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不破传统的“反传统”

作者简介：李一，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

摘 要：反传统是“五四”启蒙的手段，其目的更多的在于策略和现实，而非学理式的考究。从具体作品中可以发现，许多反传统的“五四”作家并未完全扔弃传统，而是在创作中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形态。五四反传统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断裂，但造成一些历史难题，尤其是文化重建的难题。

关键词：“五四”，传统，反传统，文化重建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如今，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几乎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要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学”大热，许多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不少地方举行祭孔的盛大礼仪，“孔子学院”多达四五百座，遍布世界各地。同时，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隐约将矛头对准“五四”，似乎是“五四”切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五四”的彻底反传统？在肯定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五四”就该被否定吗？“五四”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文化遗产和难题？

一、对“反传统”的思辨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2卷起改名《新青年》）杂志，吹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陈独秀在为《新青年》所作的发刊辞《敬告青年》中就猛烈地抨击了各种传统观念，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充斥着“陈腐朽败之分子”，而青年又不能“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面对这样一种局面，若要有出路：“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可见，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强调的是在价值选择时要经过一个理性思考和判断的过程，这也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对于“理性”的强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显然悖于理性的状态。陈独秀将西方“自由、平等、独立”之伦理的觉悟看做“最后觉悟之觉悟”，若要实现“彻底觉悟”，就必须与“儒者三纲之说”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非理性的取舍，而是彻底的扔弃。

陈独秀反传统的目的不在学理而是在现实。他之所以对孔学、孔教痛加攻击，重要的不是因为其学理，而是因为在现实中，孔学、孔教为袁世凯等恶势力拥护与利用，此其“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正是陈独秀与其他倡导者以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姿态和方式，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兴起，并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作为一场社会运动，若执意于对何为“传统”做学究式的鉴别，“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能不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反传统”作为思想口号，无论如何彻底，最终也只能做到局部的消解，传统的力量从来要比革命者敌意的描述强大百倍，正如鲁迅所说：“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只有摘掉儒学的“神圣”光环，才能将其从经学的殿堂中拉出，对他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理研究。

在“反传统”这一问题上，陈独秀等人对“传统”激进的立场和彻底“反传统”的方式，在今天看来确有不当之处，但他们的“反传统”更多的缘于一种政治策略和现实要求，尽管有些偏执，但也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二、冲不破传统的反传统

“五四”先驱用彻底性和极端性的姿态和方式，试图与传统彻底断裂。但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接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训练，科举的取缔及新式“学堂”的兴起又使他们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知识文化。“这批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承续。”[1]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是一个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甚至认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但恰恰鲁迅所读的中国书可以说是最多的。从“反传统”的立场上说，一方面，他坚持对传统的彻底否定，从古代典籍的字里行间发现的是“吃人”二字，但另一方面，鲁迅早在五四时期就慨叹“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而着手这方面的整理研究，还在北京大学破天荒地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编写了《汉文学史纲要》等阐发中国文学精义的著作。可见，鲁迅饱读古书，对传统文化是相当熟知甚至是情有独钟的。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之上的，而不是凭空否定之。早在1908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这篇文章中就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一对传统的深刻反思在今天看来仍是鲁迅先生留于我们的宝贵财产。他的小说，从形式到内容，从意境到思想，都是接受本民族几千年文学传统熏陶的产物。

“‘五四’以来新文学之所以富有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从未真正割断过与传统的联系。”[2]那些最激进地主张反叛传统、学习西方的倡导者，其实也正是民族传统的继承者。新文学所体现的关心国是民瘼的忧患意识更是和屈原以来中国文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和传统文化“断裂”，其所谓的“反传统”是冲不破传统的。

三、“反传统”带来的难题

毋庸讳言，辩证地看待“五四”的反传统，其在取得一定现实实绩的同时，也确实造成了一些历史难题，尤其是在文化建设这一问题上。

从“五四”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便致力于文化重建。他们主张彻底扔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然而新文化人没有考虑西方文化引进之后如何扎根的问题。胡适曾提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接纳西方思想文化的合适基础的任务，并主张复兴非儒学派，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3]在激烈反传统的气氛中，这一主张并没有成为新文化人的共识，而他们所倡导的西方现代价值，也因缺乏适宜的文化土壤和其他条件，未能在中国生长。除移植西方文化外，许多的知识分子主张超越中西文化，重建既反映时代精神又体现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五四后期，部分新文化人调整了先前的策略，率先提出这一主张。如胡适所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方案，但最终在其他新文化人的反对和反传统所造成的难题中，同样未能实现。在如何进行文化重建这一问题上，“五四”先驱所倡导的观念和主张并未产生实践性的效果。正如现代新儒家对其所批评的：“以民主与科学之口号，去与数千年之中国历史文化斗争，中国历史文化固然被摧毁，而民主亦生不了根，亦不能为中国人共信，成为制度”。[4]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0-45页。

[2] 严家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9期。

[3] 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4]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