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安全观范文

建构主义安全观篇1

[关健词]科学发展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基本内涵 内在统一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也是统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明确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意义十分重大。

一、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

（一）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其基本内涵有一个全面、完整、透彻的把握。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界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它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发展什么、为什么发展和怎么发展的问题，其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协调发展。

（二）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一个各种创造创新创业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激发、人们各尽其能的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得到统筹协调、人们各得其所的社会；各种社会矛盾得到妥善化解、人们安居乐业的社会。

二、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性

（一）科学发展观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重大成果，科学回答了我国社会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的继承与创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二）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发展，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发展力量，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指明了方向。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

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我们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特别是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发展的和谐如同死水一潭，同样，没有和谐的发展是一种盲目的发展，因此，只有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最终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同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一国人均GDP总值达到1000美元，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风险易发期”。在这个重要的关口，如果处理得好，经济发展能够很快上一个新台阶；如果处理不好，经济将停滞不前或倒退。当前，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美元，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也处于关键时期。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社会保持稳定、有序、协调的状态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大量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统一性。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不断前进，我们就一定能达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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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安全观篇2

[关键词]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从而科学地揭示了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重从和谐的角度求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方针。

一、构建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向目标

同志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状态和发展目标,同样是科学发展观预期和追求的发展目标。而且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实现这样的社会状态和发展目标。

1.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

同志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古往今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一直把实现社会和谐作为美好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左传》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诸子百家争论不休,但对社会和谐却都心向往之。从孔子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到墨子的“兼相爱”、“爱无差等”,再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和谐的美好憧憬。在西方思想史上,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把“和谐”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从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整个天是一个和谐”的思想,到柏拉图提出的“公正即和谐”的命题,再到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对立和谐观”,都反映了人类对社会和谐的理性思考。

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空想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和谐为主旨的。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到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进行共产主义试验,以“新和谐”命名,再到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_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都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

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请记住我站域名/<,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思想,强调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断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继续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基本纲领,强调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要按照“五个统筹”的原则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规划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战略部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总之,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极其重要的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和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本质关系:一方面,用“社会和谐”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另一方面,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阐明“社会和谐”,揭示了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社会制度属性。从而为我们奠定了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

本质是事物根本的质,一个事物的本质同事物自身具有直接同一性,

它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而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本质属性是事物本质的表现。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论断,揭示了社会和谐这一属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又是它所特有的。社会和谐不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其他剥削社会的本质属性,不是不同社会形态的共同属性或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质,是这一命题不言而喻的题中之义。在中国,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区别于旧中国的本质属性,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在当代世界,社会和谐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离开社会主义道路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国家的社会,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尽管实现社会和谐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但在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如果社会和谐可以作为本质属性为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社会所共有,它就不能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社会和谐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不为其他性质的社会所具有,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的不同决定的。人类社会都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形式和性质的不同使社会在发展中区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人类历史发展中已经出现的几种基本社会形态按其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对抗性的社会形态和非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社会和谐的本质属性,归根到底取决于其社会基本矛盾是否具有对抗的性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改革不断得到解决,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和谐状态。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基础上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只要处理得当,不会表现为剧烈的冲突。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着具有对抗性质的敌我矛盾,但只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运用人民民主的力量,可以把一些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或用非对抗的方法解决这些矛盾。这些对抗性矛盾的存在也不会妨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总之,我们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一样,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标明了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标明了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本质属性。

3.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同志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属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范畴,两者起点一致、实践过程一致,它们是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的。

党的十六大在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这“六个更加”的目标中,“社会更加和谐”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改革开放29年来,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8万亿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人均超过1700美元;经济体制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社会变革加深,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但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增长并日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开始显现出来: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能源资源之间的矛盾加剧,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只有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不断提高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的能力,不断提高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不断提高有效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正是从这个战略意义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条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着“社会更加和谐”,社会更加和谐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当然,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更高、时间更长、任务更重。我们在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还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长期奋斗。

二、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方针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因而也是统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而且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1.“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动力,明晰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重大原则问题,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必须解决“为谁构建、靠谁构建”这两个根本问题,而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才能确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于“为谁构建”,《决定》明确指出:“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关于“靠谁构建”,《决定》明确指出:“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和谐社会”与“以人为本”是相互关联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眼点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以人为本的着眼点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两个发展目标是同一历史进程,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状况规定着人的发展状况。只有社会发展了,才能为人的发展提供客观前提和现实基础。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人的发展状况也制约着社会发展状况。而只有不断提高人的发展能力,才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条件。人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说明,人的发展达到何种水平,社会发展才能达到相对的状况;社会发展到了何种水平,必然要求人的发展达到相应的程度。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全面协调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全面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正是依据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发展理念,《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形成更完善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

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要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虽然它们有各自特殊的领域和规律,但又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条件。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另一方面要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正是遵循这个历史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决定》也因此把“和谐”纳入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3.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正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这个根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重要的建设目标。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近代以来,随着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是以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当今世界,由于许多国家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急于求成、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成为普遍现象,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恶化,各种威胁人类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可以说,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无序、失衡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妥善应对的新挑战。

和谐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持续发展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要伴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而且要贯穿社会主义生长成为共产主义的全过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为之建设、为之奋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要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引导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以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资源产出率、降低环境污染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抓紧解决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保证人民群众在生态良性循环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

三、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同志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能实现社会和谐;违背科学发展观,就会破坏社会和谐。因此,要实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统一,我们必须坚持下列辩证方法论原则。

1.坚持改革开放和安定有序的辩证统一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因此,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和安定有序的辩证统一,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充满活力,又稳定发展。

社会要和谐,关键在深化改革开放。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建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只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才能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只有深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社会管理,才能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保障社会安定有序。总之,只有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才能使社会更加和谐。而要深化改革开放,社会安定有序是前提。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新的特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复杂而艰巨。只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才能妥善应对和处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只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才能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这表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并不是矛盾的,前者是目标,后者是手段。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前提条件。也只有实现社会和谐,才能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正因为如此,《决定》强调:“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2.坚持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的辩证统一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 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共同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也是科学发展的力量之源;“共同享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性,也是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我们只有坚持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的辩证统一,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共同建设是共同享有的基础。如果不能形成全体人民共同建设的局面,就必然会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效益和成果,共同享有就成为空话。另一方面,共同享有是共同建设的保障。如果和谐社会建设成果不能被大家共享,就势必会影响建设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会产生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全体人民只有在公平享有和谐社会建设成果之后,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并富有创造性地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把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辩证统一起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能否坚持群众史观,不仅关系到巩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而且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依靠力量。正如同志指出的:“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要使和谐社会“充满活力”,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两个共同”,坚持建设依靠人民,建设为了人民,建设成果供人民共享,就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就能更广泛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3.坚持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的辩证统一

加强制度建设,是实现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保证,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我们只有坚持制度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辩证统一,才能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双保证”。

建构主义安全观篇3

一、主流理论的无政府状态假设

对于从事国际政治的人员来说，无政府状态一词无疑是国际政治理论的关键词，被置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地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通过国内与国际的比较，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来分析国际政治的本质，认为国际政治的其他现象都是从这一特征中派生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对合作的分析也是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开始的，他要论证的是即使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自助体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也可在霸权国并不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国际制度的安排，仍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维斯主编的《国际政治》这本论文集中，第一部分就从无政府状态的意义、无政府状态的摆脱和无政府状态的缓解三个方面论述了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他们认为，“无政府状态代表了国际政治环境的持久概念和现象..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要处理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或者改变它，就必须首先理解它。”2肯尼斯·奥耶（KennethOye）在其主编的《无政府状态的合作》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由于没有中央权威对利益的追求进行限制，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中，并且明确地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条件，书中的作者都是以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背景条件来展开对合作的探讨”3秦亚青教授对无政府状态在理性主义学派中的意义作了简明归纳：“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生存的竞争，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解的。这样，无政府性就具有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尔斯·利普森称为国际关系的罗塞塔石碑。5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理论演绎。没有人否认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也是“新新综合”的一个方面。但应该注意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对无政府状态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米尔纳给我们提供了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无政府状态的两种定义。6第一种定义是指缺少秩序，意味着混乱和无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对人的状态。这样一种定义遭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质疑。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尔则从国际的角度来理解国际体系的秩序，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没有秩序。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各种规则和安排，如对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对契约神圣性的尊重和对财产权保护的某些共同安排。“现代国际体系也是一种国际社会，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说，国际社会一直是国际体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因而我们不能说无政府状态就是霍布斯描绘的自然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一书中，作者们认识到：“国际社会虽然处在一种碎化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完全缺少组织。在一些事务领域，存在对各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细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领域仍是松散的。”8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虽然认为国际体系处在无政府状态中，但同样存在着秩序。这种秩序是和均势联系在一起的。均势以两种方式为体系提供秩序。一是通过力量的平衡来防止战争的发生，二是国家之间反复组织起来的均势表明，在国际政治动荡的背后存在着秩序。就像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无形之手支配市场一样，国家的行为总是受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无政府状态的第二种定义是指缺少政府。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但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对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对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华尔兹借用韦伯的观点，把政府定义为拥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两者处理暴力的组织方式不同。一个有效力的政府，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国学派的学者则把政府与确保秩序的制度和而不是与武力联系起来。马丁·怀特指出：“无政府状态具有将国际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区别的特性。国际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缺少政府体系，正如国内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这样的体系一样。但大致的事实是，国内政治中追求权力的斗争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进行的；而在国际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权力的斗争限制和支配的。”10奥耶认为国际体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威去强制国家实施承诺或协定。这三种关于政府的观点反映了不同派别的学者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三种观点存在着质疑和争论，但基本上都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指国际关系中缺乏明显的政府特征。11

新现实主义的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从国内和国际二分法的类比角度说明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区别，从中推导出无政府状态的逻辑。主要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121、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它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关系。在形式上，每一个国家与其它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分散的和无政府状态的。2、在国内，一个政府的武力是在权利和正义的名义下使用的。在国际上，国家则是为了保护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国内，与权威的各种关系建立起来了。在国际上，产生的只是实力关系。3、国内政治是权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国。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国际领域显然是政治领域。人们描绘出国家领域各种各样的特征：等级的、纵向的、集中的、异质的、受领导的、由人设计出来的；人们把国际领域描绘为无政府的、横向的、分散的、同质的、不受领导的和相互适应的。这种区别使国际政治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结构角度建立起属于这一领域的理论，即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按照华尔兹自己的说法，他虽然保留了现实政治的主要内容，但对现实主义有两项重要修正：1、现实主义把国家的行为视为对权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断地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而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2、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处于相互作用的个人和国家的单位（unit）层次上寻找原因，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的后果是双向产生的，既有单位层次的原因，也有结构层次的原因。而且结构层次的因素是单位层次因素发生作用的背景。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这种特征决定了国家必须时刻关心自己的生存与安全。而由于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个现实威胁随处可见的世界中，国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国家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因此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推导出来的唯一逻辑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权力政治。二、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再认识

自从华尔兹以简约的方式建立起国际大厦后，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这一理论虽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评，但其核心假设和基本命题并没有撼动，依然处于霸主地位。13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政治理论的新思维的产生，主流理论的根基开始动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命题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要超越无政府的难题。14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两种特性。体系的性质到底是他助还是自助取决于体系中的行动者的身份。身份不同，体系的特性也不一样。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的存在和安全就会成为最重要的。彼此之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才表现为自助的性质。但是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不会担心对方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反而会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则表现为助他性。因此，在温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15国家的身份并不像华尔兹所假定的那样，在互动之前，在形成国家体系之前就是考虑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体。恰恰相反，国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种相互关系中产生的，由相对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构而成的特征。尽管国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国家并非天生具有这种身份。国家的身份是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确立的。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行为体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意义。不同的主体间性的意义造就了不同的体系特性。自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特性，而是一种制度，只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认同结构中的一种而已。所以，国家体系的特性与无政府状态没有关系，换言之，从无政府状态中并不能推导国际体系的特性就是自助。“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空的容器，没有内在的意义。使无政府状态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16如果我们接受了国际体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导致自助的观点，那么，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这样，国家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断地追求权力政治。也就是说，华尔兹的权力政治是由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论点是有问题的。权力政治并不是赋予的，无法改变的行为。如果国际体系是自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就是追求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国际体系是他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并不是权力政治的行为，不仅不会陷入安全两难中，反而，还可以建立安全共同体。因此，权力政治是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行为的构成特征。温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以前不存在互动的经历，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对方是对自己的威胁，会发起对自己的攻击。温特认为并非如此。我们可能会保持高度警觉，但我们是发动攻击还是保持警觉取决于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解读和赋予意义后，也被理解为威胁，那么，威胁感就会产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种针对他者的威胁行为，那么，行为体通过不断地再现他者和自我的威胁感，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这样，安全困境就会孕育而生，并不断地加以强化和依赖，权力政治就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的，自我经过认知的加工过程后，也把他者发出的信号理解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对情景的定义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胁。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个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过发出信号，解释和反馈的过程完成了一次社会行为，并开始创立主体间性意义的过程。主体间性的意义赋予了行动者身份和利益。通过这种实践活动，行动者在无政府状态中，既可成为朋友，亦可成为敌人。因此权力政治是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

这样，温特就通过对华尔兹的无政府状态的解构，破除了新现实主义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无政府状态并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它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7没有国家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也就没有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虽然在国际体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但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不是其内在的构成特性，而是行动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从无政府状态中不能推导出自助和权力政治的体系特性。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种形式，国家的鲜活互动创造了丰富的。从无政府状态演绎出来的并非只有一种逻辑，而是存在多种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种。温特为我们刻画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三种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逻辑。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社会共有知识是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共有是指社会意义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互为敌人和互为朋友同样是文化事实。18文化形式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角色结构，即共有观念是指这些观念的行为体所具有的主置格局。无政府状态的核心不过是一种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是对自我和他者作为以某些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别类型施动者的再现，它又建构了独特文化体系的逻辑和再造条件。角色结构不同，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也不一样。在温特看来，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敌人角色结构建构了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了康德文化。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文化是敌人角色结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国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敌人。19敌人是由对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把他者表现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为体：1、不承认自我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2、不会自愿限制对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敌人的角色结构使国家的对外政策姿态和行为表现出以下的含义：1、国家往往会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来对待敌人，即试图摧毁或制服敌人。这并意味着国家的利益在于改变现状。一个国家的利益可能是维持现状，但是敌人的威胁可能迫使国家根据“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原则，采取看起来好象是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行为。2、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前景，向最坏处做准备。3、相对军事实力至关重要，实力是生存的关键因素。因为敌人一旦有着取胜的实力，就会发动进攻。要想和平，就需要准备战争。4、如果真正爆发战争，国家就会以敌人的方式来进行战争，就会无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战争没有爆发，但是迫在眉睫，国家必须准备先发制人，尤其是当进攻性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可以避免敌人通过第一次打击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行为体的行为原则是不顾一切地保全生命。国际体系是真正的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行为体不能求助于其它行为体，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国家间的安全是一种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在霍布斯的无政府文化中，产生了四种宏观层次模式或趋势。1、常年不断的无限战争。这不是说国家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而是说只要国家之间的相互集体再现是霍布斯式的，战争就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2、消灭不适应的行为体。3、国家一旦强大到不至于被消灭的地步，就会制衡相互的权力。4、趋于把所有体系的成员全部拖入战争状态，使中立和不结盟十分困难。霍布斯无政府状态逻辑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刻画了一段国际关系的特征。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竞争对手像敌人一样是通过对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为的再现而建构的。但是，这样的再现却不像敌人角色的再现那样具有威胁意义。竞争对手不像敌人，他们有相互行为的基础，即对的承认，而不是消灭对方。但这种基础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如果体系的角色结构是竞争对手，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至少有四种意义：1、无论国家之间有什么冲突，但作为一种国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维持。即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变得不那么紧迫，绝对收益成为国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就不担心安全问题，但这种担心已经大为减弱。3、军事实力的作用下降。虽然武力在解决争端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力量对对手和对敌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军事实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争端真正导致战争，竞争对手会限制自己的暴力行为，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战争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这样的限制表现为在正义战争理论和文明标准之中。这一体系界定了国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条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在温特看来，华尔兹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洛克体系，而不是霍布斯体系。因为他对市场的借鉴，对均势的强调，对国家低死亡率的认识，对国家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的假定等都是与一种相对自我约束性质的洛克文化联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则由朋友的角色结构决定，核心内容是友谊。21在这种角色结构中，国家期望相互遵守两条基本规则：1、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非暴力规则）；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互助规则）。友谊的两条规则产生康德文化的逻辑：大家为我，我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就反映了这种逻辑。在多元安全共同体中（一种诸国家组成的体系），国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识使得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虽然不能保证在共同体中不发生冲突，但是一旦发生冲突，成员会以谈判、仲裁或诉诸等方式解决，即使战争的代价不大的时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实现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军事力量在安全共同体中所具有的意义与在竞争状态下不同。对于竞争对手之间的争端，军事力量是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对于朋友之间的冲突，其他种类的权力（如话语、制度、）则可以成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互助原则是其安全的基础。当一个体系成员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胁，其他体系的成员应该帮助这个成员，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也要这样做。集体安全和结盟不一样，在表面上看来，它们都是以军事力量来维护成员的安全，而实际上，两者具有质的不同。在结盟关系中，国家从事集体行动是因为结盟中的国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胁不复存在，结盟就随之解体。因此，结盟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威胁之剑。集体安全不是与具体的威胁或具体的时间联系在一起。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因为他们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安全单位，是一个团队，与外在的压力（如威胁）没有多大关系。这样，军事力量对集体安全的成员与对结盟的成员是不一样的。在结盟关系中，成员知道，一旦结盟瓦解，盟友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就会成为打击自己的力量。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一国的军事实力不仅不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还是自己的安全财富。在这里个体与集体融为一体，自助也是他助。

三、对结构变化的再解读

当建构主义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文化，是国家建构的时候，它所理解的结构变化就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变化大不相同。在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中，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单元（国家）的排列原则、单元特征和权力分配。排列原则指结构中的因素是处于平等地位还是处于等级地位。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则是无政府状态；单元特性是指体系中的成员所具有的功能。在国家体系中，国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维护国内秩序和对外防御，国家的差异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区别。权力分配是指物质力量在体系内的集中程度，即极的多寡。在这三个因素中，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变化，体系的结构就发生变化。不过，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这是国际的基本特征。单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虑。因此，只有权力分配这个变量了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虽然权力分配是单元层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结构体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还原为单位层次。至于与物质实力无关的其他国家特征如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因此，华尔兹的结构是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是权力分配的变化，从一种权力分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权力分配形式，即极的变化。国际体系往往是由一个在物质上属于霸权国的大国所主导，大国的兴衰决定了国际体系的演变。温特认为，华尔兹的结构是一种结构物质主义理论。他定义的国际结构实际上恰恰不是国际结构。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国际体系的结构不是物质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识的分配，是一种文化。因而，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指文化的变化或无政府状态的变化，即行动者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新的文化，从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建构主义的结构变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其变化是容易的，因为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具有自加强的作用。一旦一种文化形成，行动者的身份就会被不断的再现，从而使国际体系的结构被再生产出来。“国家越是像现实主义那样思维，利己主义及其在体系层面的连带结果——自助——就越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22

因此，虽然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涉及到结构变化，但其内涵是不同的。新现实主义展示的结构变化是单元物质力量的分配变化，而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不会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自质也就保持不变。冲突和战争是国际社会的固有现象和组成部分。建构主义呈现的结构变化是观念分配的变化。虽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继续，但每一次变化都使国际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不断地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生改变。物质力量变化的意义取决于国家处在何种文化状态之中。这种对结构变化认识的差异使得建构主义认为的结构变化如封建体系到国家体系的转化，冷战的结束和欧洲联盟的产生等在新现实主义看来都不是体系结构的变化，因为它们要么没有改变权力分配状况，要么没有超越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源于对国际体系的本体论的理解。本体论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会因素支承的进程，还是被看做在某种意义上置身于社会时空范畴之外的固定客体。23新现实主义认为，行动者的身份和认同是不变的，与国家互动进程无关，由于新现实主义把行动者的互动层次看成单位层次，而不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因而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即外生于体系的结构。因此，结构对行动者的作用只是约束它的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身份。结构一旦从行动者中脱离出来，就成为凌驾于行动者之上的力量，行动者不过是结构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变化，行动者的自利性质不会变化。新现实主义的这种结构-行动观类似于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的观点。24华尔兹的结构与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从结构推导出行动者的行为。建构主义认为行动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体系的过程之外，而是由体系的过程所支承。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也是体系结构层次的内容（微观结构），而不是属于单元层次。当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动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时候，宏观上的结构（文化）就会产生变化，因为，结构变化是附着于身份变化。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结构对行动者的约束，而且还有使动的一面，即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这种结构-行动者观点的社会学来源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如果进一步追溯为什么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待身份和进程有不同理解，这种追问就变成了对国际政治的本体论思考：国际体系是什么构成的，结构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物质主义，权力和利益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是一种物质事实，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国家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类别。它不仅仅是事物，而且还是进程。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作用，是观念使然。单纯的物质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

建构主义通过对无政府状态的解析，使无政府状态具有了新的内容。原来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凌驾于行动者之上的物质结构大厦开始动摇。新现实主义所假定不变的东西——无政府状态，恰恰成为质疑的对象，逻辑的起点。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产物，它的后果是国家对它的理解。行动者的互动和实践导致了不同的无政府状态。自助和权力政治是行动者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也不是行动者无法逃脱的命运。国际体系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世界，更是一个社会世界。国际关系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人与人在实践中可以建立起不同的社会关系。“国家也是人”，同样有人的愿望和信念。这种社会类别能够进行反思式的再思考。这样，新现实主义所缺乏的行动者的动因理论被建构主义带回到国际体系中来。通过动因的内置，国际体系被激活，无政府状态不再是国际体系的构成特征，而是社会特征。世界体系图景不再是单调的，悲观的，而是有多种可能性。新现实主义所描绘的国际体系只是国际体系画卷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国际体系的全景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空间组合，在体系的时间变换中是上述三种文化的演进（一种趋势）。

建构主义安全观篇4

【关键词】女性主义；现实主义；安全； 社会性别；国际关系；全球化

一、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主义安全观产生的必要性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高速发展过程伴生的人口过快增长、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普遍贫困、道德沦丧等全球性问题使得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受到了挑战。相应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现有的不同流派随时展涌现的多种新需求而生。由此，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已不适用，而女性的身影被需要并开始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现实主义的“扬男抑女”程式思维将自身的研究领域局限在了具有男性特质的、以国家为中心、军事为主要手段的所谓的“高级政治”（有学者认为有关“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分类方式已然过时，但笔者坚信此分类方式确是最恰切地体现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对具有女性特征的研究领域，如生态危机、人口膨胀一类的全球性问题的忽略甚至蔑视）。鉴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形势，不难发现当代国际关系学若固步自封地将研究局限于传统主流理论，其后果只能是身陷囹圄而自取灭亡了。

二、女性主义安全观对权利与安全的重新建构

1.确保女性参政的社会合法性。一方面，想要切实解决全球化影响下的诸多问题，女性的政治权力首先要得到维护。女性主义指出，应打破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对女性的束缚，让他们与男性平等地进入国家各级权力机构以期共同维护安全，不要让国家的安全、国防部门只有赖斯和奥布赖特这样的凤毛麟角。同时注意确保女性参政者在所属机构的数量与比例，确保所占比例能够真正有助于解决有关女性切身利益的问题。另一方面，除了对政坛女性给予关怀之外，普通岗位上的女性应被给予更多关注并被允许发出自己的声音。

无论政坛女性还是非政坛女性，都需要从社会意义上能够“合法地”发挥自己的价值。

2.改造既有现实主义权力与安全观念。观念的改造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是从性别歧视的根源即社会性别的立场对现实主义的核心——权力和安全进行重新解释。

女性主义者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的权力观重视实力而忽视道德，因而专注于对抗而忽视合作。因此，正确的权力观应不止包含对抗层面，还应采取女性主义的多元人性观来思考权力，这样才有助于扩大国际社会的合作并减少冲突。

同时，女性主义者提倡改变现实主义将一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观，认为安全应是多层次的，毕竟单纯局限于国家层面和军事领域的传统安全观无法在女性因传统安全问题受到侵害时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由此，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的概念，其具体含义为：“对妇女身体的、情感的、物质的、福利的威胁是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的威胁，同样也是对所有妇女的威胁。以协调的系统的途径来对付这些威胁，减少、阻止直至最后消除它们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这代表了全体妇女的利益，也代表了整个人类的利益。”[1]

三、女性主义安全观的重要价值

在国际关系学的范畴中，如果说现实主义是对理想主义的反思，建构主义是对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双重反思，那么女性主义的效用则让笔者更倾向于将其概括为“警示”——警示于“融合”，警示于“跳出”。

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女性主义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对其自身诞生的思维模式构成了根本性挑战——而这个挑战恰恰顺应了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从国际社会到个人的追求——一种通过和谐手段获取的安全感——也就是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式的打破。事实上这种打破既是一种“融合”——平等地融合男女两性的视角，又是一种“跳出”——跳出让学者鬼打墙的思维定势。在全球化时代，唯有“融合”和“跳出”才能让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得以高屋建瓴，才能让无论个人还是国家的主题真正获得安全感。

举例来讲，女性主义通过“融合”和“跳出”的方式可以引导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观走出困境：亚历山大·温特曾说：“安全困境是‘自我实现的预言’”。[2]在温特看来，行动的敌对性是由观念的敌对性所导致的，而观念的敌对性又会进一步为实际行动的敌对性所加强，由此便陷入了不安全感急剧升级的恶性循环。试问这难道是一种理想的国际社会状态么？

通过女性主义安全观的解读，这个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困扰国际社会多年的安全困境是可以被破解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不只是安全困境自身，包括其他全球化时代的众多安全问题若想要得到解决则必定需要在安全问题中引入性别视角。由此，建立起新的安全思考模式，建构新的安全观念。[3]同时排除传统安全观有关“国家中心论”的干扰，创造出以人作为安全思考起点的分析方法。由此，国家才能摆脱既定的同时建构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二元对立思维在这里会理所应当地使国家将别国建构成敌对的他者），从而在本源上摆脱安全困境的困扰。

四、女性主义安全观的启示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对传统现实主义安全观的挑战具有重要的价值，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提出的新安全观的内容本身，更在于其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对于国际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对安全领域本身，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1.从研究方法的根本上，女性主义安全观的提出对无论民间还是学界都习以为常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构成了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之大足以让国际社会重新考虑诸多习以为常、理所应当的问题，养成应重新检验各学科的思维系统的习惯，有助于形成更理想的学术思维习惯并对既有解释或尚未解释的问题进行更为全面而深刻的阐释，使学术研究更接近真理。

2.从学科研究的态度上，除激进女性主义期望“翻天覆地”即让女权凌驾于男权之外，女性主义学派研究的普遍态度是合作和宽容的，尤其是在对安全观念的阐述上——不同于现实主义安全观对于合作的否定，女性主义安全观仅指出一味注重对抗的弊端并希冀对传统的安全观予以完善以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女性主义安全观着力通过互补性合作来达到实现安全的途径最优化，使学术研究视角更为多元，有助于诸多全球问题的解决。这种思路同时也正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应有的姿态。

老子说“道法自然”是在告诉人们唯有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才是正确的。我相信女性主义安全观必将在安全研究领域分得半边天，最终让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感贯穿于从个人到国家各个不同的主体。也许到那时，若是莎翁地下有知，他会说：脆弱啊，你的名字是人。

参考文献：

[1]李英桃、胡传荣：《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64页.

[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建构主义安全观篇5

关键词：以人为本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发展稳定

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把以人为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条基本原则，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因为我们党对以人为本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阐述，从而发挥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党所强调的以人为本中的“人”，决不是指抽象的人，而是特指广大人民群众。当然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这里的“人”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也就是说，不能把人民群众仅仅看作是被同情、被关爱或被救济的对象，而应该看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即依靠力量。这里的“人”是发展的主体，但不是自然界的主宰。因而要保持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以人为本中的“本”，不是指事物的本原或本体，而是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决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二、必须坚持科学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不是不讲发展只讲和谐，而且恰恰是要以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因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只有发展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因此，我们对发展决不能有任何动摇。。当然，我们今天讲发展是指科学发展，即又好又快地发展。好，就是要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实现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快，就是指要保持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太高或太低的速度都会影响科学发展。为此，现要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科学发展就是要千方百计降低发展的成本或代价。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如果还有人认为发展可以实现零成本或零代价，那是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如果还有人认为发展可以不顾任何成本或代价，那是违背科学发展的盲动主义。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转变发展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发

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决不是不讲或不敢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近30年来我们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主要内容和最鲜明的特点。继续推进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是保持和发展目前我国社会活力的基础。我们要充分肯定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冷静分析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及其产生的原因。既不能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视而不见，甚至只报喜不报忧，又不能因为改革触及了一些深层次的体制弊端，就不敢推进改革，甚至主张走回头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才能解决。

四、必须坚持民主法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利，才能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才能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和谐，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我们党反复强调了民主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因为坚持了这条基本原则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总要求。这是因为民主法治要么渗透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其它特征之中，要么其它的基本特征必须依赖民主法治才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条件和制度保障。

五、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改革发展稳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现实问题，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我们对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刻认识，是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总结国内外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中形成的。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混乱当中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唯有稳定才是前提；稳定不等于停顿不前。必须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看稳定。稳定是为改革和发展服务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没有改革我们就不可能走出这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事业不可能顺利前进。因此，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三个举足轻重的棋子。正确把握了这三者的辩证关系，就能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就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六、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建构主义安全观篇6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决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特征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切入点等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局的基本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提出切合实际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有重点分步骤地持续推进。《决定》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实际出发，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要求，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决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重要原则是一个整体，它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明确了未来15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方向和路径、动力和机制以及需要把握的重大关系。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执政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没有先例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和时代潮流，凝聚全国人民的意愿，大胆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勇于进行开拓性的实践探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又一次飞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深刻总结我们党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经验，全面分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为推动这项伟大事业指明了方向。

指导思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决定》提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是在我国实现社会和谐的历史性结论，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我们积累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统筹协调各方面重大关系等促进社会和谐的丰富经验，也有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深刻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2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和谐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开拓了新局面。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方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发展的动力在于人，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坚持体现公平正义和利益兼容的协调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根本遵循。

《决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还明确了三个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局的基本问题。

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决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推进的历史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在这样的关键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推进这项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其建设者是全体中国人民，其享有者也是全体中国人民。这就明确了和谐社会建设的道路、体制、动力和目的，从根本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

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加以推进。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得到保障，利益分配的机会和过程公平，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诚信友爱，就是全体人民都要诚实守信、相互帮助，各族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通过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创新，使各种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造活力、创造才能得到尊重和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得以调动；安定有序，就是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得到广泛认同，经济和社会秩序井井有条，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活动处于良性循环之中。这个总要求，是社会和谐与否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衡量标准，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参考系。

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切入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必须从执政为民的根本执政理念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从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选准切入点。这就是：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利益是存在差异的，又是现实的、具体的。必须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人民群众关切的社会事业，特别是加快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必须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分配秩序混乱和司法不公等突出矛盾；必须建设和谐文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形成更加良好的人际关系；必须努力增强社会创造活力，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节能降耗，推进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创新，解决好人与自然环境和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方面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同时，从这些切入点推动和谐社会建设，要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实现新的跃升，才能更充分地体现我们党最根本的执政理念。

目标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提出切合实际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有重点分步骤地持续推进。未来15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准确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认真分析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提出这一阶段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的基本前提。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少有五个新变化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社会领域出现新矛盾。我国在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凸显，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起广泛关注，各种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出现。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妥善处理各类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经济增长面临新制约。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经济增长遇到了新的制约。劳动、资本、自然资源、技术这四大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正发生很大变化。自然资源的约束全面强化。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加上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土地、淡水、石油等资源的制约尤为严重，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变化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的矛盾非常突出。在快速增长过程中，怎样使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人力资本不断得到提升，资源消耗大幅度下降，生态环境明显好转，是我们不能不切实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社会心理出现新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我国社会的心理状态也出现了新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普遍增强，对加强民主法制的要求和变革社会管理体制的要求十分迫切，对保护产权和各项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与此同时，一些社会成员心理失衡、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成为引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改革攻坚出现新特点。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使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下一步，改革将出现一些新变化，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要求更加迫切，社会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等改革同步推进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政府改革成为深化改革的重点。深化改革必然要调整各种既得利益，这使改革的难度明显加大。

和平发展面临新环境。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最大的变化之一是逐步成为大国开放经济，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加深，新一轮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国际分工和生产组织方式变化正对我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对国外资源和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对重要商品价格也产生重大影响。还要看到，我国的和平发展明显受到大国势力的制约，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决定》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实际出发，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要求，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主要内容是：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断用法律形式加以完善；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就是要不断完善法律体系，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保护人权和产权。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就是要做到：城乡、区域发展二元结构强化的势头得到扭转，高收入和低收入者比重较小、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扩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确保这个格局的分配秩序逐步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进一步规范，机会和过程公平的分配秩序使分配结果趋于合理，全体社会成员的人均收入水平普遍提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取得新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家庭财产普遍增加。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实现充分就业，在提高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和统筹层次的基础上，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就是要做到：政府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更加合理，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公共产品的质量显著提高，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府职能转变有较大进展，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更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就是要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规范取得广泛共识，九年义务教育得到普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明显提高，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气蔚然成风。

——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就是要做到：全社会更加团结和睦，公平竞争机制更加完善，现代产权制度进一步健全，全社会的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社会生产力得到不断解放和发展。在整合社会管理资源的基础上，形成政府与市场分工明确、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分工合理、各类社会组织服务功能完善的互补型网状结构，更好地适应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方便感和安全感。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就是要做到：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降低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水平，以切实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为重点，使广大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享用上安全的食物，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在明确提出这些主要任务的基础上，《决定》强调，要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努力，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基本原则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决定》首先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不承认矛盾，而是要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努力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使发展更平衡、利益更兼容、关系更融洽。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有重点分步骤地持续推进。这就要求我们既从财力物力的可能出发，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矛盾和问题，又不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总之，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加以推进。在这两个重要判断的基础上，《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遵循的六个重要原则：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看出，《决定》的指导思想突出了人民利益的问题，目标和主要任务围绕的核心问题也是人民利益，同时又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经济社会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才能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雄厚物质基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和制约因素的变化，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观念的与时俱进。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五个统筹”，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改革为动力，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就要求：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社会领域改革的步伐，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逐步形成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使和谐社会建设获得坚实的制度支撑；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和谐，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必须坚持民主法治。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稳步推进国家管理行为的法制化、规范化；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发生的新变化，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广泛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依据法律更大程度地参与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改革就没有动力，不发展就没有物质基础。但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做到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和谐社会建设是为了人民，和谐社会建设要依靠人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维护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和谐社会建设者和享有者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真正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建构主义安全观篇7

科学发展观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加强和改进安全监察工作的指导方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安全摆在与人口、资源、环境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强调要坚持节约发展、清洁生产、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安全生产”理念的提出是科学发展观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本质特征，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全面健身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做好安全监察工作，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通过区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一阶段的集中学习，结合我区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体会到：

一、科学发展观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保障生命安全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生命为本，把事关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上。

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当注重质量和效益，应当建立在资源和环境能够承载的基础上。经济增长方式应当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搞好安全生产，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人力资源的可持续性，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安全发展、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任务。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五个统筹"，必须解决重特大事故多发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使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安全生产应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切实可行的安全生产指标考核体系。

实现和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第一要务"需要安全第一，需要不断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创建本质安全型企业，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促进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对照科学发展观，综合安全生产状况，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落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低回报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市场准入门槛低，低水平重复建设，使安全生产工作受到严重挑战。二是人力资源得不到应有的珍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还不到位，安全管理混乱，特别是在市场需要旺盛的情况下，一些生产经营单位盲目追求产量效益，忽视安全生产，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建设等“三非”现象和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问题、工矿企业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和交通运输企业超载、超限、超负荷运营的现象还比较多。三是企业和公共安全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企业的基础工作不扎实，当生产经营情况发生波动或变化时，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跟不上。四是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随着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安全生产监管对象和范围不断增加，安全生产“三同时”工作不能随时跟进，加之个别监管单位监管工作的缺失等因素，致使安全监管难度增大。五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技术装备落后，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安全教育落实还不够，特别是一些高危行业从业者多为农民工，安全技术培训工作相对滞后，造成违反操作规程或违反劳动纪律导致的事故多发。所有这些，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要在宏观管理、结构调整等方面采取措施之外，也有赖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进一步加强，有赖于安全监管监察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持续和不懈努力。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安全生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构建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都与安全生产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安全生产工作需要自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组织职工群众参与企业安全管理和安全监督，全社会关注安全；要加强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在全社会建立规范的安全生产法治秩序，真正实现“依法治安”。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大安全监管监察力度，依法对肇事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厉处罚，提高对事故伤亡人员的经济赔偿，切实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利和劳动者的安全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关爱生命、关注安全”，是社会友爱的基本要求，用“诚信友爱”建立起安全生产的道德防线。没有安全生产就没有人的活力可言。安全生产工作自身的活力，是人们搞好安全生产的积极性和安全工作创新精神，也是社会活力的组成部分，同样应该得到调动和发挥。应该认识到，安全生产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事故往往造成人员的伤亡、家庭的不幸、单位的创伤、社会的震荡。事故多发必然会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国家政权形象。要实现社会安定，必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我们要正确认识客观规律，顺应客观规律的要求，掌握安全生产的主动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发展首先要安全发展，和谐社会首先要关爱生命。

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和坚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责任重于泰山的工作抓实、抓细、抓好、抓出成效。主要从“七个新”方面着手抓好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即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机制上有新进展，在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上有新举措，在依法行政和推动“两个负责制”的落实上有新突破，在建立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和重大危险源监控上有新机制，在夯实安全生产“双基”工作上有新成效，在提高全民安全生产意识上有新提高，在提高安全监管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上有新作为。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安全生产“五要素”真正落到实处，全面推动我区安全生产工作稳定发展。一是抓安全文化建设。二是抓安全法制建设。三是抓安全责任的落实。四是抓安全科技。五是抓安全投入。

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安全监管监察队伍建设。

建构主义安全观篇8

【内容提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考察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根源，批判了强力意志论、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机械唯物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主张相互合作、主客体统一、和谐以及创造性奉献价值观，以有机主义哲学观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我们要吸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合理成分，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之间怎样相处?怎样保卫国家的安全?这存在着不同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较量。为了使全球化健康发展并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批判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确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一、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批判性考察

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就是国家安全的最一般观点、理念、方法、运行模式及其附属工具的总和。它包括国家安全观所赖以建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对国家间利益关系进行处置的思维及实践模式及其运用这个模式达到本国目的的手段。有些手段、工具是物质的，如核武器、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航空母舰、人造卫星等，但它们的设计、制造及运用都是附属于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的，是国家安全观点范式的对象化，是国家安全观的显现和在场化。

在人类的近现代历史上，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现代主义的。正是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导致了掠夺和相互争夺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随后的冷战就是明证。而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客体二元分裂与对立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核心理论基础是救世主义的强力意志论。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的特征是，它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信奉强力就是一切的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不断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和社会无法摆脱上帝的纠缠，把无所不能的上帝看成是一切力量和运动的源泉。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有笛卡尔、波义耳、牛顿及唯意志志论的先躯者们。由于把上帝看成是真理和秩序、安全的化身，维护上帝被看成了维护真理和安全的同义词。“这样一来，消灭自己的敌人就是在消灭上帝的敌人。’于是，一些资本和集团就打着维护真理和正义以及维护上帝权威的旗号发动掠夺战争和侵略战争，进行殖民扩张。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主义安全观公开奉行的原则是丛林原则。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看到了世界的物质运动规律，自然科学越来越深入人心，尼采的强力意志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近现代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理论和行为的哲学范式。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急速增加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时，先行帝国主义已广泛占有了大量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后发的帝国主义要扩大国外市场，就必然要从先行帝国主义手里争夺，这就产生了社会达尔主义流行的社会基础。

这种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来源于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以及利己主义的伦理观。大卫·雷·格里芬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完全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它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自然世界是“祛魅的”的世界，是僵死的、无生气的，无主体的、无生命的神性。这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就产生了两种灾难性的后果，一是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这是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它的原则是，“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的价值；上帝明确地规定了世界应由我们来统治(实质上是掠夺)。”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导致人人都希望在对自然界的自由掠夺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和控制世界的“自然资源”，个人与个人、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便加剧了。现代主义自然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的第二个后果是“日益增长地把他人、尤其是妇女和‘未开化者’当客体对待的倾向。”把世界的某些部分仅仅看作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的神圣性的客体，久而久之，使得人们很容易习惯于把他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当作客体来对待，剥夺他们的人权，甚至被用来证明有必要对“原始人”实行奴役、直至杀戮，以便使自我标榜“人性充分发展”的欧洲人(包括美国人一一笔者注)去占据和发展这个星球。除此之外，现代主义世界观使“世界的祛魅”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与自然，从而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由于人对自然的无限掠夺，贪得无厌，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对立，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使人感到“恶心”、“烦”和“畏”，存在主义揭示了这一异化状态；另一方面，技术工具理性主义排斥了价值理性，人与人彼此也严重异化，人与人之间互相视为客体。这种工具理性使人丧失了生活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导致吸毒、恐怖活动、邪教等反社会现象的出现，从而引起社会的动乱，危害国家安全。

现代主义范式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威胁的另一重要根源是利己主义的社会存在观和人生观。现代主义从还原主义的视角看人，把人看成纯自然的生物人，把人的目的、价值、主动性、创造性加以贬低和还原，归结为一种性欲，认为“人是经济动物”，除了自己的性欲和纯经济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价值目标。这种性欲和经济动物的行为取向支配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利己主义人生观导致现代主义的政治家到处寻找自己的敌人，即使没有敌人，也要树几个敌人或制造出敌人来，并以此作为自己争霸世界、到处侵略的借口。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摧毁的目的在于建构，批判的目的在于创新。在批判和颠覆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以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1．重新规范力量的本质，摒弃强力中心论，主张“事物的本性在于合作”

与现代主义把上帝作为外在强制力量相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产生了一种新的态度，它放弃使用上帝这个词，而使用“神圣实在”这个概念，认为“这个神圣实在是我们的创造主，但并不是外在的单方面意义上创造主”。他“从内部激发我们，催促我们去以最理想的方式创造自己，它通过给我们一个梦而不是一个推动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人们模仿这个神圣实在就是去给他人提供一种精神动力即梦想，有了这种梦想，就能激发人们最深厚的创造性潜能。

在排除了上帝这个外在的强力实体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还把生活的基本关系描述为非强制性关系，指出在事物的本性中合作比竞争更为基本。”虽然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强制性关系和激烈的竞争，但认为它们“是派生的，从属的”。格里芬强调，“拥有后现代意识就是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在社会关系行为准则中摒弃暴力，不再把暴力视作达到目的理想方式。通过拒斥强制性关系和暴力论，提供社会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互助、团结、和谐，共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安全。

2．反对现代主义客观对立的自然观，主张主客体的统一和谐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的强制性关．系理论以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为基础，造成人与自然、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抗、奴役和战争。要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就要摧毁和颠覆这种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走向统一和谐论，使“后现代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任何事物都不仅仅是任人宰割的客体，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应被视为体现着神圣性，只有在这种新世界观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伦理学，以扭转现代性的掠夺性和容易导致战争的趋势。

由于现代主义的自然观，主张“自然的祛魅”，其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的丧失”，为了防止这种恶果的出现，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自然的返魅”。而要使“自然的返魅”，就要赋予自然以自主性，与人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主张进一步扩展到社会，要求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要尊重自然，同自然和平共处；同时也要使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和平共处，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

3．摒弃现代主义片面的人性观和孤立的存在观，主张以创造性奉献为主的价值观，强调人的多样性内在联系大卫-雷·格里芬明确指出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片面性，认为这种哲学范式是建立在“片面的人性观”之上。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我们不仅接受他人的创造性的奉献，同时“我们需要对他人作出贡献”。这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运用这种创造性奉献价值观来看待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能处理好决策者同个人的关系、强国与弱国的关系、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另外，建设性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孤立地看待主体间的关系，主张生态论的存在观和整体有机主义。现代主义是一种非生态主义的存在观。这种存在观在初始阶段把上帝看成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孤独者，“卓越的存在物”。现代人继承了这一观点，导致人对自然的统治。同时，把人看成孤立的个体，企图“离开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利益”，甚至打败别人。这是战争的重要根源。与此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要创造一种认为我们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识”，用这种有机论的观点来看待主体间的关系，意识到“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生态整体有机主义相互内在联系和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观点，并进一步把它扩展到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要求把它作为“我们新文化范式的基础”，使“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受到重视。他们进一步呼吁要行动起来，造就一个安全、自由、民主、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使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战争销声匿迹。

三、批判吸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理念。建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促进全球体的健康发展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及其理论基础，打击了霸权主义安全观，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找出现代国家安全范式的阶级和经济根源，不免带有的抽象的人性论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全球化时代，要保持全球各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就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安全哲学新范式。

首先，确认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建构各行为主体平等的交互主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主体意识觉醒，纷纷独立，从政治上确立了其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地位。政治上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必须要由经济上的主体地位支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主体性地位，不仅要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还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向居支配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同世界各个行为主体的交往。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大交往实践活动，凸显了全球化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和主体际性。

全球化主体间的基本原则是主体平等原则。这种主体平等性是主体间性的逻辑规定和“绝对命令”(康德语)，具有逻辑先在性、先验性、普遍性、必然性。在全球化时代，每一国家、民族、地区行为主体要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另一主体，只有承认另一行为主体的平等地位，以礼相待，才能被对方合理性地承认为主体，相互馈行，相得益彰。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行为表征是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国际间的一切事务都要由当事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协商解决。通过协商，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等文明主体的智慧，承认各自多样性的主体性，照顾各种主体的利益，调动各个文明主体的积极性。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摩擦，避免剧烈震荡，达到共存共荣。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内在要求之一是自律性。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要健康的建构，很重要的就在于各行为主体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就是要求各行为主体自觉地按关系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要求不断检视自己，不做越规和侵犯其他行为主体利益的事，自觉遵守已经达成的国际间条约，不单方面解释、违犯或毁弃条约，一旦发现有违约行为能自行纠正，补偿其他行为主体的损失。全球化主体间性的重要保证是互信性。互信性要求全球各行为主体之间以诚相待，相互尊重对方主体的利益、价值，理解对方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适度性。主体间的互信性要求，各行为主体的政策、谋划、企图和行动要达到透明化、预告化、信息白箱化。

其次，确立系统整体有机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安全思维。安全是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安全、人口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思想文化安全等等。从大尺度空间来说，它包括全球安全、区域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等等。每一子系统的安全都与整体系统的安全密切相关。而且它们各自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谋求单方面安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不重视全球安全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只注重自己的单方面的安全，其实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危害了他人的安全，其他主体就会感到威胁。要打破这种自闭性安全循环，必须跳出非此即彼的安全哲学思维范式，确立有机整体的安全思维范式。

再次，确立奉献性和可能性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孤立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建立广泛的合作及协作伙伴关系，创建合理合情合法的安全体系力量架构。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世界各国联系愈来愈紧密的条件下，在安全哲学范式上，我们主张创造性、奉献性价值观，但要坚决反对乌托邦安全哲学思维，树立可能主义的富有预见性的安全哲学新思维。乌托邦主义的安全思维表现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我国的安全就自然而然有保证了；只要坚持全方位的友好政策，就不会有谁挑战中国的安全；只要不搞军备竞赛，不在外国驻扎一兵一卒，不刺激强权或某些国家，中国就安然无恙。事实上，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非常有害，必须加以摒弃。正确的安全哲学思维应当是：既要立足于当前国际安全的现实，又要看到国际安全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不良局面；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以发展为主线，同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搞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又要看到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危害世界和平与中国安全的因素仍然存在，有时会恶性膨胀。还要看到，恐怖主义给国际安全包括中国的安全已经带来并将继续带来新的威胁。因此，为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长久的国际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军事高科技，加速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把我军锻造成保卫中国安全和国际和平的坚固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