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

[摘 要] 分析徐静蕾执导的几部电影，比较影片中的男女两性性别模式、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徐静蕾以其鲜明女性意识，对父权社会中男性形象进行了颠覆和解构，并表现出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和建构女性主体精神的努力。这种努力在《杜拉拉升职记》《亲密敌人》两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徐静蕾探讨了女性在平衡事业与爱情、情感与职场、婚姻与家庭等方面遇到的困惑以及追求完美的努力与可能性。

[关键词] 解构；女性意识；建构；主体性

自2003年进军导演界以来，徐静蕾先后导演了《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梦想照进现实》《杜拉拉升职记》《亲密敌人》等五部影片，不仅受到了国内外电影界的关注和好评，其导演的《杜拉拉升职记》《亲密敌人》两部影片在中国内地票房突破了一亿，成为内地首个破亿的女导演，同时，徐静蕾也凭借其实力被中国电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誉为“中国电影新锐导演”之首。纵观徐静蕾的电影，无论是从对亲情、爱情、生存意义的探讨，还是对职场、商场悬念迭起的展现，几部电影离不开对女性形象、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比较徐静蕾几部影片中的男女两性性别模式、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徐静蕾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对父权社会中男性形象进行颠覆，并建构女性主体精神的努力。

从仰视到俯视——窥破男性神话

自从有人类之初，也就有了男女性别的区分，按照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解释，男女的生物差异（Sex）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性别（Gender）则是后天形成的“它是指由一定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赋予不同性别的人一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份做出的不同价值评判”[1]。那么，在传统观念中，男性是第一性的，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被赋予了责任、力量、勇气与担当等特质，而女性作为第二性，处于从属与被支配地位的，因此，柔弱、被动、服从等成为女性的特质。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作为占据着发言权的男性作家和导演，在文学作品、电影作品中也不自觉地延续着这一思维模式。因此，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说：“女人必须写女人，男人则写男人。”[2]事实上埃莱娜强调的是女性必须书写自己的经验，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摧毁菲勒斯（男性）中心语言体系对女性的曲解。

徐静蕾作为成长起来的一代女性导演，其执导的五部电影，都以其鲜明的女性意识和独立意识成为女性电影的翘楚之作。纵观她的几部电影，男性都处于“缺席”或“不在场”的状态。在处女作《我和爸爸》中，原本应该担当起赡养家庭的“爸爸”，却在女孩鱼静每一个成长的时期都“缺席”。年幼时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鱼静对于父亲既好奇又有怨恨，影片中一开始父亲的出现就是一个俯拍的镜头，这也是女孩对父亲缺席的一种审视。后来母亲出车祸去世，父女俩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在隔膜即将消除之际，父亲却因为经营不正当的酒吧被判刑入狱，父亲再次缺席，影片中鱼静被姨妈带走时对父亲老鱼回眸一瞥，满含的是深深的失望；几年后，父亲刑满释放，但鱼静有了自己的男友并且选择去上海工作，父女二人再次擦肩而过；影片后半部分，鱼静婚姻失败，独自一人怀着身孕回到家里，父女关系再次得到修复，但是鱼静有了孩子，而父亲却打麻将彻夜不归，影片运用俯拍的镜头，将她失望和怨恨的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后来父亲中风，一组鱼静照顾父亲忙碌的镜头，让人感到温馨的同时，也看到男性神话的破灭。

同样，在根据茨威格原著改编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这种对男性神话的解构更加鲜明。徐静蕾消解了原著中男性的拯救和支配神话，突出了男性的不负责任对女性的毁灭。影片自始至终突出的是女孩江小姐对于爱情的执著与虔诚，对于所爱非人的焦虑、痛苦与无奈。因此，茨威格原著中一身光环的作家始终在陌生女人的审视下，退去了迷人的光环，他只是北平的一个文人，体态肥胖，每天除了写作之外又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影片最为成功的是在剧院看戏时，陌生女人冷冷地注视着作家看戏时的自得和满足，眼神里是深切的愤怒和痛苦。与《我和爸爸》中男性缺席不同，《来信》中的男性自始至终处于缺席状态，他甚至没有男性应该具有的责任感和担当，因此只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如果说，《我和爸爸》和《来信》两部影片中男女两性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由三纲五常（父女关系）、阶级关系（作家与女孩）的传统秩序造成的，那么在徐静蕾导演的另外两部电影讲述现代生活的《杜拉拉升职记》《亲密敌人》中，男性的边缘化与模糊化就值得我们探讨。《杜拉拉升职记》是一部反映现代职场经历的电影，讲述了一个没有背景、大学毕业的女性杜拉拉从初入职场到成长为全球五百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的经历。在电影展现的办公室环境中，除了少数与剧情发展有关的男性公司领导外，办公室里都是貌美出众的女性，无论是刻苦的拉拉、干练的玫瑰，还是性感的艾娃、妖娆的海伦，个个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一次宴会上，多个镜头中清一色均为时尚漂亮的女性，男女的失衡可以看作徐静蕾对女性主导地位的一种尝试性建构，蕴涵的是对女性美和女性价值的肯定。电影《亲密敌人》作为商战爱情大片，围绕着男女主人公戴瑞克和艾米之间的企业收购大战展开。两人原本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戴瑞克供职于一家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年纪轻轻却在业界声名赫赫，艾米更是独立的现代女性。但两个人之所以成为这场商业大战的对手，恰恰是因为在爱情生活中戴瑞克的“缺席”——戴瑞克由于工作繁忙，一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仅仅28天，导致两人渐渐疏离，艾米无法忍受长久地被忽略提出分手。尽管《亲密敌人》中充斥的是男性之间关于利益的较量，但这些男性的形象无一不是模糊化的，而具有鲜明个性的艾米则是表现的重心所在。

女性成长——建构自我主体意识

“成长”母题最初来源于西方近代文学中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概念。这类小说处理的是主角自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过“女性成长小说”的概念，从女性成长的艰难、女性性别自我、女性主体性生成几个方面进行过阐释，[3]由此纵观徐静蕾的几部电影，都可以看做典型的女性成长电影。

一如经典的成长故事一样，徐静蕾电影中强调了年轻女性的“涉世”经历——《我和爸爸》中少女鱼静“涉世”由社会转为家庭，由于母亲车祸去世，鱼静被迫与陌生的父亲生活，她的冲突对象首先是父亲——如同西方成长小说中男孩面对的世界一样，一个异己的存在。原本应温情脉脉的父女关系，因为老鱼没有履行养育女儿的职责而产生隔膜，因他“混”的人生哲学而对他失望至极。而当鱼静真正走上社会，面对与男友、社会的冲突时，经历了结婚、怀孕、离婚等一系列的磨砺之后，小鱼理解了父亲，学会了宽容与体谅。如果说，男性的成长意味着“融入社会”，那么对于女性来说，则是首先在家庭中学会接受“所爱的人的不完美”，当小鱼在影片最后对父亲喊出：“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人在，天天在，我每天回来都能看到你。”她明白了父亲的关爱，学会了接受这门课程，小鱼也对亲情、爱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收获了新的爱情和幸福。

《来信》是一个典型的女性成长故事，影片中的江小姐从一个懵懂少女开始爱恋作家，直到最后悲惨死去，她对爱情的付出不求回报，爱得盲目而虔诚。在徐静蕾导演下，江小姐涉世之初，她与世界的冲突也就是她与作家关于“爱与不爱”“铭记与忘却”的冲突。[4]少女对作家最初的爱，是涉世之初理想化爱情的呈现，他的华丽的家具、精装书等都成为少女把他幻想成白马王子的优势。按照成长规律，这种飘忽的感情将随着成长而被超越。面对所爱非人的宿命，为了不使自己的爱受到男人的控制，陌生女人怀了作家的孩子，从而在孩子身上延续自己的爱情，自己抚养孩子，维持自己在爱情中的主体地位。所以，在强大的男权传统文化中，陌生女人只能试图在爱情中清醒无奈地看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无法建构自己的主体意识。

如果说，影片《我和爸爸》《来信》中的女性成长还带着与男权文化及观念搏斗的伤痕，体现着女性成长的艰难，那么在影片《杜拉拉升职记》《亲密敌人》中，这种建构女性主体性的意图得到了实现。更可贵的是，这两部讲述现代职场的影片中，徐静蕾探讨了女性在平衡事业与爱情、情感与职场、婚姻与家庭等方面遇到的困惑以及追求两全的努力，这也是现代女性遇到的普遍性问题。

相对于陌生女人所处的女性难以具有展示自己能力、建构自我主体性的环境，作为现代女性的杜拉拉和艾米已经能够在宽松的环境中实现经济独立和自我价值。如杜拉拉的成长经历，她从一个菜鸟式的人物，成长为一个HR高层经理，拉拉的升职与成长经历，既有幸运之神的眷顾，更多的是拉拉努力勤奋的结果。杜拉拉是一个被用心塑造的形象，映照了她对女性主义的执著“只要你努力就可以拥有这样的生活”，正是对女性能力的肯定和认可，拓展了女性的深度和厚度。《亲密敌人》中的艾米，也是一个独立且极具个性的女性，促使她进入投资银行工作的却是因为男友艾瑞克忙于工作对她的忽略，为了防止成为怨妇的可能，她选择了这一职业。影片中围绕着两大投行对稀有矿业资源的收购大战，作为前男友艾瑞克的对手，艾米与团队精诚合作转败为胜，展现出超凡的工作能力和应对能力，显示了她在职场快速的成长过程。

高耸入云的建筑群、紧凑的镜头剪切都为影片带来了鲜明的都市感和紧张感，这是拉拉和艾米事业的前台，只是构成女性生命的一部分，爱情、婚姻和家庭是女性自我主体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这个问题，拉拉和艾米同时遭遇了困境。根据外企规定，公司同事之间发生恋情，其中有一个人必须离职，杜拉拉和王伟都不愿放弃工作，只好隐忍地下恋情的痛苦。尽管拉拉随后到达了职业的高峰，但因不信任跌入谷底的爱情却使得她痛不欲生，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又一次泰国之旅使她重新找到了丢失的爱情，获得了生命的完满；艾米作为艾瑞克的对手，她曾完全迷失在被忽视、被冷落的愤怒中，失去了体会真情的心灵，在一次次和艾瑞克针锋相对的较量中，艾米觉得身心俱疲。事业的成功并没有让她感觉幸福，反倒是最后与艾瑞克重归于好后，才体会到人生的安宁与乐趣。拥有自己的事业、经济独立是女性自我完善的第一步，同时具有获得幸福的能力，这是杜拉拉和艾米自我成长和自我建构的另一重要方面，从这一方面看，徐静蕾对现代职场女性在平衡事业与爱情、情感与职场方面的思考是深刻的。

通过分析徐静蕾执导的几部电影，可以看出徐静蕾作为现代女性，通过电影这种媒介所表达出的对于传统性别意识的反叛与颠覆，女性成长经历着对男性神话的解构，自我意识的确立，从而实现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与完善，这也是现代社会中，所有女性都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参考文献]

[1]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7.

[2]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0.

[3] 高小弘.“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02）.

[4] 刘海玲.中国女性电影的女性主义批评近观[J].电影艺术，2007（01）.

[作者简介] 盛晓玲（1978— ），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平顶山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