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上市优惠政策范文

企业上市优惠政策篇1

一、我市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总体情况

据劳动保障部门统计，截至2004年三季度末，我市共有已领取《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29584人，实有实现再就业人员总数15124人。2004年2季度，我市新增领取《再就业优惠证》人员3215人，实现再就业人数2596人；2004年3季度，我市新增领取《再就业优惠证》人员4151人，实现再就业人数3039人，社会失业人数总体上呈少量增长态势，社会总体再就业工作无大的突破。但是，在社会实现再就业的人员无大的变动、社会总体再就业工作无大的突破的情况下，享受国税部门税收优惠的企业和个体数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再就业税收工作效果明显。一是个体户享受减免税务登记户数稳定增长。2003年4季度222户、2004年一季度226户、2004年二季度432户、2004年3季度296户。从2003年4季度我市首次出现按新办服务型企业享受减免税优惠的企业后，一、二两个季度均有企业按此政策享受税收优惠，目前已达到4户；二是从2003年4季度我市首次出现按新办服务型企业享受减免税优惠的企业后，今年三个季度均有企业按此政策享受税收优惠，目前已达到5户。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申请享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和个体户数量上趋于稳定，也可以反映出社会上对于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已经有了较为普遍的了解，普通老百姓已经有了主动运用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意识。

二、我市国税系统大力落实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为扎实推进再就业工作的进程，全面落实再就业税收政策，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健康发展，宿迁市局着力“四个方面”建设，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再就业税收政策落实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日常化、高效化。

（一）认识与组织到位，强化追究，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一方面，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一把手”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再就业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工作列入年度目标责任制，实行“一票否决制”，对经考核目标任务完成不好的部门，不得评为先进，并通报批评；对因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和不利影响的，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二）宣传与培训、咨询相结合，内外并举，凸显政策宣传效果

1、公开办税程序，完全“阳光化操作”。在全市所有办税服务厅的醒目位置公开再就业涉税事宜办理程序，让纳税人“轻轻松松来办税，明明白白享优惠”。与此同时，在办税程序和税收优惠两方面坚决不打折扣，充分保护下岗职工的各项税收权益。

2、培训多样化，咨询耐心化。一是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全力配合，劳动就业部门每次举行招聘会时，由税务人员向应聘职工详细讲解再就业税收政策；二是在有关部门组织的各类下岗职工再就业技能培训会上宣传再就业税收政策；三是组织部分企业财务人员进行集中宣传、培训，细心指导企业逐条对照各项再就业税收政策。对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立即按规定程序为企业办理减免税手续。

3、利用各种媒介，运用现代化手段，整体推进政策宣传。在宿迁市局外网上，专门开辟了税收优惠政策专栏，对近年来国家的再就业税收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并及时更新，纳税人可以随时点击查看，了解有关政策。去年3月份，宿迁市电视台对市国税局开展再就业税收政策工作的情况专门进行采访报道，报道在电视台连续播出后，纳税人纷纷来电咨询有关税收政策。从而扩大了再就业税收政策的影响范围，避免了下岗职工使用优惠政策的盲目性。

4、打破思维定势，变被动为主动，精心上门服务。

该局在宣传优惠政策的过程中，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上门服务，发放政策问答，现场辅导宣传，对新老政策进行比较，让纳税人准确用好政策。

（三）健全制度、高效推进，彰显再就业税收政策威力

一是开辟“再就业绿色通道”，全面优化税收服务。在全市的所有办税服务厅专门为下岗职工开辟了“再就业绿色通道”，设置了专门岗位、专门窗口，明确了具体责任人；二是限时办结，特事特办。从受理登记到政策咨询都规定了具体的限办时间，坚决在承诺时间内办理税收事项。三是推行善意提醒制度，做到“三个到位”。对下岗失业人员办理税务登记证的，提醒其出具《再就业优惠证》，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对没有《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提醒其到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再就业优惠证》；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办理税务登记的，提醒其聘用下岗失业人员，按规定程序报批享受有关税收优惠。同时，税务机关在为下岗失业人员进行办税过程中，以“三个到位”服务纳税人，即宣传到位、服务到位、办税到位，最大限度的方便下岗失业人员办税、减少他们的办税成本。四是严格执行税收执法责任制，按照追究幅度的最上限，对不按规定办理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人员进行严肃追究。积极欢迎广大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举报和检举。各级国税机关和国税人员违反以上承诺，一经查实，将视情节分别给予罚款、扣发奖金、待岗直至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四）督查与责任追究并举，强化监督，严守最后一关

在执行再就业税收政策的过程中，适时组织对各县（区）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检查，特别针对该市 “双定户”较多，起征点调高后涉及的纳税人面广量大等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并对检查的情况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各县对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有效确保了各项再就业税收政策全面落实到位。

（五）积极协调配合其他部门，严格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

1、积极配合劳动保障部门，加强对《再就业优惠证》的规范管理。在为下岗失业人员办理税收减免手续前，都要认真核对《再就业优惠证》，对发现持有假证或一证重用等问题的，及时通报区社会劳动保障局。此外，部分县（区）与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建立了《再就业优惠证》的联合年审制度，严格《再就业优惠证》的使用和管理，并与区社会劳动保障局联合成立了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小组，对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问效管理。

2、建立信息交流制度，确保数据分析客观合理。定期到劳动保障部门采集下岗失业人员数、已实现再就业人员数、实现再就业人员中行业构成等信息，并和到国税部门享受税收优惠的纳税人情况进行比照核对，以较全面掌握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

三、再就业税收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再就业税收工作效果有限，经济和社会因素对再就业税收工作的效果有很大影响

一是我市经济落后，再就业的岗位不多，劳动力的供给远大于需求。在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再就业税收工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下岗失业人员的困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

二是下岗人员的年龄偏大，不利于再就业；下岗失业人员以40、50人员居多，由于缺乏一技之长，学习和接受新事物能力有限。企业在招用人员时更多的侧重于技能，再就业优惠政策只能作为一个附加因素，在同等条件下予以考虑。

三是《再就业优惠证》发放范围有限。现行发放的《再就业优惠证》的范围仅限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失业人员、关闭破产需要安置人员和享受低保且失业一年以上的其他城镇失业人员。集体、私营企业下岗人员和经济开发区等地方大量失地农民仍没有纳入发放“再就业优惠证”的范围，企业聘用失地农民或失地农民从事个体经营均不能享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了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社会效果。

四是部分企业吸纳了下岗失业人员。但由于很多企业刚成立等原因，利润率低，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对政策不熟或认为申请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审批部门多且企业暂无利润等原因，暂时还没有将此事放到企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二）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本身的因素仍然影响我市享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数量

由于我市四县（区）属于省政府确定的贫困地区，企业多按照“老、少、边、穷”地区新办企业申请享受所得税减免优惠，按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享受减免的企业仍较多集中在市区。

（三）下岗失业人员享受国税部门税收优惠的范围有限。

从统计情况看，享受税收优惠的再就业人数和劳动保障部门统计的当期实现再就业人数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有：

一是下岗人员多为自谋职业，其中大多数从事小吃部、踏三轮车等不属于国税部门管辖的行业以及小商店、水果摊、市场小摊等小本经营，国税部门对这类人员难以精确统计；

二是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他们也难以享受再就业税收优惠。劳动部门对上述人员的去向也难以有效跟踪统计，这是造成差距的重要原因；

三是部分企业吸纳了下岗失业人员，但享受的税收优惠有限。如某食品公司专业生产包子、馒头等到市场上卖，吸纳了较多的下岗失业人员，但由于该企业不提供餐饮场所，按规定应缴纳增值税，而非营业税，企业在税收减免上也就难以得到较大的实惠。

（四）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和税务部门还没有真正做到信息共享。往往出现企业招收的下岗失业人员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对不上的现象。

四、进一步完善再就业税收政策的建议和设想

（一）放宽《再就业优惠证》的领用条件，加大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面。特别对于失地农民应纳入社会保障范畴，向其发放《再就业优惠证》，使其能够享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从而更好地确保政策实施的社会和经济效果。

（二）进一步细化工作职责，明确工作责任。我们将以此为契机，针对目前再就业税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根据需要制定再就业税收工作规程，明确各有关岗位的再就业工作职责，各岗位互相衔接，互相配合，发挥税务机关的整体合力，使再就业税收工作更加有序开展，以充分服务纳税人，服务社会。

（三）继续坚持与劳动、工商、地税等部门的联系，及时沟通信息。加快信息化的建设步伐，尽快解决税务部门和劳动保障等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共享，切实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四）加强政府部门主导作用，全社会联动，充分发挥各种再就业政策的整体效果，切实改变各部门孤军奋战的局面。

（五）继续加强督促检查，适时掌握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一旦发现不按规定落实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要认真及时进行整改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单位按照目标管理考核的内容进行处罚扣分。同时，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再就业政策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有关政策，使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从中受益，切实发挥税收对再就业工程的支持作用。

企业上市优惠政策篇2

一、北海市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国家民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确定“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通知》(民委发[2007]228号)文件，北海市有6家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以下简称民品企业)，其中合浦县有1家。“十一五”期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十一五”期间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贷款利率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06]315号)文件规定，各国有商业银行继续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正常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实行比正常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低2.88个百分点的优惠利率政策，优惠贷款利率不得上浮。北海市6家民品企业成立较早，但生产规模普遍不大，实力不强，6家企业有5家是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主要生产具有民族特色的金银珠宝饰品、缸罐、角雕等工艺品，产品生产成本低，收益高，目前都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但是经过调查，北海市6家民品企业都没有获得过优惠利率的流动资金贷款。

二、影响民贸民品贴息贷款的原因分析

1.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一是宣传的对象受限制。在确定“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之前，北海市民族宗教局按要求对生产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进行了调查，并对相关企业进行了政策的宣传。这种“点对点”有针对性的宣传虽然效率高，但是没有普遍性，政策宣传的广度不够，社会上很多生产有少数民族特色商品的企业对相关政策缺乏了解。二是宣传方式单一，宣传渠道狭窄。北海市有关部门对民贸民品政策的宣传主要体现在转发文件、电话解释，宣传方式比较单一，宣传渠道狭窄，从而影响政策的有效宣传。三是宣传主体对相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不到位。据北海市民族宗教局的反馈，有些实力较强的企业怕麻烦，不愿申请成为“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实际上，民贸民品优惠贷款利率政策是一项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企业可从中真正得到实惠的长远政策。[2]一般只有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透彻的企业才不愿申请。另外，在“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名单确定之后，有些企业相关负责人并不知道其企业已成为“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之一，不了解其可以享受优惠贷款利率政策。有些企业不了解如何申请优惠利率贷款。据调查，有民品企业曾经咨询过民族宗教局如何申请优惠利率贷款，但民族宗教局具体负责人不知情，也未咨询过人民银行，从而导致优惠政策落空。政策宣传的力度不够使得政策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2.民品企业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无法享受优惠贷款利率政策

一是企业不良贷款记录制约其新增贷款的注入。民品企业要想获得银行的优惠利率贷款，首先必须符合银行一般贷款的准入条件。根据现行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规定，如果贷款人已有贷款违约记录，形成不良贷款，那么贷款人很难再次获得银行的新增贷款。[3]作为民品企业之一，广西北海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亨通珠宝公司就遇到这种情况，其在1995年、1997年分别向建行北海分行贷款累计470万元，后来由于公司经营亏损，形成315万元不良贷款。建行已把该债务转给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虽然目前该公司生产运营正常，而且这几年该公司一直积极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征求减免债务、协商还款之事，但是毕竟存在不良贷款未清的事实，对于该公司新增贷款的申请，银行都表示拒绝受理。二是企业未能提供贷款要求的财产抵押或者担保，银行不予发放贷款。目前银行发放的贷款一般都是财产抵押贷款或者信用担保贷款，北海市6家民品企业大都是生产金银珠宝饰品或者工艺品，产品加工后即可卖出产品，技术水平含量低，资金实力较差，没有大型或者高精端的设备，有的甚至没有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因此，这些民品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往往由于未能提供财产抵押而无法获得贷款。而且，北海市担保机制不健全，几家担保机构由于自身实力较差而难以在担保方面取得良好的公信力。因此，很多企业包括民品企业难以获得银行的信用担保贷款。由于民品企业不符合银行贷款的一般条件，民品优惠利率贷款也只停留在文件层次上。

3.银行贷款手续繁琐，影响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

由于银行贷款手续较为繁琐，程序复杂，准入门槛高，从贷款申请到贷款审批需要的时间较长，影响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为此，有些实力较强、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并不十分愿意向银行贷款。

4.信息沟通机制缺失

一是牵头部门的主动性没有发挥出来。民委没有发挥明显的主导作用，没有与金融机构及其他相关部门进行过有效沟通交流，也没有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相关政策宣传活动。二是联席会议制度没有形成。目前北海市尚未建立有关民贸民品方面的联席会议制度，没有组织召开过民委、人民银行、商业银行、民品企业和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民委、人民银行、商业银行、民品企业等有关部门缺乏信息交流的平台，造成银行等有关部门不了解企业、企业不完全了解相关政策等现象。信息沟通机制的缺失无法使优惠贷款利率政策真正有效地落到实处。[4]

三、完善民贸民品贴息贷款发放的对策建议

1.完善相关政策

一是放开优惠利率贷款发放银行的限制。目前参与民贸民品优惠利率贷款发放的仅限于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由于这些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在市场开发理念、贷款准入门槛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性，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弱势群体金融业务的拓展方面显现出一些不足。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改革，建议放开民品优惠利率贷款发放银行的限制，允许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等其他商业银行也成为成员，发挥它们的优势，实现金融机构优势互补，为民贸民品企业创造更优良的融资环境，支持民贸民品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民贸民品的繁荣。二是放开贷款合同基准利率的限制。按照现行规定，优惠利率贷款一律不准上浮，也就是说只有民品企业与贷款行签订的贷款合同是基准利率时才符合优惠利率贴息政策，否则不予贴息。这种赢利锁定的规定对商业银行开发此类贷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所限制。为调动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建议修改相关政策规定，放开贷款合同基准利率的限制，给予企业贷款实实在在的比正常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低2.88个百分点的优惠补贴。这种政策修改不仅可以让民品企业在优惠期间切实得到政策支持的实惠，推动民品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且也给予了商业银行对民品企业贷款业务的利率定价权限，调动它们营销的积极性。三是赋予商业银行权限对优惠利率贷款实行封闭式管理。政策规定“享受优惠利率贷款政策的企业，其利息优惠部分的70%以上应用于补充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为了确保专款专用，同时也为了加强银行对企业贷款资金流向的跟踪，确保资金安全，建议新增政策，规定商业银行有权对优惠利率贷款实行封闭式管理，民品企业生产资金的支付与回收均可由贷款行负责监控。

2.商业银行创新观念积极扶持民品企业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品企业生产的少数民族特需商品不仅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且也传承与延续着中华文明。因此，商业银行应创新观念，积极扶持民品企业，为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商品提供优质、特殊的金融服务支持。一方面，各商业银行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信贷政策不要“一刀切”。商业银行在贷款决策、约束机制等方面应当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点和民品企业的特点，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制定与此相适应的信贷政策，适当降低优惠利率的贷款门槛，简化贷款程序，提高贷款效率。另一方面，各商业银行要主动与民品企业建立联系，优先考虑并保证企业的贷款需求；同时，严格执行优惠贷款利率政策，协助做好优惠贷款利率政策宣传工作，使各项政策落到实处，让民品企业真正享受优惠政策，从而达到银企双赢的效果。

3.多部门联动推动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的落实

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民委应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交流平台。建议民委牵头，金融机构、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参与，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民品企业、商业银行、人民银行、银监局、财政局、工商局、经委、人事劳动部门等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民品企业可通过这个平台主动向银行、民委等相关部门通报信息，让银行、民委等相关部门了解企业经营动态；民委、人民银行可通过这个平台进一步宣传解释各项政策；各与会单位通过交流信息，协助解决企业困难，推荐项目与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建言献策，为企业和银行提供实质性的服务。二是加大政策宣传的力度。民委应突破“点对点”的政策宣传模式，积极拓宽政策宣传的渠道，变化宣传方式，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大范围宣传。通过宣传，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争取成为政策优惠的企业，从而促进民品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持续发展，让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真正发挥作用。三是建立责任考核制度。贯彻落实民品企业优惠政策是民委等多个部门的一项工作，建议各有关部门把落实民品企业优惠政策、支持民品企业发展的工作列入责任考核内容，并定期向社会公开考核结果，使有关部门执行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的具体行为透明化，推动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的有效落实。

4.发挥人民银行的“窗口指导”作用

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银行，应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做好民品企业优惠政策的工作。一是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不断完善每年年初对辖区金融机构的信贷指导意见，引导商业银行对民品企业的信贷资金及时投入跟进。二是利用季度金融分析联席会议，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做好政策宣传，交流相关信息，发挥“窗口指导”的作用。三是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政策宣传、指导及其他事务工作。四是创建平台，邀请商业银行和民品企业召开座谈会，交流信息，做好民品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参谋。五是加强调研，人民银行要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商业银行、民品企业，了解各方实际存在的困难与需求，掌握优惠贷款利率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将相关情况及时上报。

5.提升企业竞争力

企业上市优惠政策篇3

关键词：税收优惠政策；外商直接投资；进口关税优惠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4―0055―05

一、引言

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该草案的顺利通过，标志着中国从此将逐步告别企业所得税“双轨”时代。但是，内外资所得税的合并和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会不会显著减少流入中国的外资数量并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这一直是许多人所担心的问题。

钟炜(2005)分析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产生的影响，认为所得税的合并很可能会导致外资流向周边低税国家，从而对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产生较大影响。而安体富(2005)则认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是基础设施、现有外资状况、工业化程度和市场容量等，税收优惠政策只是影响因素而非主要的决定因素，税收优惠在提升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竞争优势方面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合并企业所得税不会影响外资流入数量。曹小春(2006)认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不同来源地、不同投资目的、不同规模、不同产品流向、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外资企业的资金流入的影响是不同的。

上述学者和其他学者就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对外资流入的影响的研究往往基于理论的分析而缺乏经验的检验，其结论说服力不够。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实证分析。但到目前为止，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措施中经历了实施一取消的措施只有进口关税优惠政策，所以本文试图用实证方法对我国进口关税优惠政策的取消是否显著地影响了外资的流入进行检验。

二、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实施－取消过程

中国最早于1984年对在经济特区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进口关税优惠，之后，这一优惠逐步扩大到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区、浦东新区等对外开放地区。其具体内容是，在上述对外开放地区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于进口的机器设备、原材料、零配件、交通工具、生产资料、办公用品等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另外在经济特区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矿物油、烟、酒、生活用品减半征收工商统一税。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取消了工商统一税，统一实行增值税和消费税，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变为免征关税和增值税、消费税。

1996年4月1日起，随着中国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中国政府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税收优惠，但对此前批准的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优惠延长至1996年末，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优惠延长至1997年末。1997年后只对符合产业政策和国家鼓励进口的自用设备免征进口环节税收。

进口关税的减免，尤其是对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关键生产资料的减免可以极大地降低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其利润水平。该税收优惠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三来一补型”企业以及需要进口机器设备的生产型企业尤为重要。该项优惠措施的取消影响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收益水平。但是，它是否影响了外商投资企业对华的投资热情需要进行实证分析。

三、基本模型的建立与回归结果

(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以检验外资企业进口关税优惠的取消对外资流入的影响。

1nFDIit=β0+β11nEDLit+β21nCLit+β31nITLit+β4DUTYit+αi+εit　(1)

模型(1)中，FDI是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取自然对数的形式进入模型。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我们发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EDL)、市场成本(CL)和基础设施状况(ITL)是影响外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因此将上述三个因素作为本模型的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也以取自然对数的形式进入模型。待检验变量DUTY是事件虚拟变量，反映的是各地区关税优惠政策的变化。各变量的下标i表示城市，下标t表示时期(年)。DUTYit=0，当城市i在t年不享受关税优惠；DUTTit=1，当城市i在t年享受关税优惠。由于中国是在1996年年中时宣布取消进口免税规定，且对此前批准的项目优惠延长至1996年末，因此进口关税优惠政策的取消对当年实际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影响较小，其影响递延至以后年份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曾经享受关税优惠的城市在1996年时DUTYit变量的取值依然为1。在模型中，固定效应αi反应的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这些因素一方面影响着因变量，另一方面与其他自变量存在相关关系。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的组内变换，可以消除αi对因变量的影响。

(二)样本与数据

鉴于中国外资企业关税优惠政策的与取消均以城市为单位，因此本文以城市为分析单元，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所有城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检验外资企业关税优惠政策的调整对外资流入的影响，本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区间内进行研究，在这个时间区间中，除关税政策的调整外，没有其他外资企业税收政策的调整。通过对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回顾，我们发现在1994～1999年间，中国外资企业税收政策较为稳定。这一阶段除关税优惠以外的外资企业税收政策的调整只涉及到两个城市：苏州和北京。不能选择2000年及以后年度的数据是因为，2000年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必然会影响外资流入水平。因此本文使用1994～1999年受进口关税政策影响的城市(不包含苏州和北京，共83个城市)的panel data数据，研究关税政策的变动对外资流入的影响。

(三)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1中1列所示。Duty的回归系数为负，未通过显著性假设检验。在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系数显著为正，基础设施水平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负，与预期的符号相反，生产成本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假设检验(本文将Duty的取值提前及推后1年，所得回归分析结果与前无明显差异，因此本文未报告该结果)。这说明，享受进口关税优惠的城市在优惠政策取消后吸引的外资水平与取消前无显著差异。

四、时间因素对模型的影响

上述模型中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进口关税优惠变量Duty在1994～1996年取值为1，在1997～1999年取值为0，Duty的回归系数完全包含了时间因素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在1994～1999年间，除了进口关税优惠政策的调整，其他因素也会对流人这些城市的外资水平产生影响。其间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然而亚洲金融危机是减少了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增加了外资的流入，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1996年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地区如香港、台湾、日本及东南亚等地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使得来源于这些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有所减少。例如程崇祯、章婷(2002)在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企业减少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从而使得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幅显著降低。而胡祖六(2004)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降低了东南亚地区对全球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中国成功地抵御了“金融传染”，使中国倍受欧美跨国公司的青睐，中国该时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比重有大幅度的上升。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对模型(1)进行改进，首先在样本中增加了未受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影响的其他城市，使样本城市包含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所列的全部城市(220个横截面城市)。其次在模型中加入时间变量，以反映外商直接投资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这样Duty变量的回归系数便可以反映进口关税优惠政策的变动对外资流入的影响。

1nFDIit=β0+β11nEDLit+β21nCLit+β31nITLit+β4DUTYit+β5DTit+αi+εit　(2)

在模型(2)中，时间虚拟变量DTt=1，当样本所在年度为1996～1999年时；DTt=0，当样本所在年度为1994～1995年时。时间虚拟变量DT，与固定效应αi相反，前者只随时间变化，而后者只随样本城市而变。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从而将时间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分离出来。

增加了样本城市并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DT后，回归结果如表中第2列所示。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均能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假设检验。加入时间虚拟变量后，Duty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假设检验，EDL的回归系数为正，在5％的水平上显著。Duty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一个城市享有进口关税优惠政策时吸引的外资显著高于该城市取消关税优惠政策后及未享有该优惠政策的城市吸引外资的水平。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1996～1999年各城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较1994～1995年有了显著增加，而不是减少。至少在1996～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未造成中国吸引外资的下降。

五、调节变量的引入及交互模型

模型(2)虽然可以将时间因素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动对外资流入的影响相互分离，但是待检验变量Duty的回归系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差异：第一个是以前享受关税优惠政策的城市(称为第一类城市)在优惠政策取消前和取消后吸引外资上的差异；第二个是以前未享受关税优惠政策的城市(称为第二类城市)与第一类城市在吸引外资上的差异。在李宗卉、鲁明泓(2004)的研究中，第二个差异是显著的，这意味着Duty的回归系数显著可能是由于第二个差异显著所导致，而不能说明第一个差异是显著的，即不能说明第一类城市关税优惠政策的取消是否显著地减少了流入这些地区的外资。

由于无法直接反映出第一个差异是否显著，本文引入调节变量、使用变截距模型来反映进口关税政策的变动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假设时间因素(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两类城市吸引外资水平会产生相同的影响，而进口关税政策的变动只会影响第一类城市吸引外资水平。因此，第二类城市在1996年后吸引外资水平的变动反映了时间因素的影响，第一类城市1996年后吸引外资水平的变动不仅有时间因素的影响，还有政策因素的影响。那么两类城市1996年后吸引外资水平的变化中相异的部分便是政策因素对第一类城市的影响。

加入调节变量的模型构建如下：

1nFDIit=β0+β11nEDLit+β21nCLit+β31nITLit+β4Y97t+β5dummy97it+αi+εit　(3)

模型(3)中，dummy为地区虚拟变量，dummy=1，当该城市为第一类城市时；dummy=0，当该城市为第二类城市时。Y97为时间虚拟变量，Y97=1，如果样本城市所在年度为1997～1999年；Y97=0，如果样本所在年度为1994～1996年，这段时间未取消第一类城市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的优惠。在模型中加入调节变量dummy，dum-my97是调节变量dummy和时间虚拟变量Y97的交互项，其回归系数反映的是1997～1999年第一类城市相对于第二类城市吸引外资水平的差异。由于dummy不随时间变化，在模型中被包含在固定效应αi中。如果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β4)显著，说明第二类城市1997～1999年吸引外资水平与1994～1996年相比有显著的变化。如果时间虚拟变量与dummy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1997～1999年第一类城市吸引外资水平与第二类城市有显著不同。

基于交互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第3列所示。EDL的回归系数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假设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吸引外资流入。时间虚拟变量Y97系数为负，但是未通过显著性假设检验，说明1997～1999年第二类城

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与1994～1996年全部城市吸引外资水平无显著差异。对于我们最感兴趣的交互项，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也未能通过显著性假设检验。可以认为，1997～1999年第一类城市吸引外资水平与第二类城市无显著差异。

外商进行投资决策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于1996年4月取消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可能会存在滞后效应。因此假设进口关税优惠政策的调整会对1998年及以后年度的外资流入产生影响。在模型中取滞后1年的时间虚拟变量Y98，Y98=1，当样本取自1998～1999年；Y98=0，当样本取自1994～1997年。加入调节变量后，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第4列所示。时间虚拟变量和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是依然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本文又假设1996年关税优惠政策的取消会对当年外资流入产生影响，于是在模型中取提前1年的时间虚拟变量Y96。Y96=1，当样本取自1996～1999年；Y96=0，当样本取自1994～1995年。加入调节变量后，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第5列所示。与上述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不同的是，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均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假设检验。这说明在1996～1999年，第二类城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高于1994～1995年全部城市吸引外资水平；同期，第一类城市吸引外资水平虽然也较1994～1995年全部城市吸引外资水平高，但是却显著低于第二类城市。这意味着1996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较以前年度有明显上升，但是该年度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更多地流入了第二类城市。1997年后这种明显的上升趋势未能持续，两组城市在吸引外资方面无明显差异。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1996年中国取消一些地区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优惠，并未减少中国吸引外资的总体水平，1996年后流入中国的外资依然呈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对此的解释是，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外商是否在一个地区进行投资，是外资企业在不同国家、地区经营收益比较的结果(Hart.man，1984)。虽然进口关税政策的取消影响了一些外资企业的税后收益，但是由于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依然给予优惠的企业所得税率、所得税的减免、利润汇回免征所得税、再投资退税等优惠措施，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税后收益可能依然高于在其它国家经营的税后收益，因此进口关税的取消未降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热情，1996年流入中国的外资额依然显著增加。另一种可能是，虽然进口关税优惠政策的取消使一些外资企业的税收收益低于其它国家，但是在中国经营面临更好的投资环境、更小的市场风险，外资企业会选择继续在中国生产。因此进口关税政策的取消没有显著减少中国吸引外资的总量。

2、1996年流入中国的外资水平显著增加，但是受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取消的影响，第一类城市(原来实行进口关税优惠的城市)吸引外资的增长幅度显著低于第二类城市(原来未实行进口关税优惠的城市)吸引外资的增长幅度。这意味着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更多地流入了未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非对外开放地区，而不是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对外开放地区。为了深入理解该结论，需要划分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将影响分为总量影响和区位分布影响。总量影响是指中国对外开放地区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降低了这些地区吸引的外资额，减少的外资额流入了其他国家，而不是流入了中国非对外开放地区，从而导致流入中国的外资水平整体下降。区位分布影响是指中国对外开放地区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和取消虽然使这些地区吸引的外资额下降，但是减少的外资却流入了中国非对外开放地区，其结果是中国吸引的外资总量并没有显著变化，只是外资在中国各地区的分布发生了变化。从上文的结论看，外资企业进口关税优惠的取消对外资流入产生了区位分布的影响。对于有大量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进口的企业而言，享有进口关税优惠政策的地区在经营成本方面的优势缩小了，这时外商投资企业会更关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营环境更好、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会在更广的范围内选择经营总成本最低的投资地，因此第二类城市吸引外资的增幅显著高于第一类城市。这一现象有利于缩小对外开放地区和非对外开放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差距，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3、取消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对第一类城市吸引外资的推动作用只体现在政策变动的当年。由于缺乏后续的政策支持，1997年及以后年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所产生的区位分布影响未能继续，第一类城市和第二类城市吸引外资额的变化差异未能进一步深化。

企业上市优惠政策篇4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政策变化；特区税收

一、特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调整变化

（一）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

政策调整前，外商投资企业享有高度税收优惠，主要为特定地区低税率优惠、定期减免税优惠和再投资退税优惠等。新《企业所得税法》将外资企业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内资企业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统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新的企业所得税率，规定企业所得税率为25%、符合规定条件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照顾税率，统一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等。

（二）政策由区域扶持转向产业引导

按照新政策规定，在经济特区及浦东新区设立的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可按25%法定税率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之后年份按国家统一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优惠税率征税，取消了原来只要是特区内企业就可享受15%税率优惠的政策，这是新《企业所得税法》赋予特区唯一的优惠政策。与原来针对区域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比较，新政策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优惠范围由“特区内企业”、“外资企业”调整为“高新技术企业”；二是享受起始年度从“获利年度”调整为“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

（三）采取过渡措施，逐步取消特区原有企业所得税优惠

原政策给予特区内企业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在新政策施行后，除高新技术企业外的受惠企业在五年内以15%为基准，按“3、2、2、2、1”的方式逐步向25%的法定税率过渡。即2008年按18%税率、2009年按20%税率、2010年按22%税率、2011年按24%税率、2012年按25%的税率征税。按原政策规定享受“两免三减半”的外资企业，处于享受期的可以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尚未开始享受的，享受年限为2008年至2012年，减半税率为2008年9%、2009年10%、2010年11%、2011年12%、2012年12.5%。

二、政策调整对特区税源和税收的影响

（一）高新技术企业增长迅速

税收政策转向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后，特区集聚高新技术企业的能力显著增强，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积极性不断提高。2008年，珠海市首批获得部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95家，占广东省高新企业数量的5.18%。此后，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省新增数量比重不断提高。截至2011年9月，珠海市共有207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见表2），在全省各地市中（不含深圳）排名第五。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在弱化区域优惠，突出产业结构调整上的引导效应逐步显现。

（二）外资企业所得税收入呈政策性增长

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过渡期政策规定，特区内原来享受15%税率优惠的非高新技术企业，从2008年开始税率逐年上调至2012年的25%。受惠企业范围大幅缩小，税率上调使得5年过渡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收入呈政策性增长。2008年，政策实施第一年，珠海市企业所得税收入77.85亿元，增收44.24亿元，同比增长131.63%。作为原政策主要受惠对象的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从2007年的11.15亿元增长至2011年32.57亿元，年均增速30.73%，成为拉动企业所得税增长的主要动力（见表3）。

（三）税源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从税负上看，原政策给予外资企业各类优惠较多，造成长期以来内资企业税负显著高于外资企业。据相关部门测算，政策调整前珠海市内资企业所得税平均实际税负约为15%，外资企业约为10%。从税收占比上看，内资企业对企业所得税收入的贡献明显高于外资企业，2008年，内资企业对全市企业所得税贡献达81.44%，而占全市工业总产值73.20%的外资企业对企业所得税的贡献仅为18.56%（见表3）。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企业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使税源结构发生变化，外资企业税收贡献率逐年上升。2011年，外资企业对企业所得税贡献为39.17%，较2008年提高20.61个百分点。

三、存在问题

（一）对外资企业吸引力下降，企业数量减少

原特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特区对外经济合作。凭借这一优惠政策，特区吸引大量外商企业到珠海投资。新政策将原有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转向高新技术企业，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随着特区外资企业享受的特殊优惠在过渡期结束后全面取消，特区对外资的吸引力降低，部分外企搬离特区，外企数量减少。2008年-2011年，珠海市工商注册登记外企数量逐年减少，分别为5334家、4490家、4313家和4126家。

（二）外资企业税负加重，经营压力增加

因政策变化，相当一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外资企业，无法享受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同时随着2010年内外资企业统一城市维护建设费和教育附加费，外资企业税负明显加重，经营压力不断加大。以珠海纤科化工为例，该企业于2008年开始生产销售，2010年生产总值1.5亿元，属于资本密集型外资企业，虽拿到最后一批“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但因未实现正利润，至政策优惠期结束都未享受到企业所得税优惠。该企业2008-2010年，共多缴纳企业所得税295万元（按纤科化工以25%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以“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缴纳企业所得税相减计算），同时，受地方政府房产税优惠政策到期，特区优惠政策转变等因素影响，2011年该企业税负达40%，大大高于原特区外企28%的平均税负，企业经营压力加大。

（三）企业所得税现增速放缓趋势，影响地方财政收入

2011年以来，受外企搬离特区税源缩窄和企业所得税广东省市分成比例由“四六”调整“五五”等因素影响，地方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速呈放缓趋势。2011年，地方级企业所得税收入16.13亿元，同比下降1.21%，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49.70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作为地方四大主体税种之一，其增速下降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四、政策建议

（一）促进外企增资转型，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

鼓励现有外资企业增资扩产和转型升级，同时引进高质量外资企业来特区扎根发展。一是地方政府优先引进高新技术、高附加值、带动能力强的项目，鼓励有条件的外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资格认定，享受特区税收优惠。二是人民银行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引导商业银行支持外企转型升级，对相关贷款项目申请给予优先审批等支持。

（二）采取措施，逐步改善外企经营状况

一是鼓励外资企业转变生产经营策略，深入挖掘和开拓国内市场，拓宽产品销路，改善经营状况；二是地方政府应做好过渡期后的外企经营情况的跟踪调查，结合当前外贸出口下降的形势，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提升服务等方式，继续扶持外企发展。

（三）利用中央给予“比特区还特”的优惠政策，加快培育税收新增长极

2011年7月底，珠海市横琴新区税收和通关等政策获得国务院的批准，享受“比特区还特”的优惠政策，如对从境外进入横琴与生产有关的部分货物实行备案管理，给予免税或保税；横琴内企业之间货物交易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等。珠海市应加快相关优惠政策的激活，进一步加大宣传推广、细化落实，加紧做好相关实施方案，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到横琴落户，使横琴新区早日成为税收新增长极。

企业上市优惠政策篇5

Abstract： The tax department， as government function department，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tax functions， promote development through taxes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In boom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regional centers and an international city in Chengdu， the local tax departments are actively playing the functions and roles of raising revenue， regulating the economy and adjusting the allocation，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structural tax cuts， innovating tax collection mode， to add new impetus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expanding employment and other aspects and als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building the western economic core growth pole.

关键词： 税务；财政税收；全域开放；税收

Key words： taxation；finance and tax；open to the whole region；tax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1-01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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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受“2012年成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ZST1235。

作者简介：汪四清（1966-），男，四川资阳人，成都市地方税务局总会计师、成都市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税收法制建设、税收管理。

0 引言

全球正在经历经济一体化、价值普适化、政治兼容化、意识包容化的过程。同志在十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成都作为西部重镇，必然要参与深度的、全面的全球性竞争，“全域开放”则是必经之路。成都市应利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内陆经济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明确国际化发展的定位和路径，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加主动的姿态推进“全域开放”战略，加快“充分国际化”进程。在此过程中，税收杠杆在成都“全域开放”中的作用极为明显，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全域开放”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对“全域开放”战略的认识

2011年12月17日至18日，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在成都市十一届九次全会提出，成都市作为全省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主力军，理当成为对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具有支撑功能和带动作用的核心增长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结合对新形势下成都市情的再认识，成都作为省会城市要带头落实全省工作总体取向，必须坚持领先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奋力打造西部经济增长核心；必须坚持“双核共兴、三产联动、圈层融合”的全域成都发展思路。落实这一发展定位和发展思路，关键是要实施“五大兴市战略”，而其中就有实施“全域开放”战略，提升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的开放程度。

“全域开放”的战略，符合当前成都发展的实际，为成都市的跨越发展插上了新“翅膀”。目前成都要发展、要实现新的跨越、跻身世界先进地区行列，就必须主动出击，“全域开放”，迎接更广、更深、更激烈的竞争，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经济的重新洗牌，通过重新洗牌，成都才会有机会跃居国内、国际领袖城市行列。

2 成都市目前实施“全域开放”的税收背景

2.1 “西部大开发”政策

2.1.1 政策主要内容：

①对西部地区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②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继续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③对西部地区2010年12月31日前新办的、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202号）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的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其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可以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

2.1.2 “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对成都“全域开放”的支持成果：

①提供了财力保障。十年来，成都经济总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到2011年全市国地税收入双双登上400亿大关。“西部大开发”政策为支持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推进科技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提供了有力的税收支持。

②减轻了企业负担。十年间，税务部门不折不扣落实西部大开发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共兑现税收优惠90亿元，惠及企业991户，极大的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2.1.3 “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局限：

①政策惠及产业范围较窄。现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是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的鼓励类产业作为享受15%优惠税率的范围，且享受优惠的企业其主营业收入必须达到企业总收入的70%以上；对新办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只限定在五大产业范围，其限制性较强；《目录》中鼓励类产业，是面向全国范围制定的，没能充分合理体现西部特色产业和发展需求，不利于西部地区培育扶持适合本地区的优势与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②优惠税种少，形式单一。现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涉及企业所得税，是基于利润而征收的税种，享受减免税实际意义的前提是企业能够盈利。但西部地区现实情况是企业经营效益总体状况不好，亏损面较大；盈利企业多数为微利企业，即使享受了税收优惠，其实际受益微乎其微。现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主要是税率、税额式的直接优惠，体现的是事后调节，缺少税前扣除、加速折旧等税基式间接优惠，事前调节较少，形式过于单一，不利于培植税源，容易造成财政收入起伏大、不稳定，政策难以落实，实效差。

2.2 其他税收政策

2.2.1 主要政策内容： 《关于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3号）和《关于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65号）文件规定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关于示范城市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0〕64号）文件规定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对注册在成都等21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企业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2.2.2 政策成效 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引进，进入成都的外资每年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在2012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持续下降的大背景下，成都市外商投资实际到位仅上半年就达到45.97亿美元，同比增长26.4%，保持逆势增长、领先中西部的良好态势。从外资看，2012年1至6月，成都市新批外商投资项目117个，同比增长5.4%，合同外资17.7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实际到位外资45.97亿美元，同比增长26.4%。从内资看，2012年上半年，按照四川省国内招商引资统计口径，成都市实际到位内资1624.13亿元，同比增长27.24%。同时，新增8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在蓉落户的境外世界500强企业达168家。

3 发达国家及我国东部地区的税收政策研究及借鉴

3.1 发达国家税收政策及成效

3.1.1 发达国家相关税收政策 美国有许多税收措施鼓励、扶持本州企业出口。如设立国际贸易免税工业园区；设立出口减税项目，降低出口企业所得税。协助企业减免企业出口利润所得税的30%，鼓励企业将减免的税收用于扩大生产，增加出口或开辟新的国际市场等。

日本实行出口限额免税政策，资本规模在5亿日元以内的公司，其上年出口收入的0.176%～1.41%可获得免税扣除，出口技术和工业产权的公司可享受其数额为所收到支付款的16%～25%（专有技术、专利等）的专项扣除。

韩国对出口企业可按出口收入的2%进行扣除，其扣除最高限额是这类企业净所得的50%。

新加坡对出口企业免征5年所得税，新兴“先驱企业”的出口免征8年所得税。

3.1.2 发达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取得的成效 一方面，各国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对国际流动经济资源有极大的吸引作用，资源所有者更乐于将资源投入税收优惠国；另一方面，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给各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引进了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给本国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另外，国际流动经济资源的引进有利于本国突破自身经济发展的瓶颈限制，促使经济发展跃上新的台阶，税基的扩大弥补了税收优惠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

3.1.3 发达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发展瓶颈 ①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可能带来税收收入流失，影响财政状况。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支出，必然出台其他获得收入的政策，如发行国债，但这样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在更大程度上抑制国民经济的发展。另外，各国在对外资实行税收优惠的同时往往要调整内资的税收以保证财政收入，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扭曲，不利于其长远发展。②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可能带来生产和消费的扭曲，因其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税率、形成税负不公的局面，不利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公的税收政策导致外国投资者的利润高于本国投资者，扭曲了生产；外国投资者在商品价格上更具有优势，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扭曲了消费。③利用税收优惠手段参与国际税收竞争可能引发本国的资本外逃。在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税收优惠方式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前提下，本国投资者在外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即获得更有利的税收条件。那么，在利益驱动下，本国投资者就极有可能去他国投资，出现资本外逃现象。

3.2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税收政策及成效

3.2.1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相关税收政策 2008年以前，东部地区大力引进外资主要依靠涉外税收优惠，集中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之中，具体包括减免税、低税率、再投资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2008年以后，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废止，将内外资企业放在平等地位，同步发展。

3.2.2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相关地方性税收政策取得的成效 ①税收优惠政策与区域性发展战略结合得比较好。低税率政策并没有盲目的在东部全域铺开，而是有计划有选择的在经济特区、港口地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区实施优惠政策，并在部分地区设立了保税区，促进这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从点到线，点线结合，带动整个东部地区的发展。②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东部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了许多外商来华投资，吸引了全球知名企业集团落户东部，雄厚的企业资金，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促进了东部经济的发展。

3.2.3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相关地方性税收政策的瓶颈 ①政府鼓励出口，重新提高出口退税税率，变相增加了内资企业的负担。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全面优惠政策，不仅会导致税务成本高，影响财政收入，而且不利于内外资企业间公平竞争，以及有悖于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②提供的涉外税收优惠形式过于单一，偏重于低税率与定期减免税两种直接优惠形式，政策导向性不明确，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由于定期减免税的优惠期大多集中在开业之初，那些所谓“短、平、快”的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的项目就受到外资青睐，而那些见效慢、投资大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项目的投资力度较弱。

3.3 成都市“全域开放”可借鉴的经验

3.3.1 减税不是万能的。东部开放时，我国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由30%降低到15%，这是“一刀切”的减税方式，这样笼统、高额的减税方式在当时对吸引外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3.2 要重视税收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作用。通过税收财政政策的引导，大力扶持地方优势企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涵养后续税源，为企业扩大生产经营提供宝贵的资金支持，加快一些优势企业技术改造、科研投入、设备更新的速度，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综合实力。

3.3.3 有效的扶持内资企业。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注意财政税收公平效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在引进外资的税收政策发挥作用的同时，对内资企业也应加强相应的政策扶持，控制税收成本，保障财政收入，鼓励内资企业走出去，通过出口退税等途径有效的扶持内资企业的发展壮大。

3.3.4 大力发展税收优惠政策，除努力吸引外部资金外，还应重点引进先进技术及科学管理经验，保持良性循环路线，走可持续发展的“全域开放”路线。

3.3.5 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加强对企业资本的监管力度，防止资本外逃，发挥宏观调控的良性引导作用，让企业在良性有序的经济环境下持续发展，让税收优惠政策全面扶持“全域开放”战略。

4 对成都市“全域开放”战略的税收建议

四川省委在深刻把握区域经济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明确了成都新一轮发展的紧迫任务是“大力推进国际化进程，建设以经济功能为主的综合型国际化城市”，按照这个既定的国际化方向，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加主动的姿态实施“全域开放”战略。

4.1 制定有差别的国际税收优惠政策

4.1.1 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相结合的优惠政策 建议国家税务总局根据不同的外资类型，确定不同的税收优惠措施。对那些有利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增加就业量的外资，仍采用直接优惠为主的形式；而对于促进技术、管理、再投资等方面的外资则以间接优惠为主。

4.1.2 实施以产业差别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成都地区优势与特色产业，适当降低优惠门槛，扶持其又好又快地发展。逐步实行以产业差别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布局上。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对凡符合国家鼓励类产业和经国务院核准确定的西部各地区的优势与特色产业给予一定的优惠。

4.1.3 其他优惠政策 对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如在境外发行股票、债券等形式吸引外资的金融机构给予税收优惠；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取得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收入降低预提所得税税率等优惠措施；对成都的国家重点工程，符合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本地和引进的高新技术人才均可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加快个体工商户“营改增”步伐，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扶持保护弱势税源，使税收链条更加合理。

4.2 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适用范围

现有西部大开发政策中的“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仅涉及了五大产业范围，建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将金融、物流等行业纳入此范围；同时扩大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产业结构目录范围，将成都各区（市）县的优势与特色产业列入享受范围，体现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产业结构。增加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的税种，建议将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税种也纳入享受范围。

4.3 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成都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 成都市作为日益发展的旅游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劳动力就业安置有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有利于成都市全力打造“宜居城市”品牌，为此，建议国家税务总局从扶持服务业发展这一角度出发，加强税收支持。

4.3.1 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成都会展业的全面发展：近几年，成都会展业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2011年，成都举办的各类会展活动达到了400场，增速达20%以上。目前，成都三星级以上的酒店已经达到了138家，预计2015年五星级酒店达到30家，成都有望成为亚洲第二个加入全球最佳会议城市联盟的城市。因此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加强对会展业的税收政策扶持，通过设立营业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相关成本等措施鼓励企业主动寻找、引进全球会议会展业务，服务于成都“全域开放”的发展主旨。

4.3.2 引入金融行业的竞争机制，解决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存在垄断性，竞争机制引入不够，致使我国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渠道狭隘、融资方式单一等缺陷。借鉴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经验，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相应金融税收政策，大力引入外资金融机构，建立金融行业的竞争机制。如合理放宽金融企业范围，将小额贷款企业纳入其中，使其适用相应的税收政策；适当提高准予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率，增加金融企业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以小微企业为服务对象的小额贷款机构经核准在一定期限内可免征营业税。

参考文献：

[1]刘佐，刘.中国涉外税收概览[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2]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企业上市优惠政策篇6

(1)优惠政策太过于单调。由于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对微小型企业的税收优惠过于苛刻，使得企业优惠政策仅限于减免税和税率优惠的形式上，这种单一的税收优惠方式直接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数量，很难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空前障碍，而盈利能力陡然下降，甚至亏损，由于政府方面税收优惠政策过于单调，企业仍然无法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由于人才流向的限制，更使得税收效率低下。而多数中小企业被界定为“小规模纳税人”从而无法取得整个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大大的隔断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合作链，使中小企业在日益竞争的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2)优惠政策过于狭隘。随着经济的不断稳定发展，全球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的优惠制度日益健全，在受惠主体上不再区分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实现了中小企业优惠税率的统一性，法律体制逐渐健全。但是在我国，政府仍然只是把更多的优惠税率享受在小企业当中，而针对的中企业却不能有与之同等的待遇。针对国家中小企业和国外发达企业的对比，显而易见更为不妥。《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由此看来能够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少之又少，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我国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如此不健全，更没有实施性。

2税收优惠政策灵活度不够高

由于我国目前对于中小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大多都局限于企业所得税方面，因此税收优惠柔性不大且灵活性低，不能更好地使中小企业得以发展。中小企业因其自身条件的限制，其发展离不开外部条件的支持与保护。而我国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早就依据社会定型和行业特性来制定和操作，并不是根据企业行为准则来制定的，从而造成中小企业不能得以健全的发展，而在税收政策上大多侧重于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而忽视了对中小企业经营能力的培养，面对中小企业的全面发展欠缺考虑，鼓励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的具体优惠政策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国家更应该注重培养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生存发展作为重点政策扶持方向。

3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3.1政府出台鼓励中小企业创办的优惠政策面对中小企业以上现状和困境，国家政府率先表态，针对中小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税收扶持工作力度，是促进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和市场发展的最有力举措，保障了中小企业能够实现平等竞争的权利和发展，首先，要降低现行企业所得税率、缩短固定资产年限等优惠政策。可以通过对中小企业改制进行税收，特别是针对高新科技型企业在技术的改进上可免去所得税的优惠，以达到企业能通过企业融资的条件进行市场投资，促使中小企业健康茁壮的发展。因此政府可以通过以高新技术产业活动为投资主体进行优惠税收力度，不仅可以使国家经济技术得以发展，而且保障了中小企业的稳定发展，在创新的同时又能获得国家资金的大力支持。

3.2政府明确税收优惠政策方向和方针税收政策优惠的目标不仅有利于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方针，对于发展中小企业扩大经济贸易也有显著提高。由于中小企业灵活多变、进出口贸易交易少，所以应该从税收申报、税收登记等方面进行优惠政策，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也有利于其发展。其次，国家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应该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由此，才能落实维护中小企业的根本利益，使得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高，在执行过程当中，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事的政策方针，因此，走向法治是必然的趋势。由于在创业初期，中小企业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资金量少，经营能力差，融资困难，因此在这一方面政府更应该给予较多的税收优惠，使得中小企业资金量通融，以此来加大投资和生产，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政府应鼓励新型中小企业做大做强，运用加速折旧，税前扣除等间接的税收优惠政策，解决中小企业经营中期的波动问题，延长税收优惠期限，使中小企业更能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

4结论

随着经济日益渐进，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税收政策恰恰能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进度，因此，合理而规范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极其重要。

企业上市优惠政策篇7

【摘 要】 两法合并是指新企业所得税法通过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实现统一。本文首先通过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分析，提出两法合并将在短期内减少衡阳市的财政收入，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将对衡阳市财政收入产生积极的影响；然后针对如何增加衡阳市财政收入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 企业所得税； 两法合并； 财政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度，这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后，两种有差异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既不利于内外资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也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规范。2005年1月12日，时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2005年全国财政学会年会上表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经过两年的探索和酝酿，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企业所得税法”），并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自此，我国将实行统一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相关数据显示，全世界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地区）平均税率为28.6%，我国周边18个国家（地区）的平均税率为26.7%，我国规定25%的税率，在国际上是适中偏低的水平，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吸引外商投资。

一、两法合并将在短期内减少衡阳市财政收入

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基本原则，新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四个统一”：即内资、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并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扣除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现分别阐述“四个统一”对衡阳市财政收入的影响。

（一）统一税率对衡阳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分析

现行所得税法规定，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33％，外资企业按所得额的30％征税，另征3％的地方所得税，二者的名义税率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由于各种减免税优惠和税前列支标准项目不同，造成内外资企业实际税负轻重差别很大。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25%左右，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5%左右，内资企业高出外资企业近10个百分点。两法合并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在衡阳市，企业所得税依然是以内资企业为主，税率的调整会导致财政收入的小幅度减少。下面以衡阳市2004-2006年的财政收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数据为基础预测2007年和2008年的财政收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表1）

由于新企业所得税法是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而目前2007年的相关数据尚未统计，故这里先要在假定衡阳市的财政收入每年保持稳定的增长情况下，预测2007年财政收入为490 884万元（400 264×122.64%），预测2008年财政收入为602 020万元（400 264×122.64%×122.64%）。

由表1的统计数据可知，衡阳市企业所得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比重并不是很大。2004年为6.36%，2005年为7.40%，2006年为7.19%，平均比重仅为6.98%，不到7%。其中内资企业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平均保持在6.24%，外资企业为0.74%，也就是说，内资企业所得税在企业所得税收入总和中所占的比例为89.14%，占绝大部分。这些数据表明衡阳市企业所得税与财政收入之间的相关度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两法合并会对衡阳市短期财政收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绝不会阻扰衡阳市财政收入增加的趋势。

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即在税前扣除标准和税收优惠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单从税率角度来看，内资企业所得税将下降8%，对衡阳市财政收入的影响也只有0.50%（8%×6.24%=0.50%），即2008年衡阳市财政总收入将因此下降3 010万元（602 020×0.50%）。假定衡阳市外资企业的实际平均税负与全国相同，都为15%，并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2008年外资企业所得税将上升10%，对衡阳市财政收入的影响为0.074%（10%×0.74%），衡阳市财政总收入将因此上升445万元（602 020×0.074%）。综合两个因素考虑，新法合并后对衡阳市2008年财政收入将会下降2 565万元（3 010-445）。因此，两法合并短期内会对财政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更为准确地说明新法合并初期对衡阳市财政收入的影响，笔者结合表1相关资料对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和财政收入进行预测。在预测前，首先给予一定前提假设以确保预测的合理性：（1）衡阳市的财政收入保持稳定的增长；（2）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比例不变，为近三年的平均数；（3）企业所得税占财政的比例不变，为近三年的平均数。因此，可以预测出2008年财政收入为599 455万元（602 020

-2 565），内资企业所得税为34561万元[602 020×6.24%×（1-8%）]，外资企业所得税为4 900万元[602 020×0.74%×（1+10%）]，企业所得税合计为39 461万元（34 561+4 900）。

（二）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对衡阳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分析

现行所得税体系采取了区域优惠为主的方式，所给予的优惠主要是针对设在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中西部及贫困地区的企业；同时在税收优惠政策上给予外资企业特别照顾，相反对于内资企业却比较苛刻，这使得内资企业的实际平均税负远远大于外资企业的实际平均税负。税收是各国政府调整企业利润和产业发展方向的一个有力杠杆，两法合并就突出了税收的此项功能。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从以区域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建立了新型税收优惠体制。

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高新技术型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率；二是环保型企业，对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可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并将环保、节水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扩大到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三是创业型企业，扩大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从事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项目的创业投资企业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四是农林牧渔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留对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五是公益事业和照顾弱势群体的企业，用代替性优惠政策取代直接减免税政策；六是小型微利企业，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

税收优惠政策的转变将对衡阳市财政收入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优惠格局仍是资金来源性质优惠和区域优惠占大头，在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新格局下，随着外资特定优惠的取消和区域优惠的逐步淡化退出，现行的优惠幅度仅能保留不到20%，假如衡阳市就按20%计算（因为目前未能获取准确比例，只好估计）。又根据高新技术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可以享受15%、20%的优惠税率，按25%新税率计算，实际减少税负10%和5%，假如衡阳市就按10%计算，则税收优惠政策的转变将减少衡阳市企业所得税收入789万元（39 461

×20%×10%），因此减少衡阳市财政收入789万元。故在考虑统一税率和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情况下，预测衡阳市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为38 672万元（39 461-789），衡阳市财政收入为598 666万元（599 455-789）。

（三）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对衡阳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分析

目前，现行企业所得税在成本费用等税前扣除方面规定不尽一致，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支出扣除做出统一规范，其主要内容包括：

1.统一工资扣除标准。新企业所得税法适应了计税工资政策改革的需要，取消了内资企业的工资限额扣除政策，实行与外资企业一致的工资支出据实扣除政策，允许纳税人按企业和单位实际发放的工资在税前据实扣除。现法规定工资扣除标准为1 600元，标准的取消将减少内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有利于促进企业公平竞争，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2.统一捐赠扣除办法。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年度利润总额在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而其年度利润总额在12%以外的部分，则不予扣除。同时还规定所谓的“公益性捐赠”，即企业向民政、教科文卫、环保、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等的捐赠。与现行税法相比，扣除比例发生了变化，内资企业的捐赠扣除比例从3%提高到12%，企业所得税有所降低，而外资企业由全额扣除下降到12%，企业所得税有所提高。

3.统一并提高了研发费用的扣除标准。为贯彻落实国家科技发展纲要精神，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加计50%即按150%扣除。除此以外，新企业所得税法还对不得扣除的支出、企业各项资产的成本计价、不得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和摊销费用等做出统一的规定。

因此，工资标准的取消大大会减少了内资企业的财务负担，也将对企业所得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公益性捐赠、研发费用变化增加了企业的费用支出，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所得税，但影响较小。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两法合并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财政收入，即在一定时间内会导致衡阳市财政收入的减少。可如果考虑到企业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仅6.98%），笔者认为两法合并从长远角度来看，利大于弊，不但不会引起对财政收入的冲击，而且会对财政产生积极的影响，并最终促进财政收入的增长。

二、两法合并从长远来说将对衡阳市财政收入产生积极影响

众所周知，企业所得税来源于企业，企业利润是企业所得税的源头，企业没有利润，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所得税。如果要提高企业所得税收入，可以有两种方法，其一是提高税率，但税率的调整空间有限，过高的税率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其二就是扩大税源，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企业的发展，利润的提升，从而间接实现企业所得税的增长，财政收入的提高。应从后者培育税源，施行新的企业所得税税法，可以为衡阳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将对财政收入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两法合并后内资企业对衡阳市财政收入的影响

新企业所得税法体现“四个统一”，它从三个方面促进了衡阳市内资企业的发展，对衡阳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第一，取消外资优惠和地区优惠，营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衡阳市内资企业真正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第二，有利于中小企业进一步做强做大。在衡阳市的产业结构中，中小企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便没有衡阳市经济的腾飞。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标准将由国务院在实施细则中规定）规定适用20%的照顾性税率，这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就业、增强经济活力的一项重要措施。第三，在国家重点扶持和激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上，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这些措施将有利于企业利用税收杠杆，积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有利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在衡阳市，内资企业所得税是企业所得税的主要来源，在财政收入里也占有相当的比重。2006年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8 768万元，占财政收入的7.19%。因此，所得税的提高将直接刺激财政收入的增长。两法合并不但大大减轻长期压在内资企业头上不平等的沉重税负，使企业居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而且通过税收优惠引导企业，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反过来，内资企业的腾飞提升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也对衡阳市财政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两法合并后外资企业对衡阳市财政收入的影响

2006年衡阳市外资所得税为1 907万元，仅占财政收入的0.48%，这表明衡阳市在引进外资上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新企业所得税法调整了税收优惠的方向和重点，变地区优惠为行业优惠，取消了沿海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和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这无疑间接提高了衡阳市对外资的吸引力。如以前只有在沿海技术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才能享受“两免三减半”等税收优惠政策，而今后无论是否在开发区内，只要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都能享受税收优惠。在沿海地区税收优势丧失后，衡阳市本身的特有优势得以凸现。衡阳市南连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东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具有明显的地缘经济优势；南北交通要塞和枢纽，京广、湘桂铁路汇聚于此，京珠高速、衡昆高速、“三南公路”贯穿全境；资源丰富，素有“有色金属与非金属之乡”的美称；作为湖南老工业基地，人才优势明显，且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必将为衡阳市吸引外资提供有利的条件，而外资的引进也能进一步促进所得税的增长，提高财政收入。

三、几点建议

综上分析，两法合并后，从长期来看会对衡阳市财政收入产生积极的影响，对衡阳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将起到拉动作用。但短期内仍会造成衡阳财政的减少，2008年财政收入预计会下降3 354（2 565＋789）万元。这其实是以适度的税收利益为诱导，促进衡阳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是一种变相的政府投资。因此，应该充分利用调整后的税收优惠机制，以一定的税收利益为激励，引导国内、外资金进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的行业以及衡阳的优势产业中，从而推动衡阳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经济结构优化。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为了实现衡阳市工业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提高，笔者结合衡阳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优化投资环境，加大引资力度

两法合并后，特惠制的取消、普惠制的实施对衡阳引资来说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新税法的实施使得衡阳本身的特有优势越发明显，如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资源优势和工业基础优势等，这都是衡阳加大引资力度的有利条件。但如何将这些有利条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优势，仍需要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因为无论外资还是内资，在选择“立业之地”时最看重的是投资环境，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优化投资环境。

1.提高政府服务质量。近年来，衡阳市的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最近，据对100家工业企业经营与投资环境调查结果显示，政府职能部门能为企业排忧解难等服务的公职人员不足20%，索、拿、卡等不良行为企业反映强烈，因此需要进一步增强政府服务质量：一是加强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教育；二是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对衡阳投资环境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切实解决企业在设立和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三乱”问题；三是要改进服务方式，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2.围绕优势产业，推动工业园区建设。工业园区是衡阳市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招商引资的平台，如何打造这个平台对衡阳招商引资的意义非同寻常。第一，根据产业布局的规划，合理配置资源，全面推进园区产业建设进程，加快工业园配套设施建设。第二，制定有利于向特色产业专业区集聚的财政政策，鼓励企业跨地域到产业专业区发展。第三，以工业园区为重要依托，围绕优势产业和骨干龙头企业，积极构建拥有专业优势、带动作用强的产业集群，充分发挥优势产业和骨干龙头企业的核心辐射作用，从而实现产业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

（二）调节税收优惠政策，加强间接优惠力度

两法合并后，政府部门应全面清查为了地方利益而制定的特殊税收优惠政策、越权的减免税政策，通过改进优惠的方式，加强间接优惠对部分行业发展的促进力度，如准许加速折旧回收投资、财政补贴或补助、特定准备金等等。

（三）强化税收征管力度

强化税收征管力度，坚决堵塞税收漏洞，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降低两法合并初期对财政收入不利的影响。第一，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步伐，推动税收征管手段现代化；第二，加大税收收入监控力度，完善税收分析档案工作；第三，加强税收稽查，完善税收征管措施，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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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上市优惠政策篇8

关键词:“两税合并”;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7-0102-02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实行了十多年的两税并轨制度即将宣告结束｡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适用同一套企业所得税法,就应该说不存在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了｡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取消涉外税收优惠,而是要解决税收优惠中内外企业的不平等,以及税收优惠不规范和引资效应低下的问题,最终达到合理利用外资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因此分析“两税合并”后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是十分有必要的｡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为了吸引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如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特殊地区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港口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等的外商投资企业也有特殊优惠｡另外还有鼓励向我国企业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的税收优惠｡并且规定了再投资退税和亏损弥补｡在减除国际重复征税方面,我国也积极实行抵免法,为外资企业在我国投资扫除障碍｡这些优惠政策的确起到很好的作用,统计结果表明,截至2006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资企业59.4万户,实际使用外资6919亿美元｡2006年外资企业缴纳各类税款7950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量的21.12%｡于是有人开始担心,“两税合并”后,税收优惠减少了,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必将减弱,这必然会影响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状况｡要了解是否会出现这种状况,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三个问题｡①外资是否会因“两税合并”而撤出或减少在中国的投资(这也解决了是否有必要研究涉外税收优惠问题);②我国需要引进何种外资(这解答了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是否有效问题);③我国应该采取何种税收优惠政策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关于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走向问题)｡

1 “两税合并”对外资在我国投资的影响

涉外税收优惠是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和决定因素｡影响外资和先进技术走向的主要是投资环境｡如宏观经济状况､市场潜力､融资环境､基础设施完备程度､通讯和交通是否发达､投资法规是否完善､投资风险大小､工业化程度等等,税收优惠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也许用一位外国投资者的话来阐述更为明了,“税收优惠就像甜点,的确不错,但如果没有正餐,它也没有多大价值｡”我国拥有13亿的庞大消费人口,市场潜力巨大｡加上我国近几年均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相对稳定的政局､日渐发展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廉价的劳动力､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等都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另外,我国在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国际盛事在我国举行,还有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等都将给我国带来巨大商机｡因此,外商真正看重的是我国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税收只是构成成本的一个因素,对于绝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来说,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分得一杯羹才是他们真正关注的问题,而巨大的盈利也足以弥补税收优惠政策减少所带来的成本增加,总的来说还是有利的｡

(1)从税收优惠层面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高新技术企业仍然享受15%的优惠税率,并将优惠扩大到全国所有地区;服务业外企在所得税改革之后还将会减税;生产性外企仅上调1%｡虽然取消了外资企业单独享有的生产性企业“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税､3年减半”的征税优惠,在中国境内再投资退还再投资额已缴所得税的40%或100%的优惠,以及特区企业和开发区生产性企业按15%税率征税的优惠｡但事实上,外商投资我国也主要集高新技术产业,并不会对外商造成太大影响｡

(2)“两税合并”充分考虑到外资企业的适应问题,给出了五年的过渡期｡我国财政部长金人庆在解答记者提出的关于“两税合并”是否会影响外资时说道:“初步测算,对外资企业来讲,从15%增加到25%,增加的税收负担总量一年就是430亿｡所以,分五年过渡时期,每年仅仅增加80亿人民币｡至于第五年以后,才能达到430亿这样一个税收负担｡所以我想对于外资企业,包括享受外资待遇的港澳台企业来讲,和他们丰厚的利润相比,这个负担对企业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不会影响到中国来投资的积极性｡”

(3)从税率层面上看,我国实行25%的企业所得税率,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根据荷兰财政文献局提供的数据,2005-2006年度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8.64%,其中有116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或等于25%｡如日本税率为39.5%,美国税率为39.3%,德国为38.9%｡从我国周边18个国家(地区)来看,其平均税率也为26.7%｡因此,我国仍然能利用低税率吸引外资,配合我国的巨大市场发展潜力,我国对外资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2 我国应该吸引何种外资

外资一般可以分为两类:外国间接投资(购买股票或者债券,只是为了得到利息或者股息和红利)和外国直接投资(为了得到实际管理权的投资,期望能得到持久利益)｡我国比较注重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能够持久地增加我国财政收入,并有助于平衡就业问题｡

而外国直接投资也分为两类,成本型外国直接投资和市场型外国直接投资｡成本型投资目的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或者原材料或者低税收等等成本低廉的国家或地区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而市场型主要是要占领宗主国的部分市场,达到持久盈利的目的,追求的是长远利益｡因此税收优惠对市场型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大｡税收优惠政策对注重短期利益的外资小企业影响较大,而对实行全球战略､追求长期利益的大型跨国公司则影响较小｡可以说,“两税合并”反而有助于引进质量更高的外资｡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外商投资水平已经比较高,但是多数是数量上的增长,而质量和效益上并没有显著的提高｡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引进的5000多亿元海外直接投资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不到40%,60%以上的外资规模小且技术含量低｡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需要资金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更重要的是引进技术含量高,效益好的外资,引导外商投资企业把投资转向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要求的方向｡这次的“两税合并” 就意在将税收的“区域优惠”转向“产业优惠”｡用商务部部长的话也许更为贴切,过去“分”是合理的,因为它鼓励了众多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现在“合”也是合理的,因为它将推动中国利用外资的水平走向更高层次｡

新的所得税法的优惠政策由区域优惠向行业优惠倾斜,采取了五种方式对现行税惠政策进行整合,重点向高科技､环保等企业倾斜,即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扩大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企业投资于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有助于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3 我国完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政策建议

笔者认为,无论是实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还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其他因素积极引进外资,其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利用外资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配合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因此,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引导外资投向符合我国经济目标的领域,并且努力扫除外商投资的外部不利因素｡

(1)实行引导型税收优惠政策｡

新所得税法取消特区外商投资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及特区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而保留并扩大中西部落后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引导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方向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促进我国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的施行｡我国应该进一步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导向作用,使外资企业投向有利于地区平衡发展的方向｡

并且,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应该更加注重由注重数量的普惠型向注重质量的特惠型转变,政策多向高科技产业､金融保险业等等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倾斜,以避免引资效率低下的发生｡可以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措施,如合理费用扣除,对于符合规定,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费用,准予扣除;财政补贴和补助,对于支持政府扶植产业发展的投资,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与补助;准备金制度,可以减轻企业投资风险,如韩国的“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鼓励了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产业的发展｡

(2)积极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

在跨国经济活动日益发展的今天,由于各国的居民或公民税收管辖权和地域税收管辖权的交叉重叠,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很多,这样就造成跨国纳税人税负沉重,打消了他们跨国投资的积极性｡尤其是一收入来源国与本国签订了减除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的双边协定,而另一收入来源国没有时,很显然,纳税人将选择签订了协定的国家｡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外资投入,我国应该积极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协定｡

并且,税收饶让制度也非常重要｡如果一国不承认税收饶让,就会收入来源国为招商引资所放弃的部分税收填充了投资方居住国的国库,跨国纳税人并没有受到任何实惠｡目前,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大多数国家尚未实行税收饶让制度,因此大大降低了我国税收优惠的实际引资效应｡从这个层面上讲,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协定时应尽量让对方国家接受税收饶让制度｡

(3)制定详尽的实施细则｡

我国的法制体系并不是很健全,法律条文通常只是给出指导原则,实施细则模糊不清,这给执行带来很大的随意性,曲解､滥用法律条款的事件频频发生｡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而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现象,也并不鲜见,这不仅给国家财政收入带来很大损失,同时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因此我国应该为新的所得税法制定出更为详尽的实施细则,规范各执行机构的操作｡以防范各地区政策不一,随意性大,和只出政绩没有效益等现象｡

参考文献

[1]王海勇. “两法”合并:以制度创新推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J].税务研究,2007,(5).

[2]汤贡亮. 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迈向成熟和规范的标志[J].财政与税务,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