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的可贸易性、贸易形式与贸易基础:文献综述

一、服务与服务的可贸易性

服务的可贸易性一直是学界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与人们对服务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亚当・斯密认为，服务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并不将它本身固定或实现在任何特定的物体上。这样理解服务今天看来还是远不够全面的，学术界对于服务的理解也不断地深入。其中，Hill（1977）对服务的阐述具有重要的影响。Hill认为服务和商品属于不同的逻辑范畴，他把服务界定为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给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状态（人或物）带来改变。因此，Hill从这个角度把服务分为作用于物的服务和作用于人的服务。国际贸易文献中谈及服务之处颇多，但鲜有系统的阐述，下面将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按照传统的标准仅仅根据产品是否有形来区分商品和服务往往存在很大的困难。对此，Kravis（1983）教授提出了一个区分服务的标准，即服务的生产所使用的商品形式的中间投入的价值相对较低。并且，他进一步指出，服务贸易中所指的服务应该是非要素服务。Sampson，Snape（1985）认为服务与商品一样均由要素生产，所不同者，商品是要素服务的物质实体而服务则是由要素所有者更为直接地向客户进行提供。

Hindley，Smith(1984)认为，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很多服务可用作中间投入品，构成对生产和贸易的补充。Burgess（1990）也认为，服务除了可以直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很多服务也被企业购买用在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充当中间投入品。Whalley（2004）提出，一些核心服务可以视作通过时间或空间的方式与生产的中间投系在一起。前者如银行、保险，后者如电信、运输、批发、零售等。这些学者所说的服务其实主要是指生产者服务。此类服务在现代服务业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服务的内涵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这对于服务贸易的理论研究必然带来极大的不便。正如Deardorff所说，“研究服务贸易的一个困难在于，对于什么构成服务缺乏共识，也即很难找到一个简约有效的标准将服务与一般商品完全区分开来，并以此作为服务贸易研究的基础。”当然，这个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对服务可贸易性的认识。

Hill（1977）指出，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法储存，其生产和消费必须同时发生。这个说法排除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成为“服务不可贸易论”的主要基础。很多后来的相关研究都指出了Hill这一界定的局限性。Sampson，Snape（1985）等人指出，提供者和消费者的接触对于很多服务而言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要求。而且，很多时候，需要提供者和接受者接触的服务和那些没有这个要求的服务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重要。Bhagwati（1984）也指出，由于技术的进步，一些服务在提供过程中提供者和接受者相分离的现象不断出现。Melvin（1987）指出，Hill的界定仅适用于接触；其他很多服务，比如，金融，保险服务，数据处理，法律服务等，生产与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分离。故服务贸易可以在要素层面或产品产品层面上进行。Burgess（1990）认为，尽管服务所具有的生产和消费须同时发生的内在性质决定了其可贸易程度不如商品，但是通讯技术的进步已使得很多服务的可贸易程度大大提高，而且贸易成本甚至要低于一般商品。Wong,Wu and Zhang（2006）指出商品与服务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服务的可贸易程度更低，部分原因在于服务贸易要求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近距离接触；部分原因归于服务产业中严格的政府管制。同时他们又完全认同Burgess的看法，即随着电信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大提高了。

可见，虽然理论上对于服务和服务可贸易性的认识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是，服务是可贸易的这一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笔者仍坚持认为，对此问题的回顾和再思考并不是一种赘复，它对于服务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摸索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服务贸易的界定与贸易形式

最早提出服务贸易这个概念的是澳大利亚人Hugh Corbet，他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撰文明确提及服务贸易。但是时至今日，理论界仍然没有能够给出一个普遍接受的关于服务贸易的定义。Melvin教授（1989）提出过一个看法，服务部门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早已引起关注，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对于服务贸易理论的关注却鲜有发现。他认为，服务界定的困难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与此同时，服务贸易的界定即服务贸易中贸易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也是一个问题。可见，服务贸易的界定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如Melvin教授所言，如果要避免明显的矛盾和理论上的不连贯，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另外，服务贸易的具体形式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基本理论问题。

Grubel（1987）认为，Hill（1977）关于当服务生产者改变其他人或物的状态时即意味着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发生的阐述对于理解国际服务贸易的本质有两点启示：一、当人员、资本或商品跨越国境短暂停留提供服务或接受以某种方式改变它们的服务时即发生服务贸易，比如旅游、运输等服务贸易；二、当包含有服务在内的物质实体跨越国界时亦发生服务贸易，比如音像制品。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包含服务的物品与一般的贸易商品区别甚微，那么，如何区别到底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呢？Grubel认为，这主要取决于贸易对象价格中服务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服务贸易的特征是非要素服务增加值相对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比较高。

Sampson，Snape（1985）认为服务贸易应该在一国居民与另一国居民是否发生交易的基础上进行界定，而不能界定为地理范畴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这种交易完全可能发生在一国的地理范围内。他们对服务贸易作出的分类主要是基于服务如何以及何处生产和贸易。按照这种分类方法，服务贸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无需服务生产要素或服务接受者移动的服务贸易，比如咨询服务、建筑设计等；二是通过服务生产要素的移动产生的服务贸易，比如建筑承包；三是通过服务接受者移动产生的服务贸易，比如旅游、留学等；四是生产要素和接受者均发生移动的服务贸易，这往往发生在第三国。Stern，Hoekman（1987）的看法与Sampson，Snape极为相似，他们认为当本国要素因向非本国居民提供服务而获得收入即可认定为发生服务贸易，并且这与服务过程在何地完成无关。如此界定服务贸易相比传统的定义只局限于独立服务而言要更为全面。

Burgess（1990）认为服务贸易可以以多种形式进行。在有些情况下，从事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的企业可以通过通讯来进行服务的跨国贸易；服务型企业有时也可以通过在他国开设分支机构提供服务的方式进行贸易，比如银行和金融服务；服务贸易有时也可以通过服务生产的特定要素暂时跨国移动的方式来进行，如管理和建筑设计服务。

服务贸易的内涵复杂且丰富；服务贸易的形式也不可能像一般商品通过实体跨境转移的方式进行贸易那样简单。相关的理论文献给我们勾勒出了服务贸易概念和服务贸易形式的大致轮廓，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服务贸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既和服务自身的特殊性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理论探讨的多维度和分析便利性的需要是分不开的。也正缘于此，对服务贸易进行高度抽象的界定或将服务贸易的形式教条化对于理论研究而言可能都不是明智之举。

三、服务贸易的贸易基础

国际贸易基本理论认为，贸易发生的前提是产品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价格差异，即为贸易基础。主要的理论模型有斯密和李嘉图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以及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模型等。这些理论模型主要用于解释商品贸易的贸易基础，理论界对于服务贸易的贸易基础的研究不如对商品贸易的研究那般完善。其中，Deardorff(1980,1985)，Melvin（1989），Hindley and Smith(1984)等人的研究最为系统，主要集中于讨论比较优势原理这一国际贸易纯理论中最为古老的命题在服务贸易中的适用性问题，值得略施重墨。

Deardorff(1980)将比较优势原理阐释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其自给自足相对价格与净出口模式之间必定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平均而言，自给自足价格较高的产品总是与进口相对应，自给自足价格较低的产品则与出口相对应。然后，他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多个国家多种产品的贸易模型证明，在包含要素服务的情况下，比较优势原理依然是成立的。不过，要素服务和一般意义上的服务贸易中的服务还是有所区别的，理论界对此基本也都予以认可。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Deardorff(1985)在其另一篇论文中提出，对于服务贸易是否完全遵从比较优势原理，很难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答案。当采用某些方式界定比较优势和服务贸易时，答案是确定的；但是，也总会存在一些情况使得比较优势原理不再适用于服务贸易。因而，Deardorff认为，比较优势原理应用于服务贸易时，在很多情况下，必须对比较优势本身的内涵重新进行设定，或者对服务贸易的构成进行澄清，方可使比较优势原理在解释服务贸易的贸易基础时具有说服力。但总的来说，这些问题仍属于概念层面的偏差，并不影响比较优势原理在服务贸易中的适用性。

当比较优势用自给自足相对价格来衡量时，比较优势原理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都是一致的。Melvin（1989）详细分析了把生产者服务纳入标准H-O模型的问题，并以此来解释服务贸易的具体模式。结果表明，引入服务并不需要使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将比较优势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进行重新界定即可。从而很好地证明了比较优势原理在服务贸易中是成立的，可以很好地解释服务贸易的贸易基础。

Hindley，Smith(1984)认为，将比较优势原理应用于解释服务贸易的基础并不存在什么困难。尽管和一般商品相比，服务具有显著的不同特征且值得细究。Hindley，Smith认为服务与一般商品的区别并不能构成比较优势理论不适用于服务贸易这一说法的基础。而且，比较优势原理所暗含的逻辑是非常强大的，足以超越服务与一般商品的差别。他们明确提出，比较优势原理的标准理论为分析服务部门中的贸易和投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从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来看，比较优势原理用来解释服务贸易的贸易基础是可行的，但是应该根据服务贸易的特点施加一些限制和修正。当然，也不能奢望用比较优势原理一劳永逸的解释所有类型服务贸易的贸易基础问题。众所周知，商品贸易的基础理论不断演进发展，用来解释贸易基础的理论模型除了斯密和李嘉图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以及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模型以外，还出现了产品周期理论、基于偏好差异的需求模型和基于收入差异

的林德模型等。服务贸易的基础理论研究稍显滞后，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系统化。

四、结语

本文对服务贸易领域的一些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主要内容包括服务的可贸易性、贸易形式和贸易基础。这些问题有些貌似赘复，有些不为人所关注，但其实都是服务贸易理论能够不断深入和体系化的必要的基础性铺垫。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学界对于这些基础的理论问题至今仍然纷争不断，难以取得一致认同。正缘于此，服务贸易理论体系的发展进步缺乏可靠的基础也就不难理解了。若本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能够反映一些可称其为问题的问题，也便是意义所在了。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