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制度管理范文

企业制度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知识经济;企业制度;结构化演进

制度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企业制度的形成更多的是依赖于组织的结构化过程，即企业成员在企业活动中互动关系模式的形成、作用和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企业类群在企业活动过程中互动关系的模式化，这符合社会学对结构的理解。企业制度的功能可通过不同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来实现，即通过规范各方参与者在企业活动中的权利和利益关系来引导和整合这些成员的行为：对企业经营活动组织权力的分配，企业制度规范了参与者类群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决定经营成果的分配，企业制度规范了参与者类群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人具有其能动性的同时也受到客观存在场景的制约。

一、知识经济对企业参与类群的影响

在社会发展所经历的一系列相继出现的阶段中，变迁的机制是和社会组织的某些类型或某些方面的替代联系在一起的。纵观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直到当下的知识社会的发展进程，企业制度随之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可以说，企业制度的演变直观上看是技术革命的产物，更多的是人类在一定场景下实践活动的延伸、演变。

18世纪的产业革命前，生产方式基本上以手工操作为主，手工作坊和家庭式工场是最基本的生产组织。此时的所谓的企业制度结构是以劳动为主导地位来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分配。18世纪的产业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也是一场社会关系的变革。福特生产制与斯隆管理体制的结合构成了现代制度的范式，极大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雇佣与控制，因此，现代企业制度结构的逻辑是资本、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围绕资本的多寡展开。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知识经济的到来，动摇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结构的根基。在这次新的变迁中，企业制度结构面临旧有制度的解构与新制度的重构过程。这势必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演进与重构，而非大地震般的解构与重建。在企业类群缓慢发生变化过程中，在互动关系发生微妙转化的过程中，企业制度结构逐渐重构。

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活动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资源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化，以互动过程中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作为基础，并由这些行动者不断地再生产出来。权力与局部利益的实现并不具有本质上的联系，权力本身并不是一种资源，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是社会再生产通过具体行为得以实现的常规要素。社会系统里的权力具有一定的时空灵活性。其前提是行动者或集合体在社会互动的具体情境中，彼此之间例行化了的自主与依附关系，不过所有的依附形式都提供了某些资源，臣属者可以借助它们来影响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的活动。因此，在考察制度中的支配结构时，不能把它理解为以某种方式塑造出的像机器人一般活动的“驯服的身体”。

经济时代，知识资源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还逐步成为主要的劳动，知识作为关键的经济资源，逐步成为主要的资产，其经济价值正超过有形的资产。资本的可获得性变得相对容易，而知识的稀缺性日益突显，知识开始成为企业经营成功的关键性或战略性因素。工业社会是以操作知识的发展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则可能更加强调协调知识、从而协调者(企业经营管理者)在企业经营以及企业权力、利益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稀缺资源从资本转向知识，企业参与者类群发生了新变化。知识在现代企业经营中相对作用的加强正使得权力的行使以及对成果分配的控制正在逐渐变成知识工作者的“专利”，新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调度依赖于创新企业内部成员的集体努力，其中个人的贡献很难与别人的贡献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创新企业通常具有团队的性质，知识参与类群在企业权利关系中地位的提高。

企业制度结构主要表现为不同参与者类群在企业经营中相对权力、利益关系特点的差异，可以从权力和利益两个维度来解构，企业制度的核心将以知识逻辑取代资本逻辑，从而要求以知识为核心来决定企业中的权利关系、利益关系。知识提供者逐步成为主要生产者，知识性劳动逐步成为人类的基本劳动形态，人才成为主要人才，知识要素所有者在知识型企业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知识生产者在企业权、利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二、知识经济下企业制度的结构化演进

社会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结构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在社会活动的实践操作方面，所有具备资格能力的社会成员在完成各种实践活动方面都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技巧，他们所具有的知识不是无关紧要的偶然之物，而是内在的组成部分。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因素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短缺成为主要的基本的短缺，知识生产逐步成为基础性生产，知识产品逐步成为主要产品，知识创新逐步成为首要的创新，经济活动的竞争转向知识竞争。企业没有人可以拥有足够的信息，把企业所有其他成员的行为当作机器人一样程序化，所以，专家的专长成为企业内部的行政资源，不可避免地导致组织内部行政权力的分散。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这种权力下放、决策分享变得越来越必要，利益分配模式也随之改变。

权力是指组织成员间相互的一种影响力，可分为决策权力、执行权力。其中形成的权力关系是指在一定时空延续中，成员因拥有不同的影响力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关系。在权力关系上，这种区别主要表现为各类参与类群在企业权力系统、特别是在决策权力系统中相对地位的不同。因此，权力的作用旨在建立与维持秩序。

利益实现是指活动动机的满足。利益实现的方式包括预付成本的实现、剩余索取权的实现。在利益关系上，这种区别主要与各类参与类群的利益实现方式有关。根据权力的掌握者和利益的分配中心，企业制度可为以下不同模式：资本逻辑的企业制度，劳动逻辑的企业制度，知识逻辑的企业制度，综合逻辑的企业制度。知识经济带来了委托-关系的转变，促使企业制度结构从资本逻辑向知识逻辑演进。

在现代企业制度的资本逻辑下，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关系中，作为最重要也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本所有者在过程开始之初就拥有着选择过程运行的方向、组织过程的推进、处理过程的结果的各种权力。资本的控制权，规定着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权力关系及相对地位的确定。而作为人的经营者，只是利用其管理知识(或企业家才能)起到执行者和运营者的作用。

在这样的资本逻辑下，经营者与员工的委托-关系，是通过控制和命令来实现和维持的，而且都是“垂直”的，或者说是以层级结构为标志的。

在知识经济下，资本所有者(此时为风险投资家)与经营者(此时为知识拥有者)的委托-关系中，由于知识正在逐步取代资本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作为知识拥有者的经营者在企业权力关系中地位迅速提高。作为风险投资家的资本所有者只拥有较小部分的股权，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知识拥有者的手中，资本所有者不仅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高风险，而且还不能对自己的资本拥有控制权，只是获取股息的收益权。

同样，作为拥有者的经营者与作为知识劳动者的员工的委托-关系，也逐渐转变为非强势的授权与被授权的委托-关系。企业管理从“以工作为本”演变为“以人为本”，正是体现了这样的转变。管理大师德鲁克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言，21世纪面临的管理难题是如何提高知识型员工的劳动生产率。

可见，知识逻辑下的委托-关系是“平行”的，或者是以合作双赢的网络结构为标志的。

古典企业家是财务资本与经营才能的结合，激励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而人力资本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当作成本投入，激励主要针对当财务资本与经营才能不能合二为一时，如何使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期望，降低委托成本。财务资本所有者拥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经理人员凭借经营能力也能取得一定的剩余索取权。针对经理人员的激励契约是静态的、长期的，激励契约的实施必须依据一些法律上可以量化的财务指标。而在知识社会中，企业家是专业技术与经营才能的结合，财务收益最大化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是实现知识资本的最大增值，知识资本所有者在与财务资本所有者的抗衡中，往往处于上风。虽然有外来风险资本注入，但企业家一般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经营才能取得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自己经营企业，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委托问题不再重要。而对知识人的激励契约不能完全采用传统的财务指标，还必须考虑知识资本的规模、质量、发展、回报、生产率、稳定性等指标。新产生的价值以何种比例在提供知识的人和提供资本的人之间进行分配?对知识人的激励必须是普遍的、动态的，必须考虑到知识人的生命周期，故而同时是短期的。

传统激励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设之上的。这种人性假设在知识社会中适应吗?知识人是不是一有机会就败德呢?如果败德，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另外，知识人那种一有机会就试图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特点在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设中没有涉及，而这对知识型企业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本逻辑下的委托-关系的道德风险，主要是人隐藏真实劳动行动的道德风险，例如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等。而解决这种道德风险，主要是以利益刺激为主的激励相容政策。知识经济背景下，随着经营规模和经营复杂性的增加，大公司越来越依赖新型执行人员：职业经理人，他们一般因为其战略才能、技术知识和组织经验而成为组织的执行人员。因此，知识逻辑下的委托-关系的道德风险，主要是人隐藏真实知识劳动的道德风险，如企业核心知识的泄露与转卖，自身知识的隐藏与怠用等。这种道德风险，比较而言，其隐藏能力更明显，破坏性也更大。而解决这种道德风险，已不能简单利用利益刺激，而是以合作双赢的效用一致性激励来解决，从企业文化入手，促进企业与员工发展的共向性，利益的共享等。

由创新引起的一些新问题有着弱产权的形式及适时问题，表现为对经营管理者和企业技术骨干的人力资本的确认，即经营管理者和企业技术骨干享有参与企业经营成果，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这在实践中已有许多的尝试。如国内对承认和落实经营者和企业技术骨干的人力资本产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大胆尝试，在具体的实施方式上有规范的股票期权(少数在境外上市的公司)，经营者持股计划，虚拟股票分红权，动态股权等。在现代西方企业制度结构变革的实践中，企业所有者采用使经营者和企业技术骨干拥有企业的股权、至少是分配权的方法，如最常见的股票升值权、虚拟股票期权、受限股票计划以及互换股票等。

因此，知识经济下，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均发生变化，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相对作用得到加强，获得了更多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以知识的占有与应用及其效率为主，知识的分配逐步成为基本的分配方式。企业的制度结构随之发生改变，从“资本的逻辑”转向“知识的逻辑”，权力派生于知识(特别是协调知识与原创性知识)，利益(经营成果的分配)由知识的拥有者所控制。

三、知识经济下企业制度的结构化演进实例

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一般包括H型结构、U型结构、M型结构等，它们都是基于传统经济模式形成的。随着知识经济模式的深化，当知识成了一项重要的经济资源后，特别是企业职员的特殊技能或特殊技术等隐性知识在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时，相应的控制权和组织结构将发生相应的改变。传统企业的控制权集中于领导层，而拥有隐性知识的技术专家一般居于中间层，要使居于中间层的技术专家的隐性知识应用于实践或用于管理，就必须将隐性知识向管理层或操作层转移。但由于隐性知识在不同层次之间同样存在难以转移的问题，所以，原有的层级结构就不适应现有实际了。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控制权分配给拥有隐性知识的人，这样就使企业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发展。为了使隐性知识所有者负责任地行使控制权，必须充分肯定隐性知识的价值，采取有效措施激励隐性知识持有人。企业控制权向隐性知识持有者分配，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企业组织扁平化及激励的特殊性正是由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特殊作用的隐性知识所决定的特有现象。隐性知识具有运用上的专属性，难以转移，有类似于资产专用性的特性，而且这种专用性更为根深蒂固。这种根深蒂固表现有二：一是除非通过学习，否则某一属体的隐性知识难以转移给另一属体;一是掌握某一隐性知识的属体转换方向去掌握另一类隐性知识，所付成本高昂。隐性知识没有定型化、结构化、编码化的形态，不但产权固化较难，而且难以计量和计价，其投入多少，是否被恰当的运用都很难界定，所以市场交易不易，以长期契约的方式运用更为经济有效。当然，隐性知识通过一系列活动也可以显性化，转化为显性知识，通过转化为显性知识参与市场交易，但这与在某一利益集团内共同使用隐性知识相比，是不经济的。同时，隐性知识在应用过程中，受主观性的影响非常大，成效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意识，不易对隐性知识的投入进行监督，很容易产生机会主义倾向。在现代企业中相对作用的加强使权力的行使及对剩余利益分配的控制正逐步转向知识的所有者，企业的制度结构从资本的逻辑正转变为知识的逻辑，权力和利益派生于知识和知识的所有者成为知识经济下企业制度结构的基本特征。

风险资本融资是一种分阶段融资方式，它从给创新项目提供种子奖金开始，以企业的首次公开上市或被大公司收购结束。在此过程中，创业投资者和创新企业家之间形成密切的关系，剩余索取权、表决权、董事代表的权利和清算权可以组合成不同方式，具体根据创新企业的创新和开发阶段而定。企业权力的配置结果是：如果公司经营不佳，创业投资者将获得全部控制权。随着公司业绩的改进，企业家逐步得到一些控制权。如果公司业绩非常好，创业投资者就只保留剩余索取权，剩下的大部分控制权甚至清算权统统交给企业家。创业投资者拥有特定的解散企业的权利具有特殊的意义。

创业投资者通常对企业拥有控制性股权，并行使治理职能。如果创新企业家在创业之初面临资金约束，虽然不可能将物质资产的剩余控制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但不意味着他们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创新企业之间存在大量的信息共享，创新企业聚集在硅谷一类的地区似乎不是偶然。硅谷模式是指构成聚集在一起的创新企业、各种中介机构，如创业投资者，其他职业服务提供者等共同发展的现象。

在硅谷模式中，不仅每个创新企业开发其模块产品，而且其信息加工活动(分析、开发、设计)也是模块式的，使每个创新项目免受外部干扰，使别的创新项目不会受到本模块产品内容变化的影响。因此，每个创新项目的模块产品在不损害现存系统完整性的条件下可以获得独立和持续的改进。由于多个企业从事同一模块产品的设计工作，创新性产品系统不需要事先集中设计而可以自行演化，免去了彻底偏离现存模块组合方式时所产生的压力。

在中国，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风险投资踊跃，以知识为核心的企业大量涌现，以知识为逻辑的企业制度初见端倪。

四、知识经济下企业制度结构化演进面临的新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以知识为逻辑的企业制度给企业管理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首先，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企业内上下均有专家团队，专业知识成为权力基础，由专家仔细守护，每个专家团队慢慢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获得可以分享权威和权力的职务，企业从集权转变为分权。专业人员为组织贡献专长的同时，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决策权。决策权的下放，伴随了一系列复杂性的产生，管理转变为协调众多专家所掌握和分享的权力以及现代化的团队如何负责的问题。每个权力下放的企业一定违反帕累托最优、传递性或者全域，每个可能性均带有一系列令人不快的组织问题，或组织设计必然涉及多种不愉快权衡替代。如违反帕累托最优时，对组织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有决策权的参与者作出自认为对组织最优的选择，但最终却是一个无人喜欢的结果。

其次，分权的结果，在组织中可能会引发帮派主义斗争。因为目标不同的团队之间、部门之间会发生冲突，造成组织中的资源浪费;丧失合作机会;每个部门或团队对其它团队或部门的行为作出自利的反应而导致不稳定。每个拥有决策权的人会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在组织决策中效率低下或者不稳定。

再次，激励机制不易设计，对努力所创造的收益的分配，必然产生出不适当行为的激励，如果不是雇员行为不当，便是管理中“剩余”利润所有者行为不当，所有个人一直都会有导致组织效率低下的卸责、欺骗或遵循自己偏好的激励。

总之，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必将引致企业制度的结构化演进，给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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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制度管理范文第2篇

现代企业制度是指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组织和运作形式，它以企业法人制度为前提，以有限责任的财产组织制度为核心，以科学的治理结构以及专家经营为表征。

现代企业制度有不少的优点，如产权关系明晰，所有权属于股东，企业拥有各个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财产的法人财产权；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股东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股东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等；企业按市场要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之间既有纵向授权又有横向制约、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民主科学又快速反应的机制。这种现代企业制度克服了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主体单一、所有者缺位、经营权无法落实、政企不分、风险无人承担、管理制度不规范等缺陷，实现了企业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即把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作为企业唯一的目的，过于强调企业的股份构成、规模效益，其经营管理以物为本、以企业为中心、以法律制度为依据、以规范的生产经营为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文的价值。

因此，如何以人为本，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民本人道的“现代儒家企业制度”，是未来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它也许酝酿着企业制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革命。

二、现代儒家企业制度

现代儒家企业制度超越于现代企业制度。它以企业法人制度、职工权利保护制度为前提，以有限责任的财产共有制度和儒家关怀制度为核心，以科学、人道的民主管理制度或民主治理结构为表征。

也就是说，现代儒家企业制度的特点是：一、产权关系明晰，股权分散，民众持股；由工会统一掌握本企业职工的联合股份，避免股权分散，以便在股东大会上以同一个声音发言，以唯一的代表行使职工股份联合所带来的总额投票权，从而占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二、企业以保障人的幸福、尊严为最高目标，赢利仅为实现最高目标的手段之一，企业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唯一目标。三、建立儒家企业文化1，大力弘扬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和为贵、有教无类、天下为公、小康大同等思想，使企业成为和谐、温暖、奋进的“人民之家”；企业经济与企业文化共同成长、繁荣，企业既要注重生产，又要促进文明的进步、人格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四、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生产为中心进行经营管理，实行开放式发展，充分尊重职工的愿望，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职工的精神处境、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企业内部达成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企业之间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全社会的福利保障、人才流动、资源共享、共同富裕、充分就业。五、实行工人参与制度和民主治理制度，政企分开，依法保障企业职工的当家作主的权利；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之间互相制约，发挥职代会的作用，提高职工代表在股东大会、监事会中的比例，以确保劳动者的利益不被损害。六、采用集约式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节约资源，节约劳动力；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形成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型企业经济、绿色企业文明；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知识创新的中心，劳动者知识化，知识人性化，克服技术对人性的伤害、桎梏和异化。

总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是以儒家思想弥补现代企业制度的不足，它更加注重儒家的人文关怀、财产的股份共有、职工的权利保护和企业的民主治理，强调在企业中积极推进人本人道、公平共富、民主自治、科学高效、法治分权、多元开放、和平爱国的现代儒家文明的建设。

三、儒家市场经济

儒家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它兼顾利益与道德、竞争与合作、个人与团体、效率与人性、技术与人格，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与人本、仁义、信用、中和等思想结合起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气节精神，以及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尊师重教、爱国主义的精神运用于市场经济的文化建设，促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环境和谐发展。所以，儒家市场经济就是人本人道、公平公开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中心、既主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又尊重人文价值、体现人文关怀的经济形态。

也就是说，一方面儒家市场经济推崇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奉行能力主义，鼓励效率和竞争，另一方面它又反对片面地追求高效率、高产值、高资本收益率和高技术水平，主张协调经济与人文、环境、生态的关系，将效率与竞争建立在尊重人性和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基础上。

所以，儒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既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价值规律配置资源和生产力、通过价格信号协调供求关系、通过竞争机制分配国民收入，又要建立有利于弘扬道德、鼓励合作、保护人权、尊重人格、实行民主、保护生态环境、效率与公平协调、技术与人性兼顾的人文主义机制和环境。

儒家市场经济的特征是：一、经济形态市场化。即儒家经济并非回到官控经济、农本商末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时代，搞单一的资源官府垄断、国家所有和平均主义，而是维护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实现产权清晰化、财产共有化、管理科学化，促进自由竞争；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以股份制为代表的共有制。二、企业行为人文化。建立儒家市场经济，核心是建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企业管理的中心既不是利润也不是资本，而应是人。人是宇宙万物的尺度。应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儒家企业文化，倡导道德、关怀、仁爱、合作。三、经济环境生态化。即不应以牺牲环境、生态和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从事经济建设，而应经济建设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和生态多样性的发展。四、高新技术人性化。即发展人性化的新科学、新技术，尊重人的价值，体现人间健康的伦理关系。五、决策机制民主化。即只有民主的，才是符合儒家民本思想的。六、宏观调控法制化。儒家市场经济并不是人治经济，而应是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法治经济，法治才能保障人的尊严。七、保障制度全民化。即要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全民保障体系，做到人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八、社会生活公平化。即人们机会均等，分配合理，共同富裕，没有绝对的贫困者，收入不会成为影响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障碍。

发展儒家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一、人本原则。即以“人”为经济生活的中心，把国家建设成为民本人道、仁爱互助、公平共富的幸福的“人民之家”。二、人性原则。即提倡人性解放，万类平等，个性自由，尊重人权，发挥人的灵性、本性和创造力。三、和谐原则。即从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宇宙观出发，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以及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四、非异化原则。反对物质、技术、权力对人的异化，反对人的大众化、功利化和标准化，反对技术、网络对人的压抑，反对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人的摧残，建立人道经济、公平社会、无压抑文明。

建立儒家市场经济是建立现代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

现代中华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它一要吸收现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思想，三要融入社会主义的民主公正思想，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熔铸新的民族之魂。使中华民族既有全球意识又有寻根意识，既崇尚科学法治、民主人权，又体现伦理道德、仁爱共富，既吸收西方式的天人相分、战胜大自然、优胜劣汰思想的合理成分，又继承传统的天人合一、保护大自然、和为贵的文化精华，使中国社会既稳定和谐又进步发展，既有效率又有公平，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幸福与尊严。

可以说，现代中华文明就是现代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公平文化加上儒家市场经济。

我们相信，建立儒家市场经济既是人类自我关怀的梦想，也是经济发展的潮流。而建立儒家市场经济，其核心是建立现代儒家企业制度。

1日本人对建立儒家企业文化有多方面的实践。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

企业制度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战略管理；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 A

一、当前国有企业制度建设面临的环境

任何企业制度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对企业制度的选择，也必然要受到具体的宏观经济制度环境的影响。

1、国内市场环境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法人实体和经营主体。同时，把国企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经过近20年的发展，产权制度改革迈出重大步伐，企业的经营状况明显好转，政企分开取得重大突破，企业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消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推进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推进改革既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

2、国际市场环境

和平和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与国际市场进一步接轨是大势所趋。但国际形势动荡，经济危机接连爆发，国际经济发展的环境充满曲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企业面临的市场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改革开放使国外企业加入到抢占市场的队伍中，中国的企业也进入了国际市场，市场份额的竞争使中国企业形成压力，对企业管理的精细化、产品质量和服务、科学技术、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才能保证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3、企业内部环境

在企业内部，国有大中型企业已基本完成了公司制改造，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并且按照《公司法》运行。随着企业大规模重组、改制、转型，大集团下的母子公司体制也有增多的趋势，企业战略发展向大集团、规模化、产业化方向迈进，管理跨区域、跨行业等特征特别突出，在市场机遇面前，集团对子分公司控制能力和管理难度在逐步加大，而外部的竞争与供求以及企业的盈利性特点又使企业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企业的体制、机制需要与快速发展的形势相适应。

二、企业发展战略的定义

企业发展战略的概念来源于管理实践。不同的管理学家和企业高层领导由于自身的管理经历和认识不同，对企业发展战略给以不同的定义。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安得鲁斯认为：“企业战略是目标、意图或目的，以及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制定的主要方针和计划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界定着企业正在从事的，或应该从事的经营业务，以界定着企业所属的或应该属于的经营类型。”制定一个完善的企业战略有助于企业根据自己内部的优势与弱点，环境的预期变化，以及竞争对手能采取的行动而合理地配置自己的资源。企业总体战略考虑的是：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不同发展阶段，选择相应合适的企业发展战略。

三、加强企业制度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1、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2、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

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健全企业法人制度为核心，以产权关系明晰、法人制度健全、政企职能分开、经营机制灵活、管理科学规范为基本制度目标。关键要从产权改革入手，规范股份结构，实现股权分散化、多元化、合理化。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坚持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离、相互制衡的原则。减少高层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真正使各利害关系层在权力、责任和利益上相互制衡，实现企业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并逐渐建立民主透明的决策程序和管理议事规则、高效严谨的业务执行系统、以及健全有效的监督反馈系统。建立科学合理的董事会组织架构，建立健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包括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辅助董事会工作。完善监事会制度。

3、健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企业制度建设是一个制度制定、制度执行、并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制度建设水平是企业综合管理能力的反映，企业的规范管理以及高效运作，都离不开完善和优化制度建设。企业制度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政策及整体发展方向，同时根据相关政策适时调整。只有符合国家政策发展方向的制度要求，才能符合企业的发展方向，并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四、提高战略环境分析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1、成立专门的战略管理机构

战略环境的分析质量决定着战略制定的质量，而要保证战略环境分析质量必须要有专职机构和专业人员。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可以考虑设立专职部门和专职人员，规模较小或者企业为了降低运行成本，可以考虑与其他部门合并，但必须明确职责和配备专职人员，有了专职的机构和人员才能保证战略管理工作持续稳定，有利于企业发展。

2、适度聘请外部专业机构

为了克服企业自身战略管理力量的薄弱，可以考虑引进外脑，即借助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帮助企业从战略管理体系上进行自我提升，搭建为了有效指导企业战略管理机构，在企业选定咨询机构后要保持相对稳定，便于咨询机构对企业情况的长期了解和掌握，有针对性地提出诊断建议。

3、导入卓越绩效模式

卓越绩效模式（PerformanceEx-cellenceModel）是当前国际上广泛认同的一种组织综合绩效管理的有效方法和工具，是以各国质量奖评价准则为代表的一类经营管理模式的总称。卓越绩效模式一整套战略环境分析的模式符合市场环境下企业战略管理的需要，特别是战略环境分析的9个方面涵盖了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导入卓越绩效模式将有效地改进和提升企业的经营质量，促进企业的持续进步，也必将带来企业战略管理水平的提高。

结束语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企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企业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企业应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基础上，以充分认识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根本，加强科学管理，不断修订完善全方位、多层次、高标准的企业制度，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适应新环境新形势新挑战的要求，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芒东.浅析当前国有企业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师,2014,01:272-273+275.

[2]李建怀,李秦宇.建立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内部控制体系[J].企业文明,2014,01:38-40.

[3]邓荣霖.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制度创新与人本管理[J].现代班组,2014,05:28-29.

企业制度管理范文第4篇

1现代财务管理的目标

财务管理目标是在特定的理财环境中，通过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对整个企业管理活动具有根本性的影响，确立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明确现财思想、建立现财方法和措施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企业资金的获得和有效使用的管理工作，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取决于企业的总目标。创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财富，企业的价值在于它能给投资者带来未来报酬，因此，现阶段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该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主，兼具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既反映了利润取得的时间，也反映了资本和获利之间的关系，还反映了受风险大小的影响。在现代企业中典型的组织形式是公司制。股东作为出资者，为保证其利益目标的实现，直接或间接通过各种形式来参与管理。董事会和总经理行使直接经营权，必须全面直接地参与对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和管理。这在财务上就形成了最高层次的财务管理行为。经营者的财务决策和管理落实到企业内部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和财务经理头上，他们行使的是决策事项的执行权和日常管理权，如协助总经理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实施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等，这就构成了中层财务管理行为。在基层，各管理人员的主要任务则是按照已制定的预算和计划标准开展具体工作，保证上层决策实施到位。由此可见，各级管理层次对财务管理的目标及侧重点各不相同。所有者最大的要求就是投资收益最大化，经营者的财务管理目标是在保证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企业价值增值，也就是在保证企业偿债能力的前提下，有效地使用资金，实现企业价值增值。

2财务管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指以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形式的比较规范的公司制度。现代财务管理是与公司制度相伴产生和发展的，他们都存在于相同的社会基础，即公司制度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现代财务管理发展至今，已成为由筹资决策、投资决策、股利决策组成的现财活动。现代财务管理与现代企业制度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互为保证关系。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程中必须强化财务管理，而强化财务管理也离不开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前提条件。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公司要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就得是企业的筹资、投资、股利分配等活动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现代财务管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根据财经法规制度，按照财务管理原则，组织公司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现代财务管理是在传统财务管理基础上的扬弃发展，与封闭、事后、静态为主要特色的财务管理有很大区别，更强调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分析，涉及企业管理各个方面，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现代财务管理在为适应现代管理企业制度而进行强化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化企业制度产生反作用。现代财务管理的功能和作用发挥的好，可以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反之，将会阻碍现代企业制度落到实处。由此可见，企业财务管理在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进行中，将会发挥其巨大作用。3现代企业制度下财务管理的创新

3.1全面实施财务预算管理实施财务预算管理对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加强财务监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财务预算管理就是为适应市场对企业的要求，根据企业特点和市场信息，超前提出财务预算，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财务决策，使财务管理从被动应付和机械算账转变为超前控制和科学理财。推行全面预算管理，通过设定的预算管理体制，发挥各级预算分管部门和预算责任单位的职能作用，对预算期内的全部投入和产出所反映的收入、成本、费用、盈利和财务状况，逐级编制全面预算，分级实施控制并严格考核，从而最优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这样使现有财务管理的事后反映变为事前预算、事中控制和事后考评，变结果控制为过程控制，在企业内部实行全员、全过程和全方位控制，在企业内部形成控制网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逐点联动，使企业经营活动始终处于有效的控制状态。

3.2建立控制标准，加强成本管理成本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决定着企业竞争能力的强弱、盈利能力的大小。强化财务管理，应把成本管理作为提高经济效益活动的主攻方向，建立以成本控制为手段的成本管理制度。目前国企存在一些该提不提、该摊不摊以实现企业短期效益的情况；有的企业成本费用开支混乱，损失浪费严重，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还有的企业核算方法落后。这些都造成了企业的潜亏隐患，长此以往，就会陷入资金无法周转的困难境地。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成本预测，加强宣传，强化全员成本意识。通过宣传教育，使企业每个职工深刻认识到抓住降低成本就抓住了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摆脱困难、求得生存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突破口。同时，实施成本控制，加大考核力度。成本控制是根据预定的成本目标，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劳动耗费，进行约束和调节，发现偏差，纠正偏差，以实现预定的成本目标，促进成本不断降低。

3.3树立以人为本的理财观念重视人的发展与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趋势和客观要求，是现代管理发展的基本趋势。企业财务管理要把对人的激励和约束放在首位，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财务运行机制，充分挖掘和发挥人的潜能，调动人的创造性、主体性和自觉性。与此同时，财务目标不仅要考虑财务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值最大化、债权者的偿债能力最大化、政府的社会经济贡献最大化、社会公众的社会经济责任和绩效最大化，更要考虑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与员工）的薪金收入最大化和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财务要求.应该注意到树立以人为本的理财观念要求做到：第一，增加人力资源投资，提高企业领导和员工质量；第二，推行财务分层管理和全员财务管理，实行民主和参与式财务管理，提高员工对财务的参与意识；第三，加大软资源投资力度，为培育企业文化和良好人际关系创造优良环境。

企业制度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企业制度演进过程创新目标创新中国特色

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既是一种“过程创新”，也是一种“目标创新”。关于“过程创新”，理论界一般没有异议，但缺乏对这一判断所隐含原则的彻底澄清，否则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思维替代企业思维的错误倾向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关于“目标创新”，目前争论还比较多，致使许多企业在借鉴国外经验与兼顾本国国情的夹缝中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左右为难”。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1］视角和新经济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conomicLife）的“嵌入性”［2］视角，我们试图对这样两个问题作出较系统的解释。

一、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一种“过程创新”

一般来说，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3］，企业制度要想免受“外部规则”［4］的异化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展开和成长演进，制度环境对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的遵循是基本的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由于较早和较好的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变迁过程是自然成长型的；由于古代中国的制度环境在这三个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结果使现代企业制度未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制度模仿和推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

（一）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

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制度作为企业合约的外化，本质上代表了企业各要素产权主体间就如何配置企业产权（主要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通过某种再谈判机制达成的动态博弈均衡。可见，现代企业理论仍主要沿袭了个体主义方法论的传统，把制度看作是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易的博弈产生的“内生变量”。内生性的企业制度也可理解为哈耶克意义上的“内部规则”。

在哈耶克那里，“内部规则”作为其“社会秩序二元观”的基本范畴而与“外部规则”相对应。在给定知识分散化和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哈耶克证明：（1）规则本身是一种共同知识，社会成员通过遵守规则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从而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世界中决策的失误。制度可视为规则的具体化，因而规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概念；（2）内部规则是分散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自发形成和彼此认同的制度，外部规则是与“个人”相对应的“组织”（如政府）通过命令——服从关系来贯彻某种特定目的（往往是自身利益）而推行的制度。内部规则并非总是最好的，外部规则并非总是坏的；（3）与此对应，社会秩序演化存在两条主线：一方面，当事人在遵守内部规则的前提下自主行动，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当事人与规则之间的互动形成一种自发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另一方面，组织为了特定目的，通过政治行为实施外部规则，形成一种围绕外生制度的外生秩序；（4）个人和组织之间、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普遍存在的互动关系，是社会演进的源动力，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相互交织和具体关系格局构成现实的社会秩序；（5）由此，社会秩序的切入点是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二元观，但由于组织同样要在一个更大的自发秩序范围内活动，因而内部规则和自发秩序比较外部规则和人为秩序而言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5］

尽管社会秩序必然是二元的，但正常社会状态下，其内部规则必定占据基础性的地位并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不过，由于内部规则具有自发性质，而外部规则多依托于组织而发挥作用，结果内部规则的形成和演进很容易会受到外部规则的影响。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制度条件来保证内部规则的演化不会因外部规则的干扰而被异化。企业制度的创新及其演化也是如此。

（二）企业制度持续演进的基本制度条件

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意味着：企业制度创新及其演进主要是一个企业基本逻辑自然展开和拓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任何其它主体（包括政府）在替代性思维支配下进行主观设计的问题。从企业制度作为产权主体间通过再谈判机制达成的动态博弈均衡之代表的角度来看，企业制度创新及其演进需要三大基本制度条件。

1、产权原则

产权原则是说：各生产要素必须有其人格化的代表，或者，社会财富必须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明确的和排他性的分配。

产权原则是整个企业制度赖以成立并发挥作用的隐含前提。（1）企业所有权主要强调的是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过程和价值的动态实现，资本所有权则侧重于对财产归属的静态占有和法律上的确认。因此，企业所有权主要是一个权利交易的概念，资本所有权是这种交易所以能够进行的前提条件。（2）产权原则决定了要素产权主体的经济理性是寻求其要素产权的经济价值实现的最大化，这为企业内各人格化要素之间交易的博弈提供了基本的动力来源。（3）产权原则也是企业内剩余权利配置方式进而企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制度的具体状况取决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实力的对比格局，而其谈判实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占有的生产要素的特性。可见，产权原则不仅是企业制度运行的逻辑前提，也是企业制度设置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在此基础上，获利的预期才会变成确切可把握的现实，经济人理性才得以确立，产权交易才成为可能，企业制度创新也才获得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张维迎曾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特定的财产关系（即私有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这样的财产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即是对产权原则的一种表述。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忽视了企业制度的产权原则前提，就等于忽视了企业制度建设本身。

不同产权约束条件对应着不同的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的均衡与演化路径（进而不同的经济绩效）：（1）产权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变迁遭受外部规则的异化；（2）产权主体到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变迁牵引外部规则的变迁；（3）产权主体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外部规则相互牵制，内部规则可能会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2、法治原则

产权原则是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而言的逻辑起点，但一个没有良好执行和保护机制的产权制度安排，可能比没有这种产权制度本身更糟糕。因此对产权的保护至关重要。产权保护作为一种公共品主要是通过以国家“暴力潜能”为后盾的法律来实现的。这就是“法治原则”。

如果说产权原则是内部规则自然演进的动力源泉，那么法治原则则是确保内部规则演进不被异化的根本保障。法治原则包含两重相辅相成的含义。（1）虽然法律是一个社会至关重要的制度架构或平台，但法律本身并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主观设计，相反而只应该是对以产权原则为起点自发衍生出来的内部规则亦即既存社会秩序的发现和确认，否则法律本身即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2）虽然法律看来是出自于立法者之手并由国家来掌控，但既然其内容在本质上即是“人之行动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那么作为其表现和实现形式的法律其立法和执法过程也理所当然只应当具有形式和程序性的意义。这喻示着：一方面，“法律先于立法”（哈耶克），亦即法律是立法者“发现”而不是立法者“发明”的；另一方面，统治的实施必须根据普遍的法规（亦即对内部规则的发现和确认）而不是专断的命令。这正是所谓“守法的统治”（亚里士多德）。

可见，坚持法治原则，不仅应当将基于产权原则的“权利”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更应当将国家或者政府的“权力”也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3、合约原则

合约原则是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而言的最直接体现。合约原则是一个古老的价值追求，内含有合意、正义、自由选择、自然秩序等理念。在博弈论的框架下，企业代表一种合作博弈的内生均衡过程，“契约为一种合意”［6］，合意亦即“一致性同意”，是指签约当事人意见一致的状态。合约的签订必须依据各方的意志一致同意而成立，缔约各方必须同时受到合约的约束。无论任何一方接受了特定的企业合约，就意味着它认为这个合约所规定的要素行为和利益，优于其它可能的合约。如果其中任何一方不满意合约条件，企业合约就不能达成。反过来说，以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充分保护为前提，将企业合约视为利益相关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并且存在自由退出机制，则只要企业“存在”，它必然是“一致同意的”，即实现了给定约束条件下交易各方的最优选择，特定的企业合约或产权安排处于纳什均衡状态。

合约原则是企业制度的深层精神实质。当产权界定明晰且有法律的有效保护时，产权的平等交易就会取代产权的异化流动方式甚至产权的侵蚀和掠夺而成为产权主体面临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资本所有权才可能以一种被扬弃了的产权形式（企业所有权），从简单人与物关系的领域进入到人与人关系的领域，作为一种制度工具发挥着规制交易关系和促进激励兼容的功能。与此相适应，“平等”、“自由选择”、“合意”和“共赢”等普遍主义的理念，应当是得到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循的社会精神。

与合约原则相对应的是“身份”原则。从古代到近、现代，社会发展遵循了从“身份治理”向“契约治理”过渡的逻辑。一般来说，身份原则的必然后果是“政治资本主义”［7］或“裙带资本主义”，这与合约原则所对应的一般“企业资本主义”相比而言是“反现代”的，与现代企业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是一种必然会遭到淘汰命运的发展方向。因此，企业制度演进要趋向于现代的方向，也必须遵循“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基本趋势。

（三）独特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独特路径

分析表明，与西方社会不同，古代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三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结果现代企业制度未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和制度模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道路。

1、产权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同西方国家从18世纪初就逐步形成并长期延续下来的产权制度不同，中国历史上一直比较缺乏明确界定且稳定的产权关系。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社会财产从来都是属于当权者的私有之物，而种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也导致了一般民众独立人格的缺乏。即使在每朝开国伊始，人们可能会获得土地或其它形式的财产，并具有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上的剩余权利，但随着国家初期政策的“无为”、“休养生息”色彩的逐渐淡化，产权关系不断受到权力的侵蚀，产权边界不断进行重新界定，资本所有权分布逐渐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仅占有同质性人力资本的分散的民众——占有物质资本和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官僚阶层），“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被一再的提出，以大规模社会冲突为表现形式的产权关系重新安排的过程一次再一次的复制，于是，社会也就一次再一次的退回到最初的起点。当然，以产权交易为基础的企业组织，虽然也可能曾经创新出过原始的制度形式，却终究难以获得可持续的演进。

2、法治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诺思（North）、泰格（Tigar）和利维（Levy）等人的研究［8］表明，产权结构和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可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几乎不存在旨在保护产权和调整经济生活的法律框架，这严重不利于作为内部规则的企业制度的创新和演进。布迪（Bodde）的研究［9］表明，中国古代的法律（成文法）完全以刑法为重点。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要么以刑法加以调整。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免受其它个人或团体的损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也可以说，在古代中国，法律的基本任务是政治性的，是社会本位而非个人本位的，是国家对社会和个人施行严格政治控制的手段。事实上，在“均田制”、“均贫富”的普遍理想和改朝换代之际常对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重新分配的实践背后，掩盖的是没有保护装置的产权结构。既然产权缺乏法律的有效保护，既然国家是一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存在，那么社会的技术进步、投资愿望就会受到遏制，“小富即安”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理想，企业组织拓展和企业制度演进的内生驱动力量不仅大大打了折扣，而且也很容易受到政府组织所供给外部规则的影响而被异化。

3、合约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西欧国家自古以来就普遍奠定了基于产权原则和法律原则之上的平等契约关系和理念。但在中国，如费正清（Fairbank）和赖肖尔（Reischauer）等人的研究［10］所指出的，取而代之的是普遍存在的身份原则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强调尊卑上下、带有浓厚“亲亲色彩”的礼治社会秩序和精神。与此适应，中国社会成为分散的个人的集合而与中国独特的官僚政治体系相对应，形成一种独特的官民二重结构，并一直持续许多个世纪。

与此适应，一方面，获益机会主要分布于社会身份上层的状况，再加上缺乏法律保护的产权结构，决定了社会成员（士农工商）的行为选择理性与社会资源的流向。史实表明，在历史上拥有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士”和拥有物质资本的“商”，它们都少有将自有资源投向经济方向的激励，而是主要用之于与身份上层结构有关的各种渠道（如科举、红顶子商人对官府庇护的寻求等）。另一方面，在特殊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中，人们彼此认定的都是具体的人，而不是什么一般性的原则或法律条文。作为一切买卖关系之基础的信赖，大多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结果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以至于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纯粹个人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这暗喻着：（1）身份是决定广义上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的关键变量；（2）纵向的身份导向和联系而不是横向的经济（狭义）导向和联系；（3）分配性的努力大于生产性的努力。显然，身份原则事实上主要起到了阻碍组织拓展和制度变迁的消极作用。

据上述可以判断，中国古代的历史：（1）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部规则统御整个社会的历史，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对比一直是一种非常不对称的状态。三大原则的缺失，使内部规则演化失去了必需的微观基础和基本的动力源泉，而外部规则则凭借国家“暴力潜能”轻而易举的得到推行、贯彻甚至泛滥。（2）在古代中国，企业制度最基本的外部制度基础或者前提条件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因而，企业成长、企业组织演进面临来自内、外部的诸多约束，作为内生规则的企业制度创新的“内生过程”无法获得坚实的微观基础，不可能进行可持续的演进和拓展，并且也经常受到外部规则的干扰和异化。其结果，在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中，企业组织生生灭灭；在一次又一次的制度复制过程中，很少有新制度增量的产出和积累，原始企业制度低水平循环，现代企业制度无从创新。（3）制度本身从终极意义上讲应当是内生的，考虑到制度变迁的财富效用和溢出效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制度变迁背后必然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有关利益博弈的因素。分析表明，与“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二重结构［11］：一方是垄断了暴力潜能的国家及其规模庞大的官僚体制，另一方是分散且没有完全独立的民众阶层。在现代社会，制度变迁往往是一个在政治市场上发生的公共选择过程；而在古代中国，制度变迁主要是一个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由于缺乏一个中间阶层，这种严重不对称的社会格局就必然会造成外部规则严重扭曲内部规则的非均衡制度格局。由于非均衡能量长期不断积累且得不到中间阶层的有效中和，结果，遵循同样的逻辑，从一个极端振荡到另外一个极端，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过程周而复始，制度复制而不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反复上演，因而中国历史长期停滞不前。

二、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一种“目标创新”

诺斯对经济史的考察表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就是说，制度创新不可能是“突变”而必然是一个“与古为新”的过程。对企业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印证了这一结论，发现虽然效率追求是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但企业制度同时也必须适应特定的制度环境，也就是说企业制度创新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我们引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和“社会建构”［12］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得出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目标创新”的结论。

（一）企业制度演进是效率追求逻辑支配下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

企业制度首先是企业效率追求的产物。这就是说效率追求是企业制度演进的基本动力，因此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必须采取相应不同的制度安排才可以实现效率最大化的企业目标。历史考察也证明，企业制度从最初的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到现代公司制的演变过程，本质上也就是一个效率驱动和效率选择的过程。更进一步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各产权主体所拥有的谈判实力为依据，通过某种再谈判机制达成一种多方“合意”的博弈均衡，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促进激励兼容，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的效率目标。

上面的分析暗示，效率追求是选择何种企业制度安排的最终标准，因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企业制度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有效的企业制度安排只应该有一种共同的模式。但这一推论并不符合经济实践的现实。观察表明，当前世界各国不仅存在显著多样化的企业制度模式，而且其经济绩效同样显著。比如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的并存。原因何在？

一般来说，决定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13］及其不同博弈均衡格局进而不同企业制度安排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它们是：技术特征、资源禀赋或生产要素特性、宏观制度环境。其中，技术特征和资源禀赋因素虽可能会在不同时代的企业制度之间造成显著的不同，但在同一历史时代其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也就是说它们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作用是普适的，并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也大大减弱了它们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事实上，企业生产不仅如科斯所言是带有制度结构的，而且企业制度也必然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当中的。由此我们推论，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异质性”区别才是形成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主要根源。

对企业制度模式进行历史比较制度分析［14］证实了我们的这一判断。以同样有效率的美国和日德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为例［15］，从形式上看，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股权分散和外部治理，金融中介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反公司治理的日德模式其主要特征是：集中的所有权结构、法人相互持股、机构投资者特别是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很明显单纯从效率选择的角度已经无法完全解释这一差异现象，事实上是制度环境的因素在这里发挥作用。一般来说，现代公司制企业要求尽可能集聚社会资本，同时还要尽量规避经营的风险，理论上讲资本市场和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都可以供给资本集聚和风险规避这两大功能。事实上，金融中介机构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一般认为交易成本更加高昂的“外部治理”却在美国公司大行其道，表面看来是美国的法律和政策严格约束了金融机构的增长，但更深层次的追溯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强调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反对垄断力量控制产业组织的价值观和美国民选制度、三权分立的政治选举程序。相反，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控制所以在日德企业中普遍存在，其原因也不外是资本市场发育的相对滞后，以及两国都经历过较长的封建专制主义时期因而社会成员对垄断尤其是金融机构力量的集中远没有美国民众那般敏感。

（二）企业制度的“嵌入性”及其“社会建构”过程

如上述，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亦即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都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意义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

尽管事实上制度环境的不同才是造成企业制度特殊的主要原因，但现代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本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济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随，都严重影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被新经济社会学敏锐的感知并捕捉，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

新经济社会学依据对现实的观察提供了企业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经济行为人既不是经济学的“经济人”，这是一种“社会化不足”［16］的观点；也不是传统社会学所假定的“社会人”，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17］的观点；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历史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这解释了许多传统经济学不能解释或难以彻底解释的许多经济现象。

总体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可以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可以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具体来说，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安排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在家文化传统相当浓厚的东南亚一带，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忠诚、信义、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体现于企业契约、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可以对其他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独特制度环境下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目标创新”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虽然事实上其企业制度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转轨国家，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但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三、关于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前瞻性思考

如上述，以中国独特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为背景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过程创新”与“目标创新”的统一。由此我们断定，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必然走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有如下预期：

（一）过程创新方面：制度环境得到优化，企业回归其基本逻辑

如上述，我国古代历史中的制度环境在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三个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内部规则演进遭受到外部规则的重重干扰而被异化，企业组织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的拓展，企业制度增量很少，由此导致现代企业制度未曾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制度模仿和推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可能存在某种“后发优势”，但“历史不可能飞跃”（马歇尔），这并不能替代制度环境的优化。如果制度环境未能根据如上三大原则作出根本的变革，内部规则将难以避免遭受外部规则异化的命运，企业将难以回复其基本逻辑，企业制度演进也仍将难以获得可持续性，最终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难以获得彻底的成功。

观察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包括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以及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在内的企业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环境优化前提下企业制度逐渐回归其基本逻辑并开始进行自主性持续演进的过程。可以判断，这一过程同古代中国相比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但在一定意义上，对制度环境的变革和优化，其实就是在进行现代社会基本制度架构的建设，以及现代社会基本精神理念的启蒙，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将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观察表明，我国现实企业运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问题、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企业性质的“单位化”问题；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金融约束问题、“红帽子”现象、寻租问题、自主性不够等问题，尽管有一些是企业制度本身的问题，但追根溯源往往可以发现一般都与我国的制度环境存在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

事实上，我国制度环境状况尚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制度持续演进对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的要求。比如，在产权原则方面，国有产权不清一直是久拖难决的老大难问题，私有产权也存在理论基础不足、歧视性地位、法律保护不完善、宗法性和封闭性等问题。在法治原则方面，法律的价值追求偏重于社会本位而忽视“权利”保护的倾向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政府依法行政仍需进一步推进落实。在合约原则方面，不仅我国传统社会当中的身份原则仍在大行其道，建国以来我国又形成了新的“身份”制度，主要包括户籍身份、群体身份、干部身份、单位身份等。

总之，在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问题上，由于企业本身是一种内部规则，因此必须转换政府思维为企业思维。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环境的变革和优化比单纯的企业制度引进本身更为重要和关键。在这方面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二）目标创新方面：中国制度环境将对企业制度打上独特的烙印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期的大国，其复杂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制度均衡格局的变动不居、充盈其间的种种变数，都使得对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的把握难之又难。不过，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渊源，我们也可以依据与此做一些初步的前瞻性思考。

第一，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矛盾、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通过相关的制度设置，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那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18］。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9］

第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毕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关照劳动者的命运、关注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第三，我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家文化色彩体现于企业制度的方方面面。家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动着的经济人其选择集是不同，对于侵淫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家族范围内部的利他主义世界观，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环境之中的企业，其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所拥有的信任、忠诚、情义这样一种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企业据以判定自身真实利益相关者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剩余的重要标准，由此成为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谈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态势的决定性因素，使企业治理打上鲜明的家族烙印。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质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当然也不可否认，家族式企业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内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既有的家族制度进行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性”效率，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视而不见甚至否定。相反观察表明，从总体上讲，在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种异化了的方式引进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果形成社会普遍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发挥的是一种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⑴⑶⑷⑸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的特定概念和逻辑。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周业安，《中国制度的演进论解释》，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五期。

⑵⑿⒃⒄参见：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⑹《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

⑺⑻⑼⑽⑾参见：张杰，《二重结构与制度演进》，载《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8年第六期。

⒀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⒁参见：王东，《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二期。

⒂参见：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18)参见：《马恩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102～103。

企业制度管理范文第6篇

[关键词]政府参与家族企业变革

1993至2004年每两年共6次民营企业大规模抽样调查表明：民营企业的平均存活3年左右，能够存活3年以上的企业只有10%，中国大型集团的平均寿命为7年～8年。面对民营企业如此高的死亡率（民营企业中90%是家族企业），迫切需要政府发挥其应有的职能，适度地参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推动家族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一、当代中国政府职能分析

所谓政府职能是政府依法对国家社会生活诸领域进行管理所担负的职责和功能，它反映了政府对社会的承诺和义务。政府职能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的变迁而改变。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统治职能日益弱化，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逐渐扩大并处于主要的地位。

1.政府职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自市场经济确立至今，政府职能定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具有宽大幅度的位移边界。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合理试错的过程，其中每一次的理论替代、体制改革，都不是彼此消极地纠错，而是承前积累地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界定，不是一劳永逸，只能在一个相对确定的时点上，根据社会环境和市场需求来确定政府的具体职能。从长远看，政府职能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对驾驭市场经济手段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2.政府职能的确定和调整是多因素影响的渐进过程。首先，政府职能的界定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如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经济目标、政府能力等。韦灵克认为，政府对市场“何时干预、为何干预、如何干预以及干预多少”应当“取决于各自国情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其次，政府职能必须对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做出及时地适应性调整，过渡性和经常性的调适是政府职能的常态。受外部环境的制约，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可一步到位。

3.政府职能的选择应遵循两个最基本的规律。一是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市场离不开政府的影响，政府经济职能的行使必须服从市场机制。二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总体上趋向扩张。这与政府权限边界天然扩张的特征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制度）调控。

二、中国家族企业“短命”现象值得政府高度关注

据2005年第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显示: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每年又死亡10万多家;上实际80年代初在国内崛起的一批新兴民营企业到90年代大多数已销声匿迹;在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企业,到90年代末大多数也已日薄西山;有60%的民营企业在5年内破产,有85%的民营企业在10年内死亡,平均寿命只有2.9年,其中九成以上是家族企业。中国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着发展历史不长、寿命短暂的问题。2004年,中国有大约100万家家族企业倒闭，即每天约有2740家家族企业倒闭，每小时就有碍114家家族企业倒闭，每分钟就有2家企业破产。这个数字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年初，山西亚光集团宣告破产，2000万元的倒闭资产，最后核算的可变卖资产只有40万元，10多位股东的股金血本无归。6月，资产总值一度高达220亿的中国最大民营企业德隆集团宣告破产，董事长唐万新及60名高级主管被逮捕；7月，四川成都托普集团宣告破产，缔造者宋如华远遁美国，3000多名员工全部离职；12月，“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浙江超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破产，大量资产被银行抵债托走。2005年3月，浙江绍兴雄狮集团宣布破产，400万元被银行冻结，全部资产被银行查封；4月，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海口市中级法院裁定破产，其资产负债率为536.95%。该年上半年，深圳宝安区30家DVD企业几乎同时破产。9月，享有“国产手机第一牌”的科健集团由于巨额债务，宣布破产。

三、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需要政府的适时适度参与

1.家族企业的变革需要政府的适时适度介入

(1)中国缺乏领导家族企业变革的企业家阶层。企业家是企业的最基本、最关键的力量。企业实质上就是企业家表露创新精神和开展创新活动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和企业家自身价值的场所。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无论是在诱致性变迁还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企业家作为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一个基本决策单位。离开了企业家，企业的存在、发展以及创新都是无法实现的。目前，中国的企业家是非常缺乏的。但纯粹依靠市场或企业难以完成企业家阶层的培育和形成。一定程度上不仅需要政府来填补企业家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引领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沿着合理的轨道进行，而且还需要政府予以扶持、鼓励、引导，从而加快企业家阶层的形成。

(2)家族企业的发展和变革面临着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供给的不足需要政府来弥补。因为制度供给作为外部因素是企业无法控制和左右的，而且提供制度服务应该是政府的职责。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正效应，如果企业或个人来提供，可能会因为付出大收益小而处于供给不足，企业或个人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可能向社会提供制度产品。相对地说，政府由于其强制性、权威性等特性在制度供给上具有规模效应。所以，在家族企业创新和发展面临制度短缺的问题上，政府作为供给主体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3)市场和企业的失灵要求政府对企业进行宏观性干预。市场和企业不是万能的，存在失灵的时候和领域。这种失灵会影响社会的整体福利和稳定发展。总体看，市场在效率上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但在公平问题上市场和企业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市场和企业给社会带来的主要是效率，它们基本上无法兼顾社会整体公平。社会整体公平只能由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必要的调节。另外，追求利润是企业最主要的目标。在市场经济不太规范的背景下，很多私营企业或家族企业常常是不择手段地赚钱，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不道德或违法乱纪等现象依旧比较普遍。仅靠市场和企业自身来改变这种现状是很难的。成熟的社会信用制度和规范的交易秩序规则都需要政府的参与。

(4)路径依赖性使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需要政府的指导。中国家族在其发展中已经显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已有的内部制度安排和现存制度环境的路径依赖。使它们大多数依然锁定于家族制。这种路径依赖性使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偏离正常的轨道：①其创新带有明显的家族制痕迹。现在许多声称已发展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家族企业，而且产权制度、组织结构都酷似现代企业，但其家族制的本质内核依然存在。②其路径依赖性使家族企业的未来制度选择具有高度的不明确性。目前许多家族企业想跳出家族制的陷阱走向开放式发展道路，但路径依赖性使这种开放式路径的目标选择模糊化。现在家族企业走上了一条非家族企业制度非现代企业制度的混合型道路，人们不知道家族企业的未来发展路径在何处。传统文化的改造和现存制度环境的变革是家族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的，它需要政府帮助完成。

2.家族企业变革需要的是小而强的服务型政府

政府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中究竟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管制型、权力型、全能型的“婆婆”政府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事务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干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按照西方学界的观点，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应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不能随意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干预只能是妥当的、及时的和理智的。政府更为主要的职能是为企业创造一种较为理想的外部环境，保护公民权利、向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其需要，寓服务于管理中，在管理中做好服务，以向公民和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各种服务为中心，凡是市场、企业、个人能做的事政府就应退出，该政府做的事应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

所以说，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应该是一种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由于双重属性和双重目标，政府在经济活动和企业的发展中的消极作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正确定位政府职能的同时还必须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大化，将政府行为置于法律的约束中，加强社会自治，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有限政府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和繁荣富强的必要保障。有限是高效率的前提，有限才能有效。随着市场经济日趋成熟，政府权力的弱化、职能范围的缩小以及规模的缩减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与小的、有限政府是相伴相生的。政府威信是建构在权力制约基础之上的公信力，是受制于法律的有限的威信，而非权力的张扬和炫耀。政府退出生产经营领域是必然的，但这种退出不是一种消极无为的退让，它是在充分调研、综合分析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实施积极主动的事前可预见性调节和干预，使个人、企业在面对无知的协调任务变得较容易而建立起他们的信心。小政府不等于弱政府，小还必须强而有力。在有所不为的同时要强调有所为，在限制政府职能的同时必须提高和强化政府的规划指导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分配能力、适应能力、利益综合能力、协调监督能力，即提高政府能力。在很多领域，管制既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但管制必须是少而精，管制必须到位的但又不能越位。政府应该将自己的活动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除此之外的领域应交给市场、企业和个人去做，市场和企业能办的尽量由市场和企业去办；凡是市场、企业、个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应积极为之。政府也不能任企业随意发展，政府要从宏观上采用一些必要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政策手段对家族企业的管理和发展予以必要的规范和制约，以纠正家族企业不合适行为。

3.家族企业变革需要的是善治的法治政府

家族企业变革和发展中的政府还应该是一个“善治的政府”。所谓善治政府是指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生活实行合作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达到了最佳状态。善治是社会管理进一步法制化的过程，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的政府一般具有四个特性：(1)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2)透明性，即政府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一般而言，公民对政府行为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3)责任性，亦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履行与其职务相称的职能和义务，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的回应，在必要时还应当定期、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4)法制化，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必须接受法律的监察。法治既规范公民的行为，但更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治，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程序，就没有善治。要形成善治的政府，必须要保证公民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这样才能促使政府与公民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秩序。因此，尊重公民社会的权利和自由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可能彻底实现最佳的法治供给。法治建设，需要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努力。现代企业的发展要求政府供给统一的、合理的法律，这样才能充分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但法律并不是政府创造的，更多的是“法律先于立法”，政府机构仅只编纂了原先已经存在的法律。法律属于民众，而统治者不过是保护和培育法律。“法治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家创造出来，也不应当依靠国家来创造。……法治的惟一源泉和真正的基础只能是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国家。”当然，政府在制定法律规则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政府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政府的真正作用在于鼓励非政府的努力，而不是置之不理甚至阻碍这种努力。

参考文献:

[1]李华刚:对策中国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管理变革之具体措施[M].时事出版社,2006

[2]张成福倪文杰:现代政府管理大辞典[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3]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M].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企业制度管理范文第7篇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无形资本将取代有形资本成为企业发展的主导要素，这意味着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为无形资本的发展壮大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

一、传统资本理论的新拓展

无形资本就其本质而言，是在资本的发展过程中，从有形资本中独立出来的，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本。以技术、品牌、商誉为代表的企业无形资本具备了资本的一般属性，而且具有远比有形资本强大的价值增值能力。无形资本的特征和运动规律与有形资本有所不同，无形资本理论是对资本理论的新拓展。

1、无形资本的价值取决于个别劳动时间，一般具有较高的价值（或价格）。大多数无形资本是由劳动创造的，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高风险、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因而具有很高的价值。象特许经营权这样的无形资本，是“权利资本化”的结果，没有价值，但却有价格。从均衡价格理论来看，由于无形资本对企业有很高的效用强度，使其成为市场中一种稀缺的商品，因而有较高的市场价格。无形资本的创建，具有个别性生产的特点，不象一般商品那样可以成批重复生产，所以它的价值量应由个别生产者在个别生产中耗费的个别劳动来决定。实践中，企业在创建无形资本中的各种耗费，很难完整准确的计量，现在通行的做法，是用无形资本可能带来的收益，确定无形资本的价格。

2、无形资本使用的可重复性造成其产权容易被侵害。无形资本使用的可重复性表现为，它可以被一个主体反复使用和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这使得无形资本被侵害的机会大大增加。加之无形资本存在方式的非实物性，造成产权主体对无形资本的独占能力弱化，因而无形资本的安全对法律有绝对的依赖性。

3、无形资本具有强大的增值功能。无形资本的增值能力源于它的强大的竞争功能和垄断能力。新技术可以数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品牌、商誉、特许经营权等经营用无形资本，可以使企业的产品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使同样质量的产品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使企业垄断某种产品的某个细分市场，从而使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无形资本自身的增值过程，是一种典型的质量型而非数量型的资本增值方式，其价值可以在数量不扩张的情况不断地积累，这也是无形资本具有较高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无形资本在使用过程中，本身并不发生有形磨损，有些无形资本反而可以自动增值。例如品牌资本，使用的次数越多，其知名度越大，价值越高。

4、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的良性互动，保证了企业的跳跃式发展。实现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的良性互动是无形资本经营的主要方式，即“有中生无，无中生有”。企业以有意识、有计划的有形资本的投入，催生和扩张无形资本，即所谓的“有中生无”。同时，企业应发挥无形资本的强大的增值功能，以无形资本带动有形资本增值，提高资本利润率，迅速扩张企业规模，即所谓的“无中生有”。无形资本作为一种价值存在，多数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且具有可重复使用的特点，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用无形资本进行投资、出售、出租、特许经营，以实现其的价值或取得某种收益权。

二、无形资本理论呼唤企业制度的创新

1、无形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工业化初期，以机器、设备、厂房为代表的有形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处于支配地位。此时，企业生产的技术含量较低，市场竞争的广度、深度和激烈程度有限，技术、品牌等无形资本在生产经营中处于辅助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竞争变得激烈而残酷，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心开始由生产环节转向产品开发环节和销售环节，技术、品牌等决定企业产品开发能力和销售能力的无形资本，逐渐从有形资本中独立出来，进而取代有形资本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企业拥有无形资本的质和量，以及管理和经营无形资本的能力和水平。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好的想法和技术发明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它是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而且它不存在物质资源面临的有限性的约束，本身又能以低成本复制，因而资本收益递减的法则不再成立。对无形资本的开发和使用，大大缓解了企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空前地拓展了企业发展的空间。

2、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求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当企业的发展主要靠有形资本的投入来实现时，企业的制度安排是以生产环节为重心的，企业的资本结构以有形资本为主体，企业的组织结构以生产组织为主体，企业的产权制度以无形资本产权制度为主要内容，企业的劳动力构成以工人为主体，企业的管理制度以对有形资本的管理为核心。当无形资本超越有形资本成为企业发展的主导要素之后，企业的制度安排则要围绕无形资本的开发和经营这两个重心来进行，这给企业制度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涉及上面提及的所有方面，这种变化过程就是企业制度创新的过程。

3、企业的制度创新，同时又促进了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所谓制度创新，就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制度创新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内容。创新活动使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从而使无形资本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那些始终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企业，正是那些无形资本的富有者和高水平的经营者，也毫无例外的是始终进行制度创新的企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些企业都经历了大幅度的改组，特别是近年来，大公司之间的兼并联合令人瞩目，企业无形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突出。

4、无形资本理论对企业制度创新的导向作用。创新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无形资本的发展为这种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无形资本理论为这种创新指明了方向。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提高企业开发和运用无形资本的能力，应该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一个基本目标。拥有世界第一品牌的可口可乐公司，其可口可乐品牌和配方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本，而且还在继续为可口可乐公司创造着丰厚的利润。比尔·盖茨创造的微软神话更为我们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无形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是有形资本无法比拟的，知识经济时代将是无形资本的时代，无形资本将把企业带进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为国有无形资本的有效开发和经营提供了操作平台

1、制约国有企业无形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无形资本意识淡漠、认识落后，是导致无形资本理论和实践低水平的主观原因。认识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无形资本存在意识淡漠。由于无形资本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不易被人的感官感觉和把握，而且企业对无形资本的管理和运营也不太熟悉，这些往往使企业忽视无形资本的存在，甚至对其流失也视而不见。第二，无形资本的生产要素意识淡漠。在传统的观念里，企业的生产要素仅包括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土地和有形资本，而忽视了无形资本，更不能认识到无形资本是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在企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对无形资本的功能认识还不到位。虽然企业对技术开发、品牌培育等的重要性的认识已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大多数企业还认为，技术开发和广告等的投入是企业的费用而不是投资，说明企业对无形资本的认识还有差距。

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组织结构、人才结构的不合理以及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中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都在影响着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强化了这种不利影响，使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面临重重障碍。第一，国有企业现有的组织结构，普遍仍带有明显的“生产型”特征，还没有质的改变，势必会限制企业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第二，收入分配中的平均化倾向，使从事无形资本开发和经营的企业人力资本，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结果导致人力资本供给的严重短缺。第三，国有企业人才的流动和使用，仍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离“市场化”的距离还很远。在人力资本的选用和开发上，用行政手段是代替市场选择的做法是低效率的。第四，我国《公司法》中规定，股份公司以无形资本方式的出资，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否则工商部门将不予注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的无形资本的核算范围、入帐价值的确认方法以及费用摊销方法等，导致无形资本帐内无价或帐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类似这样的制度安排，无疑是企业无形资本形成和发展的障碍。第五，对国有无形资本监管不力。国有企业在与外商合资过程中，以及在兼并等资产重组过程中，存在不计算或低估国有无形资本价值的情况；国有企业的技术诀窍流失、专利技术被侵权、商业秘密泄露、名牌商标被假冒等现象的大量存在，造成国有无形资本大量流失。第六，国有企业无形资本的投资水平不高。一方面是不舍得投资，不敢冒风险。一方面是投资效率不高。比如，前几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之争，中标企业花费的巨额广告费用并没有给企业带来预期的收益，投资行为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和投机性，没有和企业有形资本的生产经营很好地结合，巨额投资开发出的是“泡沫”无形资本。

2、通过企业制度创新为国有无形资本的有效开发和经营提供操作平台。首先，要改革无形资本产权制度。明确产权主体、明晰权责边界，保证产权的可交易性是实现无形资本优化配置和使用的一般条件；反映无形资本特点，保证无形资本的安全，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特殊条件。国有企业中建立的“法人财产制度”，为明晰国有资本的产权找到了有效的办法。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逐步取消对包括无形资本在内的国有资本进入资本市场的限制，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具体来说：一，除了与企业无法分离的无形资本（如商誉）和企业无法完全控制的无形资本（如供销网络），应允许可交易的无形资本进入资本市场；二，对于产权可以自然人化的无形资本（如专利技术、专有技术），不应片面强调其国有化或法人化，应鼓励国有企业的无形资本的结构中存在自然人产权，并赋予其与国有产权和法人产权平等的权利，这样可以鼓励技术创新，同时可以避免非自然人产权带来的交易费用，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三，应在法律的层次上明确国有企业在国有无形资本的安全和保值增值上的责任。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解决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无形资本产权模糊、产权主体错位和产权结构单一化的问题，将会改变国有企业中无形资本开发无动力、经营无活力、负责无能力的状况。

其次，要建立企业人力资本制度。如果说有形资本的积累主要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的话，那么无形资本的发展壮大则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企业中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他们虽然是人，但是他们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却具有资本的功能。建立人力资本制度就是要承认他们的资本所有者地位，他们进入企业就是以人力资本对企业投资，虽然他们没有投入货币资本，但是应该拥有产权。相应的，他们的收益应该是投资收益，而不是工资。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企业的股份构成中设立人力资本股，其产权属于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并适当限制其转让或上市交易，以此作为企业人才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的基础。湖南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在企业中建立人力资本股制度的代表，袁隆平院士拥有该公司的250万股份，占公司股本的5%，这250万股就是袁隆平院士人力资本投资，体现的是他所拥有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袁隆平”品牌的价值。我们认为，这种人力资本股制度比经营者年薪制更科学、更规范、更到位，因为它把分配制度完全纳入到股份制度中去了。

同时，要建立人力资本投资制度，包括人力资本的引入制度和开发制度。就引入制度而言，一，国有企业应打破地区和部门的条条框框，打破户籍甚至国籍的限制，依托人才市场而不拘一格引入人力资本。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当然有权力选择企业的经营者，但选择的对象应该是市场中形成的企业家，而不应该是政府的行政人员；二，以人力资本股制度的建立为龙头，确立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和权利，创造吸引人力资本的企业制度环境；三，为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功能创造宽松的环境和广阔的舞台；四，与引入制度相配合，建立相应有退出制度，保证人力资本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就开发制度而言，企业对人力资本开发要舍得投资，同时要建立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回避制度。企业要清醒地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意味着要企业放弃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得到的将是长远的利益。企业可以依托院校培训和市场实践为企业开发人力资本，并把人力资本的引入和开发结合起来。

第三，要加强企业的无形资本开发组织和经营组织。企业无形资本的开发组织和经营组织，好比是企业的“两翼”，缺少任何一个会失衡，只有“两翼”丰满，富有力量，协调一致，企业才能展翅高飞。就技术开发而言，第一种模式是设立企业的研究所或研究院。其优点是技术的可转化性强、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第二种模式是与国内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进行联合，把技术开发交给他们去做，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精简机构，转移开发风险，缺点是开发周期长，技术的适用性差。第三种模式是完全通过技术市场购买企业所需技术。引进的技术不可能是最好的技术，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中，我们提倡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立足于自己开发，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以避免在技术上受制于人。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考虑，我们主张企业设立专门的技术开发机构，这样既有利于企业形成技术优势，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同时，又有利于提高技术的转化率。从宏观上讲，国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和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和人才上的优势，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保证。

就企业营销用无形资本（如品牌、商誉、供销网络等）的开发和经营而言，应该是企业的整体行为，不是哪一个部门可以单独完成的，但应配备具备创新能力的专门人员负责。由于这些无形资本一般存在于企业同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中，所以协调企业同外部环境的关系是他们的基本职责。加强企业的开发组织和营销组织，并不是否认生产组织的重要性，而是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制造加工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同企业之间不会有太大差异，因生产水平上的差异而形成企业在竞争中绝对优势的情况，不具有普遍意义而已。

第四，要调整无形资本的管理制度和经营制度。无形资本的管理是无形资本经营的基础，主要涉及无形资本的价值管理和安全管理。就价值管理而言，无形资本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而且价值量难以准确计量，给无形资本的价值管理带来很大难度。价值评估和财务核算是无形资本价值管理的基本工作，其具体制度应以企业无形资本的完整、合理和及时地计量为原则。现行的无形资本核算制度和注册制度应予以调整，解除其对企业进行无形资本价值管理和引入无形资本投资的影响和限制。同时，应特别注意对无形资本的效益进行监控，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设立反映无形资本效益的指标体系，并把其纳入企业的效益指标体系中去，这是企业配置和使用无形资本的依据。无形资本的安全管理完全不同于有形资本的安全管理。有形资本的安全管理主要是防盗、防火等，是防止有形事故的发生，而无形资本的安全管理主要是防侵权、防损害、防泄密等，其难度更大，对人才、制度的要求更高，对法律的依赖性更强。

无形资本经营是发挥其增值功能的关键。在国有无形资本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前提下，通过转让、租赁、特许经营等方式，充分发挥无形资本可以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的特点，实现无形资本本身的价值和价值增值。充分认识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之间相互促动的关系和无形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用企业无形资本带动有形资本的生产和经营，实现企业资本的迅速增值。以无形资本为纽带，进行企业间的兼并联合，迅速扩张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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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霍宏.知识产权管理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现代企业导刊，1996（4）

〔6〕张明龙.国有无形资本的内涵、量化与保护.中国社会科学，1996（6）

企业制度管理范文第8篇

由于现代企业集团化、跨地区经营的特点，企业总机构必须妥善处理好与下属分支机构之间的财务管理关系。处理好统一性与自主性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做到既能灵活地集中财力，保证生产重点需要，使资金得到有效使用，又有利于调动下属分支机构的积极性。使其在保证完成总机构下达的各项经济任务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自，享受相应的经济权益并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由于现代企业的经营范围广、分支机构多、物资流量和资金流量大，企业必须从商品经营为主转变为以资本经营为主。总机构应成为投资中心和分配中心。分支机构成为成本中心和利润中心。要适当划分各级管理权限，费用计划管理，资金有偿使用。以资本增值最大化为目标，为股东或投资者谋求最大的回报。

适当集中财权，强化管理。资金调度权、资产处置权、投资权、收益分配权、财力人员的任免权要集中总机构，各分支机构只有经营权，实现由分权型管理向集权型管理的根本转变。同时，缩小管理半径，尽量少设三级或以下的分公司，减少管理层次，有利于适当集中财权，实现有效监控。

健全内部机制，强化财务监管。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心，因此必须保证财务管理的权威地位。财务管理机构设置要科学，财力管理制度要健全统一，执行要有刚性，检查、监管要到位。设立内部结算中心，以便有效融通资金和加强监控。实行公司内部财务信息联网，提高财务监控质量。

实行目标管理，健全激励机制。目标管理是一种以考核最终成果为核心的现代管理方式，实现对下属分公司的绩效评价与控制，是最理想的激励方式，对调动下属分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的积极性来说，是一种强制约束机制。

统一采购物资。实行类似政府采购制度的统一采购制度，以利降低采购成本，减少仓储费用，加速资金周转。

二、建立符合现代企业特点会计管理模式的新要求

确立自主理财的主体经营服务地位。“政企分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已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法人资格，变为经济实体，确立了主体地位。会计作为企业专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成为服务于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理财主体，并确立了理财的主体地位。因此，应按照企业赋予它的理财职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确立自主理财的清产核资规范制度。“产权清晰”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前提。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分离组合日益频繁，企业间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单一的国有企业将向合资、合作、联营、承包、股份制、集约化公司等多种企业组织形式转化，这样必然带来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产权的转移和变化，形成价值形态的变化和流动。

确立自主理财的资金管理运作中心。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说到底都是资金运动的过程。而资金运动既有起点，又有终点；既有实物形态，又有价值形态；既有动态，又有静态（相对而言）。因此，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从理财的角度，如何全方位管好资金的变化与走向，是建立现代企业会计管理模式的关键所在。

确立自主理财的成本核算管理网络。建立现代企业会计管理模式，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做好成本核算管理工作。一是要建立目标成本中心；二是要建立成本核算体系；三是要建立成本考核制度。要以责任成本为重点，形成成本管理系统网络。

确立自主理财的效益目标考核机制。建立现代企业的会计管理模式，根本目的，就是实行集约化管理，确保效益目标的实现。因此，企业财会工作要以追求最大效益为理财重心，建立效益目标考核机制，做到优化资金使用效能，以最小的消耗获取最大的效益。?

确立自主理财的决策参与管理机制。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自主经营和管理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会计为其服务的主体地位。会计是反映资金运动全过程的，企业的一切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体地位尤为重要。

三、对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三种模式的比较分析[1]

就加强企业会计管理而言，主要是做好各项基础工作，建立和健全会计管理制度，及时、准确地反映企业资金运行和经营状况，做到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其中更重要的是完善企业会计管理体制包括会计人员的管理和会计企业管理两大部分。会计人员管理涉及选用、考核、奖惩等，会计业务管理包括财务收支计划、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与分析、日常会计基础工作等。建立和完善企业会计管理体制，必须体现出先进、合理、高效的原则，使会计管理职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综观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分散型管理模式，即会计人员和会计业务由各责任单位领导与管理；第二种交叉型管理模式，即会计人员由责任单位领导与管理，会计业务由企业会计部门领导与管理；第三种是统一型管理模式，即会计人员和会计业务统一企业会计部门领导与管理。下面就这三种会计管理模式作一比较分析。

其一，分散型管理模式。目前相当一部分企业采用这种管理模式，它的特点是：会计人员和会计业务由各责任单位领导与管理，会计人员在核算第一线，有利于会计人员比较全面地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运行状况，对责任单位的会计人员参与企业管理，坚持会计核算的相关原则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会计人员和会计业务受控于责任单位，在会计核算上易导致按责任单位的意图办事，而不顾全企业整体利益。如在责任或成本核算上，该进入当期成本的而不进入，甚至乱摊、乱挤成本；在责任利润核算上会出现虚列成本减少利润，或少列成本虚列盈利，该处理的损失得不到及时处理。同时又因会计人员自身利益与所在责任单位的利益息息相关，容易发生会计人员不按会计制度去处理会计业务。有的会计人员害怕打击报复或怕得罪领导，不敢坚持原则和制度，使会计监督职能无法履行。由于各责任单位的工作和企业会计部门的工作配合不够，使一些急办的事不能及时落实与处理，影响会计工作的整体效率。同时，由于会计人员缺乏，一些业务素质不高的人员从事了会计核算工作，必将影响核算质量。此外会计核算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也难以得到保证。?由于企业把实现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目的，把获取局部利益只是作为一种保证手段，而推行责任会计核算旨在强化会计管理，确保企业的整体利益。在这种分散型管理体制下，各责任单位的人、财、物三权融为一体，各自为政，企业也就无法实行有效控制，整体利益得不到保证。权衡利弊这种模式往往弊多利少。?

其二，交叉型管理模式。它的特点是：由于会计业务归企业会计部门领导与管理，对会计人员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利条件。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人和事两者又必须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地实施管理。所以这种交叉型管理模式不符合行为科学管理的原则。管理体制上的这种交叉模式，容易造成既管又不管的局面，往往出现对已有利的就管，有矛盾和困难时就互相推诿，易造成工作混乱。?

其三，统一型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克服了上述两种模式的不足之处，能有效地发挥会计职能和作用。它的特点是各责任单位核算机构是企业会计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会计部门的派出机构，为各责任单位服务，同时执行好会计职能。这种统一型的管理体制，有以下三大好处：?各责任单位的会计管理受企业会计部门统一领导，给会计人员实行会计监督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会计人员执行制度，提高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会计人员业务素质通过企业会计部门直接考核、评比和奖惩，有利于会计人员钻研业务、提高技能，做好会计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企业会计部门实行计划、资金、制度、管理等方面的调节与控制，在扩大责任单位生产经营自的同时，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整体效益。

四.建立适应现代企业特点的会计管理体系[2]

根据我国企业的会计实践和现代企业的要求，企业会计管理体系应该分为一般会计，责任会计和管理会计三个层次。

一般会计即传统意义上的财务会计，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及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处理企业各类账目，按时向税务部门与社会保险等部门交纳税费。一般会计是企业会计管理体系的基础，它完整地记录企业经营活动的收支情况，并通过分类账、损益表、利润分配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向外报送财务报告，为企业的管理层财务分析与决策提供可靠的财务信息，同时提供投资者（国家）和股东作为投资的参考。

在西方现代管理会计中，责任会计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主要是通过解决企业内部会计管理上责任不清的问题，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二战以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大公司对内推行了分权管理，事业部制应运而生。对事业部制的管理控制，在会计方面主要就是依靠责任会计。事业部制的核算、控制、考核等，无一不是采取责任会计的方法进行的。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如目标管理、指标层层分解与考核、厂内银行结算等，丰富了我国责任会计的内容

企业制度管理范文第9篇

一、现代企业制度下成本管理模式的设想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实行的是一种以计划价格为基础，以事后核算为重点，以完全成本法为内容的算帐报帐型的成本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说是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盈亏同企业无关，企业成本意识淡薄，损失浪费惊人，甚至不少企业虚盈实亏；二是成本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没有真正形成科学的成本管理体系，缺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管理方法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三是成本管理的现状不利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不利于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也不利于企业成本的宏观调控。这就要求对现行成本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进行改革，并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

建立新的成本管理模式，首先，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和具体要求。只有对此有了深刻了解，才能很好地把握市场经济规律，自觉摆脱旧的观念，适应新的形势。其次，要学习西方国家应用市场经济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成功经验，借鉴其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成本管理方法和经验，为我所用。第三，要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要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本管理模式。

笔者认为，新的成本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微观管理上，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制造成本法为内容，以低成本、高效益为目标，以全面成本管理为核心的现代成本管理体系；在宏观管理上，要建立以财务成本法规为引导，以合理利用和配置资源为目标，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并用的宏观间接调控管理体系。

二、成本微观管理要建立现代成本管理体系

成本微观管理即企业成本管理。在我国，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层单位，是国家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促进四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要求产品有竞争力，技术有开发力，资产有增值力，在市场上有应变力，特别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企业素质低、产品质量差和成本高的现状，要具有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企业管理现代化，就要求企业各项专业管理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成本管理思想革新化。传统的算帐报帐型成本管理模式只计算财务成本，不计算管理成本；只重视事后算帐，不重视事前预测和决策；只采用手工操作，不考虑先进的管理手段；只依靠企业财务部门，不注意发挥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因而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在成本管理观念上革新，要树立竞争观念、效益观念、经营观念、法制观念和开拓观念等新的观念。

2、成本管理组织合理化。这是管理现代化的保证。没有组织上的保证，企业就很难把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好，就不可能发挥最大的总体效益。成本管理组织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要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度，保证目标成本的顺利实现。同时，还要按照成本管理的职能，建立科学的成本指标体系、成本核算体系、成本决策体系、成本控制体系和成本考核体系。

3、成本管理方法科学化。要总结我国成本管理的好经验，引进国外现代化成本管理方法，相互融合，发展提高。主要有目标成本管理、责任成本管理、厂内经济核算、本量利分析、价值工程、成本——效益分析、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控制、班组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等多种方法。

4、成本管理手段电子化。在成本管理中，应用电子计算机，不但可替代一些繁重的事务性劳动，而且可以加速信息处理，便于建立成本管理信息系统，使管理人员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同时，还应推广应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显示监控装置，加强对物质消耗和流向的控制，为成本控制和计算创造条件。

5、成本管理人才专业化。要培养一支能够适应成本管理现代化需要的专业干部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成本管理工作不断前进，保证成本现代化早日实现。

总之，管理思想是灵魂，管理人才是关键，管理组织是保证，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是条件。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应该配套，并同步进行，才能共同推动成本管理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

三、成本宏观管理要建立间接调控体系

成本宏观管理即成本的国民经济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对于成本管理仍然需要从宏观上加强调控。

1、要建立成本法规体系，促进成本管理工作规范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992年，财政部了《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行业财务制度与会计制度，对原来的成本核算和管理方法进行了部分改革。近年来，又颁布了一些具体会计准则，其中不少涉及成本管理的内容。现在应该尽快把成本法规体系建立和完善起来，使今后成本管理有法可依，力求做到制度化和规范化。

2、要通过社会审计，纠正成本计算不实和弄虚作假行为。当前成本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成本计算不实，财经法纪松驰，乱摊乱挤成本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甚至弄虚作假，偷税漏税，这就给成本管理增加了很多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要逐步建立财税监督、国家审计监督和社会审监督三者并立的经济监督体系。注册会计师审计要重点对成本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纠正企业中成本计算不实和乱摊、乱挤成本等违法乱纪现象。

3、要有合理的经济布局，促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我国各地自然资源条件不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这就要求生产要合理布局，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减少不合理的运输费用，努力节约社会劳动。同时，还要考虑各地区工业生产专业化和各产业综合发展的正确结合。

4、要调整产业结构，促使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我国产业结构尚不够合理，主要是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加工工业规模偏大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有些行业盲目发展，产大于需；有些行业产量低，不能发挥规模效益。这就要求宏观上加速产业结构调整，要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要重视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以促使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降低产品成本。

5、要培育市场体系，鼓励公平竞争，不断降低物质消耗水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大力发展各类市场，并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健全市场规则，清除市场障碍，要尽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鼓励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及时各种经济信号传递出去，引导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降低物质消耗，节约产品成本。

企业制度管理范文第10篇

一、现代企业制度下财务管理的重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自不断扩大，企业做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有了一定的独立财权。进入9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企业将直接面对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的激烈竞争，筹集资金权和资金使用权将完全放归企业，盈利分配形式将在明确产权主体上规范化。财务管理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管理手段，它主要是为明晰企业产权制度服务，正确、合理、合法的履行新的产权制度下的财务职能，使出资者依法享受资产受益权。随着我国金

融市场的不断开拓，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一方面将带出企业融资与投资渠道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企业竞争将由纳粹的商业竞争进化到商业竞争与融资竞争同时并存的新格局。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里，企业经营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技术和营销策略，而且仰赖于企业的财务管理。财务管理成为企业整个经营活动的枢纽和指挥中心，它通过为管理者提供经济信息，为正确决策、计划、组织、控制、资源配置和激励提供科学依据，使企业避开经营障碍，抓住盈利机遇，保证企业全部经营活动顺利进行。强化企业财务管理，提高理财效益，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是企业进行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企业及时组织资金供应、节约使用资金、控制生产消耗、有效组织收入和合理分配收入的依据。因此，财务管理既是企业管理中一个独立方面，又是一次综合性的管理。搞好财务管理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具有突出的作用。我国国有企业的典型代表邯钢的成功策略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邯钢1990年初曾出现5个月的经营亏损，从1991年开始，他们坚持从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入手，从降低成本抓起，实施“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把企业成本管理作为走向市场立足点，抓住了企业管理的“牛鼻子”，5年间销售收入由10．2亿元增加到50亿元，利润由100万元增加到7亿元。从而防止了企业管理中的跑、冒、滴、漏，形成了降低成本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现代企业制度下以财务管理为龙头的必然性

财务管理在企业各项管理中居于龙头地位，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企业实体、一个行业、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从财务管理的性质、财务关系以及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三个方面得到论证。

1．财务管理的本质决定了它在企业管理中的龙头地位。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财务管理作为管理的重要内容，决定了它的地位。

——财务管理具有系统性。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是遵循经济管理的一般原理，结合财务活动的特点而进行的管理工作。同时，它又是一项完整的循环系统，包含着财务活动各环节的全过程。企业财务系统是由人、资金、设施、信息等要素构成的。财务活动涉及到企业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包括资金筹集、资金使用、资金耗费、资金收回、资金分配各个环节。这些要素、单位、环节不是杂乱无章的凑合，而是按一定的要求、程度而形成的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有序化的链式因果关系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制约着企业管理的各个要素，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财务状况。如图所示：

资金运动过程图

——财务管理具有集约性。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财务管理已不再是单一的资金运动管理，着眼点由传统的筹资财务管理转变为既关注资金筹措，又重视资产管理和资本配置，由过去侧重研究资本市场的运行和金融工具的选择，以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等外界人士为导向的外部观点，日益转向以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率的对内财务管理和风险条件下投资管理，而面向企业管理当局的内部观点。财务管理指标由过去粗放式的追求产量、收入转向集约式的追求创利、资本保值增值。是一个全面细化的管理活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效果。

——财务管理具有综合性。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区别了经济管理中的其它管理工作，具有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灵敏度高等特点。也就是说：凡是有经济活动的地方，财务管理无不涉及到企业各部门，与企业其他部门和人员密切相关，与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部门（金融、财税部门）也有着有机的相互联系。因此，抓管理应以抓财务管理为基础，为导向，为龙头。抓住了财务管理，也就抓好了企业管理的前控和后控，也就把住了瓶口，其结果事半功倍。

2．企业的财务关系决定了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龙头。财务关系是指企业在财务活动中与各有关方面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外部和内部的理财环境决定和制约着不同的财务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关系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企业与国家财税部门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个关系主要是指企业与国家财务部门之间的缴款、税收关系。这是一种财产关系，着重体现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形式，是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因为，税是国家行政职能的体现，是国家强制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利润是国有资本的出资者应享有的投资回报，体现“资产受益”的原则。企业作为法人实体，应该依法纳税、自负盈亏，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国家的财务关系，增加企业自我实现的价值，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个关系主要是指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此关系表明政企分开后，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只能以价值形态的股东身份出现，拥有股权和终极所有权，不能拥有实物形态的法人产权。企业以法人财产权的身份出现，依法享有法人财产的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实质是财产分割关系、财务责任划分关系和劳务报酬分配关系。

——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个关系主要是指企业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贷款和结算关系。从性质上说，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财务关系，属于资金分配关系和资金融通关系，体现着国家宏观调控与企业自主经营的关系。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个关系主要是指企业之间发生的货款结算、资金融通和相互投资等关系。这种关系体现着企业与企业之间在国家计划统一指导下的分工协作关系，在市场中是平等竞争的关系，都是平等的独立法人，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企业与内部各单位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个关系主要是指企业间内部基本生产单位、辅助生产单位以及生产经营单位之间的内部计价结算与利益分配关系。这类关系比较复杂，如在股份制企业中，通常表现为总公司、子公司、直属分厂与车间等相互的财产分割、权责划分和利益分配关系。

——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个关系主要是指企业选聘职工、支付劳动报酬，对职工进行必要的财务监督等资产使用中的权责关系和按劳分配关系。这类关系的实质旨在调动企业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叫他们自觉地履行民利和义务。

以上说明企业各项经济活动均具有财务意义，也反映了一定的财务关系。这些财务关系无疑体现了它的重要性，对企业管理产生重要的影响。

3．市场机制的形

成决定了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龙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调节体系和资源配置方式。前者是以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为主，后者是以市场信号和法律法规为主调节企业的行为。市场机制，是一个动态的机制，活跃的机制，无情的机制，客观的要求企业行为必须市场化，促使企业及时捕捉市场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市场经济是平等竞争的经济，企业资源流向是向着那些利用资源效率高，财务状况好的企业和场所进行流动，使其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必须与其相适应，其目标应该强调资金结构合理，财务状况最优，讲求资源配置最优化。否则，企业将被市场淘汰。

三、现代企业制度下以财务管理为龙头的途径

要使财务管理真正发挥龙头作用，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完善企业财务机制。从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现状看，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1．建立常规性的预测制度。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是以财务计划为导向，而财务计划又是建立在财务预测基础上的。所谓财务预测，就是财务人员依据财务等有关信息资料，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企业财务的发展趋势或变化程度进行测算和估计。从预测目的上看，财务预测主要是为企业财务决策和财务计划提供科学的依据；从预测对象上看，财务预测主要是资金运动，或者说，是对资金的价值预测。预测主要指标分三大类：财务预测指标有成本、费用、资金、盈亏及货币收支等；营业预测指标有生产、销售、采购、期间费用等；决策预测指标有技改、固定资产投资等。预测的方法可采用直接计算法、因素分析法、比例对比法、期末余额法、回归分析法、线性规划法、概率分析法等。实行预测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预测制度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保证企业目标（利润）的实现。

2．建立资金调控制度。企业资金的运行是要靠强有力的管理手段作保证，资金调控制度是企业保证资金运行质量，提高资金利用效果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它主要是靠调控机构按照事前的预测计划对资金实行有效监控。调控的方法主要是实行资金定额管理，建立可控制度，通过确定目标、组织实施、信息反馈、纠正偏差、奖优罚劣，促进企业加强资金管理，严格对资金流量的控制，确保企业资金的良性循环。据有关资料介绍，某烟草商业企业在1992－1995年经营活动中，以强化资金调控为主要管理手段，成立常设调控机构，实行动态管理，采取事前预测、事中跟踪控制、事后问效的资金管理办法，使企业资金管理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四年间给企业节息增利192万元。

3．建立成本环节控制制度。环节控制是权责明确的一种制度。它是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来的一种新型成本管理制度，它是一项全员、全面、全过程的系统成本管理工程，是由设计成本控制、采购成本控制、生产（作业）成本控制所构成的，旨在把财务成本管理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邯钢的“成本否决制”突出的特点就是抓好成本环节控制，在目标成本和成本计划的基础上，把成本指标逐级分解到各个环节和每个员工，以成本指标完成的好坏作为对个人奖惩否决的依据，使企业从成本否决中走出困境，尝到了甜头。因此说，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成本环节控制管理乃是现代企业管理研究的一个新兴课题，是企业短期决策和长期决策的重要内容。

4．建立定期性的分析制度。财务分析是以财务计划和会计核算的资料为依据，结合企业经营活动情况，对造成财务差异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进行揭露，并测定各影响因素对分析对象的影响程度，提出纠正差异，挖掘潜力的一种管理方法。财务分析对加强财务管理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财务历史资料与预计资料的分析，为财务计划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依据；通过对财务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可以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措施，保证计划的实现；通过对财务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可以正确处理企业与各方

面的财务关系。财务分析的方法一般可采用对比法、比率法、差额分析法。资金时间价值法、量本利分析法等。财务分析的作用是其它手段所不能替代的，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一种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