理、自主生产、自谋销路、自负盈亏。现今生产作坊及个体加工户则高达7 000多个。尽管在产业的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家庭小作坊以其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带动了白沟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家庭自营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成为制约白沟经济发展的瓶颈。

(三)白沟模式特色之三:低价运作

企业空间数量的聚集带来的生产成本降低并达到一个最佳点,此后,随企业数量增加,企业空间聚集产生了拥挤成本。在集群发展的初期,集群内企业通过彼此之间的协作和专业化分工可以获得生产效率上的改进,聚集经济优势归根到底还是基于要素资源集中所获得的低成本优势,这种优势很快被削弱和模仿,最终产业集群所在的区域会成为“问题区域”。

低价位竞争是“白沟”的特色更是最强优势,但同时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很多小企业,尤其是家庭式的小作坊在生产过程中,为了降低成本,采用落后的工艺设备,技术投入严重不足,仅仅看重产品的数量而忽视产品的质量,强调片面做大做强的急攻思想,贪快求多、以次充好,而且企业与学校、科研机构的联系不紧密,不注重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对员工缺乏培训,获取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弱,得不到有力的技术支持,仅仅是维持简单的生产操作,普遍缺乏技术创新和开发能力,经营业务比较单一,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利润不足,进一步制约了其技术提高能力,阻碍了一些高科技的产品、高品质的产品的开发。

四、白沟模式高效运行的建议

(一)政府体制机制创新,构建柔性化的地方政府

产业集群作为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是一种混合的治理结构,仅仅依靠市场调节不可能有效地解决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问题,政府作为第三方需要承担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的功能。当然不意味着政府经营企业,“扶上马了,没有必要送全程”。在白沟模式发展过程中,政府首先应从开始的事无巨细管理者过渡到宏观管理者,其角色应从具体操作者过渡到引导者,应把管理的重点放在逐步淡化有形政策,强化无形服务,以预防或消除地区经济竞争力提升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负效应为重点,为区域经济发展培植一个好的环境,做到“小政府,大服务”。成立一个有政府、企业、专家等多方组成的协调工作机制,负责加强沟通协调,优化空间布局,减少无序竞争,达到区域性产业集群整体转型升级。

(二)壮大民间服务组织,完善产业集群辅助网络

各国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行业协会和各类服务机构的支撑作用。针对大部分中介协调机构都隶属于地方政府的现状,首先要求承担中介协调功能的行业协会组织要从政府中彻底分离出来,合理定位其功能,使其在规范企业行为、加强行业自律、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在必要时提供单个企业无力提供或不愿承担的、具有外部性的服务,使得商会组织真正成为桥梁和纽带。其次是成立或完善各种形式的咨询机构或技术服务中心等社会机构,为企业日常运营提供便利。最后就是成立多种形式的协会或俱乐部等公共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安排学术论坛、专题会议、市场分析报告等多种集群学习形式,为集群成员之间提供交流条件,有利于集群成员了解最新技术发展动向。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资产组合,完善产业链结构,加速产业融合化

集群本身就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相对庞大的企业网络,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在一个产业集群内,应该是不同的多个的产业链的交融,集群里面可能有一个主导的产业链,也有其他的辅助的产业链,产业集群应该是不同的产业相互融合的结果。可以在价值链纵向(从供应商到消费者的产品流向)、横向(相似产品分享生产或渠道等共有资源)或斜向(在研发、流通或服务等方面互补的不同产品分享同一个共有资源)重新媾合与重构。面对国际、国内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可以鼓励强强联合、强弱联合、区内区外联合、以参股形式、或统一业务链的某些环节如检测、销售等方式组建大企业、大集团或松散组织,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四)注重高科技产品开发,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在保持低价位作为白沟产业显著的竞争优势的同时,严把产品质量关,由片面做大做强的急功近利思想转变为做强做大稳步发展思想。努力提高整个企业的创新能力,并积极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加大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高档次、加快产品升级换代,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推进产业的优化升级。现今,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要重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不只是针对企业的管理者,而且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提高管理者的战略规划能力,把握全局的能力。加强现有员工的个人技能,改善作业环境质量,增加对劳动力的吸附能力,创造多方面有利条件吸引优秀人才的加入,努力为员工提供发挥、展示个人才能的空间。加强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应用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品,切实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推进整个产业的优化升级,提升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五)塑造社会空间,提升区域文化

产业集群从系统看是三个空间(经济空间、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是在地理空间的基础上借助于社会空间而发挥经济空间的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优势是核心,地理优势是基础,社会文化优势是促进。为此,首先必须在集群中营造鼓励诚信的人文环境,使企业违规经营的社会成本大大增加,从制度建设和道德氛围两方面约束企业的行为,各地应制订形式多样的诚信奖惩制度,烘托诚实守信、公平交易的氛围,增强区域内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使集群良性循环,跨越式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其次培育集群内企业的创新文化氛围,增强企业创新意识,提升企业学习的能力,进而整合各种知识,加快知识经济化的进程。最后要做好对区域品牌的整体筹划,以一个整体形象介绍给外界,提升区域的整体形象。可以由政府、企业和专家等联合组织负责区域品牌的MI(理念识别系统)、BI(行为识别系统)和VI(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维护等具体管理工作,把区域作为品牌来营销和运作,向世人推销品牌集群,扩大区域品牌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只有认识了才能了解,了解了才能沟通,沟通了才能理解,理解了才能产生信任,有了信任才可能有合作,可以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的融合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使产业集群长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珂.产业集群升级研究[M].河南:黄河水利出版社,2008.

[2]蔡宁,吴结兵.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Analysis and Prospection on the Baigou Pattern

Shang Yunxian, Gong Yufen

(Management Department, Hebei Finance College,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As the exampl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igou supplyes the commercialization-the urbanized industrialized-urbanl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 patterns and has achieved impressive results. But there exists many ventures in the manage process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igou pattern. To avoid theses ventures, we should carry out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 enlarge the nongovernmental service organization, perfec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quicken the industry open to improve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外传媒制度；政治逻辑；商业逻辑；社会逻辑；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076-05

对特定研究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的相关领域做文献资料的回顾与分析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制度研究离不开历史材料的印证与反恩，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种种社会制度利用其相关的连续性把特定组织的现在、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组织的现在和未来的选择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被较为妥善和充分地予以理解和解读”。传媒制度是传媒同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博弈规则，作为一种内生性资源建构起传媒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同其他博弈主体即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动、交流和交换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体系。综合来看。国外传媒发展及其传媒制度安排特色较为鲜明的国家主要以美、日、英、法、德、韩、俄罗斯等为代表。其中日本的传媒发展自二战以来呈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其传媒制度基本上效仿美国的传媒模式，而法、德等国的传媒则同英国传媒一样，在商业化发展的同时传媒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特色也较为鲜明。鉴于此。文章主要以美国、英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传媒制度为考察对象，基于政治、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三角博弈视角，对这些国家的传媒制度发展及其模式转型的相关研究进行整体的回顾和述评，从系统性和批判性的层面对国外传媒制度的研究现状形成相对清晰和完整的认知思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中国特色的传媒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话语选择与理论演绎的客观基础，以为当前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相关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创新提供来自国外的经验学习与模式借鉴。

一、美国：基于产权私有化的政治性渐弱和商业性渐强的传媒制度演化图景

美国传媒制度的发展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传媒的属性及其同政府之间结成的相互关系上来看，美国传媒运营模式多数实行产权私有化体制，具有独立于政府行政性控制与干涉的发展相对自由度，表现为经济上的相对自主独立和政府的非直接控制以及传播政治上的新闻自由权利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强力保护，但在技术变革推动下与利益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上，又同国家、政府在博弈过程中和特定的社会制度结成一种非对立和竞争式合作的共生关系。美国布朗大学达洛尔·M·韦斯特（Darrell M.West）教授通过美国传媒报道倾向的变迁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分析研究，对美国传媒的制度模式转换和运行机制演进进行剖析，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和市场与技术双重力量裹挟的背景之下。描绘出美国媒体经由“党派性媒体商业化媒体客观性媒体解释性媒体分化的媒体内含了公共生活与民主政治使命的未来媒体”的发展轨迹，表明一种政治力量逐渐弱化的美国传媒制度演化图景。

二是从传媒所有权的发展演变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报业集团的兼并出现以地域关系并购为主的水平整合如报纸的并购和以跨界为主的垂直整合如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多媒体汇聚，并购后的传媒其所有权形式和利益偏好机制均发生了较为根本的变化，商业权力和利益诉求成为传媒企业集团内部的支配性力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艾利·M·诺姆（Eli M.Noam）教授在研究媒介集中导致媒介所有权分化时指出，“大众媒介、信息技术、电信、互联网之间的融合发展带来传统媒体产业市场中的媒体反垄断诉求越来越强烈，传媒所有权的传媒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正在经历分化”。学者本杰明·康佩恩（Beniamin paine）在诺姆研究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媒介所有权分化的目标应在有利于传媒利润导向管理的同时适度强化传媒的民主思想促进与公共价值倡导的角色与功能，要让媒体管理机构参与传媒集团企业的管理以瓦解传媒巨头对传媒经济利润的绝对控制”。

三是从传媒的规制治理与监管上，美国政府通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基于《传播法》和《1996年电信法》对传媒运营提出“公益（Public Interest）、便利（Convenience）、必需（Necessity）”的基本要求，采取“非对称管制政策（asymmetric control policy）”对传媒实施放松规制，鼓励行业组织参与传媒监管，以激励竞争和制衡为主鼓励传媒产业融合和传媒业务的双向进人，以此规范传媒发展的市场秩序和建构传媒产业增殖的全新竞争框架。

四是关于传媒公共性的讨论与研究。在技术变革促进媒体融合和美国政府应对新的传媒产业发展形式而对传媒实施放松管制的情形下，传媒的商业化扩张本质进一步得到张扬，这也引起了诸多社会政治学家的深刻忧虑，如罗伯特·迈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指出，“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广播、书籍等绝大多数媒体被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所主宰，美国媒体系统在高度商业化的过程中近乎疯狂和失控，随之而来的商业化的公共话语对美国政治的民主进程和公民社会建构无疑都是一种灾难：只要媒体是私营的、营利性的和以美国商业主义为支撑的，如果没有一种突出的声音和力量来调节和限制媒体所有权，我们能否拥有一个由公民自己决定经济和传媒体制的社会。这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美国广播与有线电视杂志资深记者约翰·伊格顿（John Eggerton）认为：“美国传媒改革的起点是建立一个可行的非营利传媒组织和非商业性媒体。这将为美国社会带来许多价值”网。美国从未经历像日本、加拿大和西欧国家那样的公共广播形式。“倚靠营利性传媒巨头来创造民主的传媒系统其成本简直太高，这种组织的问题往往没有一种一次性的理想的解决方案，虽然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媒体的结构系统和运营模式，其结果可能不是一个更具市场竞争力、更民主的媒体系统，倒是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应该在去和启动媒体系统内问责制的基础上加大国家政府对市场弱势的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印刷媒体的资助，建立和维持一个包括国家网络、地方电视台、公共电视访问和独立的社区广播站等在内的非商业、非盈利的公共广播和电视系统”。这样。在市场力量与社会自由民主诉求的双重作用下，一种基于产权私有化的政治性渐弱和商业性与社会性渐强的传媒制度演化图景逐渐成为美国传媒制度建构的突出特点。

二、英国：商业性与公共性并行的传媒制度模式

英国传媒主要运行以市场利润为导向的商业性体制和政府规管与主导下基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体制两种类型的制度模式，但由于英国国内的政党政治和商业化的影响，公共服务性传媒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公共传媒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将面临变革和调整。在传媒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博弈互动与利益结构变化来看，其一是基于市场商业力量的膨胀对公共非营利性传媒制度在政治与社会公共话语中的地位弱化的趋势。杜塔·康纳尔认为，英国公共传媒规划改革的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市场力量和传媒组织机构逐利诉求的日益膨胀，尤其是传统媒体广告投资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导致广告支出与广告绩效不断流向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传媒渠道垄断集团的商业势力，凸显出公共非营利性媒体在政治与社会公共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如“作为一个公正的、半自治（独立于政府）的具有全球性传播实力和影响力的传媒组织，英国广播公司是英国公共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唯一的公共媒体，其经费来源主要由特许电视费（约占76%）、商业活动收入（约占17%）和政府经费资助（约占5%）三部分组成，2012年的电视费之争和英国政府进行BBC的费用公开转让导致和加剧了传媒市场商业力量向公共非盈利传媒领域进逼，BBC正面临其商业化之困”，给英国公共性传媒生存发展带来体制嬗变的风险和公共传媒私有化的危机。其二是从传媒中介组织与相应的传媒行业评估机构对英国传媒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来看，英国国家和政府对传媒的管理与控制的力度还是较大的。民主政治理论学者维克多·雷诺索（Vietor Reynoso）认为：“传媒的政治报道通常是政府治理合法性建构的核心过程及其必需，对任何方式的信息、特定的政策、选举当局的运动等的报道应该给予公民参与评估的传媒渠道和让中立性传媒监管机构对其观点或视听的公平、公正性覆盖进行法律层面的监督与问责。以切实回应政府与当局对传媒报道的强控制”。其三是从传媒规制与法律监管的发展来看。一方面基于市场竞争和电子媒体的迅猛发展导致传媒产业市场格局分化混乱以及政府对传媒业管理预算支出的限制。英国政府“自1993年以来逐渐放松对电视和报纸媒体的管制。允许其在通过精良研究的关键节目确保媒体服务与媒体监督作用的前提下可以适度追求商业利润。同时加强对数字传媒产业的规制标准制定与运营监管”；英国传媒常常被置于政府部门、行业标准和法律等多元模式的监管之下。“英国政府主要基于《欧洲人权公约》和《人权法案》，以广播代码、媒体传播话语与内容的适用性标准、英国通信办对传媒评论政治的权限及相关法律规定等对传媒的传播生产行为实施全方位的监管”。

三、韩国：政治生态和传媒舆论生态高度契合的传媒制度安排

韩国传媒制度发展变革的现状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与韩国政治生态环境高度契合的特点。在韩国，政治权力以各种形式介入媒介，加之各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现代因素仍然支配着韩国传媒的管理和运营。韩国国家和政府对传媒采取的多种控制与干预的政策与途径，在广播电视与报业等传统媒介领域直接表现为“强政府。弱社会”的制度模式和“弱政府，强社会”的制度模式。韩国的广播电视媒体以公共体制为主，主要由政府负责监管与治理控制，表现出较强的政府依赖和相对较弱的经营性，“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充当政府形象建构与政府治理合法化的得力工具”。而韩国的报业私有化则已拥有较长的发展历程，具有较强的产业化实力，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之影响。正如韩国学者朴承宽认为的那样，“传媒业在韩国既不是纯粹的公营。亦非完全意义上的私营。存在较为严重的利益纠葛和产权不明晰问题”嗍。其次，从传媒体制变革的动力来看。政府成为传媒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韩国国内兴起的“舆论改革”成为韩国传媒体制变革的先导，并使韩国传媒的发展变革浸润于这种强烈的政治话语中，“各党派和政治团体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传媒介入，表达自己的声音，执政党及其政府也通过政策倾斜对公共传媒进行商业运营提供保护和通过财政支持和帮助弱势报业以打破报业的市场垄断从而实现舆论环境的多元化”。特定的政府与传媒关系、传媒政策观念和宏观政治生态对韩国传媒的结构调整与体制建构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也使当前的韩国传媒业呈现出较强政府干预与行政集权特色的国家主导式传媒发展模式和传媒的国家管理体制。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传媒的法制化发展，1987年韩国总统直选的政治生活变化及政治民主化改革系列措施的颁布引导韩国新闻传媒变革朝着民主、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报业基本法》的废除和《广播电视法》与《定期出版物登记法》的颁布正式开启了韩国传媒的法治化进程。但这一时期的韩国传媒法制化和自治化发展并未真正实现，“政治集权在传播领域一定程度地留存使韩国传媒发展仍然带有与权力合作和合谋的某些印迹：信息资源和社会政治资源常常因为政党之间的利益角逐而在传媒领域和传媒权力结构中被重新分割”。1999将韩国国会将《广播电视法》《综合有限广播电视法》《有线放送管理法》和《韩国放松公社法》等传媒法律法规予以整合并以《综合广播电视法》的形式重新制定和审议通过，“在维持既有广播电视广告事前审查机制的同时将广告审议和广告审查权利由政府机构下放至民间机构”，从而有利于强化传媒的行业自律。基于报业恶性竞争的现状，以限制传媒无序运营为宗旨，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于2001年向韩国改革管理委员会和政府呈递《整顿报业市场的指导方针（草案）》。2004年，“为保护社会的多样性、限制报业的市场垄断和保护传媒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恢复职权的卢玄武政府颁布《大众传媒改革法》。2005年，《报纸法》颁布实施，“对报纸媒介的市场逐利行为与社会责任进行相关的强制性规范”阎。在政治民主化、传媒专业化、媒介技术迅猛发展、传媒资本力量日益成熟、传媒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复杂历史背景下，韩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来引导和干预传媒发展，以政府监管和扶持的相关政策与传媒理念来促进传媒体制变革，这都将在某种程度上对韩国传媒的发展以及传媒制度的未来建构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力。

四、俄罗斯：“强政府、弱社会”的多层级传媒制度安排

俄罗斯传媒发展及其制度改革现状，从传媒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演化上看。叶利钦执政时代，苏联正经历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大资本借助于政治关系与政治权势实现对传媒的集中和垄断，私有化的传媒的国家文化宣传功能几近颓废。20世纪90年代，以西方国家思想渗透与舆论批评为主要特点的政治和平演变加速了苏联解体，其文化、外交和国际形象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进一步面临严重的挫折。在传媒全球化发展以及“媒体外交”的国际外交新形势下，2001年普京政府着手媒体整肃行动，推动媒体改革，“打击传媒私有化和市场垄断，整合媒体机构，加强国家对媒体的控制”。成立全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大众传媒部以对传媒实施严格监控，成立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对传媒实行国家控股以扶持国有传媒发展。至此，俄罗斯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形式也开始转型为“适合俄罗斯国情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其次是从俄罗斯传媒法律、规制与监管上来看，普京政府特别召开全俄传媒行业大会，将俄罗斯传媒制度改革提上国家议事日程，通过《俄罗斯广播电视法》和修订《俄罗斯大众传媒法》，从法律上对传媒行业的经济行为和公益行为进行规范和政策支持，在鼓励传媒产业多元化的基础上“保护传媒的国有制度和国家对传媒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集中领导”。从而逐渐建构起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富有影响力和多层级的俄罗斯传媒管控系统与制度体系。

五、对国外传媒制度发展研究的述评与反思

从国外传媒制度的研究现状及其具体的运行实践模式来看，其制度框架要么以产权私有化的商业传媒为主导，要么以商业传媒与公共传媒分业发展的模式，或者以国家政治性传媒的发展凸显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与舆论控制在传媒制度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其中，作为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宣传工具的政治性传媒在政治方针政策解读、国家形象建构、文化与价值观倡扬、民族精神文明展示等方面以其独特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发挥传媒之于整个社会的引领、整合和导向作用；以产品和服务生产为支撑获取经济利润和资源性优势的商业传媒，通过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关联和汇聚众多领域的大量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以传媒行业强大的经济增值力、产业增殖力和资本扩张力成为文化产业的主导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为核心的公益性社会传媒。是从政治性的国家传媒和经济性的商业传媒的反复博弈中逐渐离析而成的相对独立的第三领域，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为公众参政议政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信息知识共享和平等、理性、开放的利益商议平台。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第7篇

关键词：旅游业；文化遗产；文化旅游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5－0074－03

一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的历史为华夏子孙留下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化，人们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并认识到这些广泛分布于中国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于是，中国政府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开始了“申遗”的历程。自1987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问世以来，“遗产旅游”成为我国旅游新的热点，世界遗产地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然而，世界遗产地在从旅游业中获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旅游开发和保护的矛盾。特别是很多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正面临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旅游经济过度、不当开发带来的严重威胁，甚至有从地球上永久消失的迹象。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在现阶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价值和作用。其中最核心的价值是象征价值即历史价值。遗产是历史的见证、情感认同的根基、自我认识和定位的基础。作为见证历史的实物，遗产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民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从而作为爱国爱乡教育的题材，增强民族凝聚力。遗产还具有美学价值、信息价值(科学价值)和存在价值，能够保护我们的记忆和精神家园，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些都是文化遗产价值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第一的原则，同时也构成了文化遗产基本的文化内涵。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主要作用于文化与精神领域，与流行文化结合，能够对人们产生强烈的文化吸引力，从而使人们产生到遗产地旅游的欲望，为文化遗产的旅游和开发提供了可能性。此外，文化遗产还具有经济价值，它是由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衍生出来的，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和间接的经济效益。这就决定了文化遗产是可以被开发和利用的，其中最重要的利用方式当属文化旅游。直接的经济效益是指与遗产地有关的门票和旅游直接经济收入，间接的经济效益是指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行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具有娱乐性、观赏性、体验性和休憩性，它以观赏与体验的方式进行，物质消耗少，可重复消费，是构成现代旅游产业的基础资源、稀缺资源。

然而，文化旅游对文化遗产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旅游者对文化遗产日渐增长的需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扩大保护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另一方面，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访问量日渐增长，他们忽视其文化价值而对其过度使用、不恰当利用以及商品化处理，对遗产的完整性造成了真正的威胁。

二

ICOMOS于1999年颁布的《关于文化旅游的国际》指出：“国内和国际旅游继续作为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为我们提供了解经历岁月沧桑和社会洗涤的有个性的生活经历的机会。它日益成为自然和文化保护的一支积极的力量，旅游可以为文化遗产创造经济利益，并通过创造资金、教育社区和影响政策来实现以保护为目的的管理。它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主要部分，如果成功地管理，可以成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通过文化旅游可以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所蕴涵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从而产生主动保护这一人类文化财富的自觉意识。地方政府会因为文化遗产成为当地的标志和象征而采取措施主动保护该地区的无形资产，旅游开发商会因为文化遗产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丰厚的利润而对其进行适当的保护和维护，以使文化遗产可以得到可持续利用，源源不断地创造经济价值。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只是少数文化遗产管理专家的责任，也不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益机构、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责任，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全世界公众的共同参与。要想提高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首先就必须让民众对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使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到保护遗产的意义所在，而旅游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通过外出旅行，民众可以亲自到达遗产地，与文化遗产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接触，这一方式更容易给游客带来情感上的震撼，使他们的心灵更贴近文化遗产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这将会促使民众产生想要保护文化遗产、使它们永存于地球家园、供更多的游客参观游览的愿望。因此，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上，旅游活动所起的宣传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公众意识和支持会转化为对未来保护行动更为有利的政治上的和资金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旅游的本质是一种商业活动，商业活动必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作为首要价值，努力使文化遗产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相反，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为首要价值，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保护的目标更多是追求一种公共利益和文化、社会效益，维护地方传统和特色，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的演进。因此，文化旅游活动和文化遗产保护是由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观作为指导的，如果处理不好，两者间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对文化遗产商业化的经营和开发模式与遗产保护产生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过度的商业化经营会导致景区的城市化、商业化与人工化。以及超容量接待等。如丽江古城，大批外地人进入租房开店，原来的生活街区变成了商贸旅游区，主要街道商铺林立，人声嘈杂，古城那种宁静古朴的氛围被严重破坏。有关部门盲目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漠视、无视文化遗产的脆弱性和旅游承载力问题，超容量接待旅游者，数量庞大的旅游流造成各种污染，人为地加速了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和消亡速度。又如敦煌莫高窟，由于前些年过量的游客接待使得窟内局部环境进一步恶化，过多的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使洞窟内的壁画迅速掉色、脱落，对莫高窟的珍贵文物造成了无法修复的破坏。二是在对遗产进行开发的过程中，无视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以及长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需要，只考虑商业开发而对遗产乱搭乱建，使遗产逐渐丧失真实性和完整性价值，遗产本体和环境遭到破坏。在文化遗产地不适当的地方滥建宾馆饭店、商店、别墅、缆车索道和大体量景观建筑，如泰山为建索道，月观峰景点被炸掉1／3；庐山在核心景区建大型旋转观景台与周围自然历史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南京在钟山风景名胜区内建山顶观景台，使得这座钢筋混凝土的庞然大物“雄踞”钟山之颠；等等。诸如此类的无序建设使得文化遗

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三是商业化经营者“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局部利益，轻全局利益；重直接利益，轻间接利益”的错误价值观和行为对文化遗产造成的潜在威胁。随着遗产旅游的快速发展，旅游人数急剧上升，遗产保护区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如交通流量剧增，用电量大幅攀升，废气排放量增多，空气质量下降，噪音污染加重，垃圾增多等等，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究其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处理遗产保护和发展旅游之间的关系。“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的遗产旅游发展模式导致了遗产地生态环境严重失衡。

三

BobMekercher和Hilarv du Cros在《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一书中，从旅游管理学的角度为我们阐述了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可能建立的七种关系：一是完全合作，即双方为共同利益真正合作。二是工作关系，即意识到相同的需求和利益，并为确保双方的利益得到满足而努力。三是和平共存，即分享相同的资源，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中获得共同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程度上依然是独立分离的。四是平行生存，即相互分离，各自独立，很少接触或没有接触。五是温和烦恼，即一方利益相关者对另一方发生目标干扰，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但没有真正的冲突。六是初期冲突，即难以用简单方法解决的问题出现，权力改变，主导性利益相关者出现，其需求对已存在的另一方利益相关者具有危害性。七是全面冲突，即利益相关者之间出现公开的冲突。在实际运作中，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间要形成完全合作的关系是很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的目标和价值观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缺乏根本上的共同利益不可能形成完全合作的关系。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理想中的最佳关系应该是一种工作关系，尽管要形成这样的关系也很困难，但并非是不可能的。工作关系的建立能够使保护和发展协调进行，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和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关系大都维持在和平共存与平行生存的关系上，并向工作关系的方向上不断努力，而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关系不容乐观，大都处在平行生存与温和烦恼的阶段，甚至有些地方处于初期冲突的阶段。

四

综上所述，如果成功管理，旅游可以成为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强大同盟。相反过度的或没有妥善管理的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发展可以威胁到文化遗产的有形本质、真实性和重要特征。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找寻旅游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在旅游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在遗产管理部门与旅游业之间确立一种伙伴关系。要使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中得到应有的保护。除了要增强旅游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保护意识，利用各种法规、公约和条例来限制和禁止旅游开发商对遗产开发利用的不当行为和方式，利用社会舆论和法律监督等方式迫使旅游开发商从旅游开发收入中拿出固定部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日常维护进行投资外，采取有助于游客管理的保护措施，使遗产保护行动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文化遗产管理者能够在人们旅行之前以及在现场游览过程中向他们提供更多关于现场游客礼仪和该遗产地文化价值的解释性信息，那么对游客体验的改进和控制，以及对该遗产地的保护都将会有所改善。例如公众对考古可能是无知的，但是为了做好旅行准备，他们很可能愿意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对于遗址的管理者而言，互联网正日益成为他们开展游客管理与遗址保护的一种重要资源。同时社区应该作为一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者参与遗产管理的规划。这有助于制止游客的访问对社区造成负面影响，也有利于促进游客对当地社区遗产的理解与认识。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第8篇

不是智库“热”，而是智库“躁”

《意见》明确定义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即“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这里的关键词在于，“研究对象”“服务主体”与“非营利性”。

目前舆论所谓的“智库热”部分是指，自2013年初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以来，中国智库界发生了诸多明显的变化，如一批官方智库推出改革方案，新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但一些担心“智库热”的文章所批判的对象，更多指的是对目前以“智库”之名出现的一些社会躁动性的“智库”变异体。

类似躁动主要可分为三类：

躁动一：商业化。笔者不只一次看到某猎头公司、咨询机构在自我宣传时，都标榜自己是“著名智库”。这是对“智库”名称的盗用。商业咨询机构的研究对象五花八门，服务主体千奇百怪，且必须以营利为主要手段，这与智库“服务于党和政府”“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非营利”等三个较为严格和明确的属性明显不符。这些商业公司以“智库”标榜，可能源于对“智库”的理解不足，也可能是“智库”这个词看上去“高大上”。对此，目前还无法用政策、法律的手段进行制止，但可以通过舆论的正本清源，最终达到社会对“智库”的集体共识。在美国社会，麦肯锡是咨询公司，兰德公司是智库，这个属性差异是相当清晰的。

躁动二：泛化。一些传统的学术机构担心自己被政策所冷落，也纷纷进行智库转型，有的甚至是研究历史、考古和纯理论的学术机构。类似这样的泛化趋势，凸显了传统学术学者对现实关怀与研究转型的努力。然而，学术需要坐冷板凳，需要有深厚的理论积淀与材料储备。比如，丝绸之路的研究，涉及到各国历史研究、敦煌学、少数民族学、小语种研究，也涉及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政策走向跟踪、对中国影响的评估研究。前者的研究相对冷门，需要长期积累，与目前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相关性较远，不必赶时髦，但许多研究结论往往能够给予后者的研究以不可或缺的启发和铺垫。此时，“学术”与“智库”就应有分工。

躁动三：娱乐化。笔者曾见过个别民间学者以“大师”自居，有的还装出一副高冷和深不可测的样子，对外半遮半掩地宣称与某某高层很熟，为其高参云云；有的则以写畅销书、媒体曝光为主要目标，语不惊人死不休，常以国家危机、某国阴谋等关键词抓人眼球，也会自诩“智库”。两者的研究工作未必没有价值，但这两类研究工作，娱乐性较强，容易被视为“研究型艺人”。

类似这样的“智库热”未必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完全有害，更不能构成对目前《意见》内容的批判理由。当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与1980年初民企的发展多少有一些相似，当年傻子公司、皮包公司、倒爷比比皆是，但那是社会发展的支流。历史大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民企在后来30多年的壮大，证明了当年国家大力发展民企的政策的正确性。《意见》以“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软实力”等三大战略高度谈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意义，中国智库的蓬勃发展是必然趋势。至于目前的一些以“智库”之名的社会躁动，不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

国家需要的智库为何那么少

事实上，中国带有“研究”字样的机构至少有20万家，但真正被全球最权威的美国宾州大学主持的《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确定的中国智库，仅429家；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所确定的中国智库数量仅300多家。为什么中国智库的数量那么少呢？根据《意见》中就智库的八项基本标准来看，智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机构，而是具有特殊功用的研究机构。

第一，《意见》提到的第一、三、六、七条标准，智库应是“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目前许多研究机构，尤其是高校的研究机构不少都只是挂了一个牌，有的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甚至兼了七八个研究机构的“主任”或“所长”；有的高校，一个办公室挂着四五个研究机构的门牌；在高校内部，有不少知名教授，限于经费、机制配套不足的原因，常自嘲“学术个体户”，竟然没有研究助理，连填表申报、订机票、报账等繁琐的行政工作也得亲力亲为。可见，“实体性”缺乏，是长期以来中国难能孕育更多优秀智库的重要学术原因。

第二，《意见》提到的第二、五条标准，智库应有“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有“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目前，大多数学者没有成果送报的路径，很难看到政府运行的一手数据和文本，也很少有机会进入政府部门体验决策运行的逻辑。此时，学者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难免与政策现实差距较远，进一步造成官方的冷落。而那些被官方信任的学者，往往被要求寡言少语、惜字如金，于是，“知道得越多，说得越少；说得越多，知道得越少”成为研究界的潜规则。研究界与学术界存在的隔阂，是长期以来中国未能出现更多优秀智库的重要社会原因。

第三，《意见》提到的第四条标准，智库应“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这一条着实难坏了当下研究机构的诸多学者们。笔者走访过数十家欧美智库，均有专门的筹款人员，且数量不在少数。中国智库机构要么靠行政拨款，研究缺乏独立性，要么紧缩拮据，报账结算均不易，“柴米油盐”严重抑制了中国研究者的智库积极性，进而致使大多数学者“退避三舍”，退到书斋里“闹革命”。缺钱，尤其是缺少可高效的长钱，是长期以来中国未能涌现更多优秀智库的重要财政原因。

第四，《意见》提到的第八条标准，智库应有“开展国际交流的良好条件”。长期以来，“外事无小事”，出国审批、办国际会议审批、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审批，使中国学者在国际交流往往谨小慎微。外事政策保守，这是长期以来中国未能培育出更多优秀智库的重要外事原因。

智库“热”怎样才能到来

幸运的是，《意见》对上文提到的诸多问题，把握得相当准，其中第四部分“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从组织管理体制、研究体制、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国际交流合作等五大方面的改革着手，无疑是解决目前中国智库“大而不强”问题的一剂良药。

然而，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就在于，来自中央的各项改革条例的完美度，往往会受到具体机构、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具体情况的差异而出现折扣。由此，《意见》虽然已出，但《意见》的具体内容仍然需要如《意见》最后一句话所说“结合实际，按照本意见精神制定具体办法”来落实。

落实的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可能还很漫长。加速落实《意见》的重要杠杆，在于自上而下地给予智库更多的信任、荣耀、尊重和独立空间。正如欧美领导人喜欢到智库去做讲演以捧举本国智库那样，中国各级领导人不妨将各类重要讲演场合放在诸多中国智库的会议室。委托智库扮演更多“二轨”的角色，向社会推举更多真正发挥作用的、受信任的智库学者，多到公开场合说话，久而久之，中国智库的“热”就会渐渐冒出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第9篇

关 键 词：体育传播；媒介事件；体育赛事；奥运会；国家形象；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1-0014-05

The building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by sports media events

DENG Xing-hua，LIANG Li-qi，SONG Zong-pe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Sports media events ar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henomena with profound influence， while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are a typical sports media event. China has utilized the platform of such a huge sports media event as the Olympic Games to show the world Chin’s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makes its governance smooth and its people peaceful， economic strength that makes Chinese nation prosperous and Chinese people wealthy， excellent culture that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great achievements that are made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nception that advocates peaceful coexistence. However， there are such problems as narrow nationalistic emotion， over commercialization tendency， “gold medal or nothing” complex and lacking in humanistic concern in sports media events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of modernization. Aiming at realistic dilemmas existing， the authors proposed to stick to the welfare nature of sports media events， highlight the cultural education functions of sports media events， adhere to the attitude of objective and just communication， and show due humanistic concern， so that sports media events play a more actively role in building and communicating the national image.

Key words： sports communication；media event；sports games；Olympic Games；national image；China

美国学者丹尼尔・戴扬等[1]11，30认为媒介事件是一种特殊的电视直播事件，分为“竞赛”、“征服”和“加冕”3种脚本，具有干扰性、垄断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等基本特征。体育是以身体动作为基本形式的文化活动，它可以超越国界、肤色、种族和性别等差别，凭借其通俗易懂、便于表达、易于传播的特点，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符号。对于媒体而言，诸如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体育赛事是公共话题和稀缺资源，更是“竞赛”、“征服”和“加冕”3种媒介事件的脚本共同存在的典型[2]。在信息传播全球化时代，现代媒体对大型体育赛事进行全方位解读，成为了“征服”受众、影响强大的体育媒介事件。研究以奥运会这一体育媒介事件为例，诠释体育媒介事件的性质和功能，并尝试分析我国体育媒介事件在构建国家形象过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善策略。

1 体育媒介事件概述

1.1 体育媒介事件的特点

丹尼尔・戴扬曾把奥运会定性为全球性媒介事件，事实上，奥运会作为全球性的体育事件、教育事件、经济事件和传播事件，涵盖了体育媒介事件的典型特征，实现了从体育盛会向传播盛宴的转变，为提升国家形象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奥运会是最具代表性的体育媒介事件，以奥运会为例，可以全面地审视体育媒介事件的性质。

第一，体育媒介事件规模庞大、参与广泛。1896年第1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来自13个国家的295名运动员参加了9个大项的比赛。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现代奥运会的规模逐渐壮大，2012年在伦敦举行的第30届奥运会，有205个国家（地区）的10 500名运动员参加了26个大项302个小项的比赛。除此之外，奥运会举办地也由欧洲地区向拉美、亚洲、大洋洲等地区拓展；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打破了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第二，体育媒介事件是积淀深厚且影响深远的教育事件。奥林匹克运动旨在“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的奥林匹克精神来教育青年”[3]。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4]，坚持奥林匹克精神对青年的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始终秉持的宗旨。2012年伦敦奥运会提出“激励一代人”的口号，希望通过奥林匹克教育，促使奥林匹克精神薪火相传，使体育成为全世界青少年生活的组成部分，激发他们创造自身价值的热情。第三，体育媒介事件迸发出品牌强势，带来经济回报。经过百年的积淀，奥运会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奥运品牌已经成为了全球知名品牌。百年品牌的商业价值不仅蕴含着巨额的投入，也产生出丰厚的回报。自尤伯・罗斯之后，奥运会确定了市场营销的基本框架[5]。自此，一些企业纷纷加盟奥林匹克营销计划，以提高企业的全球知名度。举办国也以举办这一全球性的赛事为契机，将奥运会打造成为推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和城市知名度的经济事件。第四，体育媒介事件成为媒体热捧和关注度高的传播事件。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开创了电视转播奥运会的先河，大大提升了奥运会的知名度。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奥运会与媒体的合作越来越密切，比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参与电视转播的国家和地区达220个[6]，2008年北京奥运会吸引了全球47亿人次收看和收听[7]。奥运会经过现代媒体的全方位解读，成为了全球“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

总之，以奥运会为代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事件，诸如世界杯比赛、国际单项体育联赛等，吸引着世界目光，引领世界范围内诸多媒体的追踪报道。我国借助奥运会为代表的体育媒介事件，成功地塑造和传播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为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2 体育媒介事件的功能

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总体评价和认定[8]，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整体实力的体现[9]。体育媒介事件传播涵盖了国家形象范畴的重要方面，即通过成功举办或者参与大型体育赛事展现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综合实力。现如今我国进入密集参加和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关键期，体育媒介事件使中国获得了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机会，保障体育媒介事件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功能的发挥。

首先，体育媒介事件展现政通人和的政治环境。体育媒介事件带来全球媒介的狂欢，成为展示国家政治形象的绝佳窗口；举国体制凭借极强的决策力、执行力与应变力掌控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保障赛事方案的规划与落实，向世界传递我国政府和13亿人民强烈支持体育事业发展的声音，展示了我国政府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良好形象，向国际社会显示我国政治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其次，体育媒介事件彰显国富民强的经济实力。中国经济的腾飞为参与和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北京奥运会351亿美元的投资，超过过去108年所有奥运会投资的总和[10]，显示了我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为中国带来了丰厚经济收益，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再提高0.3%～0.4%[11]；本土企业借助体育媒介事件的舞台，由中国走向世界，使“中国制造”深深镌刻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民族品牌的认可度和我国经济形象的感知度。再次，体育媒介事件弘扬广博厚重的优秀文化。体育媒介事件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国际文化符号，各个国家主动参与、积极承办国际体育赛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画卷”、“文字”、“戏曲”、“丝路”和“礼乐”等中国特色文化喷薄而出[12]；这场由中国主导的文化传播议程，将文明、包容、守信、活力、和谐、自信、进取的中国国家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13]。另外，体育媒介事件展示科技创新的发展成果。从现场直播、全球转播，到无线、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体育媒介事件成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动力源[14]；从运动场馆的选址、环境的治理，到比赛装备的革新、运动员技术的改进，无不体现与展示科技创新成果的运用；中国“科技奥运”中数字奥运战略、新建筑战略、新材料战略、环保科技战略和生物医药科技战略的成功运用，有力地显示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国际水准。最后，体育媒介事件传播和平共处的交往理念。体育媒介事件是一种独特的外交行为，也是举世瞩目的外交盛会。北京奥运会有世界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1 5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近80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王室代表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15]，促进中国“首脑外交”的开展[16]。北京奥运会的外交风采既成功地展现中国崇尚“和平、友谊、进步”的奥运理念，又丰富了中国用体育连结世界，向世界展示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和平外交内涵。

2 体育媒介事件提升国家形象的现实困境

国家形象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它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媒介事件是一次‘文化表演’，它提供向别的社会庄严地‘表现自我’的机会，具有影响其所在的社会的国际形象”[1]235。体育媒介事件作为媒介事件的一种，在提升本国的国家形象，改善外界对本国的态度，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体育媒介事件提升国家形象功能的发挥存在现实的困难，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需要我们给予客观认识。

2.1 民族主义情绪冲击国家的政治形象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以孤立、保守、排外为特征的偏激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冷战思维加速体育媒介事件的异化，部分国家把体育媒介事件当作国际政治力量抗衡的舞台，主流媒体则单纯将体育比赛与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由于近代中国受屈辱的发展历程和不客观国际形象的存在，使得媒体在体育报道中也表现出一定的民族主义倾向。比如，我国自参加奥运会伊始，大部分媒体把参与和举办奥运会看作民族强大的象征，把夺取金牌看作为国争光的表现。诚然，参与奥运会与一个国家的形象固然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但是，媒体一旦夸大了二者之间的联系，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便在奥运报道中暴露无遗。具有典型特征的报道首先体现为对东西方文化毫无意义的对比，如把伦敦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进行优劣比较，这种无视文化差异而意义不大的比对并不能体现出东方文化的优越性。其次体现为媒体的不均衡报道，将视角过多的聚焦于本国运动员或本国优势的运动项目，这种做法与大国风范、大国气度格格不入。另外，有的媒体竟把赛场当战场，把对手当仇敌，为了追求感官刺激而不惜使用血腥的字眼，如消灭、击毙、屠戮、绝杀、秒杀等暴力词汇，这种报道方式既有违媒体的职业道德，同时也伤及国际友谊。所有这些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的报道，不利于树立我国自信、公平、透明的政治形象，影响我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与塑造。

2.2 过度商业化运作有碍经济形象的提升

体育媒介事件的商业化运作是指借助商业手段如出售电视转播权、出卖赛事标志的使用权、开发各种特许经营权等方式进行系列运作，使体育媒介事件获得强大的经济支撑，以谋求自身的持续发展。另外，对于赞助商来说，借助赛事的传播，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并获取巨额收益，以达到赞助商与体育媒介事件获得双赢的局面。然而，体育媒介事件一旦被过度商业化运作所操控，赛事传播将变得更加复杂。它不仅会引发受众对媒体工具化的偏执看法，还会影响受众对体育的欣赏，导致视觉疲劳；更有甚者，还会损害体育赛事的公益形象，阻碍体育文化功能、教育功能及其他社会功能的发挥。拿奥运会来说，当商业利益作为赞助商首要考虑的因素时，奥运会便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丧失了奥林匹克精神应有的意义。如美国全美广播公司（NBC）多次买断奥运会电视转播权，为赚取巨额的广告费用，不但操控奥运赛事，并且使赛事报道基本按照NBC模式批量化、标准化、流程化地生产；这不仅严重干扰了运动员水平的发挥和比赛的正常进行，还扼杀了奥运会的多元价值。我国在体育媒介事件传播过程中也出现过度商业化运作的尴尬。比如，媒体在赞助商家的操控下，不惜挤占赛事播放时间大量插播商业广告，致使赛事的“体育盛宴”变成了“广告盛宴”，严重影响受众的观赛情致，也降低了赞助商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

2.3 “金牌至上”心理扭曲国家的体育价值观

“金牌至上”心理源于国人希望看到本国运动员力克群雄、夺金摘银的情结。在国人看来，金牌不仅是运动成绩的绝佳证明，同时，也是增强人们民族荣誉感的一种象征，起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17]。因此，媒体对体育媒介事件的报道中，保持着对国家奖牌、得分、名次等各种量化比较的高度关注，并将大量的笔墨和镜头聚焦于本国优势项目或运动员身上。这种极端功利主义、“金牌至上”的报道态度和运作模式，其本质反映出媒体舍弃本身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过分追求“眼球效应”的不良心态，是媒体“金牌至上”心理的真实写照。它不但给运动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比赛成绩的正常发挥；也会误导受众曲解赛事的本质。例如在奥运报道中，部分媒体把金牌作为选择和判断新闻的标准，把比赛结果看得比过程更重要，对运动员赛场失利、伤病退赛等行为进行指责和攻击，缺少宽容和理解。我国媒体在报道体育事件时，同样是以金牌论英雄，对于夺金优势项目或具有夺金实力的运动员进行密集报道，而对于弱势项目或者没有夺金实力的选手报道甚少。比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景彪发挥失常，与金牌失之交臂，站在其老家父母身旁的十几名记者，瞬间撇下两位老人，扬长而去[18]。关注人、尊重人、理解人本是一个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媒体对胜者追捧、对负者贬斥的做法有失公允，这种缺乏人文关怀的行为不仅会伤及运动员，而且也不利于维护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更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

3 体育媒介事件构建国家形象的展望

汤林森[19]认为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同一性，以同一性为原则的全球化，激发了一种寻求特殊性、地域性和差异性的现象。体育传播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各国传播实力和体育发展的不平衡，西方国家无论在传播的“硬件”还是在传播的“软件”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20]。不均衡的发展态势引起了国家的高度关注，各国积极突出本国的地域性和差异性，主动争取各种机会以提升自身的国家形象，以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在全球化视角下，体育已经成为构建和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21]。体育媒介事件依托体育和媒介的舞台，在提升国家形象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为了进一步促进其提升国家形象功能的发挥，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1）还原体育媒介事件的公益性质。

体育媒介事件的目的是借助文化表演的形式，通过运动员精彩的竞技表现，营造节日的氛围，并广泛的邀请大众参与这种文化“仪式”，以实现事件的组织者、媒介和受众三者之间达成群体情感的共鸣，达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体育媒介事件的仪式性、节日性和广泛参与性等特点，决定了体育媒介事件的公益性。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伴随着体育媒介事件的扩张，为赛事筹措运转经费，对其进行商业开发，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是，当体育媒介事件的商业化开发脱离了保障赛事运转的轨道，体育媒介事件的公益形象便被金钱所蒙蔽。因此，为还原体育媒介事件的公益形象，政府需要积极作为，全盘规划体育赛事的商业化运作，该禁止的商业开发必须颁布法规条令予以禁止，可进行商业开发的活动也要层层把关，步步引导，防止过度商业化的局面出现，还原体育媒介事件良好的公益形象，为提升国家形象打好坚实的基础。

2）突出体育媒介事件的文化教育功能。

体育媒介事件是体育事件和媒介事件的融合，它凝聚了体育和媒介两大领域的精髓。对于体育来说，通过运动形式宣扬顽强拼搏、勇于超越的精神是体育的真谛所在；对于媒介来说，报道生活中的真善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是其职责所在。因此，体育媒介事件为传承体育与媒介的精神，需要突出其文化教育功能，为体育和媒介价值的实现保驾护航。对于体育媒介事件来说，过分炒作比赛的胜负、金牌的得失，并将其与国家利益相联系很容易陷入极端功利主义的怪圈。事实上，极端功利主义支配着受众的心理，影响着媒体的播报指向，易于将目光倾注在精英运动员和奖牌榜上，不利于对青少年进行全面、健康的教育。因此，我们需要淡化金牌意识，挖掘教育素材，以引导青少年正确的看待比赛结果，从而突出体育事件对青少年的文化教育功能。总之，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培养良好的世界公民，实现全球公民之间的融洽交流与对话，搭建国家之间良好沟通的桥梁。

3）秉持客观公正的传播态度。

由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带来的隔膜，西方媒体常常带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从体育媒介事件中查找不足与缺憾，甚至不惜采用夸张、煽情、渲染、歪曲的方式播报事件，以此达到损毁我国国家形象的目的。因此，“中国”、“中国崩溃论”、“黄祸论”等，借助体育媒介事件，充斥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扭曲着我国和平崛起的内涵，不利于营造对我国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针对不实，甚至是捏造的虚假报道，如果我国媒体予以还击，下大力气屏蔽、防止、打压有偏见的媒体，不但收效甚微，甚至还会损毁我国包容、大度的国家形象。因此，我国媒体在体育媒介事件传播过程中，不必过于计较西方媒体的扭曲报道，避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显示我国的大国风度。同时，我国政府需要放开信息源，方便外国媒体真实、全面的了解真相，还原事件本来面貌，假象也将不攻自破。

4）强化体育媒介事件传播的人文理念。

所谓人文，指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集中体现为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22]。体育媒介事件传播以人文理念为依据，主要指在传播的过程中大力宣扬体育公平、超越等价值观，体现体育比赛规则意识对社会规则的引领价值，做到重视每一项运动项目，尊重每一位参赛者，关心每一位参与运动的人，爱护每一位喜欢运动但需要帮助的人。强化体育媒介事件传播的人文理念，有利于公民对体育的广泛参与，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构建[23]。因此，虽然金牌是体育媒介事件报道的焦点之一，但绝不是报道内容的全部。体育媒介事件的报道要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放弃极端功利主义的做法，不以胜负成败论英雄，客观对待运动员的赛场行为，不煽动、渲染、夸大客观事件，不做负面信息的“幕后推手”。树立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传播人文关怀，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促进国家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从而借助体育媒介事件，提升国家形象。

4 结论

1）奥运会不仅是体育事件，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事件、文化事件和传播事件。我国通过奥运会这一体育媒介事件，赢得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映射我国政通人和的政治环境、国富民强的经济实力、广博厚重的优秀文化、科技创新的优秀成果、和平共处的交往理念。

2）体育媒介事件在传播国家形象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冲击国家政治形象、体育赛事的过度商业化运作有碍国家经济形象的提升、“金牌至上”心理扭曲国家的体育信仰。

3）发挥体育媒介事件对国家形象构建的作用必须还原体育媒介事件的公益性质，突出体育赛事的文化教育功能，在传播过程中秉持客观公正的传播态度，强化赛事传播的人文理念。

参考文献：

[1] 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 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 董青，洪艳，陈捷. 新媒体时代体育传播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1（7）：146-149.

[3]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奥林匹克[M]. 詹雷，译. 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7.

[4] 熊斗寅. 一定要把奥林匹克教育坚持下去[J]. 体育学刊，2008，15（7）：11-14.

[5] 任海. 论奥林匹克运动的产业化[J]. 体育与科学，2000，21（5）：1-6，9.

[6] 董杰. 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2004（2）：29-31.

[7]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创造八个历史之最[EB/OL]. 财经网. .

[8] 管文虎. 国家形象论[M].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23.

[9] 冯惠玲，胡百精. 北京奥运会与文化中国国家形象构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16-25.

[10] 投资351亿美元 北京奥运超历届奥运投资总额[EB/OL]. http：///a/20071018/000118.htm.

[11] 陶于. 奥运经济问题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3，18（3）：75-79.

[12] 邵培仁，金苗. 美、日、澳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演出电视解说框架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9（5）：46-55.

[13] 费郁红，刘红霞. 北京奥运报道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28（6）：40-43.

[14] 董传升. “科技奥运”的困境与消解[D]. 沈阳：东北大学，2004：16.

[15] 北京奥运也是一次“外交奥运”[EB/OL]. http：///sp/2008-08/13/content_1952557.htm.

[16] 李德芳. 体育外交的作用及其运用――以北京奥运会为例[J]. 现代国际关系，2008（10）：55-60.

[17] 任海. 无限放大“金牌情结”十分有害[J]. 人民论坛，2008（8A）：16-17.

[18] 常江. 2012伦敦奥运会热点事件中的媒体景观[J].新闻界，2012（18）：13-19.

[19] 汤林森. 文化帝国主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0.

[20] 邓星华. 现代体育传播研究[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171.

[21] 宋宗佩，邓星华. 全球化视角下体育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策略[J]. 体育学刊，2014，21（5）：21-24.

[22] 人文[EB/OL]. http：///link？url=Aq8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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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治理交流材料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环境材料 环境工程 教学实践

材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可缺的物质基础。生产材料是消耗资源与能源的大户，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但是材料还是开发能源和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保障。

90年代初，人类认识到在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战略意义和世界各国纷纷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背景下，国际材料界出现一个新的领域――环境材料。它是一个涉及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管理学及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的新领域。

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开设环境材料课程可以使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运用于科研、生产，使各种环保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更合理更趋于环保，对提高环保素质是一种有益尝试。

近年来，有些高校为环境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开设了环境材料课程，但作为一门新课程，知识信息量迅速增加，课程内容不断得到拓展和更新，深化教学研究迫在眉睫。

为了促进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开设环境材料的教学工作，笔者从农业环境工程专业的自身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的分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1.课程的定位和特点

目前，在国内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针对高年级大学生开设了环境材料课程，都取得了较好效果。我校作为一个地方性农业高校，为适应社会发展，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目标，2010年针对环境工程专业拓展课里增设了环境材料选修科。该课程密切联系科研和生产实际，旨在使学生掌握主要环保材料的制备方法的基础上，了解一些新型材料在环境中的应用潜力，了解产业化的环境材料产品商业化的状态、程度和应用情况及经济性，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其继续深造和就业能力，同时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

由于本课程涉及面广，尤其涉及很多材料化学方面的知识，因此在讲授过程中尽可能地使多学科相融合、贯通；同时，课堂教学采用启发式或讨论式的教学方法，理论结合实际，引导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提高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和积极性。

2.教学的实践与探索

2.1整合教学内容，凝练教学特色。

环境材料课程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如能源材料、净化材料、环境替代材料、功能高分子材料、智能材料及降解环境材料等。我校开设的环境材料作为一门专业选修课，设在第5学期，课时为32学时，因而结合农业院校特色，课程教学内容的精练和整合必不可少。通过对几种环境材料教材的对比和筛选，并结合教学实践，选用冯玉杰编著的《环境功能材料》作为参考，主要针对近年来适用于农业地区的特殊条件的环境净化材料、吸附分离材料、新能源材料进行讲授。具体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如下表所示。

表 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

第一章净化材料中主要讲授目前环境领域的科研热点和商业前景的材料电催化材料、光催化材料、湿式氧化材料、微波材料；第二章吸附分离材料中主要讲授环境监测和污染治理领域有关的离子交换分离材料，吸附树脂分离材料，纤维吸附分离材料；第三章新能源材料中主要讲授与农村固废资源化有关的生物质能和21世纪最有潜力能源氢能。讲授中重点放在这些新材料的组成、制备方法、环境中应用原理基础上，分析各种材料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讲授过程中不必面面俱到，在深入钻研教材的基础上确定授课内容，重新整合，用简练、准确、通俗的语言把讲授内容表达出来，使学生一听就懂。

2.2结合科研和商业案例，提高学习兴趣。

因为该课程中涉及内容较多，理论深，如果进行抽象的讲解则对于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来说枯燥，难度大，且与他们关系不大，所以学生兴趣不浓厚。教师对环境材料教学内容，一般由理论易到难，逐步深入，此外要考虑对学生学习兴趣的一定的刺激程度，增强案例的趣味性。在本课程教学中，为了优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每讲一种新型材料时，讲解材料的制备和应用远离前，想办法为学生创设新颖真实的科研和商业案例的情境，由此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再由该情景过渡到课本核心部分――材料的组成、制备及应用原理。比如讲光催化材料时，先采用生动的形象、真实的画面展示“自洁玻璃”在浴室门窗、厨房门窗玻璃、汽车玻璃等应用；结合“非典”事件，展示TiO■光催化剂，投入台湾使用收效显著案例。另外，介绍世界上发达国家知名公司，如英国PilkingtonActiv公司、日本TOTO公司、美国PPG公司、德国GEA公司等，研发光催化材料产品推向市场的现状。讲生物质能时，首先以动画形式介绍农村新能源开发典型案例，如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京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等。根据这些事实，先丰富学生的想象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然后讲解材料的制备和净化原理，达到教学目的。

2.3教学过程中“以人为本”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学的实质是教和学有机结合、教师和学生的良性互动过程，在以往的教学中强调教师的主导性而把学生单纯地视为教育对象，忽视学生主体地位，往往以教师为主导，无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本课教学过程中，讲授重点放在使学生掌握新材料的组成、制备方法、应用原理，理解相应内容的基础上，把材料的实际应用现状和趋势采用讨论和讲座形式，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2.3.1讨论部分：讲授一种材料后将所对应材料的应用现状任务下达给部分学生，一般每种材料分给两组，学生三名一组，针对每种材料学生根据兴趣自愿报名，但保证每人都轮到一次。等学生根据数据库、相关报道、汇总内容，在消化基础上进行PPT汇报。汇报内容经班级交流，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对不足内容给予补充和修正，汇报成绩由学生给定，作为平时成绩。在汇报和讨论中，学生非常积极，气氛特别活跃。这样就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帮助他们跳出被动灌输的困境，成为学习的主人。

2.3.2讲座部分：讲座是大学中的一种重要学习途径。在听讲座过程中，有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较全面地掌握科研动态、商业行情并开阔视野，还可以领略各行各业专家的口才艺术，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提高他们综合素质的一种教学活动形式。本课中每章结束后通过课外时间，针对各种新型材料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方面邀请周边材料领域企业家和专家安排讲座，讲座过程中安排答疑，解决学生的疑问，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4网络环境下强化引入材料发展新信息，打破课堂教学的时空限制。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环境材料不断出现，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被报道，但课程的学时有限，案例教学往往难以让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全面。为了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让学生进一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利用网络环境，组建班级QQ群、微信群等，创造开放、民主、轻松活跃的学习环境。首先，教师可以利用学校的网络数据库资源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提供最新科研成果的链接，也可以有目的地当今国内外环境功能材料研究中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或科教片。其次，给学生一定的认知时间，让学生多角度、深层次地对研究成果进行剖析。最后，网上互动交流，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可以即时互动。通过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辩驳、补充，进一步提高对最新研究成果的认识。

3.结语

环境材料作为新世纪材料科学发展的方向，渗透于各门材料专业课的教学之中，尤其是对环境工程专业学生来说，是在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制备材料，应用材料，保护环境，提高环保素质教育方面作出的有益尝试。经过三年来对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开设环境材料课程的实践，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结合专业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促使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互动，提高教学质量，取得一定的教学效果。在以后的教学中应继续就课程教学体系建设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与实践。

参考文献：

[1]朱光明.材料化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及其与材料科学的关系[J].大学化学，2004，6.

[2]雷文，杨涛.多媒体在高分子教学中的应用[J].广州化工，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