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救济范文
时间：2023-03-12 19:24:44
贸易救济范文第1篇
（一）全球反倾销新立案数量下降，但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不减反增，连续居全球第一
2007年是全球贸易救济措施新立案数量大幅下降的一年。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7年上半年全球反倾销仅立案49起，较2006年同期减少43起，下降约47%。然而，与此同时，国外对华反倾销新立案数量却呈增加之势，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从1995至2006年，我国累计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536起，占全球总数的17.6%。2007年，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76起，其中反倾销62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5起。主要涉及化工、钢铁、医疗器械等行业。美国、印度和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总数占同期对华反倾销立案总数的50%。此外，2007年我国共遭遇美国337调查11起，主要涉及化工、钢铁及医疗器械等行业的产品。
2007年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中出现的一大特征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合并调查。在国外对华的60起反倾销调查中，有8起案件的涉案产品在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同时，又遭遇了反补贴调查，占13.3%。近两年美国和加拿大频繁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美国自2006年11月对中国铜版纸发起首宗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以来，已对中国发起9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
（二）新形势下我国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1．贸易摩擦形式多样化
除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外，近年来，国外针对我国的特保调查、337调查、“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以及技术标准、检验检疫、环境和劳工保护、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和贸易壁垒数量持续增加，手段和花样不断翻新，形式日趋多样化、综合化和隐蔽化。例如部分国家利用动物福利问题诋毁我国出口产品的声誉，阿根廷对我国产品实施了限制性措施，欧盟颁布REACH法规，澳大利亚对我国生虾产品加强检疫等。以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和动物福利为主要内容的新贸易摩擦方式将不断发展，成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
2．贸易摩擦对象广
1995―2006年，共有41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实施反倾销调查。2007年全球20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过贸易救济调查。其中57%的案件来自美国、印度、土耳其和欧盟。由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上与我国相似，和我国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因而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势头越来越明显。
3．涉案国别和涉案产品种类增加，贸易摩擦对我国影响大
2007年涉案产品分布在钢铁、汽车、化工、轻工、机械、电子等众多行业，并有向高端产品延伸的趋势。在国外对华启动的60起反倾销调查中，涉及化工产品22起，涉及轻工和冶金产品均为11起。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逐步增加，伴随而来的知识产权纠纷也会越来越多。据测算，我出口1亿美元可创造1.5万个就业岗位。近11年来，中国因贸易摩擦而减少出口400亿至500亿美元，每年丧失近300万个就业机会。
（三）国外进口产品低价倾销，对我国内产业带来冲击
1999―2007年，我国对进口产品共发起反倾销调查48起，其中化工产品占比高达70%左右。主要集中在有机化工原料和合成材料两大领域。2007年我国仅发起反倾销案1起，涉案产品为丙酮，比上年减少4起，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2007年我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一起，初裁4起，终裁6起，复审1起。2007年1月立案的丙酮案对原产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丙酮开展了调查，调查机关于11月作出了肯定性初裁，及时遏制了进口产品的倾销势头。
二、2008年情况展望
2008年世界经济有望持续增长，但受美国次贷危机、国际油价高涨、国内冰雪灾害等因素影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复杂，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部分产业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较紧，进口产品激增以及部分产品出口受阻均可能给国内产业带来较大影响或冲击。
（一）世界经济增势趋缓，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影响已开始显现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它加大了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对我国出口也造成一定不利影响。根据中金公司的预测，如果美国消费下降1个百分点，我国出口增速在未来两年将累积下降5―6个百分点。摩根也预测，美国经济增长每下降1个百分点，我国出口额将减少6个百分点。2007年美国是我国第二大出口市场，我国对美出口额为3020.8亿美元，同比增长15%。依此测算，今年次贷危机将影响我23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主要集中在出口依存度较大的家具、电子产品、纺织品、钢铁等行业。
（二）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涉及的重点领域将向反补贴、知识产权等领域扩大
当前国际经贸摩擦领域不断延伸，从反倾销、知识产权等向产品质量、气候环境、反补贴等新领域扩展。2007年前仅有加拿大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过反补贴调查，而2007年，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美国先后对我启动8起反补贴调查。此外，欧盟、澳大利亚等世贸组织成员也曾扬言要对我国出口产品启动反补贴调查。我国出口产品今后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严峻。
（三）贸易摩擦涉及的重点品种将增多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释放，今年下半年部分行业受到的冲击将加重，未来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竞争压力将进一步增强。钢铁、船舶、纺织、轻工、化工等行业的产品可能是今后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重点。而电子信息产品、精细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等行业可能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
（四）多哈回合的规则谈判可能取得积极进展，能有效防止成员国滥用反倾销措施
今年以来，我面临的贸易摩擦增多。1―2月共有美国、欧盟、加拿大、土耳其等6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13起，其中反倾销11起，反补贴2起，涉案金额共16.4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16%和455%。随着多哈回合规则谈判的进程，新的反倾销纪律更加强调程序规范、增强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防止反倾销措施被滥用。
（五）国际原油价格突破一百美元大关、进口铁矿石持续涨价等因素对今年我国国民经济影响将明显加大
随着宝钢等全球主要钢铁企业接受铁矿石2008年度价格上涨65%的协议，国内钢铁企业成本大幅增长，汽车、造船等下游产业将受到较大冲击。同时，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高位，将对我国石化下游产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石化、化工、化纤行业成本压力加大，效益可能下滑。其他相关行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贸易救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OTCA中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规定也并不是都当然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其中OTCA第1319节关于“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的规避”和第1323节关于“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就只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倾销税而不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美国上述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可能会引发下列问题：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就我国的立法情况而言，2004年3月3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55条规定：“商务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2004年3月3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54条规定：“商务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补贴措施的行为”，从形式上看，我国对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似乎采取了区别性的立法模式，但是，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50条规定：“国家对规避本法规定的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可以采取必要的反规避措施。”不难看出，作为《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上位法且颁布生效时间迟于上述两条例的《对外贸易法》，并未对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问题作出明确和细化的区分，仅仅总括性地将各种规避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囊括在内，而且，《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对规避行为只有一条表述几乎完全相同的原则性规定，可见，从实质上看，我国采取的是跟美国相似的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
贸易救济范文第3篇
2009年国外对华共发起119起贸易救济案件,比2008年同期增加11起,涉案总额127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措施的最大受害者。2010年1-5月,共有12个国家(地区)对华启动32起贸易救济案件,降幅41.8%。其中,反倾销15起,占比46.9%;反补贴3起,占比9.4%;涉华保障措施13起,占比40.6%;特别保障措施1起,占比3.1%。
除了传统的反倾销调查外,国外对华反补贴和“特保”案日益增多。仅2009年中国就遭受13起反补贴调查,创历年之最,连续3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2009年国外对华发起7起特保调查,其中美国轮胎案、印度铝制品案已征收最终“特保”税。特别是反补贴调查涉及我税收、投资、贸易、产业、土地、国企改革等中央和地方经济政策150余项,已从单一的贸易救济层面转向制度层面,对我经济体制和政策制度构成潜在威胁。
中国面临贸易摩擦增多,应诉困难重重的原因,既有外在的客观因素,更有内在的制度性缺失。外在的客观因素包括两个冲突。首先是近10年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引发的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产业和产品结构性冲突。其次,从表面上看,本轮贸易摩擦增多是金融危机的应急性冲突;同时也是国外滥用WTO规则,采取贸易救济措施,遏制中国崛起和发展的主观性冲突。
内在的制度性缺失则是应对贸易摩擦的主体缺失问题。由于企业(行业协会)应诉动机缺乏强制性制度性安排,或者由于企业的发展阶段不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同,应诉不具有正的外部性,在现实案例中出现企业应诉的主观能动性往往与案件实质性危害和对产业的未来预期风险不匹配。典型行为表现为在应诉过程中集体“搭便车”,或因缺乏预警手段和规避贸易救济的风险意识,导致当期应诉成本高于预期收益而主动或被迫放弃既有市场。前者在案件应诉时既不出力也不出钱,后者则是心有余力而力不足。这种应诉主体的缺失或不尽完善陷阱,也导致长期以来贸易摩擦的应诉机制存在一种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倾向。即中国在应对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措施时往往处于一种“错位困境”:企业较“淡定”,政府很“忙碌”。
二、贸易救济保险概念的提出
这种“错位困境”,从行为经济学来看,无论是企业的国际市场战略、行业协会功能、应诉策略行为、社会效用以及不同所有制的决策者选择行为,都带有强烈的转型经济的路径依赖特征。因此强化应诉主体功能,增加市场化的制度供给成为建设和完善应诉贸易救济措施的必然选择。那如何增加应对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措施的市场化制度供给呢?
笔者认为,借鉴现代保险制度,建立中国贸易救济保险制度和国家贸易救济风险基金,不失为一种解决“错位困境”的有效途径。
(一)出口信用保险之借鉴
出口信用保险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是服务贸易中的重要领域之一。它以鼓励本国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贸易、开拓海外市场为出发点,是一种为本国出口企业承担由于进口国政治风险和进口商商业风险而引起的收汇损失的一种保险业务。
出口信用保险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性保险,从诞生起就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19世纪后半叶,英国商人为贩运商品至澳大利亚,开创了历史上有记载的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先河。1919年,英国政府为了对外经济扩张的需要,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即出口信用担保局,也是第一家政府支持下的官方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出口信用保险因其降低交易费、规避交易风险的功能,对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迄今为止,全世界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专门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同时,出口信用保险具有显著的政策性业务特点:一是出口信用保险不以盈利为经营目标,已成为一国政府对其外贸出口进行补贴的通行惯例。二是出口信用保险的对象大都是一些高风险且难控制的项目。在政府的支持下,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不惜亏损来支持出口,以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的要求。
从全球范围看,法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体系受到世界各国普遍称道,值得我们借鉴。该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承保范围大,从一般性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到特殊的成本上升风险、汇率风险、投资风险以及市场开拓过程中发生的风险都包括在内;二是官方支持的力度大,法国外贸信贷保险公司(COFACE)代表国家经营,其收入列入国家的财政预算,牵头组成的部际机构――外贸信贷与担保委员会负责中长期信贷保险项目的审查工作;三是信息系统发达,在3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保险分支机构和在67个国家建立的企业信用体系,作为确保法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正常运作的重要支持;四是出口信用保险与出口信贷相结合,推动了法国大型成套项目的出口,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二)贸易救济风险和贸易救济保险
借鉴成熟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特别是法国外贸信贷保险公司的市场调研保险①,可设计出贸易救济保险。贸易救济保险既是出口信用保险产品范畴的创新;作为出口信用保险项下的一个新产品,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客观需要。
贸易救济风险是指买方所在国或地区因被他国或地区发起贸易救济措施,造成买方无法稳定持续出口,带来的市场预期收益损失和贸易救济早期预警费用以及贸易救济应诉费用。贸易救济保险的概念是指以企业持续执行出口合同中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为保险标的,通过承保出口业务中一般商业保险公司所不愿意或不能承保的他国或地区贸易救济风险,来补偿出口贸易中的市场预期收益损失和贸易救济早期预警费用以及贸易救济应诉费用。
(三)构建中国贸易救济保险制度的现实意义
目前,世界贸易额的12%-15%是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下实现的。发达国家的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更是高达20%-30%,而我国投保的出口企业数只占全国企业出口总数的3%左右。从服务贸易的角度看,在运用服务贸易促进货物贸易这一点上,中国与世界强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不容置疑的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案件金额逐年增加。2002年至2009年涉案共计达324亿美元,与进出口贸易总额相比,年均占比为0.25%。2008年涉案金额为62亿美元,占比0.24%;但2009年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占比为0.58%,占比增长了一倍。具体到一个产业甚至一个企业来看,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攸关其生存。据测算,每一亿美元涉案,将会有1.5万人的就业受到影响。预计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不仅进入贸易摩擦的高发阶段,而且高涉案金额的趋势将维持在高位运行,尽快建立中国特色的贸易救济保险制度已迫在眉睫。
有利于完善贸易救济应对机制。建立贸易救济保险是现有贸易摩擦“四位一体”应对机制的有益补充,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客观需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丰富和完善应对的体系和层次,对案件的有效应对具有正面效应。
有利于强化应对企业的主体功能。贸易救济保险是出口信用保险产品的一种创新。承保市场预期收益损失和贸易救济早期预警费用以及贸易救济应诉费用能较好解决企业应诉资金来源、应对主体利益不一致等问题,明确了应诉收益的预期,对规范出口市场秩序有积极地作用。
有利于建立产业损害预警的长效机制。保险的风险防范功能,帮助保险公司以及投保企业从主观上认识并主动投入到贸易救济措施的预测、预警、预案和预控上。特别是系统化的、机制化的对国际竞争情报的收集整理,建立分国别分行业的贸易救济风险评价体系,对科学地估测贸易救济风险至关重要。
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稳定的精通国际贸易争端专门律师队伍。从事贸易救济案件诉讼,与一般民商事案件相比工作量大、业务素质要求高,还要精通外语。目前国内擅长贸易救济案件的律师人数较少,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认为打国际官司风险很大,不愿意对等付出相应工作量的律师费用,造成从事该领域的律师收入不稳定和队伍不稳定。而保险则能为律师提供较为稳定的收入预期,有助于队伍的长期建设。
有利于解决与WTO规则的非对抗性问题。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附件一规定:“政府或政府控制的特殊机构提供的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计划、针对出口产品成本增加或外汇风险计划的保险或担保计划,保险费率不足以弥补长期营业成本和计划的亏损”属于出口补贴②,也就是说,只要该机构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盈亏平衡,出口保险就不属于补贴。
因此,从法理上说在出口信用保险体制下,设立贸易救济保险与WTO规则并不违背。而运用国际通行的保险制度来救济应诉权以及贸易救济的预期风险,在司法实践上不存在对抗WTO规则的判例。
三、贸易救济保险基本属性及产品设计
基于保险产品的整体性、书面性、固定性、平衡性、依附性、格式化特性以及保险产品生命周期的非典型性原则,设计贸易救济保险既要考虑到出口信用保险产品的创新,也要平衡好是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运用符合WTO规则,采用市场化手段,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客观需要。
(一)贸易救济保险的基本属性
一是贸易救济保险属于准公共产品的社会保险,是政策性业务,应以不盈利为目的。如保险人出现亏损,亏损部分应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予以补贴。
二是贸易救济保险是一种商品,保费是其价格。可通过大数法则,考察贸易救济高发国别和高发领域来预测风险,制定出合理的费率。保险费率的高低与风险发生频率、收益受损程度相适应。
三是建立与WTO规则非对抗的国家贸易救济风险基金,聚集被保险人缴纳的保险费,作为保险人得以履行赔偿和给付义务的基础。
(二)贸易救济保险产品设计
1.保险原则。贸易救济保险对象是已经或即将开发一个或数个国外市场,以发展持续稳定的出口业务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
2.保险期限。鉴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一般为3-5年。贸易救济保险的保险期限定为1至5年。根据企业开发的市场或行业特征以及企业的具体要求保险期也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最少不得低于1年。例如,开发美国、欧洲可例外考虑延长至8年。
3.承保风险。承保企业为获得或提高出口额而承担的市场预期收益损失和贸易救济早期预警费用以及贸易救济应诉费用无法逐步收回之风险。
4.保险率。根据国别贸易救济风险高危程度,敏感国别美国、欧盟、印度、阿根廷、南非、墨西哥等市场可适当提高。敏感行业轻工、纺织、钢铁、化工、电子信息等行业也可适当提高。
5.保险运作。企业提交保险申请,明确其为开发出口市场拟投入的费用。包括市场预期收益损失和贸易救济早期预警费用以及贸易救济应诉费用。申请批准后应附在保险单上。保险单包括两个时期:(1)保险期:在该期间, 企业在规定的年度(12个月)预算限额内支出费用。如果企业的出口额不足以收回上述费用, 将由保险人赔付。(2)摊还期:在该期间,不再考虑上述投入的费用,投保人不再获得赔付,而要根据在投保地区获得的出口效益,偿还先前支付的全部或部分赔付金。
如果期末出口效益仍不足以偿还赔付金,未摊还的赔付金余额最终归企业所有。当出口效益增速高于预期速度时,在支付的赔付金全部偿还后,合同则自动终止。
6.赔付。保险期末时建立临时冲抵账户。该账户借方登记保险期内,为预算额内实际支出的费用。贷方登记同一时期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根据预计投保人在合同规定国家和地区实现的出口额,确定“摊还率”。如果冲抵账为亏损,企业将得到等于该亏损的赔付。如果冲抵账为盈余,企业应将该盈余额扣除支付的保险份额用来偿还先前收到的赔付金。
7.保险费。保险费仅在保险期内支付。在签合同或每次续签时结算。保险费建议为市场预期收益损失和贸易救济早期预警费用以及可能发生的贸易救济应诉费用预算费用的3%。
四、建立贸易救济保险制度的建议
建议依据 “先建立后完善、先依托后独立、先补充后充实、先自愿后强制、先出口后进口”的原则,积极推进。
第一,贸易救济保险制度先建立后完善。贸易救济保险可采取先行先试、小步快跑的方式,在部分国别和部分行业试点推开。同时加快贸易救济保险的立法,完善应对贸易救济措施机制。逐步形成以企业(行业协会)为应对主体,以政策性保险为依托,以增加应诉动机正外部性为手段,以稳定和扩大市场为目标的一整套法规体系、工作体系和运作机制。
第二,组织机构先依托后独立。国内唯一一家开办出口信用险业务的公司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自2001年底成立以来,累计支持我国企业国内外贸易和投资超过2700亿美元,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约19亿美元。具有较为完备的运作体系,建议可依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开展贸易救济保险业务。待条件成熟后,可单独设立承包贸易摩擦风险的保险机构。
第三,风险准备金先补充后充实。出口信用保险作为支持出口发展的政策工具,需要有充足的风险准备资金。国际上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责任总额与风险准备金的比例一般为15∶1左右,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现行比例仅为20∶1。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风险资本金为40亿元人民币。2009年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达到987亿美元,保险及担保业务共实现保额1166亿美元。按此计算需要24.9亿美元风险资本金,风险资本金的严重不足,严重限制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总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并造成业务比例的失衡。在此情况下,新开展贸易救济保险将会更加捉襟见肘,建议根据2009年贸易救济涉案金额127亿美元作为保险规模,按照国内实际比例的一倍由国家财政补充10亿元人民币作为贸易救济专项风险准备资金,今后逐步充实到和达到国际比例的70亿元人民币。
第四,实施形式先自愿后强制。日本出口商组成的协会或商会采用会员制的形式,作为保险人统一向日本出口和投资保险组织(NEXI)购买综合贸易保险。日本出口和投资保险组织保费收入的90 %以上都来源于这个特殊的保险方式。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有稳定的保费收入、降低保费支付、避免逆向选择。我国现在出口信用保险只接受单一企业单独投保的方式。由于应对贸易救济措施具有的系统预警、风险集中、集团应诉等显著特点,贸易救济保险实施形式从中长期看,拟采取类似日本的强制保险加同意保险人的方式。初期可采取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其中针对高度敏感国别和敏感行业宜先行依托条件较好的商协会,采取强制保险加同意保险人的方式试点。
第五,投保市场先出口后进口。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正遭遇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受到影响,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疲弱,一些国外产品向我国大量低价出口,严重冲击了我国内产业。为此,仅中国贸易救济调查机关在2009年发起反倾销调查8起,反补贴调查3起;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立案3起,裁决7起。今后如何针对中国企业遭受进口倾销产品的冲击,也应探索建立类似的保险制度,降低企业可能遭受到的产业损害,运用贸易救济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注释:
① 市场调研保险:该险种承保企业为获得或提高出口营业额而承担的市场开发费用无法逐步收回之风险。费率为担保的拓展业务预算的2%,由出口商在投保的每个会计年度初支付。如果是先行赔付,费率将为4%。详见《国外保险业促进进出口的具体做法》《世界机电经贸信息》1998年 第6期;COFACE官网
贸易救济范文第4篇
2007年3月30日，对中国政府甚至是中国企业而言都算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欧双方首次就欧盟贸易救济措施问题在北京东方花园饭店展开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对话。
至此，有媒体感言：此次对话双方颇有推心置腹的味道。
中国政府：贸易救济应提高竞争力
所谓贸易救济，即WTO允许成员方在进口产品倾销、补贴和过激增长等给其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措施，保护国内产业不受损害。而贸易救济工具则正是主要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其中尤其以反倾销最为常用，对中国企业的利益也影响最大。
此次对话缘于去年12月6日。那天，欧盟颁布了贸易救济工具绿皮书―《变化的全球经济中欧盟贸易救济工具》，就贸易救济政策相关的32个问题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并主动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国进行评论。该绿皮书被认为是欧盟对现行贸易救济政策尤其是反倾销政策的反思和改革。
该活动，中国各界反响强烈。为此，从今年初开始，商务部公平贸易局便在浙江、江苏和福建等地举办数场座谈会，征求国内涉案企业对欧盟贸易救济工具的意见，以便及时反馈给欧盟。
继在国内多省份举行座谈会之后，3月30日，商务部在北京再次就欧盟贸易救济工具绿皮书召开研讨会，这是商务部针对绿皮书召开的最后一次相关会议，因为按照欧盟的日程，3月31日是其征求意见的最后期限。而与前几次不同的是，此次会议邀请欧盟贸易官员与中国企业直接面对面。
如此一来，便促成了“中欧双方就欧盟贸易救济措施问题展开的首次对话”。
据悉，该研讨会有我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局长李玲、欧委会贸易总司贸易救济司司长维尼格，以及中外律师和中国企业代表等150多人参加。
此次研讨会上，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结合中国企业遭受欧盟贸易救济措施的实践，表达了中方对欧盟贸易救济措施的关注，反映了中国企业长期以来在应对欧盟贸易救济措施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同时，也表示了中方以对话和交流妥善应对贸易摩擦、稳定中欧经贸合作框架，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望。
据了解，目前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但2006年，欧盟却是对中国实施贸易救济工具最多的WTO成员方，其中启动反倾销调查超过了130起，且这一年对华反倾销立案就达12起之多，同比增长50％。
在开幕致辞发言中，李玲对由欧盟贸易救济工具带来的中欧贸易间不和谐因素表示了担忧。同时还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生产要素已经跨越国界自由流动，欧盟应该正视贸易救济工具存在的问题，贸易救济应该是为了提高竞争力，而不是保护落后产业，违背产业发展的规律。
中国企业：欧盟市场越来越保守
此次研讨会的举办，正是利用欧盟就其贸易救济工具公开征求各界意见的契机，为中方企业、行业、律师、学界充分表达观点和立场并与欧委会官员进行直接对话搭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
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当前对贸易救济工具的认识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虑，这一点对于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而言尤为重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各国产业相互融合，彼此的经济联系密不可分，惟有顺应全球化需求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各国间产业合作才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贸易救济措施只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选择，而不应当成为贸易保护的工具。
同时，与会产业及企业代表还结合欧盟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具体实践，现身说法，就欧盟贸易救济工具的实体和程序性规定，以及不公平、不合理及歧视性的做法发表了意见，特别是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分别税率问题和替代国问题等进行了评论。
作为第一个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中国企业代表，奥康集团行政总监周威首次面对面地向欧委会贸易救济司司长维尼格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中国有句古语，“温室里长不成大树”。没有竞争，欧洲的企业就不会有发展。“入世五年来，我们感觉到中国市场越来越开放，而欧盟却越来越保守。”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各个产业的大分工已经逐渐演化出新的格局，产业重心转移已是正常现象，各个国家都应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考虑自身产业转型和创新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从外部找原因，或者一味地用一些非市场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和保护。”周威如此表示。
而针对大家都十分关注的中欧鞋类贸易问题，周威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鞋业的重心从欧洲和北美转向远东，中国大陆成为世界鞋业产业转移的集中地。这种产业转移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贸易救济工具，欧委会应该从全球鞋业发展的格局来看待中欧鞋类贸易现状，推动各方站在一个公平的舞台上展开充分的竞争与合作，推动全球鞋业生产力持续发展，这才会使它更具生命力。
“无论是从欧盟还是从中国的角度，我们都不认为欧盟对中国鞋子的反倾销措施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周威举例，西班牙制鞋企业规模主要集中在100人以下，200人以上的企业寥寥无几。目前中国制鞋从业人员达220多万人，仅奥康一家就15000人。一个鞋子反倾销就影响到几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对欧盟而言影响更大，反倾销直接增高了欧盟成员国的采购商、消费者的成本，尤其是欧盟制鞋产业上下游如做鞋机的，他们失去了世界制鞋第一大国中国的市场。
“只有合作才是中欧鞋业互惠互利的最佳途径。欧盟有很好的研发中心、很强的品牌优势，中国则拥有技术、成本优势及庞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中国可以提供非常优良的技术和较低的制造成本。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某种程度上，中国制鞋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也是欧盟不少鞋类贴牌企业的竞争优势。”周威慎重地强调。
同时，就欧盟反倾销实施过程中程序透明化、执行公正性，以及在欧盟法律框架内相关条款、原则的解读等问题，奥康集团等中国企业也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要求。首先，在对中国鞋反倾销整个调查程序中，欧委会没有向奥康、泰马或其他任何非抽样企业做过关于“不审核市场经济地位”的书面解释，这让企业不知所措。其次，《欧盟反倾销条例》中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和关于抽样的条款之间衔接不太完善，其中要求对每一家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都要做出审核，但事实上欧盟只抽取了10家企业既做倾销调查又做市场经济地位调查。对此，中国鞋企需要明晰的解释。另外，审核损害的因果关系、损害的数据计算、采取的幅度、基础和所取得的数据让企业无法信服。
此外，中国五矿集团、宁波如意、江苏法尔胜等企业也均表示，欧盟委员会在处理倾销诉讼中采取的惩罚措施有失公允。
欧方官员：最终结果明年
认真听取了中国各方意见之后，维尼格表示很高兴能听到中国的声音。他承认绿皮书的出台与中国鞋企抗辩欧盟反倾销有很重要的关系，并承认“中国皮鞋案”确实暴露了欧盟贸易救济工具中的诸多问题。
分析认为，近年来，欧盟处理的几起倾销诉讼已高度政治化。此前欧盟对进口自亚洲的鞋类商品开征反倾销税，就激起了欧洲零售商的极大不满。此后，他们一直要求欧盟在处理反倾销诉讼时，应考虑惩罚性关税对消费者等公共利益的影响。
据维尼格透露，截至研讨会当天，绿皮书已经接到来自欧盟各成员国和第三国政府，以及企业、消费者等各方近150个反馈意见，但观点分歧很大，还无法作出具有代表性和一致性的结论。但是，欧委会将会对反馈结果进行沟通，如有必要将采取下一步行动，最终的沟通结果计划在明年以白皮书形式。
贸易救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就我国的立法情况而言，2004年3月3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55条规定：“商务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2004年3月3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54条规定：“商务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补贴措施的行为”，从形式上看，我国对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似乎采取了区别性的立法模式，但是，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50条规定：“国家对规避本法规定的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可以采取必要的反规避措施。”不难看出，作为《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上位法且颁布生效时间迟于上述两条例的《对外贸易法》，并未对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问题作出明确和细化的区分，仅仅总括性地将各种规避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囊括在内，而且，《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对规避行为只有一条表述几乎完全相同的原则性规定，可见，从实质上看，我国采取的是跟美国相似的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
贸易救济范文第6篇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
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OTCA中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规定也并不是都当然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其中OTCA第1319节关于“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的规避”和第1323节关于“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就只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倾销税而不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美国上述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可能会引发下列问题：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就我国的立法情况而言，2004年3月3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55条规定：“商务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2004年3月3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54条规定：“商务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补贴措施的行为”，从形式上看，我国对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似乎采取了区别性的立法模式，但是，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50条规定：“国家对规避本法规定的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可以采取必要的反规避措施。”不难看出，作为《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上位法且颁布生效时间迟于上述两条例的《对外贸易法》，并未对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问题作出明确和细化的区分，仅仅总括性地将各种规避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囊括在内，而且，《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对规避行为只有一条表述几乎完全相同的原则性规定，可见，从实质上看，我国采取的是跟美国相似的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
贸易救济范文第7篇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就我国的立法情况而言，2004年3月3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55条规定：“商务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2004年3月3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54条规定：“商务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补贴措施的行为”，从形式上看，我国对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似乎采取了区别性的立法模式，但是，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50条规定：“国家对规避本法规定的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可以采取必要的反规避措施。”不难看出，作为《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上位法且颁布生效时间迟于上述两条例的《对外贸易法》，并未对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问题作出明确和细化的区分，仅仅总括性地将各种规避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囊括在内，而且，《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对规避行为只有一条表述几乎完全相同的原则性规定，可见，从实质上看，我国采取的是跟美国相似的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
贸易救济范文第8篇
本案专家组报告认为，调查机关根据ADA第3.2条和SCMA第15.2条所进行的分析单纯证明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的一致性是不够的;而应必须认定进口产品是否是造成国内同类产品所遭受的显著的价格压制或抑制的可解释性因素(explanatoryforce)。针对我国在上诉中提出的专家组的解释是否会造成与协议所要求的因果关系分析重复的观点，上诉机构指出:ADA第3.5条和SCMA第15.5条所要求的分析是关于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ADA第3.2条和SCMA第15.2条所规定的分析则是关于进口产品与另一个变量，即国内价格之间变动趋势的关系。ADA第3.2条和SCMA第15.2条中的分析是因果关系分析的基础之一，但ADA第3.5条和SCMA第15.5条的审查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广泛。这种观点与之前的欧盟动态存储案专家组报告的观点一脉相承。在该报告中，专家组指出，虽然SCMA第15.2条中规定的调查仅集中于补贴进口产品对价格的影响，而不是第15.5条中适用的穷尽的非归因性分析，但是为了认定进口产品是否是造成国内同类产品所遭受的显著的价格压制或抑制的可解释性因素，调查机关应当考察所有已知的可能造成同类产品遭受价格压制或抑制的其他因素。这样才能保证调查机关认定的进口产品造成了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压制或者抑制的结论是建立在客观审查和肯定性证据之上。
二、裁决的整体性和逻辑性要求
1.裁决各部分的整体考虑与充分印证
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的裁决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通常需要考虑到宏观国内外经济和微观产业及产品的具体情况的方方面面。由于最终裁决应当是基于一个整体分析的结果，这就要求调查机关在就各部分内容进行分别调查的同时，考虑到其他部分审查的结果对于本部分的影响。而调查机关在对各项内容进行分别调查后，应对于裁决的各部分内容进行整体的逻辑性审查以保证各部分之间的充分印证。比如在本案涉及的商务部裁决中，商务部认定进口产品造成了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压制或者抑制所依据的理由之一是在调查期内国内同类产品的成本增加，而销售价格未能随着成本增加而上涨，因而得出结论:价格无法随着成本上涨的原因是受进口倾销产品的影响。但专家组指出，2007—2008年间价格—成本比的变化，有可能是最大的国内生产者宝钢2008年5月扩大产能后启动成本正常上升的反映，或者部分由此造成。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虽然ADA第3.2条和SC-MA第15.2条并不要求调查机关对于造成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压制或抑制的所有因素进行穷尽性考察，也不要求调查机关对于是否是由于进口产品造成了国内产品的价格压制或抑制作出肯定性裁决，但是调查机关对于明显的可能造成这种价格压制或抑制的其他因素不能完全忽视(比如本案中的运营初期成本上升的因素)。调查机关应当在裁决中表明在注意到这些已知其他因素的基础上，通过调查仍可认定进口产品构成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压制或抑制的可解释性因素。而调查机关在根据ADA第3.4条和SCMA第15.4条所需分析的国内产业所受影响的各项经济指标以及根据ADA第3.5条和SCMA第15.5条进行的因果关系分析中所考虑的影响国内产业经济状况的其他因素，显然可以构成明显的已知因素。因此，商务部在论证进口产品对于国内产品价格影响时，忽略了对于在损害分析中所提到的宝钢新增产能可能引发成本上升因素影响的分析，当然是一个逻辑上的缺陷。
2.调查过程、论证分析和裁决结论的逻辑性联系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的损害分析应当是一个综合各项经济指标和因素的分析结果，而调查机关的裁决应当基于一个逻辑严密的论证过程。因此，调查机关应注意提高裁决分析中各经济指标间的综合联系，增强各经济指标以及整个裁决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审查，避免出现逻辑关系上的瑕疵。而且，调查机关还应根据具体产业的特点，分析各个经济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得出一个整体的评估结果。同时，根据协议信息披露的要求，调查机关应将对有关指标的单独分析以及综合分析的结果在裁决中予以公布，并给予利害关系方以充分评论的机会。当然对于论证逻辑性更高的要求并不应当限于避免各部分之间的明显冲突，而是应当更深入地注意各经济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影响国内产业的各项因素以及国内产业的各项经济指标并不应当是一个简单的并列关系。各因素和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的过程，也可能存在时间反应的先后顺序。而对于这种相互作用、时间次序和对比关系的充分考量恰恰是损害论证逻辑性的体现。这种经济因素和指标的分析方法与过程也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根据不同经济环境、不同产品特性和不同产业状况进行必要的调整与充分的论证。最后，调查机关应在裁决中对指标的取舍和结论判断进行合理的解释。
3.明确裁决各部分对于最终结论的影响
对于WTO相关协议所要求的贸易救济措施调查需要审查的各项具体内容，调查机关的裁决结果不应是对于问题单回答式的罗列数据，而应当在说明各部分单独结论的基础上说明各项调查结论对于最终裁决结果的影响。在本案终裁裁决中，商务部认定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大增以及进口价格的下降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产生了严重的压低和抑制。上诉机构则指出ADA第3.2条和SC-MA第15.2条要求调查机关审查进口产品价格和数量两方面对国内同类产品的影响，在调查机关同时依赖于进口产品价格和数量审查结果的情况下，应当说明这两种因素是单独可以支撑结论还是需要共同考虑才能支撑结论，以及两者在结论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商务部裁决应当解释进口产品数量的增长本身是否足以造成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压制或抑制，或通过何种方式与进口产品价格下降的因素共同引起国内产品价格压制或抑制，从而增强裁决整体的逻辑性。
三、裁决结论的论证充分性要求
1.我国的实践论证方式
以本案集中涉及的对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及销售价格影响的调查为例，作者在重新翻阅了2001年我国入世以来的反倾销裁决公告后发现，商务部裁定通常会从以下三个角度讨论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①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的变化趋势;②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占国内市场份额的变化趋势;③被调查产品占相关产品进口总量的比重和变化趋势。而在进口价格方面，通常会考虑:①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的变化趋势;②同期内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变化趋势。自2007年起，商务部在分析进口产品价格时增加了论证过程，即被调查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分析。论证方式一般通过对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趋势变化的比较，综合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的变化趋势，得出国内产品价格下降是否受被调查产品价格影响的结论。
2.本案裁决暴露的问题
在本案终裁中，商务部指出被调查的进口产品价格在2008年上升了17.57%之后，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下降了1.25%，并指出其价格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发展趋势基本一致”，都是先上涨然后下降，因而可以认定进口产品价格对于国内产品的价格产生压制和抑制影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都认为虽然商务部在列举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和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统计数据之后，将二者在调查期内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比较，但是缺乏对于进口产品是否是造成国内产品价格变动趋势的可解释性因素的进一步论证。原因包括:首先，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进口产品的价格下降了1.25%，而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下降30.25%，那么商务部应当解释为何这种很大的价格变动幅度的差异依然可以构成“平行趋势”。其次，价格走向的一致不能当然地理解为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压制或者抑制作用，两个事物的同向运动可能是进口产品价格对国内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的表现，也可能是相反或两者共同受一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国内需求或经济周期的影响)。同时价格压制和价格抑制的概念本身也包含了对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价格变动趋势分析的要求。再次，商务部未能解释这种平行的价格趋势对商务部的最终结论所具有的意义。如果裁决所依赖的事实与最终结论表面的逻辑联系并不十分明确，甚至可能导致与结论相悖的解释，此时，调查机关应当对于事实与结论之间的推理过程进行更为充分的论证。在本案中，专家组发现商务部在本部分中的认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2009年第一季度进口产品价格下降的事实。专家组指出，商务部没有适当说明为何进口产品价格在2008年上涨后，在2009年第一季度小幅度的下降就会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产生显著压制的影响，特别是同期进口产品的价格保持在比国内产品价格高的水平的情况下。
3.论证充分性的反思
由本案上诉机构和专家组观点可以看到，调查机关在通过调查搜集裁决所需的基础数据之后，还应通过充分的分析、论证以得出结论。分析论证过程不仅构成数据与结论之间的桥梁;更是一个将各分项调查结论相互联系保证裁决整体逻辑性的过程。关于论证的充分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美国ITC损害裁决的相关部分中，在进行价格比较的同时，采用一定的篇幅论证进口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的相似性，并通过调查说明价格是国内消费者进行选择时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些特定案件中，ITC还会专门发出调查问卷确定产品的定价方式以及价格是否是影响消费者选择的主要因素。比如在2012年8月做出的针对从韩国进口的大型交换机反倾销裁决中(案号:731－TA－1189)，由于该涉案产品都是通过招标方式进行买卖，因此ITC专门向主要进口商发出了问卷调查产品的定价方式以及价格是否是影响消费者选择的主要因素。虽然对于购买者决定因素的考察并不是WTO协议要求必须进行的审查，但在调查和裁决中增加这些因素的考察显然可以增强损害裁决中各项分析因素的有机联系并使裁决的论证更为充分。美国反倾销裁定中对于数量和价格的分析充分考虑了可能影响数量和价格变化的其他因素，将数量与价格的变化置于一个广泛联结的关系网中，而不是孤立地通过数据分析数量与价格的单纯变化趋势。论证充分性其实并不一定要求调查机关在每一起调查中对于每一项指标都得出支持裁决的正向指标，关键是调查机关应对于各项指标的审查结果在最终裁决中的影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在美国ITC2012年针对中国和奥地利出口的黄原胶反倾销案初裁中，认定由于国内产品的价格在调查期内基本保持平稳，因此无法得出进口产品对国内产品价格造成显著价格压制或抑制的结论。但是由于在整个调查中已经发现进口产品存在相对国内产品低价销售的情况，而国内生产者是以牺牲市场份额为代价维持销售价格，在综合分析其他经济指标的基础上，可以认定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而在2008年ITC针对中国和澳大利亚出口的二氧化锰反倾销终裁中，美国ITC调查发现在调查期内进口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都出现上涨的趋势。在进行损害论证时，ITC首先通过价格比较，指出在扣除国际运费等影响因素后，从被调查国家出口的产品相比于美国国内同类产品存在低价销售的情况。然后指出，在不存在其他可替代竞争产品的情况下，进口产品的价格竞争是影响国内产品销售的重要因素。最后认为由于国内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明显低于调查期内成本上升的幅度，因而进口产品对于国内产品价格存在显著的价格抑制。
四、裁决基础指标的可比性和合理性要求
1.数据比较中可比性因素的调整
在反倾销、反补贴裁决中，另一个经常影响结论逻辑性的因素是数据采集和比较的合理性。例如在本案中，专家组指出商务部对于进口产品价格影响的分析建立在平均单价比较的基础上，但未考虑美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与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处于不同的贸易环节，而且被调查产品的平均单价所包含的不同等级产品使得价格比较缺乏客观性。针对相同问题，欧盟的方法是用一个作为范本的欧盟生产商向一个欧盟市场内非关联顾客销售的加权平均价格，去除运费、折扣等因素，调整至出厂价，与相应的被调查产品向欧盟市场内的非关联顾客销售的加权平均价格(去除关税等费用)相比较。在进行价格比较时，美国所运用的方法也是被调查进口产品加权价格与国内产品加权价格的比较，但是在分析比较价格前还要考虑国内市场竞争、消费需求、消费者喜好、产品运输至美国的关税税率与运输成本、产品在美国境内的运输成本、外汇汇率等因素以保证比较的合理性。因而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在进行价格影响评估时，有效地排除了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其他因素，从而保证了比较的合理性。
2.分析指标的细化
此外，在本案裁决中，商务部采用的是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09年1季度的进口产品年度加权平均价格与国内同类产品销售价格的比较。这与我国近年来的大多数裁决基本一致。但专家组认为由于相关产品的价格是不断变动的，用全年的平均价格进行简单的对比不能为价格比较提供充分、精确的根据。综观我国过去的一些反倾销和反补贴裁决，在对于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及其对中国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影响的分析中，通常采用简单的年度平均价格比较，确实比较缺乏较细的季度或月度比较。商务部在以后的调查和裁决中应当增强对于相关数据分析的细化。比如将相关数据的比较细化为季度或月度的比较，这样能够更客观地反映相关数据的变动趋势以及通过比较发现相互的影响作用。
3.倾销调查与损害调查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目前我国倾销调查由公平贸易局负责，而产业损害分析由产业损害调查局负责;两部门分别就是否存在倾销和是否造成国内产业的实质性损害进行调查并共同就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做出裁决。这种做法当然符合国际实践的一般做法。但为解决本案所暴露的一些问题，我国应当在以后的调查和裁决行为中增强两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必要的协调合作。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不同等级的比例构成以及贸易环节的差异必然会影响价格的可比性。影响可比性的这些因素的数据并不在目前我国的产业损害调查问卷之中，但却是公平贸易局计算倾销幅度中的必需因素。因此，产业损害调查局可以就这部分信息增加与公平贸易局的共享，从而在以后的损害分析中避免价格可比性缺陷的存在。
贸易救济范文第9篇
关键词：WTO；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救济
所谓贸易救济制度，是指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与它有关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的一些规则和法律体系。贸易救济制度包括出口救济制度和进口救济制度两个方面，是WTO法律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法律体系的框架早在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中就已经确定，之后历经数次的修改和完善，直至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协议之中。目前，贸易救济制度在我国己经确立，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我国的贸易救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使之既符合世贸规则的要求，又符合救济我国国内产业的现实需要。
一、我国进口救济面临的挑战
中国市场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决定了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数量在一段时间内必然会快速增长，从而对我国进口救济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外国产品对华倾销的事件逐渐增多，我国逐渐取消进口限制以后，外国产品在中国市场倾销的事件已呈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如1998年前我国反倾销案仅有1例立案，而2004年一年我国就有8例反倾销案，今后我国将面临更严峻的反倾销形势。
其次是进口增加对我国国内产业的冲击开始凸显，如美国、欧盟的钢铁保障措施所导致的贸易转移，使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剩余钢材大量涌入我国市场，从而对我国钢铁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随着我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我国还将面临进口数量继续增长的问题，国内相关利害关系方要求对进口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的呼声将不断高涨。
再次是补贴产品进口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我国至今一直没有使用过反补贴措施，但并不意味着受外国补贴的产品就不可能进入我国市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条件下，某些国家的政府或公共机构对产品给予补贴的情况仍然有存在的可能，这些接受补贴的产品如果进入国内，将会损害我国相关产业。目前国内已有企业提出过反补贴调查申请，但由于我国缺乏相关经验而没有在这方面采取措施。
此外，我国对进口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时，受该措施影响的外国出口商可能采取各种手段规避我国的贸易救济措施。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没有规定规避行为的具体认定标准，因此很难对这种规避行为作出处分，从而影响我国的进口救济。
二、我国出口救济面临的挑战
随着我国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和出口贸易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出口产品己成为有关国家和地区关注并采取措施牵制的焦点，从而使得我国的相关国内产业因此而受到极大程度的损害，使出口救济面临了更大的挑战，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外对华歧视性反倾销居高不下。中国一直是有关国家和地区反倾销的“重灾区”。国外对华反倾销居高不下，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实行的“特殊政策”有着直接关系。在中国入世的谈判中，欧美以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由，要求在对华反倾销中继续使用替代国的方法，造成了国外对华反倾销居高不下的被动局面。
其次，国外的反补贴措施妨碍我国产品出口。入世前国外反补贴调查案很少涉及中国产品。在中国的入世谈判中，由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认定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反补贴法不适用于中国，因此入世后的前两年，没有任何一个世贸成员方对中国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但随着我国入世以后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有些成员方己开始针对中国产品采取反补贴措施，中国的出口救济局面也变得更为复杂。
再次，特别保障措施妨碍我国产品出口。中国产品的出口不仅受到其他成员方采取的“一般保障措施”（即《保障措施协定》下的保障措施）的影响，而且受到其他成员方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特别保障措施”的影响。
最后，国外其他贸易壁垒妨碍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我国产品出口中，有关进口成员方为了保护其国内产业和市场，己开始频繁利用各种贸易壁垒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入，这给中国企业的产品出口构成了新的挑战。
三、完善我国贸易救济制度的对策建议
1.制定配套法规，完善贸易救济法规体系国《对外贸易法》确定了我国贸易救济制度的基本框架。
根据该法第八章规定，我国的贸易救济既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也包括应对国外不正当或不公平进口限制的措施。完善我国贸易救济制度的途径之一，就是按照《对外贸易法》所确定的贸易救济基本框架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以尽快完善我国的贸易救济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有关贸易救济的法规只有《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和《保障措施条例》，而没有关于应对国外不正当或不公平进口限制措施的条例。虽然已制定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和《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但这两个规则仅仅是部门规章，其效力层次不高，其影响也有限。这很容易使人认为我国的贸易救济只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或者至少会给人以重进口救济轻出口救济的的印象。由于我国较高层次的贸易救济法规中缺少有关出口救济的法规，我国出口产品虽屡遭歧视性的贸易壁垒，国内相关利害方却很少提出出口救济请求。所以说，国外对华歧视性贸易限制之所以频繁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当归因于我国出口救济制度的欠缺。
2.参考借鉴有关国家的贸易救济立法与实践
贸易救济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产物。由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对外贸易的时间还不长，贸易救济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因此，我国的贸易救济制度必须参考借鉴有关国家贸易救济立法和实践的经验。美国和欧盟是贸易救济制度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是WTO贸易救济规则的主要倡导者，我们应认真研究这些国家的贸易救济规则，并将其可取的规则予以借鉴，以充实和完善我国的贸易救济制度。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救济立法虽然不如欧美完善，但由于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国情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它们的贸易救济立法和实践，尤其是它们利用世贸规则维护自身利益的做法，同样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3.在WTO贸易救济规则的基础上适时修改
我国的贸易救济制度虽然受到WTO贸易救济规则的约束，但其内容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不违反世贸规则的前提下，我国应当对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规则进行及时修改，以确保我国的贸易救济制度符合救济国内产业的现实需要。我国在完善贸易救济制度的过程中可适时修改的规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有关WTO贸易救济协定未涉及事项的规则，由于WTO贸易救济协定中没有涉及到这些规则所规定的事项，我国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这些规则进行修改，并没有违反世贸组织的要求；另一类是高于WTO要求的规则。作为世贸成员国，我国负有确保贸易救济规则符合WTO要求的义务，但我国并无义务使我国的贸易救济规则高于世贸规则的要求。对已制定的高于世贸要求的救济规则，如果不符合现实需要，我们有权进行修改，这种修改只要在不低于世贸要求的限度内进行就没有违反世贸规则。
主要参考文献：
[1]何添锦，欧美对华实施贸易救济的思考[J]国际贸易问题，2005（5）：35-37
[2]成坤，中国应对反补贴贸易救济调查形势紧迫[J]WTO经济导刊，2005（9）：21-23
作者：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湖南，长沙，410205
贸易救济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贸易救济；政策；效果；建议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4月15日
一、我国贸易救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使得进出口总量节节攀升，甚至对于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保持着较高的顺差。对此，一些国家不断对我国采取救济政策，以捍卫本国产业的市场地位。面对这些贸易不公平的状况，我国逐步建立起符合WTO原则的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体系，以减轻进口产品的增加对我国相关国内产业的不良影响。1994年5月12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首次对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制度等贸易救济制度做出了相关规定。2004年，为了适应对外贸易发展，我国对《外贸法》进行了部分修订，增加了第七章“对外贸易调查”和第八章“对外贸易救济”的内容，依据国际通则完善了我国贸易救济法律制度。
不仅如此，国务院于1997年颁布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正式确立了“双反”作为我国重要的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2001年，国务院重新制定和了这两个条例，并于2004年又进行修订，其中的第41条和第43条，也明确规定了国内产业受到倾销或补贴的进口产品损害时，国家可以采取反倾销或反补贴的措施，增强了贸易救济措施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这些举措不仅为受损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还在一定程度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我国贸易救济措施现状分析
（一）我国贸易救济措施实施状况。自经济危机以来，整个世界经济环境状态低迷，国际间贸易发展也尚未景气。许多国家为保护民族产业，增强国产商品竞争力，纷纷对外来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政策。自我国在上世纪末遭受欧盟的反倾销调查起，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数量连年攀升，使我国企业蒙受巨大经济效益损失。基于此，1997年我国正式公布了反倾销实施条例，更是在1998年发起了第一起对外贸易救济案件，对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行反倾销调查并执行了各自的关税。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更是在其规则许可下，对外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数量每年都在递增。
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的数据统计，1997～2013年对于国外的恶性竞争行为，我国共发起贸易救济调查222起。其中，反倾销占96.4%的绝大多数，反补贴共7起，保障措施仅一起。伴随着我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和产品类型的增长明显，相关案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二）我国贸易救济措施的特点
1、调查商品类型结构高端化。以前，我国实施的贸易救济调查中，多以一般原材料为主，主要集中在纸业、橡胶业、化工原料业产品上。然而，伴随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调整，较高端产品的进口数量一直在增加，从而使得各种摩擦加剧。2013年，我国对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中，有关产成品和中间品的案件各6起。而在2012年我国发起的11起贸易救济调查全部集中于原材料等中间产品，这显示了我国业界已经在意识上认识到法律武器的重要性，能够主动运用贸易救济制度这一工具，保障自身权益，维护贸易公平。
2、救济措施涉及的行业相对集中。我国的救济措施所涉及的行业包括造纸业、纺织工业、化工业、冶金工业等几大类，其中以化工业为主，我国在这些行业的原材料基础薄弱，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所以国外产品的泛滥对我国市场存在威胁。比较集中的这些行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它们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促进就业的主要力量。
3、结案方式更加灵活。在所有最终裁决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案件中，结案的方式既有常见的对进口产品征收较高的进口税，也存在采取价格承诺的方式来保证国内相关产业利益的做法，还有以无损害为理由并且申请人退回申请而结案的情况。这体现出我国调查机关应对贸易救济案件中，理解和运用相关法规能力的逐步加强。
（三）我国贸易救济措施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在遭受进口商品的冲击时，政府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来减轻乃至消除该类负面影响。从我国的实践看，近年来我们的救济措施在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商品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以往调查案件中，比较常见的是被动贸易救济，它是在出口商品遭受国外政府不公正的待遇时发起的，是为了应对外国企业或政府部门对我国产品提起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贸易救济。其目的是为了督促对方放弃不公正的待遇，给中国产品一个适合发展的市场。在过去，我国常常只能采取这种做法来应对进口国的贸易救济措施，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际贸易环境的公平与公正，也在海外市场中，为中国产品挣得了一席之地，提升了企业商誉和品牌知名度。
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是主动贸易救济，它是指我国商务部接受企业或者行业协会的申请，主动向外国企业提起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贸易救济。主动贸易救济大多集中在传统产业和幼稚产业，在这类产业中，受到国外相关产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很大，国内市场份额被挤占，从而抑制了技术的革新，使得竞争力进一步下降。而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通过对这些倾销和补贴的产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有效地抑制了国外产品的低价涌入，保护了民族产业的发展。
三、完善我国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和实践的建议
在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事实，距我国贸易救济制度立法到现在只有20年左右的时间，这与西方百年的历史相比还尚存差距。对此，我们亟须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这个方面的经验。比如，欧盟制度中的小企业立案绿色通道，对某些企业免去繁琐的立案申请程序，提升案件审理效率。另外，加强专门行业的政策立法。二战后兴起的许多国家，如日德等国的产业政策法规，在提升其竞争力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对救济制度进行深刻理解后努力提高立法水平，将我国现行的贸易救济制度条文化、规范化，减少法律中存在的空白和漏洞。
在我国贸易救济的实践方面，我国的企业和行业协会应该尽快建立沟通交流平台，将涉及到的相关贸易准则及时通报，并提出合理的应对方案。同时，还要培养应对贸易摩擦的专业法律人才，对贸易摩擦调查组织力量正面应对，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我国在继续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维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同时，还应积极面对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进口产品冲击、产能盲目扩张和资源利用率较低等问题，应调整优化过剩产能，倡导精细化生产，全面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众所周知，但我们不应当为此而付出额外的代价，虽然在与发达国家的交易中往往处于劣势，但在未来我国经贸政策的贯彻之下，我国企业的国际贸易生存状况必将得到改善。
主要参考文献：
[1]侯喜梅，贾鹏.关于钢铁企业成本管理控制的思考[J].河北企业，2011.
[2]李平，贾纯.WTO框架下我国贸易救济体系的完善[J].商场现代化，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