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earchaboutitisascendant.Thearticlesummarizestherecentstudieso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followingaspects:origin,disciplineloc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disciplineboard,currentissues,tendencyaswellastheproblemsinthefuturedevelopmentof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presentstage;philosophystudyonscienceandtechnology;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10]任元彪.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4):p19~21.

[2][17]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演进和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8):p99~101.

[3][8]吴国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6):p80~82.

[4]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p1.

[5]于棋明.学科建设与课程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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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陈其荣.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p14.

[7]郑毓信.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4):p93~94.

[9]张培富.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回眸[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1):p14.

[11]吴国盛.试论自然辩证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3(4):p1~4.

[13][18]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p54~59.

[14]刘大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科学哲学[J].哲学动态,1999(6):p2~3.

[15]赵景来.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若干问题研究述要[J].教学与研究,2004(6):p66~72.

[16]安维复.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社会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2):p36.

[19]黄瑞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概述[J].哲学动态,2004(8):p19~21.

[20]曹天予.西方科学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1):p7.

[21]赵跃红.论域、主题和基本方法:科学哲学究竟会走向何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3):p56.

[22]田鹏颖.社会技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J].社会科学辑刊,2004(6):p12.

[23]程倩春,崔伟奇.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哲学所面临的三个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p67~68.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古代传统的生态自然观崇尚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提倡的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代表一种万物包容、相伴相生的思维观念，其中蕴含的哲学思考与伦理观念在当下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在宋代时有了进一步的新发展。宋代哲学家张载明提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从起源、后经过庄子、孔子等学者的推动发展，再到宋代使其的相对成熟，体现了我国古代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探索与发展，天人合一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核心底蕴，也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形成了生态道德观，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在西方哲学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马克思关于自然观的论述。马克思的多部著作中都涉及到生态自然的相关论点。人化自然观点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的普遍性在实践上表现为整个自然界，人依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的生产材料和劳动对象。”从马克思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人类的生产生活要依靠自然界。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与自然发生对象性关系，自然界是人类汲取生产生活所需资源的源泉。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定胜天”、“万物皆备于我”等夸大人的作用的思想盛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使人类愈加功利主义，对待技术发展持盲目乐观态度。当今世界，人类所涉及的一切无不打上技术的烙印。“技术已经构成了这样一种新的特别的环境，并且人类必须生存于其中”。技术的二重性即技术善恶价值的两重性，告诫人们，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极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同时打开“潘多拉”魔盒，各种灾难也会纷至沓来。严重的雾霾污染、化学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濒临枯竭……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例正是人类不当发展的反射。人与自然关系从最初的和谐统一逐渐走向了分裂对立，人与自然关系走向异化。马克思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科学技术在创造了属于人类自己的自然环境，取得了所谓的对抗自然界的胜利，却也是遭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技术价值的乐观主义者们，如培根、圣西门、霍布斯等乐观地认为，科技带来的一切问题都能依靠科技本身去解决。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技术崇拜观，他们把技术认为是救世主，把技术过于理想化、神圣化。技术悲观主义论者，如中国古代先贤老庄，就认为技术是道德沦丧的元凶，西方以卢梭为代表，在人类沉浸在科技带来的财富与生活的巨大改变时，首先对技术提出了批判。自此以后，对于技术的批判不曾间断，并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增强，因为“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极端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倡导放弃技术，远离现代文明，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技术中理论者则认为技术没有善恶之分，即在政治上、伦理上都是中立的。这样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技术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探讨技术价值时要用辩证的思维分析。

三、技术的合理运用

技术是存在理性的，我们在利用发展科技时，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当地、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努力减弱技术的负面效应。技术运用的合理性体现在技术发展既要体现物性又要合乎人性。技术发展的物性即指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应符合事物的本质规律，合乎人性即要充分考虑人类发展的真正需要与目的。技术的发展首先要以事物的客观规律为基础，聚焦人类发展的需要，尊重的人类生存发展。技术的发展如若违背客观规律，技术的应用必将产生社会负效应，这不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与生态建设。当然，人们在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时，也应依照人类的所需，有目的地利用改造自然，使事物的发展符合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技术的双刃剑作用，即技术的正负效应。技术的不合理运用给自然生态以及创造、利用技术的人类本身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环境的恶化不仅仅带给自然界致命的破坏、全球因化工污染、核泄漏等患病致癌的人数也逐渐增大，这是人类自己种下的因结出的果实，最终还是由人类自身来承担。但是，技术的发展的双重性也给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缓和带来了新契机。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绿色科技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点。如新能源的开发，新型绿色科学技术的研发等在节约自然资源、治理生态污染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应注重利用技术的正面作用，缓解生态失衡与人类发展的尖锐矛盾，以求二者的统一和谐发展。实现科技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离不开全球的共同努力，自然环境为人类世界共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人都应切实为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与之和谐相伴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近年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思想正是对人类活动与自然一种积极的发展模式。“十”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再一次重申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四、总结

总之，我们应坚持自然与人类、科技与社会、科技与自然的相互协调发展与可持续，绿色发展相一致的原则，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与自然的协调，在尊重事物客观规律与尊重人类主体性的基础上，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技术的发展的归宿点还是为实现人的发展，技术应在尊重合理利用自然、改造物质世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科技的正效应，消除生态与科技发展的对立困境，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图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对检索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本主题。科学知识图谱是当前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和工具。它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3〕。科学知识图谱通过直观的动态图像信息，对学科领域的演进脉络和研究前沿进行探索和预测，从而获得较为详尽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4〕〔5〕。本文分析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它是近年来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最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软件工具之一〔6〕〔7〕。1）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分析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4）。从网络图谱的整体来看，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创新”、“技术”、“认知与心理”、“可持续发展”、“生态哲学”等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群组，尤其是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组是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核心群组，构成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传统知识基础。根据CiteSpace软件系统的运行结果，统计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各个节点的计量指标。表2列出关键词共现频次在5次以上的全部节点信息。表中频次的大小是指关键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现的频次大小。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陡增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词在某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使用次数增多的程度越明显。其中，“技术哲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哲学”、“技术”等关键词在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突现”，这也折射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近年来研究前沿的“技术”转向。在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创新”、“技术”、“技术哲学”、“可持续发展”等，共现频次最多的“科学哲学”一词的共现频次达32次，共现比率达到5％，这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而“技术创新”一词的共现频次也达31余次，共现比率达4．9％，这表明技术哲学延伸出的技术创新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价值”、“意义”、“科学”等关键词也保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意义问题”、“价值问题”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节点关键词在网络图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在选定的阈值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共有两个关键节点词（中介中心度大于0．1），“科学哲学（0．16）”、“科学技术哲学（0．1）”，这也再次表明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结构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以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体知识结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161个，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高很多。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整理出10项关键词聚类群组（表略）进行分析。结合TF＊IDF算法抽取的标识词〔8〕，总结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略）中予以标注。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结果分析，当前国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传统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传统技术哲学的研究；企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科技史与科技思想史的研究等。其中，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角度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在25年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和教育中，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快速发展，研究的方向迅速呈现多元化，既延续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顺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研究趋向。例如技术的和谐性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兴技术与产业政策研究等。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发后，国内学者也迅速展开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相关政策、战略性新兴技术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问题也将成为贯穿未来几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是从对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的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具体的论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为例，出现了工程决策的伦理规约研究〔9〕；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学思考等〔10〕。这些都大大丰富和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向纵向深远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25年，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向也迅速的多元化。研究主题从20世纪80－90年代初集中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传统自然观等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2000年基于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评价的基础上的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等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哲学反思，再到21世纪从讨论具体问题的研究转向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性理论研究，这一演化进程也与我国部分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究方向的描述基本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家宏观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选题一直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向。

对我国未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建议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马克思主义哲学(324次)、马克思主义(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马克思主义(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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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还有的关键词，其标引频次有显著下降，这说明学者关注有所降低，研究正在减弱。有些关键词标引频次的显著下降，反映了学科热点的转移，如中国哲学学科在世纪之交和本世纪前五年对自身进行了学科反思和建设工作，相关问题成为热点，中国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从2005年起开始下降。这正与2005年之后相关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哲学界有所降温一致。有些关键词标引频次的显著下降，反映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较为充分，如果没有新的材料，不改进研究范式，研究的深入已变得更为困难。如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宋明理学研究，西方哲学领域中的康德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科学精神的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研究等。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自然价值；过程哲学；生态纪

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环境伦理学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现代生态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译文中。2 译者余谋昌作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首创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态哲学》一书，提出了生态哲学的理念，填补了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空白。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转向，让人类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动。中国的生态哲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它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展开，历经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在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态哲学正在走向全面发展。

一、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西方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结束后，一些学者很快从“”中走出来，此时，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环境伦理学涉及。在研究过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及思想，阐释了生态伦理内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中国环境伦理学重要的认识内容。

中国的生态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或者说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就是它的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于光远于1958年《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在1964年第1期发表了惠伯纳・魏汉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学？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发表了唐以剑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于光远在1991年7月发表的《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一文对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的研究，也属于哲学上的自然观的研究，更是生态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然的哲学。今天几乎绝大多数研究生态哲学的学者都出身于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多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即原来的《科学技术辩证法》）这三大杂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哲学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中国的生态哲学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1980年，余谋昌把环境伦理概念介绍到国内， 1986年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机器技术体系装备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这种力量控制一个又一个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凯歌中开辟人类的新天地。1人类产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1988年2月其发表的《生态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一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哲学中的主客体来研究，这是当代重要的全球性问题。2一方面人作用于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作用与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此时的学者们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这是评判问题的依据所在。正如余谋昌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所说，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它区别于人与自然二元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3

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源于20世纪末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得环境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哲学，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和跟踪。中国生态哲学开始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伦理道德的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生态伦理学问题。1991年叶平发表了《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研究评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创立经过了孕育、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41992年余谋昌撰文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5

在中国的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环境伦理上的激烈争论。孙道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经济目的，人类掠夺自然从而产生环境问题，这促使环境伦理学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自然权利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本质。杨克俭在《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角色转换》一文中指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要想消除危机，必须改变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观念，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2随后余谋昌于1994年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贬低自然，虽然获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体，也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使得我们陷入困境。3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过程。人不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看护者。

对于这样的批判和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为其寻求辩解。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发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自然的利益体现为人的利益时才有意义。要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必须尽快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使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提高。4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反，潘玉君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51996年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明确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够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可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除了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6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所导致的争论，使得自然价值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自然价值不仅关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权利，与人的行动相关。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上不或可缺的内容。

首先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环境伦理揭示，自然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人有价值，更能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要，这是自然的生态价值。1995年叶平的《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首次将自然的价值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应该针对自然事物本身去评价其价值，而不仅仅是从它的用途、功用来评价，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和存在的价值。11996年佘正荣发表了论文《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他认为自然不仅有内在价值还具有创造性和维持性，不断建造和优化自己生存及发展的条件，并维持着稳定的生态系统。2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万年发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类的价值也只是自然所产生的千百万种价值之一，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自然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的统一。3

其次，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在亿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本质》一文提出，将自然的价值成立条件归于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史中都有价值的产生，这并非什么人类心智中的、主观的过程。4但是《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一文却认为，所谓“价值”，实质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满足人类的所需，即对人是有用的。这里的自然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5这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明确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主义对于自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解释是矛盾的。而《自然价值的伦理精神》一文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以人类作参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共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它们的统一性。6自然拥有内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评价者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丽画卷，即使没有欣赏他的人，也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就是说，没有评价者当然也能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否认人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共同体内，人与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7

然后，就是对于自然权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权利。1999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然是有权利的，并且作为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且对它赋予道德关怀。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12001年《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发表，文章阐明自然的权利是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仅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体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赋予人权利，同理，自然庞大内在价值也赋予自然相应的权利。2郑慧子在1999年发表的《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一文中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统内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两者构成的区域当中，人类应该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与和谐。3因此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从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国的生态哲学主要从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自然观，2000年之后转向从技术异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生态哲学研究始终，人通过技术与自然建立联系，技术的不断发展引起学者对人工自然的哲学研究。1993年发表的《由自然哲学到人工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需要从自然扩展到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其过程、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对人类的反作用等等都应该扩展为研究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自然必须走入研究视野，自然哲学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提出系统地开展人工自然观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人工自然是人类行动产生的，人的行动沟通人类和社会并以人工自然呈现。对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生产模式的转轨。51999年陈洪良《人工自然观与现代社会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在自然之中发展，自然的发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观首先必须体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的生态把握，把人类意识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6

从自然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从生态自然观研究开始的。生态自然观更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发表的《从人工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一文中指出，自然观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类自身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观演变进程（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相吻合，生态自然观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7自然观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应该自认为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利用自然。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应该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信心，也不应该弱化甚至放弃科学技术，只靠伦理信念规范人的行为，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依靠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1

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针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分析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从技术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问题。2001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中的技术异化》是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危害。这篇论文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研究的继续。自然中的技术异化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离，可是，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其整体平衡受到干扰，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进程。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地削弱自己和人类的存在基础。技术越发展越显现出技术异化现象。2《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术的进步促进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然而，人工自然作为人劳动的产物，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来，在与天然自然的对立中成为导致异化的因素。3

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术放置于生态之中，并以生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技术就可以是天使。论文《生态技术――技术可以是天使》（2005年）认为，生态纪的技术就意味着那些增强“生命之家”的创新。技术是天使，使人类的故事演绎出辉煌。技术也带来危机，它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物种灭绝，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终结也是新生的契机，新生代的终结意味着生态纪元的开始。4也就是说先进技术必须与生态的技术相一致，这也是技术的天使本性决定的，技术可以是天使。

把技术放到生态之中克服技术异化，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实行动，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中国学者把世界观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郁乐和孙道进在《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关于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道德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自然观。无论是何种对自然权利的理解都取决于他们偏向于何种自然观。要么将人融化于自然，要么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批判人的所作所为。5薛勇民和路强在《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将自然价值论放置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才能成立，才能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价值批判只有人类才有价值的错误观念，自然价值论本身蕴于生态整体思想之中。1可见，中国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更全面更广泛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去理解自然的价值问题。

三、人类历史思维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加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国的生态哲学在哲学的历史思维中研究生态思想的历程，从思维的层面丰富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中，生态思想的发展是持续的，期间有过反复、曲折。生态哲学有价值观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本体论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自然观；在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生态哲学研究，这相当于认识论维度的生态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通讯》在1989年第4期发表了李志超的《抱朴子的自然观》一文，1993年第6期发表了周昌忠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意义》，1997年第4期发表了胡化凯的论文《感应论──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这些研究都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徐刚的《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把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做了比较研究。

生态思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曲折的道路。201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这是生态哲学研究深入人类思维领域，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论文聚焦于每一时代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为哲学的外在转向。文章指出，哲学史是人类思维的代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态性思想，但是对思维的抽象强调切断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将哲学引向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背离自然、背离人，以神的唯一创造性代替自然的内在创造力，以上帝扼杀人性，割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科学革命之后，伴随着牛顿力学而强大起来的科学，以机械自然观解构了自然生态，终结了生态思想。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与思维的张扬片面强调意识、思维、理性，彻底终结了哲学中生态思想发展之路。2

被机械自然观终结的生态思想如何回归人类思维历程，中国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笛卡儿到怀特海》一文就是对生态思想重回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儿提出的心物两分的二元论把生态性只给了人，人类思维从此空前提升，忽视了自然和世界；休谟和洛克对二元论的质疑和反思，使生态思想得以呈现，但又因社会与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显；到了康德的心灵体验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也看不到对自然的生态阐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观存在，生态性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客观的精神，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存在。 12012年罗久发表了论文《自然中的精神――谢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他指出，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谢林发展了一种有机自然的理论，认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规律的客观对象，其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

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体现为哲学的外在展现，哲学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逻辑，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纯粹的思维向度的研究。2012年发表的《从达尔文到怀特海的本体论逻辑进程》一文，详尽阐释了生态思想如何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到怀特海，更彻底的生态哲学思想如何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创造进化论、突创进化论，最终到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这一发生、发展并形成的过程。32012年发表的论文《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则阐述了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揭示生态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过程原则。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这是从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生态哲学得以完善的标志。4

四、生态共同体：生态哲学对走向生态纪元的追求

从中国学者对生态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看法可以体会出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哲学就被看作是环境伦理学。作者李寿德肯定了中国学者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荣2006年认为，在生态伦理学这门重大新兴学科的开创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竞争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5，这肯定了生态哲学发展的多元性。2007年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他指出，环境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类问题。环境哲学必定需要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哲学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本身面对的问题，哲学的主题要转向关注“如何做”。2012年刘福森发表的论文《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指出，任何哲学都只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哲学”，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12015年发表了论文《生态哲学之解读》，作者直接阐明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如何行动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态哲学就是哲学转向行动，是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发展，那么生态哲学的构成就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2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哲学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批判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指出，生态学的批评使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破产，以具有关系性思维和博爱情怀的“生态人”批判独断的理性人。3卢风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文中，以生态哲学的关系及整体理论分析批判了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解构了现代性的物理主义，消解了主客体的绝对二分，挑战独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唯当彻底摈弃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保护地球。4解决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更要挑战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义伦理，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研究生态智慧。

针对全球生态危机，寻求后现代的思想去解决，运用具有更彻底生态性的过程哲学去分析也是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发表的《过程哲学与生态危机》一文明确指出，过程哲学被誉为当代新思想的来源，并用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危机。过程哲学的空间不受限制，它涉及现实中的所有层次。不同层次的相互依赖，不同个体的相互依赖，特别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5《过程析学与时代的急难》一文中作者指出，过程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中，世界在我们中”6。这是过程哲学有关现实的研究。过程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伴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过程。7过程哲学由于对相互联系的推崇，怀特海称其为“有机体哲学”，以表明他对世界组成的理解。它是生态的，以生态学为基础。《生态学：过程哲学的科学基础》一文这样阐述：生态学揭示了每一个体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流动，支持了过程哲学所倡导的创造性、个体以生物多样性、生态位创造构成了生态系统的有序结构，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由此支持了过程哲学的多元价值观。1这是关于过程哲学本体论的研究。

把握国外生态哲学的理论发展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任务，“生态纪”思想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面对全球危机，西方著名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提出，要使人类获得一种可持续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唯有实现“生态纪”的转变。2002年赫尔曼・P.格林发表的《托马斯・柏励和他的“生态纪”》（《求是学刊》第5期）一文的发表把“生态纪”这一新词介绍给中国学者，从此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有关《生态纪》的研究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03年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的文章《生态纪元》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1期。托马斯・柏励认为，由于工业技术文明所产生的毁灭性冲击，地球的新生代正在结束，生态纪元时代即将开始。“生态纪”是人类即将面对的伟大工作。2005发表的论文《在从过程哲学的视角解读生态纪产生的必然性》阐述，过程哲学与“生态纪”思想是一致的，过程哲学指出了科学产生掠夺自然的原因，同时从过程的视角也可以看到科学本身对自然的真实解读。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生态纪思想，提出走向生态纪元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2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在西方，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阶段，经过长期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对于西方技术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国内存在大规模引入的现实需要。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后的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和著作，相继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在这场传播西方的运动中，西方技术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比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术哲学刚被传入中国的这一阶段，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期刊论文数量并不多，中国知网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论文，而且几乎都是翻译性、介绍性的。从的先后顺序来看，1978年，《哲学译丛》吴伟翻译了法国技术哲学家T.赛雷佐埃的《美洲的技术哲学》一文。该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巴尔拉民主研究所召开座谈会之后，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美洲便开始出现。T.赛雷佐埃通过整理美洲技术哲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将美洲技术哲学的讨论议题概括为：技术与价值、科学与技术在价值上的中性问题、技术社会以及虚无主义等问题。1982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第一期对西德柏林技术大学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书进行了介绍。介绍指出，弗里德里希在书中全面论述了刚刚在欧洲兴起的技术哲学的历史及近况，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引起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众多学者的讨论。弗里德里希认为，技术现象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决条件以及技术推断与技术行动的方法和结构。介绍还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将引发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普通哲学、科学技术史以及社会学的学生与研究者们的兴趣。同年，刘东珍发表了《技术论的形成——日本技术论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户坂润为首的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提出的技术论。刘东珍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科技史家冈邦雄、技术哲学家三枝博音为首的唯物论研究会，将日本技术论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技术观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技术论理论。刘东珍的文章，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概述了日本技术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陈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发表了《简论技术哲学的研究》一文，简要介绍了技术哲学在德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发展状况，还特别提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家凯普（E.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和斯基默的《技术哲学》这两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技术的概念、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的关系、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术史研究的原则与价值，等等。通过对国外技术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陈昌曙就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进行了全面论述，为国内技术研究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1983年，邹珊刚在《汉江论坛》发表了《技术与技术哲学》一文，提出国外的学者已经将技术哲学研究看成是现代思维的新倾向和哲学的新潮流。他介绍到，亚历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学与技术——现代思维新的倾向》、M•邦格的《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E•卡普的《技术哲学导论》、Z•《技术哲学》等专著都强调了在技术思想中研究技术的哲学的重要性。邹珊刚还指出，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兴起，吸取外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种吸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分支——技术哲学。邹珊刚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强调国外技术哲学对我国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外技术哲学的传播。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特征

这一时期，西方技术哲学也开始抵达久违的中国文化界，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工作开始起步。总的来说，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技术哲学的经典文献，不过还尚未开始系统的介绍，还停留着为数不多的简单翻译传播上。从知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一阶段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一些译文、介绍性研究论文。可以说，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给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开启了一道思想启迪之门。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自然辩证法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改革开放以来，被久闭的国门再一次被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学科蜂拥而至，许多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以及边缘学科研究遍地开花。“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都在国内落地发芽。西方技术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论文、著作的被翻译出版，同时研究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本土著作也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科学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中一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学爱好者的研究兴趣，并使之最后成为与国内已有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传统相区别的另一种传统。

第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西方技术哲学的传播。自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占支配地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成为了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科技政策制定等领域的指导性文献。而当改革开放后西方技术哲学思想传入中国，便与国内的自然辩证法传统发生了严重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不断出现的政治或准政治运动中，经常有研究者指出技术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N：21-1413/G4）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本刊是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名刊和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被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波兰《哥白尼索引》（IC）和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等国内外权威数据库收录。2022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的数据显示，本刊2021年复合影响因子为3.31，在618种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排名第25；复合总被引频次2565次；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1.495；期刊影响力指数CI值为133.18，位居Q1区。

“科技哲学研究”是本刊的特色栏目和重点栏目，在2006年和2010年全国高校社科学报评比中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和“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该专栏依托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点，刊载国内外科技哲学研究方面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开设10年来已200多篇，被转载率达40%。

近年来，该栏目已有数十篇论文被国内三大权威文摘转载。其中，刘大椿教授的论文《技术何以决定人之本质》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1期全文转载；王子彦教授的论文《值得重视的城市蔓延问题》被《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1期转载；周春彦博士的论文《双三螺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被《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4期转载；陈凡教授的论文《论工程伦理学研究的趋势与路径》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3期转载；王玲博士的论文《科技与奥运契合过程及特征的历史解析》被《新华文摘》2008年第15期全文转载。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统计分析；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进一步的深化，在科学研究领域，我国的各个学科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对于科学的研究必须要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对于科研的历史加以总结和回顾，然后再对当前科学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之上对于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加以制定。当前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取得了清晰的认识，制订了一系列继续研究的有效策略，以期能够在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把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不断向前推进。

一、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现状

1.研究背景

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科学技术领域也一直处在中高速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之中，并且当前的发展模式较之于前几个世纪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这个概念是在近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在科学技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才产生了科学技术哲学这门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产生于20世纪，但是这一学科的出现对于后来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言，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我国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机遇，科学研究也必须要对于过去进行有效的反思，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通过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不断研究和现状分析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客观、全面、及时的了解。通过对主要涉及科学哲学领域的核心期刊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相关成果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

3.已有的科研成果研究及其评价

通过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我国也产生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著作，比如说《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等，在本文的研究之中，对于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和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概括和总结，并对相关各个领域的研究发展现状以及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的进行分析和统计，对于近些年来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定的总结。研究这些已有的成果是一种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对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的分析，才能够对于前人研究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加以总结和分析，从而为将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以山西大学为例，他们通过对于相关期刊的研究，统计分析了在科学技术与哲学领域研究者的一些基本情况和相关研究情况，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评述，指出了这些研究中所存在的弊端。

4.研究方法

第一，比较研究法：通过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比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鉴前人研究的经验，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明确的方向。第二，个体访谈法：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相关研究人员进行采访，因为他们从事该方面的研究，所以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现状往往更为了解，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第三，网络调查法：网络调查法是通过对于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通过丰富的互联网资源来获取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且获得相应的数据。第四，文献法：依据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鉴定、查阅等工作，对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采取的研究方向、解决的问题、存在问题等进行了一定的了解，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

二、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回顾

1.以科学为本的发展时期

在以科学文本发展阶段，提出了以民生和科学为主的新文化运动科学，对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发展中体现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进行了研究，在这一阶段先被看成反迷信、反盲从等思想方式，然后有了提倡科学和关心思想文化问题的陈独秀、丁文江、胡适等人，大力宣传科学世界观，使人们充分认识了实证主义哲学，逐步形成了以科学为本的思想。

2.多学派互相竞争的发展阶段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涌现了很多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学者，例如主张唯物史观的陈独秀、主张科学观的胡适等等，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局面。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发行了大量关于科学启蒙性的科技哲学类作品，如1934年张少良《科学导论》、1931年胡明复《科学方法》、1940年汪敬熙《科学的方法论》等。其次，出现了西方科技哲学的翻译著作，代表人物有汤姆生、秦斯、皮尔生、德尔柏、柏尔纳等，他们发行了很多有关科学方面的哲学的专著，宣传了他们对科学的看法与思想。除此之外，严复侧重于对科学哲学的专业性进行了探讨，但是中国缺乏专一的具有逻辑和科学方法的深度研究，但薛岳霖推进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他极为深刻的批判了主观论和操作主义，同时自然辩证法不断的传播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以唯物史观派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一方面对于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进行的翻译并出版，例如，在三四十年代《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出版经历了八次印刷，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学术性活动得到开展。比如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成立的专门的研究团队1940年由“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小组。

3.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历史情况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科学哲学以及中方传统哲学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的长足的发展，其中自然辩证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发展十分之快，这就催生了后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观，这个发展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特定历史时期前的奠定基础阶段，这一时期提倡百家争鸣，在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初期以及苏联的学术运动当中，自然辩证法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1953年北大成功开启了有关自然辩证法的相关课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我国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畅想与探讨，使多方面力量参与到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中来、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院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出版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一时期在大学里有了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机构和课程。第二，曲折阶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科学的特点、历史、本质、规律等方面都遭到了极大的歪曲，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遭到破坏，但这并不能妨碍其发展，仍有一些优秀作品产生，如莫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等。第三，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自然辩证法作为国家技术发展长期规划的重点项目，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自然辩证法学科，确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基本内容理论框架。例如，有孙小孔等人编写的《自然辩证法讲义》、《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等陆续发行。形成了主要围绕科技生产力这一话题的理论探讨与学术研究，这些表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学科逐步形成。

4.快速发展时期及其国际化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相关理论知识传入中国，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的自身发展的互相影响，使中国科学哲学学科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我国从实际发展需要以及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将自然辩证法与我国实际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拥有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如，九十年代邱仁宗的《科学哲学引论》、舒炜光的《科学认识论》、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这些优秀作品针对我国特色的科学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评价，促进了国际交流与沟通，中国科技哲学逐渐走向了国际化道路。

三、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统计分析

1.科学技术哲学及论文概述

在新的发展时期当中，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体系开始了更加全面的快速发展。不再局限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而是在科技管理、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实用类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通过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以统计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当前发展现状得到反映，同时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的发展与推广还受到了来自于国家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论文类型方面，通过论文类型统计分析，对当前发展现状得到了深入了解，为下一阶段发展方向奠定基础。根据统计各种文献类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于自然辩证法的结合、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发展历史等方面，对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具有学术导向性；第二，自然辩证法理论和科学哲学，理论方面学术论文的刊用率，近年来一直维持稳中有升的趋势，可见我国对科学技术哲学重视程度，例如，西气东输、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工程方面的学术理论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我国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协调发展，处理好资源、环境、投资、效益、人材、资金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及其关系，更系统的、更自觉的、更科学的发展中国科学哲学。最后，在整个科学技术系统当中，科学史学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基础，是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所以科学技术史学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2.作者年龄状况浅析

通过对作者年龄情况的调查与统计，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相关研究学者在年龄方面的情况，对我国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有指导性作用。通过分析得知，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人材机构当中，既有中老年学者的深思熟虑，也有青年学者的创新突破，从而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学术发展局面。通过研究年龄组成对充分利用和发挥不同年龄段的学者提供重要依据。由于人文科学是创新能力的问题，更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这是自然研究能够避免的环节。所以可看出人文科学的研究比自然科学研究的年龄段稍晚。近年来，国家增大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投入力度，整体上看作者平均年龄段趋于平稳，并有减小趋势。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作者年龄有较大区别不断变化，这些都取决于受教育状况，应该学会充分利用对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为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充分发挥和重视提供依据。

四、结语

通过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发展历程的研究，经过统计分析使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取得了清晰的认识，制订了一系列继续研究的有效策略。期待我国能够在新的时代要求下能够在这一领域更好、更快、更全面的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鲍德里亚效应；后现代

一、鲍德里亚简介

鲍德里亚是法国杰出的思想家、后现论学家。他对于“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巨大反响。20世纪80年代作为研究媒介技术和社会理论的先驱，鲍德里亚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就在2000年，世界著名的SAGE出版社“现代社会思想大师”丛书中的《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卷出版。鲍德里亚受到这份“礼遇”真乃实至名归，他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这本书一共有四卷，收录了约88篇评论鲍德里亚最核心的论文。随着鲍德里亚思想研究道路的逐渐展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他的思想研究在欧美炙手可热。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达到了一个高潮，他的影响居然横亘了30年，至今以鲍德里亚为中心的研究仍然在继续。而在中国，这个热潮才刚刚开始，现在已被翻译成汉语的专著有《物体系》《消费社会》《象征与死亡交换》等，随即而来还有许多译文文献和研究文章的出现。鲍德里亚一生充满着决裂和矛盾，在高中毕业以后，他与他的父母决裂，开始了这种“决裂的模式”，走向了学术研究的道路；随后，他和他的老师列斐伏尔决裂，开始研究符号学和后现代主义。因此，鲍德里亚的理论方向也处在不断变化、不断转向之中。对于鲍德里亚理论的不同类型，国内学者受到凯尔纳的影响，做出了两种分类形式。第一是两分法，第二是三分法。两分法是早期和晚期之分，以1976年为分界点，“在早期，鲍德里亚基本上是以一个社会批判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他在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它的符号批判，并逐渐地澄明了自己的象征交换的立场”。主要的代表作有《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晚期，鲍德里亚把从以往的批判理论的目光转向拟真与技术等后现代主义。在这个时期，主要代表作有《诱惑》《拟像与拟真》《宿命策略》等。根据二分法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侧重对鲍德里亚早期理论的研究。三分法主要是将鲍德里亚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鲍德里亚对马克主义的批判，结合符号学对消费社会理论展开详细的论述与批判；第二阶段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第三阶段是鲍德里亚思想的大幅度转变，与现实本身决裂，走向物体支配一切的阶段。

二、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鲍德里亚思想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消费社会、符号消费、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等方面。而关于鲍德里亚技术哲学的研究比较笼统，缺乏一定的依据和深入的分析。对于鲍德里亚技术哲学方面，研究得比较深刻的有孔明安、张劲松等人。孔明安多篇文章都是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研究。我总结了国内对于鲍德里亚技术哲学思想研究的几个方面：第一，媒介技术批判。国内学者对于鲍德里亚的媒介技术理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消费社会中的媒介传播、媒介形成的符号世界以及对符号消费的批判。而张劲松在《拟真时代：鲍德里亚媒介理论的后现代视角》中则把目光转向以拟真与超真实概念为核心的后现论。首先，论文对媒介理论的语境转换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媒介的批判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使人类传播信息的方式从书面文字转向为影像和动态画面的影像时代；第二阶段是景观社会，即影像通过电视、电影、广告的方式传播构成了虚幻的表象，给大众视觉的催眠。“人类的视觉就自然被提高到以前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的卓越的地位；最抽象、最易于骗人的视觉，也最不费力地适应于今天社会的普遍抽象”。第三阶段，影像不只是单纯地与现实对应，它通过技术的改造甚至是伪造，扭曲了现实，影像变得超现实即拟真世界。由影像发展到拟真的过程的转变，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方向发生了变化，我们在真与假中迷失，同时也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其次，是论文的核心部分，这一系列变化的肇事者———媒介技术。电视等新媒介手段将事物处于一个幻想的世界，一个拟像的框架里。作者认为电视不再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工具，而是对现实的拟真，媒介技术是现实和拟真的体现。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平时看的神话电视剧，里面的服装、道具、飞檐走壁等都是电视制造出来的唯美画面，人们幻想自己也是剧中的主角，可以上天入地，这比我们平时经历的现实生活更真实，也比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媒介的超现实，使人们的生活理念和日常形态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最后，文章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论述。在媒介技术的笼罩下，信息传播逐渐变得多元化，将主体的思想、欲望、价值观都统一到认知结构中。主体成为媒介的隶属品，消失在技术之中。媒介技术压制了作为社会主体的大众、消解了大众的主体地位，而沦落为“沉默的大多数”，最后成为“社会的终结”。徐琴在《论鲍德里亚的大众媒介批判理论》一文中认为，鲍德里亚指证了大众媒介通过编码规则和传播技术而构建了一个仿真的世界，从而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由媒介支配的社会。第二，鲍德里亚的技术观。鲍德里亚技术哲学思想中有着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和浓郁的技术悲观主义。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鲍德里亚技术决定论，既有技术对人与社会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的极端性。孔明安的《完美何以有罪———鲍德里亚对现代技术与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和《技术、主体与形而上学的玄学遐想———鲍德里亚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研究》都对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悲观主义进行了分析。“完美的罪行”是形而上学的体现，作者理解的完美是从技术角度理解的。完美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完善，同时还有意愿和意志两者内在的联系。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但作者认为，鲍德里亚更多的体现的是现代技术的报复和对未来的悲观语言。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鲍德里亚后期的思想是消极的，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夸大了技术的消极影响，人类受控于技术却无法改变现状，甚至人类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张劲松在《拟真世界与客体策略———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及启示》中提到，鲍德里亚的后现论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主体失去了其自身应有姿态的存在，变为技术的创造品和隶属品。伴随着主体衰退，客体的不断壮大，客体世界开始控制并主宰着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行。因此，鲍德里亚的理论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技术危机带来的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日益破坏，对于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技术、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深刻的哲学意义。国内对鲍德里亚技术哲学的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很多，大多论文都对鲍德里亚的技术哲学进行了概述，但是没有一个系统的框架。孔明安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用STS的视角来解读鲍德里亚的技术哲学思想，但是在文章中并没有详细的论述。荣国盛在《技术物：思考消费社会中技术和技术问题的出发点———鲍德里亚早期技术哲学思想研究》中探讨了技术与技术物、技术物与人、技术物与灾难等方面的关系，使得技术、社会、人类关系联系在一起，给学术界研究鲍德里亚技术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三、国外研究现状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鲍德里亚理论思想在国外学术界迅速传播，学者们对鲍德里亚思想的讨论进入了一个狂热的阶段。在众多的研究者中，以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最为著名。凯尔纳在多部著作中都把鲍德里亚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尽管鲍德里亚本人坚决否认。国外学者对于鲍德里亚的研究资料颇丰，但主要集中于后现论，例如对泽尔认为他“明确和肯定地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毕竟，他的著作对后现代主义者产生过影响”，而对于技术哲学方面的研究的资料较少，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第一，拟像与技术。道格拉斯凯尔纳在《鲍德里亚与千禧年》一书中阐述了鲍德里亚关于后现代时期的这种极端的无为状况的思想，剖析了许多批判学家对其思想体系结构进行的指责和批判。这本书主要探讨的内容有：自然灾难，肉体，受害者文化、身份和互联网病毒等核心概念，反映出鲍德里亚的千禧年思想自1980年至2000年的发展过程———从拟像到消亡。第二，媒介技术。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中从后现代的角度对鲍德里亚的媒介理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鲍德里亚的理论对于信息传播的新形式、媒介理论有着变革性的意义。媒介技术将新的形式植入到人类正常的生活中。就好比电视，我们不用跋山涉水地去欣赏世界各地的美景，我们只需坐在家里，休闲地操控遥控器，便可知每一个地方。拟真的逻辑体系形成了从单向的一媒介时代向双向互动、去中心化的第二媒介时代的过渡。鲍德里亚把目光主要集中在电视荧幕上，力求揭示出电视等媒介技术令人沉迷于此的本质性原因。波斯特将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媒介的理解与鲍德里亚做对比，得出鲍德里亚除了给媒介技术引入了一种新的文化原则外，它们还给当代社会的政治活动和理论观念造成了破坏。此外，波斯特还批判了鲍德里亚的以客体身份抵抗的“沉默的大多数”，波斯特认为鲍德里亚的媒介理论还拘泥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律，但是并没有揭示出媒介技术将如何激发一种新政治。

四、结语

鲍德里亚思想错综复杂，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从科学技术哲学与社会的角度来看，鲍德里亚的思想给予我们新的角度和视野。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指导，我们需要哲学的思考，同样的，哲学的发展也要结合实际情况，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对鲍德里亚技术哲学的研究也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鲍德里亚技术哲学的先见性，让我们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人类、对社会的影响。对于科学研究，我们往往会拘泥于范式之中，找不到研究的新角度，鲍德里亚点醒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介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鲍德里亚技术哲学的悲观性。他夸张地把现代的高科技作为当下社会发展的一颗毒瘤，他不认为相互对立的两对矛盾会相互转化，有一定内在的联系，相反的是，他认为对立的一方会无限发展，看不到尽头，甚至超越自身达到极致，失去原有的平衡。科学技术不仅仅具有物质功能，它也能反映客观世界，满足人们对崇高精神的一种需求。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西学东渐；理解科学；科学与儒学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3-0107-06

一

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起步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时，中国兴起了 “文化热”。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已有的研究基础，笔者开始投入以关注科学与中国文化关系为重心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

1989年，为庆祝“五四”运动70周年，笔者写了《传统科学目的观：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山东大学学报》1989、1）一文，旨在挖掘中国科学界不能正确处理求真与致用关系的文化根源。现在已是中研院院士的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先生看到后，建议笔者把该文压缩、改写，经他推荐， 发表于台湾《科学月刊》（1995、4）。同年，笔者又写了《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山东社会科学》1989、2）一文。该文不长，但产生了一定影响，前不久还有一位年轻教师抱怨笔者，说笔者现在对传统文化批评的锐气远不如当年写《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的时候了。

1995年，由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路甬祥先生作为主编，笔者作为执行副主编，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等单位的一批知名学者，撰写了一套“中国科技潮”丛书。其中，笔者独立完成了《中国科技思想的创新》一书。该丛书共7册，分别从科技思想、科技体制、基础研究、发明创造、高技术、科技人才、科技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等七个侧面回顾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在一定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套多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思想史。后来这套丛书获得了山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在组织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中，笔者陆续发表了《中国科技体制形成的历史回顾》《中国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1958～1980》《一份重要的科技文献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新中国科技意识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关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几个认识问题》《科教兴国战略的政策思想创新》等文章。

1994年，笔者当时所在的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在青岛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笔者选定20世纪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严复，围绕他关于科学与封建文化、科学的认识方式和科学目的观等方面的思想，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带到会上，次年陆续发表，它们是：《严复论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哲学研究》1995.3）、《严复论传统认识方式和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2）、《纠正重官轻学传统心习，优化科学发展文化环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2）。台湾清华大学与李约瑟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科学史通讯》刊登了这一组文章的摘要。

以后几年，笔者也写过数篇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文章，但已是断断续续的了。其中，《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核心命题刍议》（《文史哲》1998、2）批评20世纪初年“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科学方法万能”论，探讨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应用的限度。这篇文章产生了一定反响。《新华文摘》、中国人大《科学技术哲学》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分别做了转载或摘要，著名法学家邓正来主持的“正来学堂”介绍了此文。

总之，1989年至1995年是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开端时期。

1996年，笔者开始为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学这门课程。科学文化史是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重心。在科技哲学的意义上，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隶属于科技与社会的范畴，因此为了加强研究的理论深度，笔者一度转向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相继出版了《理解科学――多维视野下的自然科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和《科学的社会性与自主性―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两部著作。后者不仅以默顿学派为中心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西方科学社会学，而且，从科技哲学的角度与西方科学社会学家展开对话，对他们的思想作出中肯评价，并就有关理论问题阐发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该书忝列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后，获得学界好评，相继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此期间，笔者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也多是围绕科学社会学相关理论问题展开的。代表性的有：2004级博士刘海霞刘海霞，现为山东建筑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夏平科学编史学思想研究》（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5级博士卢艳君卢艳君，现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科学制度的理性光辉――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研究》、2006级博士王彦雨王彦雨，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科学世界的话语建构――马尔凯话语分析研究纲领》等。

当科学社会学搞到一定程度后，我觉得，是应该重新返回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时候了。于是，大约2007年左右，“西学东渐”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

二

自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至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西学东渐大致可分为传教士学术传教、洋务运动技术引进、先进知识分子科学启蒙三个时期。虽然此后西方科学仍在传播，但就中国科学发展的主流而言，西学传播已让位于中国的独立研究。笔者打算首先从明末清初开始研究，随之，笔者所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转到了这一方面。

西学东渐三百多年，资料浩如烟海，文字非古文即西文，难度很大。这一段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因为 “左”的年代认为，传教士到中国是文化侵略，传教士的话题相当敏感；另外，这一段也容易让人感到晦气，因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主要任务是发现中国做出的世界第一的东西，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素材，而西学东渐这一段则主要是被动接受西方科学，有长他人志气之嫌。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西学东渐研究开始升温。但是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界、史学界，而科学技术哲学界一直缺乏介入。客观上，除了难度大、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题材只能属于史学，似乎科学技术哲学不宜。笔者的看法是，和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一样，西学东渐的研究角度是开放的、无穷的。史学、语言学、传播学、宗教学、文化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都没有什么不宜的问题。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西学东渐，一定要紧紧把握住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主要任务不是发现新事实，而是在史学家所发现事实的基础上，思考事实之间广泛、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牢牢抓住“理解科学”这一主线，研究那些带有科学技术哲学性质的问题。科学变动不居，科学的本质亦然。故而人们对科学本质的认识不能一劳永逸。在科学与各民族文化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中，科学的文化本质最易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显现，更何况中国的“西学东渐”持续300多年，周期长、速度慢、曲折多，因此，“西学东渐”是理解科学颇有特色的场域。总之，“西学东渐”的研究，对科技哲学的学科建设、明清科技史和儒学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顺便说及，科学上说的“近代”是从明末开始，即从利玛窦进中国开始，因为这时候西方科学已经传进来并在一些领域逐步占据上风，从科学性质的角度看，已经属于近代。科学史和一般历史的“近代”断限是有落差的。

大致说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变化有三个层次的影响：一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二是对儒学、道家文化等各个文化形态的影响；三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三个层次是一个连环套：整个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中心，而儒学包含着中国传统科学。虽然传统科学和道教、墨学等有一定联系，但主体部分从属于儒学。如果说西方古代科学包容于哲学，那么，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算农医等科学则主要包容于儒学。所谓“圣人制历以纪天”、“圣人制数”、“儒医不分”等即是明证。

最初，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层次即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科学嬗变的关系方面。

（1） 数学方面， 2007级博士生宋芝业宋芝业，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副教授。进行了《明末清初中西数学会通与中国传统数学嬗变》的研究。这篇论文将明末清初中国传统数学嬗变的考察置于中西文化碰撞尤其是西方科学和儒学交互作用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关注了这一历史过程中儒学“理”的观念等方面的变迁。为此，有评审专家称赞此文 “数学会通涉及作为文化背景与儒学的关系，对伴随会通儒家‘理’概念的变化以及数学在儒家眼里地位的变化的揭示也很有启发意义。”这篇论文在答辩时，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董光璧先生，以及我校历史文化学院终身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路遥先生和南开大学哲学系李建珊先生等7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给予了较高评价。该论文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近期以《会通与嬗变――明末清初东传数学与中国数学及儒学“理”的观念的演化》为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 天文历法方面，2008级博士生王刚选的题目是《西学东渐与中国天文历法的嬗变――以〈崇祯历书〉为中心》。《崇祯历书》这部书100多卷，篇幅大、难啃，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天书”，当今之世通读过它的人屈指可数。但西学东渐影响下的天文历法的嬗变在这本书里得到了集中体现，必须攻克它。笔者告诉王刚，《崇祯历书》是横亘在西学东渐研究道路上的一座碉堡，解决此拦阻的角色就交给你了。后来，为了加强思想深度，论文题目改为《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在校期间，王刚围绕毕业论文，发表了数篇CSSCI论文。

（3） 农学方面，曲阜师范大学一个受笔者影响较深、本科学农的硕士生做了《明末清初中国农学嬗变的哲学思考――以〈农政全书〉为中心》研究，这是我给他建议的方向。他为写论文专程赴上海徐家汇参观，并拜访了复旦大学李天纲等先生。这位学生告诉我，李天纲先生十分赞同这个题目。中国传统农学是经验型的、精耕细作、顺应时令等，《农政全书》开始引进西方水利、农业机械，就连数学方法也开始进入农学。中国农学由此踏上近代化的道路。

（4） 医学方面。医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其他领域西化倾向比较严重，而这个领域，虽然在医疗实践上西方医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理论上就中医的存废迄今争论过多次，但中医学毕竟整建制地保留下来了。中医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发达较早、内容丰富、自成系统，旁及中草药、经络、针灸等，疗效显著，就是原理不能彻底说清楚。西方科学传进以后，中国医药学究竟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中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等，是很值得深究的。为此，出身中医门第的2009级硕士生郑言的论文题目是《张锡纯中西医汇通思想研究》，该论文旨在以中国近现代中医学界泰斗张锡纯的中西医汇通思想研究为例，运用“地方性”知识概念和后殖民地科学观理论，分析西学冲击下的中西医结合模式，探求中医学发展的新出路。郑言硕士毕业后，应届考取了山西大学科哲专业博士，其博士论文仍然沿着这个方向做。

（5） 地理学方面。中国地理学传统比较强大，但方法落后，主要依靠个人游历搜集资料；盛行“天圆地方”观念；确定地理位置的用的是“计里划方”等。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图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开始放眼看世界；同时，也使中国人了解到了地图绘制的先进技术，尤其由康熙帝亲自主持、由传教士主导、长达10多年的《皇c全览图》的绘制工程，是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在把西方先进的地图地理学知识较全面输入中国的同时，还在直接参与测绘的200多位中国人中间，培训了一批掌握西方测绘知识和方法的人才。所有这些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改造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方面的研究，除了2013级博士生刘溪关于《东传科学与康熙理学治国》的研究将部分涉及外，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学生做这方面的论文。

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科学嬗变关系的初步研究表明，民族科学的普世化是大势所趋。一方面，世界各国民族科学的主体部分或迟或早大都汇入近代科学的大潮之中；另一方面，诞生于西方并一度作为西方标志性文化的近代科学，也因为科学文化的急剧发展和独立性增强，以及世界各国精英纷纷加入科技大军而脱离了西方的地方性，最终演变为普世性的世界科学。

三

最近几年，我们的研究已经逐渐集中在第二层次即西方科学的传入与儒学嬗变的关系方面。

（1） 东传科学与明末清初奉教士人研究。西学传进来后对儒学的冲击很强烈。主要是基督教对儒学的冲击，其次是西方科学对儒学的冲击，应当说这两种冲击是互为表里的。其中包括利玛窦等传教士钻研四书五经，重新诠释儒学，用原始儒学批判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等新儒学。所有这些，导致儒学在概念、范畴和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基督教与儒学激烈冲突背景下，科学与儒学的这种深层互动关系，在始终活跃于西学东渐最前沿的明末清初奉教士人这一特殊群体那里，得到了最集中、最生动的反映。其别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启。徐氏是大儒，进士及第，官至宰相，吸收西学最充分，而且皈依了天主教，在儒学发展史上是一位极其重要、相当特殊的人物。他深为基督教所折服，心仪西方科学。他认为，传教士言传身教的行善乐施、清心寡欲、诚实守信、以德报怨、远离邪恶、待人如己等基督教信条，如果在百姓中间得以普及，那么，这对于治理中国社会，一定会见奇效。他受洗入教是与他治理中国的抱负分不开的。在儒学激烈拒斥基督教的背景下，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等西学所引发的儒学变化，以及儒学的核心观念对于西学传播所产生的效应，均在徐光启身上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所以，研究西学引发的儒学嬗变，乃至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徐光启这个关键人物的。笔者指导的2004级一位硕士生曾以《徐光启：科学、宗教与儒学的奇异融合》为题做过学位论文，由于各种原因，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现已重新启动徐光启研究，目前2014级博士生王静已确定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角度撰写关于徐光启的博士论文。而李之藻和王徵等人的研究都有硕士撰写了学位论文。

“西学东渐”既是西方科学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在西方科学影响和带动下中国科学逐步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其间，西方传教士的作用不容抹煞。2010年5月底笔者应邀前往意大利米兰圣心大学，参加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活动，并作了《利玛窦：中国科学近代化奠基的第一人》该文经反复修改，以《利玛窦科学传播功过新论》为题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2期。的主题报告。当时，与该校有关方面初步达成一个意向性的计划，准备联合做一下关于“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近代化”的研究。由于语言与资料等诸多限制，目前此研究尚处于资料搜集阶段。2008级博士生张向东的《明末清初传教士身份认同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隶属此一研究方向。

（2） 东传科学与明清实学研究。明清实学是在明代中后期国家内外交困的危亡形势下，对宋明理学进行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儒学流派。它与当时传入的具有实理、实用和实效等优点的西方科学一拍即合，迅速形成了良性互动，进而对西方科学的传入发挥了积极作用。明清实学思潮的实质是儒学认知内涵质的扩张，抑或说是儒学朝向形成自己具有近代气质的认知传统迈出了关键一步。因此，明清间实学思潮的意义不容低估，对实学思潮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当刮目相看。 2010级博士生杨爱东的博士论文《东传科学与明末清初实学思潮――以方以智为中心》意在以方以智（1611-1671）为例，考察西方科学对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影响。2013级博士生徐洪勃拟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角度对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做一系统研究。2012级硕士生闫茂源的熊明遇研究，也属于此一方面。

（3） 东传科学与乾嘉学派研究。 以戴震（1724-1777）、阮元（1764-1849）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受西学的影响也比较明显，特别在研究方法上。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明显受到西方科学经验传统的影响。如何估价乾嘉学派考证方法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个问题学界颇有分歧，笔者较倾向于胡适的观点。他认为，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中最具科学性质的方法，该方法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J].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资料选[M].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91.。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是否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型？若然，这一转型对于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对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是什么？在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上它所提供的启示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2009级博士生张庆伟的学位论文《东传科学与乾嘉考据学――以戴震为中心》，试图论证：在作为乾嘉考据学典范的戴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由知识层面到认知方法层面，再进至哲学建构层面， 东传科学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11级硕士生辛璐茜的学位论文《把科学精神融入儒学传统中――以阮元为中心》）也属于此一范畴。

（4） 东传科学与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研究。2012级博士生刘星的论文《东传科学与清末民初今文经学――以康有为为中心》，旨在以康有为（1858-1927）为例，考察西方科学对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影响。

（5） 东传科学与当代新儒家研究。2012级硕士生吴士震的论文题目是《梁漱溟（1893-1988）的科学思想研究》； 2011级博士生吕晓钰的学位论文题目暂定为《科学与成中英的本体论诠释学》，目前正在撰写之中。

西方科学的传入与儒学嬗变关系的初步研究表明，近代科学的普世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它与各国民族文化相遇后，会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从冲击到汇通、再到融合的过程。民族文化将永远作为文化环境对科学发展发挥制约作用。不论哪个国家，科学要获得长足发展，都必须使科学在对民族文化发挥引领和提升作用的同时，主动适应民族文化，并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构建优良的科技创新文化。

四

第三层次的研究，围绕西学与整个中国文化展开。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问题。究竟怎样处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怎样建设中国崭新的现代文化？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摆脱不了“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两极选择，通过对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两条路都不妥当。“中体西用”的要害是：中学保留什么、保留到什么程度不好把握，搞不好，很容易走复古的路子；“西体中用”的要害是：西学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不好把握，搞不好，很容易盲目照搬，走向全盘西化。相比较而言，以薛凤祚等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学者群体所开创的“会通”策略，更富有建设性和借鉴意义。这一策略意在消弭分歧，取长补短，进而达至中西贯通。尽管这一迥然不同的策略主要表现在科学上，但似乎也适用于处理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

前几年，笔者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花了很大精力研究薛凤祚（1600-1680）这个长期被人冷落的、山东淄博籍的“西学东渐”关键人物。2010年10月，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以及淄博市政府，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会后有齐鲁书社正式出版了《中西文化会通的先驱》论文集，为山东古代科学的辉煌又增添了浓重一笔。笔者在收入本书的《薛凤祚科学思想管窥》（《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7）一文中首次提出，除了最先采用哥白尼、引进对数两大贡献外，薛凤祚的中西会通思想是其第三大贡献。然后，在《“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文史哲》2012.2）一文中，对薛凤祚中西科学会通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现代价值进行了阐发。徐光启提出的是“F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大统”就是大统历，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装到中国传统历法的框子里。薛凤祚继承了徐光启，但有发展。他提出的会通模式是“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F“各方”之材质，不仅仅是中西双方，包括阿拉伯的回回历都可以。入“吾学”之型模，“吾学”是什么呢？“吾学”肯定不是中国传统历法，因为他对中国传统历法有清醒的认识，批评十分严厉。依据他所强调的“欲言会通，必广罗博采，事事悉其原委，然后能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吾学”应当是一种新学。

薛凤祚的这一会通模式是非常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完全可以推广。尽管薛凤祚甚至有清一代的儒士们所做中西会通工作的成效并不甚理想，但是，他们关于中西会通的思想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处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进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方针。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首先对“用”和“体”均持一种 “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态度，可以古为今用，也可以洋为中用，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不必纠缠于中西新旧；另一方面，以“用”促 “体”、以“用”养“体”。 “体”主要基于现实的需要，决不囿于“传统”，在“用”的促进下，“体”永远处于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永恒发展状态。这其间，文化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既有利于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只要符合这一标准的，不论中西、新旧，都可为我所用。

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单单是明末以来来华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的外力促成的，其动力机制中一定存在着内在的发展理路。否则，如果没有中国科学内在发展逻辑的呼应，不论外力多么的强大，都将是无济于事的。那么，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内在发展逻辑是怎样的？它有哪些具体表现，又是如何和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的外因相互作用的？此外，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实现，也一定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例如，明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思想文化领域经验传统和逻辑分析传统的形成问题等等，都是“西学东渐”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这些年，为了带领研究生们进行“西学东渐”研究，一方面，笔者要有选择地做一些微观研究、实证研究，关于严复和薛凤祚的研究即属此例；另一方面，我还要进行一些战略上和方法论上的思考。为此相继发表了《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研究断想》《“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儒学和科学具有广阔的协调发展前景―――从西学东渐的角度看》《论儒学与科学的契合》《试论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