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改革的定义范文
时间：2024-02-22 15:32:50
数字化改革的定义篇1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常态化监测评估服务项目（2021年）
采购单位：汕尾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采购预算：98万元
二、项目背景 2020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数字政府的战略部署，根据国办电子政务办“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政务服务‘好差评’)第三方评估”、《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2020年工作要点的通知》(粤办函〔2020〕20号)、《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2020年政务服务优化工作要点的通知》(粤政数〔2020〕9号)提出的工作要求，广东省开展了2020年全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工作，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推动全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持续高效发展。在2020年全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工作中，汕尾市政务数据管理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政数局的大力支持下，上下同心、攻坚克难，全力推动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工作提质增效迈上新台阶，并取得位列粤东西北区域第一梯队的优异成绩，展现出汕尾市数字政府建设成效凸显，政务环境更加高效便捷，数字政府的一系列创新举措为汕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改革动能。
2021年，为更好发挥第三方评估对各项改革工作的推动作用，广东省实施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常态化监测工作，以常态化监测评估为抓手，将评估工作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及时、全面、客观掌握全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实际进展情况，重点工作有序开展，各项工作要求落到日常，助力全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重点工作高效推进、政务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汕尾市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数字政府和政务服务改革建设工作部署，为贯彻落实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重点任务，对各县（市、区）、各相关单位拟实施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常态化监测工作与第三方评估工作，对标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常态化监测工作方案与2021年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的工作方案，将评估工作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实现评估指标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力争在年底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为汕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能力。
三、项目服务需求 (一) 项目目标 构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测评体系，通过科学的评估，全面、客观了解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进展情况，总结经验成效，分析存在问题和困难，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全面保障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同时，激励各地各部门按统一部署，落实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工作主动性，促进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效。
(二)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推进情况常态化监测，主要将日常工作与评估工作结合，每月进行常态化动态监测，及时、全面、客观掌握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实际进展情况；第二部分，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推进情况第三方评估，根据2021年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的工作方案，制定2021年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准确掌握2021年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工作整体情况，有序推进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
1.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推进情况常态化监测
服务目标
为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对各项改革工作的推动作用，以常态化监测为抓手，将评估工作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及时、全面、客观掌握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实际进展情况，实现常态化指标动态监测，重点工作有序开展，把各项要求落实到日常工作，助力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重点工作高效推进、政务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服务内容
（1）建立指标体系。
结合《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常态化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的工作要求和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当年工作要点，确定监测指标、监测要点和监测要求，明晰监测要点与系统数据的对应关系。
（2）开展试监测工作。
在正式实施常态化监测之前，组织开展常态化监测试行工作，摸查相关指标现状，及时发现常态化监测工作中存在问题，进行优化改进。
（3）实施常态化监测。
与相关人员沟通数据需求，汇总分析各类指标数据，定期出具监测评估月度报告和季度报告，建立整改问题台账，并根据整改落实期限和目标，实时更新台账，汇报监测情况及整改任务落实情况，实现问题整改落实监督闭环管理。
（4）后续工作。
动态化管理常态化监测指标，结合监测情况以及工作推进需要，调整监测指标及监测要点和监测方式，将常态化监测情况科学合理的纳入第三方评估工作中，并明确评分标准。
2.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推进情况第三方评估
服务目标
根据2021年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的工作方案，开展2021年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情况调查评估实施工作，准确掌握2021年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工作情况，及时督促各有关部门落实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要求，扎实有序推进数字政府改革，逐步提升汕尾市数字政府服务能力。
服务内容
（1）建立指标体系。
结合2021年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的工作方案，确定监测指标、监测要点和监测要求。
（2）解析评估指标。
深入研究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评估体系等有关内容，开展评估指标体系的解析工作，为全市各县（市、区）和各相关单位前期开展自查自评提供咨询与指导。
（3）开展评估工作。
开展评估工作，对上报的材料、系统平台统计的数据、调研走访中搜集到的信息逐一进行比对核查整理，确保有关数据及材料准确无误。
（4）编写评估报告。
编写《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评估报告》、《汕尾市各县（市、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情况分析报告》、《汕尾市各相关单位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情况分析报告》等。
(三) 范围和边界 本项目服务范围：汕尾市各县（市、区）和各相关单位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常态化监测指标体系、监测方案、常态化监测工作、监测报告；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案、评估报告等。
(四) 服务成果 1.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常态化监测
（1）《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常态化监测指标体系文件》；
（2）《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常态化监测工作方案》；
（3）《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常态化监测月度报告》；
（4）《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常态化监测季度报告》。
2.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
（1）《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文件》；
（2）《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工作方案》；
（3）《汕尾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评估报告》；
（4）《汕尾市各县（市、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情况分析报告》；
（5）《汕尾市各相关单位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情况分析报告》。
(五) 服务周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自然月。
(六) 采购方式 本项目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
服务人员要求
1.人员要求
本项目要求投标人承担过省级或以上的政务信息化研究咨询或评估类项目。投标人应设置项目负责人、项目成员等角色。本项目要求服务团队总人数不少于5人，包括项目负责人1名，项目成员4名。项目负责人、项目成员按需到服务现场提供总体统筹和指导工作。
2.岗位职责
（1）项目负责人。负责服务项目的统筹管理，具体负责组建团队，对团队进行全面管理，主持开展项目工作分解、分工与计划制定，开展进度管理、节点管理、质量控制等，与项目管理各相关方进行沟通协调，组织阶段性沟通汇报，为服务质量负责。
（2）项目成员。参与制定工作计划和方案，承担重点项目或重点工作任务的报告、文档的编制以及交付汇报，协助项目负责人开展进度管理、节点管理、质量控制等。
3.其他要求
投标人须书面承诺，如在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生项目负责人不能按采购文件要求胜任相关工作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项目负责人，投标人须在两周内调整为符合采购文件要求且能胜任相关工作的项目负责人并到位开展工作，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报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处理。
(七) 服务验收 1.验收依据
依据本项目签订的服务合同，以及建设过程中经双方同意增加的约定文件，比如经过签署的补充协议、会议纪要或者备忘录等。
2.验收要求
服务期满，投标人按期提交服务完成报告和所有服务成果物文档，并向采购人提出验收书面申请，由采购人组织开展最终服务验收。本项目以通过由采购人组织的服务评审或者采购人书面确认服务完成报告，视为通过验收。
3.资产权属
（1）本项目所涉及的数据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投标人只能用于履行义务之目的。
（2）本项目不会引起任何已申请、登记的知识产权所有权的转移。
（3）投标人为履行义务所形成的服务成果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4）投标人保证向采购人提供的服务成果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合法权益。如因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成果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导致该第三方追究采购人责任的，投标人应负责解决并赔偿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八) 保密要求 1.投标人对其因身份、职务、职业或技术关系而知悉的采购人商业秘密和党政机关保密信息应严格保守，保证不被披露或使用，包括意外或过失。
2.投标人不得以竞争为目的、或出于私利、或为第三人谋利而擅自保存、披露、使用采购人商业秘密和党政机关保密信息；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向无关人员泄露采购人的商业秘密和党政机关保密信息；不得向不承担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人披露采购人的商业秘密和党政机关保密信息。投标人在从事政府项目时，不得擅自记录、复制、拍摄、摘抄、收藏在工作中涉及的保密信息，严禁将涉及政府项目的任何资料、数据透露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项目以外的其他方或投标人内部与该项目无关的任何人员。
3.投标人对于工作期间知悉采购人的商业秘密和党政机关保密信息（包括业务信息在内）或工作过程中接触到的政府机关文件（包括内部发文、各类通知及会议记录等）的内容，同样承担保密责任，严禁将政府机关内部会议、谈话内容泄露给无关人员；不得翻阅与工作无关的文件和资料。
4.严禁泄露在工作中接触到的政府机关科技研究、发明、装备器材及其技术资料和政府工作信息。
(九) 报价要求 本项目最高限价为98万元，投标人报价包括提供以上服务的费用应全部计入报价之中，不得额外收取任何费用。报价中包含人员全部人力成本费用、调研费用、差旅费用、资料费用、评审费用、会议费用、税费等等。
(十) 付款方式 第一笔款：签署项目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
第二笔款：服务满6个月，且向中标人递交季度成果后15个工作日，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
第三笔款：服务通过最终验收后，且中标人提交服务完成报告及所有服务成果物文档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
每次申请付款时，中标人应向采购人递交等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合法有效发票。
付款时间为采购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支付申请的时间，而非款项实际支付时间。如因政府财政支付流程导致的支付延期，采购人不承担责任，也不能作为中标人延迟履行或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抗辩理由。具体付款时间以财政资金到位为准。
数字化改革的定义篇2
字的构造和词的构造性质完全不同。语言单位的构造可以分为原理上的创造方法和空间上的结构方式。正确认识它们,对语言及其文字的研究和应用非常有意义。
字的创造方法包括象形、会意、形声、指事、假借、简化、随意等。词的创造方法包括模拟声音、语素比拟、随意等方法。葛本仪对汉语词的造词法和构词法进行严格的逻辑区分［4］，具有普通语言学价值。
字的结构是单纯的形体上的问题，分为部件和笔画等下属层次单位。字的结构方式是在平面上展开，包括左右、上下、内外等方式。词的结构是声音和意义结合形成符号实体的问题，分为语素组、语素等下属层次单位。虽然对于表示词或者语素的字在形体上可能与意义有关系，但是词或者语素的意义绝对不是由字的一定形体部分的“意义”构成的。词的结构方式是在线条顺序上展开，包括主谓、述宾、定中、状中、中补、联合等方式。
下面拿汉语“猫”作为例子来分析。
从词的角度来看，造词法是模拟词义对象的声音拟声法，构词法是一个单纯语素充当的单纯法。从字的角度来看，造字法是跟一个词义特征和词的相似声音取得联系的形声法，构字法是义旁和音旁左右结构的复合法。构成的“猫”的两个部件又可以进行笔画分解，笔画的结构又分为分离、接近、交叉3种方式。
下面再举例说明字和词在结构关系等方面的不同。一个词可能用一个字记录，例如英语的“I”，汉语的“我”；也可能用多个字记录，例如英语的“we”，汉语的“我们”。但是正常情况下很难让一个字记录几个词，除非用速记符号的形式。词有一个语素充当的单纯词，例如英语的“write”,汉语的“写”；也有几个语素构成的复合词，例如英语的“writer”,汉语的“作者”。同样字有一个部件充当的单纯字，例如英语的“e”,汉语的“人”；也有几个部件构成的复合字，例如汉语的“从”。英语的字没有部件，不要奇怪，因为英语的字总数很少，通过简单的笔画就可以区分，当然没有必要通过部件这个中间层次进行编码。这正如，一个比较小的大学直接分系，没有必要形成中间层次的学院。
但是，在这样一些看起来像常识的道理上，不少人仍然出现认识错误。林语堂说：研究汉字形体构造与研究西方语法形态有相同的地方［5］。但是，如果把这种比喻性的相似关系当做性质相同的关系就会发生错误。可是，潘文国还把这个说法当做证据，说中国语言学落后，就是没有注意这种概念混淆的传统观点［7］。
徐通锵把汉字中的形声字内部的形旁和声旁这样的部件，当做词中的词根和词缀这样的语素。他说：“‘声’与‘形’所表示的两种意义，好像一纵一横的两个轴，交叉点就是某个字的意义”。他认为“浅”是形旁“水”和声旁“戋(小)”的意义交叉的结果，“盏”是形旁“皿”和声旁“戋(小)”的意义交叉的结果，等等［10］［p.105］。
如果当初用来代表“qiǎn”这个概念的音节是另外的声音呢？如果当初创造书写“qiǎn”这个单纯词的字，用的形旁不是“水”，而是“土”、“灰”、“谷”等等呢？难道“浅”的概念跟现在的声音和形体有必然的联系？这不是违背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吗？
这是严重混淆文字和语言，混淆字的构造和词的构造的表现。这跟蔡勇飞提出“单字词的构词法”［2］［p.105］是一样的错误。
我们应该承认，创造形声字的人肯定是在分析了语言单位的声音和意义以后，选择一个切入点进行字的形体设计的。但是，这只是许多设计方案中的一个，所以古代异体字多。我们由于无法直接认识古代汉语的意义，所以通过字的结构分析找到语义分析的线索，但是不能把这种线索跟语言意义本身等同起来。因为特定语言单位的意义只有一个，但是为它设计字的线索有很多。赵元任说：“有些字的来历可以帮助咱们记忆”，不过，字记录的词或者语素“的实际意义本身还得要学习。”［13］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在没有这些形声字或者没有汉字以前的汉语怎么分析？如果“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那么没有文字的原始汉语，就没有基本单位？同样，现在还没有文字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又怎么进行这种“字”的分析？如果汉语像越南语言一样把汉字改革成拉丁文字，那么“qiǎn”怎么进行这种分析？
即使字的形旁和声旁的关系，跟词的词根和词缀的关系一样，也不能从这种结构分析去直接分析语义。从字来看，“形旁只是表示某个语义类别，不跟语言中的具体词语相联系”。［3］［p.261］声旁也是一样。有的形旁和声旁甚至跟具体词语的意义是背道而驰的。例如，“碗”、“桥”的形旁是“石”、“木”，可是，“石”、“木”即使当时有道理，但是跟现代汉语中这两个词的意义已经没有多少联系了。
同样，从词来看，也是这个道理。词根和词缀这样的语素在词中的语义关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词的意义，但是不等于词的完整的真正意义。例如，“国家”不是“正确处理国家和家庭的关系”中的“国”和“家”加起来的意义，“打手”不是“他打了一下我的手”中“打”和“手”加起来的意义。如果说词组中的词和词的语义是加法关系，那么词中的语素和语素的关系是乘法关系。
明白了字和词的不同结构性质，我们就不会简单地拿学习3500个汉字跟学习几万个英语单词进行没有逻辑共性的比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正确区分不同文字类型的可靠依据。
2.“字”和文字类型
文字类型应该根据字记录口语单位的主体功能确定。
裘锡圭认为文字体系的类型由字符(构字符号)来决定，并且把字符分为“音符”、“义符”、“记号”3种。［8］这好像只是把构词单位语素分为实语素和虚语素，并没有给词本身分类。
“既然文字用来表达言语，所以书写符号的图形就应该根据它们表达言语的不同单位来分成各种类型。”［12］［p.31］古老的文字一般用一个字记录一个词，后来在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下，这些词被当作词的结构单位，成为更多的复合词中的语素，就出现了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的局面，自然就出现了几个字记录一个词的现象。虽然词、语素比较容易识别，但是数量太多。于是，人们用一个字直接记录语音单位音节或者音素。这样只需要少量的字。如果这种语言的音节数量少，例如日语大约100个，音节字不再分解。否则，像朝鲜的音节字比较多，就进一步在里面用不同笔画代替音节中的不同音素。这种音素化的音节字，不能叫做音素字，因为表示音素的笔画不是自由的形体。同样道理，阿拉伯文字是突出辅音的音素化音节文字，元音不在字上面体现出来，或者用附加部件在字上体现出来。［15］［p.216］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字记录语言单位的主体状况，把文字分成2种大类型，4种小类型：
表意文字(1)词文字：古代汉字(2)语素文字：现代汉字表音文字（3）音节文字：整体音节文字：日语的假名音素化音节文字：朝鲜的谚文辅音突出的音素化音节文字：阿拉伯文字(4)音素文字：英语等许多语言的文字。把文字分成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不是说有的文字只能表达口语的意义，有的文字只能表达口语的声音。只是从单字的直接功能出发，看它是跟有意义的语言实体单位，还是跟没有意义的语音形式单位直接联系。
为了避免理解的分歧，我们也可以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分别叫做“语符文字”和“语音文字”。“语符文字”中的字直接对应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口头语言的符号单位，包括词、语素。“语音文字”中的字直接对应口头语言的形式单位包括音节、音素。汉字不是“音节文字”。
每个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在声音形式上一般是一个音节，所以有人把汉字叫做“语素－音节文字”。这种名称实际上是把字跟语素的关系和字跟音节的关系错误地等同起来。
在汉语中字跟语素基本上是一个对应一个的关系，所以汉字是语素文字。但是，字跟音节的关系一般是多个对应一个的关系，例如“yí”音节就对应“咦、仪(式)、移(动)、姨(妈)、遗(失)、疑(问)、彝(族)、(适)宜、贻(笑大方)……”这么多的字。但是，如果汉字像日语的音节文字假名一样记录一个抽象的音节，只需要一个字。现代汉语有大约1300个音节，如果采用音节文字只需要大约1300个字。可是现代汉语通用的字就有7000个，字和音节的数量是1比5。可见，汉语的字记录的是具体词语中的“具体音节，而不是从汉语中抽象出来的音节”［9］。所以“它是记录单音节的词和语素以及音节的文字”［14］中的“以及音节”应该去掉。
善于类推的人也许会不满意地说：汉字也不是跟语素一一对应的啊，例如“开花”和“花钱”中的“花”。是的，但是这种情况相对来说，非常少，而且如果有人带头，完全可以用“扌＋化”创造一个新的字来记录“花钱”的“花”，即使两个“花”的语音本来就相同。
3.文字类型和字数、偏旁、字组
字的总数量跟特定语言单位需要的字数构成反比例关系。
“在书法家那里，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造型单位……但是拼音文字的数量，无论哪个民族都不能与汉字相比拟，它们至多也不过数十个，造型单位太有限了。”［6］这是“外行人”说了内行话。
为什么字母的数量比汉语的字的数量要少？因为字母是表音文字中的字，字母直接对应的是语音单位。汉字是表意文字，字直接对应的是有意义的语素，有的是单音节的词。语音单位中的音节、音素自然比语言单位中的词、语素在数量上少。
不过，事物总是辨证统一的。在用表意汉字记录的汉语中，字的总数多，但是记录一个词需要的字却少，平均只要2个左右。例如：“人”、“国家”、“现代化”。相反，英语的“字”(字母)的总数只有26个，但是记录一个词需要的字，平均需要6个左右。例如：“a”、“do”、“get”、“note”、“study”、“deadly”、“inverse”、“national”、“beautiful”、“naturalize”、“originality”、“unfrequented”、“rearrangement”、“unexceptionable”、“impressionability”。
这种反比例关系，如同数学上的十进制跟二进制的关系。十进制虽然有“0、1、2、3、4、5、6、7、8、9”十个符号形式单位，但是表示“”这个数目只要1位数字“5”。然而，二进制虽然只要“0、1”两个符号形式单位，但是这个数目需要3位数字“101”。这是系统自我平衡的需要。古代汉语的音节数量多，所以单音节的词多；现代汉语音节数量少，所以多音节的词多。其中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部件和字组在不同文字类型中有不同的表现。
什么文字需要用部件对字进行内部结构再编码？如果一种文字的总的数量超过一定数量，例如超过100个，人们就会想办法对字进行内部再结构，使相对无限变成相对有限，使相对混乱变成相对有规律。
例如，词文字、语素文字因为直接与成千上万的词或者语素发生联系，因此字数量必然成千上万。因此，包括词文字和语素文字的表意文字必然会有部件。这些部件根据词或者语素的声音和意义的全部或者局部进行形体上的设计，但是不是等同它们的声音和意义。表意文字中的部件，因此可以分为“义旁”、“音旁”。有人把“义旁”、“音旁”分别叫做“义符”、“音符”［8］。有的部件因为在设计、演变和改革中没有或者失去这种明显的声音和意义联系，就只能叫做“记号”，例如“赵”里面的“×”。
造字方法中的“象形字”是由一个“义旁”构成，“会意字”是由几个“义旁”构成，“形声字”是由“义旁”和“音旁”构成，“指事字”是由“义旁”和“记号”构成，“假借字”是由一个转变功能的“音旁”构成。
表音文字中的音素文字不会出现部件。因为一种语言经过音位归纳的音素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几十个。因此音素文字往往只有几十个字，用简单的几种笔画就可以设计这些字的形体，不需要再分解成部件层次。
但是，表音文字中的音节文字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有的语言音节数量不多，例如日语只有大约100个，所以日语设计的音节文字，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不需要把这个音节再区分部件。然而，朝鲜语言的音节有几千个，作为音节文字的朝鲜文字，必然会有几千个对应音节的字。几千个字，如果不再分解，记忆起来相当困难。所以，它在内部又根据构成音节的音素的不同分别用不同部件代表。如果朝鲜文字不是局限在传统文字汉字的音节方块的影响中，那么可以把这些表示音素的部件直接变成独立的字，就变成更加方便的音素文字。表音文字的部件必然是单纯的“音旁”。
4.字和文字类型的错误认识
如果把字和词的关系等同起来，就会误解或者颠倒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例如安子介为了保持汉字的外表不变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统一声旁的读音”［1］试图改良那些不合理的形声字记录的语素的声音。他说用“非”做声旁的字有17个，如果这17个字统一读“非”就很方便。他用“非”的声音读了“悲哀、悲伤、悲痛、悲凉……可悲……”一共28个词，没有出现一个跟“非常、非凡……除非……”等词同音的现象。可是，谁能够说和听“非哀、非伤、非痛、非凉……可非……”这样的词呢？文字可以改革，语言却不能这样大面积改革。这个起码的语言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但是，即使文字可以全面改革，对于文字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因为不容易就否定文字改革的普遍性规律也是不对的。
徐通锵完全放弃原来的《语言学纲要》对文字的功能分类，只是从来源上把文字分为“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10］。这就好像把中国人不分工人、农民、解放军等，只是分本地人和外国人。但是，有些地方又提到文字的功能类型，例如“汉字是表意文字体系，与印欧语的表音文字体系不同”。
徐通锵因为“不少语言文字学家为实现汉字的拼音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没有最后使汉字被汉语拼音彻底代替，所以提出语言结构特点制约文字发展方向的理论，证明“汉字难以实现拼音化的改革”。［10］［p.386，382，385］仅仅100年时间，在汉语拼音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就给文字改革这样一项需要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下这样的结论，显得太性急太武断了。
胡明扬不仅明确从文字的功能分类的角度，把文字分为词语文字、语素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而且批评了汉字是一种“语素·音节文字”［11］［p.163］的不准确的说法,认为“语言的特点制约文字的特点”“缺乏证据”。“同一语言可以采用不同的书写符号系统”，对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献的文字进行改革，特别是进行文字类型转变的改革，必须非常慎重”,才能避免遭到多数人的反对。［3］［p.247，251，266］
主要 ［1］安子介.劈文切字集［M］．香港：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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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万宝．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J］．上海：书法研究，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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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革的定义篇3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高校院系；档案管理；改革策略
高校院系档案主要是在教学、教研以及学生管理工作中形成的各类资料，这些资料与日后院系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的院系档案管理方式存在很多弊端，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以此提高院系档案管理的效率以及价值。数字化时代，为院校档案管理改革提供了很多有力条件，比如信息技术的应用等。
1 数字化时代下的高校院系档案管理改革的必要性
数字化时代，高校院系档案管理工作越发重要在，既与院系自身发展息息相关，也与整个学校的发展密不可分。现阶段，高等院校办学模式已经不在趋于集中化，而是向着多元化、多层次化方向发展，无论是办学形式，还是办学功能等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特别是现阶段我国高校内部体制管理已经开始改革，应用的是院系级管理体制，很多的管理职能都已经下放到各个院系。就档案管理工作而言，早期一直是由学校统一负责管理，而现今已经下放到各个院系负责管理。换言之，随着高校管理职能的下放，院系职能范围扩大，其中就包括档案馆管理职能。各个院系档案主要集中在教学、学生工作等方面，而这些方面的档案对高等院校的教学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有积极的作用。传统高校院系档案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比如某些教学档案要随时抽调出来应用，时常要进行检索，如果要查找很多年以前的档案更麻烦，如果采用数字化的检索方式或者是应用其他档案管理方式，对提高档案利用率、提高档案检索速度都会意义的作用。
2 数字化时代下的高校院系档案管理改革需要解决的困难
数字化时代，虽然很多高等院系对档案管理改革都比较重视，也取得了一些改革成果，但是依然处于摸索阶段。要想彻底的完成档案管理改革工作，还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首先，院校档案管理通常是事后行为，院系工作者重视程度并不高。因为院系档案通常指的是原始资料，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管理等过程中产生。主要是为了完成预期目标而产生的资料。等到既定目标完成后，形成的其他材料并没有得到重视，使得很多档案资料都未及时收集、整理，这对档案价值挖掘非常不利，更不利于为日后的档案管理改革提供相应的数据。
其次，因为院系部门属于高等院校管理的基础单位，档案管理最为一项基础性的管理工作，别看作是无形劳动，既不需要考核，也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所以日常工作中，就很少有人对档案管理工作上心，更何况是档案改革工作，基本上无人相应。
第三、院系档案管理是基础性工作，非常容易被人忽视，而院校管理者普遍认为行政工作比较重要，待到管理者完成行政工作之后，已经没有过多的时间来管理档案。很多时候，院系的档案管理工作都是由兼职人员完成，这就会出现职责不清、相互扯皮推诿情况的出现，这为档案管理改革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第四，现有的档案管理手段过于落后，比如依然运用人工方法来编制档案目录，人工检索档案中等。这导致档案管理效率低下，占用大量的时间，这也是管理人员对档案管理工作应接不暇的主要原因。
3 数字化时代下的高等院系档案管理改革策略
通过上文论述，能够明显看出，对于高等院系档案管理工作来说，管理改革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其可采取的改革策略有以下几点：
3.1 要重视和关心档案管理工作
不断提高院（系）级档案管理水平。院（系）级领导应把档案管理改革工作列入行政管理工作议事日程，院（系）级班子成员中要有专人分管此项工作，平时要加强对档案管理改革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安排管理水平高，责任心强的院（系）级办公室管理人员担当此项工作。要建立检查监督激励机制，把院（系）级档案管理工作做得出色的人员推荐到学院作经验交流。并且，真正把院（系）级办公室档案管理改革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做到奖惩分明，使院（系）级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改革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3.2 要提高院（系）级办公室兼职档案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的院（系）级兼职档案管理人员都不是档案管理专业毕业的，大多是“门外汉”，档案管理知识很粗浅，不能很好地胜任此项工作。这就需要高校创造各种机会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可以采取送他们到档案管理工作做得好的高校去学习，或请外校专家来作专题讲座。通过各种途径来提高他们的综合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同时要健全院（系）级档案管理规章制度，制定兼职档案管理人员的岗位责任制，不断增强档案管理人员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
3.3 要建立档案管理信息化服务网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加大资金投入建立数字化网络平台，院（系）级档案资料建设在创建传统纸质档案资料的同时，一定要优先发展电子档案资料，这将为院（系）级档案资料建设和管理开辟广阔的前景。建立档案管理信息化服务网络的意义，在于通过网络可以联接分散于各处的信息资源，使所有档案管理信息实现资源共享，使得高校广大师生能够克服地域和时空的局限更好地协调了解学校教育管理信息和各种要求，实现档案管理信息化为一线教学服务。
3.4 建立院（系）级办公室档案资料索引自动化，设置和强化网上查询功能
众所周知，电子档案系统的建立，节省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广大师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不用支付任何费用就可以阅览或下载本院系几年来的文件资料，如经典教案、讲义、电子课件等。这些丰富快捷的电子档案资料对于提高新教师的备课质量，使年轻教师尽快成长起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教师更好地“教”和学生更好地“学”提供便捷的服务。但许多高校院（系）级电子档案功能远未开发出来，这种状况一旦改变，就会极大地推动广大师生间的学习和交流，从而提高教学实效。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知数字化时代背景下，高等院系档案管理改革异常重要，有些高校院系已经具备了改革的条件，要抓准时机进行改革。虽然院系档案管理改革是为了更好进行档案管理，发挥院系档案的价值，因此档案管理改革不能浮于表面，要深入到实际，真正的实现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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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革的定义篇4
关键词：《数字信号处理》；教学改革；应用型本科院校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5-0030-02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广泛应用到图像处理、医学信号处理、信号检测和识别等各个领域[1]。《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也成为了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的原理和方法，为图像处理、语音信号处理、随机信号处理等后续课程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该课程理论性较强，公式推导较多，需要学生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来说，由于其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往往不能很好地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原理，深刻领悟其实际意义，更难将其应用于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因此，应根据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点和需求，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进行教学改革[2-4]。
笔者根据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点和需求，针对《数字信号处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对该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探，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教学改革，以满足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具有理论性强、数学公式推导较多、理论较抽象的特点。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来说，由于其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很容易对该课程产生恐学、厌学的情绪。而该课程传统的教学手段往往以板书教学为主，在授课中进行大量的公式推导和抽象的理论学习，使很多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无法领会其精髓，难以将其用于今后的学习工作中，无法达到该课程教学应有的教学目的。另外，在实验教学中，以验证性实验居多，缺乏灵活性和创造性，缺少具有实际工程背景的设计内容，使实验教学无法达到希望的效果。
三、教学内容的改革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不同于一般本科的学生，往往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就业去向更多的是技术支持和应用，而不是一本学生的深造和研发。因此，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中，应根据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来源和就业去向，合理的设定教学内容，突出实用性，加强理解及运用。
1.选择合适的教材。目前《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广泛采用的教材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程佩青编著的《数字信号处理教程》，但是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来说，这本书的理论性过强，不够清晰易懂。因此在选择教材的时候，要根据学生整体水平选择相对简单、清晰、易懂、重点突出的教材进行教学。为此笔者选择相对简单易学的西安电子科大出版社出版高西全编著的《数字信号处理》作为教材。同时，参考其他经典教材，博采众长，制定适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学习的教学内容，在保持理论的完整性的同时，使教学内容层次清晰，重点突出。
2.合理设置教学内容。《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理论性较强，存在大量的公式推导，容易使学生感到抽象和枯燥。在设置教学内容的时候，应尽量避免和简化公式推导，着重说明其基本原理和物理意义，并注意联系实际，激发学生的兴趣。
3.应合理配置学时。对于重点内容和基础原理，如离散傅里叶变换、Z变换、滤波器的设计等内容，加大学时，打好基础，并充分与实际结合，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对于非重点内容，如快速傅里叶变换等，减少学时，着重使学生了解其基本原理，掌握其思想和精髓。对于边缘内容，如分裂基、格型滤波器等，简述其思想和原理，让学生对这部分内容有一定了解，以备今后用时能够深入学习。
四、教学手段的改革
1.强调数学公式的物理意义。《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内容中大量的数学公式及推导，非常容易导致学生的恐惧心理。在进行这些部分的授课时，应先强调其物理概念，尽量使用画图、多媒体演示等方式形象地让学生对公式和理论有感官认识，再讲解数学公式及推导部分，这样学生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才能够准确深入地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原理，而不是面对一堆复杂抽象的公式。
2.在课堂教学中引入MATLAB软件。MATLAB软件是一种功能强大、使用简单的工具软件，广泛地应用于教学和科研中，其自带的数字信号处理工具箱，更为其应用在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教学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应用MATLAB可以很容易地进行信号和系统的傅立叶变换分析、卷积运算、滤波器设计、信号滤波等工作，使学生可以直观地看到各种原理和方法的过程和结果，有利于学生对原本枯燥和抽象的理论产生感官印象，加深理解。
3.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是教学手段改革的主流，具有生动、形象、直观和信息量大等特点，恰当地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授课的效果和效率。针对本课程涉及数学知识较多，公式推导烦琐的特点，笔者采用板书授课和多媒体授课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例如，采样定理中的信号采样及恢复这部分内容，其概念比较抽象，数学公式又比较烦琐，如果仅使用板书教学，只能够画出一些特殊采样频率的恢复效果，不仅耗时、效率低下，而且学生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在介绍这部分内容时，笔者采用多媒体课件动画演示的方法，将不同采样频率下，信号采样及恢复的全过程用课件中的动画形象地表现出来，使学生能够轻松掌握，加深理解，记忆深刻，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实验教学的改革
实验教学是课堂教学有力的辅助，对学生消化、巩固和应用所学知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实验教学的改革，应降低验证性实验的比例，增加综合设计性实验，通过建立通信信号、语音信号和图像信号库，设计若干选作实验，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实验条件和基础，并尽量把最新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引入到实验中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认识到学习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理论的学习、公式的推导和习题的计算，而是要把理论应用于实践，为己所用。
六、结语
本文根据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点和需求，针对《数字信号处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对该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探，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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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冬霞，李波，孙福明，周军.应用型本科院校《数字信号处理》的教学改革与探索[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6）：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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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丽丽.贾亮.“数字信号处理”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实践[J].中国电力教育，2012，（34）：70，76.
基金项目：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学研究课题（校教务发[2012]26号）
数字化改革的定义篇5
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争论的第一次高潮，就是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的。
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尖锐地指出，一旦向民众去普及教育，汉字的繁难便成为最大的障碍。尝试过科举又专攻过英语的卢戆章（1854—1928），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创造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在这一方案的原序中，他发出了“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的感慨［3］。
在卢戆章之后的王照（1859—1938），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避难两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1900年秘密回国后，用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拼音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从两位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他们都认为汉字繁难，民众无法坚持学习，需要有帮助学习的拼音字母来减少难度。
卢戆章和王照除了说明表意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缺乏可归纳性因而难于记忆外，还指出了汉字难学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它经过太厚的历史积淀，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形、音、义要素，又被复古者蓄意固化，不使与现代契合，遂使汉字难上加难。王照的以下论述非常尖锐。他说：
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音读，必与当时语言无二，此一定之理也。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则变易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亦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此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而变，二者日趋日远，而因无文字为语言之符契也。［4］
王照的这一论述所以深刻，在于他批判汉字繁难时，并不绝对指责汉字客观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强调了“饰智惊愚”的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根据这一说法，汉字的繁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
两位代表人物都不主张废除文字，只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卢戆章和王照的切音方案，由于不涉及汉字的存亡问题，在当时属于平和执中之论，所以推行的阻力并不十分大。特别是王照的官话字母，曾一度推行甚广。但就理论的论争而言，他们并不居于前沿。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论争最激烈的，应属吴稚晖与章炳麟各代表一方的论争。
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世界语）。同年，章炳麟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5］，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这篇长文中，章炳麟驳斥了“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6］的说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看，并不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同时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于政府是否重视和认真推行，归咎于文字的优劣是难以说服人的。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④c］章炳麟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
章炳麟“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章炳麟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7］
章炳麟是中国近代在国学上成就最为昭著的爱国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熟悉，逃亡日本后，经过对比，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应当说，他在汉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代表了具有丰厚国学根底、维护中国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立场。这种立场大体可归纳为三点：
（一）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
（二）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因此，汉字是不能废除的。
（三）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
以上三点，第一点已经成为近现代人的共识，后两点在当时不但没有取得一致结论，而且继续引发了新的论争。
三
如果说，吴稚晖等人关于取消汉语汉字的激烈言论在当时尚未发生很大影响，那么，在1918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主张便不容忽视了。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8］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在特刊上发表了《汉字革命》一文。他批判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认为应当响亮而明确地提倡汉字革命，也就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说：
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这样，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目标的文字改革高潮，便由钱玄同这一纸对汉字的檄文掀起。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投入了这场文字改革运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简化字的推行。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字。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他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案通过并组成了汉字省体委员会。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也有人撰文赞成简化字。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手头字”也就是简化字），选定了第一批手头字300个，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
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发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尽管有一些人提出改革汉字，甚至激烈到要“废除汉字”，但是，他们的主张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是有本质不同的：
首先，这时的汉字改革，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工农群众不受汉字之苦，他以为，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他还提出，文字改革可以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鲁迅也提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9］，要“将文字交给一切人”［10］。这时的汉字改革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它无疑是进步的。
其次，这时的汉字改革，从宏观的理论上虽少有缜密的讨论，但却有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案。从黎锦熙提出用“词类连书”（即多音词连写）来解决多音字问题，赵元任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到瞿秋白设计出“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可以说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用切切实实的实际行动来为教育的普及、汉字的改革，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尽管他们的呼声很高、态度激烈、进程迅猛，但是爱国救民的立场和动机使他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即使是鲜明地喊出“打倒汉字”口号的钱玄同，也在《汉字革命》中说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提出了10项筹备事项和5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瞿秋白更是认识到，实行新文字并不是立刻废除汉字，而是逐渐把新文字推行到大众生活中间去，到了适当的时候才能取消汉字。
废除汉字的主张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钱玄同的老师章炳麟明确表示反对废除汉字。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两种爱国动机相同而主张截然相反的意见，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今天看来却互相补足，彼此消除了片面性。
毫无疑问，汉字在历史上是为书写文言而发展演变的。中国文化史上言文脱节的现象是畸形的。它有利于文化的垄断，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文言提倡白话”以及“语文大众化”这两个重要主张，正是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振兴中华。当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与垄断文化沆瀣一气的复古思潮所造成的汉字繁难现象，必然会与之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汉字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产生激烈的争论，是势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
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钱玄同的学生梁容若在追悼钱氏的诗中说：“离经畔道为苍生，实大声宏有定评，我侍康成余六载，粗知矫枉即衡平。”［11］这便是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解和中肯的评价。
但是，在这一阶段关于汉字的论争中，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1941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吴玉章同志做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了新文字运动方向的正确和取得的成绩外，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是关门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带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些同志常常不免提出过左的口号，并且常常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使新文字太政治化，自然就造成了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二是宗派主义。他指出，“要打破以前的宗派主义，不仅要和国语罗马字根本改革中国文字的同志合作，就是一些改革汉字，如简体字各种改革文字运动的人，都应引为同志而共同努力于中国文字的改革，打破一切狭隘的观念。”第三是主观主义。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新文字是行不通、大众不会欢迎的”，另一种是“新文字是很容易的，只要得到政府的赞助，热心人士的推行，就可以顺利地成功……很迫切地要代替汉字以至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人脑筋中生活有长久的习惯，而且还有表意文字的长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废弃，短时期就能改变习惯的”［12］。
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来回味吴玉章同志的这段话，应当认为，他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积极而扎实、客观而冷静的，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
5
回顾20世纪初期汉字问题的争论，我们还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也就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初期运动的延续。从1947年3月在上海成立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到1952年2月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紧紧地相衔接，时间仅隔五年。建国以来文字改革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初期运动各方主力的合流。而在建国以后提出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初期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实现。所不同的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从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变为政权所支持的政府行为。这种转变，一方面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大大有利于规范的统一和推行。也正由于它的这种性质，所以在政策、方案确定之前，如不充分尊重和认真吸取专家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就难免考虑不周，造成业务上技术上的失误，影响推行的效果。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设制汉字简化方案时，一些专家和语文工作者曾两次集中地对草书楷化的简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底，在确定简体字选定原则时，语文工作者提出：“草书楷化的简体……弧形交叉和笔画的勾连，使得汉字的字形差别减少，不仅增加初识字人认读和书写的困难，而且草书楷化的形体远不及正楷体那样结构匀称、美观。因此，草书楷化字体不适于印刷，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12］1954年4月，在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征求意见时，北京的出版、教育、新闻部门又一次提出：“草书笔画增加了汉字的结构单位，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把它归并到现有任何一个部首里去，这就使原来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词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等不能继续使用。同时，草书笔画不易为初学的人掌握，难于称说，不便书写。”“宋体字夹杂草体，甚至一个汉字的一半是宋体，一半是草体，形式上很不协调。”［13］从简化字使用的具体情况和汉字构形的规律来看，上述意见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具体业务部门机械执行个别政府领导人关于“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的指示，致使上述意见未被采纳。从现有简化字来看，一些不十分优化的简字，大部分来自草书楷化。例如：“头”——单独用是“頭”，在“实”下对应“贯”，与“乛”合成“买”，使部件的结构功能产生混淆；“爱”与“庆”——都去掉了义符“心”，失去了最重要的造字理据；“东”与“东”——区别度过小，很难分辨；“专”、“韦”、“书”——不适合印刷体，也不便记忆、书写；……等等。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语言文字问题在它自己的科学规律，单靠行政命令是难以做得恰到好处的。在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微观的技术问题一定要经过专家和群众的充分讨论。吴玉章同志在1941年指出，新文字方案是几十年来许多人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但也还不完善，还要许多人来研究改进。事隔半个世纪，他的这些话，在50年代甚至现在，仍然是适用的。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深入，更加符合科学的、客观的规律，才能使汉字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50年代的汉字改革，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但是，20—30年代提出的问题，对最终要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所产生的一些疑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归纳起来，这些问题是：
（一）汉字是适合汉语的，它与拼音文字优劣恰好互补。几千年来，汉语与汉字的使用者习惯了用字形和音节来区别词与词义，用字面的造字理据来沟通字与词。如果一旦完全改为拉丁化这种表音的音素符号，虽然是取彼之长而改我之短，是否可能同时又是弃我之优而用彼之劣？
（二）为群众扫盲和初等教育所设计的文字改革方案，如何能与高等教育衔接？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掌握更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甚至还要掌握古汉字、古汉语，会不会由于文字改革走拉丁化道路，在初等教育结束后，给继续提高带来困难？
（三）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现代文字如果完全改为拉丁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会不会产生历史典籍无人读懂、优秀传统无法继承的后果？
这三方面的问题，同样出自爱国的思考，既是现实的，又是深刻的。如果不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的工作将会引起许多思想的困扰。然而在50—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机会。
五
从70年代末开始，关于汉字的争论又一次活跃起来。这一方面由于科学讨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上述那些关于汉字改革的疑虑得以充分发表出来；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后期，信息时代不宣而来，汉字在信息处理上又一次面临考验，触动了改革它的初衷。但是，80—90年代汉字问题的争论，具有与前两次争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80—90年代，为文字改革作准备的三个措施——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作为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施行了40年左右，由文化垄断和复古思潮所引起的人为的汉字繁化现象，得到了初步的解决，特别是在普及教育问题上，由于初等教育阶段需要掌握的字量不算太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又为识字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汉字与普及教育的矛盾缓解了；而与此同时，汉字简化在总体方案制订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有所暴露。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问题更为明显，取消“二简”又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汉字理论指导汉字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加之，在80—90年代，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和对历史传统的急迫呼唤这两个表面看来十分矛盾、实际上却相辅相成的社会实际，带来了关于汉字的很多新问题。例如，古籍整理要采用计算机这样的现代化手段，必须建立字形繁多的古籍字库，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字量因而必须扩充。大量文物文字出土，解读、整理、贮存这些新的字形、字体，也使汉字问题远远超出了普及教育的范围。
在20世纪50—60年代，从主导的思想说来，汉字的废除已成定论，只待时日，许多措施都是在这一主导思想下产生的；而在80—90年代，废除汉字的定论已被打破，汉字的命运成为一个允许讨论的问题。这样，汉字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以上现实，使20世纪末关于汉字的争论，带有了不同前两个时期的全新色彩。一个世纪以来，汉字顺应封建文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使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它的社会作用产生疑问，许多人为改革汉字、寻找与新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形式艰苦抗争、努力奋斗，但是却忽略了对汉字的科学研究。在新的时期，很多真心拥护普及教育，对既往的文字改革表示理解与崇敬，并真心关注汉字命运的人，日益认识到，不弄清汉字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不对汉字的构形和使用的规律做出符合事实的探讨，不真正明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不从汉字的规律出发找到一条整理和规范它的科学途径，我们不但很难回答在前两次论争中未能解决的问题，也难以使现时代的汉字应用——教学、信息处理和管理规范——走上科学的轨道。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字问题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一种转变：如果说，在上两次论争中，人们的思考还是偏重于政治的和社会的；那么，在20世纪跨向21世纪的新时期，关于汉字的思考实际上更偏重于科学的和本体的了。
在汉字的科学研究日趋深化的时候，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就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澄清思想的混乱，走出方法的误区，坚持唯物辩证的文字观，必须尽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认为，90年代的汉字研究，首先应当确立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坚持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加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以字形为中心，探讨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
什么是汉字的本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固有的积习。这种积习，是早期汉字研究中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带来的。它造成了“小学”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是以义为出发点又以义为落脚点，忽略了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的相对独立价值，经常弄得“字”与“词”混淆，文字学与训诂学划不清界线。
从内因论的角度，汉语与汉字既有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诚然，汉语的推动，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汉字规律的研究，不能用汉语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汉字的发展除了适应汉语外，还有它自身独立的规律，唯有弄清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才能对汉字的历史、现状中的诸多现象进行解释，从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个别利用金钱浸入学术环境贩卖伪科学、打着“复兴汉字”的旗号侈谈“维护汉字”的人，完全弄不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他们或者将二者的关系割裂，提出把“口语词”和“书语词”分开；或者将二者混淆，做出“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的荒谬判断，这些都是对讨论汉字本体问题的一种干扰。
（二）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通过对汉字总体系统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创建科学的汉字学与汉字史。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孤立地研究它的个体，是难以认识它的内在规律的。然而要从总体系统着眼来研究汉字，又必须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另一种积习。那就是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对汉字的研究一般以个体为对象，着眼于对单个汉字的考据。虽然《说文解字》是一部富有系统思想的汉字学专书，但是，后来的小学家们只注意其所提供的形体与意义的考证，而较少注重书中包含的构形系统思想。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汉字本体研究的障碍。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它们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和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
从系统论的角度，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和比较研究，才能称为汉字史。有了科学的汉字史，汉字的发展趋势才能清楚，汉字的改革方向才会进一步明确。
（三）坚持矛盾统一的观点，批判汉字发展的自发论，考察汉字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内部呈现系统的趋势；但是，在社会使用的汉字字符群属于开放的系统，从个体字形看，识读时要求字形理据强，易于讲解；书写时又要求字形简单，只留轮廓。繁与简的矛盾随时存在于汉字内部。从群体功能看，汉语词汇的丰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迫使汉字字量不断增多；而人的记忆负荷是有限的，现时中国普通的文化水平还不很高，又随时在抑制汉字字量的扩展。多与少的矛盾也存在于汉字系统的内部。从书写的规范看，字形的统一成为社会交流的最大利益，而个人书写又不能完全避免随意性。杂与整的矛盾在汉字结构系统的内部也时张时弛。因此，汉字总体系统中随时都在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处于不平衡的矛盾状态中。正是这种内部的矛盾推动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演变绝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成为系统变化——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汉字系统的规整，不可能是自发的，人对这套符号系统的规范和调整十分重要。当然，在把握汉字发展的脉络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汉字既是一种可以人为调整的信息符号，但它的社会约定性又不能违背。所以，要想使汉字呈现出有序的系统状态，既要重视人为的规整，又不能违背社会的约定性和符号内部自身的规律。顺应汉字发展的趋势，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我们才能有对汉字成功的规范，也才能不断调整和改进汉字的改革方案，使之既不割断历史又能有利于未来。
六
前面讲过，要使汉字的规整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同时又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必须加深对汉字本体的科学研究，把握住它自身的规律。例如汉字简化是解决汉字繁难的重要措施。但是过去公布的简化方案在实用中显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个别简体，不但在古籍整理中带来问题，在信息处理采用形码的部件切分中，也带来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在选择个别字的简化方式时，仅注意了个体字符笔画的减少，忽略了整体系统部件的规整。
汉字的构形是具有系统性的，简化确实是个体字形优选的重要条件，但它必须服从于整体系统的简化，才能使汉字真正便于各方面的应用。汉字在经过一定的整理后是否呈系统状态？这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中，这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传统的文献文字学，是以《说文》学为中心的。《说文解字》就是一部在对当时汉字人为规范的前提下描写小篆构形系统的专书。如果我们用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对《说文》小篆进一步加以描写［14］，汉字构形系统的实际存在便更为清晰了：
（一）《说文解字》小篆具有一批基础构形元素。由9353个小篆按部件进行拆分到最小，再经过认同和归纳，可以得出367个基础构形元素，我们称之为“形位”。其中314个是形、音、义具备的成字形位；53个是有形而无音、义的非字形位。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构字功能，是构成汉字、表现汉字造字意图的最小的功能客体。
（二）小篆的组构是依层次进行的。个体的小篆是形位的累积。每个小篆或只有一个形位，或可拆分出一个以上的形位。而已经进入构字、体现了自身功能的形位及形位的组合称作构件。在拆分过程中可以看出，形位累积为字符不是平面的堆积，而是依层次有序地进行的。在每一级组合中，随着构件中形位数不断增加，结构都发生着质的变化。汉字的结构层次是有序的，改变结构次序也就改变了这个汉字。有序的层次是汉字构形呈系统性的重要根据。
（三）小篆的每一层次的组合，都有固定的模式，每种不同功能的组合都可归纳为一种构形模式。小篆的构形模式可概括为六类：全功能零合成，形义合成，标形合成，会义合成，形音合成，义音合成。此六种模式可以涵盖小篆97％以上。现将各种模式举例如下：（附图略）
（四）这六种模式中，义音合成的字占87％以上。其余五种模式仅占12％左右，而且，它们绝大部分都在义音合成字中充当过构件，因而也可以包含在义音合成字的结构中。义音合成字，即传统“小学”所谓的形声字。它以义符为义类标志，以声符为示音标志，前者为纲，后者为纬，构成了标志鲜明的子系统。再以有序的层次来确定每个子系统中个体字符的相邻相关关系，小篆构形系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说文》小篆之所以能够进行定量分析，是因为在许慎作《说文解字》的当时，这种文字体制就已经不再通行于社会，成为一种历史的文字；而且，许慎在经过对字符的优选之后又以字书的形式把这种文字的数目固定了。于是，这种文字体制的结构内部已不再发生质与量的交换与转化。也就是说，它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许慎正是因为把握了周秦时代汉字的发展规律，才对当时的汉字，做出了成功的规范。汉字在隶书和楷书阶段的发展，受到《说文》小篆极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为的规范，又体现了汉字的自身规律。
七
一个经过人为规整的封闭系统的汉字可以把握，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并非一切历史层面上的汉字都经过《说文》这样精密的整理和科学的优选。那些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随着社会种种因素的变化而自发进行着内部元素与内部关系的建构和破坏的字符群，是杂乱无章的，还是也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呢？这个问题对当代汉字问题的解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以西汉隶书为例［15］，来说明即使是开放系统的汉字字符群同样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
在民间书写的文本文字中，存在着同功能汉字的多种字样，必须首先对他们进行三种性质的归纳：
（一）完全相同字样的归纳。这属于去掉重复的工作，是将一切文本形式的汉字改变为字表形式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二）结构、功能相同而书写略有变化的异写字的归纳。这些字的关系属于同字异写，或称同构异写。例如：（附图略）
（三）功能相同而结构不同的异构字。这些字或因构件的选择不同、或因构件的增减不同而异形，但记词的功能是相同的，其关系属于同功异字，或称同词异字。例如：（附图略）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从书写与使用汉字纷乱的文本中，对以上三种字认同的标准，首先是记词功能的相同，其次是结构的相同，第三是书写字样的相同。经过认同与归纳，文本汉字的纷乱现象减少，但系统尚未显现。进一步的工作是采用优化的原则，在诸多异写字中挑选出一个通行的字样作为这一组字样的信息代码，其它字样则作为它的变体。在诸多异构字中，也宜优选出一个通行的字作为正字，其余的根据它产生的原因作为变体字或讹体字对待。字样与字形优选的原则，首先应当是减少和统一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适应汉字的构形模式，使字形的造字意图尽量明确，从而建立与相邻、同类字形的正常关系，找到自己在整个构形系统中的位置。经过字符的归纳和标准字符的确定，整个字符群的结构分析便呈现出如小篆一样的有序状态。这就是经过人为处理使汉字构形系统形成并显现的过程。立足于系统的显现，在这一过程中对个体字符进行优选，完全可以避免以往汉字简化工作中顾此失彼的毛病。而这一目标，唯有冷静的科学研究，细致的对汉字本体进行处理，方能达到。
八
在决定汉字命运的时候，必须首先对汉字历史发展的趋势加以论定。在80—90年代关于汉字的争论中，汉字构形的表音功能究竟有多大？汉字的构形理据是否还存在？汉字还能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还是只能任意解释？这些问题，都要在探讨汉字构形演变历史的过程中来解决。而汉字演变的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汉字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其中包含哪些规律，只有对不同时期的汉字构形系统进行比较才能弄清。试以甲骨文与小篆的构形系统总体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重要的事实［16］：
（一）甲骨文的标准形位有377个，与小篆大体相当，但它的形位变体就有2924个，非字形位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小篆。而且，小篆的构字总量是9353个，而包含上述377个形位的甲骨文构字总量却只有1311个，每个形位的构字频率很低。这充分说明，与小篆相比，甲骨文字形不固定，形位的可归纳程度很低。
（二）在甲骨文的构形模式中，义音合成字只占22％强，而会形、会义、形义等非声合成模式却占到77％强。在非声模式中，甲骨文的纯会义合成字只有7个。小篆所没有的会形合成字与形义合成字高达734个，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甲骨文的构件参构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构件表音、表义的功能尚未发挥。也就是说，在构形中，字符与语言的固定结合尚未完全定型。
（三）甲骨文的结构过程大部分还是平面组合，层次组合只有355个，连一半也不到。可见，甲骨文不但构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而且结构的方式也是图形式的。
以上三点说明了殷商至两周阶段，汉字的整个系统处在由表形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阶段。形位数量的固定和归纳程度的加强；构件功能从表形为主到以表义为主、表音辅之；结构方式从图形式的平面组合到义音式的层次组合——这三点，就是这一阶段汉字演变的主要表现。
再以小篆与汉代碑刻隶书的构形系统作一总体的比较，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
（一）隶书的八分书——以至更后的楷书正字——在标准形位的归纳程度、以义音组合为主体、层次组合占主导地位等方面，完全承袭了小篆。
（二）隶书形位变体、构件变体、异写与异构字的数量大大超过小篆，是因为秦代“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长期缺乏许慎这样的专家进行整理、规范的缘故。
（三）隶书与小篆的主要差别在于，在隶书构形系统中，原来小篆的单形位构件大量变形，大量粘合，对构字意图起作用的单位本来是由单形位的末级构件作基础的，隶书却转移到由字符一级拆分得出的直接构件上。例如：“更”在小篆里是义音合成字，从“丙”、从“攴”，隶书粘合后，“便”、“苏”等字的构字意图就不能从原来的基础构件去找，而要在直接构件“更”上去找了。这说明，隶书的义音化程度比之小篆更加大幅度增强，形体与物象的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构件的表形功能完全被表义、表音功能所替代。
经过比较而看到的汉字构形历史告诉我们，汉字字符本体仍缺乏准确的表音机制，性质仍属表意文字，即使再规整简化，在信息处理上，也不会比拼音文字更简便。但是，它的义音化既有利于构件的总体简化，又有利于字形的个体简化。因势利导，科学规范，充分利用表意文字的内在机制使其更为好学好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做，有利于在初等教育实施时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延续，更有利于在适应当代、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照顾到历史的继承与文化的衔接。
前面说过，汉字作为经过数千年发展的表意文字，的确有它繁难而不适应当代的一面，为了教育的普及、科学的进步，对它简化，为它制定标意符号，以至对它的彻底改革加以思考，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有些人不顾汉字历史和现状的实际状况，硬说它“比拼音文字还有利于信息处理”，“非常易学并能开发智能”，还断言这种繁难的汉字“将会成为世界的通行文字”……用这些说法来否定汉字改革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不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有意的哗众取宠，这是我们无法赞同的。但是，在对汉字命运做出这样与那样的决定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更重要的是，起码在现时，汉字还是我们必须使用和面对的实际存在。我们必须在使用好汉字的同时来思考对它的改革。如何使用以及如何改革，应当也必须求助于历史启示和科学的帮助。加强科学的汉字学的研究，将会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将使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更加科学而减少臆测，并为汉字的应用——汉字的规范、汉字信息处理、汉字教学等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在每个阶段构形系统的测查与描写完成后，汉字构形的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的探讨，当会产生突破性的进展。这样，汉字的性质、汉字的优化和简化等素来有争议的问题，较易取得共识。这些共识将有助于我们为汉字的命运做出慎重的抉择。
注释：
[1]“六艺”及郑众所注“六书”，均见宋刊本《十三经注疏》中《周礼·地官·保氏》及其注。
[2]许慎《说文解字叙》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之说，以知“六书”为“六艺”之先教者。
[3]见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4]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5]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原刊《国粹学报》1908年第41—42期，本文所引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的单行本。
[6]《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所说的“象形字”指表意的汉字，“合音字”指拼音文字。
[7]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
[8]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
[9]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10]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00页。
[11]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3页。
[12]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转引自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
[13]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14]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43页。
[15]本文对《说文解字》进行的分析，原始材料根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根据陈昌治单行刻本影印，1968年12月版），其中个别错字我们经过勘正。统计数字见齐元涛《〈说文〉小篆构形属性的计算机测查》（《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16]本文所用西汉隶书的字样，是从王贵元的博士论文《马王堆出土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所附的字表中撷取的。
数字化改革的定义篇6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崭新课题，同时也保留了一个尖锐问题。我们既然强调商品经济，为何前面偏偏又要加上一个“有计划的”限制词呢？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对旧的计划经济的妥协；或者说，商品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加上有“计划的”是自相矛盾；更有甚者认为，这是“汽车打着左灯向右拐”。
三中全会的《决定》之所以在“商品经济”的前面要加上“有计划的”4个字，文件是有解释的，理由是“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但难就难在计划是怎么做出来的，如果计划严重脱离经济生活的客观现实，又当如何改革？
须知，计划是主观的产物。主观要符合客观的全貌，要追踪运动的事物，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遑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死了，任何鲜活的信息都很难刺激这些老爷们麻木的神经。小至一个工厂，大至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甚至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问题上，都不可能没有一个计划、规划的设想或预案。问题不在于有无计划，而在于一定要分清楚计划和计划经济制度的区别在何处。
究竟怎么做计划，也是耀邦同志格外关注和烦恼的一个心病。说到计划经济体制，在他的工作经历中，起码在“”前，他就主张广大农村应发展多种经营，生产出来的即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商品怎么流通？哪里价高就应该往哪里走。但政府对计划外的生产活动没有兴趣，更不可能根据这种信息，给予诸方面的支持；国有企业也是为生产而生产，为完成计划任务而生产。违反经济规律的错误也在遮蔽着许多真实的信息，以至年末工业报喜，商业报忧。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的国家，无一不是短缺经济。总之，统购统销、统购统配、统收统支的经济政策，天然地压抑着广大消费者一切正常、健康、旺盛的商品需求。
建国以后，在首次举办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基于以上这些考虑，耀邦同志在1983年1月20日为大会作了题为《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重要演讲，他说：“改革势必能触动上层经济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各经济部门、各省市领导机关应如何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呢？他认为：“要多做全局性的规划工作、思想和政策的指导工作、经济信息的传播工作，以及深入的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和先进典型的推广工作。”这些工作都是深受广大干部、群众拥护的服务工作，非常生动地体现了领导工作就是服务工作，就要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其中提到的“经济信息的传播工作”尤其令人耳目一新。
战争时期对信息技术的关注
说到耀邦同志重视信息工作，不妨说远一点。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耀邦同志因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的职务，所以还兼任过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一职。
军委一局、二局、三局都是军委直属单位。军委一局负责作战，需要前线大量的作战信息；军委二局负责情报，更是需要日军、国统区方方面面的信息；军委三局负责通讯，同样要及时反映中央和各根据地的通信联络，这是中央和中央军委不可或缺的耳目核心部门。耀邦同志由于担任军委直属政治部的工作，所以和这些机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和各届局长既是一起工作的同志，也是亲密的朋友。如任一局局长的同志分别是郭天民、李涛、郭化若、边章玉、；任二局局长的同志分别是曾希圣、李涛、曹祥仁、戴镜元；任三局局长的是王峥同志。
这些革命同志，既是政治坚定的领导者，又是业务奇才。红军时期，曹祥仁在一次电台侦听中，竟同时监听了敌人五部电台，瞬间认准一个电台是发送重要情报的电台，即迅速抄录了电文的截听内容上报，从而使我危为安，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在保卫张家口的战役中，傅作义骑兵部队的电台突然白天静默，曹祥仁敏锐判定敌人要从北部草原奔袭张家口，但未引起军区的注意，结果被敌偷袭成功。耀邦同志当时在野战军纵队工作，信息的重要性对他刺激很大。他曾对我说过，如果在张家口之北某处放上一个团，敌军也不会偷袭成功。这个地方就是张北和张家口之间的野狐岭、黑风口、狼窝沟。
在红军时期，王峥、刘寅同志是中央军委通讯电台最早的负责人。他们的驻地和少共国际的驻地相距很近，他们的无线电通讯业务引起少共国际机关的青少年朋友极大的兴趣，耀邦同志就是其中最好奇的一个。他见过电话通话，没见过电台传达信息。他问过刘寅其中的秘密为何，刘寅告诉他：电话是有电线的通话，电台是没有电话线的无线电通话。似懂非懂的父亲对这种神奇的科学技术惊讶得无以复加。谁都知道，革命军队之所以屡战屡胜，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是革命军队英勇无畏，二是指挥艺术水平大大高于敌人，三是技术专业，信息灵通。父亲告诉过我，我军可以破译敌人的密码，敌人很难破译我军的密码，因为我们有一套特殊的方法。
延安审干期间，父亲曾随同志到二局参加审干运动，运动最过分的时候，也清理出若干“特务”。此事引起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极大震惊，军委直属机关，严格保密单位，中央的耳目心腹部门都有这么多特务，那还怎么得了，而且电台中的业务骨干已开始上访。为此，找了一些人了解情况，其中也找了耀邦同志，毛问胡答，边问边答，同时也陆续说出了以后“审干九条”规定的基本思路框架。
军委二局的审干，怎么说呢？开始运动很左，一经提醒，改得也较快，即便如此，一些未了问题还是遗留到改革开放时期才最后解决。“”中，父亲对这段历史写出了交待回忆材料，我看了以后，很受教育，也很感动。
观看“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
时光再倒回到1984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政通人和、劲头十足的一年。当时中国人已经看到了计算机，开始接触了计算机。计算机也对开放的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计算机面前，中国古老的方块文字半可表音、半可表意，很难依照汉字字形编码输入计算机。而按照汉字读音使用拉丁化字母输入计算机，当时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无怪乎当时国内外许多专家断言“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是拼音文字的助产士”。中国人要保留汉字，或者要开创汉字操作系统输入之路，或者要走汉字拼音化输入之路。因为计算机只有26个字母键，而通用的汉字就有3500多个，如果算上《康熙字典》的字就有47035个。上世纪80年代初，严援朝第一个设计开发完成了汉字操作系统，但使用起来很复杂，以后的仓颉码效率有提高，但也不理想。
1984年4月，耀邦同志去河南视察，乔石、、刘杰等同志随行。4月4日来到平顶山市，省委安排耀邦同志一行观看了王永民同志发明的“五笔字型”汉字输入计算机的演示。耀邦同志一行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个的汉字飞快地输进计算机，计算机的功能又集电话、电台、电视、打印、索引、资料库于一身，这种神奇的现代技术，使他也情不自禁地坐下来，试着敲打键盘，输入了“河南平顶山”5个汉字。他还请教发明人王永民：“汉字输入速度和英文输入速度谁快？”“今后，汉字还要拼音化吗？”“汉字改革还有必要吗？”王永民说使用“五笔字型法”每分钟可以轻松打出100多汉字。这种方法打出的字，带唯一性，而拼音法打出的汉字则是一音多字，还要拼音找字。汉字拼音是汉语的音标，英国人总不能用音标写文章吧。汉字还有一个特点，集形音义于一体，每个字几乎都有一个小故事。最后王永民还说：“如果汉字拼音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完了。”
2001年，我国95位院士联名推选出“建国以来我国最大的科技成就”中，第一项是“两弹一星”，第二项就是汉字的印刷技术革命与汉字输入技术的重大突破。当时，很少有人想到，世界正快步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技术时代。
建立中办系统的办公信息自动化
耀邦同志回到北京后，热情宣扬计算机这一新技术，经过研究，中央做出明确决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业务工作进行转向，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耀邦同志主张全面改革，但在汉字上，他不主张所谓的改革。同时在中央办公厅系统，大力推动办公自动化的工作。当四通推出了驰名的中英文打字机后，中央办公厅带头购买，并参加了中办举办的计算机的辅导和培训工作，耀邦同志也走到中南海的西门接待室，请四通的专业人士教他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方法。
中办负责办公自动化的任务由当时的中办主任王兆国同志主抓，中办副主任康一民专管负责完成中办的办公自动化的“进海工程”。具体业务工作抽调了国家有关部门的专业人员，并调王永民同志负责中办、国办系统的培训工作。他在统战部的安排下，在部地下室招待所住了两年之久。同时在中办秘书局下面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办公自动化技术室”，其中一位负责人为喻小林同志。
耀邦同志为办公自动化工作还作了专题讲话。中办发了文件，对这项工作意义作了充分说明：办公自动化的意义是达到“三个服务，四项转变”的目的，即为中央服务、为党政部门服务、为地方服务。转变工作职能，要突出体现在广泛收集党政工作各方面信息和社会舆情上，提高工作效率，各种信息不是简单的材料上报，而是要向军队的参谋部门一样，对信息进行综合分类，随时追踪、监控，随机提出建议，起到参谋助手的作用。
办公自动化的工作，获得党政部门的热烈欢迎。1985年的一号文件首次注明了文件的主题词。中办继新华社之后，是全国第二家使用了激光照排技术的单位。中办的“办公自动化技术室”扩招了一批技术骨干，大量编制各种软件运用程序，使中办的会议、文秘、文件处理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真正起到了核心系统的枢密作用。一年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也开始了这项工作，这对国务院及时了解国家的经济情况及经济运行起到了莫大的好处。尤其是对四化建设，培养党政军人才、公司人才、科研人才、专业人才等各方面的人才提供了一条崭新路径。
信息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有何意义
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使用也会产生某种的盲目性。这一判断对不对呢？建设必需数量的商品住房无疑是对的，但因各种原因，最后使商品住房竟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有之GDP就上扬，无之GDP就下降，这是不是盲目性呢？再如外贸的出口业，有一定的顺差，赢得多量的外汇，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如果严重影响了内需，以至许多国产商品在国外的价格远远低于国内价格。外汇占款最高峰时，竟占年货币发行量的80%-90%，是否也会产生盲目性呢？商品经济如此，市场经济在执行中是否也出现了问题呢？我想当下出现的生产过剩也说明了问题的存在，比如钢铁、水泥、各种建材……需知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长期的生产过剩，就会产生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生产过剩，必须有一套科学严密的防范措施，绝不是打一社会主义旗号就可以自动逢凶化吉了。
计算机的使用可以解决办公自动化的问题，这只是信息技术的一个低级平台。它和互联网结合起来，几乎就可以消灭世界空间上的任何距离，同时也几乎可以消灭世界时间上的任何时差，这又上了一个信息技术平台的等级。计算机、互联网如再加上大数据、云计算，这种信息技术就可以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进行无限量数据的采集，进行无限量数据的运算，这就是一个更高水平的信息技术平台。这种技术将根本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就拿经济领域来说，人们常说的人财物、产供销，信息技术完全可以将其数字化。不但可以全面记录它们的静态数据，而且完全可以将其转化成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动态数据。信息技术也完全可以把产供销的流程数据，化作为犹如江河上游、中游、下游的流水，把握住下游的销量、需求、市场的水量，这样就可以调节加工制造业中游、原材料开采上游的水量及流速，就大大减少产能过剩的危险。多么严密的计划经济都是在有限的经济样本中取样，然后再用这种局部的、有限的数据制定全局性、长远性的宏观计划，没有不出问题的。耀邦同志如果亲眼目睹当今的信息技术，他一定会把这种技术和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规划、计划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比任何国家都关注当代信息技术对国计民生的革命性影响。我国的信息技术不要怕落后，实际上某些技术已走在世界的前列，尤其是我国利用此种技术的空间和市场，比任何国家都有优势。信息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应是：充分利用当代信息技术，始终为社会经济供求关系的平衡发展运行起引导、调节的作用，真正做到为人们的需求，为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而生产。
数字化改革的定义篇7
关键词：美学；数字化；新媒体；赛博空间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数字革命的时代，在数字变革中，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建立了很久的商业模式变得毫无用处，旧的沟通和生活节奏将被代替，传统的 艺术 本体观念被强烈冲击，人们会感到不安，就好像所有我们认为想当然的事情都变得不那么可靠了。尼格罗庞蒂(negroponte.n.)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曾经描述了数字化对人类生存的翻天覆地的影响，并且认为“数字技术可以成为带领人们走向伟人的世界共荣与和谐的 自然 力量”。从来来学的视城看，当代数字技术和“伊托邦”(e-topia)的生成，其重要性不亚于人类 历史 上任何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被解构的传统美学，思考新媒体的艺术生产、消费以及美感经验具有怎样的特性?
一、数字文化时代下的媒介变革
在这个 经济 一体化、文化全球化、社会后 现代 化的时代，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新的艺术创作手段，许多具有绘图、三维动画、虚拟现实等功能的 计算 机软件在不断涌现，数字信息技术使文化传媒正从一种控制工具发展成为一种传播、咨询与合作的媒介，信息与传播技术在图像文化增殖方面扮演了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传统的文化传媒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数字技术新媒介——新媒体
对于新媒体的界定，学者们可谓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一些传播学期刊上设有“新媒体”专栏，但所刊载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有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iptv等。到底什么是新媒体?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不能算是定义，更像是一句口号，we media的口号，我们可以把这句口号理解为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还有学者把新媒体定义为以 电子 信息与传播技术为核心的“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可以视为一种集体智慧。如果没有数字化技术，新媒体完全不可能。因此，我们在这里把后现代性的数字技术媒体称作新媒体，它是广义的，几乎涵盖了影响当代生活的所有新技术。
(二)数字化时空新观念—一赛博空间
赛博空间(cyberspace)，意译是“(电子计算机创造的)通讯、信息空间：网络空间”，指数字技术和全球化网络所创造的虚拟时空、虚拟社会，是在数字文化时代下，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时空世界的数字化时空新观念，在这里，已不仅仅是一个的技术概念，赛博空间同样具有美感特质，迥异于传统美学的美感特质。以后现代性为基本特征的赛搏空间，已经使我们步入了数字文化时代、新媒体时代。新媒体使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复制与拟真，艺术与技术的奇妙糅合使数字艺术的理论意义凸显。
二、数字文化时代新媒体的美感特征
(一)新媒体的数字化复制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艺术品很难复制，复制手段也较为繁琐。因此传统艺术品具有独一无二性。而当技术复制出现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本雅明在其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1936)中描述了传统文艺观中，艺术作品的魅力在于其所具有的“此时此地”和“独一无二”的特质，而机械复制的艺术品如何失却了“灵韵”，看过《蒙娜丽莎》或《泛舟午宴》的印刷画的人也会熟悉这种效果——不管印刷画如何忠于原作，仍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原作的感染力。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在技术上对艺术品或者其中的某些信息进行筛选、复制和传递已经非常容易，在数字文化时代，全都现实都处于丧失其“光韵”以利于无休止的复制品循环的危险之中。从传统摄影向数字图像处理的转型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一张数码“照片”除了“通过镜头和光线定影对一种事物或者事件的记录”这一照片的传统意义外，它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现存多种图像复制、拼贴而成，甚至是一种完全合成的图像生产。
新媒体生产制造的这些“摹本”不仅仅是从前某个原作的复制品，而且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创造，在这种意义上，任何“摹本”都是一种“原作”。同时，数字技术的复制创新力量将美学思想带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这种广泛的普及性作用，将美学的影响引到传统媒介不能深入的地方：不仅仅是地理的空间，更包括审美水平的空间，受众审美能力的快速提升。换言之，开放的整体、技术的造神不仅没有使“灵韵”消失，相反，数字复制技术恰恰是艺术重构“灵韵”的巨大能力，正是善于利用数字技术手段的各种新媒体，巧妙地使经典“灵韵”再生，在形象和受众的互动交流中呈现于当下时刻，并且变得世俗化或非神秘化，创造出的是一种新型的“灵韵”。
(二)新媒体的数字仿真与虚拟技术
虚拟世界是对一个世界的仿真，在物 理学 的意义上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它给受众以真实而深刻的审美体验。新媒体 艺术 大量借助 计算 机虚拟技术或者说数字仿真技术，能够创生与现实世界极其相似甚至一模一样的虚拟景象。如利用“3dmax”等一些3d软件制作出的仿真效果图，及通过一些具有“发布flash格式虚拟漫游”、“全屏展示场景和地图”，“支持导入多地图”、“支持多种音频格式”、“发布视频漫游”等功能的“flash三维全景虚拟漫游制作软件”，可以使房产楼盘、 旅游 景点、宾馆酒店、校园风光等场景轻松的在网上展示效果，让观看者无需亲临现场即可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
如果说过往的平面设计、 工业 设计、建筑设计、广告招贴等是源于现实的物像仿拟的话，互联网上的“界面影像”、花样翻新的 网络 游戏以及数字技术的料幻影视作品等，则将“真实的虚拟” 发展 为“虚拟的真实”。2008年上映的美国科幻历险电影《地心游记3d》(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3d)-影片全部运用最新的3d立体影像技术，将儒勒·凡尔纳1864年创作的科幻小说《地心游记》从纸上的文字“活生生”的再现在银幕上，化为逼真的视听场面，观众带上特制眼镜后即可身临其境的体验地心旅程。在这里，数字虚拟技术创造出一种异质的虚构的现实，彻底突破了传统艺术真实观中虚拟与写实、真与假的二元对立关系，体现了数字艺术， 电子 传媒和现实体验三元合一。可以预见的是，虚拟现实技术将成为人们获取某些真实体验的新手段。我们甚至可以在这种“虚拟真实”中享受到鲍得里亚所说的“超真实”的审美体验。
(三) 新媒体艺术的交互性与动态性
从岩画和巫会的模拟传播，到诗歌和戏剧的口语传播，到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后的文字传播，到无线电发明之后的电子传播，回顾人类的大众传播史我们可以发现，传播的媒介形态日趋丰富，而传播行为日趋自由。由于传播方式的限制，传统艺术活动中各要素间尤其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不能得到很好的实现，数字变革使“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高的感官信号。”我们会发现，新媒体不同于 现代 媒体单向性的传播，它实现了数字化集成与整合，实现了艺术元素间的有机互动，现在的数字照片不能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洗印照片，通过peotoshop等图片处理软件，数字照片可以被任意开合、修补、嫁接、变型等。另一方面，新媒体美学的交互式活性审美基于数字化背景，数字化必然带来的网络化，以及网络化必然导致的交互性，使传播者和接收者的身份转换极其容易。就如人们可以把互联网上的数字照片根据个人美感体验进行修改或剪接等操作，新媒体把美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大增强了受众的积极参与程度，使其共同参与美感体验。新媒体艺术产生出与传统艺术迥然不同的新审美特征，这样的审美不是静观和沉思，而是多元的和动态的交互性的交流。
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塞尔·杜(marcel duchamp)1919年摘了若干幅“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在《蒙娜丽莎》的彩色复制品上，用铅笔为蒙娜丽莎画上了小胡子，其中最有名的一幅就是《l.h.o.o.q》，成为杜尚的艺术名作，而现在给蒙娜丽莎脸上画两撇胡子不再是艺术大师的专利，互联网创造了大众参与、交互共享的动态美学，如尼葛罗庞帝描绘的那样，进入数字文化时代一那些“已经完成、不可更改的艺术作品”的说法将成为过去时。我们能看到许多人在互联网络上将据说已经完成的各种艺术作品进行各种随心所欲地复制、涂抹与扭曲。“数字化使我们得以传达艺术形成的过程，而不只是展现最后的成品。这一过程可能是单一心灵的迷狂幻想、许多人的集体想象或是革命团体的共同梦想。”
(四)新媒体的公共性与大众性。
各种新媒体的出现，使艺术家们纷纷换笔。但是显而易见，各类数字化新媒体并不能帮助艺术家产生更好的创意和更多的灵感，而只是作为一个新型工具，减轻了艺术家伏案握笔、修改涂写之苦，给艺术家带来更大的方便。但是，工具的改变却使艺术生产、消费以及美感经验的范围迥异于传统媒体时代，新媒体使艺术性渗透弥漫日常生活，使更多的人获得美感经验。新媒体把画廊、展厅、电影剧场、 音乐 厅、图书馆等艺术鉴赏的公共场所拉近到个人计算机的桌面上来，从而使艺术作品的影响范围得到惊人的扩大。现任阳光四通媒体集团有限公司集团首席执行官和新浪网(全球最大的华语门户网站)董事局联席主席的吴征先生认为：“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闻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等”。新媒体的这一基本特征使美学可以超越传统国界，超越不同的社会制度和 政治 意识形态，将全人类空前地融为一体。
数字化改革的定义篇8
论文摘要：周恩来主张的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发展、锻炼的机会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平等理论。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民族理论政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本文仅就周恩来对马列主义民族平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行研究。
一、民族无优劣之分。各民族都应当平等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是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它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周恩来同志在认识世界民族问题和处理我国民族关系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在l947年2月l6日致菲利浦．B．道宁的信中指出：“世界的趋势是走向民族及种族平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在l957年8月4日的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绝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越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种族主义的想法。”“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世界上所以有些民族比较落后，这是环境造成的，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这些论述表明了周恩来彻底的民族平等思想，也是对马列主义民族平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二、要坚持民族平等原则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
要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就要了解中国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制定适合中国民族基本国情的民族政策，周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在古代又是不完全统一的，甚至各民族彼此作战，不是你侵犯我，就是我侵犯你。民族间的互相侵犯，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是很多的。”“汉族曾经长时期统治中原，向兄弟民族地区扩张；可是，也有不少的兄弟民族进入过内地，统治过中原。这样就形成各民族杂居的现象，而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比较少，甚至极少。”“我国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形成许多民族杂居的状态。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因此，周恩来同志指出：“历史的发展使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响。”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结成了统一而不可分的关系。
周恩来同志指出，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统治下，中国各民族是不团结的，甚至是互相仇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使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改变为平等、互助的关系”。
周恩来同志对我国民族基本情况的观察分析是全面而深刻的，他不仅正确指出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特点，而且指出了社会制度的变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不仅提出旧制度下民族关系恶劣的根本原因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而且指出新型的民族关系的建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民族平等是周恩来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方面坚持的根本原则。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和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和团结的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早在红军长征时期，周恩来同志就教育干部战士，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1943年，他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和传统的理藩政策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通过对我国民族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赋予了民族平等以真实的内容，并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始终坚持这个根本原则。 三、要消除民族间经济文化上事实上不平等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是由于民族压迫制度造成的，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他要求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实现了各民族平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周恩来同志指出：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今天还存在，历史上反动统治压迫的后果也还存在。”我们要把历史上的痕迹消除掉，不是短时问所能做到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要实行社会改革，这是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根本措施。他认为先进民族有责任诚心诚意地帮助后进民族，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
四、要尊重民族自治权利、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周恩来同志在谈到民族自治权利问题时指出：“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凡是宪法上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以及根据宪法制定的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各种法规、法令，统统应该受到尊重。”他要求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对忽视民族自治权利的倾向进行批判。周恩来同志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指出：信教问题是人民群众的思想信仰问题。l950年，他在藏族干部研究班的报告中曾指出：“关于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不可加以干涉，要尊重别人的信仰。”不信仰宗教的人应当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应当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
周恩来同志在谈到风俗习惯问题时指出：民族的风俗习惯比宗教信仰还要广泛，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否则，就容易刺激民族感情。在对待民族风俗习惯改革的问题上，周恩来同志指出：“风俗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民族经济基础本身的发展，不要乱改。”这就是说，风俗习惯的改革必须尊重本民族人民群众的意愿，改与不改，何时改与怎样改，都应由他们自己决定，别人不能越俎代庖，更不能强迫命令。发展民族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民族风俗习惯改革的前提条件。
五、要坚持民族语言文字平等
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种重要的民族形式，它无论是对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还是对人类的繁荣与进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恩来同志不仅坚决贯彻少数民族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组织调查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关怀民族广播事业发展和书报发行工作，而且大力提倡各族人民，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要互相学习民族语言、文字，促进相互问的感情交流。他指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要帮助他们创造文字。”l956年，在他的亲自关怀下。我国组织了七个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调查。周恩来同志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就少数民族文字的创造和改革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明确提出：“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在他主持制定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规定：在民族教育中，应把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放在重要地位。“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民族的文字应该成为第一种文字”。
周恩来同志在谈民族平等时并不是一般地谈民族平等，而是把它同民族繁荣有机地联系起来，他提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民族平等，繁荣才有保障；只有各民族都得到繁荣，民族平等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周恩来同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不能设想让民族地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这是周恩来民族平等理论的一大特点。