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范文

商业保险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商业医疗保险已经被百姓所接受,它弥补了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不足,但随之而产生的理赔纠纷与医患纠纷也日渐增多。本文将临床工作中易产生上述矛盾的有关问题作一总结,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以达到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减少医患纠纷的目的。

在临床工作中,经常收治一些商业医疗保险投保患者,发现被保人在理赔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有时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进而迁怒于医院。作为临床工作人员,有必要在工作中提醒患者维权,减少医患纠纷。

商业医疗保险指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的人身医疗保险,是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相对而言的,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利补充。各保险公司医疗险种不同,大体可分为:重大疾病、意外伤害、住院医疗、住院安心附加险等。多数附加险种,只能在已购买了主险的基础上购买,保费不返还。一旦被保人发生疾病,则按约定保额赔付。

由于我国现阶段保险公司的后续服务不到位,保险条文过于专业化、晦涩难懂,被保人往往不甚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因为保险公司并不像基本医疗保险中心那样与医院签订合作协议,并对基本医疗保险被保人的就诊、住院等做出详细的规定,致使医务人员对商业保险缺乏相应的了解,不能及时地提醒患者规避一些理赔误区,造成患者理赔困难,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这些情况有时会影响医患关系,严重者甚至引发医疗纠纷。现把工作中经常遇见的一些有关商业保险的问题总结如下,供广大同仁商榷。

1姓名、年龄、出生日期等一般项目准确无误

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保险公司都要求以被保人的身份证或户口簿为准填写一般项目。在理赔时这是最基本项目,为避免错误赔付,保险公司要求被保患者病历的一般项目与保单及身份证一致,如出现一项不符合,都会拒绝赔付。所以在病历书写时要求绝对准确。姓名错误多是由于书写时使用别字,常于入院时发生。如姓名由别人写作,而患者本人由于病痛很少去核对,住院治疗期间如仍未发现,出院后病案归档就无法更改。因此建议在挂号时尽量由患者自己书写姓名,入院后医务人员在得知其商业保险被保人身份后,再次提醒患者核实;年龄错误通常因为虚岁的原故。书写病历时要求详细询问,填写实足年龄;与年龄相比,出生日期更为重要,但很多患者,尤其老年人,有时不能提供准确出生日期,而由医务人员随手填写,造成与身份证不一致。避免上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要求患者在住院期间提供身份证或户口簿。

2提醒患者及时报案

保险公司规定被保人在因病住院后的三天内要及时通知保险公司理赔部门,称为报案。理赔部门在收到报案后核实情况,并告知被保人注意事项。这样在患者出院后才能及时得到赔付。所以医务人员有必要在患者住院时提醒其及时与保险公司联系,以保证将来能够顺利理赔。

3要求患者提供准确病史

商业保险一般规定自投保之日起三个月后生效,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被保人在已获知病情后的临时投保,减少保险公司的损失。有个别投保患者为了获得赔付,在医务人员询问病史时,部分隐瞒病史、作虚假陈述,故意提前或推迟发病时间,这就会误导医生临床思维,导致错误的诊治结果,给医疗工作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医务人员在得知其保险背景后,更要仔细询问病史,并告知患者隐瞒或虚假陈述病史可能会严重影响疾病的诊治,给自己造成不良后果。避免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必要的医患纠纷或保险纠纷。

4注意合理用药

在临床工作中,对商业医疗保险投保患者,一般都按照自费处理。其实在治疗用药方面,保险公司也是有规定的。通常规定在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内赔付。患者在出院后办理理赔时,都被要求复印医嘱单,保险公司一旦发现有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自费类药品,一概不予赔付。

5进口材料使用告知转

外科病人在治疗中可能使用一些进口材料,很多保险公司规定,有国产材料的情况下,如患者选用进口材料,保险公司不予赔付。因此患者住院期间如需用进口材料,医生应提醒患者就此征询保险公司意见,减少理赔纠纷。

6住院时间合理

如果被保人投保了住院安心附加险,保险公司会在其住院期间按住院天数每天给予金额不等的补助。因此患者在住院时会要求延长住院时间,医院往往也乐意这样做。但是对于明显违反医疗常规的住院,保险公司往往也不予赔付。因此,医生一定要根据患者治疗的实际情况,严格按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常规控制患者的住院时间,而不能一味迁就病人。

7及时提供病历

现在保险公司已更改以往抽查住院病历的做法,而要求每位被保人在理赔时首先提供自己住院病历的复印件及出院录。因此患者在出院时医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其书写出院录,还应按照病历书写规范及病案管理规定的要求,及时完成住院病历的书写,尽早送至病案室,供患者复印。

商业保险范文第2篇

[关键词]晚清；商业保险

近代意义上的商业保险活动，产生于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的意大利航海业中，随后被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荷兰、英国、法国所接受，保险范围也由单一的保水险扩展到各式各样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国的商业保险是随着列强对中国的通商贸易而来的。嘉庆十年(1805年)，英印商人在广州设立了谏当保安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这是外商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保险机构。鸦片战争前夕，外商在广州经营保险的业务的机构达15家，但绝大多数是由以贸易为主的洋行兼营的。上海开埠之后，商业保险活动逐渐发展起来。

道光三十年(1850年)8月，在《北华捷报》创刊号上，刊登了公易洋行等三家洋行八家外商保险公司的消息，这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在上海开展保险业务的记载。广州的谏当保安行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分为谏当保险公司和于仁面保安行，它们分别于咸丰七年(1957年)和同治七年(1868年)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经营的范围除了水险外，又增加了火险和意外险。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起，琼记洋行开始大规模开展保险业务，该行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上海新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洋船保险》的广告，并在该报上反复登载。同年11月，《上海新报》又刊登了公平洋行题为《房屋保险》的常年广告，表示：此前外国人在上海的房屋都有保险，而“华人房子未闻有保险者，今本行可专保华人各样房子，以及栈房等”。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底，该广告干脆接改题为《中国房屋保险》，以招揽中国顾客。

从这些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设立的保险机构的情况来看，外商的保险机构已经发展到保险和专门保险并存阶段；保险范围也由保水险发展到保火险；保险对象经历了从专给外国人保险到逐渐转向给华人保险的演变过程。

在保险业务拓展的过程中，为了能使中国人接受，首先，外商保险机构大力吸收华商入股。同治元年(1862年)旗昌洋行在上海开设的扬子保险公司，拥有资本四十万两，旗昌洋行是这家保险公司的理事和，它的主要业务是为旗昌轮船公司所承运的货物保险。保家行在1865年的招股章程中说：“华人如搭股合作者。不论股份多寡”，都可以写信商量。其次，它们利用买办招揽业务。由于买办的效劳，在华外商公司的保费收入大幅度增加，使“任何一位保险商垂涎三尺”。另外，外商利用报纸这种新式媒体，在上面大量刊登广告，以招揽顾客，例如在当时的《上海新报》和《申报》上，保险机构的广告都占了相当多的位置。据黄兴涛教授统计，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上海新报》上刊登告的保险公司就有扬子洋保险公司，瑞士国保海险公司，葛罗巴保险海险、火险公司，中国保火险公司，公平洋行保险公司，琼记洋行的维多利亚保火险公司等。同治十年(1871年)5月该报公布《上海股份行情纸》，共列出二十家金融和企业单位，其中各种保险公司就占了八家，这一切都说明了外商保险公司在上海活跃的情况。

外国人在中国大力拓展保险业务的同时，中国一些思想家也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的保险活动，魏源在《海国图志》第51卷《大西洋英吉利国二》中介绍了该国货物运输保险办法。“(西人)虞货之存存失不定，则又约人担保之。设使其平安抵岸，每银百两给价三四两，既始担保一船二万银，预出银八百元，不幸沉沦，则保人给偿主银二万两(元)”。在该书的第83卷《夷情备采・贸易通志》中，魏源将“保险”译为“担保”，“人寿保险”译为“命担保”，然后对“担保会”的集资规模、赢亏分摊、保险种类等，分别做了介绍。咸丰九年(1859年)，洪仁在《资政新篇》中讲到“外国有兴保人、屋之例，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都可以保险。投保方式，“先与保人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失物则己不致尽亏，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对于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上海人来讲，这对他们接受保险无疑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外商在中国举办保险事业，获取了高额利润，对华人起到了刺激作用，再加上保险活动在上海的流行，人们对这一活动的熟悉，华人也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同治四年(1865年)，上海德盛号开设义和公司保险行，成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保险公司。该公司在这年的《上海新报》上刊登了一则具有历史意义的广告，标题为《新开保险行》，全文如下：

谨启者：自海通以来，设有保险之行，以远涉重洋固能保全血本，凡我华商无不乐从而恒就其规也，由来已久。无如言语不同，字样迥别，殊多未便。爱我华商等开义和公司保险行，保家纸系写一面英字一面唐字，规例俱有载明，并无含糊。倘如贵宾客有货配搭轮船或是甲板往各口者，请至本行取保，决不至误，特此布闻。

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上海德盛号内新开保险行

在这则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参加保险已被中国商人所广泛接受，他们认识到在风险极大的远洋运输过程中，依靠保险可以消除这种风险；义和保险行在管理上仍依照西方模式，它的务范围仅限于对运输中的货物提供担保，它没能力或不愿对船舶进行保险。

义和保险公司开设以后的情况，目前尚无法搜集到更多的材料，但它没有持续发展壮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义和保险行的失败，证明了仅仅依靠中国商人自身的力量，尚无法在商业保险这一新兴行业，向处于垄断地位的外国人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有官方背景的保险招商局便应运而生。

轮船招商局开办之后，由于轮船航运风险大，迫切需要保险，外国保险公司乘机索取高额保险费。招商局轮船首航投保时，外商保险公司始则借口中国轮船挂龙旗和双鱼旗，拒绝承保，后经再三接洽，英怡和洋行和保安行才免强同意，各保一万五千两，并且年保险费高达10％。在此情况下，李鸿章认为要办好公司，“须自设行栈，自筹保险”。就准许由轮船招商局总局筹组“保险招商局”，由唐廷枢、徐润组织发起集股。光绪元年十月初七日(1875年11月4日)，《申报》刊登保险招商局告白，宣布设立保险招商局，“依照各保险行章程从事，不特商局轮船货物可以酌量保险，即洋商船投局请保者，均可照章承保”。并公布了上海总局和其它通口岸分局的负责人姓名。保险招商局的创立是中国民族保险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保险招商局成立后，将股本存于轮船招商局，由其统筹使用，每年按一分五厘付息，保险和运输保险业务委托轮船招商局。

保险招商局的创办受到了华商的热烈欢迎。招股告白刊登后，很快投股逾额，当年投股额达到20万两。承保的限额也随之相应增加，业务发展顺利。但是，由于资本的限制，保限招商局的承保能力非常有限，当时每条船的价值一般为10余万两，而保险招商局最多只能承保2万两，溢额须向外商保险公司转

保。为了夺回市场，徐润等人招股集资，另行成立仁和水险公司，于光绪二年(1876年)7月3日在《申报》刊登“仁和保险公司公启”，公开向社会各界招股集资金20万两，分2000股，每股100两。同年8月，仁和保险公司正式开张，因其保水上运输险，所以定名为仁和水险公司。

仁和水险公司只保船舶险和运输险，码头、货物和栈房这些保险业务每年必须向外商投保，数额大，保险费支付很多，利权外溢。因而徐润等又招股20万两，另行创设“济和船栈保险局”，于光绪四年(1878年)4月成立，保仁和的溢额和轮船招商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的火灾保险业务。光绪十二年(1886年)2月，为了增加竞争实力，经过协商，两公司合并为“仁济和水火险公司”，资本为100万两。仁济和水火险公司资金雄厚，大大加强了在保险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保险招商局创办以后，中国民族保险业继续发展。在上海，光绪六年(1880年)设立了常安保险公司，八年(1882年)设立了上海火烛保险公司。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上海掀起了一个华商兴办保险公司的高潮，实行财产保险的公司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华兴水险公司、华通保险公司、中国合众水火保险公司、同益火险公司、万丰保险公司，三十三年(1907年)的四海通银行保险公司，三十四年(1908年)的中国信益保险公司、恒安保险公司、普华保险公司、小吕宋同益人保险公司、恒盛保险公司、汇通保险公司，宣统元年(1909年)的同安保险公司；实行人寿保险的公司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华洋永庆人寿保险公司，三十三年(1907年)的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宣统元年(1909年)的上海允康人寿保险公司，上海永宁人寿保险公司、上海延年人寿保险公司，一共达十七家之多。华商保险公司从同治三年(1865年)创始到中华民国成立，如果包括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注册而在上海开展业务的，一共约37家，而全国其它城市这一时期一共才设立了8家保险公司，上海在全国保险业中的领先地位。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上海成立了华商水险公会，表明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已初具规模。

在中国民族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洋商也大力在上海拓展业务，他们利用在资金、管理方面的优势和买办的帮助，在保险业务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并且他们较华商更早成立了同业公会。在《北华捷报》刊印的宣统二年(1900年)行名录中，有上海火险公会(洋)的记载，按此推算外商同业公会大约在宣统元年(1899年)之前即在上海成立。按照《中国保险》上的估算，在20世纪初的中国的整个保险业务中，外商资本约占80％，华商准备只占约占20％，上海保险业的情况当与此无异。

商业保险范文第3篇

自2004年以来，社保经办机构与商业保险机构通过近10年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暴露了一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的深入。

1.“保本微利”目标难实现。商业保险主要承保的是大额医疗保险和补充保险，由于大额保险的特殊性，没有经验数据，无法准确定价，常常采取低价入市，再根据实际赔付情况进行调整的策略，这样就使商业保险公司面临先期较大的赔付压力，常常是赔本赚吆喝。虽然通过与政府的合作促进了其他保险业务的发展，但那毕竟是间接的，以赢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不可能长期在该业务上承受巨大的亏损压力。而未来是否一定赢利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政策的依赖、无法独立经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部分保险公司不愿涉足这块业务，认为政府是在“扔包袱”，也说明一些保险公司对与政府合作过程中的微利性是持悲观态度的。“保本微利”的目标难以实现，一方面使想参与社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使正在与政府合作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创新方面的积极性大受挫，降低了保险的服务质量。

2.商业医疗保险市场混乱。在200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新疆分公司，在乌鲁木齐试办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在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近10年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其他竞争者都在设法争夺这一新兴市场份额，竞争者研发同类型的团体险，通过压价竞争等方式，给两家以“保本微利”为目标、受政府监管的保险公司带来一定的冲击。由于保险市场监督尚未完善，其他竞争者在销售团体险时，为了以价取胜，在保险条款上往往偷换概念，或者打球。如在医疗机构报销方面，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是与社会保险相对接的，只要社会保险可报销的医疗机构，商业保险公司同样可报销。但是对于销售团体险的竞争者来说，往往会指定特定的可报销医疗机构，其余机构则无法报销。此外，其他竞争者在销售保险时往往选取一些资质好的公司，而将资质不好的公司拒之门外，而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为了履行其社会责任，不论资质好坏，都必须承保，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金风险。随着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不断创新，更多的类似保险产品层出不穷，导致商业医疗保险鱼龙混杂，投保机构往往在价格导向的驱使下，错误选择一些保障程度低的保险产品。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混乱给想与政府合作且愿意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保险公司的运营带来一定的困难，也给投保机构带来了一定的伤害。

3.商业保险公司自主性不强。首先，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大额医疗保险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不能完全独立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政策。如中华联合和中国人保在承保的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城镇居民大额医疗补充保险中的费率、保险费及保险责任等都是由政府制定，两家保险公司的自主灵活度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资金缺口不断增大，往往导致一些医保定点医院因长时间得不到保险公司的赔付而停止垫付费用，参保的重症病人为此叫苦不迭。其次，由于大额医疗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的补充，发生在基本医疗保险阶段的（如转外就医）审批条件和权力均由医保中心制定和控制，保险公司无法主动掌控，这大大削弱了保险公司的自主性，增加了保险公司经营大额保险的风险。最后，为了加强对医院的监督，防止医院逆向选择的发生，按照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的合作协议，商业保险公司派医保代表在医院进行实时监督，医保监督员的入驻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医院的利益，这样常常会引起医院的抵触，并且医保监督员在监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交由政府部门，由政府部门判定审核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这一过程中，保险公司陷入只能发现问题，却不能自主解决问题的怪圈，在对医院的后续控制方面缺少一定的自，增加了基金运营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商业保险公司运营大额保险的难度。

4.居民保险意识偏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保险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保险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和深化，但是相比全国而言，乌市的保险业呈现出城乡之间极不均衡的局面，居民的保险意识还处于偏低的状态。如在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城镇居民自愿参保的大额医疗补充保险过程中，由于居民的保险意识比较低，参保人员只有30万人左右，很多居民只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险，而没有享受到大额医疗补充保险。另外，商业保险在审核过程中，当出现商业保险公司对一些自费用药等情况不承保时，由于居民对保险条款等不理解，会出现居民对保险公司恶意相向，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声誉，给保险公司持续运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促进两险融合的保障措施

从国内外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改革进程中可以看出，健全、高效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应由个人、政府和商业医疗保险机构三者共同承担。特别是2014年8月“新国十条”的颁布，提出了要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鼓励政府通过多种方式购买保险。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为促进乌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更深层次的合作，结合“新国十条”相关内容，从政府、商业保险公司两个方面提出了几点促进两险融合的意见。

1.政府方面。政府在促进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融合发展时，应明确划分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的职能。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参与各方的优势，共同促进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政府为综合平衡好个人、社会、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各方的利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好宏观全局。首先，政府应结合“新国十条”和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积极构建社会保障的法规体系。通过法规体系确定合作的商业保险公司的社会地位，保护好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其次，政府可以通过统一采购等方式规范定点医院的药品性能、质量和指标，对不同的病种规定一定范围的用药费用，从而减少患者的医药费用，降低保险公司和政府的赔付压力。再次，为了提高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积极性，提供更好的服务，政府应该给予合作的商业保险公司一定的优惠政策，如降低基本医疗保险费率、制定优惠税收政策和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等，从而扩充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与渠道。最后，为了能够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利益，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政府应积极推进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的现代化改革。在加强监管过程中，坚持维护公平与促进效率、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相统一，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完善风险应急预案，优化风险处置流程和制度，提高风险处置能力，从而保障保险基金的安全。

2.保险公司方面。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和社保与商保融合的大趋势下，商业保险公司应积极发挥自身的优势，努力拓展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保险的渠道，有效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为了促进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深度，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医疗保险经营的专业化程度。首先，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合资、吸引外资等方式来引进保险外资企业在医疗保险方面的专业技术和经验，实现最直接的专业对接，从而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其次，商业保险公司应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网络等新技术，加强对医疗保险数据的积累和研究，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医疗保险，减少商业保险公司的运营风险，在确保“保本微利”目标的同时，可以根据积累的数据开展其他相似的的业务，扩充商业保险公司更广的发展渠道。最后，商业保险公司应加强人才建设、专业经营的能力。商业医疗保险业务需要精算、核保核赔、健康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共同来完成，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与医学类、财经类等高校联合办学，从外部有步骤地培养和引进一批综合性专业人才。此外，商业保险公司也可以在行业内部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计划，在实践中从公司内部培养专业人才。

商业保险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分析

1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比较

社会保险是一种由政府举办，强制劳动者将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税（费）形成社会保险基金，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商业保险是由专门的保险企业经营，通过订立保险合同运营，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形式。商业保险包含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两大类，分别由寿险公司和产险公司分业经营。讨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是讨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中的人身保险。人身保险是指以人的生命或身体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或生存至规定时点时由保险人给付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保险金的保险。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比较（见表1）。由表1的比较可以看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区别，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有效衔接，提供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前提条件。

2社会保险服务现状与趋势

2．1发展现状和趋势

我国已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体系。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基本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险。到2015年，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3．57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4．5亿，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2亿，社会保障卡发卡数量达8亿张。以广东省社会保险现状为例，到2015年，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8％，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达到80％和75％左右。因此，国家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社会保险服务系统，并推动社会保险可持续发展，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2．2社会保险服务能力

（1）社保经办系统人均负荷比接近极限，社会保险服务质量受到制约。截至2012年，我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8411个，员工172177人，参保人数166876，人均负荷比为9692：1。目前社保系统工作人员人均负荷比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唐霁松预测，如果社保经办系统人均负荷比由目前的9692：1降到2009年的6359：1，未来10年全国范围的经办机构队伍要超过55万人。

（2）面对巨额社会保险基金的运用管理，急需解决资金保值增值问题。落后的体制和垄断经营，导致资金运用回报率不高，财富缩水巨大，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本上为“现收现付”，个人账户仅仅是记在账面上。

（3）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社会保险管理服务问题，日显突出。老龄化社会需要建立更多的社会福利机构，老年医疗费用负担越老越重，医疗费支付频率越来越大。超低出生率在“现收现付制”制度下，必然加大年轻人的养老负担。保障和改善民生，迫切要求社会保障部门，增强管理服务能力，加快转变社会管理服务方式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

3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有效衔接

3．1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有效衔接的可能性分析

从理论层面看，社会保险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虽然社会保险人人都可享有，而且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但是，在现收现付制度设计下，例如某人提前退休或延长了预期寿命，那么他享受养老保险的增加，就减少了下一代人的享有额，或者增加下一代人的缴费额。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保险的消费存在排他性和竞争性，社会保险和商业人寿保险没有区别。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了多种社会保障制度。例如，英国实行政府包揽型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人人享有医疗保险；德国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保障制度，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协同作用，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保障全面、保障水平高；美国实行政府辅助型医疗保险制度，以市场机制为主导，政府介入查漏补缺。从业务处理流程的操作层面看，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经营有许多相似之处。服务技术、技能的合理利用，将节约人力成本，是双赢的选择。从客户服务的角度看，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客户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服务网络机构众多，截至2014年11月，全国共有商业财产保险公司65家、寿险公司70家，各家保险公司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巨大的保险服务网络。据保监会《中国保险中介市场报告（2011）》，2011年保险营销员为335万。保险营销人员遍布大街小巷，为客户提供随时的服务。

3．2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有效衔接的意义

（1）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有效衔接，可以提高运营效率，增进社会福利。将垄断性管理转变为竞争性管理，发挥市场效率，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实现共赢的局面。政府节约了服务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商业保险公司发挥自身优势，提高自有资源利用率、拓展了业务资源，增强了盈利能力；消费者在保险服务市场竞争的态势下，获得优质的服务。

（2）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有效衔接，有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实现。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低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人口老化的加速，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财政不堪负重，其根本原因是“公有地悲剧”。社会保障并不是纯公共物品，它只是一种私有性公共物品，在理性消费驱动之下，公共供应的私有性物品最容易产生过度消费。放眼未来，改革社会保险保障模式，加快转变社会保险管理服务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新形势发展需要。

（3）有利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强政府执行力。社会保险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一个窗口，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子系统，其服务好坏，体现了政府的管理水平和信誉，是社会保险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稳定器”和“安全网”的直接体现。

3．3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有效衔接的对策

（1）改革社会保险单一主体经营模式，多渠道筹集医疗、养老保险基金。商业保险公司通过创新保险产品，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额度的视同购买社保的税费减免，鼓励企业、个人积极参与。例如，智利、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等的养老保险计划，几乎完全由私营机构管理，政府起监督和最后担保的作用；阿根廷和乌拉圭建立混合制度的养老保险计划。商业保险公司要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必然要提高服务质量，提高资金运用的投资回报率，因而可以提高投保人的福利水平。

（2）委托商业保险公司代为办理社会保险服务政府通过委托办理社会保险的方式，包括委托办理投保手续，委托办理医疗、养老金给付，合作开办养老和福利机构等等。例如，美国社会保障委员会，在开展社会保障工作的早期，就委托美国邮政局发放申请表，号码由邮局确定，每一个纳税人有一个社会保障号码。总之，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有效对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必要的、可行的；推动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有效对接，需要各级政府和经办人员在思想上明确其必要性和意义；改革社会保险保障模式、转变社会保险管理服务方式，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曹信邦．社会保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王则柯．社会保障在美国［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4陆祺．商业保险公司受托经办社会医疗保险的机制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3

5丁少辉．许志涛，薄览．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合作的模式选择与机制设计［J］．保险研究，2013（12）

6杨柳明．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模式问题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4（14）

商业保险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简要分析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融合的大背景，结合国际商保社保融合的成功案例，通过对宜春市城镇居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分析，总结出宜春市大病医疗保险的优缺点及可行性，提出我国在大力发展商保社保融合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发展是指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

社会保险是在传统商业保险的基础上，在近代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在欧洲出台的。随着劳动者阶层的壮大，社会保险的规模、范围日益壮大，在各国都成为重要的保险保障组成部分，与商业保险形成竞争的局面。但是，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存在共性、竞争性同时还存在很多互补性。社会保险是政府举办的，由社会集中建立基金。社会保险为劳动者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这种保障具有低水平、广覆盖的性质，并且有一定的保障范围。商业保险可以提供客户多层次、特殊的保险需求，而且商业保险具有较成体系的保险原理和技术。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实现融合，便可吸取对方的长处，满足公民多方面的需求，充分发挥保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公民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使保险保障不仅具有高覆盖、平民性的特色，还可提供全面的系统的保障，并运行机制、精算技术、投资渠道拓展社会保障空间。国际上，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已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且日益发展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形式。

在我国医疗保险社保商保融合尚未深入发展的时候，宜春市率先提出了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业务，并据此推出了公开招标业务 。

一、宜春市城镇居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保险业务

我市城镇居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委托商业保障公司承担的采购招标工作，基本情况如下：

投标报价为：

1.参保保费：城镇居民医保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成人居民每人每年缴纳 20 元；大中小(含幼儿园)学生及未成年居民每人每年缴纳 15 元。

2.理赔限额：超过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年度累计支付限额以上符合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统筹支付范围的费用，年度累计最高赔付限额 6 万。

3.理赔比例：超过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年度累计支付限额以上符合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统筹支付范围费用赔付比例 75 % 。

参保基本情况：截止2009年12月底，已参保人数为48.33万人，其中成年人25.24万人；未成年人23.09万人，总保费约850万元，目标参保人数约76万人。

参保范围：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为已参加宜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居民和大中小(含幼儿园)学生。参保居民和大中小(含幼儿园)学生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必须参加大病医疗补充保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赔付范围按江西省劳动保障部门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和《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支付标准》三大目录执行。

二、宜春市大病医疗保险的优越性

首先，商业保险公司能够通过优质低价的医疗服务和方便快捷的补偿支付方式参与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既有利于解决广大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维护公共医疗的公平性，又有利于将商业保险的风险管控技术运用到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加强了效率性。保险公司与医疗服务机构通过签订盈亏分担协议，双方按照约定的赔付比例分享经营结果，有利于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费用控制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同时保证其可持续健康发展。保险公司也可以专业化优势，为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科学化管理提供技术平台。

同时，政府方面，有利于转变职能，降低成本。政府通过把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业务管理职能委托专业保险公司落实，由保险公司承担具体的经办工作，可以实现监督管理与具体降班相分离，政府得以从繁琐的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中解脱，集中精力专攻政策的制定与监督管理工作，充分发挥政府的行政公信力，做好基金征缴管理工作。

此外，对整个市场而言，有助于的抗风险能力。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风险经济，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经济风险，可以通过在社会保障则中社会化的方式噩耗政府行为来给予解决。然而政府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不能把所有风险都纳入到自己的职能范围中，在此情况下，商保的存在就可以解决政府职能所不能覆盖的层面，把社保意外的风险，给予保障，这样有助于增强市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三、宜春市大病医疗保险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我国尚未出台有关的专门法律法规，商业保险公司、参保居民、政府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不利于其相互之间义务关系的合理确定，同时也使得商业保险公司在参与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降低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性。

其次，保险公司参与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仍缺乏经验和动力。保险公司涉及社会保障的业务较少，如何管理日益庞大的保费收入无疑是个严峻的问题，加上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具有的公益性和低保费收入，保险公司缺乏足够的动力。

显然，社会保障对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采取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进行融合，以减轻对国家财政的压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仍然欠缺广度和深度，在运行机制和效率方面还相当不到位。于此同时，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所以怎样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到，如今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渐走出旧模式，开始进行新的探索。

越来越多的地区尝试着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进行融合，并且很多合作案例都进行地比较成功，“湛江模式”就是由此产生的一个典型。但是，在这种探索发展的过程当中，必定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之处。

四、政府仍然要在社会保险的管理当中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管理者，政府在社会保险中的重要职责是天然具有的。尽管政府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社会保险的运作，并不代表政府可以做一个“甩手掌柜”。如果地方政府将自己的管理权力和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全数转交给了商业保险公司，这对于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融合发展是相当不利的。作为商业保险公司，其主要经营目的就是盈利，而社会保险是以促进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福利为目的，因此，如果完全将管理权交给商业保险公司，极可能使社会保险功能弱化，社会保险被商业化趋同于商业保险。

明确管理权力和责任。在合同制定时，双方的管理权力和责任没有明确，可能在以后的合作中，双方管理权限交叉，最后导致使管理缺乏效率。同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导致双方相互推卸责任。

构建共有的信息平台，合理简化办理手续。在委托经营模式下，社会保险由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进行管理。因此，双方信息应当是一致透明的，这是提高社会保险运作效率的基本。原本将社会保险委托商保公司运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提高管理和运作效率，但如果双方沟通信息不充分，反而会降低效率。

从被保险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政府和保险公司不能有效地沟通协调，那么一旦遇到需要报销医药费，被保险人可能面临医院、社保部门、保险公司三头跑的境况，大大加大了被保险人的负担，这也是有些人反对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在共同管理下，双方应当构建一个共有的信息平台，保证社保部门和商保公司都具有充分足够的信息，并且合理简化社保办理手续，降低被保险人、政府以及保险公司各方的负担。

参考文献：

[1]宜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实施方案.

[2]蒋正忠,姚晓维.论保险的本质与保险业在金融行业中的角色定位[j].保险研究,2009(3).

商业保险范文第6篇

需求分析：

一个典型的三口之家，男主人35岁，女主人31岁，爱女3岁。丈夫、妻子都有自己的事业，从挣钱能力来讲，都应获得相当的保障。3岁的女儿是如此的可爱，在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时代，孩子的保险也必将被全家人关注。但这样的家庭，伴随孩子成长和定期返还的车贷、房贷，金钱的支出压力非常大。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急需的保障，并能兼顾意外、健康、寿险三大方面的保障和家庭的长远利益，是保险购买的核心问题。

保险计划分析：

1、保险以保障为主，因此在方案中处于第一顺序购买的几个保险均为纯保障型保险，保费便宜，保障高。

男主人、女主人的保障额度均为35万元左右，具体为：

综合意外险保障利益：

（1）意外医疗报销 ――如果因意外伤害发生门诊或住院医疗费用可以80%报销，一年内意外伤害最高可报销2000－5000元；

（2）意外伤害保障 ――意外身故，赔付10－20万元；意外伤害致残，赔付1－20万元。

健康险保障利益：

重大疾病保障 ――合同生效一年后赔付至少5万元（每增加10年保额增加1万元）

定期寿险保障：

20年内，无论因疾病或意外导致身故高残，一次性给付20万元。

女儿的大病保障为10万元，其他综合保障为10万元。

如此高的保障水平，家庭年支出6000元左右即可达成。

2、各个家庭的收入是有差异的，对风险的偏好和感受也是不同的，但笔者建议，第一顺序的5个保险一定要购买，但可以结合社会保险、社会互助保险、家庭储蓄的实际情况，调整相应险种的额度。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每个家庭的保障水平都应达到或超过笔者建议的保障额度。

3、对于第二三顺序的保险短期内无需购买，随着第一顺序的保障建立，可有选择性的购买终身分红保险和养老年金保险，终身分红保险的保障功能和避税功能，其他金融产品很难替代，经济条件允许可优先购买。养老保险和投资性保险有大量可替代性的金融产品，购买时要综合比较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投资、收藏等各种产品的优劣。

商业保险范文第7篇

依照此意见，大病医保不再由政府医保经办部门经办，而由各地政府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大病保险资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保险。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已经报销的基础上超出的部分，只要是合规的支出，再报销至少50%。

目前，以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的“湛江模式”、“洛阳模式”、“太仓模式”等已形成星星之火，有望在利好政策的推动下形成燎原之势。

大病医保将由商保经办

国家医疗保险的结构大体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职工的医疗保险；一部分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

职工的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单位和个人都要交费。由于实行的是与工资基数相联系的比例交费方式，当工资增长时个人交费也在增加。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包括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行的个人交费，筹资来源包括两部分，政府补贴和个人交费相结合，与职工医保不同，它采取定额交费的方式。

在制订大病医保政策过程中，国务院医改办等部门在全国选取了1亿人群的样本，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医疗费用差异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分析、统计，测算出大病发生的概率在2‰～4‰，按照城镇居民和新农合参保人数测算，全国需要大病医保的人数为200万～400万人。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大病医保，保险公司可以借助比较好的控制手段和服务网络，对异地的医疗行为进行监控，实现全国联网核赔支付医疗费用。

由于试点的地方政府负责大病保险“减亏”，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可实现保本微利。由于大病保险不是纯商业保险产品，而是政府引导推行的准公共产品，保障责任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双方共同承担，因此风险十分有限。

在大病保险合同中将会有保本微利的约定，如果项目盈利，要返还给政府作为下一年大病保险的风险储备金，但相应地，如果发生亏损，政府将参与解决减亏。分两种情况，由于正常经营导致项目亏损，政府参与解决，将具体视合同而定；由于政策、突发事件问题导致项目亏损，政府会进行弥补。

两种模式

根据该指导意见，要求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具备经营健康保险专项业务5年以上，具备完善的服务网络和较强的医疗保险专业能力，配备医学等专业背景的专职服务人员，能够实现大病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等多个硬性条件。

商保机构参与基本社会医疗保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为基本社会医疗保险提供管理服务，包括筹资、基金管理（涉及补偿方案设计）和对受益人的补偿等，这种服务不仅仅是理赔，还有大量的对医疗服务机构的日常监管事务。另一种形式是提供补充商业医疗保险。指导意见中提出的用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基金购买大病医疗保险的方式，就是第二种形式的一种具体表现。

目前大病保险也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委托经办型，以洛阳模式为例，保险公司经办基本医疗保险，从中收取管理费，但不参与保障责任；另一种为风险保障型，以太仓模式为例，保险公司参与大病保险的保障责任以及经办。目前采取的大方向基本脱胎于太仓模式，将来基本医疗保险领域也逐步交由保险公司经办，很可能是大势所趋。医保由商业保险经办的潜在好处是，在经办补充保险的同时顺势把基本医疗保险的经办接过来，其实成本增加不了多少，但是效益增加了。政府以后只是负责医保的监管，最终实现管办分开。

按照政府的定价，商保参与大病保险项目的收益率控制在3%～5%的水平。以太仓模式为例，完整保险年度后，太仓大病保险项目实现保费收入2037.2万元，扣除赔款支出与各项成本支出后，项目结余率约为5%，实现了“保本微利”的目标。

如何做商保配置

在新医保条件下，对强化商保配置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购买固定金额的大病保险，非社保类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承保 如果在现行的医疗保险基础上增加大病保险，采用的是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基础后，合规的支出再报销50%的新规，大病保险有些药及医疗设备的使用可能并不符合“合规”的范畴。用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基金购买大病保险，全体社会医保参保人购买，商业保险公司核定的保费应远远低于普通的商业重大疾病保险。因此，每年花几十元购买20万元的重疾险，如发生重大疾病直接由保险公司核赔，用于自费用药及超出的诊疗费、护理费等支出。

社保身故抚恤金可参保商业保险 社保体系的身故抚恤金额度低，对家庭的抚养和赡养责任欠缺，可统筹参加商业人寿保险，如统一投保10万元寿险，发生不测时由保险公司核赔。

参加综合医疗保险的可参保门诊费用商业保险 以深圳市为例，综合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有个人账户可用于门诊支出，个人账户目前只能用于支付社保用药，建议企业交纳纳入个人账户的部分用于非社保用药门诊费用的支出，个人交纳部分用于社保用药的门诊费用的支出。商业保险投保一份门诊费用，个人账户不足时，参照社保医疗规定，医疗保险年度内自付费用超过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以内的，在自付费用阶段，商业医疗保险参照社保比例报销30%～50%，其余由个人自行支付；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工资5%后，商业保险的年度门诊费用超出部分的核赔比例按30%～50%的比例进行核赔，但只核赔非社保用药部分，社保用药按社保医疗保险的规定执行。

以上3项社会医疗保险结合商业保险的进一步完善，通过商业保险公司进行统一结算和核赔，形成个人医疗账户——社保统筹医疗——商业保险的综合结算方式，方便了社保参保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年轻时无病无灾，老年时往往需要大笔疾病费用的支出，商业保险承保时，必须保障老年疾病发生时的门诊和重大疾病住院等费用与社保医疗规定同样地进行核赔。

商业保险范文第8篇

关键词：社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商业保险；社会保障体系

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早在建国初期就已建立起来，但又使这一制度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自80年代中期，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全面推进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其中社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对劳动者因为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而减少劳动收入时给与的经济补偿，使劳动者能够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一项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部分。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互济性和非盈利性。它的强制性体现在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强制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因自己的意愿而违背；互济性体现在社会保险的基金是由社会、单位和个人三方筹集，按照社会共担风险原则，互助互济的办法，统一使用、支付，使参加社会保险的劳动者生活得到保障；社会保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保险，它是国家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不是以经济效益的高低来衡量其好坏，而是以其所提供的社会效益的多寡为标准的。

企业补充保险是指由企业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在国家规定的实施政策和实施条件下为本企业职工建立的一种辅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主要包括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补充要老保险。对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美国早在1978年《国内税收法》的第401条k项规定就涉及到此项业务。即企业为员工设立专门的退休金账户，员工每月从其工资中拿出不超过25%的资金存入养老金账户，而企业一般也按一定的比例资金存入此账户。与此同时，企业向员工提供多种不同的组合投资计划，员工可任选一种进行投资，其收益归401k账户，风险也由员工自己承担。员工退休时，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分期领取和转为存款等方式使用，国家对员工个人退休账户的养老金存款给予特定的税收优惠。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该决定首次提出了“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施补充养老保险”。此后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也有明确规定。在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第20号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及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第23号令)。这两个文件较为详细的规范了企业年金的筹资、运行、管理、发放等各方面的行为，成为了建立企业年金的主要规则。

对于商业保险，它是指通过订立保险合同运营，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形式，由专门的保险企业经营。商业保险具有自愿性、有偿性和盈利性。商业保险关系是由当事人自愿缔结的合同关系；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保险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达到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和其他企业一样，它的运营都是以求得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原则，所不同的是其成本的最大部分是用来支付投保人在合同约定范围内的经济赔偿。

在了解了社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这三类保险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它们的区别：

一、社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的保障范围

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在职人员，退休人员；城镇人员，农村人员；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员，不具备劳动能力人员或已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可以说它的保险范围是涵盖了一切社会成员。企业补充保险，很明显它主要是企业为其员工提供的养老和医疗方面的保险，它的范围仅限于企业内部员工。而对于商业保险来说，凡符合承保条件、具有保险费负担能力的人员，都可以参加。但在这里我们也要提一下商业保险的承保条件，承保条件是保险公司针对不同保险责任的投保人的年龄是有不同规定的。它不同于社会保险的全体成员，是有限定的，例如对于商业医疗保险它的投保人一般是6至65岁的身体健康人员，而对于比较易患病的6岁前的新生儿、幼儿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是不予承保的。又例如同样是商业的医疗保险它的赔付前提是投保人应为健康体，对于次健康体视条款责任予以部分免责或加收保险费或拒绝承保而且对于投保前的已患疾病是不予赔付的。所以说商业保险的承保条件较社会保险要更严苛。

二、社会保险、企业补充保

险和商业保险的保障水平

社会保险是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保障，它的特点是“低水平，广覆盖”，是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角度出发，公平因素较多，待遇的高低差距较小。它的发放水平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平均生活水平决定的。企业补充保险是企业在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之后的附加保险，它主要是企业根据其自身经营情况为职工出资投保的旨在解决企业职工在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以外的部分基本医疗费用负担和取得退休后在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的较高的养老金水平。对于商业保险，虽然在上面我们提到它的承保条件比较严苛，但就其保障的水平来说确实要较社会保险的基本水平要高，所涉及的保险范围要广。仅就养老保险来看，目前，商业保险所开发的养老保险产品的品种就有110种之多。

三、社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的保费来源

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国家立法或通过行政手段要求企业必须强制参保，以保证劳动者获得基本生活保障。企业补充保险的资金是由企业和职工共同负担或是完全由企业负担，是企业按照其经营效益自愿参加的，政府给予参保企业以一定的优惠政策。商业保险是由个人根据其自身需要，自愿投保，保险费由投保人全部负担。

综上所述，我认为社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是保险体系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处于三个不同层次。社会保险是这个体系中的第一层次，也是整个保险体系的基础。我国政府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的主要的实现手段就是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做到广覆盖，做到覆盖到全体社会成员。纵观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的水平都是衡量一个国家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只有做好社会保障工作，能够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才能保证社会安定，社会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承惠博士指出随着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的社会养老制度将面临着巨大财政负担。2004年，老年人仅占总人口的11%，但是联合国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将达到28%，超过美国。从绝对数量来看，如果保持目前的人口变动趋势，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数将达到近4亿人，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人口总和。在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要维持高替代率的养老保障体制和高水平的医疗福利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在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由于社会保障的刚性很强，保障程度也不宜提升太快。这就需要企业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迅速进入角色，成为社会保险的有益补充。对于企业补充保险，由于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及企业和个人共同出资的方式，它应该是处于整个保险体系的第二个层次。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如美国的401k计划，充分发挥税收政策杠杆的作用，制定全国统一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优惠程度，对收入给予免税，对雇员缴费实行延迟纳税等等方法，调动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发展我国的企业补充保险，为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提供有益的补充。根据商业保险的保险性质和保障水平应该是第三个层次。上面我们曾指出社会保险只能做到“低水平”，对于有能力、有需求的个人来说，商业保险不失为一个更好的投资方向。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全球商业养老金论坛上表示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国际实践，决定了商业养老保险在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从世界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趋势看，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养老责任逐渐趋于平衡，市场化的商业养老保险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总之，社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它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建立健全起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起“社会和谐安全网”。

参考文献：

[1]国外社保与商保相结合的启示.金融时报，2008年07月07日.

[2]任?楠，韩巴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机制研究.北方经济，2005年06期.

[3]肖永平，彭丁带.从美国经验看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完善.法学评论，2005年02期.

[4]余筱箭，郭杨，俞自由.论养老保险模式的比较.保险研究，2000年08期.

商业保险范文第9篇

社会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国家强制性的要求劳动者为自己的将来做一定的准备，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其基金形成有政府和集体补贴参与。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都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具有统一的经济保障作用，但从长远看，他们之间的合作、相互补充和共同发展是有一定界限的。社会保险的保障水平不可能也不允许越过满足人们最基本生活需要的界限。同样，社会保险的发展也只能以商业人身保险仅仅保障那些具有投保资格的人们为条件。任何一方越位，都会给对方造成压力，乃至影响和牵制对方的发展。

二、农村社会保障状况

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研究表明，从1952—1990年，中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重量达11594亿元，而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在国际社会保障研究中，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富有创造性地将商业保险提升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三大支柱，即世界银行在1994年所建议的三大支柱体系：第一支柱是强制性公共支柱，这个社会保障支柱是政府主导，一般是作为一项制度强制实行，典型代表是社会保险；第二支柱是强制性私营支柱，这个支柱是政府指导，企业强制性实行，投保对象主要是企业，个人受益，典型代表是企业年金；第三支柱是自愿投保支柱，这个支柱是商业人身保险主导，个人或企业自愿购买，典型代表是商业人身保险和个人年金。

三、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状况基本判断从三大支柱角度看，在中国广大农村强制性第一公共支柱和强制性第二私营支柱，基本是不存在的，没有政府主导和引导的两大“支柱”，政府短期内不可能建立惠及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以商业保险为代表的第三支柱，不但存在，而且颇具优势。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参保率低；2.市场风险和生活风险加剧；3.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上不稳定。

四、商业人身保险在农村市场发展的必要

在对社会保障状况的研究中，世界银行建议各国采纳“三支柱”模型以抵御老龄化的威胁。如何引进市场的力量，在国家和政府之手失灵的地方，以市场之手去弥补不足，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前文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建设中存在诸多问题。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本应该承担更多的保障功能，但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在农村建立如城市这样齐全而又具有保障意义的社会保障机制的条件现在还没有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应于农村市场的需要，对日渐增强的农村保险市场进行培育性开发(如小额保险)，就成为商业保险公司的当务之急，也是商业保险发展的一个契机。

五、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分析

商业保险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可以建立商业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险的有效合作机制，例如：商业保险以适当的方式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改革。

第二，在农村地区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覆盖的领域，商业保险一方面可以提高低收入农民的保险意识，提供低收费、保障内容专一的产品保障，同时商业人身保险还可以为较富裕农村居民提供一定保障产品，满足他们的多层次的保障需求。

第三，对少数已经建立起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地区，商业人身保险可以采取适当方式参与，提高保险效率，为居民提供更高层次的产品和更多的服务。第四，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有限，对资金使用效率和安全性的要求都很高，在达到一定规模的条件下，商业人身保险可以发挥运营合格管理优势，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投资收益和风险管理水平。第五，弥补农村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社会保险形成的基金有着严格的管理，商业保险基金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回到农民手中，使农村短缺的资金不至于大量流失。

六、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的结合

商业保险范文第10篇

商业保险是与社会保险相对应的概念。商业保险制度在市场经济中是“商业保障”的基础，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活动是在该保障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进入21世纪，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政府对商业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力图将商业保险风险降到最低，以促进商业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总结日本商业保险制度的改革经验，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日本商业保险制度改革的历程

日本自从商法典制定以来，商业保险制度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变迁着，经历了从严格管制向自由规制转变的发展历程。二战后，为了确保经济的发展与银行体系的稳固，日本建立了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金融监管体制，即对金融业的市场准入、金融价格与非价格竞争、资本流动等实行严格的管制。在这种过度的市场准入限制和行为限制下，日本商业保险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到严重限制，也使得受到政府“温床式”保护的商业保险公司逐渐失去了商业竞争中的风险意识。风险意识的丧失直接影响了以“减少风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保险业的发展。虽然当时日本商业保险行业正在从战后的复苏中逐渐起步，但是限于当时的局势与体制等各方面原因，商业保险制度发展缓慢，这也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中保险公司相继破产埋下了伏笔。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严格规制的弊端，并为了确保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开始逐步放宽经济上的监管尺度，力图通过适度的规制来促进自由竞争。在这种放宽限制与促进竞争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了商业保险自由化改革。1996年，商业保险公司为适应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及恶化的经营环境，开始加速进行行业内合作与重组。1997年至今，日本原有21家财产保险公司中，有11家进行了整合重组，并形成了以“三井住友海上产物保险公司”、“东京海上产物保险公司”、“日本财产保险公司”为核心的三大财产保险集团，共占据财险市场87%的市场份额。［1］商业保险公司经过一系列的重组后，不仅没有由于自由化而陷入信用危机，反而使得商业保险销售网络得以结构性调整，公司数量与销售人员得到了合理优化。

进入21世纪，迫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日本政府以修订《保险业法》为契机，开始了新一轮商业保险制度改革。不仅扩大了商业保险业务范围，允许寿险与财险通过子公司的形式相互参与对方市场，还补充了商业保险的销售手段，鼓励保险公司在网上销售保险，或是活用银行、邮局、便利店等网络进行保险宣传。而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措施则是日本开始实行保险产品及费率自由化，并且开始将“偿付能力”以及“风险数值比率”作为判断保险公司健全性的指标。［2］这在日本商业保险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日本新一轮商业保险制度改革的内容

(一)制定保险业基本法任何规制的实施，都必须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日本于2010年4月正式实施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一部《保险业法》，结束了日本仅在《商法》中设置保险章节而无保险法的历史。《保险业法》对商业保险的公司经营、商品交易、财务报表检查、资产负债管理、市场行为、监管法则、会计制度、费用定价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规定。《保险业法》在整个商业保险法律体系中起到了基本法作用，其既为商业保险行为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依据，也为今后相关商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细则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二)设立商业保险专门监管机构日本政府在进行金融资本市场监管过程中，设立了商业保险专门监管机构金融厅，由其对商业保险实行一体化监管。金融厅隶属于内阁，下设一官三局，主要通过行政计划、行政指导、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方式对商业保险行业进行监管。2000年，日本共有8家寿险公司倒闭，为挽救陷入困境的日本商业保险市场，金融厅通过行政强制手段，彻底清查了遗漏给付保险金案件，妥善处理了由于保险公司倒闭引起的投保人与被投保人合法权益受损等问题。并对20多家商业保险公司进行了及时的行政处罚，责令其停业整顿，改善经营管理与服务质量。

(三)完善商业保险信息披露制度《保险业法》中首次提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思想，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重拳出击完善商业保险信息披露制度。日本政府出于稳定保险市场的目的，往往不公开保险公司的内部信息，自从东南亚经济危机后，日本政府开始规定保险公司应将所从事的业务内容、财务状况等编制成经济信息，作为投保人参考的重要数据，以此加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建立与完善商业保险信息披露制度不仅能保障全体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及整体社会安定，还可以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保险公司所有者与债权人利益受损情况的发生。因此，世界各国均将信息披露作为商业保险法律法规的重要内容。

(四)加强偿付能力的控制《保险业法》颁布后，日本公布了偿付能力新标准。由于新标准较原标准更为严格，各大保险公司均出现了偿付能力比率下降的现象。为了加强对偿付能力的控制，日本金融厅分别对比率在100%～200%、0%～100%、0%以下的保险公司实施提出改善计划、停止分红及禁止给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发放奖金、停止全部或一部分业务等严格规定。此外，为了加强与国际保险监管标准接轨，金融厅遵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原则与基准，积极参与金融行政的国际化和国际性规定的制订，更多地采用国际会计标准及偿付能力监管标准，使本国商业保险行业发展与世界保险业发展同步。截止到2011年底，日本商业保险偿付能力均在200%以上，商业保险行业保持着较高的信用力与国际水准。

三、日本商业保险制度改革的特点

(一)引入风险分析规制方法在商业保险领域中，保险资金管理的重点在于保险投资的风险分析。风险分析体现为一种过程化，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要权衡可以接受的、需要减少或者降低的风险性，并选择和实施恰当的规制措施。日本顺应时展要求，将风险分析引入到了商业保险领域中，通过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三个环节对商业保险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监管。风险评估体现为金融厅对商业保险的风险性进行科学、中立、公正的评估，进而指导风险管理的展开。风险管理则是金融厅的相关职权部门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进行的系统、严谨、程序性的商业保险的控制。风险交流则体现为金融厅、保险公司、消费者的三方主体对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信息共享与交流，进而通过及时、准确、畅通的风险交流来保障商业保险的安全性。#p#分页标题#e#

(二)确立一体化监管模式以往日本商业保险监管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寿险和非寿险分业经营，并禁止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交叉，以及采取强制费率制等。这些措施在一定时期促进了日本保险业的繁荣。但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却严重制约了保险市场份额的扩大和企业全球性竞争能力的增强。因此，日本政府在进行金融资本市场规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由行政规制为主体的商业保险一体化监管模式。所谓一体化监管模式，就是由政府设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权力机关，由其通过行政权对整个金融行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非银行金融业进行监管。这种商业保险一体化监管模式有别于以往的分业监管模式，也不同于英美的混业监管模式，商业保险一体化监管模式不仅提高了商业保险监管的整体效能，还发挥了金融厅的协同监管功能。因此，可以说，一体化监管模式的确立在日本商业保险领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充分发挥经济手段的调节作用在商业保险领域，保险公司通过保险产品的险种、费率、服务水平、信誉与信用等手段来吸引投保人的投保，进而获得自身利润。而由于险种与费率的波动性极易致使保险公司陷入困境，因此，如何使险种与费率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又能确保保险资金的良性运转，便成为保障商业保险正常运行的重要问题。对此，日本政府充分发挥了经济手段的自身调节作用，即通过适时调整利率方式，来争取投保人的投保，以保障资产负债关系。当然，经济规制的不仅仅是利率风险的问题，其还涉及权益、汇率、信用、资本流动性等各方面问题。但是，无论运用何种经济手段，经济规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风险收益的平衡，取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保险行业得以快速复苏的事实证明，发挥经济手段的调节作用不仅能为保险公司提供一个公司治理的基本思维框架，还可以为保险公司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供对策。

(四)强化保险公司内部的自我规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逐渐放宽了企业的自，鼓励企业在接受外部监管的同时，制定企业内部的管理规定与激励制约机制，实现内部的自我规制。企业自我规制不仅要依赖于个别企业的职业道德，更要依赖于自主规制团体的能力、权限及自主规制团体成员的商业道德。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既要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又要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3］如，日本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实行内部监督检查机制，该机制不仅对公司内部各个部门的日常业务进行监督，还定期对资产负债的有效性以及职员的工作情况进行审查，并通过配合各项规制措施促进公司的良性运转。这种内部监督检查机制的实施，不仅激发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更为企业赢得了消费者口碑。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处理好金融体制改革与商业保险规制的关系商业保险规制应与国内外金融体制相协调，并处理好金融体制改革与商业保险规制的关系。日本商业保险制度与金融严管与放宽的关系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第二轮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刚刚开始，对于经营车险的保险公司来讲，处理好车险费率改革与国内外金融环境、国家政策、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消费者的选择、自身成本的控制等因素的关系至关重要。

(二)适度调整商业保险规制方式，灵活运用经济手段适度调整商业保险规制方式，灵活运用经济手段，能使保险资金得到更为有效的运用，从而充分发挥商业保险行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车险为例，日本各大商业保险公司在保险产品及费率自由化之后，运用多种手段展开了激烈的产品开发战，不同的保险公司制定了不同的机动车保险险种及保险费率，并附带了各种各样的道路救援服务作为各公司争夺市场的筹码。而面向机动车公司更是以全球发展、风险管理为基础，为其量身定做保险产品。这种不断改革的商业车险条款及费率制度不仅使日本车险业得到高速发展，也符合整个商业保险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日本对商业车险条款及费率制度的改革经验可为我国解决商业车险制度中一些基础性问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