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理论范文

技术创新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创新理论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对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某些机械的发明”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创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关于“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

技术创新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2］。其发展是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技术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尽管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而熊彼特将创新作为其一生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终使创新得到了其在经济分析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式［3］。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熊彼特的分析结果相对于他所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内容而言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撇开了生产关系;未能以大量实证经验为基础,没有统计分析;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把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制度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使创新游离在制度层面之外;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也忽略了渐进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它毕竟为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个学派。

二、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索洛残差[注:“索洛残差”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率之后的余值。]索洛(1957)把这一余值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即是由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又被称为“索洛黑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4］。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5］。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6］。

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7］。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这三个基本因素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而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6］。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熊彼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要素来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层次虽然仍偏重宏观层面,但更深入、更具体,对技术创新原因或动力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质,但缺乏对每一种市场结构具体的分析,按照经济学上对市场结构的划分来看,“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理解为包括两种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对在这两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有何不同,以及这两种市场结构比较,哪种市场结构更容易引发技术创新,他们没有作进一步分析阐述。实际上,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寡头垄断者依靠垄断势力能够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开辟市场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头垄断者之间形成某种默契或现有产品存在高额利润的前景时,就会阻碍技术创新的进行。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下,企业虽有一定垄断程度,但占有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无论在资金、技术力量还是在开辟市场能力等方面,一般达不到寡头垄断企业的实力,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相对较低,但一旦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会马上组织生产,抢占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发生得会更频繁、更活跃。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研究,这里没有一一概述,总之,新熊彼特学派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四、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8］。

以戴维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制度创新理论中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和工会制度等,而没有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另外,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所提出的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促进制度创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创新过程的,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假定。实际上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对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如契约理论),而且由于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

五、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4］。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对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不同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组织和机制,国家之间的异同和这些异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

六、结语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系统和明确的阐述,熊彼特开拓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为后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问题,但仍把技术创新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因此对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其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较大,因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有限。制度创新学派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但所研究的制度是具体的制度,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这一现实,研究方法仍采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因此经验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理论体系的提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战略性地位,但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对创新生成和运作机理的影响,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毛凯军.技术创新:理论回顾与探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10):55－59.

［3］彭纪生,刘伯军.技术创新理论探源及本质界定［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12):101－103.

［4］李永波,朱方明.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3(3):188－191.

［5］余志良,谢洪明.技术创新政策理论的研究评述［J］.科学管理研究,2003,21(6):32－37.

［6］叶明.技术创新理论的由来与发展［J］.软科学,1990(3):7－10.

［7］傅家骥.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技术创新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创新理论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对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某些机械的发明”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创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关于“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

技术创新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2］。其发展是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技术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尽管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而熊彼特将创新作为其一生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终使创新得到了其在经济分析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式［3］。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熊彼特的分析结果相对于他所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内容而言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撇开了生产关系;未能以大量实证经验为基础,没有统计分析;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把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制度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使创新游离在制度层面之外;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也忽略了渐进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它毕竟为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个学派。

二、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索洛残差[注:“索洛残差”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率之后的余值。]索洛(1957)把这一余值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即是由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又被称为“索洛黑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4］。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5］。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6］。

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7］。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这三个基本因素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而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6］。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熊彼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要素来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层次虽然仍偏重宏观层面,但更深入、更具体,对技术创新原因或动力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质,但缺乏对每一种市场结构具体的分析,按照经济学上对市场结构的划分来看,“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理解为包括两种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对在这两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有何不同,以及这两种市场结构比较,哪种市场结构更容易引发技术创新,他们没有作进一步分析阐述。实际上,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寡头垄断者依靠垄断势力能够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开辟市场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头垄断者之间形成某种默契或现有产品存在高额利润的前景时,就会阻碍技术创新的进行。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下,企业虽有一定垄断程度,但占有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无论在资金、技术力量还是在开辟市场能力等方面,一般达不到寡头垄断企业的实力,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相对较低,但一旦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会马上组织生产,抢占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发生得会更频繁、更活跃。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研究,这里没有一一概述,总之,新熊彼特学派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四、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8］。

以戴维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制度创新理论中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和工会制度等,而没有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另外,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所提出的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促进制度创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创新过程的,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假定。实际上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对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如契约理论),而且由于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

五、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4］。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对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不同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组织和机制,国家之间的异同和这些异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

六、结语

技术创新理论范文第3篇

(一)财政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内在规定性如税收负担的轻重、政府公共投资和财政补贴的多少等，对技术创新活动都会产生极为明显的激励效应。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安排会直接影响技术创新动力。企业从事某项活动的动力大小直接取决于企业通过该项活动所能取得的经济利益的大小，如果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带来的利润水平过低，必然会严重影响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因此，制订合理的税收强度和给与适当的财政补贴，保证企业有合理的经济利益，是促使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政府通过政策安排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主要在于弥补市场失灵，是在允许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由政府加以宏观调控和有效指导。因此，财政政策激励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是市场激励不足的创新领域和环节，以及对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引导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通过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提高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在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安排方面，财政收入政策主要是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税收优惠，而财政支出政策则是对研究开发的政府公共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其中政府采购对于创新活动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同时创新成果也能比较快的取得效益。因此政府采购是一项比较好的支持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二)税收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税收具有调控资源配置的功能，税收优惠作为激励与引导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将有效地诱导和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一般来说，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创新和科技发展的激励作用包括:降低技术开发成本，推动研究开发进程;降低投资风险，鼓励技术创新投资不断增加;支持企业应用新成果，引进新技术，更新机器设备，加快技术改造;鼓励技术和高新技术产品输出，积极发展科技创业;支持科技体制改革，为技术创新和科技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由于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实施成本低、透明度高、公平性强、影响面广等特征，世界不少国家特别是美国、印度等均重点采用税收优惠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二、财税政策激励技术创新的经济效应

(一)财政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分析1．政府政策。政府采取措施，矫正“市场失灵”，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收益，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最终达到全社会企业研发投入总量的最佳水平。关于政府干预的效应如何，我们可以利用“创新”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创新”生产函数是研究创新投入(如研发支出或人力资本支出)与有形产出(如专利或新产品的发明)之间关系的。根据“创新”生产函数，可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衡量企业创新活动的水平。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效，就是观察这两个指标前后是否发生变化。这里以研发投入作为衡量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指标，利用比较静态来衡量政府干预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用(见图1)。纵轴为其他资本要素投入，包括外购高新技术产品。该代表性企业在得到研发政府优惠之前，等成本线为IS1，等产量线为Q1，点B1为该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要素组合。在得到政府优惠之后，企业所面对的等成本线发生变化。因为政府优惠的存在使得自主研发的研发投入成本下降，等成本线为IS2，均衡点也从B1点变为B2点。在新的均衡点下，研发投入从X1点升到X2点，研发支出增加。可见，企业自主创新研发投入是增加的，企业的自主创新受到了激励。2．政府采购。继熊彼特的开创性发现⑦之后，后来的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创新理论进行了研究，在承认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的同时，也指出创新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面对技术创新的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加之技术创新一般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企业会更倾向于选择分享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效应所带来的收益，成为“搭便车者”。但让人忧虑的是，我国许多企业不仅缺乏技术创新的意识，还在粗放式经营，甚至缺乏成为技术创新“搭便车者”的意识。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的企业缺乏致力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动力和热情，将会导致技术创新供给不足，从宏观上来说，将会影响到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图2所示的技术创新供求模型来简单分析。在图2中，Si表示技术创新的供给曲线;Dm表示市场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曲线，该曲线是市场上创新消费者个人的边际收益曲线，并不能反映社会对创新价值的评价，因此，创新的均衡水平为Qm;Ds表示社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曲线，该曲线考虑了外部经济给社会带来的价值。如图2所示，由于技术创新具有二重性，是一项具有很强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会引起市场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曲线Dm与社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曲线Ds的区别，使得最终的技术创新的供给量Qm低于社会需要的供给量Qs。市场机制存在非效率的一面，导致技术创新供给不足，缺少的供给量为(Qs－Qm)。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之一，在技术创新领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通过推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采购G，市场对创新的需求曲线将会向右上平移，市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增加将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热情和动力，从而使技术创新的供给增加，而增加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供给不足。当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弥补技术创新供给的不足，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G，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采购的规模，而从更加宏观的程度上来说，取决于政府采购的规模。可见，政府采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3．政府科技拨款。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R＆D活动具有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由此造成政府科技拨款制度作为消除R＆D市场失灵的手段显得非常重要。政府科技拨款制度可以通过对企业直接资助、对公共科研机构的资助两种方式来进行。如图3所示。以下通过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直接资助对企业R＆D的影响。直接资助是对符合政府特定目的的项目或有较高收益的科研项目，在政府预算经费内直接拨款。既可以达到刺激R＆D投资的目的，也可以引导产业发展。假设企业1和企业2分别属于国家1和国家2，并在统一世界市场进行竞争。同时假设只有企业1从事R＆D活动，并且最初两个企业都可以采用一种相同的技术进行生产。企业1的R＆D活动存在溢出，即部分成果技术溢出可以使企业2以零边际成本利用。假定产品的反需求函数为p=a－(q1+q2)，p为价格，q1和q2分别为企业1和企业2的产量。假定企业1和企业2的单位成本函数分别为c1=c0槡－gx，c2=c0－β槡gx。其中c0为两个企业最初的边际生产成本，x为企业1的R＆D支出，与g分别表示溢出和R＆D效率。另假定政府存在对企业R＆D的资助，资助率为s。首先用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描述企业1的R＆D水平和资助率s的关系。第一阶段，企业1在存在政府资助的情况下确定自己的R＆D投资水平;第二阶段，两个企业在产品市场上进行市场竞争。这里用逆向归纳法来求解这个两阶段博弈模型。给定R＆D投资水平，企业1和企业2分别选择自己的产量q1和q2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两个企业的利润可分别表示为:π1=［a－(q1+q2)－(c0槡－gx)］q1－x(1－s)(1)π2=［a－(q1+q2)－(c0－β槡gx)］q2(2)第二阶段企业选择产量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水平。此时利润函数的一阶条件为：直接资助会提高企业R＆D投入水平。但是很难由上式推出因变量对于各个自变量的一阶导数，从而推断函数对于各个自变量的单调增减性。由此可以得出x*s＞0。亦即，随着国家1对企业1进行直接资助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1获得同样R＆D成果所需要的实际投入减少，从而激励企业提高R＆D支出水平。而R＆D活动溢出效应的增大同时将导致企业R＆D水平的降低，因为溢出增加时，企业2从企业1的R＆D活动中获得的成果会相应增加，从而企业1从R＆D投入中获得的相对收益减少，R＆D水平降低。同样可以表明，当效率g增大时，企业1的R＆D投入水平提高，因为效率提高的同时，同样的R＆D投入可以获得更多收益，因此企业1会选择更高的R＆D水平。从上面建立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可见，我们不能过于绝对的理解此模型的结论。首先，由于企业愿意开发的项目和政府愿意资助的项目往往一致，都倾向于高回报率项目，因此企业可能直接用政府资助资金从事研发活动，减少自身原本打算投入的资金量，从而企业投入总量并没有增加。第二，当企业原本打算开发的项目并非政府愿意资助的项目时，政府资助金可能使得企业改变项目，去开发政府资助项目，不再开发原本打算开发的项目，这样也不会增加企业的R＆D投入水平。第三，由于获得资助的企业比没有获得资助的企业有较低的成本，使得非资助企业处于竞争劣势，有可能把他们从研发中排除掉，反而会降低研发总投入量。第四，即使在政府提高研发投入总量的情况下，也会随着对研发资源需求的增加相应提高研发资源的价格，从而提高研发成本，使一些企业因此从研发中退出。(二)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分析虽然税收支持不是基础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但通过减免设备购入环节的税费以及对科研人员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可以在税收上扶助基础研究。同时，还可以利用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捐献实施税收鼓励的方式，帮助补充基础研究资金，对基础研究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企业通常在确定是否进行投资时，将资本成本作为参照标准，来对投资项目、投资方案和追加投资决策进行评估和对比。所以，企业会在某一特定阶段内积累资本，直至资本的边际收入等于资本的使用成本时为止。其中，资本成本=边际投资的融资成本+折旧成本－资本利得－节省的税款等。很显然，税收政策的变动，会影响到企业应缴税款的增减，于是，也就会对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投资决策和水平。一般而言，资本成本与投资意愿和水平成反比。在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资本成本的决定式是:c=p(r+θ)(11)在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假设税收对损失与利得同等待遇，则:c=p(r+θ)－［c－p(r+θ)(m+n)］I(12)其中，c表示资本成本，p表示资本品价格，r表示市场利率，θ表示实际折旧率，I表示企业所得税率，m表示1元资本的将来折旧扣除现值，n表示1元资本的利息扣除现值。于是，资本成本的决定式为：c=p(r+θ)(1－Im－In)(1－I)(13)如果(1－Im－In)＞(1－I)，则(12)资本成本大于资本成本(11)，企业所得税对企业投资就产生了抑制效应。在投资支出作为费用扣除而没有利息扣除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被看作是中性的，资本成本式为(11)。在允许按比率θ折旧的情况下，1元资本的折旧现值是m=Σ(1+r)－tθ(1－θ)－t=θr+θ，同时也允许利息扣除，因而1元资本的利息扣除现值为:n=Σ(1+r)－tr(1－θ)－t=rr+θ(14)因此，m+n=(r+θ)r+θ=1，资本成本减少到p(r+θ)。在企业所得税法允许的折旧率μ低于实际折旧率θ的情况下，价值1元初始投资的折旧扣除现值将是:m=Σ(1+r)－tμ(1－μ)－t=μr+μ(15)在按资本存量全部价值计算的利息扣除n与等式(14)所表明的相同的情况下，把等式(15)和(14)中的m和n代入(13)中，资本成本式就为:c=p(r+θ)+［prI(θ－μ)/(1－I)(r+μ)］，由此可见，在θ＞μ的情况下，实际折旧率大于税法允许的折旧率，资本成本便会增大，投资意愿和水平便会下降;相反，在税法允许实行加速折旧时，即μ＞θ的情况下，税法允许的折旧率大于实际折旧率，资本成本就会减少，投资意愿和水平就会上涨。在税收法规允许企业直接按投资支出的一定比例B扣除，剩余部分再按照正常折旧率扣除的情况下，1元资本支出的折旧现值为:m=B+(1－B)θ/(r+θ)，此时的m大于实际折旧的m，所以，资本成本下降。

三、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财税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主要是通过改变创新后产品价格继而改变产品的供求关系，影响经济活动的收益和成本最终影响产品结构，从而导致企业自主创新经济活动的收益或成本因税负差别而发生变化，进而引起企业经济效益变化。运用财税政策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不仅是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政府税收职能的重要方面。政府可以为企业技术进步提供一个较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也可以提供政策引导为企业指出技术进步的方向和范围，或是为企业的技术进步行为提供配套的服务体系，尤其是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基础研究及相应的技术来源与技术支持。这当中，政府运用财税政策是不同国家支持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相同的措施之一，因为对比于其他的政策工具，财税政策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更为直接，其作用时间更长，影响也更大。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方面，可以采取的财税政策措施主要有财政贴息、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而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则是其中的税收优惠政策。财税政策对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行为有许多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关于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激励和支持，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职能，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供了先决条件。政府是一个国家的权力机关，具有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地位，这就决定了政府可以并且有能力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或手段对企业技术进步活动进行相应的指导和干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中提出了经济运行需要政府干预的政策理论，他强调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并指出税收与财政支出是政府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的观点，税收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就是说税收的支出应该主要用于为人们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而技术进步活动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也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给予财税政策的激励与扶持。此外，经济学家凯斯·马斯顿(Marsdon，1983)⑧通过研究证明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对于推动一国经济的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上述理论都可以作为“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手段来激励企业技术进步”的直接理论依据。第二，税收这种政策工具的特点和功能，决定了其可以作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手段。政府的地位和职能决定了其可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和手段，并利用不同的作用机制来指导和干预企业的技术进步活动。其中，财税政策工具是最重要的一种，也是不可替代的一种。因为，财税政策本身具有间接性的特点，它可以不直接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决策，也不直接作用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一般来说，税收有两个功能，一是组织收入的功能，另一个就是它的调节功能。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可以为政府的各项财政支出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同时也可以为企业技术进步活动提供间接的资金支持;而它的调节功能则主要是通过制定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对企业的技术进步活动加以影响和指导。

技术创新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创新理论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对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某些机械的发明”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创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关于“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

技术创新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2］。其发展是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技术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尽管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而熊彼特将创新作为其一生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终使创新得到了其在经济分析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式［3］。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熊彼特的分析结果相对于他所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内容而言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撇开了生产关系;未能以大量实证经验为基础,没有统计分析;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把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制度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使创新游离在制度层面之外;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也忽略了渐进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它毕竟为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个学派。

二、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索洛残差[注:“索洛残差”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率之后的余值。]索洛(1957)把这一余值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即是由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又被称为“索洛黑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4］。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5］。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6］。

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7］。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这三个基本因素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而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6］。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熊彼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要素来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层次虽然仍偏重宏观层面,但更深入、更具体,对技术创新原因或动力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质,但缺乏对每一种市场结构具体的分析,按照经济学上对市场结构的划分来看,“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理解为包括两种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对在这两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有何不同,以及这两种市场结构比较,哪种市场结构更容易引发技术创新,他们没有作进一步分析阐述。实际上,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寡头垄断者依靠垄断势力能够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开辟市场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头垄断者之间形成某种默契或现有产品存在高额利润的前景时,就会阻碍技术创新的进行。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下,企业虽有一定垄断程度,但占有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无论在资金、技术力量还是在开辟市场能力等方面,一般达不到寡头垄断企业的实力,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相对较低,但一旦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会马上组织生产,抢占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发生得会更频繁、更活跃。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研究,这里没有一一概述,总之,新熊彼特学派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四、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8］。

以戴维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制度创新理论中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和工会制度等,而没有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另外,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所提出的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促进制度创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创新过程的,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假定。实际上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对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如契约理论),而且由于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

五、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4］。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对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不同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组织和机制,国家之间的异同和这些异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

六、结语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系统和明确的阐述,熊彼特开拓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为后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问题,但仍把技术创新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因此对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其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较大,因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有限。制度创新学派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但所研究的制度是具体的制度,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这一现实,研究方法仍采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因此经验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理论体系的提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战略性地位,但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对创新生成和运作机理的影响,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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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永波,朱方明.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3(3):18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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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明.技术创新理论的由来与发展［J］.软科学,1990(3):7－10.

［7］傅家骥.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技术创新理论范文第5篇

1技术创新风险是可管理的投机风险

风险理论把风险分为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纯粹风险是指只有损失机会而无获利机会的风险,如火灾、地震等。其后果只有两种可能,即有损失或无损失。投机风险是指既有损失机会又有获利机会的风险,其后果有三种可能:盈利、损失、不盈不亏,如股票投资、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风险。投机风险因有利可图而具有程度不同的吸引力,使人们为求得利益而甘冒风险。

1技术创新风险属于投机风险。创新主体希望通过成功的技术创新获取期望的利益。但是技术创新系统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创新活动最终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创新成功,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二是创新失败,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甚至无法回收前期投入的资金;三是技术创新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仅使投入与收益基本持平。所以在风险类型上,技术创新风险属于投机风险。

2技术创新风险是一种动态风险,有其复杂性。即由技术创新系统的外部因素或内部因素的变动,如经济、社会、技术、政策、市场等因素的变动,研究开发、市场调研、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管理不到位,均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而所谓的静态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力的非常变动或人类行为的错误导致损失发生的风险,如地震、火灾等。

3技术创新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防范和控制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技术经济活动。通过对技术创新系统的组织管理,尤其是树立风险意识,完善风险管理,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控制风险损失的发生和发展,使受控的技术创新活动向预期目标发展。

4技术创新风险导致的失败结果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例如,电视机、电子表在美国公司经历失败之后,却在日本企业手中经过完善和市场开拓,最终获得了成功。事实上,影响技术创新的风险因素有一些是可以控制的。在改变某些可控因素之后,能够改变原来失败的结果。

5技术创新风险是可管理风险。虽然技术创新风险不可能完全灭除,但总的来说,技术创新管理比较完善的创新主体,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某些风险因素,其技术创新成功的可能性相对就会高一些。因此,要取得技术创新的成功,必须在完善技术创新管理的同时,还要加强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德?杜拉克说过:许许多多成功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有‘冒险癖’。……,他们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们能确定有什么风险并把风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恰恰是因为他们能系统地分析创新机会的来源,然后准确地找出机会在哪里并加以利用,他们不是专注风险,而是专注机会。”

2技术创新风险是一个理性过程中的风险

3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步递减

美国布兹?阿伦和哈米尔顿咨询公司根据51家公司的经验,归纳出新产品设想衰退曲线〔5〕。从新产品的设想到产业化成功,平均每40项新产品设想约有14项能通过筛选进入经营效益分析;符合有利可图的条件,得以进入实体开发设计的只有12项;经试制试验成功的只有2项;最后能通过试销和上市而进入市场的只有1项。事实上,在衰减过程中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被逐步排除,或者说可能导致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过程的进展而逐步减少。衰减比率会因产品不同、技术的复杂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别。而越保守的公司,其衰减率越高。但衰减曲线的形状具有典型性。

这一衰减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获取经验的过程。在创新设想阶段,重点是要明确技术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在调研评估阶段,重点研究顾客是否存在这种需求,企业有无能力利用这一环境机会;在取得进展后,要尽量明确在可靠程度方面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但即使到研究开发的后期,甚至产品投放市场后,不确定因素还会存在,还是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新的风险。

一些资料表明,有些创新活动,对创新项目估计不足,有时甚至不存在技术可行性或市场接受能力;对研究开发费用、设备调整费用和批量生产费

用估计不足,特别是常常低估后者,致使投资超过预算,甚至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而承受过大的风险。因此,在考虑创新项目的评价时,不仅要进行事前研究,而且还要进行事中研究,对各个阶段都要进行评价,即由一次性评估转变为多阶段的评估,有一次性决策转变为多阶段决策。

4技术创新的风险随创新过程的推进而具有积累性

国外的研究表明,应用研究阶段的成功率一般低于25%,开发研究阶段成功的可能性为25—50%,产业化或商品化阶段的成功率一般为50—70%,三个阶段的投资大体为1∶10∶100。上海对7个高新技术产业的调查,其投资的比例为1∶103∶1055。1980年美国全国工业会议的调查结果,新产品开发各阶段的费用和时间的占用比例如表1所示〔5〕。显然产品样品开发和商品化阶段是资金投入最大的两个阶段。表2新产品开发的时间和费用分布概念开发样品开发试销商品化合计时间(%)14402323100费用(%)10301644100(注:根据〔5〕整理。)

为准确描述风险的大小,我们设I为创新项目的投资费用,P为该创新项目失败的概率,V为风险变量,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V=I×P(1)技术创新项目从概念开发到市场实现要经历的阶段设为n个,则各阶段的风险Vi与该阶段的累积投资额I0i和失败概率Pi之间的关系为:Vi=I0i×Pii=1,2,…,n.(2)其中I0i=∑Ii,Ii为各阶段的投资额。显然,由于投资具有积累性,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尽管概念开发、方案分析阶段的淘汰率最高,但是由于该阶段投资费用和投资累积量较低,由(2)表示的风险Vi还是比较小的;而在样品开发和商品化阶段的投资比较高,累积投资量逐步扩大,其失败率虽然不像概念开发、方案分析阶段那么高,但由(2)式计算的风险V是很大的。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在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淘汰率不高,不尽早放弃那些没有成功希望的设想方案,就会使一些不可能取得技术成功或市场成功的开发项目进入创新的后期阶段,将使风险沉淀和积累下来,最终导致风险的增加或进一步扩大,甚至导致企业的经营危机。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①进行多阶段评价;②谋划多种可行备选方案;③将风险的控制点尽可能设置在创新过程的初期阶段,尽早释放可能存在的风险;④采取有效的管理,控制费用。

5充分利用信息是防范或降低技术创新风险的有效途径

新技术开发是探索性很强的工作,潜在着许多失败的风险。在制定风险决策时,情报的数量和质量致关重要。掌握的信息越多,越准确,才能作出正确的、有把握的决策,企业承担的风险也就相对减少;反之,承担的风险就会增大。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情报信息的搜集,不仅在技术开发阶段,在样品研制、商品化和进入市场等阶段,获取信息都是十分重要的。相应的对策是:

1树立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风险识别、风险估测、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

2加强市场研究。必须进行细致的市场研究,对用户需求有更好的理解,使R＆D瞄准和满足这些需求。这在产品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有些企业不作细致的市场调研,仅作肤浅的分析,就盲目上马,往往一事无成。

3重视分析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有些企业希望高新技术成果能够立刻实现规模生产、创收见效,未待技术完善,未进行小试和中试,就筹措巨资,投资上马。正是由于这种边完善技术、边建立生产线的侥幸心理,导致创新周期过长,成本过高,甚至项目失败的结局。因此识别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防范风险是至关重要的。

4加强信息沟通。创新项目在执行过程中,要加强信息沟通,使企业内部各部门协调配合,加强与同行的技术协作,与用户建立密切的联系,建立信息反馈渠道,改进新产品。

5加强市场营销。当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缺乏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是许多新产品失败的直接原因。对于新产品的市场开拓,制定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注重营销沟通,完善服务,听取用户的建议,完善新产品,是一些企业面临的紧迫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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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树华,张浩,袁明鹏?91家企业新产品成败的实证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7(12)

3吴涛?技术创新风险的分类研究及矩阵分析方法?科研管理?19993

4MBA核心课程编译组?新产品开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8

5日本能率协会?战略研究开发的评价和决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3

技术创新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技术创新理论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创新总是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一次重大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创新所提供的推动力日益成为决定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提出

技术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的首次由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系统的提出， “创新”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the setting up of a new product in function），即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结合，并将其引入生产体系。创新一般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1)制造新的产品：制造出尚未为消费者所知晓的新产品；(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采用在该产业部门实际上尚未知晓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开辟国家和那些特定的产业部门尚未进入过的市场；(4)获得新的供应商：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形成新的组织形式：创造或者打破原有垄断的新组织形式。

创新并不仅仅是某项单纯的技术或工艺发明，而是一种不停运转的机制，只有引入生产实际中的发现与发明，并对原有生产体系产生震荡效应，才是创新。

二、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

后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被他的追随者发展成为当代西方众多经济学理论的两个分支：一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为将技术进步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主要成果就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二是侧重研究技术创新的扩散和技术创新的“轨道”和“范式”等理论问题。从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至今已有将近100年的时间，这期间有众多学者对技术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许多有特色的理论。但是由于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再加上技术创新是一个设计面广、影响很大十分复杂的过程，所以至今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机构对“技术创新”概念的定义莫衷一是。

表1 技术创新定义

资料来源：范柏乃：《区域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10月

1．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RobertSolow）于1956年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该经济使用两类投入（资本和劳动）生产一种均质产品，首先假定技术保持不便，集中考察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资本累计模型）。假定只有一种资本品而且总资本存量是K，工人的数量是L，总产出为Q：

产出方程为：Q＝F（K/L）

式中的(K/L)表示人均资本量。

人均资本量随着时间而增长的进程称为资本深化，而在这样一个没有技术创新的古典增长模型下，经济会进入一种稳定状态：资本深化终止，实际工资不再增长，资本收益率也保持稳定，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停止。然而20世纪中期，实际工资并未停滞，单位资本收益率反而上升。此外，这种理论既不能解释为什么经过一定时间生产力有巨大的提高，也不能解释不同国家间的单位资本收益率的巨大差距。

技术创新就是这种模型所遗漏的要素，它主要涉及了生产工艺的改进、新产品改良以及新服务的引进。我们可以将技术创新表示为下图中生产函数的上移。图中APF1950和APF1955分别代表1950年和1955年的总生产函数;正是由于技术创新，总生产函数曲线从APF1950上移到APF1955。资本深化和技术创新作用的综合则用箭头表示，它使得人均产出从（Q/L）1950增长到（Q/L）1955。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本生产率，抵消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图 美国1950年、1955年生产函数

索罗分析了1909年～1949年间，美国经济中每小时劳动总产值增加了一倍，这个增额中大约7/8可归功于“最广义的技术进步”。

(2)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986年，罗默（Paul・Romer）在《收益增长和长期增长》中，提出了一个与收益递减的传统模型不同的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型。他把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的内生变量和知识积累的结果，认为知识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在罗默的模型里，知识被分解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产生经济外部性，使所有企业都能获得规模收益；专业知识则产生经济内部效应，给个别企业带来垄断利润，从而为这些企业提供了研究与开发的基金和内在的动力。因此，知识作为一种内生的独立因素，不仅可以使知识本身产生递增收益，而且使资本、劳动等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这就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了条件。技术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是公共品，产出这种技术发明的费用昂贵，但复制它很廉价。

新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的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的诧异的主要原因，并且假定技术知识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需要着重研究的方面就有：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怎样有效的进行技术的转移、扩散和增值等。这就引发了有关国家创新系统的探索。

2.技术创新的“轨道”和“范式”

(1)从“线性范式”到“网络范式”

20世纪70年代，在熊彼特的影响下形成了创新研究的“线性范式”。该范式认为技术创新一般经历发明开发设计中试 生产销售等简单的线性过程，局限于单个企业内部的技术过程。后来的研究发现外部的信息交换及协调对于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克服单个企业技术创新时的能力局限，降低创新活动中的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此后，创新研究的视野从单个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和互动，导致“网络范式”的兴起。阿歇姆(Asheim T, 1998 )对线性范式与网络范式的特征进行了比较。

表2 线性范式与网络范式的比较

资料来源：Asheim T.1998，转引自丘海雄等，《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管理世界，2004第10期

(2)区域创新与集群创新

“网络范式”最初应用在国家层面，形成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状态”日益让位于“区域状态”，区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体，关键的商业联系集中于区域范围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创新网络的成效似乎跟创新主体的空间分布有很大的关系，地方化的创新网络似乎比跨国技术联盟更能持久。原因是地理邻近带来了可以维持并强化创新网络的支撑因素，如文化认同和相互信任等(Baptista and Swann,1998)。

当创新系统研究发展到区域创新阶段，已经开始与产业集群的研究结合起来了。从概念界定上看，区域创新系统和集群创新系统都建立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罗斯菲尔德(Rosefield ,1997)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可以首先通过区域集群定义来界定，也就是地理上的相对集中的相互独立的企业群；阿歇姆(Asheim,2002)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就是由支撑机构环绕的区域集群。从这两个概念的语义学者对它们的界定可以看出，区域创新系统和集群创新系统主要存在两点区别，一是前者的产业可能是比较分散，不一定是集中于某一产业，而后者主要集中于某一产业；二是从地域范围来看，前者的范围可能弹性比较大，而后者的范围往往比较小。

三、结束语

我国技术创新的研究要比国外晚许多年，1981年张培刚和厉以宁教授才开始在其《国外经济学讲座》一书中首次介绍了技术创新理论。但是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及其实践受到我国各界的高度重视而发展迅速。因此了解西方发展较为成熟的技术创新理论对于我国开展技术创新工作是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技术创新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字：熊彼特；技术创新；经济发展

一、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

20世纪9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以“创新”理论为核心的动态发展理论。他通过构建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进一步内生化，指出内生的研发和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增加产量的因素不仅仅是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数量的投入，而且还包括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比率，反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就是技术创新。既然技术创新决定了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那么技术创新应当有哪个市场主体完成呢？

熊彼特认为，创新不同于技术发明，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单纯的技术概念。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只有企业家成功地将技术发明应用于生产活动之中才能够称作创新，才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从科学技术的发明到生产过程的应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过程不仅需要科学家、技术研发人员的辛勤努力，更加需要企业家的创新。

为了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企业家不断加大R&D的投入力度，不断开发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市场、新的原材料供给来源或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并以此来超越竞争对手，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提升竞争优势。其他企业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为分享创新利润纷纷进行模仿，其余采用传统技术的企业为维持生存不得不适应新的技术形势，从而使新产品、新技术得到更广泛的推广与运用。于是科学技术成果扩散到整个社会生产领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的新增长。随着技术不断成熟，行业的利润率逐步趋于平均化，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又开始新一轮的R&D支出，推动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实现新一轮的增长。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指出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实证分析更好地解释了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仅源于资本的差距，更源于技术水平的差距。许多观点和论断为各国经济发展之路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影响和现实意义。

二、加快技术创新是当今我国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

由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得出，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变量。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竞争。加快技术创新，提高技术水平，是我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探究原因，除了过度金融创新造成的巨大风险外，技术创新不足被认为是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想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技术创新。为此，美国、日本、欧盟等国纷纷制定技术创新战略，力图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占据战略制高点。

面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面对当前我国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的经济难题，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加大在新能源、新材料、低碳技术、物联网、云计算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力度，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能源消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当前我国技术研发（R&D）情况

（一）研发投入快速增长，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R&D经费支出以年均23%的速度增长，2011年达到8687亿元，比上年增长23%，已跻身R&D经费投入大国之列。从部门来看，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开展研发的数量不断增加，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研发经费不断增长，研发专利数不断增加，其中企业所占比重最大，且多集中在大中型企业。从研发的类型来看，高等院校侧重应用研究，科研机构侧重试验发展研究，企业侧重新产品、新方法研究。总体而言，随着技术创新对国家经济发展重要作用凸显，我国技术研发的规模不断增大，国家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二）产学研体制脱节，互动性不强

近年来，我国一直倡导建立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将产学研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技术创新。但目前来看，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互动性不强，体制上存在诸多的障碍。通过设立科技项目（课题）开展研发活动是我国科研的基本组织方式。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申请的项目主要是国家科技项目，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资金，占到55%以上，项目多围绕着国家基础性学科领域和具有社会公共效益的领域，如能源、环保、农业基础设施、城市规划等领域；而企业研发项目资金来源于企业内部，占到80%左右，多为独立完成，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较少，科研的技术经济目标围绕着产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研发的目标偏重开发新产品，以增加产品功能和提高性能为目标的研发占总数51%和30%，对降低能源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环境污染、技术原理的研究较少，合计比重只占到19%。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服务的主体和目标侧重点不一致，造成科研院校研发的技术成果难以投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并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三）企业自主创新不足，高端技术对外依赖

根据熊彼特的理论，企业家的精神对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企业才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主体。只有企业家成功地将技术发明应用于企业的生产活动之中才能够称作创新。虽然我国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已经确立，创新能力有所提高，但在高端的技术领域，自主创新不足，缺乏创新动力。从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统计公报发现，全国开展R&D活动的工业企业36387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8.5%。其中，开展R&D活动的大中型企业12434个，占全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30.5%，2/3大中企业没有开展研发活动。在产出情况上，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发明专利授权的企业为1893家，仅占4.7%。虽然企业研发投入的经费不断增长，但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偏。企业科技自主创新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集成创新、原始创新明显不足，在关键技术上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度在50%以上，自给率较低。整体而言，我国企业创新的普遍程度不高，创新动力不足，在关键技术方面的创新成果较少。

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关键原因及对策

（一）企业创新融资难

技术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的活动，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目前来看，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依靠政府财政支持；企业自主研发经费出自企业的销售收入，比重较小，资金投入不足。融资难一直是我国企业发展的难题之一，制约着中小企业创新的活力。

实现技术创新的主体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一个行业的重大发展依靠技术革新时，业内领导的大中型企业由于实力强大，凭借原有产品和业务便可以维持一定的利润增长率和市场份额，创新的紧迫性不足；而中小企业面临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市场需求的变化较为敏感，经营思维更加灵活，敢于尝试新的事物，虽然技术创新失败率较高，但中小企业数量庞大，因此成为技术创新的先行者。以美国IT产业为例，IBM最早开始生产个人电脑，但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确实微软实现广泛应用的。由实证分析得出，尽管中小企业实力不抵行业内大企业，但它更具创新活力，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在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不是大企业而是中小型企业，不是国企而是民企。唯有解决广大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才能激发广大的中小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下，银行难以为广大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原因是我国银行是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服务，拥有自身独特的职能和作用。在信贷政策方面主要考虑资金的安全性，尽量规避市场风险，实现良好的资金运转，故借贷的对象以信誉高、风险小的大型国有企业和机构为主。而中小企业信用不高，加上技术创新本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与银行的政策目标不符，故难以通过银行来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既然原有的融资制度无法实现要求，那么我们需要开创一条新的融资制度和渠道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即风险投资。

与银行信贷相比，风险投资对象为潜力大、不成熟、风险高的成长性企业，风险投资者分期注入资金，广泛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分享高额的资本收益，在期限届满后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企业。风险投资一方面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指导企业顺利完成创新活动，符合中小企业创新的要求，是未来我国重点建设的融资制度。

（二）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一直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敢于冒创新风险的企业家才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关键。当前，我国企业经营者往往缺乏企业家精神，他们宁愿生产陈旧的产品或者放弃投资实业转向股票、房地产、艺术品市场，也不愿冒创新的风险，因而科技成果难以在生产活动中推广应用。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稀缺资源，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家是企业的带头人，负责制定企业整体发展战略、把握企业发展的大方向，要能够敏锐洞察出未来行业和市场形势的变化趋势，实现突破性创新，获得超额利润。企业家的成长是一个社会发现的过程，离不开一国文化环境的影响。企业家精神属于意识层面，难以被外人观察到，唯有企业家自己创办企业，通过企业的发展才能逐步认识到企业家精神。那么，企业家更有可能是早期的创业者。创业依然离不开资金，风险投资是创业企业资金重要的筹集渠道，如我国的百度、新浪、搜狐等知名互联网企业都是通过美国风险投资的方式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这一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富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通过风险投资获得资金支持，建立合伙制企业，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者作为合伙人积极参与经营决策，指导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最终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

五、结论

技术创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企业成长壮大的驱动力。面对民企融资难的问题，我国应当另辟蹊径，创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制度和渠道，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基金，为企业创新活动提高充足的资金保障，分担技术创新的高风险，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同时，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也是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唯有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才能涌现出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完善的融资制度安排及相应配套措施，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服务，才能激发众多企业创新的活力，最终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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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天勇.发展的技术进步动力[M].新发展经济学，2006（02）.

[7]国家统计局.2009-2011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http：///.

技术创新理论范文第8篇

一、发现和抓住市场机遇

满足市场需求，获得商业利润，是检验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所以技术创新要始于市场，终于市场，紧紧围绕市场。企业首先要对市场进行深入的了解、分析，进而发现市场的现实和潜在需求，抓住市场机遇。通常讲市场机遇主要来源于市场的拉力和技术的推力。这二者是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拉力式的技术创新，对技术创新的成功往往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海尔开发的“双富豪”和“雪富豪”冷柜就属于市场拉动式技术创新。海尔在市场调查中发现，食品店或冷饮店对冷柜的需求量很大，但市场上却没有专门为此设计的产品，海尔从市场需求出发开发的“双富豪”和“雪富豪”冷柜，正是专为食品店和冷饮店设计的，这两款冷柜问世以来，在全国各地市场引起了轰动。

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践表明，在有企业参与的几乎所有成功的技术创新的项目中，企业从一开始就对市场需求情况有所了解，并对创新项目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效益有一定的估计。同时，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也要作好商业化的准备，抓住创新项目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商机，而不是等到项目完成，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成功后，再去考虑市场，否则创新战略就很难成功。

二、创新目标要明确

企业在确定创新目标时要从市场出发，结合技术的可行性，认真制订出简单明确、参与者认同的切实可行的技术创新目标。确定了创新项目的目标以后，还必须据此制定有关的工作计划，把各项目标细分和转化为对项目的实际要求。工作计划分为技术和经济两方面的计划，技术方面要确定所要达到的技术要求和指标，经济方面应确定项目成本和市场回报率。企业在选择创新目标时，技术方面的因素是前提，经济方面的因素是基础，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做好可行性的认证工作。

三、技术创新战略要突出重点

技术创新战略就是根据技术创新目标来构造其创新过程所遵循的指导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一系列规划、内容和程序等方面的决策。它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可靠性的特点。具体来讲，技术创新战略主要从宏观上解决三类问题：(1)技术创新面向市场竞争采取何种态势，是进攻型或是防卫型；(2)研究开发体积技术；(3)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要获得成功必须制定有效的技术创新战略，突出重点，确定长期、中期和短期发展目标及相应的措施。

首先，确定技术创新的战略意图。它是企业长期追求的最高目标和理论，其核心内容可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如青岛海尔的战略意图是“真诚到永远”，佳能的战略意图是“打败施乐”。战略意图的主要特点是长期性、稳定性和超越性，它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长期指导并为企业技术进步和发展提供动力。

其次，确定战略意图实现的战略方案和战略措施。企业应将所要达成的总目标划分成阶段性的企业近期可望实现的分目标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这个目标要突出重点，如邯钢将行业最低成本指标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佳能复印机为打败施乐确定的创新重点是提高产品功能，同时降低成本。

最后，技术创新项目参与的各方动机和目的不相同。企业关心的是商业回报和市场竞争优势的形成；研究机构主要的目的是开发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对企业来讲，协调好技术、商业和生产战略之间的关系特别重要。创新是一种持续过程，企业技术创新的长期战略就是要对产品和工艺进行持续不断的改进。

四、注意细节创新定位

企业在从事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并不能一味地追求“高、精、尖”的技术，而要贴近消费者，无微不至地为消费者所想，把消费者的愿望和要求作为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哪怕是消费者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也要值得认真考虑。企业要学会从消费者的烦恼中捕捉用户的要求，并从解决消费者的烦恼出发来确定自己的细节创新定位。只有抓住一点一滴的细节创新，才能很快得到市场的回报。

五、选择适当的合作伙伴

一项成功的创新项目，往往是多方合作的结果，这就涉及到合作伙伴的选择问题。

首先，合作伙伴的选择要有利于形成互补性的伙伴关系，包括横向和纵向互补，横向互补是指合作伙伴具有不同的产品市场目标或技术互补性。纵向互补涉及到研究开发、产品生产、市场开发等过程。合作伙伴一般包括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企业、用户等。建立稳定而有效的伙伴关系必须以互补性为基础，项目参与各方必须各有所长、各有所需、各有所获，具有共同的责任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才能形成较强的合作创新能力，项目成功的可能性才能最大。

其次，合作协议应确定比较现实的条款和条件。伙伴间的合作关系可由协议予以保障，良好而紧密的合作关系除有法律约束外，还必须有强烈的合作意愿。

最后，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合作项目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参与创新的人员构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使人心情舒畅，情绪饱满，能充分发挥参与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项目合作的前提，是创新成功的保证。

六、具备创新所需的必要资源

创新需要投入，创新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具备必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为创新项目提供经费，保证创新项目能够及时有效的上马；物力资源也可称技术资源，它分为硬件资源(设备、仪器等)和软件资源(专利、工艺等)以及技术测试能力，它是技术创新能够正常进行的技术保障：人力资源对技术创新的成功起决定性的作用，许多创新活动的成功都与参加项目的核心人员或项目负责人直接相关，项目核心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和技能，包括技术水平、商业意识、组织能力和工作热情等。一个合格的技术创新项目负责人应该能瞄准创新目标，实事求是、精心组织、勤奋求实、坚决果断、善于制订计划、勇于面对困难以及具有良好的交际能力、领导才能和创新意识。以上三种资源构成企业技术创新的必备资源，缺一不可。

七、创新技术的保护与持续开发

这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创新技术的保护取决于制度环境和技术性质。虽然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好的专利制度，但目前还有不少企业专利意识差，不懂得用专利法来保护自己的发明创造和创新技术。通常，创新技术的保护除了用法律武器以外。还可利用技术的特殊性来保护。技术的保护性取决于技术的复制成本，凡易用文字、图表等表达的技术就不易保护，反之，就易于保护，对于企业来说，特别是依靠技术领先占领市场或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技术的企业，应从两个方面加强技术保护：一方面是增强专利意识和法律观念，树立注册在先的观念，另一方面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发一些有特色、起点高、易于保护的实施技术。

技术创新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现代化；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技术需求

ModernizationandtheFormationofATripartite-structure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

—ABriefDiscussiononRelationsBetweenAgriculturalInnovation

andtheRequirementofTechnologyinModern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amodeloftripartite-structure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ismadetoanalysistherelationbetweenthedevelopmentofChinese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changesofsocialandeconomiccircumstances.Itarguesthattherequirementofagriculturaltechnologyevokedbythevarianceofthesocietyplayanimportantroleintheformationof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

KeyWords:modernization；agriculturalinnovation；tripartite-structure；requirementoftechn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创新的路径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进程决定的。因此，要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或农业现代化，首先要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开始。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1]（译者前言，P7）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开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的工业革命。[2]（P5）工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历次科技革命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原动力，推动着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这是对内生型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描述。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应激型的，无论是现代政治制度，还是现代科技，都不是从本土产生，而是从外国引进的。不过，应激型现代化的实质，同样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1]（译者前言，P19）而且，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在16世纪就已出现现代化的征兆。例如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就已属自由商人，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2]（P8）不过，这些经济上的变化不但没有引起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反受传统政治制度的压制而不能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革命也无从谈起。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受外界压力开始的。从科举制的废除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形式上来说已经出现现代化的端倪了。但是这种没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的现代化只是一座海市蜃楼，中国受列强奴役的地位没有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状况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变化总是开始了，而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

引起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社会由四个基本阶级组成：学士、农民、手艺人和商人。这样的次序排列也决定了不同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位于他们之上的是有特权的官僚阶级，而在他们之下的则是人数较少的贫民。从古到今，官吏的地位一直是最有抱负的中国精英所追逐的最高目标。[1]（P224-225）据韦伯的观察，“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主要是决之于具有做官的资格，而非财富”。[3]（P30）自隋唐以后，取得做官资格，实现人生最高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考试。正是科举制强化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它长期处于稳定状态。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社会上的才智之士，在对西方价值的向往以及新的利益的诱惑下，已经纷纷从传统政治的窄门中走出，特别是在西方式教育制度普及之后，“人们依着经济技术的专业化的趋向与需要，各自选择了性之所近的道路。数学、逻辑、物理、工商管理、政治、建筑、绘画……成为了新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而新的行业亦已一一出现，‘政客’就是一个新的行业，企业家、买办、留学生、工程师、律师、教授、医生、作家、报人乃至电影明星、歌星也都是崭新的职业。”[3]（P67）到了1919年，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现代职业，以及在现代商业和金融业中的领导地位已被开始认为具有与传统社会的官吏同样高贵的地位。[1]（P225）这样，传统社会结构及等级次序发生了变化。原来身居末位的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而原来居第二位的农民可说是下降到末位。在农民之上，有各种各样的新兴职业。人往高处走，稍有才能之人都不可能安心务农了。但是农业领域的新兴行业——农科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却在农村之外的大城市应运而生生了。农科大学的教授、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员同样是有社会地位的职业。在城市也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业主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总之，由现代化而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农业本身发生分化，形成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二、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是指农业技术发明、应用、农产品社会价值的实现由三个不同性质的部门完成。这三个部门处在农业生产的同一条产业链上，但是各自独立实现自己的功能，各自独立追求自身的利益。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主要是由科研单位和企业进行；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主要由家庭农场实施；应用新技术生产的农产品的社会价值，则主要通过市场实现。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性农业，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基本上在农业内部完成，农业技术创新也是在农业内部完成的，不存在三元结构。这种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推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模式已经将传统技术发展到了极至，不可能再在农业内部有重大的创新。农业生产力已经无法承受人口及市场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农民必须从农业以外寻求活路，农民兼业逐渐成了普遍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起步。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形成。从技术层面看，在农业生产系统的外部——城市制造的技术产品如良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开始进入农业生产系统，创造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教育、科研机构也相继在城市中出现。换言之，在农业生产外部形成了引进和研究开发新技术的专门部门。这些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经费来源、工作目标、人员素质、价值观念、社会地位与传统的农业部门完全不同，但确实是现代农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从市场层面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企业相继出现，与之相伴的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这些都有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这些部门的出现构成了现代农业的特征：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是现代农业技术）由农业外部的科研机构、工业企业提供；农产品主要作为商品出售。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部推动被迫做出的反应，而不是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与传统社会经济缺少历史的继承性，较难融合为一体。表现在农业上就是农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与农业生产实际的脱离以及农业生产者与市场的脱离。本来，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使得这些机构在农业技术创新上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农民大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

尽管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从一开始就缺少内在的联系，但是毕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出现了现代化的农业新因素，开始了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的艰难历程。农业技术创新三个环节之间的关联程度成了影响农业技术创新成败的关键。

由于近代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前人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所以本文不再重复。以下仅从技术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三、现代化与现代农业技术需求的形成

技术创新由社会需求引发，但也可能相反，创新引发需求。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技术创新，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和拉动。因社会需求而引发创新，我们称之为“需求填充效应”，它主要发生在城市，其创新主要表现在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因创新而产生需求，我们称之为“需求诱导效应”，它主要发生在乡村，这种需求是通过农业新技术的各种示范推广活动引发的。

（一）民族危机与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民族优越感使其对西方文明不屑一顾，也就不存在对西方新技术、包括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直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才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意识，对西方技术的需求也随之出现。最初是对西方军事技术、工业技术的需求。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才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通过政府官员及士人的启蒙提倡来体现。清中期以后，政府官员及士人已经意识到传统农业因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危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还是想方设法增加耕地面积。此外，在最大限度利用传统技术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有条件的地方改旱地为水田，推广水稻种植；推广接茬作物，变水田一收为水旱两收。[4]（P237-239）对于西方农业技术，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也就谈不上需求和利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的大量引进，西方农业科技知识也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对西方农业技术真正全面了解的人不多，但是已经有了向西方学习之倡议。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大多并不是因为已经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对改进中国农业有何实际作用，而是因为中国在与西方的交锋中屡战屡败，从多次失败的经历中逐渐得出一种认识：中国军事上不如人是因为经济上不如人，经济上不如人最根本的还是科学技术不如人，科学技术不如人，则是因为教育不如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是兴学校、育人才，其中包括兴办农学堂、培育农业人才。

薛福成在《出使四国记》中描述了西洋各国学校的兴盛，并由此推断西洋各国强盛的根源：

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贾，何独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国，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至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5]（P3）

康有为、梁启超、胡燏棻等都有类似的观点，并提出兴办西学的主张。他们倡办西学的出发点，是基于对民族兴亡的忧患意识，而不是基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换言之，在中国创办西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各种专门人才的程度，而是因为西方列强打败了中国，中国要雪耻、要富国强兵，就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中暗含这样一个认识逻辑：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而军事力量强的原因是经济比中国发达，经济比中国发达的原因又可以追溯到教育比中国先进。因此，中国要变得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大，就得从学习其教育制度开始。至于将西式教育移植到中国是否能适合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尚未考虑到。但是，分科培养专业实用人才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当时的士人能认识到分科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并大力提倡，已是一大进步。分科办学自然包括建立农学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农学堂。张之洞不但指出农业和农业教育的重要意义，而且在武昌设立农务学堂，聘请外国教习从事农事试验与教学研究。自1898年起，清政府多次下诏分科办学，其中包括举办农学。随着士人兴办农学的主张变为政府的实际行动，我国的农业学堂从中等到高等，相继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也创办了一些农事试验机构，进行农业技术试验。

综上所述，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列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危机，由士人及政府官员的言行体现出来，满足需求的途径是兴办农学堂、农业科研机构。由于这种需求不是来自本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因这种需求而建立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是官僚士大夫的事业，与中国农村、农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需求虽然引发了中国农业技术在制度上的创新，但是要对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产生实际影响，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对本文所用现代工商业的概念作一界定。从组织制度上讲，现代工商企业与中国传统工商企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随着国家的逐步现代化，在工业领域，如纺织业和面粉业，新兴工业企业有可能逐步取代传统工业。但是，许多传统形式的商业企业，并不会被现代企业取代，他们能在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即使在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除了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大型百货公司，以及部分大商号，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以外，大部分中小商店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的，为数最多的是街头巷尾的夫妻店。大部分商店，诸如绸缎庄、皮草行、南货店、衣庄等，都同传统商业一脉相承。因此，传统的家族式商贩或合伙经营的店铺仍在商业中占主导地位。在近代上海是如此，在整个近代中国更是如此。[6]（P20-21）有鉴于此，本文在运用现代工商业这一概念时，并不是指采用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工商企业，而是指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工商企业，只要它们为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生产和服务，就属于现代工商业。它们可以是机器工业，也可以是手工业；可以是股份制，也可以是家族商铺或合伙制；可以是外资企业，也可以是民族资本企业。

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由市场决定，通过工商企业家或工商团体的言行反映出来。这种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增加农产品产量的新技术的需求；二是对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新技术的需求。

1、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新技术的需求。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非农人口增加，导致市场对农产品产量的需求增加。现将农产品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来分别探讨。

首先分析粮食需求的增加对新技术的需求。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到近代，出现区域专业分工后，在经济作物区域已经出现了粮食短缺。随着城市及现代工商业的兴起，粮食短缺现象更加普遍。侍郎张弼士“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张氏认为粮食短缺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农田面积减少，也不是由于耕田的人减少。水旱灾害等是造成粮食减产的原因，但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非农行业的人数增多，引起市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上涨。[7]（P771）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非农行业人数增多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规模的扩大，农田面积会有减少的趋势，从事农业的人口也有减少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课题。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加也会引起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但是这种需求主要是非市场性的，通过增加农田面积，充分发掘传统农业技术潜力可以解决。即便是到了近代，传统的增产手段用尽，不能增加粮食产量，农民也可以通过节衣缩食，降低生活水平来克服粮食不足的问题，只要能生存下去，不至于发生社会危机，当代中国的农民仍然如此。但是城市市民就不同了。城市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决不会像农民那样忍受贫困，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对粮食问题会很快做出反应，通过报纸杂志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农业政策，使改良农业、增加粮食产量提到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议事日程。

就工商业而言，以农产品为加工原料的企业，如果原料供应不足，不仅会影响本企业的发展，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如工人失业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等等。正因为如此，工商企业会直接采取行动，从事农业改良活动，满足其对原料的需要，以供应市场，维护其企业的发展。工商企业从事农业改良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对粮食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以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企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对利润的追求。以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面粉加工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面粉“为一时输出品之大宗，而粉厂次第设立，于斯为盛，小麦产量有限，随不得不采用国外原料，其数量且与年俱增。”面粉厂为了解决小麦求过于供的问题，“陆续派遣厂员分赴各处劝导种麦，更岁集巨资，补助农事试验场”。[7]（P154）还与农业院校合作，建立小麦实验场，进行小麦改良。[8]（P173）由此可知，工商业对农业技术的需求与其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工商企业资助的是与其事业发展密切相连的农业技术改良，例如面粉厂会资助小麦生产的技术改良，但它不会去资助棉花或蚕桑的改良。

与工商企业关系最紧密的还不是粮食生产，而是经济作物的生产。所以我们接下来分析经济作物需求的增长对新技术的需求。

自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市场之后，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和中国农产品（主要是经济作物产品）的输出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丝棉等农产品是出口的重要商品，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外国企业直接介入中国的农业技术改良。[8]（P154-156，161-164）为了切实改良中国蚕桑，外商还成立了改良蚕桑的机构，设立制种场培制、购买改良蚕种，分给农民饲养。同时在发种区域内设立蚕业指导所，指导农民养蚕。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原料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工商界也产生了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提出了改良棉植和蚕桑的要求。工商界要求农业改良的主要原因，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会同中国棉业联合会、国立东南大学，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呈文中，得到很好的说明：

窃我国自七年以还，纱锭倍增，棉产未旺，无论年岁丰欠辄有供不应求之势，每年外棉输入，恒在一二千万两以上。……近年敝纱厂联合会，曾年拨巨资，分向直、鲁、苏、鄂等省设立之棉试验场，力图棉植之推广改良。……今年（1923）印、美棉产均嫌不敷应用，国产棉花，又无法禁其输出，全国数百万锭之纱厂，皆以原料缺乏有不能维持工作之势，而未来之棉荒，且必一甚一日。[8]（P167）

为了扩大棉花来源，纱厂积极从事棉花改良与推广事业。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专门成立了植棉委员会，主持植棉事宜，在产棉区改良棉种，在不产棉之地推广植棉，所需经费，“由全国各厂用花一担，抽费一分充之”。还先后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东南大学农科合作，进行棉花改良推广。[8]（P169，172）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市场上的农产品供不应求，从而促使工商界人士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引发了对增产技术的需求。

2、对提高农产品质量新技术的需求

现代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以市场为导向，而且是进行大规模生产与经营。这两个特点对农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市场，就有竞争。在竞争中，质量不好的产品就会失去其在市场中的份额。有学者提出，鸦片战争后，我国丝茶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加工技术落后，产品难以和国外竞争。而中国对外丝茶贸易的衰落，则激起了人们改良农业技术的要求。[9]（P4）这是从农产品加工角度得出的结论。农产品加工技术似乎更多地与工业生产技术相关，例如缫丝厂对丝的生产加工技术，面粉厂对面粉的生产加工技术，都会影响产品质量。但这都是工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农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要从原料角度去分析。

原料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可分两个方面：第一、生活习俗变迁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第二、机器大生产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罗振玉在《农事私议》“农业移植及改良”一文中提到：

近来外国麦粉进口者日多，初则因西人憎华麦调制不精，输入以供西人之食，今则华人亦嗜食之，由商埠而输入内地者日有所增。夫华麦固调制不精，而粉量亦不如美麦，盖种类之异矣，宜求美国嘉种传布内地，一蕲改良。[7]（P859）

此文反映出近代中国引进美麦品种的原因之一，饮食习惯的变化。外国人到中国通商口岸后，不习惯食用中国产面粉，于是从外国进口洋面粉。洋面粉进入中国后，渐渐引起中国人的喜好，由通商口岸传入内地，在中国的市场需求扩大，于是国内有了引种美麦的技术需求。

引种美棉也与人们衣着习惯的变化有关。据同治、光绪年间的海关贸易报告及报刊反映，实际上洋布没有土布耐用，但比较柔软美观，加上价格低廉等因素，渐受华人欢迎，占领了中国市场。于是引出朱祖荣这样一段议论：

子独不见夫今天下乎？无论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风尚之变，由来已久……而近来亚东日本，所织洋布，亦复花样翻新，既精且巧，足以广事招徕。[7]（P495）

洋布的普及为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棉纺工业的发展则对其原料棉花的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洋布与土布的差别主要有二：从生产方式上讲，洋布是用机器生产，而土布则是手工生产。从生产原料上讲，洋布是用洋棉、主要是美棉生产，而土布则是用国产棉。因此，洋布不一定是从外国进口的布，国内机器生产的布也称作洋布。洋布也可以用国产本地棉生产，但是规格和质量受到限制。“中国原先栽种的亚洲棉（中棉）品质差、纤维短，不能适应机纺要求，每年不得不进口大批美棉以补其缺，花费甚大。于是，一些实业家和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引种美国陆地棉以解决上述问题，美棉由此开始引入中国。”[9]（P55）

机器生产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在面粉工业同样有所反映。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早已存在面粉加工业，根据消费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给性加工和商业性加工两部分。[1]自给性加工是农民加工自家消费的粮食，对小麦品质没有特别苛求。商业性加工主要服务对象是城镇居民，对小麦品质有一定要求，但是由于传统磨坊的加工量有限，每个磨坊对小麦的需求量不是太大，因此对品种规格的要求不一定很严格。近代机器面粉厂则不同，其生产能力强大，因此对小麦的需求量也大。如果品种规格混杂，就会影响面粉质量。[2]而面粉的品质则会影响食品的进一步深加工。原颂周在分析我国小麦的缺点时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国普通的麦种，大半交杂不堪，几无纯种之可言，以至制造食品的工艺，颇不发达。例如品质不良的硬小麦，不适宜机械面粉厂的制造。又如通常的软小麦，对于制造饼干，无大妨碍。但若用他来制造上等面包，则不相宜。因其中所含的胶质较少。至如半硬小麦，品质不甚恶劣。倘能选择北方的良种，和南方的良种相，而成一优美新种，推及农民，广为种植，则以后不致再向外国输入小麦，以作制造各种食品之用。[10]

上文表明，不但机器制粉业对小麦品种提出新要求，而且食品深加工业对小麦品种也有要求。中国传统小麦品种混杂，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结果让外国小麦占领了中国市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进行品种改良。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提出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工商企业往往直接参与同他们利益相关的农业技术改良。由于工商业界投资农业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工业原料，所以其对农业科技的支持程度与市场密切相关。市场前景好的时候，支持力度大。市场前景不好的时候，就会取消支持。正因为如此，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能引发农业技术创新，但不能长期支持农业技术创新。

（三）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小农的家庭农场。一家之长既是农业生产的管理者，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家庭主要劳动力。也可以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领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农民。到近代，出现了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农业公司。在农业公司中，农业生产的管理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分离，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公司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大多是政府官员、绅士、商人、华侨、外国资本家等等。[3]家庭农场的主人与农业公司的主人，无论在文化知识水平、社会政治地位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层次和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在近代中国的报纸杂志上，经常有农业公司采用国外先进技术（主要是引进外国农业机械）进行垦殖的报道，但是几乎没有农民主动采用西方技术的报道。相反，到是有向农民推广农业新技术困难重重的报道。这并不能证明在家庭农场的生产中不需要新技术，只是反映出农民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和形式不同。因此，在分析近代中国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时，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生产者。

1、农业公司经营管理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就农业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来说，其学识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理性和现实利益两方面的考虑。从理性上说，由于他们对国内外的农业发展大势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通过中西对比，能够认识到西方农业技术的先进性，并能推断出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对自身企业发展是有益的。从现实利益来说，如果通过理论分析证明，用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开发农业有利可图，就足以促使他们投资农业。但是公司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如果经过实践证明投资新技术于实际农业生产无利可图，他们会放弃对农业的投资，转而经营其他行业。或者放弃先进技术，转而采用传统的农业经营形式，即招佃经营。

民国时期，创办了许多新式农垦企业。这些企业从组织管理形式上看，具备某些现代企业的特征，如采用股份制等等，但是在农业生产上，大多采用招佃形式，由农民一家一户从事生产。当然，这种生产形式与传统的小农生产也有区别。首先，生产什么是由公司决定的，如何销售也由公司决定。其次，生产技术也由公司指导。因此，这些公司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是由公司管理层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农业公司虽然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但是其数量很少，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不大。在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还是家庭农场。农业科学技术最终的服务对象，还是广大农民。因此，分析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更为重要。

2、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通常认为，传统社会的农民愚昧落后，对新技术持排斥的态度。本文认为，农民排斥新技术，并不能说明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而只能说明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遇到了障碍。我把这些障碍分为习俗障碍、知识障碍、经济障碍、社会环境障碍几个方面。

习俗障碍可分为生产习俗和生活习俗两方面。生产习俗是农民世代相传下来的组织生产的规矩、程序，它属于一个农村社区，而不是一家一户农民的事情。据费孝通调查，开弦弓村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排水灌溉的组织管理程序，依靠这套程序解决农民旱涝时的排灌事宜。后来村里有了两台动力抽水泵，承包全年的灌溉，按每亩收费。然而，这种机器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村民们宁愿使用旧水车，不愿缴纳动力泵费用而自己闲搁数月。有些人告诉费孝通，那些依赖动力泵灌溉的人，自己没有事，便到城镇的去，害了自己。[11]（P116）这说明，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习俗是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它是和当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改变生产习俗的前提是相关的社会环境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带来社会问题。就费孝通所举例子而言，就是用机械代替人工后，如何安置闲余的劳动力或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引进现代机械未必是好事。农民经过理性的判断会拒绝新机械的使用。这其中反映出来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农民的智慧：用劳动来打发时间，总比去要好。提到，就牵涉到生活习俗。据当时人反映，近代中国许多地方的乡村社会成风，很多农民除了在田间劳动，剩余时间大都去进行，哪有时间精力考虑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喝酒已经成为农民生活的习俗，所以有人在参观金陵大学农民服务社后评论道：

农民之无正当娱乐，尽人皆知。每遇秋收之后，或迎神赛会，或邀朋聚赌。工作之暇，尤多喝酒啜茗。欲阻止此种不正当之娱乐，非有相当正当之娱乐代之不可。农民服务社有鉴于此，乃以种种有益身心之游戏代之，对症下药，定能妙手回春。[12]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风气问题，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也就不能指望农民会产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知识障碍可分为文化科学知识和社会见识两个方面。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农民都是文盲，那未必准确。据李伯重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大众教育已经普及，并深入到农村地区，到了19世纪初期，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13]（P443-444）但是识字并不足以引起对新技术的需求，只有当农民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技知识后，才具备对农业新技术产生主动需求的可能。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存在某种新技术，就不可能产生对该项技术的需求。中国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新技术的存在。所以，农民产生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之一是，有机会接受现代科技知识教育。而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不具备这个条件。如果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能有机会通过耳闻目睹接触到西方的农业新技术，也有产生对这种技术需求的可能。但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社会生活地位决定了这种机会也很少。

经济障碍是影响农民技术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便他们知道某种先进技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也不会主动去采用。经济障碍主要体现在农民接受新技术的经济承受能力上。如果新技术的使用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农民无法承担，他们就只能沿用旧技术。即使将新技术免费提供给他们，也会考虑将来的收益是否可靠，这就是所谓的“机会风险”。在不能确定采用新技术的实际效果之前，农民一般是不会采用新技术的，因为农民承担不起失败的风险。这与官员、军阀、工商企业家这些有权有钱的人不同。这些人可以引进外国机器从事农业垦殖，即便不能从农业垦殖中获利，于他们自己也无太大的损害。而农民，只有已经通过示范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新技术，才敢使用。南京金陵大学农科的推广员在农业推广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是：农业推广之成绩与各地领袖或农友之切实辅助成正比例。从事推广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当地领袖或农友合办“表证场”，用以证明农业新技术的有效性，当农民们亲眼目睹新技术的成就时，就会纷纷采用新技术。[14]

社会环境障碍。近代中国军阀连年混战，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使得农民没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一家人朝不保夕，也就谈不上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了。另外，随着城乡差别的加大，农民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促使乡村中最有能力、有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而本来最有可能首先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就是这些人。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结果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扩大，传统乡村精英城居化，人才资金流向城市，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下降了，这也影响到新技术的需求。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所引起的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来自不同的方面，这些需求对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民族危机而引起的国家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促成了制度上的创新，使中国建立起专门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但是这种需求是纯理性的，建立在这种需求之上的现代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与当时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实际有很大的距离，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有限。现代工商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既有理性成分，又有现实利益的成分，因此与农业生产实际联系较密切，对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也切实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同市场需求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其对新技术的支持仅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因此近代中国源自工商业需求的农业技术创新不能持久，也不全面。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分两类，来自农业企业家的需求和来自普通农民的需求。由于近代中国的农业企业发展并不顺利，数量有限，其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限。而普通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则有待农业推广者去开发。创造各种条件激发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不是三元结构中的某一环，而是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农业新技术供给者、需求者以及应用新技术的农产品价值的实现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共同利益为纽带。找到并建立这种纽带是实现农业技术创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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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技术创新理论范文第10篇

从《资本论》的范畴体系来看，资本积累概念是属于再生产范畴，考察此概念需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循环往复的角度去作出认识。《资本论》中有时也把资本积累作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同义语来对待。从概念规定本身来说，所谓资本积累，是指剩余价值转化为新资本的过程。资本积累的前提，首先是要生产出剩余价值，当然，这时剩余价值“是体现为剩余产品或所生产的商品中由无酬劳动物化成的相应部分。”但是，“生产出剩余价值，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即直接的生产过程……现在开始了过程的第二个行为。总商品量，即总产品……都必须卖掉”[1]，这是实现资本积累的第二个前提；因为如果商品卖不掉，不只是剩余价值，甚至是资本也会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然而，剩余价值或此时的剩余产品，要想在流通中顺利得到实现并不那么容易，从社会总资本的观点来看，体现为剩余价值的这部分商品必须要能够卖得出去（即变为货币），其中用于积累的那部分价值又要能够在流通中购买到所需的追加生产资本实物要素，——只有满足了这些流通条件，企业的剩余产品才能顺利转化为实际积累的资本。然而，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由于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流通两个方面的前提条件，并且这两个领域通行的是不同的规律，这使得资本积累概念本身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马克思说：“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是取决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资本追求更大剩余价值而不断进行积累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冲动，会时时被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制约所打断。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是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作为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实际上是生产和消费矛盾的表现。因为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观点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剩余价值或作为物质载体的剩余产品，其数量已经变得异常庞大，这部分社会产品的实现，如果只是用于满足资本家们的个人消费，是无论如何也消费不完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性却又排除了雇佣劳动者和其他人来生活消费这部分剩余产品的可能性。由此引出的结论必然是：剩余价值必须有一个比例用于积累即转化为追加资本，或者说剩余产品必须有一个比例是作为资本品存在，以便用于作为追加生产资料。可见，资本积累存在着客观必然性，这不是资本家们主观上想不想积累的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要求社会总剩余价值中必须有一个比例用于积累，否则，剩余价值的实现就会存在困难。由此，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使得资本积累具有自动性，它不断自行地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向前发展，我们平时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这一论断，其所包含的内容正是于此。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称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动轮”，资本家们只有不断推进积累“才有历史的价值”，也才有“历史存在权。”

坚持资本积累概念倡导的投资理念对于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的积累和投资行为具有指导意义。资本积累概念的再生产性质，要求我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进行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决策时，应有广阔的视野，有一个基于再生产诸环节考量的可持续的投资理念。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在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发展的体制下，将投资只是视作一种孤立的经济行为，投资决策并非出于市场考量，而是城市领导者为追求GDP而“拍脑袋”的结果。由此而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一些经济现象：尽管从全国来看一些产业已明显市场饱和，但仍有一些地方却仍在坚持投资长线产业；一些城市不顾实际地追求数量发展而盲目投资房地产，致使成片的商品房卖不出去，被称为“鬼城”。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的这些思维模式和做法明显违背了资本积累概念所蕴含的原理。资本积累概念所要求的投资理念应当是全面和可持续的，它要求在作出投资决策前需要审视和分析该产业的生产、流通、消费等诸环节，如生产领域中的生产力状况分析，流通领域中的市场竞争态势及销售渠道状况分析，消费环节中的产品使用及库存状况分析等，这当中尤为需要注重的工作是：用于积累的追加资本的投入能否给生产过程带来创新性变化，并导致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乃至产品品种结构能够在同行业中领先。因为依据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在现代产业技术条件下，资本积累要想能够持续推进，新资本投入引致生产过程发生创新活动应成为其中的首要因素。

二、资本积累理论中的技术创新思想应包括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两个部分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这是笔者的用词，马克思并未使用此概念）的叙述，实际上是假设生产力的提高只体现为工艺创新而没有产品创新，因此他的由资本积累引致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只体现为经济数量的增长而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扩大。在《资本论》第1卷的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是以现有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为条件，这就需要用工艺创新来增加单位时间的产品量，降低单位产品的活劳动耗费。所谓工艺创新，是指在既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下，通过对生产过程的改进和革新来增加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以满足社会消费的需要。在《资本论》第2卷的第三篇，遵循同样的假定，马克思是以消费品生产和资本品生产构成的两部类图式来分析社会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只体现在社会总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上，而并未体现在新产品的出现及生产部门结构的扩大上。然而，社会对某种产品的消费需求总有边界。一旦边界来临，即社会对于既有产品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正文中未作说明，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却给予了叙述。马克思认为，一旦既有产品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一方面，因积累而产生出的更多的增量资本无处可投，另一方面，由于既有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从原资本中节省和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无处被使用。“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

可见，推进工艺创新的结果中，蕴含着产品创新的必然性。马克思在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创新思想作出了精彩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条件下，“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不断扩大流通的外部范围，会创造出更大的产品及剩余价值实现的空间条件。“另一方面，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产品创新的这一天才论述，是他的《资本论》正文三卷中所没有的。笔者通俗阐述这一论述的精神要义是，所谓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即是在现有的产品生产体系条件下，不断生产出来的更多产品量和剩余价值量要想顺利得到交换和实现，只有依赖于市场的外部扩展，或如马克思所述，“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然而，市场空间终究是有限的。而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条件下，由于产品创新，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以及新兴生产部门的建立，就会在质上扩大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和产业结构体系，从而也就扩大了产品交换价值体系。这样，在资本积累和不断的扩大再生产进程中，资本就可以通过这种内生性市场的创造，来周期性地克服产品和剩余价值实现的障碍。从这一角度认识，市场空间似乎具有无限性。《资本论》的逻辑是在没有产品创新思想情况下作出演绎展开的。从《资本论》中资本积累理论的框架分析，在社会生产力进步只是表现为工艺创新和社会分工体系不变的条件下，一方面，由于工艺创新不会扩大产业分工的结构，而只反映在社会总资本的有机构成变化上，这样，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必然导致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体系不变，生产既定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使用价值数量增加，也使得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尖锐化，导致资本积累难以为继和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矛盾激化。由此，最终得出“资本主义丧钟就要敲响”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如果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产品创新思想引入《资本论》的逻辑，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国《资本论》研究学者孟捷早在本世纪初他的一篇《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论文中就写道：“为什么马克思本人当初没有把这个思想写入《资本论》呢？是因为《资本论》是未完稿吗？还是因为这个思想一旦载入，会削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锋芒？不管出于什么原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天才论述，撼动了《资本论》中的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这是因为，从产品创新的角度看，全部三卷《资本论》建立在不适当的假定基础上。一旦取消这些假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就会呈现出另一个面貌。”

当然，孟捷的观点是属于一家之见。从以上的讨论中也留下了一些问题有待学者们作出思考，如：第一，如何完整地看待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第二，如何看待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关系；第三，如果在《资本论》的逻辑中引入产品创新思想，是否能够否定最终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结论。就第一点来说，笔者以为，完整地看待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就是将《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相关思想统一在一起，也即从工艺创新加产品创新的技术创新整体上，而形成的资本积累理论。我们不能将《手稿》中的产品创新思想与《资本论》中的工艺创新思想割裂开来，更不应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产品创新思想一旦加入便会导致资本积累理论中的某些重大观点和结论的削弱乃至否定。我们应坚持从这一视角来认识完整的统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其二，关于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关系，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经济实践来看，二者皆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一般而言，一方面，工艺创新可以提高既有产品的生产效率，使之在变得质优和价廉的同时，将产品销售扩大到更多的消费者群体，而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工艺创新的结果，也会引发消费者新的消费欲望和对潜在新产品的向往。这些，是为产品创新准备了经济的、技术的和心理的条件；另一方面，产品创新和新产品的出现也为工艺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为新产品在生产的初期总是不那么完美，需要通过工艺创新把生产成本降下来，并稳定产品的品质和效能，而开辟更大的市场。因此，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二者具有不可分割性，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典型现象；以技术创新为发动点和枢纽点，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与规律才能得到本质阐明。南开大学的《资本论》研究学者高峰曾撰文从逻辑和历史（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期运行的统计数据）的双重角度对于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关系作过精彩的阐述。其三，关于在《资本论》逻辑中一旦引入产品创新的思想，是否能够最终导致否定“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逻辑结论，本文认为不足以否定这一最终结论。这主要是由于，即使在《资本论》的资本积累理论逻辑中加入了产品创新因素，也不足以消除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这一结构性矛盾，销售市场的制约一直是资本本身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再进一步说，无论资本如何频繁地推进产品创新，社会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如何不断地更新和扩张，“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总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只要社会生产采取资本的生产方式，消费不足始终是资本本身的性质所产生的限制，这一矛盾是不可克服的。据高峰教授对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百余年来的经济统计数据的分析，也表明了包括产品创新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创新和发展历程，并未能从根本上避免市场不足和商品生产过剩问题，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仍然是今日资本主义经济之梦魇。

三、技术创新是资本积累及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资本积累是社会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价值源泉，是条件，但不是动力。实现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并非来源于交换价值层面的增量价值的投入，而应是来自物质生产层面所形成的新因素。资本积累只是这种新因素形成的经济条件或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提出的社会经济增长模型，在经济思想史上较早地回答了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是从单个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提高劳动生产力、超额剩余价值产生和相对剩余价值形成相转化的关系上，构划出了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自行增长的模型。该模型运作的发动点或动力源，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由于个别先进企业率先改进技术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这种情形会被同行企业所模仿和为此进行投资，其结果是全行业的技术改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当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提高普遍发生于各个生产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时，便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不断发展。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将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力这种行为概念化。之后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被认为是第一个把技术创新概念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从理论上引入经济学的人。马克思所述的这种经济主体改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行为其实就是技术创新。马克思应当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在实质上提出技术创新机制及其对于社会经济增长具有动力作用的学者。只不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技术创新只局限于工艺创新，未包括产品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工艺创新只能带来既有产品结构体系下的使用价值生产量的增加，需要拓展更大的外部市场去实现之，这就使得马克思的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的资本积累理论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界限。卢森堡正是依此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资本积累“崩溃”模型。1913年，卢森堡在她的《资本积累论》专著中提出的资本积累“崩溃”模型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资本积累在结构上要依赖资本主义之外的外部市场以实现自身无法吸收的剩余价值，这一点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对外扩张的驱动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世界市场，这个外部市场也就越来越小，这样一来，剩余价值的实现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资本积累最终将因资本主义外部市场的消失而趋于崩溃。卢森堡当时可能是在未曾知晓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叙述的关于产品创新和新生产部门形成会带来社会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扩大这一重要观点的情况下提出资本积累“崩溃”论的。资本积累“崩溃”论是建立在单纯工艺创新而忽略产品创新的基础之上的。而单纯的工艺创新难以保持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

关于产品创新的重要性及其对于社会经济成长的动力作用，马克思以后的经济学家们陆续从理论上作出了重要发展。例如，1912年，荷兰学者范•盖尔德伦以大量统计资料确证，在1850—1873年间、1896—1911年间，西欧和北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重大产品创新以及所引起的一个或几个新部门的迅速成长，出现了两次资本积累的长期扩张，第一次扩张的主导部门是铁路建设及其所产生的金属、钢、煤的生产扩大，第二次扩张的主导部门是电力和汽车工业的形成及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此后的熊彼特提出了“创新蜂聚假说”，他认为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的创新，在时间上不是均匀分布，而是以蜂聚形式出现，诸如蒸汽机、铁路、电力和汽车等重大产品创新，推动产生了具有扩张性质的资本积累长波。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门施在以实证方法证实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萧条引致创新蜂聚的假说，并明确区分了所谓基本创新（即建立新部门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提出基本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经济停滞是导源于基本创新的匮乏。

本文认为，以上经济学家们的这些说法，并非是无视工艺创新的重要作用。缺乏工艺创新过程的产品创新，对于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难以完整和牢固。产品创新开辟了社会经济的新领域，提供了获得新发展的广阔空间和能力；工艺创新的作用，则是在产品创新的基础上对其作进一步的降低成本和品质提升，同时也在为以后的产品创新预示着新的方向和准备条件。总之，包括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内的技术创新概念，构成了现代社会经济长期成长的原动力；并且，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确认马克思在其经济理论中提出的技术创新思想及其对于社会经济长期成长具有动力作用这一理论贡献，并应当肯定马克思的这一贡献在该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长河中具有“先驱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