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5 11:39:59
贸易保护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立足点是发展本国生产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在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的大前提下，贸易保护主义除了使用传统的关税作为保护的手段之外，还加强了对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和使用，如苛刻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以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化这对矛盾体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应如何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基于对以上课题的关注，本文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并试图透过现象揭示保护的实质。然后，本文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最终得出“新贸易保护主义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一结论。文章的最后部分，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作者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应对措施，建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熟练掌握WTO相关规则，借助政府和中介机构的力量，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地抵制外国无节制抢占和恶意冲击，以保护各国在自由贸易过程中应得的利益。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
引言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其目的是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的目标。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中，关于理论来源和特征的研究比较多。本文拟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实质进行归纳分析，并试提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的观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是通过对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根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提出运用贸易规则、规避贸易风险；发挥中介作用、建立预警机制；加大政府协调、实现公平竞争；提高商品质量、冲破贸易保护；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具体有效的措施。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渊源
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重商主义”思想，之后经历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四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1、重商主义（15-17世纪）
15-17世纪，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商业活动的范围空前扩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产生。通过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掠夺，西欧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与此同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的迅速瓦解，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生活对商业资本有着很大的依赖，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当时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主要是黄金和白银等金属货币，它们成为社会各界追逐的对象和社会财富的象征，而拜金主义也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社会经济的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表现为重商主义的兴起，这便是贸易保护的起点。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重商主义流行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的西欧各国，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或不买，用以积累货币，而且积极鼓吹国家采取强制手段禁止货币输出。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资本高度发展，工场手工业已产生，信贷事业开始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当时的封建王朝和商业资产阶级更加需要货币，“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的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钱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进来。”硕士论文
晚期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TomasMun，1571-1641），他指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允许货币输出到国外，购买本国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进行转口贸易，发展生产。但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仍然坚持买少卖多的原则。贸易差额论在认识上比货币差额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不论是货币差额论，还是贸易差额论，都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认为一国拥有的黄金和白银越多，就越富有。总之，财富就是金银，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当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它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而且只局限于流通领域，认为财富和利润都是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增值的源泉。这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货币差额论将货币与商品绝对地对立起来，设法要把侥幸得到的货币保存在国内并把它贮藏起来，而且孤立地对待货币运动。贸易差额论才开始认识到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的内在联系2、“保护幼稚工业”理论（19世纪40年代）
19世纪20-4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成长时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幼稚工业，特别是当时的德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与自由贸易理论相对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形成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t，1789-1846)。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他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各国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不同时期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他从德国当时所处的现状出发，认为德国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而想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国家实行高关税等保护贸易政策，进而建立强大的工商业基础。经过比较，他认为使用动力和大规模机器的制造工业的生产力远远大于农业，所以保护和发展工业生产力需要特别重视。而对于农业的保护，他认为，通过保护使工业发达以后，农业就会随之得到发展。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应该说保护关税政策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提高了他们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理论在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也予以承认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对象应以将来有前途的幼稚工业为限，保护贸易为过渡时期，自由贸易才是最终目标。
但是，李斯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他把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与古典学派的价值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是以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为前提假设。
3、超保护贸易理论（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使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经济大危机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高关税、外汇限制、数量限制、鼓励出口等措施，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各国经济学者提出了各种支持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根据，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及凯恩斯主义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凯恩斯主义主张，重商主义保护贸易的政策能够保证经济繁荣、扩大就业。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仔细分析贸易顺差和逆差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以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大量的失业问题。贸易顺差可以为一国带来黄金，可以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有利于缓和与扩大就业量。而贸易逆差则会造成黄金外流，使物价下降，最终导致经济萧条和增加失业。
超保护贸易主义旨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它把保护的对象由幼稚工业，扩展到包括国内高度发展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保护的目的也由培养自由竞争能力，转变为巩固和加强对国外市场的垄断。保护的战略由防御转向进攻。凯恩斯主义超保护贸易理论同样有其局限性。理论中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性。
但凯恩斯主义过分夸大了他们的意义，忽略限制新投资，阻止对外贸易顺差的其他重要因素。超保护贸易理论的特点是不择手段的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高度发展的工业，以加强其国外的垄断地位，其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贸易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不是消极地防御外国商品侵入国内市场，而是加紧侵占国外市场。凯恩斯主义者反危机方案旨在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失业和摆脱不断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保护贸易理论对危机起到了缓解作用，但在其原有制度条件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
4、新贸易保护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
贸易保护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形成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后，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限制，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国际贸易趋向自由化，各种关税壁垒被逐步削减、非关税壁垒逐步被取消，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越来越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限制和约束。突破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寻求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已成为必然。新贸易保护主义在此背景下诞生，它是一种新式贸易保护主义，其目的仍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新贸易保护主义是在新的全球贸易条件下，寻求以新的形式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实施贸易保护，以保护本国就业,维持本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新贸易保护主义方式从奖励出口和限制进口向支持和保护国内产业延伸，保护范围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延伸。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保护的隐蔽性、范围的广泛性、影响的双刃性、手段的多样性、技术的复杂性等特点。它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主要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表现形式，通过贸易保护，达到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约束，适应本国政治目标，保护本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维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支配地位。
2008年由美国金融海啸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当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对经济对出口有很大依赖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
2009年3月16日，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oreignInvestmentReviewBoard)公告称：就中国铝业公司195亿美元增资力拓的交易案，审查期限将再延长90天。3月27日，澳大利亚财长韦恩·斯万(WayneSwan)表示，出于国家安全方面因素的考虑，中国五矿集团对OZ矿业的收购若包含ProminentHill铜金矿资产，交易将不予以通过。一桩普通的商业收购最终以国防安全的理由被否，中国五矿集团对澳大利亚矿业巨头OZMinerals公司高达18亿美元(26亿澳元)的收购遭澳大利亚政府否决。澳大利亚财长韦恩·斯万的声明再度重燃了目前在全球逐步升级和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纷争。在美国众议院2009年2月份通过的《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议案》，“buyAmerican”(买美国货)这一条款赫然在列。新贸易保护的手段林林总总，但其特征却有迹可循。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兴起于发达国家，以高新技术的发展为载体，以技术壁垒为核心，体现出更复杂、更隐蔽、更歧视、范围更广的新特征和健康、安全、环保等新内容向着多边贸易规则发展的动态趋势。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陷入其中，时至今日，金融海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加深了经济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全球进入经济衰退的国家名单越拉越长。这次经济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相比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涉及范围广。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全球性。在市场经济体制共识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通过金融、贸易、服务把世界各国结合在一起，国内外市场日益融合，经济发展正传递和经济危机的负传递加快。在美国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买美国货”条款的示范下，可能引燃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之火，几乎所有国家都不能置身局外。保护商品的范围日益扩大。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幼稚工业、弱小的新兴工业或与国内就业密切相关的行业，主要涉及传统货物与农产品。新贸易保护主义除了坚持对传统的幼稚工业、弱小的新兴工业的保护，还把保护范围扩大到新兴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以及知识产权等领域，而且实施贸易保护的国家由以前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为当下的以发达国家为主的世界大部分国家。目前，可以说受到保护的商品已经涉及各个行业，被保护的商品不断增加。
区域化和集团化。新贸易保护主义正逐步向区域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式各样的经济贸易组织，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加强。新贸易保护主义不再以国家贸易壁垒为基础，而趋向区域性贸易壁垒，即由一国贸易保护演变为区域性贸易保护。显而易见，区域化和集团组织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贸易保护性，组建区域性经贸集团一方面可以实行内部自由贸易以促进内部经贸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外构筑贸易壁垒，抵制贸易对手的入侵，保护成员国的市场。同时可以凭借组建经贸集团力量抗衡和抵制外部国家的报复与竞争。在当今世界上，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安第斯条约组织、东盟、西非共同体等经贸集团遍布全球。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2004年，全球已有174个国家(地区)至少参加了一个区域贸易协定(RTA)，只有12个岛国(地区)没参加任何RTA。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而对外实行严格的保护，从而严重削弱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
利弊双刃性。新贸易保护主义是一把双刃剑。由于科学技术、资金和检验能力的相对落后，在兴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面前，发展中国家将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无论是反倾销、反补贴还是技术性贸易壁垒，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歧视问题，有时公然违背了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法律文件中有关措施启动的前提条件，严重违反WTO一贯倡导的公平贸易原则。比如我国一些日常用品进人美国市场时，美国常常夸大事实，认为对其构成市场威胁，单边采取反倾销措施。而且在多边贸易体制内部，形成了发达国家一直控制和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对多边贸易谈判规定自己的目标，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对其不利的条件。正在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蔓延，使发展中国家受到重创，但在经济全球化传递机制加速的情况下，又会出现反向作用，成为发达国家的“飞去归来器”，陷入谁都保护不了的局面。
形式隐蔽性。传统贸易保护无论是数量限制还是价格规范，相对较为透明，人们比较容易掌握和应对。而新贸易保护主义则不同，其隐蔽性极强。以经常被使用的贸易保护手段技术性贸易壁垒为例，它的隐蔽性在于国际贸易规则上没有被禁止，为了保护环境、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安全和健康，保护国家基本安全、防止欺诈行为等合法目的，WTO赋予了成员国可以制定和实施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权利。成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利用这项权利制定各项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来保护其国内产业和市场，以形式上的合法性掩盖其贸易保护之实。
方法复杂性。新贸易保护主义涉及的多是技术法规、标准及国内政策法规，它比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中的关税、许可证和配额复杂得多，涉及的商品非常广泛，评定程序更加复杂。比如，发达国家采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形式多样，每一种形式本身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并形成一个复杂的体系。以产品质量认证为例，产品质量认证包括安全质量认证、性能质量认证、卫生环境质量认证。产品质量认证是国际上通行的用于产品质量评价、监督产品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出口产品只要加贴了这种标记、标志，就等于获得了产品安全质量信誉卡，就容易被海关、进口商、经销商和各国的消费者接受。而以产品质量认证为形式的贸易保护手段则很难被分辨或指责。难于判断名义繁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难于判断正当还是不正当。
面对新贸易保护主义
我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来自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信息显示，截至2006年，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可以说，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阴云下，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为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分别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构建以我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集团。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强化的今天，完全靠单打独斗已很难适应，我国应充分利用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和东盟的主要对话国，应实质性地发展同成员国间的经贸关系，加快同东盟一体化进程，提高本国的竞争实力和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同时，我国应最大限度的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用一切可能的公开场合，积极开展维护自身利益的活动。
增强环保意识，运用环保壁垒维护我国正当利益。为了保护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必须采取措施，一方面，从自我做起，增强环保意识、紧跟国际标准发展绿色市场、提高产品竞争力，团结国际力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抵制发达国家利用绿色壁垒采取歧视政策，减少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绿色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对从外国进口的产品进行适度的限制。要制定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环保法规和标准，严禁国外不符合我国环保法规和标准的商品流入我国。
充分利用WTO协商机制，维护我国(企业)合法权益。坚决反对任何国家针对我国实施的歧视性政策，一旦发生贸易摩擦，政府应充分利用WTO解决双边和多边贸易纠纷的协商机制，帮助国内企业维护正当权益。面对一些国家对我国反倾销和采用保障措施调查，有的国家滥用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卫生标准、劳工标准限制我国产品出口，甚至个别国家利用“特殊条款”对我国制造麻烦等情况，要掌握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处理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的能力，改善贸易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增强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迎接国际竞争的压力和挑战。尽快建立反倾销诉讼基金，鼓励企业积极应对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诉讼，改变我国遭遇国外反倾销诉讼时无人应诉或应诉者寥寥的被动局面。
加强对西方国家贸易保护政策、法规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等的研究，及时向相关企业通报有关信息，引导企业避开贸易壁垒。政府应组织专门的人力和物力，加强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和法规的研究。研究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反倾销调查体系和绿色壁垒体系，认真总结国内外企业突破贸易保护的经验和教训，建立国外贸易保护的数据库。及时搜集世界各国的技术标准法规的变动信息，动态监控及预测出口商品遭受技术壁垒的状况，建立相应的国外贸易技术壁垒数据库，并及时向相关企业通报并预警信息，帮助、指导国内企业突破国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
统一国家标准，建立健全适合WTO规则的法律制度和壁垒体系。针对我国产品质量标准种类多、门槛低、不规范的事实，政府应借着入世有关法规大调整的有利时机，尽快调整、制定与国际标准相一致的国家标准。积极借鉴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认真研究欧盟和加拿大等国反倾销、环保条例，建立健全适合WTO规则的法律制度和有中国特色的壁垒体系。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不违反WTO规则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传统的关税，特别是新兴的贸易保护手段来保护我国市场，求得贸易领域的持续、稳定发展。
采取的对策
加强学习，掌握规则。我国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应全面、准确的学习理解WTO规则，只有全面了解了国际上通行的贸易程序和法律规则，才能面对不同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的放矢，泰然处之。在国外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件裁定结果中，我国企业是“输多胜少”，就是因为没有熟练掌握运用WTO游戏规则、国际贸易规则等。所以企业要参与国际竞争首先要学习、了解透《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反倾销协议》等文件和协议，把握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实质，以便在国际竞争中合理、合法地保护自身权益。
注重创新，以质取胜。企业要牢固树立以质取胜的战略意识，广泛推广国际认证标准和发达国家的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按照国际标准安排生产，以更好的攻破技术性贸易壁垒。企业应全力提高自身技术、管理水平和品牌营销能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强化创新意识，提高产品的技术和品牌附加值。我国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应注重品牌的培养，跳出恶性价格竞争的怪圈，追求产品的差异化和自主创新品牌的建立，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根本上解决产品的质量问题。同时，企业也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绕开贸易壁垒，到海外投资设厂，特别是到保护主义严重的国家去投资设厂，就地生产和销售。
贸易保护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
1.重商主义,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超保护贸易政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贸易自由化,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新贸易保护主义,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二、金融危机形式下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2007年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恐慌与危机传染到全球各国,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严冬期”。随着负面影响的不断扩大、深化,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不少国家和地区为加强对本国产业和市场的保护,采取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进口。伴随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言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再次出现。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英国首相布朗“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劳工”的言论,都表明在发达国家经济集体步入衰退之时,全球自由贸易可能面临被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所笼罩的危险。
在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倾向于贸易保护是历史惯例。如印度尼西亚已宣布对至少五百项产品实施进口管制,要求进口产品必须申请特别许可,并须加税。俄罗斯也要调高汽车、家禽和猪肉的关税。法国则拟设立一项国家基金,防止本国企业被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一些保守派媒体和政客提出购物要买美国货,在经济危机中首先被裁的应是在美工作的外国人,全然不顾这些外籍员工同样是纳税人,同样为美国缴纳了大量“救市所需税款”这一事实。保守势力要求,获得逾1500亿美元救市资金的银行“要优先保证美国公民的工作”。
各国“自扫门前雪”,贸易保护愈演愈烈。经济衰退是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根源。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贸易的保护必有抬头,而当前的情况正激发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提高关税、影响他国货币汇等手段来设置进口壁垒,同时也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谈判等手段,积极地推动本国的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第三次保护贸易主义高潮,主要是通过非关税限制的行政法律措施和对不盈利的工农业部门给予补贴,以达到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保护其已有市场的目的。自从这种政策兴起之后,非关税壁垒已经取代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
与以关税壁垒为特征的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隐蔽性。和可以通过谈判实行减让的关税措施相比,绿色和技术贸易壁垒很难通过外交努力或谈判来弱化和消除,而且其具体形式复杂多变,花样翻新,常以最新科技为支撑。
目前,在金融风暴肆虐全球的形式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阻碍自由贸易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比如阻碍美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另外还涉及到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表现为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多要求,相应的进一步开放金融等领域的市场,以此来释放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还要注意一些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其他理由来设置贸易壁垒。比如美国国会中就有人试图依照碳排放标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一些人以环保的名义支持这种措施,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就成为新形式下新保护主义的三副面具,需要引起各方的警惕。
三、金融危机催生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毒药”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与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经济步入衰退总是如影随形。一旦发达经济体经济显著放缓,国内就业压力就会凸显。为了取悦部分利益集团或转移国内选民的注意力,发达国家政府总是将就业问题归咎于外国商品挤占了本国市场份额,从而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进口商品成本,例如提高进口关税、实施进口配额、诉诸反倾销反补贴立法、指责外国政府操纵汇率并要求外国货币大幅升值等。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当地时间13日最终通过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项计划最终还是保留了虽有所软化但仍带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历史经验和经济学常识表明,面对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绝不是出路,而恰恰有可能成为一剂加剧世界经济困境的“毒药”,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加剧金融危机。
1929年3月,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美国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全面爆发。10月,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胡佛总统于1930年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此后,国际社会又耗费数十年,才逐步拆除了这一时期高筑的各种贸易壁垒。因此,《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没有拯救美国,而且让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危机。
从历史经验看,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什么也保护不了。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美国等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引发贸易战,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信奉保护主义的人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贸易保护主义有弊无利,中国应如何应对
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已成为必然,各国为消化过剩产能,拉动本国经济,或通过采取提高关税、限制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来设置有形壁垒,或通过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等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构建无形障碍,但这些措施不但无易于危机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危机,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
贸易保护法案并不是救命良药,而是一剂可怕的毒药,最可怕的是受伤的是整个世界: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因美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至今还令人记忆深刻,而同样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美国国会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法案,该法案大幅提高了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起了其他国家同样的贸易保护报复,结果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争。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额大幅缩减,加剧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很快伤及当时最大的出口国——美国自身。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总额也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这个当时在国会议员眼里可以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一剂良方妙药成为后世学者认为的“最大的错误”。
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还将对一些贫穷国家造成灾难性影响,使目前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过去几年,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不少贫穷国家经济逐步发展、民众生活逐步改善。但随着金融危机持续发展,不少贫穷国家再次陷入困境。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一国未受保护产业部门及消费者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统一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中,各种要素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贸易壁垒的降低或取消加速了要素资源的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全球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所需的“国际化”商品。如果某国实行贸易保护,将直接或间接增加进口商成本,进口商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本国消费者,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此外,保护措施使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生产者提供了强制性补贴,产生的收入转移效应往往得不偿失,还会造成利益分配的扭曲。
其次,贸易保护会造成出口国贸易及经济急剧下降。如果在危机中某个国家(一般是贸易大国)率先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会使向其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骤降。随之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作为拉动出口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贸易的迅速萎缩会导致大量出口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从而拖累该国经济快速滑坡。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只有积极参与博弈,埋头苦练“内功”。对外,在现今的体制和规则下,该说的话要说,该打的官司要打,该采取的反措施要采取。商场如战场,与狼共舞,就要有狼一样的生存竞争意识。对内,要适应世界贸易的形势和环境,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国家经济内需拉动的比重。要着力提高产业的技术档次,包括环保要求,掌握更多的自主核心技术。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积极努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增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密切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等等。中国还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最近,中国政府又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从2008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国将增加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同时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中国将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及时调整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而务实合作是战胜危机的有效途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加强合作,携手努力,同舟共济,才能有效应对危机。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危机关头越要坚持开放与合作。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加大危机的严重程度,还会使危机持续更长时间。因此,各国要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从而为世界经济早日渡过难关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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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早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热点话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旧有措施的作用在逐渐削弱,但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对全球各国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造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原因及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贸易保护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新贸易保护FTA美国337条款社会责任壁垒贸易救济
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经选择，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作为一对并存的矛盾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面对自身经济发展和对外竞争时必须要考虑的核心因素，一方面，如何选择经济发展的原则往往取决于多个因素，如一个国家或地区自身的发展水平、自身与外界的相互关系等，另一方面，政策的选择往往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修正，在竞争中不断升级、完善。
相对于经济自由主义而言，贸易保护主义更关注外界因素对自身的消极影响，其主要是通过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商品竞争。作为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延续和升级，上世纪末期，新贸易保护主义方兴未艾，保护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商品经济的范畴，通过绿色壁垒、社会责任壁垒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达到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进而保护本国就业，维持本国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的支配地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既有竞争加剧、经济理论发展的推动，也有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依然是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自由和保护的相互交织必然贯穿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而后危机时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作为自上世纪90年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延续和升级，一方面保留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一、后危机时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所谓的后危机时代，一方面是区别于暂时已经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脱离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的反复随时可能出现，因此，此阶段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多的是对之前新贸易保护方式的延续和精细化。具体而言，有如下特征:
1.实施主体的全球性和区域性
一方面，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有所变化，世界各国和地区由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影响着世界各国和地区，通常一国对他国采取保护贸易措施，会引起他国“报复”，这样一来会引发贸易保护“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新贸易保护向双边化、集团化和区域化方向发展。为了缓解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国纷纷利用双边协调和FTA，区城性经济集团，集团成员国内要素自由流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构筑贸易壁垒，以此保护成员国的市场，提高整体竞争力，共同应对外部国家的报复行为。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区城化的趋势。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中国迄今共加入了9个自贸协定，同时，官方和民间机构也在不断推动更多FTA的构建。
2.保护措施更加复杂和隐蔽
一方面，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层出不穷，日趋复杂，其超出世界贸易组织现有协定与协议的约束范围。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开始由贸易政策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经济甚至社会政策，主要表现为:要求对方国限制国内商业行为，管制对方国家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妨碍竞争的行为和干预对方国家经济政策等。此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对象从传统工业品和农产品转向高级工业制成品和劳务，并且开始进人高技术产品领域，以上这些方面也使得我国应对和解决其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新旧贸易保护主义区别的根本点在于旧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采用关税壁垒，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手段以非关税为主。其中新贸易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明显性的非关税措施主要是进口许可证制度、自动出口配额、出口补贴和进口配额等，而世贸组织规则对以上这些非关税措施的约束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下，新贸易保护主义国家更多的采用更为实用的隐蔽性的技术壁垒如技术标准，质量认证，检验程序，环境保护与国民健康等。
3.保护措施表面日趋合法化
如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在WTO规则的约束下，经济发展都在向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可现在的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存在一些漏洞，这样贸易保护主义总是设法从中寻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反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以保护本国的利益，这就为各国以“公平贸易”为由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腾出了余地。另外，当前，WTO规则保留各成员国的经济自主性，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而且还包括发展中国家。因此，采取与WTO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措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形态。此外，各国同样通过自身立法来绕开WTO规则的规制，如美国337条款，337条款是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的简称，它主要规范的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行为进行调查的行为，337条款并不要求实际损害为前提。若ITC裁决原告胜诉，ITC可向美国公司提供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和停止令等救济措施，但实践中，337条款更多起到的是一种敲山震虎的作用，往往程序一经启动，未等裁决，出口国方面即会规范自身行为以达到相应标准。
此外还有以SA8000为代表的社会责任壁垒，它是一种以保护劳动环境和劳工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标准体系，以劳动者劳动环境和生存权利为借口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目前，全球的一些大采购集团都非常青睐有SA8000认证企业的产品，这促使很多企业去申请与维护这一认证体系，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目前也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积极争取参与如ISO26000等相关规则的制定，以保护本国权利。总之，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日趋表面合法化，可其实质并没有改变。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化主义的发展，全球竞争必然不断升级，对于中国而言，其工业自1949年后经过了几十年的保护发展，自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面对国内外竞争，在这些竞争下中国的多数行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从历史的角度看，今日中国面对的挑战跟19世纪初英国面对的类似，一方面要继续开发海外市场以扩大出口，另一方面需要不断从国外进口各种资源。此外，由于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中国必须保证极大的海外市场以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必须通过外资继续引入外来竞争，避免由于发展初期对国内经济的过度保护而导致的现阶段国有企业的垄断对经济带来的伤害。当今，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1.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2009年我国整体出口市场受到阻碍，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207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货物出口12017亿美元，下降16.0%。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非常明显。其中，2009年美国政府对我国轮胎增收35%进口附加税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极大的影响了我国轮胎行业产品的出口，还使得我国其他行业出口产品也遭遇到同样的待遇，总的来说，出口企业订单直线下降，利润严重下滑，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部分企业倒闭，失业率提高，还带来一些社会问题。继轮胎案之后的中国玻璃、无缝钢管等都遭遇无辜调查，影响恶劣，甚至于其他国家也都纷纷效仿，对我国产品不断的采取变相抵制措施，这些行为对外贸依存度高达70%的中国影响是极为负面的。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2.我国的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
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在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往来中，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影响着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美国对我国实施新贸易保护主义，正是为了调整两国间的贸易顺差，维护其在世界市场的支配地位。美国不仅对对中国产品进行贸易制裁，而且在人民币汇率、对华投资、技术出口等领域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施压，影响着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欧盟也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激化了当地企业与中国相关企业的矛盾，发生了砸店、烧货等事件，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也影响着中国相关企业的正常经营，而且在欧盟各国家开始形成针对中国产品的“民间壁垒”。再者，中日“政冷”的常态化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两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方面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难度。
3.“中国”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
由于中国在宏观管理和调控上存在一些问题，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另外，发达国家提出的“中国”也是中国遭受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原因。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的发展，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引来许多发达国家提出“中国”，认为中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他国的发展及世界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发达国家希望借以中国广阔的市场发展其经济，使其成为其成熟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另外，又担心中国不断的发展壮大，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的提高，会使得发达国家自身遭受经济发展的障碍。如今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中国”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
三、我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在全球经济危机、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情况下，仅2010年第一季度，就共有10个国家对中国发起19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直接涉及中国出口金额12亿美元。而回顾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116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额126亿美元。据WTO统计，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被发起反倾销最多的成员。此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高筑绿色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等新贸易壁垒，出现了主要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倾向，限制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能源、金融等领域的投资，甚至把经贸问题政治化。针对以上新情况，我国应在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寻求经济发展之策，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1.宏观层面--政府
(1)我国应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必须联合世界各国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首先，中国应利用各种国际组织和对话机制，如联合国、WTO协商机制、G20峰会，与其他经济大国进行充分沟通，坚决反对少数国家以邻为壑的短视政策，遏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争取形成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其次，在制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及采取相关的行为中，应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尽可能保护我国企业，带动整体国民经济发展。这样也会在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中变得更有力量。最后，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和修改，争取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与金融制度安排，推进符合各国利益与多边贸易体制的WTO多哈回合谈判，通过制定和修改多边贸易规则来约束和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2)发挥主导作用，尽快调整、制定与国际标准相一致的国家标准。我国政府应强化职能部门的管理功能，利用其在人才、技术和信息上的优势，加强理论研究，再者考虑到中国的产品质量标准种类多、门槛低、不规范，在当前有关法规大调整的有利时机下，力使自己的思想脉络与国际思潮保持一致。
(3)加快建设中国贸易规则技术创新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中形成的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虽历史不长，但其比旧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的发展，无论在其形式的多样性，手段的有效性还是在技术法规的合理性方面，其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负面影响更为巨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应加快建设中国贸易规则技术创新体制，完善和提高体制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差异性，加强政策的艺术性，进一步地提高技术手段的多样性。我国应争取通过规则的不断创新，力促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4)加强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与FTA建设。当前，区域性贸易集团使贸易保护措施添上了集团的色彩，其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区域内国家经济发展，而对区域外国家则实行贸易歧视，不利于区域外国家发展。针对以上情况，我国自身也应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去，争取在贸易自由化的世界浪潮中扩展国家利益的实现范围和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另外，我国还应积极参与和发展双边及多边FTA，在区域一体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获利。
(5)完善贸易保护主义立法。在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等诉讼中，应认识到我国贸易保护主义立法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而只有我国熟练掌握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及技巧，贸易保护立法更加完善，才能在其他国家向我国提出贸易保护主义诉讼时应对自如，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便于保护我国涉诉企业的利益。
(6)引导我国企业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我国企业应认识到新贸易保护主义又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其是随着世界经济竞争加剧，最初由发达国家为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而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保护贸易的措施。我国企业应一方面检讨自身的倾销行为，另一方面应主动参与到贸易保护主义诉讼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得自身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受到公正的待遇。
2.中观层面—行业
中国应该转变观念，要充分重视行业协会的作用，一方面，对行业协会的定性决不应仅仅将其定义为政府的“二机关”，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独立性与中立性，这样行业协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便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连接企业与企业的纽带作用，充分代表本行业，为规则的制定，行业自身利益的保护和救济等贡献力量。
3.微观层面——企业
(1)充分了解和学习WTO规则和各国的新贸易保护手段。我国企业应充分了解和学习WTO规则和各国的新贸易保护手段，以使在应对和应诉他国企业时，可以避免遭受各种传统的和现代的贸易壁垒打击。如今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呈现出新的特征，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更趋复杂性和隐蔽性，我国企业只有通过认识和掌握这些新贸易保护手段和有关贸易调查的相关知识，才能在对方采取一些不利于我国的保护手段时，在最短的时间内积极应对和应诉，合理、合法的保护自身权益。
(2)优化出口产业结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第一，我国企业应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优化出口产业结构，改善自身存在的技术含量低、结构单一、附加值低、产业组织分散、企业规模经济性差等状况，改变中国商品低价的形象，并努力创建自主出口品牌，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从而占领新兴市场国家的高端市场。第二，我国企业应该正确的看待新贸易保护主义，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实现从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的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从数量为目标向效益为目标的转变。第三，我国企业应着眼未来，努力拓宽出口途径、灵活选择生产和销售等，在品牌培育、营销、保护等方面要舍得投入，带动企业出口及长远发展。
(3)团结应对和应诉，避免同行业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当前，在我国行业遭受反倾销指控时，往往只有一小部分企业能够积极应诉，结果也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企业若能够团结应对，做好充分准备，胜诉率也应该会有所提高，自身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维护。另外，随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加剧，存在一些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竞销谋取利润，而这样做却使得进口国找到了借口，向我国整个出口行业提讼，使其遭受严重打击。我国出口行业应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充分发挥各种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协调组织作用，避免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恶性竞争”，共同促进行业发展。
贸易保护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显著的特点和更广泛的理论基础。本文试对这两方面作一探讨。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
可以从五个方面将新老贸易保护主义作一比较：1、性质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较落后国家为了发展本国民族经济、实现工业化目标，通过对某部门或行业实行保护措施来促进这些部门或行业迅速成长的理论或思潮。这种保护的最后趋向是走上自由贸易之路；而新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发达国家为保住昔日的经济优势地位，通过广泛实行保护措施来维持其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理论或思潮。前者在贸易政策行为上不改变国际贸易政策总趋向，而后者则可能影响到国际贸易政策的总趋向。
2、对象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幼稚工业或弱小的新兴工业；新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主要是陷入结构性危机的产业部门。农业作为一个特殊产业在大多数国家的任何时期都受保护。
3、范围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主要在商品贸易与资本贸易领域实行保护，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领域扩展到了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领域，这是因为在70—80年代，服务与技术已成为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因素。它们也象商品与资本贸易一样遇到了它国的贸易壁垒。
4、措施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措施主要采用关税壁垒，包括征收进口税、出口税、过境税、进口附加税、差价税、特惠税、普惠制等；而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采用非关税壁垒，包括繁琐的海关程序和海关估价制度、条件苛刻的技术标准、复杂的健康与环境卫生检疫、内容和手续繁杂的商品包装和标签规定、进口许可证制、进口押金制度、最低限价和禁止进口、“自动”出口配额制、有秩序行销协定、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外汇管制、进口国家垄断、各种国内税、补贴和进口配额制，等等。据估计70年代未非关税壁垒达900多项。新老保护主义在措施上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传统保护主义奖出限入的重点在限制进口，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在鼓励出口。
5、区域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贸易壁垒为基础，而新贸易保护主义趋向区域性贸易壁垒，即由一国贸易保护演变为区域性贸易保护。在区域范围内，国家之间仍实行自由贸易，而对区域外国家则实行共同的关税壁垒。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政策。欧共体不仅通过关税同盟与共同的农业政策对外筑起贸易壁垒，而且将这种区域保护范围扩大到联系国（如对46个发展中国家实行了优惠制），使西欧工业品和农产品市场逐渐对外封闭，从而影响到美国的出口利益，助长美国国内新保护主义思潮。80年代美国在全球贸易体制上的挫败使其不再坚持反区域保护的立场，而转向提倡自由贸易全球化与实行贸易保护区域化的双轨政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由片面的全球自由贸易退到强调“互惠”的区域自由贸易的产场上。
从上可见，新贸易保护主义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然而这种不同主要来自对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修正。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主要来自凯恩斯主义与新福利经济学两大源泉，此外也吸取了其他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保护主义论据。其理论特点是在分析时采用个量与总量、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并且往往通过设立模型来进行数理分析，这与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的纯理论分析有所不同。就其结论来看，该理论批评了高关税政策，主张实行最适关税率，并且不以关税壁垒为唯一手段，而是建议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贸易措施，即非关税措施兼而有之。
1.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
主张自由贸易理论者坚信国际间自由贸易往来有助于各国生产资源最有效的利用，使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高。新贸易保护主义者则认为并非如此，因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各种假设并不符合现实。
首先，市场的非完美性可使贸易国的福利水平比自给自足时要低，非完美性表现在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可能发生扭曲。从产品市场看，当生产方面发生外部不经济时，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就会出现差异。如农民在计算农产品价格时未考虑土地受损因素，从而低估了农产品生产成本，使得国内市场上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没有反映出真正的边际成本，由此造成商品市场扭曲，从而使该国福利水平在自由贸易下比自给自足时低。对此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主张通过关税政策来解决。但征税后原自给自足的生产均衡点上移，而消费均衡点却下移，由于产品市场存在扭曲现象，关税政策的结果仍难以使消费均衡点上升到生产可能曲线之上。因此，新贸易保护论者主张通过非关税措施促使私人生产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提高福利水平。这就是对低估生产成本的农产品课征租税，以提高农产品生产成本，同时对工业品给予补贴，使得私人转换成本等于社会转换成本，然后通过自由贸易，提高消费均衡点。分析的结论是当产品市场发生扭曲时，自由贸易政策可能使一国福利水平降低，而以关税来弥补的政策并非最优政策，最优的政策是通过非关税措施的混合使用来调整扭曲，以达到经济福利的目标。
从生产要素看，也会发生扭曲现象，表现为产业之间生产价格发生差异。譬如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工资往往低于工业部门的工资，并且在劳动边际生产力方面农业也低于工业。当要素市场发生扭曲时，一国的生产均衡点不落在契约线时的生产可能曲线上，而是落在扭曲时生产可能曲线上。假如这时该国以关税来保护本国，生产均衡点右移，福利水平可能会比自由贸易时要高，但难以使边际转换率等于国际交易条件。因此，关税政策仍并非最佳政策。根据新贸易保护理论，这时就应以非关税措施去替代关税政策。假如对工业部门提供补助金，虽说可以使生产的边际转换率等于国际交易条件，也并非是最佳政策，因为两个部门的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仍不相等。为此，新贸易保护理论认为最好的政策是对生产要素征收租税或提供补助金。
其次，新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存在困难。当一国生产要素难以在产业之间移动且要素价格出现刚性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必然会使原来在保护状态下从事进口替代产业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一下子难以被出口产业吸收，由此产生结构性失业。假如失业带来的损失大于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那还不如唯持原有的保护贸易状态[1]。
这样，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最佳时，新贸易保护论者批判道：在市场出现扭曲时，自由贸易政策并非最佳选择，关税政策虽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福利，却不能调整扭曲，最佳政策在非关税措施。
2.对传统贸易保护理论的批判与补充。
新贸易保护论者主张运作非关税措施，但并不完全排斥关税政策的作用。他们承认关税的效果，但不认为关税越高越好，因为在实务中这将使贸易无法进行，因此他们提倡最适关税。最适关税理论是在批判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者对关税效果的一种偏向且加以某种补充后提出的。传统贸易保护理论强调关税的保护效果，集中表现在“幼稚工业保护论”上。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在很长的时间里主要是通过高关税来进行的，但有一段时间关税保护遍及到了非幼稚产业部门。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GATT在削减关税方面的重大胜利，走高关税保护的老路显然已不太可能，为此新贸易保护主义者强调关税保护的实际效应，这就是确定关税的有效保护率。他们看到，关税有保护与进口相竞争部门的同时，也保护了向它提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那些生产部门。如果对后者课征的关税过大，不仅会抵消保护效果，而且还可能使有效保护率变成负数。因此，并非所有的关税都起到保护效果。有效保护率理论批判了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在关税保护作用上的片面性，强调了关税保护的有效性。
站在本国的立场上评价关税的作用，且强调关税在保护幼稚工业、增加政府岁入、提高福利、提供就业、平衡国际收支等方面的效果，是新老贸易保护论者的共同特点。只是传统贸易保护论者把重点放在保护工业与增加收入上，而新贸易保护主义论者则把重点放在福利、就业和平衡收支上。关税在改善交易条件上的效果系新老贸易保护主义共识，只是新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除了关税措施外，非关税措施同样也起到改善贸易条件的效果，且负作用很小。
3.新贸易保护理论的两个主要来源。
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主要来源于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英国的阿瑟·庇古认为，单靠自由竞争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收入量，需要国家干预，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例如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反之，则进行补贴，从而缩小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差距，使经济福利增加。后来新福利经济学继承了庇古的方法论基础和“最大社会福利”原则，但对他的某些理论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如撇开收入分配问题，认为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经济效率，而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并提出效用不可比较等。福利经济学（主要是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对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福利经济学认为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是每个社会成员福利的简单总和，个人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如果一些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未使任何人境况变坏，那么整个社会福利就增加了。自由竞争能达到最大福利的理想境界，但现实中无法做到完全竞争，因此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来增加社会福利。政府的责任就是如何使资源最优利用、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后来成了新贸易保护理论衡量贸易政策的基础。
(2)最适度原理。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在序数效用基础上说明过经济福利，指出经济资源使用最有效状态，即最适度状态。其大意是：在收入分配为既定的前提下，如果对生产资源的配置作任何改变必然会在增加一些福利的同时给其他人带来损失，这种状态称“最适度状态”。新福利经济学发展了帕累托的这一思想，提出交换与生产的最适度条件。交换的最适度条件是交易的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对于使用者来说都是相等的；而生产的最适度条件是某种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产品的价格，或者两种产品的边际产品交换率相等。在这样的最适度条件下，生产资源配置最优化，产品生产最有效，产品交换彼此得到的满足也最大化，从而社会福利也最大。最适度原理被新贸易保护论者运用到关税上，认为如果课征关税能使一国获益，那么就会出现各国竞相征收关税，竞相提高关税，从而使国际贸易无法进行，各国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为此他们不主张这种禁止性高关税保护，而是倾向最适度关税率，这是在自由贸易与禁止性关税之间能使本国实质所得达到最大的一种关税率，其公式为：t＇＝1/(ε＇－1)，换言之最优关税率(t＇)就是外国进口需求弹性(ε＇)减1的倒数。
(3)补偿原理。新福利经济学家提出最适度条件后，也意识到这种条件未必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增加一部分人福利的同时可能便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受损。为此，新福利经济学家提出“补偿原理”，即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社会就算增加了福利，政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政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如对受益者征收特别税，对受损者给予补偿金，使受损者保持原有地位。
新贸易保护理论将这一原理应用于评价贸易利益的分配上，指出贸易利益分配是极不平均的，某项政策变动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损，为此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对受损者予以补偿和救济。补偿原理在美国贸易政策上的实际运用便是在立法授权总统或贸易代表降低关税的同时，又设立了某些“保护”条款或免责条款（即例外条款）。
除了福利经济学外，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便是凯恩斯主义。虽然凯恩斯本人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国际贸易理论，但其追随者如美国的汉森、萨谬尔森和英国的哈罗德等人发展了他在国际贸易方面的观点或思想，从而构成新贸易保护理论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贸易顺差论、外贸乘数论和国家干预论。
(1)新贸易顺差论。在对外贸易中追求贸易顺差，是重商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凯恩斯主义也主张贸易顺差，但与重商主义不同，它将贸易顺差与就业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一国的贸易顺差可以为该国带来黄金，扩大支付手段，从而压低利息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缓和国内经济危机，扩大就业；相反，贸易逆差则会造成黄金外流，利息率上升，物价下跌，投资减少，经济萧条，失业者增加。因此凯恩斯主义指出，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在说明“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时忽视了国际收支在调节过程中对一国国民收入与就业的影响，事实上，一国外贸顺差或逆差对于该国的经济盛衰起着重要的作用。
(2)外贸乘数论。为了说明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量与就业带来的影响，凯恩斯曾在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乘数原理，认为投资增长与国民收入扩大之间存在着一种倍数关系。凯恩斯的乘数原理后来被他的追随者所发挥。汉森、萨谬尔森指出凯恩斯的乘数原理说明了一定量的投资对收入，就业的影响，但忽略了消费增加对私人投资的“诱致”作用。他们指出，引起投资变动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生因素，包括人口，技术进步、新资源与新产品的开发及政府活动等；二是内生因素包括收入、消费、储蓄和投资等。由内生因素变化所引起的投资变动，被称为“诱致投资”。一笔投资会引起收入与消费的变动，而收入与消费的变动反过来又会引起投资变动，两者相结合便产生乘数加速效果。
一国的出口与国内投资一样，也具有乘数效果，而进口与国内储蓄一样，有减少国民收入与就业的作用。一国输出商品和劳务，从国外得到的货币会使进口部门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这必然引起其他部门生产增长，就业和收入也随之增加。如此反复下去，国民收入增加就会是出口增加量的倍数。进口则正相反。因此，一国只有当贸易出超或国际收支顺差时，对外贸易才会增加就业，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并使国民收入的增加量成为贸易出超的数倍。至于国民收入和消费的变动是否反过来必然产生“诱致出口”效应，问题则比较复杂，它不仅涉及到价格、利率、汇率、消费、储蓄和投资等内生因素，还涉及到外国收入、进口国贸易政策和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
乘数理论表明。第一、任何自发性的支出增加或政策诱发的支出增加都会使以y表示的产出、收入、就业提高数倍，其中封闭经济下乘数为1/s，由于边际储蓄倾向(s)小于1，故乘数必定大于1；而开放经济下的乘数为1/S+M；小于1/s，收入存在两个“漏出”，一进入储蓄(S)，一流入进口(M)。第二，开放经济也对收入产生附加影响，如本国与外国自发性的需求转换以及外国收入变动所引起的外国需求变动，而在封闭经济中则不存在这一附加影响。当这种变动为正值时，这一附加影响显然起到“诱致出口”效应，也就是说，在贸易顺差时，对外贸易与国内投资一样也起着乘数加速效果。这一结论自然为新贸易保护主义追求贸易顺差、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增添了新的理论依据。
(3)国家干预论，自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理论出现后，美国贸易保护理论的国家干预思想又注入新的内涵。以前的联邦主义认为国家干预的主要目的是扶植幼稚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工业化；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有效需求，扩大就业，是出于反危机的需要。干预的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对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和调节措施。其理论前提是否定市场机制具有神奇作用，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已不能充分发挥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因此需要发挥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作用。
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论是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思想，新贸易保护主义要求政府加强进口管制，如实行配额制，要求生产国自动限制对美出口，规定最低进口价格等；同时采用经济手段，诸如优惠贷款，出口补贴等措施来鼓励出口；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对外贸易法规来干预贸易活动从而达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实现充分就业目的。
4.其他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除上述两大来源外，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从其他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吸取“营养”：(1)工资差异论。该理论由哈根提出，认为一国工业部门的工资常常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由此影响到工业生产成本。这样，某些工业虽与外国工业相比具有比较利益，但在价格上不能与外国进口品竞争，因而仍难以发展，为此需设置关税加以保护，使之尽可能地发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国民所得达到最大。后来哈根又对自己原先提出的比较利益的观点作了修正，认为所谓比较利益，是指一国边际转换率与进口品相对价格的比较，而不是一国内不同商品以货币表示的相对生产成本与进口同类商品的相对价格比较。这样，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与农产品相比较，尽管其价格高于外来品，但可以增加国民的经济福利。因此，这类工业只有在保护政策下才能生存。
新贸易保护理论吸取了这种分析工资差异的方法，将农业与工业两个部门的比较扩大到各国间的比较，认为各国工资水平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工资水平往往较低，由此生产成本也较低；而经济发达国家的工资比较高，生产成本也就较高（假使不考虑劳动生产率这一因素的话）。因此，如果自由进口，发达国家会在大量廉价品的冲击下，难以维持较高的工资和生产水平。所以有必要实施贸易保护措施。
(2)贸易条件论。阿根廷经济学家拉乌尔·普雷维什曾从发展中国家立场出发，指出由于农业国比工业国主要输出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要小，因而农业国与工业国输出品的相对价格便十分不利于农业国。这样，农业国的利益有一部分通过贸易转移到工业国。假如农业国实行保护措施，发展自己的工业，替代工业品进口，就可改变贸易条件不利状况，而工业国如果实施保护手段，便会使农业国处于更加不利的状况。普雷维什把世界经济体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工业国中心地带；另一部分是由不发达国家组成的初级产品外地带，而地带始终围绕中心地带的意旨发展。由于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所有国家平均分配，以及制成品市场被中心地带国家所垄断，地带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通常关税谈判要求的互惠，其涵义对中心国与国是不同的。国保护工业的后果不过是矫正其初级产品与工业品收入需求的弹性差异，不会阻碍国际贸易进步；而中心国若取消保护，会增加国输入中心国的能力，由此使中心国本身受益。因此，在贸易谈判中不应要求国对等地削减关税，而且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进口结构的变化，保护措施也应发生变化，但仍不宜对中心国家工业品的输入全部放
开。普雷维什声明，这一理论并不意味着国可以进行任何不合理的保护。[2]
发达国家中无论是主张自由贸易的还是持有保护主义观点的人，对“中心论”都未给予直接的支持。因为自由贸易论者要求的是国际范围的贸易自由化，而不是单方面的贸易自由化，而保护贸易论者更不主张本国初级产品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完全开放。不过，新贸易保护主义吸取了普雷维什在论证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的必要性时对改善贸易条件的分析，并用于改善进口国贸易条件的分析上。提出对进口品课征关税或实行数量限制，能够促使出口国价格下跌，从而改善进口国的贸易条件，尤其对那些进口商品的数量占世界进口总量较大比重、有关商品的供给弹性又很小的进口国，这种进口限制的效果尤为显著。
(3)市场扭曲论。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因而资源分配可达到最优化。然而，现实的经济却远离完全竞争状态，商品市场存在垄断现象，生产要素市场各种人为的举措使要素不能完全移动，造成生产要素价格刚性，从而产生产业界的工资差异；加上外部经济等因素，使价格机制无法促使资源配置，造成市场出现扭曲。市场扭曲是指阻碍市场机制达到“帕累托最优”状况的一切制度上的原因，包括不完全竞争与市场机制失败两种情况。市场扭曲可能来自国内市场，也可能来自国外市场，无论来自何处，最佳政策就是直接干预产生扭曲的市场。这种干预政策便是对国外市场扭曲采取征收关税；对国内市场扭曲采取非关税措施。
除了以上这些理论外，还有反倾销论、国家安全论、国内市场论、生产成本均等化论等等观点。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1]参见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第五编）《货币与金融国际经济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6，pp365—368。
贸易保护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一、美国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
发达国家并非天生就经济发达，考察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个“赶超”过程与产业保护、贸易保护紧密相连。例如，英国在15世纪到17世纪，通过一系列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促进了羊毛纺织业的发展，推进了工业革命;19世纪中后期，德国在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体系指导下，通过经济立法和行政制度对国际贸易进行干预，以高关税保护相关工业，促进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并于19世纪末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国之一。美国也不例外，其发展离不开贸易保护。
美国从来就不是自由贸易坚定的信奉者。美国在独立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其经济发展受到英国政府的严格控制。英国为了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发展，鼓励包括美国在内的殖民地进行初级产品的生产，从而为英国的制造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但严格限制它们发展制造业，以避免对英国本土企业形成竞争。美国独立以后，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北方工业利益集团极力推动制定贸易保护措施。汉密尔顿在《有关制造业的财政部部长报告》中提出，如果美国政府不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国外竞争将使美国无法建立起能够很快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当然，汉密尔顿的主张不符合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因此，受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当时并没有制定具有足够保护力度的关税政策，平均关税大约为12.5%。美国真正实行高关税始于1812年英美战争，为了满足战时支出增加的需要，美国调高了关税税率将近1倍。由于关税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美国幼稚产业的发展，因而战争结束后，高税率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逐渐提高了。到1820年，美国制成品的平均关税税率达到了40%。但高关税再次遭到南方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从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关税水平有一定的降低。南北战争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同样以满足战时支出为理由，关税被大幅度提高了。北方的胜利使得北方利益集团所强调的贸易保护主义得以顺利实行，南北战争结束后，其他税率都降低甚至取消了，但关税仍维持在战争时期的高水平。美国以高关税为特点的贸易保护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虽然期间关税的水平有所起伏，但贸易保护的主基调一直没有改变。二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真正确立了世界工业霸主地位，才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所以，尽管美国是当今世界自由贸易最主要的鼓吹者和推动者，但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美国的强大离不开贸易保护。因此，法国经济史学者保罗·巴罗克(PaulBairoch)把美国称为“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
二战后，除美国之外的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受到战争的严重创伤，都面临着经济重建。各国政府认识到，如果继续奉行高关税的贸易政策，将使处于严重危机状态下的各国经济雪上加霜。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推行贸易自由化，并进行致力于关税减让的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了关于商品关税减让的多边协议，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GATT成为各缔约国在贸易政策方面确立某些共同遵守的准则。从1948年到1994年，GATT共举行了8个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通过谈判使得缔约方的进口关税水平不断下降。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从45%下降到了3.2%，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也下降到13%左右。可以说，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贸易的自由化。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否完全摒弃了贸易保护主义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尽管贸易自由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关税水平有了很大的下降，但是各种非关税壁垒却层出不穷，并成为阻碍国际贸易的主要壁垒，而发达国家正是这些壁垒的主要实施者。
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相比，更具有隐蔽性、歧视性和灵活性，因而对贸易保护所起的作用更加有效。从各种非关税壁垒实施手段的特征来看，主要有两类——制度性非关税壁垒与技术性壁垒(TBT)。前者主要是利用进口配额、许可证、反补贴、反倾销、海关估价、原产地原则、政府采购等制度形成的贸易壁垒，后者则是利用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环境标准、商品检验、包装、标签等形成的贸易壁垒。此外，还有劳工标准、动物福利标准等社会壁垒。
制度性非关税措施成为主要的贸易保护措施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时西方国家经过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之后，普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滞胀”，即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则居高不下。为了增加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西方各国又普遍推行了贸易保护政策。但由于关税壁垒受到GATT的制约，因而各国转用各种制度性的非关税壁垒来限制商品进口。例如，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贸易改革法》，它首次确定了例外条款、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非关税壁垒在法律上的地位，并在“301条款”中授权美国总统给对美国出口施予不公平待遇的国家进行报复。尽管发展中国家也利用制度性非关税措施保护本国产业，但受到法律制度并不完善、人才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其使用的力度和发挥的作用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例如，反倾销是GATT和后来的WTO所允许的一种贸易报复行为，其初衷是抵销不公正贸易，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更多地把它运用为一种非关税壁垒。WTO的统计表明，1969—1989年，世界各国和地区共有反倾销调查2079件，其中由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四个发达经济体发起的就有1892件，占91%;而根据经合组织(OECD)199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以往发达国家90%以上的反倾销行动都是妨碍“自由竞争”的不正当行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中，发达国家的比例明显下降了(以上四个发达经济体在反倾销调查中占34.3%)。这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增强了运用这一手段进行产业保护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转用了更为隐蔽和有效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目前发达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保护措施。它能广泛地得以使用，关键在于，各种技术标准的制定都有其合理性，如保护消费者、保护人权、保护环境等，很难被认定为贸易壁垒，因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可以规避WTO的约束;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检测设备、手段和方法更加先进，技术标准的种类和水平可以不断提高，因此作为贸易壁垒更加有效。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对进口产品的标准规定越来越细，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和苛刻。如美国强制推行的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要求食品加工企业控制从“农场到餐桌”整个食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危害，以确保提供给消费者的食品更加安全。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水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决定了发达国家必然是技术标准的主要制定者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使用者，而发展中国家必然是技术标准的被动接受者和贸易壁垒的受害者。尤其是发达国家强制推行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的一些标准，可以完全排斥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产品。
因此，从二战后国际贸易发展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又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实施者。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这种双重角色，是由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决定的。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掌握着主动权;同时它们在各种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拥有远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因而能够同时运用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措施，以维护自身最大利益。
三、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金融危机的逻辑关系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本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如此之大，则与美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紧密相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大量的制造业被转移到海外，国内主要发展服务业，其中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占越来越大的比重。
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都是波动性很大的产业，非常容易被投机者用于炒作。在美国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美国的金融家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智慧”，把这两个产业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手段紧密结合起来，创造出以“次贷”为代表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通过对这些金融产品的包装和炒作，不断地把房地产和金融产品的价格抬高。“泡沫”被吹大，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从中“获益”了：投资银行因帮助设计和发行各种金融产品获得了不菲的佣金，商业银行由于信贷不断扩大从而能得到更多的利息收入，房地产商因住房价格上涨从而利润不断提高，金融产品和房地产购买者则随着产品价格的提高其资产不断“升值”。于是，美国人变得更加“有钱”了，他们从虚拟经济中获得了远比实体经济要高的报酬。制造业也由于虚拟经济的繁荣而进一步失去优势——虚拟经济拉高了美国的整体工资水平，使得美国制造业无法与低工资国家进行竞争。
泡沫吹得越大，其破灭所产生的破坏力必然也越大。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泡沫的破灭产生了如原子弹爆炸中的“链式反应”：一个泡沫的破灭带来数个泡沫的破灭，而这些泡沫的破灭带来更多泡沫的破灭，金融危机不断深化……金融业、房地产业急剧萎缩，不仅导致本行业内投资急剧下降、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而且由于资产和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导致对制造业的需求迅速萎缩，美国经济陷入困境。
美国为了应对危机，必然采取各种措施挽救其已千疮百孔的金融体系。但要走出危机，已无法依靠虚拟经济，不再有人会问津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很少有人敢在预期收入下降和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再购买房产。所以，美国在救金融机构的同时，也要救处于危机中的实体经济，希望通过刺激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来提振美国经济。美国的一些决策者知道，本国制造的产品在市场上缺少竞争力，他们不希望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购买别国的产品，于是出台了前述具有浓厚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
美国希望以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显然开错了药方。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业过度扩张，并由此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因此，要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重新走上增长的轨道，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解决金融业存在的问题。至于调整经济结构和重振实体经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制造业的萎缩主要是因为其劳动力成本过高，本国资本不愿意在国内进行投资。重振实体经济需要美国改善实体经济的投资环境，尤其是加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美国实体经济的技术水平要比其他国家高，并不需要进行保护。贸易保护主义在伤害其他经济体的同时，也会伤害美国经济。从短期来看，它将恶化国际贸易环境，打击各国的投资和消费信心，从而减少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不利于美国经济的恢复。从长期来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保护的是其落后的产业，从而会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
四、美国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延长金融危机的时间
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是因为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会出现失业增加、收入下降、出口减少、社会不稳定等各种问题，为了拉动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阻止外国产品进口成为一些国家政府的现实选择。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美国推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进口关税提高50%。而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美国又推出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
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应对危机，显然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只能是损人又损己。尤其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国加大贸易保护力度，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报复和效仿，结果是严重阻碍国际贸易的进行，延长了各国走出危机时间。上世纪30年代，美国推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后，虽然挡住了2/3的进口，却也使美国减少了2/3的出口，因为加拿大和欧洲等贸易伙伴对美国采取了同样措施。为此，不少学者认为，正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世界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30年代的大危机之后，国际社会普遍对这一点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当本次金融危机从美国向全世界蔓延，并深刻影响到各国实体经济的时候，许多国际组织和有识之士都呼吁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今年2月24日发表《2009年工业发展报告》，呼吁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工发组织总干事云盖拉在报告中指出，经济危机绝不能成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否则就会从过去几年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倒退。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题为《保护主义最终什么也保护不了》的社评，指出保护主义解决不了危机，信奉保护主义的人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商会的布拉多克认为，全球消费者约有95%生活在美国以外地区，一旦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也只购买本地产品，那么，首先受到冲击的就将是美国企业。在今年1月底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布朗、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等都明确表示：失业、金融市场不稳和经济衰退并非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借口，要与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
贸易保护主义论文范文第7篇
国际贸易的发展可追溯到中国的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西北丝绸之路”，而关于理论方面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始于17、18世纪期间的重商主义，主张国家通过贸易保护增加国家财富，通过管制金银货币和垄断对外贸易，大力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等手段扶植本国产业的发展，实现贸易顺差。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生产中占了1/3。为促进本国产品出口，占据尽可能多的世界市场份额，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提出了与贸易保护政策相对立的自由贸易政策。与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相呼应，自由贸易理论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发展。亚当·斯密提出的国际贸易基于绝对优势，以及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都认为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产品在各国间的交换，各国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益。斯密和李嘉图都是主张解除国家对贸易的管制，降低关税和保护力度，倡导自由贸易。
与英国相比，同一时期的美国、法国和德国实行的都是贸易保护政策，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农业、民族工业和扶植新兴工业的发展。经济理论上以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为代表的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主张经济落后国家通过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促进其发展，实现工业化，但保护只是暂时的，等幼稚工业成熟壮大后，还是要实行自由贸易。
20世纪初，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工业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但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继续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政策具有一定的侵略性，也被称为超贸易保护政策：对进出口贸易实行许可证制及外汇管制；对进出口商品规定进口限额，征收高额关税或禁止进口；对出口商品予以补贴或关税减免。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内市场的垄断价格和夺取国外市场。但美国由此而遭到贸易伙伴的报复。这一时期，世界的主要国家均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如高关税、外汇管制和货币贬值；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减少进口实现贸易盈余，结果导致了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使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
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期间，在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国际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世界贸易政策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和使用廉价资源，发达国家均倾向于贸易自由化；而同时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大多数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来扶持民族产业。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缓慢发展时期，货币危机、石油危机、债务危机以及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给发达国家以沉重的打击，各国又重新考虑对国内市场保护的问题。这一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在世界倡导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也被称为新贸易保护主义。
2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般特征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目的是想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2.1形式上的隐蔽性
在自由贸易理念盛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贸易保护措施具有隐蔽性。在GATT/WTO体制下，经过八轮多边贸易谈判，使得像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非关税壁垒开始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但明显性的非关税措施如进口许可证制、自动出口配额、出口补贴和进口配额等受到WTO规则的约束越来越严，隐蔽性的技术壁垒如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形形的措施成为合适的选择。新贸易保护主义是在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和其它为促进世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理由的掩护下来实施贸易保护，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2.2保护范围的扩大化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幼稚产业或弱小的新兴工业，主要涉及有形货物与农产品。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对象一方面是本国正在衰落的垄断产业如钢铁业；另一方面是本国已经高度发达且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如金融业等，因此保护范围不仅扩大到货物贸易的一切领域，而且扩大到服务、技术、资本等领域当中。除了扩大保护对象外，新贸易保护主义还鼓励出口，由国内市场的消极防御转向
向国外市场的积极进攻，并形成了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与国家信贷担保等一系列的体系化制度
3保护手段的多样化
首先，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仍被频繁应用。其次，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隐蔽性和灵活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术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加之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
4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影响
随着中国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各种保障措施以及技术、环境、劳工等贸易壁垒的限制，涉案金额猛增，国内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我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300-400亿美元。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有不同特点。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技术壁垒。近年来，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频频进行知识产权调查(即337调查)。1996-2004年，美国对中国发起337调查36起，占美国337调查总数的13%。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用反倾销等传统手段。其中，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数增长较快。1995年以来，这4个国家共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78起，占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41%。从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来看，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已成为影响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了1141亿美元。
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在产品出口中的致命弱点而提出的各类壁垒措施，尽管从静态的角度上看有失公允，但从动态的角度上看则不失公平，因为它在规范贸易行为，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推动经济发展上有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正面临来自多方的压力。这些压力既有来自市场方面的，也有来自花样不断翻新贸易壁垒方面的，更有自身竞争力缺陷等方面的。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我国应加快外贸发展战略的调整。今后，我国应逐步建立管理贸易政策体系。管理贸易政策是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一种对外贸易政策，是一种协调和管理兼顾的国际贸易体制，是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方向，突出了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主张国家采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对外贸易，并通过广泛参与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增强本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博弈力量，维护、提高本国企业和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贸易保护主义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
一、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及贸易保护主义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
1.重商主义,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超保护贸易政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贸易自由化,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新贸易保护主义,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二、金融危机形式下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2007年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恐慌与危机传染到全球各国,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严冬期”。随着负面影响的不断扩大、深化,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不少国家和地区为加强对本国产业和市场的保护,采取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进口。伴随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言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再次出现。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英国首相布朗“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劳工”的言论,都表明在发达国家经济集体步入衰退之时,全球自由贸易可能面临被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所笼罩的危险。
在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倾向于贸易保护是历史惯例。如印度尼西亚已宣布对至少五百项产品实施进口管制,要求进口产品必须申请特别许可,并须加税。俄罗斯也要调高汽车、家禽和猪肉的关税。法国则拟设立一项国家基金,防止本国企业被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一些保守派媒体和政客提出购物要买美国货,在经济危机中首先被裁的应是在美工作的外国人,全然不顾这些外籍员工同样是纳税人,同样为美国缴纳了大量“救市所需税款”这一事实。保守势力要求,获得逾1500亿美元救市资金的银行“要优先保证美国公民的工作”。
各国“自扫门前雪”,贸易保护愈演愈烈。经济衰退是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根源。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贸易的保护必有抬头,而当前的情况正激发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提高关税、影响他国货币汇等手段来设置进口壁垒,同时也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谈判等手段,积极地推动本国的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第三次保护贸易主义高潮,主要是通过非关税限制的行政法律措施和对不盈利的工农业部门给予补贴,以达到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保护其已有市场的目的。自从这种政策兴起之后,非关税壁垒已经取代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
与以关税壁垒为特征的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隐蔽性。和可以通过谈判实行减让的关税措施相比,绿色和技术贸易壁垒很难通过外交努力或谈判来弱化和消除,而且其具体形式复杂多变,花样翻新,常以最新科技为支撑。
目前,在金融风暴肆虐全球的形式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阻碍自由贸易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比如阻碍美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另外还涉及到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表现为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多要求,相应的进一步开放金融等领域的市场,以此来释放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还要注意一些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其他理由来设置贸易壁垒。比如美国国会中就有人试图依照碳排放标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一些人以环保的名义支持这种措施,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就成为新形式下新保护主义的三副面具,需要引起各方的警惕。
三、金融危机催生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毒药”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与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经济步入衰退总是如影随形。一旦发达经济体经济显著放缓,国内就业压力就会凸显。为了取悦部分利益集团或转移国内选民的注意力,发达国家政府总是将就业问题归咎于外国商品挤占了本国市场份额,从而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进口商品成本,例如提高进口关税、实施进口配额、诉诸反倾销反补贴立法、指责外国政府操纵汇率并要求外国货币大幅升值等。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当地时间13日最终通过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项计划最终还是保留了虽有所软化但仍带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历史经验和经济学常识表明,面对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绝不是出路,而恰恰有可能成为一剂加剧世界经济困境的“毒药”,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加剧金融危机。
1929年3月,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美国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全面爆发。10月,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胡佛总统于1930年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此后,国际社会又耗费数十年,才逐步拆除了这一时期高筑的各种贸易壁垒。因此,《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没有拯救美国,而且让全球经济陷入更深危机。
从历史经验看,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什么也保护不了。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美国等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引发贸易战,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信奉保护主义的人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贸易保护主义有弊无利,中国应如何应对
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已成为必然,各国为消化过剩产能,拉动本国经济,或通过采取提高关税、限制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来设置有形壁垒,或通过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等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构建无形障碍,但这些措施不但无易于危机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危机,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
贸易保护法案并不是救命良药,而是一剂可怕的毒药,最可怕的是受伤的是整个世界: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因美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至今还令人记忆深刻,而同样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美国国会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法案,该法案大幅提高了超过2万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起了其他国家同样的贸易保护报复,结果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争。面对危机,各国以邻为壑,全球贸易额大幅缩减,加剧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很快伤及当时最大的出口国——美国自身。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总额也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这个当时在国会议员眼里可以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一剂良方妙药成为后世学者认为的“最大的错误”。
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还将对一些贫穷国家造成灾难性影响,使目前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过去几年,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不少贫穷国家经济逐步发展、民众生活逐步改善。但随着金融危机持续发展,不少贫穷国家再次陷入困境。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一国未受保护产业部门及消费者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统一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中,各种要素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贸易壁垒的降低或取消加速了要素资源的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全球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所需的“国际化”商品。如果某国实行贸易保护,将直接或间接增加进口商成本,进口商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本国消费者,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此外,保护措施使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生产者提供了强制性补贴,产生的收入转移效应往往得不偿失,还会造成利益分配的扭曲。
其次,贸易保护会造成出口国贸易及经济急剧下降。如果在危机中某个国家(一般是贸易大国)率先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会使向其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骤降。随之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作为拉动出口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贸易的迅速萎缩会导致大量出口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从而拖累该国经济快速滑坡。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只有积极参与博弈,埋头苦练“内功”。对外,在现今的体制和规则下,该说的话要说,该打的官司要打,该采取的反措施要采取。商场如战场,与狼共舞,就要有狼一样的生存竞争意识。对内,要适应世界贸易的形势和环境,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国家经济内需拉动的比重。要着力提高产业的技术档次,包括环保要求,掌握更多的自主核心技术。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积极努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增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密切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等等。中国还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最近,中国政府又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从2008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国将增加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同时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中国将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及时调整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而务实合作是战胜危机的有效途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加强合作,携手努力,同舟共济,才能有效应对危机。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危机关头越要坚持开放与合作。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加大危机的严重程度,还会使危机持续更长时间。因此,各国要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从而为世界经济早日渡过难关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严国辉.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黄晴.人民日报海外版.
[3]周世俭.财经,2009-02-10.
[4]明金维.新华国际时评,200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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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2008-11-22.
贸易保护主义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
1贸易保护主义发展概述
国际贸易的发展可追溯到中国的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西北丝绸之路”，而关于理论方面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始于17、18世纪期间的重商主义，主张国家通过贸易保护增加国家财富，通过管制金银货币和垄断对外贸易，大力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等手段扶植本国产业的发展，实现贸易顺差。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生产中占了1/3。为促进本国产品出口，占据尽可能多的世界市场份额，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提出了与贸易保护政策相对立的自由贸易政策。与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相呼应，自由贸易理论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发展。亚当·斯密提出的国际贸易基于绝对优势，以及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都认为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产品在各国间的交换，各国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益。斯密和李嘉图都是主张解除国家对贸易的管制，降低关税和保护力度，倡导自由贸易。
与英国相比，同一时期的美国、法国和德国实行的都是贸易保护政策，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农业、民族工业和扶植新兴工业的发展。经济理论上以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为代表的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主张经济落后国家通过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促进其发展，实现工业化，但保护只是暂时的，等幼稚工业成熟壮大后，还是要实行自由贸易。
20世纪初，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工业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但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继续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政策具有一定的侵略性，也被称为超贸易保护政策：对进出口贸易实行许可证制及外汇管制；对进出口商品规定进口限额，征收高额关税或禁止进口；对出口商品予以补贴或关税减免。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内市场的垄断价格和夺取国外市场。但美国由此而遭到贸易伙伴的报复。这一时期，世界的主要国家均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如高关税、外汇管制和货币贬值；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减少进口实现贸易盈余，结果导致了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使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
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期间，在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国际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世界贸易政策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和使用廉价资源，发达国家均倾向于贸易自由化；而同时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大多数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来扶持民族产业。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缓慢发展时期，货币危机、石油危机、债务危机以及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给发达国家以沉重的打击，各国又重新考虑对国内市场保护的问题。这一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在世界倡导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也被称为新贸易保护主义。
2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般特征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目的是想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2.1形式上的隐蔽性
在自由贸易理念盛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贸易保护措施具有隐蔽性。在GATT/WTO体制下，经过八轮多边贸易谈判，使得像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非关税壁垒开始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但明显性的非关税措施如进口许可证制、自动出口配额、出口补贴和进口配额等受到WTO规则的约束越来越严，隐蔽性的技术壁垒如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形形的措施成为合适的选择。新贸易保护主义是在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和其它为促进世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理由的掩护下来实施贸易保护，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2.2保护范围的扩大化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幼稚产业或弱小的新兴工业，主要涉及有形货物与农产品。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对象一方面是本国正在衰落的垄断产业如钢铁业；另一方面是本国已经高度发达且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如金融业等，因此保护范围不仅扩大到货物贸易的一切领域，而且扩大到服务、技术、资本等领域当中。除了扩大保护对象外，新贸易保护主义还鼓励出口，由国内市场的消极防御转向
向国外市场的积极进攻，并形成了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与国家信贷担保等一系列的体系化制度
3保护手段的多样化
首先，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仍被频繁应用。其次，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隐蔽性和灵活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术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加之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4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影响
随着中国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各种保障措施以及技术、环境、劳工等贸易壁垒的限制，涉案金额猛增，国内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我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300-400亿美元。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有不同特点。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技术壁垒。近年来，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频频进行知识产权调查(即337调查)。1996-2004年，美国对中国发起337调查36起，占美国337调查总数的13%。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用反倾销等传统手段。其中，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数增长较快。1995年以来，这4个国家共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78起，占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41%。从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来看，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已成为影响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了1141亿美元。
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在产品出口中的致命弱点而提出的各类壁垒措施，尽管从静态的角度上看有失公允，但从动态的角度上看则不失公平，因为它在规范贸易行为，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推动经济发展上有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正面临来自多方的压力。这些压力既有来自市场方面的，也有来自花样不断翻新贸易壁垒方面的，更有自身竞争力缺陷等方面的。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我国应加快外贸发展战略的调整。今后，我国应逐步建立管理贸易政策体系。管理贸易政策是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一种对外贸易政策，是一种协调和管理兼顾的国际贸易体制，是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方向，突出了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主张国家采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对外贸易，并通过广泛参与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增强本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博弈力量，维护、提高本国企业和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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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论文范文第10篇
“非违反协议之诉”是WTO争议解决机制中极富特色的一项规则，其设立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匡正那些虽未违反WTO协议规定，但却在客观上破坏和了WTO成员各方之间业已达成的利益平衡的行为，从而有效维护成员各方从关税减让中获得的好处和利益。所谓“非违反协议之诉”，是指如果一成员方认为其在WTO协议下直接或间接获得并享有的利益由于另一成员方实施了某种措施而正在被剥夺或被损害，无论该措施是否违反了WTO的规定，受损害的成员方都可向其认为有关的另一成员方提出书面交涉或建议。如在一合理时间内有关成员方未能达成令双方满意的调整，则该争议可提交WTO争议解决机构。争议解决机构应迅速调查向其提交的任何事项，并向有关成员方提出适当建议，或酌情就该事项做出裁定。可以看到，这一规则事实上既允许成员方针对另一成员方违反WTO协议义务或规则的行为提出申诉，也允许成员方针对另一成员方并未违反WTO协议义务或规则的行为提出申诉，并有权要求得到相应的补偿。也就是说，现实中，尽管一成员方实施的措施并未违反WTO的规定，但只要该措施的实施客观上损害或剥夺了其他成员方所应享有和获得的利益，受损害成员方仍有权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并要求对方予以经济上的补偿。
之所以制定这样的规则，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WTO成员方可能会采取非关税措施来规避它们在关税减让中承担的减让义务，从而破坏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和相互关税减让所形成的成员方相互间利益的平衡。事情很显然，各成员方关税降得再低，如若没有一套相应的规则和机制来保证其实施，低关税带来的好处和利益极易付诸东流。其真正意义就在于成员方通过关税减让形成相对正常的价格竞争，从而保证更加公平和更好的市场准入。参加关税减让谈判的WTO成员方毫无疑问都期待通过相互的关税减让改善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关系和市场准入条件，并且有理由相信这一好处和利益日后将不会被剥夺和受到损害。如果对这种并不违反WTO协议但事实上却破坏成员方之间业已形成的利益平衡和竞争条件的行为不予纠正，将会大大挫伤广大成员方继续降低关税乃至取消关税的积极性，并使关税减让谈判失去实际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WTO争议解决机制中设立了“非违反协议之诉”的规定。
设立“非违反协议之诉”的意义还在于:它使得WTO成员方不仅有权要求其他成员方履行和遵守WTO协议明确规定的成员方义务，同时有权要求其他成员方确保由此产生的一种更广泛的国际贸易权利义务平衡和各种商业机会。
然而，“非违反协议之诉”的提起是有条件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4）”对“非违反协议之诉”的提起规定了三个基本条件:第一，申诉方能够充分证明另一成员方实施了一项贸易措施。这是提起“非违反协议之诉”的首要前提条件。第二，申诉成员方必须能够证明其根据有关WTO协议享有合理期待的利益；第三，申诉成员方合理期待的利益因被诉成员方采取的措施而正在被剥夺或被损害。即要求证明措施实施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关键要看成员方之间通过关税减让谈判在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之间业已形成的相对竞争条件是否被。
还需要注意的是，按照WTO相关规定，对违反协议之诉的救济措施与对“非违反协议之诉”的救济措施是不同的。对“非违反协议之诉”的救济方法事实上是一种用以维护成员方之间业已达成的利益平衡的工具，因此被损害成员方并不能因此而有权要求实施措施的成员方撤销其所实施的措施，但是它依据WTO相关规定享有向措施实施成员方提出调整措施和经济赔偿的权利。显而易见，对“非违反协议之诉”的救济方法与WTO设立“非违反协议之诉”制度的目的是一致的，其救济的目的旨在通过经济补偿来匡正已被打破了的利益平衡。这里救济措施所强调的是对被损害方的经济补偿作用。因此，它向被损害方提供的仅限于针对其被损害的利益请求赔偿的权利，不论是被损害方还是争议解决机构都无权要求措施实施方撤销其实施的措施，因为该措施并没有违反WTO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