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法规范文

传统文化法规篇1

关键词：传统文化景观；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生态设计；进展与展望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背景

传统文化景观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记忆，是人类文化景观的共同遗产。在当今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的特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威胁到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就是立足于地方性的人文生态系统和文化景观空间的特征与模式，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和语言的逻辑性，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保护与传承的全新途径。

1.环境景观的人文化与生态化：文化是人类适应、保护和营造环境的工具

作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和生态已经成为景观建设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三个基本特征。风景园林师作为土地的守望者、资源的守护者和景观环境的营造者，是有效协调人地作用机理与从事生态规划设计的主体之一。面对机遇与挑战，罗德岛设计学院教授玛格丽特-麦克埃文（Mar—garet McAvin，1990）认为生态与环境破坏是工业化时代的突出问题，生态文明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文化的标志。生态文明建设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文化文明与生态文明是风景园林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性目标与途径。

2.景观空间的破碎化与孤岛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困境

伴随着大开发与建设，资源保护与利用、土地开发与建设、生态保护与恢复、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成为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面对的实际问题。原本是传统文化突出的很多地区又是今天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传统”与“现代”矛盾极为突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特质。在此过程中风景园林承担起了国家发展所赋予的时代责任，开展了大量开创性的关于城乡发展与生态建设、保护、恢复等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成为解决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基础。

3.生态设计的图式化与语言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解读、保护与传承的体系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是人运用景观的语言在自然与文化之间营造和谐健康环境的过程和途径。因此，“景观的语言”应是风景园林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理论。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与生态设计语言”成为该理论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试图在自然生态景观及过程、文化景观及人文过程、网络化与网络格局典型研究的基础上，以空间组合图式为表达形式，构建起以生态过程为依据，由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景观空间组合依次耦合叠置所形成的具有尺度、秩序、语法、意义等功能的生态景观形成过程与规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以传统文化地域为典型，研究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在人文和文化过程的作用下，文化景观要素、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在尺度、秩序机理下依次耦合形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过程、机理、形态和空间组合规律。

二、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进展

1.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规划设计成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

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态规划设计由偏重于自然的设计，走向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以及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规划设计，生态规划设计的内涵不断将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方法体系中，推动了生态规划设计学科的长足发展。

（1）以自然生态研究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研究

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拉尔夫·艾默生（Ralph Emerson）、佛里德里克·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Olmsted）、乔治·马什（George Marsh）、沃伦·曼宁（Warren Manning）、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等人为早期偏重于自然生态研究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在资源管理研究的持续压力下，景观适宜性方法吸收了现代系统理论、环境保护主义、文化景观理论和现代技术发展成果，形成了以“优化技术”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Ⅱ，该阶段主要以安格斯·希尔斯（Angus Hill）、菲利普·刘易斯（Philip Lewis）、理查德·托斯（Richard Toth）、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约翰·莱尔（John Lyle）、朱利安-法布士（Julius Fabos）等为代表。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方法成为快速发展的领域

此后人文与文化成为生态规划设计的重要趋势之一，形成了应用人文生态学方法（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朱利安·斯德维特（Julian Steward）、鲁克曼（F.Lukerman）等）以及景观价值与感知研究（肯尼斯·卡瑞克（Kenneth Craik）、伯顿·林顿（Burton Linton）、威廉姆·萨菲（WilliamShafer）、埃文·朱比（Ervin Zube）和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等），将人的价值观、行为心理、文化人类学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的发展体系中，形成重要的发展阶段。

（3）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体系

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尤金·奥德姆（Euqene Odum）、布兰达·李（Brenda Lee）、安格斯·希尔斯（Angus Hills）等）和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莫妮卡·特纳（Monica Tuner）、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Forman）、米歇尔·戈登（Michel Godron）等）的发展推动了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立足于景观的垂直结构与功能系统，探讨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自然对此做出的回应，通过生态系统能力、目标和行为评价，探讨人类制度因素，以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应用景观生态学则立足于景观空间在水平方向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自然与人文过程对景观格局、景观功能的影响，将景观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和在空间上的综合镶嵌体，它有助于通过生态完整性的最大化和土地退化的最小化实现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

2.“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成为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前沿

在生态规划设计中，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直是生态规划设计力图认识、协调和解决的核心关系，经历了自然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文化适应论三个发展阶段，文化适应成为场所构建、可持续设计、景观再生等领域的现代生态规划设计的时代特征。

（1）生态规划设计的概念、内涵和核心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拓展

Sim Van Der Ryn（2007）认为生态设计具有五个基本特征：由地方性衍生的设计方法和途径、生态帐户的设计、设计结合自然、每个人都是设计师以及使自然本质性的设计。生态规划设计是设计师在深入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基础上营造出具有生态本质及其内在联系的景观与环境，是被用来改造自然景观的文化工具（Frederick Steiner，2002）。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伯顿·立顿（Burton Litton，1990）教授认为：在面对生态规划设计自然一文化复合系统复杂性的时候，规划设计需要超越经验之上的更加科学的方法并因此产生较好的实践价值。生态规划是“在时间和规律综合作用下的关于自然、生活、过程一体化的方法体系”（Ian McHarg，1997），也可以视为“对人类土地利用形成显著机会的同时所形成的制约条件”（Frederick Steiner，1990）；生态设计定义为“在生态规划基础上的形态设计，它需要设计师的视觉形象以及对图形富有创造性的技巧”（Ian McHarg，1997）。詹姆斯·卡尔（James Karr，2004）认为“健康性与整体性（Integrity and Health）、系统与尺度（System and Scale）、景观与语境（Landscape and Context）”等14组生态概念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最重要的生态概念，从而建立起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体系。

（2）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及新技术、新理论的引入与发展

在生态规划设计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的方法也不同，但方法的发展是连续的，随着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变革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特点、优势和不足，以及该方法的发展演变过程，成为指导、学习和应用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重要研究领域。该领域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福斯特·卢必升（Forster Ndubisi，2002）完成的《生态规划——历史与综合比较》。该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发展、演变和比较分析，从而建立起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全方位透视。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日益加剧，文化过程和现代技术应用已成为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人文生态学派（人文生态系统设计：John Lyle，1985）、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派（可持续设计与可再生设计：John Lyle，1999）、应用景观生态学派（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Zev Naveh，2000）都成为现代技术和文化过程研究的典型代表，成为推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3）“景观的语言”与场地景观设计的语言体系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在1998年出版的《景观的语言》（The Languageof Landscape）成为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开辟了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新的研究途径。景观的语言立足风景园林规划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景观（Landscape）、景观评价（Landscape Assement）和人文生态（Human Ecology）四个关键环节，探讨景观构成的修正（Modifica—tion）、一致（Agreement）、对应（Correspondence）、从属（Subordination）、协调（Coordination）等语言规律，研究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景观语汇）、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和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以The Mill Creek社区为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MIT开展了长期的规划设计实践研究与教学探讨。与此同时，温彻·德拉穆斯塔德（Wenche Dramstad，1996）等人提出了55条景观生态规划的法则、概念及生态设计关于斑块、边界（界线）、廊道（连通性）和镶嵌体的图式语言。理查德·杜比（Richard Dube，1997）尝试性通过草图、照片、结构分析和美学特质等方面研究了48种自然景观图式，并就每种图式进行变形以适应具体空间规划设计的需要。西蒙·拜尔（Simon Bell，1999）教授研究了图式（Pattern）的含义和感知图式的方式与途径，探讨地形图式、生态图式和人文图式等图式形式。罗曼·布什（Norman K.Booth，2012）针对性研究风景园林场地空间的要素、空间构成的基本形态、特征、景观利用、功能耦合的过程和设计语汇，形成场地设计的导则，成为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基础。

3.借鉴国外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内“景观的语言”研究呈起步态势

（1）对西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大师设计语言的研究

从园林历史和设计的角度，研究1920—1970年间北欧有代表性的园林设计师的作品；运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探讨北欧现代主义富有地域性与艺术品质特征的设计语言生成基础和原因（蒙小英，2006）。在欧洲现代主义园林设计的发展和设计语言的量化与生成研究中，万艳华（2007）等人研究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探讨既延续传统地方特色，又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体系。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在处理建筑与环境的对话和建筑向自然的延伸中，形成了对欧洲风景园林设计师产生重要影响的独特设计语言（蒙小英，2008）。丹麦现代主义园林大师C·索伦森从丹麦本土景观和历史元素中提炼设计词汇，创造了以圆和椭圆为代表的几何景观的特征词汇，形成了秩序、时态、建筑化的方法和构成的构图句法规则，它们既是索伦森个人的景观语言，也是丹麦现代主义园林的景观语言（蒙小英，2010）。

（2）“景观的语言”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

景观语言的研究起源于将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教授《景观的语言》的引入，讨论景观语言的语法和修辞手法（卜菁华，2003），并开展景观语言符号的研究，探讨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传达机制、主题类型、作品类型与表达方式，揭示语言化机制，为景观创作提供依据，并提出景观语言的交际性、符号性和社会性三大基本属性以及景观语言的语音、语义和语法三要素（陈圣浩，2007；邱冰，2010）；其次是对风景园林设计语言从地域性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风景园林实践中景观的地域性特征（王向荣，2002；林菁，2005；肖辉，2008；王浩，2009；王云才，2009）。研究风景园林设计语言和地域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风景园林地域性的构成体系，特别是自然和人文在地域性特征中的实质性影响。再者就是景观图式语言的研究（王绍增，2006；吴洪德，2007），探讨图式的特点、图式的转换和图式构成。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是近年来作者开展的重点研究领域（王云才，2011）。

（3）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及其应用体系研究

景观生态化设计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设计语言来指导生态规划设计，并构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范式和框架。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以及生态过程作为生态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以生态过程为内在连接规律，将生态规划设计的自然景观图式、文化景观图式、网络化图式等连接为一个具有整体性、完整性、动态性特征的整体性景观（王云才，2010）。其中文化景观形成了以建筑与聚落、土地利用肌理、水利用方式、地方性群落文化和居住模式5个方面为解读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核心环节，在通过分析江南水乡、皖南徽州、广东珠三角和中原河南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对比的基础上，揭示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代表性图式语言，并以江南生态园林规划设计为例，探讨风景园林地方性设计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的关键途径（王云才，2009）。

三、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突破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外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来看，景观的语言研究不足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的缺失已成为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不足，缺乏基本理论与方法

生态规划设计必须是依据生态学原理、理论和方法，在对生态过程和生态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风景园林学科独特的“人居环境”观、风景园林理论和规划设计方法，营造基于资源保护、景观保护和人地协调的可持续景观。近年来，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风景园林已经强烈地认识和感受到自然与人文的重要性，也接受生态规划设计是当今设计师最基本的概念和法则，但依旧缺乏对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理论的研究，“生态”依旧困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始终处在没有依托、没有切人点和没有抓手的状态。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不足

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景观，是揭示一个阶段人文生态空间演变的代表性景观类型。传统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更是这些代表性空间的典型，它凝聚着历史过程中的人一地协调统一的人文生态过程。由于对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质量、空间组织等缺乏系统的研究，使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规划设计缺乏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只能局限性地开展孤立、零星的个案化研究与实践。“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试图立足土地利用、资源保护、文化调适、视觉体验等，认识独特环境中的文化景观，掌握环境中的文化进程，研究其基本构成、形态特点和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的实证研究不足，缺乏相应的依据和范式

文化景观是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长期以来，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文化景观保护片面地集中在风貌建筑、村落核心区、风景地段、历史街区、特定的文化景观区等局部空间的保护上，由于缺乏整体性的保护依据和可借鉴的范式，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文化景观空间保护的政策与景观“孤岛”和“人工盆景”。立足于中尺度空间的“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就是试图通过地方性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形态和内在过程的研究，探讨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将过程和空间形态统一在传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过程中。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突破点

（1）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对象，突破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应用的制约瓶颈

长期以来，风景园林在艺术与生态、花园与区域之间探索发展，形成了现今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和格局。自然与文化的交织是风景园林发展的源泉，但风景园林并没有从这一源泉获得内在的发展。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1998）认为：这正是由于景观设计语言的缺失所造成的结果。单一的建筑语言和纯粹的生态语言对风景园林来说都是不充分的。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典型，“图式语言与形成机理”尝试性探讨风景园林独特的视点、方法、模式以及风景园林能够表现的事物和对象。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就是探索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试图探索突破生态规划设计发展瓶颈的途径。

（2）研究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基本过程和规律，探索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图式

研究生态设计语言，建立生态设计的语言图式，是基于以下四个重要议题：①生态规划设计成为解决土地与景观环境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土地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之间建立起一体化的途径和媒介，是生态设计语言描述的核心对象。②多学科理论引入风景园林、生态学富有成果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大胆的尝试和多样化途径有助于营造自然与人类共同繁荣的土地空间。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是自然与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产物，通过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探讨景观生态化设计图式语言的基本图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核心，以多学科发展为基础，以空间生态格局为框架有助于奠定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范式。

（3）通过图式语言体系构建，形成有效保护和传承文化景观的设计方法

文化景观的语言是由人一地作用过程中不断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形成的描述文化景观的基本要素、文化基本单元空间和具有文化群体性特征的空间组合构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通过揭示图式的基本构成、典型图式和空间组织过程，通过对自然的模仿和文化的传承，依据独特的空间肌理过程将不同的景观要素、典型的空间组合进行耦合，形成文化与人文生态规律、生态特点和生态空间形态统一的有机景观。图式语言是生态景观表达的基本语汇，是生态设计的基础。图式语言及空间形成机理研究能够形成有效的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和途径，同时也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切入点和抓手。

四、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与框架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

（1）“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理论

“景观是语言”的结论来自于景观规划设计最核心的工作领域，在由花园到区域的多层次规划设计中，景观规划设计都在尝试着进行充实功能和表达思想的艺术化塑造过程。在我国，景观语言研究正逐步起步，但缺乏对系统全面的研究。景观的语言理论将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①景观语汇。景观语言的构成是由景观的要素和景观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构成，以及由这些单元组合形成的空间基本格局。“land”的含义是指空间场所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因此景观的语言就是将场所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连接起来的动态纽带。景观要素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要素和人文景观要素。它包括了地形、地貌、土壤、水体、岩石、植物、动物和天象等自然要素以及建筑、劳作、人群、构筑物、活动以及地方性语言与文化景观等人文要素。要素依照特殊的过程和关系组合成基本的景观空间类型，并复合成典型的空间格局。②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不是所有的景观都是和谐的，缺乏秩序会造成杂乱，但造成杂乱也有可能不是因为秩序的缺乏，而是太多秩序的冲突。景观中以很复杂的结合方式将很多秩序整合在一起。③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④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⑤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

（2）景观生态学与“景观格局一过程”理论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之间交叉的学科，主要研究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景观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形成的，土地利用规划和评价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内容。到20世纪80年代，景观生态学在北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景观规划设计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以整体景观为对象，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生态过程的研究，揭示景观结构与功能、景观动态变化及相互作用机理、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景观生态学理论重点强调空间异质性理论，景观斑块、廊道、基质的镶嵌体格局理论等景观格局的分析与研究理论；同时强调景观的破碎化过程、景观的网络化均质化与连接度和连通性理论。景观格局一过程理论是景观综合体及其形成并稳定发展的机理的系统研究，是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研究中典型生态空间研究的基础依据。

（3）人文生态学与“文化适应一场所构建”理论

人文生态学应用人类与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信息指导形成环境与自然景观的最优化利用决策。该理论重点研究人类影响环境并被环境影响，以及完成与环境相关的决策影响人类的机理和特征。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环境运动的组成部分，人文生态规划重新得到重视。人类及其与土地间的互动是人文生态规划的首要关注点。斯坦纳（Steiner）在《生命的景观》（1991）一书提出的生态规划方法中不仅列出了社区信息分析清单，而且主张将社会经济分析与生物物理信息联系起来。麦克哈格（McHarg）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新泽西Medford镇做的规划实现了整合社会价值的创新工作。赛佛·纳维（Zev Naveh）和亚瑟·利伯曼（Arthur Lieberman）提出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理论也更具有人文生态偏向。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的基础理念是综合自然和人文过程信息以指导规划设计决策，尽管人们看待人类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种种观点不同，人文生态规划者和设计者的中心论点是寻求生态适宜和文化空间之间的最佳匹配，将区域利用类型的适应优势最大化。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框架体系

（1）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构成与图式语言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是由景观要素（自然景观要素和文化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自然景观空间单元、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和复合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自然景观空间组合、文化景观空间组合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空间组合）和生态过程（自然生态过程和人文与社会经济过程）构成的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框架和范式。景观要素和景观空间单元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单位和构成，基本组合和空间格局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模式和范式；生态过程是生态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规律和句法。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是以生态过程为核心，融合生态要素和空间单元，有效组织基本组合范式和空间单元模式，形成自然与人文一体化的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和有机性的景观整体或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生态空间基本构成及其形态特征，重点研究典型生态空间组合的整体空间单元的图式，揭示生态空间耦合的内在机理。它是空间组织和空间优化的基本特征，是生态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空间法则。

（2）典型地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研究

传统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综合，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多种景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形成“文化环境中的自然景观空间”、“以聚落为核心的居住与生活景观空间”、“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性景观空间”、“文化景观网络化空间”等多种空间类型，并通过特定的空间关系复合成为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景观空间。每一种景观空间类型的形成都具有各自的影响因素、作用过程和相互调适机理，这些机理与过程是认识传统文化景观形成的人文生态过程的规律，是“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基础。由于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因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研究应结合典型地区的实际情况，重点研究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运行过程与动力系统、空间组织的典型模式及其演变、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探索典型地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地域人文过程与文化景观空间耦合形态及图式语言研究

形态与过程的耦合是以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为切入点，探讨文化景观图式语言的构成与模式。①传统文化环境中的自然景观图式语言构成、形态与组合模式。②以聚落为核心的居住空间的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居住模式就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在地方性知识体系支撑下，综合考虑自然环境、土地利用、建筑与聚落形态以及水资源利用方式后形成的整体景观特征和格局。③土地形态与肌理空间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土地肌理是人类社会生产性景观自我创造和自我维持系统在环境上形成的记忆，集中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应用和改造成果，是文化景观的核心反映，是人地作用系统的集中体现。④自然一人文复合型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即以居住和生活空间为核心，在空间上耦合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形成自然一人文过程相统一的复合型文化景观空间。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网络化过程与网络图式语言。无论在任何尺度空间中，网络都是空间中最重要的生态特征。以网络化过程为切入点，探讨传统文化景观在中等尺度空间上的相互作用过程和耦合关系，并探讨网络景观图式化语言构成与模式。

（4）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优化与传承

文化景观图式语言是对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过程和组合形态等规律的描述和反映。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空间组织过程和形态耦合特征，成为冲击传统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语境下的传统文化景观保护、传承与发展依赖于对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的优化与传承。因此，我们应在图式语言基本构成与模式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地方性图式语言特征、图式语言的调适优化和基于实践的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策略。

五、结论与展望

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建立在三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首先，在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然一文化高度统一的“景观”展示出其存在的科学性和高度统一性，也揭示出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在过程和空间组合规律。其次，典型人文生态空间的客观存在和空间生态要素、单元、组合体可以通过空间解析的方式用图式表达出生态空间的组织规律和形成机理。第三，典型自然生态空间和人文生态空间的存在和示范作用成为今天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向“自然学习”和向“历史学习”的重要途径。基于以上的前提，可以看出：首先，生态规划设计是一门规律性、科学性和规划设计专业技能很强的学科领域，典型生态空间的剖析揭示出生态空间的组合规律和形成过程，学习、了解和掌握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开展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专业素质。其次，生态规划设计的图式语言是在典型生态空间剖析的基础上，依据生态学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景观形态学理论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借鉴“景观的语言”研究方法，开展典型生态空间的要素、空间单元、空间组合的特征与过程研究，形成生态景观的基本图式、单元图式和组合图式体系，并通过一定的作用机理将不同景观层面的图式进行组合研究，初步建立起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再次，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的出发点在于通过生态空间“原型”的研究，获取生态空间的基本语言的要素和构成，并通过重新组合和应用这些生态设计语汇，构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能够推动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首先，建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体系，能够为系统构建生态规划设计语言和景观的语言研究奠定一定基础，它是指导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其次，通过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语境、基本构成、图式语言和生态过程四个基本环节研究，有助于构建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要点、范式、依据和评价体系，初步形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方法和途径。生态景观设计依赖于生态设计语言的独立性。第三，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是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的重要内容，存在于任何尺度景观空间之中，文化景观的图式语言也将广泛应用于景观空间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成为规划设计可借鉴的基本依据。

传统文化法规篇2

2005年12月,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作为出品人、张伟平为制片人、张艺谋作为编剧和导演拍摄了电影《千里走单骑》。因影片中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安顺地戏说成是“云南面具戏”,2010年1月，安顺市文化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名义对影片导演张艺谋、制片人张伟平、发行方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侵犯安顺地戏署名权向法院提讼。安顺方面希望判令导演张艺谋、制片人张伟平、发行方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分别在《法制日报》、《中国日报》(英文版)中缝以外版面刊登声明，就影片《千里走单骑》侵犯“安顺地戏”署名权消除影响。同时他们希望判令北京新画面公司停止发行影片《千里走单骑》。2010年5月11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011年5月24日10时安顺地戏”状告电影《千里走单骑》侵犯署名权一案在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宣判。法院认为，安顺地戏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依法保护，但张艺谋及其执导的影片不构成侵权。对宣判结果，安顺方面表示不服，决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5年1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将“安顺地戏”列为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6年6月,国务院将“安顺地戏”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此案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案”之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此案中,安顺市文化局的诉求被驳回,但由此引发的问题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应该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深思。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一）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按上述第1 段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 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二）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之前，《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可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无论是从传承的主体还是传承的形态，都与国际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如出一辙。

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具备两个特性即非物质性和价值性，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日韩等国经验，要想申报世界级或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或科学价值，没有这几项硬条件作保障，要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无论是公约还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重视了其“价值性”却忽视了“非物质性”，将各种“工具”、“实物”及“制成品”等亦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上“换汤不换药”，并没有体现出任何特色，充其量不过是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同题异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一）国际上的法律保护模式

美国主张以“合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反对国际层面的立法，更反对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框架。

欧盟及其成员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支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国际立法模式，主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具有操作性的权利制度，并积极筹划准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TRIPs之中。

（二）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主要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类中的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可以作为口述作品享有著作权，第二类的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同样享有著作权。因而，这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可享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第三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有可能成为专利法上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当这些技艺取得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或成为商业秘密时，便可受到专利法和的保护。第四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中也有许多内容如工艺、木雕和人体艺术等可以视为美术、建筑作品，有些当其附着于产品而作为商业用途时还符合外观设计的法律要求，因而可分别受到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的保护。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

所谓公法保护模式主要指通过行政法规、规章等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主要有行政法保护模式和刑法保护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扶持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第七条：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第三十八条：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的，依法给予处分。第三十九条：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时侵犯调查对象风俗习惯，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处分。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身的性质及其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属于典型的公法保护模式。

《刑法》作为一种保障法，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行政法规或措施和知识产权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般法律保护手段，而刑法是最后的保障手段。当行政措施和民事措施对越来越突出的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显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时候，刑法作为“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刑法保护的重要性便逐渐凸显出来。刑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通过知识产权罪刑规范的保护。《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罪大致可分为四类：侵犯商标权的犯罪有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侵犯专利权的犯罪有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的犯罪有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有侵犯商业秘密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内容可取得知识产权，侵犯这些知识产权的行为达到严重程度时，就可能构成《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所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罪；第二，通过附属刑法规范的保护。例如2006年12月1日施行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第(二)项规定，，致使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文化场所及其环境遭受破坏的；第(三)项规定，贪污挪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经费的。再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实质都是利用罪刑规范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要侧重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侵权的事前保护，即通过规范政府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登记、备案等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侵权案件时，就要发挥知识产权法的作用，运用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来判决此类案件。而刑法作为保障法，只有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犯罪时才运用刑法加以规制。

传统文化法规篇3

首先，现有行政法规文件法律效力较低。目前，我国政府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97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等多项行政法规。部分地方政府在民族传统体育的法规保护上作以尝试，如云南省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0年），首次明确指出民族体育属于其保护范畴之内。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中提出：将优秀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传承和保护。显然，行政管理性质的文件是落实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主要途径。但是，大多行政法规采用“条例”“意见”“办法”“通知”等称谓，其法律位阶较低，难以判断其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其次，专项立法建设不容乐观。目前，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而制定的专项立法几乎是一片空白。2006年，国家民委、体育总局颁布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专门为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制定了针对性的要求。但是，从整体的目标指向和实施内容来看，《意见》重在强调民族地区群众体育、体育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方面，而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方面谈及较少，尚未从法制角度将其保护工作提升到重要的位置。最后，相关法律条款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目前，有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法律条款基本属于上位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仅保护起着宏观指导作用，且都只是零散地分布在各项法律条文中。而对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如具体保护范围的确定方式、管理、监督、反馈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模式、违法责任追究等方面。由于条款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导致无法有效的处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总之，鉴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的立法不足，亟待相关机构在借鉴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加快其立法保护进程，制定具有强制性、专门性、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款。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立法难点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模式难以定位

在过去几年国内社会各界的讨论中，人们所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是“权利”模式，即公权保护模式和私权保护模式，也称义务模式和权利模式。虽然上述两种立法保护模式的保护对象看似重合，但在立法性质和关系上有着本质的不同[1]。正是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模式难以定位。私法更多是考虑特殊群体的精神和物质利益。通过创设私权，从而激励相关人员和单位自觉、主动的保护和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但是，私权保护大多代表着特定利益集团的立法立场，容易使人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危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安全。公法其实质就是行政保障，通过确认、研究、传承、振兴等公力手段来保护传统文化。然而，由于公法基本不涉及平等主体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归属和利用等问题，相对缺乏激励机制。因此，不能唤醒社会各界的文化自觉，不足以防止“不当利用”行为的发生，同时，有限的政府经费投入，无法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全面、及时、有效的保护。可以看出，公法和私法保护模式保护各有侧重和优势，当然也各有局限和不足，因此，需要有机的结合两种法律模式来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然而，两种法保护模式的引入和融合存在技术上的难题，主要依靠公法保护还是私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法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同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也面临立法模式难以定位的问题。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权利主体难以确定

要立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权利的归属问题，即要明确民族传统体育的权利主体。权利主体是指参加法律关系而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人[2]。实际情况中，大多数民族传统体育技艺和器械的创作主体并不是确定的。虽然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个人，但是，在不断的历史传承和区域转播中，民族传统体育不断地受到后人的再创造，造成此项运动的个人主体特征却逐渐淡化、消失，成为本民族或族群共有的文化财产[3]，由此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群体或区域的风格、智慧、情感或艺术造诣。在司法实践中正是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缺乏个人主体特征，造成其产权归属难以确定，谁来主张、行使和维护其权利便成为立法的难题之一。例如，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确定无疑地印有个人独创的痕迹，因而，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无法适用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规定。著作权、专利权和财产权规定作品的产权可被转让，而民族传统体育只可供他人使用，不得转让其经济权利，如若转让，将出现更替原有权利主体的问题，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会失去原本的意义，并可能导致主体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的现象。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范围难以划分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殊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在实施认定和保护范围上存在难以标准化和统一化的问题，造成无法有效地实施法律保护。具体表现为：（1）《文物保护法》的直接客体是有形的历史文物，而民族传统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作为其文化承载的主要方式，非物质表现形式十分明显，即使其载体为物也不属于文物范畴，如弓箭、刀剑、棋子（盘）、龙舟等运动器械；（2）著作权保护的只是现实作品，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重在强调民族传统体育中运动竞技、休闲游戏、药物配方、医疗技术和手段、艺术表演等行动表现形式的认定和保护。总体上，忽略了与之联系的民族心理、人文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信仰等无形文化形式的挖掘和整理；（3）目前，学界主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的发育状态[4]、内在功能、物质表现形式等进行分类，部分存在界定标准模糊和概念不清晰的问题，以至于无法全面、有效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如有学者将民族传统体育分为武术、气功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5]，但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同样包括部分武术与气功内容。（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有专为民族传统体育单列的“传统体育和游艺”类，而在国务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将其归为“杂技与竞技”类，在地方出台的政策法规中的归类方式和称谓又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立法保护的效力。

#p#分页标题#e# 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否原创难以分辨

世界贸易组织(WTO)构筑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是对文化产品权益实施的政策系统。但是上述协定旨在保护各种“智力创新”，而不涉及“智力源泉”(包括传统文化)，即对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保护对象必须是新作品、新技术、新知识[6]。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是世代相传，不断加工、改造而得以传承至今的劳动成果，如健身技艺、制作工艺、民间传说和表演艺术等，其成果的原创性特征根本无从体现。因而，造成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无法适用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近年来，相关机构和个人虽然通过改造民族传统体育的表现形式，将其展现在民族运动会、大型艺术表演、学校体育教学、电视网络传媒等活动中，然而，改造后的文化表现形式并没有脱离其本质内涵和基本原貌，也不具备原创性要求。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加工和改造民族传统体育，其衍生产物均无法适用于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知识产权制度的直接保护。

5.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期限难以明确

我国《著作权法》地21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说明作品著作权在保护期满之后，作品即进入“公有领域”，将面临诸多权利即被“终结”的后果，任何人都可以在无需征得原著作权人同意、无需向原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情况下使用作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史悠久，经历了长期积累和传承而得以延续，远远超出保护期限的限制。因此，民族传统体育难以适应著作权保护的期限要求。但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中对其不断地加工、补充和完善，可以说，每一个历史单元都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作时期，权利主体也永远不会消亡。如果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对民族传统体育也加上一个确定的保护期限，那么对于“过期”的民族传统体育难道就不给予保护了吗?这显然有悖于立法的初衷。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法律保护亦应是长期性和持续性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构想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的总体方针

为了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关部门应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体育立法的成功经验，以完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立法体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立法保护，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扬”的方针。（1）调动各方面力量。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工作的指导，将立法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之一，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和培养，增进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尊重，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其保护工作，使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具有保护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意识和责任。（2）保存和抢救、传承与发展。首先，部分民间民族传统体育被非法使用甚至是破坏，“人亡艺绝”的现象较为严重，亟待挖掘、整理和抢救；其次，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不代表将其封闭、与世隔绝，而是要采用合理的传播方式为世人所认识和利用，通过鼓励、支持境内外个人和机构，展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才能使其生生不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原则

（1）体现主体权利的意志。《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人权是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前提。《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每个人都具有创作、表达、传播自己的作品，同时，每个人又具有尊重、选择和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捍卫文化多样性和体现主体权利的意志密不可分，必须重视不同社会群体对文化的合理需求和主张，特别是少数人群体的相关权利。因此，尊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主体权利的基本人权，是立法设计首先要考虑的问题。（2）平衡各方权益。保持利益平衡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使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权利主体较为复杂性，不仅涉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也涉及到民族、社区、个体的利益；有使用的利益、也有创造者的利益。如使用方（研究、商业和传媒机构等）在对特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利用、获得经济效益同时，应给予归属方（国家、民族、传承人）一定的经济补偿。然而，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复杂性的情况下，各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和纠纷。因此，立法应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谁来分配和监管利益、以及分配的方式和标准等，最终使利益分配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3）现实性与可持续性。《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推动现代社会新技术和新作品的产生，从而促进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例如，通过对传统体育项目的合理开发而成为我国部分学校、社区和大型赛事的健身、比赛和表演项目。诚然，这种发展需要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但就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立法不应仅限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实发展，而是应该从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考虑，立足于保持其文化的原生态性和多样性，对其予以承认、利用和保护，保证其可持续发展。（4）权利和责任相统一。权利和责任历来都是对等的，相辅相成的，从来就不存在没有责任的权利，也不存在没有权利的责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关于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主要是针对权利主体的行为作出的规范性的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和利用的权利和责任，同时，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的，依法给予处分。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时，不但要赋予权利主体相应的权利，而且要明确规定应尽的责任，构成违法行为的，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模式

当前大多数学者探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模式，主要在公法和私法的保护框架下进行研究，并且从互补和融合角度上，来解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模式难以选择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张私法保护）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张公法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上各自有着不同的主张。但近年来，两个国际组织在该领域开展合作，联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共同推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1982年)。此后，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通过比较文本内容，不难看出两者的保护对象亦有相当的重合，但这并无碍两者各自主张的立法价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因此，运用公法和私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在具体的立法内容设计中，要将私法保护与公法保护的立法主张融入一体，其制度设计的科学性需要仔细斟酌，必须注意彼此间的衔接、兼容和适应，共同致力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模式应注意以下两点。（1）明确定位立法保护模式。鉴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性、公有性和文化性，其立法主导思想应以挖掘、整理、保存和弘扬为主，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条款方面应起到主导作用。其次，应是在对其进行合理利用的基础上，发展文化产业和形成经济效益。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模式的定位，应是公法模式为主兼顾私法模式，不仅要体现出权利主体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的职责和义务，而且要指出权利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在违反相关规定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2）建立知识产权特别保护模式。民族传统体育立法保护本土化并不是摈弃现有知识产权制度，而是要重新解释现行协议，制定非约束性条款，即以“特殊”规则弥补《知识产权协定》内容中出现的不足。例如，权利主体方面，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主持的《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中提出：对“作者不明”的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7]。同样，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诸如权利主体、保护期限、保护范围、创新性等难以解决问题，可建立特殊性的法律条款，完善上述制度的不足。#p#分页标题#e#

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客体保护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定

目前，如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学界尚无明确定论，以至于无法对其采取分类性保护。鉴于此，笔者认为，出于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全面性和紧迫性考虑，凡是目前仍在流传、具有民族特色和传承价值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均可作为立法保护的对象。为便于认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特征，即传承性、民族性和体育性。通过世代传承，民族传统体育记录、反映和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特征，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在现代社会，正是利用民族传统体育独具特点的文化特征和表现形式，才被开发作为商业表演、传统工艺品和文献资料版权使用，由此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体育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通过个人或群体的身体活动(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等)才能表现出来，是以健身强体为主要目的的身体活动技能及其表现形式，是区别于其它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说，传承性、民族性和体育性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诸如物质性、健身性和财产性等属性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因此，只要符合上述三个特征就可属于立法保护的客体范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期限的认定。我国2003年7月制定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第29条规定：国家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不受限制。然而，为了进一步研究、传播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根据不同的客体权利制定不同的特殊保护条款。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属于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上述权利的保护期应不受限制；而发表权和使用权等属于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保护期可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以供对其进一步研究和使用。上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定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知识产权制度在对其认定方式上的不足，避开了由于分类不清晰和保护期限难以划定，而导致无法有效实施法律保护的问题。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的保护

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强调：“坚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真实性保护。“真实性”是指反映事物真实情况的程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真实性保护是指在挖掘、整理和传播的过程中，要保持其原本、最初的文化形态和基本内容。进入九十年代，表演和体验民族传统体育成为各个民俗村、农家乐、乡村休憩俱乐部吸引旅游客源的主要手段，但在对其进行市场开发的同时，明显存在未反映和失真地表现其文化内涵的现象，譬如：用于表演和体验的运动项目，明显与其原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不符，同时，存在对其来源和身份采取弄虚作假、误导性声明或不承认等不正当利用行为。长此以往，缺少民族文化内涵的商业活动失去了市场竞争力，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错误认知。因此，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上述问题：一，禁止随意使用和开发某一特定的民族传统体育而未注明其归属群体和地区，从而保护期署名权；二，禁止以歪曲、篡改等手段赋予不同的意义而并入另一类民族文化中，从而保护期修改权;三，禁止贬损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民族和区域声誉，从而保护期名誉权。完整性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是同源共生、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8]。由此说明，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基本构成了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得以文化认同、精神传承的完整内容。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分析，不仅是一种身体文化技能，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信仰等内容。如新疆达瓦孜、叼羊、摔跤等传统项目，除了是一种健身、娱乐、表演项目，而且蕴含和展示着本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涵，明显带有本民族的、伦理训练和道德教育等文化痕迹。因此，立法保护应是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所拥有的全部内容或形式，不仅要顾及技术技能层面的认定与挖掘整理，而且要保护其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内涵与文化空间。以上行为一旦发现和查明即构成侵权行为，将依法受到惩处，主要包括停止相关活动、恢复名誉、公开道歉、没收非法所得、赔偿损失等内容。

5.确定权利主体层次和责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中提到：承认各群体，特别是原住居民，各团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保护和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指出国家行政手段在传统文化保护中具有核心作用。由此说明，国家文化、教育、科研和体育等政府机构自身可作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行使使用权、许可使用权、收益权和追究权等相关权利。同时，国家可通过出资、委托、授权等方式使个人（传承人）和权利代管机构成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

1）关于传承人的立法规定

2008年，文化部以部长令的形式郑重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传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从政策法规方面，确立、保护和发挥传承人的作用。文化部正在通过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传承单位)的认定和培训机制，通过采取资助扶持等手段，鼓励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传播[9]。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的资格认定、义务和权利等方面，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传承人的认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被推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人（专有权人）：在当地被公认为具有一定声望、技艺精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人，通常只有本人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徒弟、亲戚）独有的特殊运动技能，或是掌握某种传统体育器械制作工艺的人。除此之外，部分个体人员虽然与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并无直接族源关系，但是，由于他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传播等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且自身具备一定的技艺和传艺能力，因此，他们也可被认定为传承人。同时，相关认定部门应当对传承人的资格进行定期评估，不具备审核条件的应撤销或暂缓其传承人的资格。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传承人具有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义务，具体包括：向他人提供和展示传统体育资料、技能、实物等文化形态的义务；具有组织和开展讲学、传艺和研究工作活动的义务，并获取报酬的权利；具有积极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或专门传承人才的义务；具有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肆意破坏和非法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的权利；具有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传承活动专项资助的权利；严禁向境外的组织和个人转让衍生作品的著作权。#p#分页标题#e#

2）明确政府的保护职责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相关中，明确提出国家和县以上级人民政府对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规定。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体系设计中，亦应明确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具体职责。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保护规划，组织和管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调查、整理、发掘和保存工作，以及传统文化的展示、交流活动；监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情况；宣传贯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法律，督促相关单位和个人履行相关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区域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中；建立民族传统体育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传承人的审定机制。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的实施，涉及到文化、教育、体育、公检法、版权等多个管理部门或机构，单个部门执法是无法及时有效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因此，应联合以上相关政府部门，相互协调，分工明确，共同致力于其保护工作。文化、教育和体育等部门主要负责挖掘、整理、保存、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理出的资料、技能和实物等，应汇交于各同级相关主管部门，用于进一步的研究、推广和司法保护等工作；公检法部门主要负责接受和审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侵权案件，获取侵权证据、责任禁止侵权行为、判定侵权范围和等级等；版权部门主要协助公检法部门，负责侵权线索的收集、技术鉴定和相关信息咨询，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规范性利用等。

3）权利代管机构的责任

现实情况中，个体人员（传承人、专有权人）由于法律知识有限、维权意识不足和诉讼实力单薄等问题，仅凭个人的力量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稍显不足。著作权制度是一种信托管理方式，管理机构可视为权利人的利益依法设立，根据权利人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对权利人的著作权进行集体管理的社会团体[10]。因此，为弥补和完善权利主体的职责，可建立除政府和个人以外的第三方权利代管机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规定：“鼓励、支持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代管机构主要是在政府与民间搭建桥梁和平台，积极配合国家推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同时，由于权利代管机构并无政府直接资助，因而，获得一定经济利益是其机构建立和发展的另一主要目的。由此，在保证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其应依法行使以下职责：积极贯彻落实保护措施、再创造和宣传等工作内容；所有通过合法、合理方式获得的相关经济利益，应向权利人分配使用费用；代管机构具有代为授权许可、拟定产权合同、民事诉讼、建立健全利益分配等职责；接受权利人的授权许可，从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注册认定和商业开发。

传统文化法规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法律保护

一、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原因

(一)“民族融合”所引起的文化缺失

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比起少数民族，汉族人民生活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更快，人民生活的水平更高。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共同富裕目标的不断向前推进，不同民族间的交往空前扩大，各民族间的交往增多，使得少数民族原有封闭的生活状态被打破，同时这种交流也使得民族地区能够了解外界的不同文化、讯息和事物，强烈的好奇心会促使他们对这些新鲜事物产生强烈的兴趣去了解和追求，这对于本地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得人民对于本土文化的关注度极度下降，受众群迅速减少。当为了发展经济而促使少数民族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交流增多时，必然会催生民族文化的融合，在这种情况下本民族文化必然会发生改变或是渐渐消失。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促使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随着这样的发展而发生变动，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特征非常明显，民族文化的色彩逐渐被淡化，这在青少年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我们都知道，文化是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他们的原有的生活方式、环境、思想观念等发生改变的时候，原本体现在自身生活中的文化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环境，这就必然会使得其原有的文化跟着发生改变或消失。

（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

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认清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不重视直接导致了现在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青少年对于自己本地区的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关注，对本民族文化缺乏足够的兴趣，没有学习本民族文化的想法和意愿，这使得民族文化的传承面临巨大的考验。比如说，现如今许多的民族传统的礼仪、习惯在生活中被逐渐淡化、一些民族手工艺和技艺很少有人关注。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法律上的适用

（一）我国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较少，主要体现在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5年加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以及散见于其他的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从此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用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法规。

（二）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我国法律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现状来看，我国现在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针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虽然众多法律都有涉及，但都只是有所提及而已。而且这些法律的相关规定可执行性不强，阻碍了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所以现在急需制定有关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律即涵盖有关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各个事项的相关法律规范。

现有对于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大多都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对其进行细化，缺乏实施细则，不具有可操作性，这就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比如说，就宪法而言，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对于如何具体落实这一规定法律并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这就使得执行起来的难度性加大。还有对于如果因为民族文化方面的问题产生的纠纷，法官很难引用具体的法律条文作出判决，因为对于具体的法律责任并没有作出规定，这也加大了法官裁量案件的难度。

三、完善相关法律，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

（一）国家要制定和完善保护民族文化的法律法规

国家应该根据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和地区实际状况，制定出一部全面的、能够有效的保护民族文化的法律，这部法律要尽量的涵盖到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不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出要对哪些方面作出保护，而且还要有具体的措施的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完善的法律规定才能有利于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要根据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对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适时的进行修改和完善。

（二）少数民族地区立法机关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去制定出符合地区实际的地方条例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地区间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出更加符合地区实际的条例，更有利于地方政府文化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政府要加强对相关法律的宣传和监督

一部法律出台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使社会能够持续稳定的得到发展。当法律被颁布实施后，政府应该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以便于在现实的工作中能够真正做到有法必依，依法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加强在民族地区普法宣传的力度，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能够了解到相关法律的规定，认识到破坏民族传统文化的行为的危害后果和所要受到的惩处，这样有利于民众更加积极地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保护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英龙.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

［2］高永久，刘庸.城市化背景下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6).

传统文化法规篇5

关键词：山地；传统民居；规划；保护

Abstract：Mountain traditional local-style dwelling house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ut most of the mountain are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ragile， sensitiv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s relatively backward， plus local residents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indifference， the prot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mountain extremely urgenc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Zhongshan town as an example to strengthen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mountain overall planning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methods for reasonabl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mountain of traditional houses resources， science play traditional residence in mountainous region economic benefits， further promote dwellings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provides reference.

Key words：mountain；traditional local-style dwelling houses；planning；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5-62-（4）

传统的民居凝固着城市内涵和地域文明，不仅代表了一个地方的特色，更是当地人们情感的一种寄托。山地的概念是从建筑场所的角度出发，结合地理学的定义概念，即对有一定的相对和绝对高度、隆起的地形的总称；是一种广义上的山地概念，是山、丘陵、高原的综合；又包括非地理学上的含义，即指地形起伏变化，但不一定在山区的建筑用地。[1]传统的山地民居是生活在山地的人们经过长期的生活而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蕴涵着人类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哲理的一种建筑形态。进入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时代，受到强势文化的强烈冲击，地方特色和文化多样性日渐式微。这种变化使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不断延续的文化经验和生活方式的传承受到极大的挑战。[2]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北京》明确指出了20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大困扰：“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逐渐衰微、消失……建筑特色逐渐隐退，建筑文化和城市文化出现趋同现象和特色危机”，“现代建筑的地区化，乡土建筑的现代化，殊途同归，推动世界和地区的进步与丰富多彩”[3]。由于山地传统民居所在区域地貌条件十分复杂，生态环境敏感，灾害发生频率高，一旦遭到破坏，其生态格局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山地传统村镇的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保护意识淡薄的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传统村镇的商业化、人工化现象十分明显，从而导致历史文化、传统的建造技艺逐渐丧失。大多数山地传统村镇的基础设施落后、服务配套设施不全、布局分散和混乱、人居环境质量较差，因此山地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与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山地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与保护的必要性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促进城乡合理布局和科学发展的主题，为早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做好城乡统筹区山地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与保护是国家战略需求。

传统山地民居经济基础相对落后，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选择统筹规划和保护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保护民居历史文化和生态格局，传承民居建造技艺，提高民居居住环境质量，促进民居文化旅游事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求。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其中“村镇宜居社区与小康住宅”、“绿色建筑技术集成示范”、“低碳与和谐社区示范”是创新重点；《“十二五”绿色建筑科技发展专项规划》中重点提出了“村镇绿色建筑适宜技术研究与示范”，这些都与传统民居统筹规划与保护密切相关，其核心内容就是围绕如何促进村镇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技术创新。因此，做好城乡统筹区山地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与保护是“深化城乡统筹，加强村镇宜居社区建设，保护传统民居”的技术需求。

2 山地传统民居统筹规划与保护的可行性

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来加强对民居的保护与管理。这也使得山地传统民居的保护、管理、维修和利用有法可依，同时为传统山地民居统筹规划与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制度规范。不论是集体还是私人所有的传统民居，其所有权都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传统民居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随意拆毁或修建。

在山地传统民居保护利用的过程中，为了掌握现状，进行多角度全面摸底，将其分级、分类加以保护和利用，我国现在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保护意识和过硬专业素质的科研队伍。这些人员将3S技术应用到山地传统民居的开发保护中来的同时，发现了传统山地民居建造技术后继乏人、工艺面临失传，山地传统民居建造的配套材料部分不复存在的问题，目前正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以进一步提高山地传统民居的修复及保护。

随着山地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开发得到人们的重视，初步的规划开发方法也逐步形成，这些都为山地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和开发提供了基础和借鉴。例如：对于成片分布、规模较大、整体保存较好，文化特色和产业特色较强的村庄，可建设“特色村落”就地保护；对分布相对零散的山地民居，则需要按照实际情况，采取“整体异地迁建”的办法，将散落的山地民居集中到统一规划的区域，从而对其加以保护和利用；此外，“谁使用、谁维修，谁保护、谁受益”这一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将政府、企业、单位与个人各方的力量很好的结合起来，对山地传统民居加以统筹规划与保护是一条可行之路。

3 以中山镇为例的山地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与保护

3.1 中山镇的区域概况

中山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南部，是江津市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也是全市保存最好的千年古镇。该镇占地面积156km2，现保存最完好的中山古镇老街有传统建筑商铺307间、青石板铺就的老街面1 132m。中山镇古老的街道大多数铺的是青石板，青石板两旁则矗立着双层的吊脚楼，当地居民多居住在第二层，第一层多用于堆放杂物。整座古镇青色瓦片盖顶，红漆木板竹篾夹墙，圆柱承重，古朴凝重中透出原汁原味的巴渝风韵。中山镇2005年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3.2 中山镇的山地传统民居现状及存在问题

中山镇的民居由于吸收了山地民居建筑构造精髓，对地形有着较强的应变能力，[4]以吊脚楼为主，濒临河岸，建筑所用的材料容易受到虫蚁啃噬，加上当地阴雨连绵的天气，各种气象灾害也对传统民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中山镇当地村民文化素养有限，对保护历史遗存建筑的认知模糊，他们在改善自身居住条件愿望的驱使下，对传统民居建筑肆意翻建，用新砖墙代替存在了千年的竹篾墙，还用现代的塑料棚代替老瓦檐。政府部门也对传统民居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缺乏认识，保护利用滞后，缺乏前瞻性，成为问题的一大症结。1992年，中山镇上唯一保存完好的古戏楼被拆掉。此外，传统山地民居建造技术后继无人，工艺面临失传境地，一些损坏的传统山地民居因为技术失传而难以以原貌修复。由于当地特殊的地形，传统民居的分布散乱，使得中山镇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和保护变得更加困难。曾经中山镇的这些传统民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体现着江津、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独特的魅力和文化，但是今天传统的吊脚楼部分变成了砖瓦房，部分随着时间的足迹变得破旧不堪，展现山城独特的民居风貌、展现我们祖先智慧的古老建筑正在消失，蕴藏在中山镇传统民居中的乡村传统文化也遭到破坏并面临失传的境地。目前中山镇山地传统民居的统筹发展与保护已成为中山镇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2.1 管理缺乏统一的规划

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与开发不仅投资巨大，风险系数相对也较高。它的实行需要进行大范围的考察与研究分析，充分了解传统民居的发展历史及开发使用现状，准确地进行市场定位和可行性分析，这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科学系统的规划。虽然目前中山镇制定了《保护规划与设计》，但是这个规划可操作性相对较差，缺乏系统的管理与规划。

3.2.2 经济相对落后，资金短缺

中山镇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落后，当地人民人均收入较低，政府部门可用于发展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与保护的资金非常有限，上级部门针对民居保护拨款较少，由于经济效益较差导致对外招商引资困难，这些都使得传统民居的保护进展缓慢，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举步维艰。

3.2.3 当地独特的气候条件

中山镇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全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特征为冬冷夏热、易旱易涝、多雾多风。这样的气候特征增加了中山镇传统民居保护的难度，且对建筑的材料、结构、造型、朝向与空间布局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3.2.4 民居保护技术落后人才匮乏

中山镇传统民居的保护仍然是采用传统的手法，先进的设备和科技手段没有参与进来。从事传统民居保护的人员绝大部分是本镇居民或村民，未经专门培训，而有经验的、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素民居保护与规划人才严重短缺。

3.3 山地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与保护措施

3.3.1 加强中山镇山地传统民居统筹规划与监测

对中山镇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与保护首先要建立在对其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要对相关的基础信息进行收集整理，按照中山镇山地民居的空间形态、建造材料、民居分布特点及其所体现出的自然、经济、文化特征进行分类，为其统筹规划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并建立基于3S技术的山地传统民居聚落数字化信息库。对中山镇民居的规划不仅要考虑到不同民居的分布范围，更要与当地的土地流转情况、环境资源整合程度、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密切结合起来。针对中山镇山地传统民居在规划建设中已经遭到的破坏以及未来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遭到的破坏，在确定不同修复方案的基础上，明确开发利用的风险要素，开展预警评估。在中山镇的统筹规划与保护的过程中要以数字化信息库为基础，建立数字化动态监测系统，定期对民居消防安全、虫蚁防治、火灾进行检测工作，树立保护意识，努力防范灾害于未然。总之要运用基于3S技术的信息提取、动态监控、数字化分析的管理功能，对中山镇山地传统民居实施科学、有效的统筹规划与保护。

3.3.2 加强中山镇山地传统民居文化空间保护与更新

中山镇山地传统民居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艺术价值，是研究当地历史、文化、民俗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价值。中山镇传统民居文化作为巴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厚重的文化底蕴为江津文化乃至重庆文化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中山镇传统民居统筹规划与保护的过程中，要研究其传统民居文化的形成机理、演化模式和动力机制，确定影响其传统民居文化发展的相关因素，在规划过程中重视对特色民居文化资源的保护。正如路易康所认为的：“未来”要来自“融化”的“过去”；“建筑不是抽象地玩弄无根的‘形’和‘饰’，更重要的是把握当地的文化精神并把它们灌注到设计中去”[5]。所以，在民居的修复和改建过程中，要把传统民居文化资源与现在的民居形态、民居功能相结合，体现出传统与现代、人工与自然的协同共生，使当地民居文化空间的开发利用在符合现有的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满足当地居民需求并带来更大的利益。在对中山镇传统民居进行统筹规划与保护的过程中，也要与周边地区的传统民居规划进行区别对待，避免近距离雷同与资源浪费，但同时也要探索多区域文化空间开发利用的整合利用，将中山镇传统民居文化发扬光大。

3.3.3 加强中山镇山地传统民居功能的完善

中山镇特有的气候类型对民居隔热、防潮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由于山地传统民居修建时间较早，在光、热、室内空气质量等方面不能满足现代居民的居住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传统民居统筹规划和保护的过程中研究新的采光照明技术，提升光环境质量，使其达到具有良好气候适应性、节能、健康的目的。新的采光照明技术不仅要有利于既存民居保护，安全性好，还要全面提升传统民居光环境质量。对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与修复要在利用传统民居修建技术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山地自然能源来改善传统民居环境，使传统民居达到适应气候、低能耗、居住舒适的目的。针对中山镇山地传统民居的室内空气质量问题，要研究民居功能布置，控制污染源，加强对传统民居基础设施进行改造，重点是改厕、改畜、改灶，使室内达到除湿、除臭、防霉的目的，合理处理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也有利于提高室内空气品质。此外，在中山镇传统民居修复的过程中所用的建材也要符合绿色建材的选用要求，最终提高居住的舒适性。

3.3.4 加强中山镇山地传统民居原真性的保护

中山镇山地传统民居建造工艺典型，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传统民居的修复要使其适应当地湿热多雨的气候条件，体现出当地的传统文化；同时要培养传统建造工艺新一代的接班人，对中山镇特有的建造技术和工艺进行传承。当地传统民居以双层吊脚楼为主，特有建筑材料有青瓦、竹篾等，要在利用传统建造技艺的基础上，优化传统材料的性能，并使其材料性能得以提升，综合多项技术措施并扩大传统材料的使用范围，对中山镇特有的竹篾夹墙，圆柱承重结构进行加固，使山地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安全保障。对传统民居的修缮也要保持其原真性，尽量不用新的建筑材料以免破坏原有民居的整体美观性。

3.3.5 加强中山镇山地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

中山镇远离闹市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作为部级历史文化名镇的中山镇旅游业发展并不兴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不明显。因此，对当地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探索中山镇农业、旅游业和其他产业之间协同共生的模式与方法，探索当地不同产业发展的现状、未来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对当地山地传统民居进行合理的空间规划与整合。在此可以把传统民居分两类，一类是保存较好，受人工化、商业化影响较少，基本处于原始状态的远郊型；另一类是受人工化、商业化影响较大，传统民居已经部分破坏或遭受较严重的破坏的近郊型。对不同类型的山地传统民居要进行区别对待和保护利用。中山镇传统民居规划既要注重保护和传承当地特色，使中山镇的民居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也要使传统山地民居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和谐共生，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4 结语

山地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与保护既可以合理开发利用山地传统民居资源，也可以保留山地传统民居特色，传承山地传统民居历史文化，提高山地居民的居住生活质量。本文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山镇为例说明如何实现山地传统民居的统筹规划与保护，同时也为我国广阔山地传统民居的规划与保护提供了范例。

参考文献：

[1] 卢济威，王海松.山地建筑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95.

[2] 荆其敏，张丽安.中外传统民居[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3] 吴良镛.国际建协北京：建筑学的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 全力.中山古镇山地民居建筑特色[J].文艺争鸣，2010，（12）.

传统文化法规篇6

武术是中国传统的技击技术，是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打击刑事犯罪、制服歹徒的重要手段。它是综合运用踢、打、摔、擒动作制服敌手的徒手格斗术，打中有拿、拿中有打、打中有摔等特点，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实用性和应变能力。通过徒手或借助于器械的身体运动来表现攻防格斗的能力。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运动规律，它以独特的技术风格和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享誉于世。

一、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现状

传统武术的发展历经几千年，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哺育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它涵容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成分和要素，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审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向和人生观等。传统武术门派众多，其技击方法各具特点，正是传统武术的技击性才使其延续至今。在加强传统武术文化内涵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注重其技击方法的科学研究，使其具有理论依据，破除它的神秘性及对它的夸大。传统武术之所以发展缓慢，另外一个原因是其传统的教授理念、方法和手段。一个功法的训练要几年甚至十几年。这还不说，在学习中只有一个字“练”，只讲其形，不授其理，令初学者甚至有一定基础的习武者云里雾里，致使许多传统武术爱好者兴趣大减，望而却步，最后“改做它行”。因此面对全球化浪潮的今天，对传统武术进行科学改进，这也是传统武术科研工作者的一项重任。

二、传统武术的技术特点

技击性。传统武术最初作为军事训练手段，与古代军事斗争紧密相连，其技击的特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实用中，其目的在于杀伤、制服对方，常常以最有效的技击方法，迫使对方失去反抗能力，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这些技击术至今仍在部队、公安中被广泛运用。传统武术作用体育运动，技术上仍不失攻防技击的特性，而是将技击寓于搏斗运动与套路运动之中。搏斗运动集中体现了传统武术攻防格斗的特点，在技术上与实用技击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从体育的观念出发，它受到竞赛规则的制约，以不伤害对方为原则。如在散手中对传统武术中有些传统的实用技击方法作了限制，而且严格规定了击打部位和保护具，短兵中使用的器械也作了相应的变化，而推手则是在特殊的技术规定下进行竞技对抗的。因此，可以说传统武术的搏斗运动具有很强的攻防技击性，但又与实用技击有所区别。套路运动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个特有表现形式，不少动作在技术规格，运动幅度等方面与技击的原形动作有所变化，但是动作方法仍然保留了技击的特性。即使因连结贯串及演练技术上的需要，穿插了一些不一定具有攻防技击意义的动作，然而就整套技术而言，主要的动作仍然是以踢、打、摔、拿、击、刺为主，是套路的技术核心。它的攻防技击等特性是通过一招一式来表现的，它的技击方法极其丰富，在散手、短兵中不宜采用的技术方法，在套路运动员仍有所体现。

开放性。现代散打的技术结构是开放性的，是在武术实用技术的基础上融合兼并国内外各种搏击技法.经过选择、加工、改造、整理、组合而成的一种新型的技击技术。

简单实用性。现代散打追求的是技术的简捷明快。技术的简单实用。不仅有利于训练的开展，而且能在比赛中充分发挥运动员在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等方面的潜力，使得对抗的搏击竞赛更加激烈精彩，更具对抗性和观赏性。

科学规范性。所谓科学性，就是现代武术散打技术要符合自身发展规律，适应运动员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要求，技术的设计要合理、竞赛的各种条件要公平;所谓规范化，则是现代武术散打的多种技法的标准化，要求运动员在进行现代武术散打对抗中，按照规则使用相同的技术来进行较量，而不是靠怪招异法来取胜。规范而科学的技术为竞赛提供了一个平等的条件，也为技术训练和技术发展提供了依据。

适应性。传统武术内容丰富多样，有竞技对抗性的散手、短兵，有适合演练的各种拳术、器械，还有与其相适应的各种练功方法，不同的拳种和器械有不同的动作结构、技术要求，运动风格和运动量，分别适应人们不同年龄、性别、体质的要求，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兴趣爱好进行选择练习。同时，它对场地、器械的要求较低，俗称“拳打卧牛之地”，练习者可以根据场地的大小变化练习内容和方式，即使一时没器械，也可以徒手练拳、练功。传统武术能在民间历久不衰，与这一特点不无关系，利用这一特点可以为现代群众性体育活动提供方便，使传统武术进一步社会化。

传统文化法规篇7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民法是中华法律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独树一帜的风格与特征。文章结合“礼”的含义与功能,阐析了“礼”之渊源与制度重合的特征。

礼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民事法律文化亦有着密切关联。它既是民法渊源,又是民事制度,礼的这一双重身分构成传统民法的一大特质和景观。史尚宽认为:溯自唐虞以迄前清,……私法关系,大抵包含于礼制之中。”〔1〕传统民法是否都包含于礼制之中?其与礼的关系究竟如何?要解答这些问题应先从礼的含义和功能说起。

一、礼的含义和功能

(一)礼的含义

在传统中国,“礼”是一个含义广泛、内容复杂、包容量极大的概念。最早见于甲骨文,本指祭神之器具,后来引申为祭神祭祖的仪式。随着父系家长制的宗族演变为奴隶制的国家,祭祀和军事活动成为“国之大事”〔2〕,以祭仪为中心的习惯准则遂具有政治制度和国家规范的性质。“礼”与政权结合,成为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代名词。自西周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礼成为国家制度、法律、道德、宗教等规则和礼节仪式、风俗习惯的混合体。其次,春秋之后,虽然随着周礼的分崩离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内涵的“礼”其含义发生了一定变化。如这时的“礼”,已经不是专指礼节仪式这种狭义上的“礼”,“仪”与“礼”相分离,然而,礼的精神、原则与功能和西周时的礼仍然一脉相承。春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与西周时的礼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一致性,最明显的表现是礼仍然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几乎涉及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这种广义上的“礼”泛指一切行为规范,其主要内容是指国家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包括当时的法律。也就是说,在礼的社会整合功能中,作为政治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礼尤为突出和重要。

(二)礼的功能

1、礼的政治功能

正因为礼具有因俗制宜、随机应变的功能和道德教化的力量,因而一开始便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维护其统治即“经国家、定社稷”的一种政治工具。“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也。”〔3〕故国家政权将礼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原则;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和国家生活的思想基础,作为维护王权专制的理论教条。

最早赋予礼这种政治作用的当属西周周公制礼。周公制礼的契机和主要成就,就是以礼典的形式全面确立宗法等级制度,使国家的各种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礼的规范。因此,从周公制礼以后,礼便被视为“王之大经也”〔4〕。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看来,礼是国家施政的标准,有礼则国家政治有正轨可循,无礼则施政无准,势将导致昏乱。中国古代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国家的治乱,社会的兴衰,都与礼的实施有着密切关系。

在传统中国长久的治国实践中,礼的政治功用和社会价值得到公认、受到重视,其规范力日益加强,成为一个神圣的笼罩一切的网罗。之所以首先说明礼的政治作用,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一方面,礼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是源于礼的社会整合功能。除了政治功用外,礼还具备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的性质,礼的法律性、道德性塑造并增强了礼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礼之所以具有法律、道德等多种权威与功能也是渊源于礼的政治作用。正是由于礼对治国理民具备行之有效的政治功用,国家政权才不遗余力地扩张礼的效能,刻意地倡导、强调和发挥礼的道德、法律等其他社会功能。礼诸多功能相互之间相辅相成的交融关系赋予礼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及深刻影响。

2、礼的法律功能

在传统中国,上自西周下迄清末,“礼”与法律一直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关系,礼的法律效用是礼的重要功能之一。两汉是引礼入法时期。引礼入法是通过春秋决狱进行的。《春秋》一书蕴含维护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的微言大义,由于其精神符合国家认可的法律意识,因而春秋决狱这种以儒家礼治思想为最高司法原则的作法得到国家的肯定和倡导。经由董仲舒、儿宽、隽不疑等人之手,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事实上的审判根据。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礼法文化的纵深发展时期。在这段时间内,集豪强和庄园主于一身的地方领袖士族实际控制了政权〔5〕。这些地方领袖大都经受过儒家礼教的熏陶,聚集和重用了大批饱读经书的儒生,他们共同参与立法,并借立法之机将儒家礼教直接而全面地贯彻、渗透到法律中去。〔6〕晋朝是由东汉末年儒家大族司马氏创建的,因此在法制建设上尤其致力于儒家礼教化,晋律的起草者和解释者杜预、张斐都是精通经法的大家。杜预在上《律表》的奏章中,以“礼之以名分”〔7〕为晋律的基本精神,强调“远遵古礼,近因时制”〔8〕。晋律所体现的礼法结合还表现为“准五服以制罪”,以“峻礼教之防”。〔9〕此外,改周之“八辟”为“八议”,直接入律〔9〕。北魏定犯罪留养祖父母、父母之条〔10〕,将儒家孝养的礼教观念入律。《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11〕北齐列不孝为重罪十条之一。“准五服以制罪”、“八议”、“留养”

、“重罪十条”等都十分清晰地显示出礼在持续不断地深入法的领域。

唐是中国传统礼法文化的成熟时期,礼与法的结合臻于成熟和定型。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评价。透过唐律可以发现礼与法的内在联系,可以体验礼是怎样溶化于法的,可以印证: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二者互补而不可分的关系。《唐律疏议》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在上述礼法结合的过程中,礼的法律属性日趋浓厚。礼深深地渗透入中国传统民法文化领域。这是因为,礼对人身关系、婚姻关系的调整原本就是礼的重要内容或功能之一,而人身关系、家庭婚姻关系又是传统民法的主要内容或组成部分,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礼与传统民法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上文对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论证又是说明礼与传统民事法律文化关系的一个有力佐证。

上文大量关于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地说明从宏观的角度上论证了礼与传统民事法律文化的这种双重关系,下面笔者将通过具体地论述再一次印证这一重合关系。

二、作为传统民法渊源的礼

礼作为传统民法的渊源,对传统民法从立法到司法等各个环节、从财产关系到人身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其独特的指导作用,可谓无所不包,无时不在。能够说明和反映出礼是传统民法渊源的例证屡见不鲜、不胜枚举。譬如,根据尊尊、亲亲的礼制精神,传统民法允许“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即允许亲属容隐。按唐、宋法律:子孙告祖父母、父母者,处绞刑。许多民事行为也是以礼作为根据进行调整的。如“异姓相养,礼律所不许”〔12〕。“凡断正臧否,宜先稽之以礼”〔13〕。

传统中国的礼作为民法的渊源,还表现为以礼义教化进行民事司法,用之平息和解决民事诉讼。西汉韩延寿为冯翊太守时,“有昆弟相与讼田”,延寿认为这是他“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遂“入卧传舍,闭阁思过……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14〕自此以后,属下“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这是一桩地方官吏身体力行地宣传礼义教化,和息争讼的典型案例。

礼义教化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民事司法时的一种心理意识和基本态度,礼义教化不仅可以被用来平争止讼,而且也在很广泛的程度上被运用为一类审判依据。《礼记·曲礼》说:“分争辩讼,非礼不决。”这说明礼可作为审理民事诉讼的依据。清人汪辉祖为官,常引“三礼”即《周礼》、《礼记》、《仪礼》断讼,时人称他是“治法家言,议论依于仁慈”,“远近称平允”〔15〕。由此可显示出礼对于传统民法的渊源效用。

三、作为传统民事制度的礼

礼对于传统民法的制度作用可以从传统中国的婚姻、家庭、继承等关系中体现出来。在婚姻关系方面,《礼记·内则》云:“聘曰妻,奔曰妾,六礼不备,谓不奔。”从西周承继下来的“六礼”婚姻仪式成了传统中国结婚的形式要件。婚姻关系的解除也受礼的影响,《大戴礼记》中有“妇人七出”之语,传统民法中遂有离婚“七出”之条。《汉律》规定有:“不顺父母;无子;淫;女石;有恶疾;口多言;盗窃”。

在家庭关系方面,上文谈到的八议,准五服以制罪、留养、十恶中的不孝都是以礼入律的直接表现。比如晋代“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16〕,就是严格执行古礼所规定的行为规范,并参照礼所规定的亲等,确定亲族相犯所处的刑罚。根据《礼记·内则》“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唐律》律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17〕根据《礼记·曲礼》“父母存,不有私财”及《礼记·内则》“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的礼制原则,《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18〕依据礼的规定,父母之丧三年,于是匿不举哀,释服从吉,冒哀求仕,居丧生子。嫁娶、兄弟别籍异财皆有罪。

在继承关系方面,《礼记·郊特牲》云:“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再加上儒家“男女之别”与“男尊女卑”的礼教思想都极大的影响了传统中国女子的继承权。即使在一般的财产继承方面,女子基本上也是无份的。如果说有,也是受着诸多限制,她们不能与其父兄、夫、子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在法律上,它表现为父死后的财产由诸子均分,只有在“户绝”的情况下,妇女才有继承的权利。又如依礼“大宗不可绝”,传统民法中遂有“宗祧继承”的规定。《礼记·杂记上》的“无子则为之置后”,《仪礼·丧服传》中的“同宗则可为之后”的原则,被唐代《户令》概括提高为“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17〕。《唐律》中还有规定如无祭祀继承人时,被继承人得于生前立嗣。

以上所举的材料说明礼是如何通过入律的途径自然而然地成为传统民法的制度和组织部分。那么,为什么对于礼中已有的规定仍要用民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笔者认为,因为礼毕竟是凭借道德教化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维持的,没有国家法律强制力作后盾。而用法律的形式再现礼的要求的做法,能更好地收

到“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效果。正是基于这种社会现实的需要,所以对于婚姻、家庭、继承等民事关系,中国古代国家政权一方面尽可能利用传统习惯的力量,遵循礼的传统来维护民事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19〕。

在中国传统社会,通过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途径,礼具备了既是民法渊源又是民事制度的双重身份。笔者之所以作此判断,是意在强调礼是渊源与制度的重合,而非仅仅只是渊源或者仅仅只是制度。当然,渊源与制度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非此既彼的绝对界限。在某些场合,从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将礼归入民法渊源类。然而,从另一个背景出发,对于同样的礼,我们又可以视之为民事制度。如前已叙及的引礼决讼,笔者突出和选择的是礼作为一种传统精神及原则对判案的指导作用,故将之列为渊源类。实际上,如果注重于礼对于断案所起的规范作用及结案的实际效果,我们亦可将之视为民事制度。而在那些如前文所叙直接引礼入律的场合,那些直接将礼作为民事法律规范运用的场合,笔者以为,将这种意义的礼定义为民事制度比视其为民法渊源更为妥当。因而,笔者主张从多元的角度、综合的背景来界定礼与传统民法的关系。

四、异于传统民法的礼

传统中国存在着的礼与民法密切融合的现象容易使人形成“礼即是民法”的误识。梅仲协先生认为:“依吾人所信,礼为世界上最古最完备之民事法规也。”〔20〕事实上,礼的内容并没有皆入了传统民法,同样,传统的民法并不都源于礼。

首先,礼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社会生活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受礼的约束和支配。而传统民法调整的只是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很显然,礼的范围较之传统民法要广。法律尤其是民法只是礼的众多属性之一、功能之一。礼不仅仅只是民法。礼除了具有法律性质外,还具有政治功能,如“经国家,定社稷;〔21〕礼中的一部分还具有道德规范的性质,如“礼教”、等;一部分具有习俗的性质,如礼节仪式等;还有一部分既是道德又是习俗还被认定为法律,如“礼义”便是。由于这一切都被称为“礼”,所以对“礼”贵在综合分析,简单地将礼与法律或者道德或者政治等划等号,虽然各有依据,但都欠精当。礼作为一种综合规范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为道德、法律、政治、习俗等的综合体。其中的法律规范除行政法规范外,主要就是民法规范。

其次,传统中国民法规范并非完全都体现了礼的规定。民法规范受礼的影响,诚然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事方面的规定皆由礼来调整。从汉《九章律》开始的“户律”以及后来的所有权、债、契约、田宅、钱粮、土地、买卖、典质、物权转移、瑕疵责任等方面的规定,虽然作为民法的一部分,仍然会受到礼的原则的指导,但并非都源于礼的要求,而主要是由于不断扩大的商品交换这些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由上可知,在传统中国,礼不仅仅只代表民法,民法也不尽是礼的体现。礼,是一个概括性极高的范畴,具有多重属性,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它既是政治思想体系,又是伦理道德规范;既是传统民法的指导原则,又是可以直接适用的民法规范。礼不仅仅只是传统民法又可以深化我们对礼既是民法渊源又是制度的认识。既然礼在具有法律性质的同时,还可以具有政治性质、道德性质、习俗性质等多种作用,显示出巨大的弹性和多层性格。那么,礼在发挥其法律属性时,既蕴含民法渊源的效果又具备民事制度功能的重合特征就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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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法规篇8

摘 要：醉驾入刑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我国犯罪圈，通过对立法者立法思维和民意的影响，推动醉驾入刑，完善我国非传统社会安全法治体系。中西文化的差异使我国对酒驾行为的刑罚较其他国家轻，我国目前还存在着对酒驾进行规制的刑罚体系稍显混乱、规定过于笼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关键词：文化；醉驾入刑；公共安全

醉驾入刑是我国社会公共安全法治的一大进步，对维护社会公共交通安全意义重大。其实质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和文化失调的一种反应。文化是阐释刑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醉驾入刑问题不仅可以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加以说明，还可以从文化视角对醉驾入刑问题进行研究。

一、醉酒驾车的文化背景分析

（一）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代大诗人王维给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渭城曲》，寄予了诗人对即将出远门友人的不舍和依依惜别之情。后人往往能从诗歌中营造的清新自然、旷远豁达的意境中感受到古人的豪放气概，而其中表达情感的工具就是酒。

酒文化作为广义文化的一种表现类型，不是一种个体精神心理现象，而是一种集体精神模式。文化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的一整套观念性普遍模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活动中沉积下来并通过遗传、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等途径而延续和存在的。在纵向上，文化能把现在的人及其活动同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及其活动沟通起来使之形成连续性；在横向上，能把同一社会的人与人连接起来，使之相互认同形成统一性。饮酒是中国长盛不衰的传统文化。从夏商时期至今，酒在中国延续了五千多年，酒文化也逐渐形成、积淀、延续至今，将古代的饮酒活动与现代的饮酒活动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文化传统。

酒在古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都是须臾难离的，中国人对酒的认同感不言而喻。中国人表达情感、喜事、白事、身体困乏等处处离不开酒。饮酒自古以来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酒是礼仪的象征、酒是情谊的象征、酒是情感的宣泄。劝酒也是中国酒文化的特色之一，极富文化内涵。如果主人不劝酒则显得招待不周，诚意不够，酒桌气氛不够活跃。请人喝酒，不劝人多喝几杯，就是失礼，会让人误认为小气。而自己被劝喝酒，如果不喝，就是不给人面子，不够义气。

正是由于酒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和劝酒之风的盛行，中国社会中的饮酒甚至一醉方休、不醉不归的风气才会如此泛滥。饮酒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增添节日的氛围，适当饮酒还有益身体健康。但是，饮酒过度则会危害身体健康，情绪失控容易引起人身冲突。在古代和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前的中国，饮酒不会危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公共安全。中国酒文化不仅不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甚至还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契合中国传统社会风俗习惯。所以，中国传统酒文化延续几千年流传至现代，没有被明令禁止或规制。

（二）中国酒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

在农业文明为主的古代中国，酒文化和社会公共秩序没有直接的冲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社会交通发生重大改变，汽车被发明出来并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交通工具。因醉驾入刑是在2011年，因此我们研究背景仅限于2011年之前中国的状况。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逐步成为重要的代步工具，汽车的保有量逐年提高。到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的201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7802万辆，仅次于美国，超过日本的75361876万辆，成为世界第二的汽车大国。到2010年底，全国公路里程已达398.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4万公里；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99亿量；拥有驾驶证人数接近2.05亿，其中汽车驾驶证人1.44亿。大踏步迈入汽车生活时代的中国，平均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驾驶员。随之发生的是违法驾驶行为及其所致交通事故的频发，其中酒后驾车的危害性远远高于其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据公安机关统计，1998年全国共发生5075起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案件，造成2363人死亡；2008年发生7518起，死亡3060人；2009年1月至8月，共发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性、高发态势，危害更加严重，一次致多人死亡的案件屡有发生。

汽车的广泛使用和饮酒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发生在同一时代就造就了醉酒驾驶。中国进入汽车时代，汽车是由西方人制造的以钢铁为载体，以追求速度为宗旨的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这种西方文明与中国历史悠久，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以水为载体，以追求悠闲为宗旨的中国传统酒文化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相碰撞，结合产生了醉酒驾驶这一怪胎。中国酒文化在几千年来根植于中国土壤，在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之下极具生命力，如果没有现代文明的冲击，也许我们不会去审视传统酒文化。但是两种文化冲突在中国当代切实发生了，造成了严重恶果，就使得我们不得不直面这一现实问题。中国人一头撞进“酒文化”的怀抱，无酒不成席、不醉不成欢的饮酒传统，把酒驾变成新的社会顽疾。

二、中国文化对醉驾入刑的影响

法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法是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共同构筑中国文化。如梁治平先生所说：文化是整体，法是部分，法是文化的命题中应有之义，法与文化不可分割，西方的法制是被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的，法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我国刑事立法也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特定时期的文化要素的深刻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犯罪圈

社会总体文化会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刑法也不例外，一国的刑法总是处于一国的社会总体文化覆盖下，这就使得人们对刑法的认识和运用带上了民族文化的特色。社会总体文化作为人们的总体精神指向，贯穿于人们的所有活动之中，人们在刑法问题上的精神指向是社会总体精神指向在刑法领域的具体化和特殊表现。

中西方在犯罪的认识上所受到的来自宗教和封建伦理的影响是不同。西方的犯罪概念深受宗教的浸润，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对犯罪概念具有深刻影响，因此，西方文化被称为罪感文化。中国文化缺乏宗教，一般认为宗教对“犯罪圈”界的影响并不明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伦理法为特征，犯罪包含许多伦理内涵，犯罪首先被视为对传统道德的严重背叛，是一种应当在道德上予以严厉谴责的行为。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饮酒行为没有被划入犯罪圈，但是现代文化的剧烈冲击，导致了我国将醉酒行为与驾车行为相结合的醉酒驾车行为划入犯罪圈。

传统酒文化与现代汽车文明的碰撞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结果，影响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因此带来了我国犯罪圈的变动。饮酒虽然容易引起危害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行为，但是，酒文化在我国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受我国传统酒文化和现实状况制约，将饮酒行为本身入罪在现阶段的中国是不可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行为入刑，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通过扩大犯罪圈，用刑法规制醉驾行为，表明中国传统酒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在中国已经不可调和，行政法律法规已无法有效控制，只有通过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才有可能解决中国目前严峻的交通安全问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醉驾入刑的方式

醉驾入刑的直接原因是醉酒驾驶行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影响我国的道路交通公共安全，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活动将其规定为犯罪。虽然中国文化对醉驾入刑的影响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而是潜移默化的间接影响，但是这种间接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中国文化通过影响立法者的立法思维影响醉驾入刑。对法律的直接制定者必然是立法机关，虽然各国的立法机关不同，但是，都是由若干人通过特定的方式，提出议案，制定并审议、通过立法草案。而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活动中沉积下来并通过遗传、社会规定、社会制度等途径而延续和存在共同的思维模式，虽然人往往不能自觉，但是这种共同的思维模式时刻都对人起作用。当醉驾行为对公共交通安全产生巨大威胁，严重影响社会和谐时，立法相关者们便会将这类行为的立法规制工作纳入议题。

其次，中国文化通过民意影响醉驾入刑。在判断是否应将醉驾行为犯罪化，用刑事制裁处罚时，要通过衡量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在判断某一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时，将民意纳入参考范围是符合罪刑法定精神的。因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之一是法律主义，而法律主义是以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从刑法民主的角度而言，何种行为构成犯罪，必须由国民选出的代表决定”，既然立法者是“国民”的代表，当然要受到后者意愿即民意的影响。而普通大众的意愿更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共同的思维模式。因此，醉驾是否入刑在立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倾听民众的声音，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法律才会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收到良好的实施效果。

此外，在中国酒文化影响下的饮酒行为，是醉酒驾驶的前提，因饮酒行为属原因自由行为，醉酒驾驶的过错仍应由醉酒驾驶者承担，这也是要对醉驾者实行刑法制裁的原因之一。

三、中国文化对醉酒驾驶行为刑罚的影响

（一）国外对醉驾行为的法律规制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将醉酒驾驶规定为犯罪，判处轻重不同的刑罚。如在美国，酒后驾车即上铐逮捕，并列入个人档案记录；如属首次醉酒驾车，除了罚款还可判处坐牢6个月；倘若酒后驾车被吊销执照后，仍继续驾车，则将罚款500美元或坐牢一年。日本刑法对酒后驾车、醉酒驾车最高判刑20年；纵使无伤亡事故发生，最高亦可处拘役3年。澳大利亚则规定，对醉酒驾驶员，如系初犯，罚款10美元；如系重犯，要处10年有期徒刑；除判刑外，还要把驾驶员登报示众。马来西亚规定，一旦发现酒后驾车者，立即予以拘留，并将他的妻子也一同拘留，关在一起，令妻子彻夜教育丈夫。在土耳其，对酒后驾车的驾驶员由警方押出城至20公里外的地方，然后强迫他步行回城。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对于醉酒驾驶都规定了较重的刑罚，均可判处有期徒刑。美国除记入个人档案、罚款外，根据初犯和再犯分别可判处6个月或一年。日本可判处3年到20年不等。澳大利亚对初犯和重犯者也区别对待，初犯仅罚款，重犯可处10年有期徒刑。马来西亚和土耳其也对酒后驾车者规定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刑法。

（二）我国危险驾驶罪的刑罚规定及缺陷

中国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危险驾驶罪规定，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我国的拘役刑期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中国的规定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处罚明显较轻且规定过于笼统。

中国的立法规定与中国的文化不无关系。首先，刑罚是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的集中体现，立法者和社会公众意识到醉酒驾驶行为带来的严重危险通过一定程序将其写入刑法。但是中国酒文化的盛行，酒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增加了饮酒行为的可接受性，因此，认为该行为的主观恶性较小，仅判处拘役刑。我国传统“慎刑”的刑法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立法者的立法理念。

其次，从我国刑罚体系上看，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对醉酒驾驶行为作出规定，根据主观恶性和犯罪情节规定了不同的刑罚，共同构成了对醉酒驾驶行为的犯罪规制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国传统的“宜粗不宜细”的刑法思想的影响。但是，罪行的衔接问题会构成司法实践操作的难题之一。因此，可以将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犯、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统一规定到危险驾驶罪之下，以增加法律的明确性，方便司法操作。

此外，为了更为有效的控制醉驾行为的发生，对于危险驾驶罪本身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做出更为细致的规定。如规定可以对初犯判处拘役，对再犯者判处有期徒刑等等。

（三）通过司法活动影响个案量刑

对醉酒驾车行为个案的处理，是由司法工作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运用刑法进行处罚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据该罪的法条本身和刑法第13条规定，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犯罪情节的判定和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判处怎样的刑罚则受法官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如前所述，法官的思维方式也无法避免的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传统的酒文化和刑法行为也可以通过法官的具体司法活动，影响个案的量刑。

四、醉驾入刑催生新的中国酒文化

人对文化具有创造性，人具有想象能力、解释能力、重建能力，不仅可以否定旧文化，也可以重筑新文化。立法过程中充分考虑民意，有助于促进社会公众对刑事立法的认同，在运行过程中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才能最终获得公众的信仰。通过对某种行为一系列的立法司法活动，能够在社会中引导公众理念，重筑公众对某种行为新的认识。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两年来，治理酒驾取得了明显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酒驾行为已得到明显遏制。法律实施两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87.1万起，同比下降39.3%，其中，醉酒驾驶机动车12.2万起，同比下降42.7%，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行为总量大幅下降。全国因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呈明显下降趋势。据统计，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全国因酒后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了12.4%。其中，因醉酒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5.2%、21.1%和34.7%。

“醉驾入刑”能够发挥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对公民的行为产生积极引导作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公众的思维方式。醉驾就是犯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逐渐成为所有车主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醉驾入刑不仅仅对车主们的饮酒观念产生了影响，也让传承数千年的酒文化和人们生活的行为习惯逐渐改变。醉驾入刑引导公众理性饮酒，让“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的理念逐步深入到中国的酒文化之中，在新时代赋予中国酒文化新的内涵。（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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